总统的政策·第十四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蒋夫人于1942年11月来到美国之后，由白宫转交给她的礼物中，有一件是新泽西州东奥林奇的凯思琳·奎因太太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夹着一张三美元的汇票和一张剪辑下来的新闻图片，图片上是日军空袭上海之后坐在铁道上啼哭的一个婴儿。写信人要求罗斯福总统把汇票交给蒋夫人；“这三个美元是我的三个女儿捐献给坐在中国某地的铁路上啼哭的这个婴儿的。”
蒋夫人在这次直到1943年5月才结束的长期访问过程中公开露面时，博得了人们极大的钦佩和欢迎，这是自从林德伯格 [ 译注：1927年5月20日至21日，林德伯格驾机从纽约长岛起飞，经过三十三小时三十分钟到达巴黎，第一个中途不停留地飞过大西洋。 ] [ cdhyy注：旧译：林白。 ] 成功飞越大西洋以来，任何人都没有受到过的待遇。正如威尔基预计的那样，美国人对她“洗耳恭听”。她于2月18日向美国国会发表的讲话，使她的听众们万分感动。一位议员说，“了不起，我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事。蒋夫人使得我的眼泪差不多要夺眶而出了。”蒋夫人身穿黑色的富有魅力的中国式旗袍，身材苗条，举止端庄，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声音柔美，她使国会觉得是在“听世界上的一位伟人在讲话”。据《生活》杂志一位着了迷的也是很了解详情的记者说，议员们被她的“优雅凤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惊愕万分……完全倾倒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的讲话的重点是，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为重要，美国应当使它的人民能够在中国进行战斗，而不应在太平洋花费那么大的力量。她说，中国人经过五年半的抵抗之后确信，该“宁可光荣冒险，不愿屈辱认输”，她这番话博得了议员们的起立鼓掌。然而蒋介石不久前偏偏是不愿在缅甸光荣冒险，当然，公众对这一情况是不会知道的。
报刊就蒋夫人访问美国发表的社论强调了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谊，并感到高兴的是“在目前的困难情况下或许在今后更加困难的情况下”两国的这种关系是能够信赖的。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以某种焦虑的神情向伦敦报告说，美国国会出现了在公众感情浪潮的推动下向中国作出他认为“难以实现的”许诺的危险。他的意思是说美国可能许诺为中国收复所有领土。
自十岁至十九岁在美国受教育、言谈和思维完全西方化了的蒋夫人使普通美国人产生的感觉是中国同他们自己是相似的，并不是不一样的。她同威尔基一道在麦迪逊花园广场 [ 译注：麦迪逊花园广场在纽约市。 ] 的二十万人集会上发表讲话，在好莱坞城的三十万人集会上发表讲话，在美国各地进行的资金筹集期间，在芝加哥和旧金山举行的会议上发表讲话，还在几家大广播公司发表了广播讲话。她每天都收到美国公众寄来的千百封信件，一次在美国中西部某地车站作短暂演讲时，车站站长的妻子送给她一盒自己制作的小甜饼。这位站长早上三时得知蒋夫人乘坐的列车上午八时要经过该站，便叫醒妻子，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为了表达她的感情，她使出了最拿手的本事，制作小甜饼。蒋夫人激起了人们表示友善的强烈愿望，人们觉得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普遍愿望的象征：正如卡尔·桑德伯格在《华盛顿邮报》上所写的那样，“她争取的是什么，她争取的是整个地球上的人类。”
然而背地里的情况则有些不同了。她要进行的访问曾经使得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成员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她会诱使罗斯福改变首先打败德国的战略。她自从1942年11月27日乘坐美国陆军部提供给她的飞机抵达美国、哈里·霍普金斯去迎接她的时候起，就立即开始想方设法改变罗斯福思想。蒋夫人患一种周期性的皮肤病，曾要求到美国某家医院治疗。随同她的有董显光、孔家的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霍普金斯驱车把他们送到纽约的哈克尼斯馆，该馆的第十二层楼全部供蒋夫人使用。她在同霍普金斯谈话时对于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事不感兴趣，“她的兴趣完全集中在我们在中国本土采取的行动上。”她明确表示“不喜欢史迪威，表示最赞赏陈纳德”。她告诉霍普金斯，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他迫使蒋介石把他最得力的几个师投入缅甸战役而损失殆尽，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为了达到她的第二个目标，即美国承认中国是四强之一，她用了很长的时间详细地论述她对和平谈判和战后世界的看法，敦促美国立即采取行动，倡议就战后问题举行“四强”会谈。
罗斯福夫人去医院看望蒋夫人，觉得她显得那么“娇小脆弱”，“我真想帮助照料她，好象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似的。”蒋夫人于1月初带着两名护士和孔家的外甥外甥女搬到白宫。孔家的外甥女总是穿男式服装，弄得罗斯福误称她为“小伙子”。蒋夫人随身带了许多丝绸被单，每天都要换，如果午后休息，每天就要换两次。她通常是在房间里用餐，白宫服务人员对于她用拍手的方式呼唤他们感到恼火，虽然每个房间都装有电铃和电话，她却不去使用。她住在纽约华道夫饭店时，特工人员在她外出后就清扫她的住处以及电梯与通道之间的走廊，这是孔家的外甥告诉特工人员说她已经外出才进行清扫。但是后来，她时常改变主意，直到数小时后才出去，或者干脆不出去。特工人员的头头要她固定她的活动安排，她就要求把这个人调走。孔家外甥、外甥女的特权虽然小得多，但也表现出同样的傲慢态度。
作为掌权的宋室人物和独裁者的夫人，她向往皇室的威严。有一次，当她知道Madam在美国是指鸨母的意思时，她相当恼怒地问多恩上校，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事们称她Madam而不称Madame。思维敏捷的多恩回答说，人们对英国女王的称呼是“Madam”，美国军官们用这个词称呼她是表示对君主的尊敬。蒋夫人的面部表情从不悦一下子变为满面喜色，多恩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面部表情变得这么快。”这位客人在后来的访问期间一直表现出非常优雅和具有女王的风度。
由于了解她的魅力，罗斯福在准备同她作第一次会晤时，不是象通常那样让客人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而是在他面前放一张牌桌，在桌子的对面放一把椅子让她坐。罗斯福向他的女儿解释说，他就是不想让他的客人“靠得太近”。经过长时间了解，他发现蒋夫人的决心“坚如钢铁”，与他夫人描绘的甜蜜而温柔的性格完全不同。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约翰·L．刘易斯号召旷工举行的一次罢工，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她用手指划过脖子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罗斯福仰头大笑，问坐在桌子那边的夫人，“埃莉诺，你看见她的手势了吗？”
蒋夫人同罗斯福总统谈的是她同霍普金斯谈过的同样问题。谈到史迪威和陈纳德两人时，她叙述了史迪威与蒋介石自西瓜事件以来的紧张关系。据她说，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指令持“公然极端轻蔑”的态度。她说，两人的关系自那以后一直不好。
她邀请罗斯福总统同她一道去中国访问，她对美国政府中的所有高级人士都发出过邀请，用罗斯福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人进行“引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海军上将应邀到她在白宫的住处访晤她，但是他后来“一直没有弄明白她那次见他的目的是什么”。陆军部长史汀生发现她是“一位非常能吸引人哄骗人的小巧女人”，她“称赞我的双手生得漂亮”，但是史汀生告诫他的助理部长、应邀一同去拜访蒋夫人的麦克洛伊“警惕她说些什么”。她纠缠所有来拜访她的人，要求为空军运输队增派飞机，由于她竭力坚持，罗斯福在C－46飞机试飞以前就下令调拨柯蒂斯·赖特公司生产的这种飞机。C－46飞机投入使用之后，飞越喜马拉雅这段艰难航线时所暴露的结构上的毛病，使飞行员们送了命，使空军运输队已经低落的士气更加低落。
罗斯福尊重蒋夫人，认为她是中国政府中的实权人物，但是不信任她，她在美国呆的时间越长，他就越不易受她的哄骗。她的圆滑同她的魅力相比稍逊一筹。在罗斯福为她在白宫举行的有一百七十二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她向罗斯福提出了美国如何把供应物资运到中国的问题。总统回答说，我们将以上帝允许的速度尽快把物资运到中国，她却针锋相对地说“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人们看见罗斯福的脸变得通红，但是，究竟是因为艰窘还是由于恼怒，无人知晓。
2月末，白宫招待室负责人代表蒋夫人给摩根索的私人秘书打电话，要求财政部指示海关税务人员免征刚刚给她运到纽约的一批特制英国香烟的关税。当发现这批香烟仍然装在船上尚未卸下，以蒋夫人名义打来的电话整天不断，最后财政部无计可施，只得指派一名人员“把香烟卸下用飞机运到这里”。同西瓜事件一样，英国香烟是一件具有意义很大的区区小事。蒋夫人的行为没有表现出她是引导她的国家走向民主前程的领导人。“总统……拼命想让她离开美国”，摩根索对他手下人员说。罗斯福并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的恼怒，而是因为他日益担心蒋夫人的私下举止会受到不利的宣传而有损于她的公开形象——由此而有损于他的政策。
罗斯福除了一心一意要使中国成为战后结构中的四强之一以外，主要目标是使中国在当前继续参战，并在将来同美国结盟。他认为任何国家都不会象中国那样十分可能成为战后麻烦的根源。据最了解罗斯福的萨姆纳·韦尔斯说，罗斯福拟定的使中国未来更加稳定的四点原则是：第一，中国同俄国签订一项协定，防止俄国战后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中国收复被日本和其它国家占据的全部领土，包括香港；第三，支持国民党政府，把它当作唯一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权；第四，以中美两国密切的工作关系为基础来制订美国的远东政策。
罗斯福已经在使中国同各国一切平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他通过谈判废除了美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有其他治外法权、特权和租界。他还说服英国也这样做，只有香港问题除外。美国在1942年10月10日中国国庆节这一天宣布的行动，通过在1943年1月11日与英因人一起分别同中国签订的条约而正式肯定下来，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对中国领土长达一个世纪的入侵就此结束了。蒋介石欢呼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使独立的中国“处于和英国美国同等的地位”。
罗斯福的四项原则和他对中国政策的成功都依据这样一个设想：国民党政府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但是国民党政府能否存在下去却已经成了问题。到1943年，没有一个消息灵通的观察家相信国民党在战后能逃脱一次内部大挑战，谁也说不定其后果如何。然而尽管如此，由于强权概念的缘故，国民党必须受到完全的尊重，就是说这项政策要在神志清醒的假象的掩盖下推行。华盛顿得到的情报没有错。外事部门的报告是有见识的，稳妥的。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官员和记者的一致意见是，国民党无能，腐败，搞镇压，没有代表性，内部弱点很多，不大可能持久。在中国有二十年外交活动经历的乔治·艾奇逊1943年5月作为临时代办抵达重庆之后报告说，“实际上各方面的情况都在严重恶化”，经济方面的恶化正在“导致某种最终垮台的局面”。中国领导人“无法可想”，逃避现实，只关心战后的问题。他的报告没有埋入陆军部的档案之中淹没无闻，而是送到李海上将的白宫办公室。赛珍珠在给罗斯福夫人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了上述看法，她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戳穿围绕蒋夫人访美而出现的种种赞誉。她认为蒋介石政府和宋家是一个集团，没有代表性。她写道：“这是一种独特而又有趣的局面，这种局面当然不会持久。我担心战争一过，人民的不满情绪会爆发，至少是在人民充分恢复元气之后会立即爆发。”另一位能直接与罗斯福总统交往的人柯里收到了白修德为《时代》周刊写的一篇未经新闻检查的报道文稿，白修德义愤地报道了他亲眼所见的1942－43年河南省的大灾荒。他报道了救灾工作“缓慢而不济事”(地方官员继续向饥民征收苛捐杂税，重庆政府“故作镇定”，因为在表面上免除了各种税务，作者最后承认河南农民由于“他们的政府的敲诈勒索已经丝毫不再忠于政府”。 [ 注：《时代》周刊1943年2月22日一期发表了白修德的报道，原文被删得只剩下七百五十字，原文中提到的官员们玩忽职守、贪污腐败、大发横财、继续征税以及人民日益仇恨当局的内容全被删去了。 ]
在国民党首都里的决策者们和外边现实之间总是有一道深沟：堆集在沟中的是由于努力归于失败和徒劳无益的行动而丧生的人们的累累白骨。华盛顿1943年的对华政策不是根据当时了解到的情况制定的，而是根据人们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毕生不变的概念制定的。美国的对华政策不是依据艾奇逊的报告或赛珍珠的信制定的，而是按1912年国会通过的决议(决议欢迎中国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坚决祝贺中国人民“胜利地维护……自理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制定的，也是依据自那以后的三十年间相继出现的各种主张和形象制定的。从实地传来的情况得同这种日积月累的印象展开搏斗，除此以外，这种情况在其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得到了罗斯福的注意和考虑。每当他听到有见地的意见，如果同他已经确定的一厢情愿的政策不一致，他仍然有可能不予理会。这是所有障碍中最令人可怕的障碍。要打掉一种已被接受的主张，就是说要重新研究一些假定，是令人烦恼的，需要拿出比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能够鼓起的更大的勇气。美国国务院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从它派出的使节们的报告中作出推断，而对于这些使节的报告是需要作新的估量的。罗斯福总统不愿正视他决心给予支持的中国政权的弱点，因为他的意图是要使中国作为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四块基石之一。如果除了蒋介石以外没有别人能够保持中国的统一，那么尽管蒋介石有弱点，美国也得支持他。
除了史迪威以外，还有许多人都认为必须用“新思想”来加强也就是说振作起中国政府的精神。面对中国的消极和颓废以及由此对盟军造成的作战潜能的丧失，这些人都想方设法找到某种办法来改善情况。艾奇逊报告说，外国贷款再也无济于事，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能够收复宜昌和通往湖北南部和湖南的农村地区，棉花和农产品的源源而来就能使粮食和布匹的成本下降一半，这个看法是中国经济部长、中国政府中最受尊敬最优秀的官员之一翁文灏告诉艾奇逊的。艾奇逊怀疑盟军能帮助中国人采取一次“坚决的进攻行动来收复……诸如汉口、宜昌等地”。他被“必须有所作为”的要求所感动。“必须有所作为”是像翁文灏这样的中国人以及美国人的呼声，但是同清朝末年改良派的努力一样，这一呼声只是向一个太虚弱太害怕采取改革行动的政府发出的。
美国公众在这段时间里所听到和真心接受的，只是单凭威尔基等人在报告中对中国情况的说法。新闻记者们都受到了约束，因为他们必须从陆军部领取资格证书，而他们为了得到陆军部的证书，得签署一项协议，同意把所写的全部报道送去挂受新闻检查；如果违反协议，就有吊销证书的危险。部分是由于新闻检查，但大部分是由于自愿保持缄默，报界直至1943年都没有发表过关于中国这个勇敢的受到宠爱的盟国的任何现实情况。也许以前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国政府的了解如此大错特错。
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议程，列入了重新研究完全收复缅甸，包括夺取仰光的两栖行动的“安纳吉姆”战役计划的问题。由于主动权现在开始转到盟军一边，美国陆海两个军种的负责人马歇尔上将和金海军上将都强烈赞成把“安纳吉姆”计划作为在中国建立有效基地、以对日本工业和海运线施行空袭的先决条件。重新打通前往中国的道路还有可能使日军在他们控制区中的主要据点处于守势，如果中国军队能装备起来并振奋精神作战的话。从美国的观点来看，这样做比把美国军队投到西南太平洋潮湿的岛屿丛林中发动进展缓慢、战斗艰难、逐地争夺、代价高昂的战争要可取得多。日本人在这些岛屿上的反攻是激烈的，正如马歇尔所说，美国“吃不消再来一次巴丹战役。”如果使日军在中国处于被动，我们就可以“减少在太平洋的危险，发动对德作战”。马歇尔并不是不愿搞讹诈的人，他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对英国人说，除非“安纳吉姆”作战计划得到实施，否则“在太平洋上随时都可能出现一种局势迫使美国不得不遗憾地撤消在欧洲战场上承担的义务”。
英国不赞成这个战役的理由还是那些。他们也能搞讹诈。他们说，既然夺取仰光需要英国的登陆艇，那么必须减少英国在欧洲战场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中的任务。这个问题由美国海军上将金处理妥当了，他提出由美军从太平洋调拨出仰光战役所需的登陆艇。金解决问题大刀阔斧，相比之下，马歇尔则显得文质彬彬了。双方在金提出的意见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必须在一个战斗季节内，即在11月至次年5月之间完成。该战役的发动日期定于1943年11月15日，最后决定将在7月以前作出。
为了使蒋介石同意参加仰光战役，为了平息中国人未能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而产生的怒气(中国以为自己是四强之一，对不让它与会感到难堪)，美英两国向中国派遣了一个高级使团同蒋介石磋商。这个使团的成员有美国空军将领阿诺德、美军供应署署长布里恩·B．萨默维尔将军。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英方代表约翰·迪尔爵士。
在派遣这个使团的问题上存在着空中战略与地面战略之争。在蒋介石和陈纳德的压力下，罗斯福已经开始对“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产生怀疑，赞成采取空军行动，认为这是摧毁敌人的最快最便宜的方式。他建议派遣急于“尽快对日本实行轰炸”的阿诺德作为空军行动的支持者去中国。马歇尔则把代表陆军部意见的萨默维尔派去，以他作为抗衡力量。陆军部认为经喜马拉雅山的空中供应线运去的东西根本不会有地面供应线运的东西多。
这次使命向它的成员们揭示出中缅印战区的现实情况和脱离现实的情况。阿诺德在德里时觉得韦维尔制订的作战计划根本不成为计划，而是“几页措词华丽的文章，叙说这个使命为什么圆满实现”。阿诺德2月4日到达中国后发现，陈纳德对于他的作战行动的后勤工作的看法“不现实”，蒋介石甚至更不现实。阿诺德由史迪威陪同，在蒋介石的山顶别墅(史迪威称为“小人物的贝希特斯加登” [ 译注：西德巴伐利亚州有名的疗养胜地。 ] [ cdhyy注：实指希特勒的“狼穴”。 ] )参加几次会议后，觉得蒋介石“不愿意听别人的分析和道理”。阿诺德作出的给喜马拉雅航线调派一百三十七架运输机(每月运输五千吨补给品必须要这么多的飞机)的保证并没有使蒋介石息怒，答应给一批B－24轰炸机也没有使蒋介石平息下来。蒋介石不但没有象史迪威想象的那样觉得有必要再次博得美国的好感，反而提出了三个新条件：给陈纳德独立的指挥权；每个月经喜马拉雅航线空运一万吨补给品；至11月底以前给中国五百架作战飞机。
提出这三项要求的一个原因是重庆需要陈纳德的空军突击队的保卫，因中国没有空军。高恩说，在美国受训的中国空军学员“没有实战经验”，“因而显然没有作战的能力。”俄国在兰州为训练中国空军人员所花的力气也同样毫无成效。俄国人发现他们给中国人的飞机都由没有经验的人驾驶，或被他们弄毁了，其他物资好像也很少用到抗日战争上去。俄国人说“物资不见了，连个交代也没给。”由于训练计划没有完成，根据租借法案弄来的飞机大都损坏，又不屑于让外国人监导作战行动，中国空军在日本轰炸机春季恢复对重庆的轰炸时根本无力保护重庆。
谈到必须建立和保护机场以及供应燃料的问题，阿诺德发现蒋介石和陈纳德总是“挥挥手敷衍了事。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考虑后勤问题。”在蒋介石看来，对实际困难的一切解释都是“借口，借口”。他要求立即能达到每月空运五千吨物资的目标；“总是有做事情的办法的，事情是必须做的。”他又一次发出最后通牒：“告诉你们总统，除非他满足我的这三个条件，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不能指望我派我的军队参加这个战役。”
“我要是把这些话转告给总统，我就不是人”，阿诺德事后对史迪威说。阿诺德不理睬蒋介石的这道最后通牒，而是继续他的会谈，答应增加空运的吨位，仅此而已。他让机智圆滑的迪尔去“探明”蒋介石是否愿意参加11月份的攻势。蒋介石说他愿意参加，但是没有每月一万吨空运物资和五百架飞机，他不能保证取胜。史迪威进而问他，如果海军的支援有限，他是否愿意参加。“他发疯地吼道，‘我不是说过我愿意吗？’他要宋子文传话给我，说我公然使他难堪。他气得不得了，说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制服他。”蒋介石在2月7日给罗斯福的信中重申了他的保证，也重申了他提出的三项新要求。他在信中宣称，“中国军队将在确定的时间内定然执行它承担的任务。”11月的战役计划由各方于2月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确定下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中国的何应钦和宋子文；英国的迪尔和韦维尔；美国的阿诺德、萨默维尔、比斯尔和史迪威。据韦维尔概述，“一切都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只是“尽最大努力”为雨季过后立即就要开始的战事作准备。
史迪威高兴的是，他的客人们亲眼看到了“中国政府机器”以及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人物——指蒋介石和何应钦——的人品。阿诺德离别时对史迪威说，“你应当得到一顶桂冠”，后来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乔，你的工作简直不是人能干的……。如果什么时候你觉得我能帮忙，请不要客气。”
陈纳德却来告急求援了，他的军事行动受到了喜马拉雅航线空运物资吨位的限制。空军运输队此时每个月只能运送三千吨物资，史迪威把其中的大部分物资用来训练和装备预定要参加缅甸战役的Y部队，其余一小部分给空军。一方面，报纸上公开发表消息大肆报道陈纳德表示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陈纳德的代理人、新闻记者艾尔索普在白宫私下向霍普金斯提出陈纳德的意见。艾尔索普这个人常常会突然大大改变见解。他是罗斯福家的亲戚，是华盛顿闻名的政论专栏作家，他鼓吹飞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武器，在1941年任宣传助理时就把陈纳德当作他崇拜的偶像。几个月后，艾尔索普在香港被日本人抓住，并被遣送回美国，自那以后，通过霍普金斯设法为自己弄到了租借法案驻重庆代表的职位，并于1942年12月启程前往中国。罗斯福当时写信给艾尔索普说，希望能同他一道去看看陈纳德，并说陈纳德到华盛顿来也行。总统往往相信私人使节的报告，不相信官方代表的报告，艾尔索普具备这方面的有利条件。他能书善写，容易激动，能说服人，对局势有肤浅的表面的了解，但是却固执己见，显得学识渊博。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霍普金斯“无疑受到了”艾尔索普接连不断地寄来的信件的“影响”。
艾尔索普的报告是令人吃惊的。还没有到达中国，他就在同回美国的飞行员谈话的基础上夸张地告诉霍普金斯，美国空军在中国面临的局势是“一种国家悲剧……民族的耻辱……给总统、国家和军队丢尽了脸”。他恳求在两个月内召他回国亲自作汇报。抵达重庆以后，他去看望史迪威，经过一次交谈，史迪威在日记中把他错称为“阿尔斯洛普”。他不到两个月就带着中缅印战区的行动方案回到了华盛顿，把一份二十一页的热情和似乎有道理的报告交给霍普金斯。报告的要点是，在选定缅甸战役方案时，我们采用了“规模大、危险多、效果值得怀疑”的地面作战行动，忽视了“绝好的而且容易在空中取胜的机会”。
艾尔索普的方案是把史迪威调开。他认为史迪威是“过激的、眼光狭隘、思想陈旧的常规步兵将领”，“不了解而且完全低估”空军的力量，他对空军的根本态度“只能使我们大家非常接近于蒙受灾难”。他称史迪威对中国人的态度高傲自大。史迪威的训练计划被说成丝毫不切合实际，其目的是想“用美国人代替中国人在战场上进行指挥”。然而艾尔索普有一件事说对了，即史迪威带有蔑意的讲话由戴笠手下的特务们汇报给了委员长。艾尔索普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史迪威压制空军的作战能力并且明确表示只要马歇尔任陆军参谋长，他就继续控制物资的供应，因此，应当把史迪威调开。
想夺取缅甸西海岸的实兑的英军被日军击退，吃了一系列败仗，士气低落，于是反对采取地面进攻的论点又有了得力证据。英军的败北使“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前景暗淡下来。丘吉尔觉得，收复缅甸好象是“一根一根地拔箭猪毛刺那样费劲”。罗斯福开始赞成丘吉尔的意见，并且向马歇尔表示，由于“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同欧洲第二条战线的准备工作有冲突，也许应当放弃。这样一来，更有理由把作战行动的任务交给陈纳德，给他足够的支持，使他能卓有成效地作战。这个主意之所以合罗斯福的心意，是因为可以以此作为早日表明美国在中国战区有活动的最简便的途径，以便同美国作出的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德国的保证相平衡。罗斯福的习惯是，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让那些自己有强烈看法的顾问们去自由行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他打算宽容阿诺德对陈纳德的有限热情，并打算否决陆军部要求中国给予报答的意见，但是他不准备撤换史迪威，也不打算剥夺史迪威掌管租借法案事务的权利。
罗斯福的这个决定，同他在战争期间作出的许许多多其他决定一样，是一种妥协。3月8日，他下令让陈纳德指挥一支空军力量，独立于比斯尔的第十航空队，但是仍然在史迪威管辖之下。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打算建立一支有五百架作战飞机的空军，和达到每月空运一万吨物资的空运能力，而且不要报酬。然而在陆军部的坚持下，罗斯福又提醒蒋介石，空运物资绝不能满足要求，还必须打通地面运输线。罗斯福向马歇尔明确表示，虽然“仍然寄希望于缅甸战役”，但他想在1943年把重点放在陈纳德的空军行动上。修建和改建机场的工作要以“最大限度展开”；陈纳德要从供应的物资中得到一份足以“真正能使他的部队继续作战”的物质，至少在四千吨物资中可以给他一千五百吨，只要超过四千吨，就可以给他二千五百吨。陈纳德可以“完全掌握”他自己的军事行动和战术，但要“经史迪威同意”，这显然是一个行不通的条件。
总统作出上述决定是出于政策考虑而不是出于战略考虑。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在空中和地面行动之间作出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而是致力于实现他使中国拥有大国地位的想法。支持陈纳德正是中国首领蒋介石所希望的，而史迪威坚持要改造中国军队则有损于中国的大国形象。罗斯福对于“加强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努力根本不感兴趣，因为他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习惯于相信中国人发表的获胜战报，没有认识到加强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必要性，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史迪威整编中国军队的计划是蒋介石所反对的。在这方面，总统的直觉是对的，虽然理由并不是很正确。从根本上说，谁也不能违反统治者的意志来改造他的军队；不首先改造社会，就无法改造属于其产物的军队。然而更使人不安的是像“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之类的绰号，这个绰号触怒了与蒋介石同样身居统治地位的罗斯福。他觉得蒋介石应当得到与他自己一样的尊严，由于蒋介石处境困难，蒋介石享有的尊严甚至应比他自己还要多一些才好。
罗斯福在向马歇尔解释他否决陆军部要求的原因的一封引人注目的信中说明了上述论点。总统谈到史迪威在一封信中提到的美国必须对蒋介石采取较为严厉的态度并要蒋介石作出保证的那番话。总统说，这样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头”。委员长不仅是总司令，而且是国家元首，“不能那么严厉地同有这样身份的人说话，我们也不能像要求摩洛哥苏丹 [ 译注：摩洛哥苏丹是摩洛哥国家元首的称号。1957年8月14日，摩洛哥国家元首的称号由苏丹改称国王。 ] 那样要求他向我们作出保证。”蒋介石经历了艰难的道路才成为“四万万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整个中国取得了我们花了两个世纪才取得的成就”。
这番话不是说给公众听的华丽词藻，它明白地道出了美国的幻觉。正如史迪威说过，中国人民具有一种“极大的团结一致精神”，使他们能够顶住坏政府。中国有一种比美国的任何事物都历史悠久和力量强大的文化统一，那种认为国民党只用了十五个艰难困苦的年头就取得了与美国同样程度的民族团结的看法是一种离奇幻觉，是有害的。这种看法使美国政策建立在一种必定要倒塌的基础之上。
史迪威时常斥责对中国军事情况抱有的同样幻觉。呆头呆脑的中国军队的确在可能的情况下保卫着他们的国家，但是，中国每天发布的战报说中国军队在萨尔温江战线上的“激烈反击”和“敌人的损失惨重”。史迪威估计，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战报；然而战报上的东西在美国却受到大肆宣扬。史迪威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当然，这使我的工作更难做了，如果中国军队这么样有战斗力，领导得这么好，还要我在这里干什么？”他仍然认为，只要授权予他要求中国为取得按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作出让步为条件，他就可以要求改造中国军队了。史迪威觉得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时常为他的这个论点辩护。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美国物资和技术，若由他自己作为一名军事训练的最出色的专业人员来指导，定能发挥威力，取得预期的结果。史迪威也抱有幻想。
马歇尔给罗斯福总统的复信基本上是重申史迪威改造和供应地面部队的主张。马歇尔明确表示空军依赖于地面部队，因而有必要实施史迪威提高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计划。“只要我们的空军力量打击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就会向我们反扑”，那时保护机场的任务就得依靠中国军队。“这是要考虑的最严肃的问题……我们必须现在就着手准备。”他指出，设在浙江的(原来打算用作轰炸日本东京的)几处基地早已被日本的地面部队破坏，迄今还没有修复。为了增加空军对日本的出击，必须开辟一条经缅甸的地面供应线，这也需要中国地面部队的配合。马歇尔强调：“必须使中国军队目前战斗力的情况有所改变，然后我们才能完全了解中国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的潜力。克服这一问题必须成为派往中缅印战区代表美国利益的任何代表的首要任务。”
马歇尔的最后一句话涉及到了政策范围，他的主意并不是总统的政策。罗斯福不想违背中国领袖的意志而坚持要动员起中国军队的力量。他反对美国要中国作出报酬性允诺的做法，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在那个基础上作出的任何承诺都是不会持久的。他情愿同蒋介石一道明确支持陈纳德的计划，特别是因为陈纳德的计划符合他自己的看法，即日本的商船队是个易打击的弱点。机场的保卫工作则依赖陈纳德的种种保证：五十架或一百架或一百五十架飞机就能使中国军队成功地守护机场。
遵照罗斯福总统的命令，陈纳德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于3月11日如期正式成立，陈纳德的军衔晋升为少将。意见遭到总统否决的陆军部立即采取对策。陆军部担心陈纳德的晋级会降低史迪威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影响，作战处建议授予史迪戒一枚最高荣誉军团勋章 [ 注：荣誉军团勋章由乔治·华盛顿创立，1942年恢复。最高荣誉军团勋章规定授予国家元首和高级军官，是美国可以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 ，从而“就尽到最大努力来使中国确信，史迪威将军完全受到美国的信任”，我们认为他是中国问题的“首席仲裁人”。马歇尔于3月16日批准授予史迪威这种勋章，但是事情到了罗斯福那里就搁住了，虽然并非永久搁下了，因为总统想让蒋介石成为获得这种勋章的第一位外国人，他认为，假如在同一时期授予史迪威同样的勋章，蒋介石就可能不那么感激了。
马歇尔适当地向史迪威转达了罗斯福含蓄指责按对待摩洛哥苏丹的办法来对待蒋介石(马歇尔为了保密，在电报中把蒋介石称为“部族首领”)。史迪威其后在日记中不时地使用“部族首领”这个词。
自从上一年12月蒋介石取消缅甸战役计划的那个倒霉的星期五以来，史迪威就集中精力设法调集、训练和装备Y部队，为今年11月再次实施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作准备。这个计划有两个方面：使各个师达到满员和训练军官。史迪威的副手陈诚将军被任命为Y部队司令，指定了一名中国人任参谋长和几名美国教官，三十个师挑选出来了，为在昆明建立训练学校作了实际安排，经云南省省主席龙云的同意和批准，训练学校定于4月1日开学。这项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进展缓慢，令人失望，但是拉姆加尔训练营地却为取得成绩提供了证据。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从拉姆加尔结束训练后已经进入缅甸北部，在筑路队前头巡逻。约翰·戴维斯3月曾预言，史迪威“也许仍然可以做到曾看来难以做到的事——使中国人向日本人发动一场进攻。”
物资方面没有什么希望。三十个师所在的十一个军都不满员，总共缺十八万五千人。三十个师只有一半拥有通常必备的武器，这些武器中有一半因缺少重要部件而无法使用。中国军政部一再保证按照同史迪威商定的确切日期给部队补充的人员从来没有送到，或者是在刺刀的押送下七零八落地来到，他们的身体等方面的情况十分糟糕，以致需要实行一个为时五、六周的特殊计划。为了使士兵们的体质能适应训练，给他们一日三餐，让他们睡足觉，第一周还作短途步行。在去兵站的路上，新兵们没有吃的，靠用枪从村中老百姓那里抢东西吃，这给乡村百姓又增加了愤恨和苦难。对多余的新兵总是按预计会减少的人数作安排。史迪威写道，“何应钦预计有三分之一的补充兵员在路上死亡或逃跑，何应钦对这种状况泰然处之。”1943年中国新兵因死亡或开小差造成的减员达百分之四十，就是说在一百六十七万人中，有七十五万人死亡或开小差，“这是对中国领导人的可怕的控告。”
在失望之中偶尔也会突然感到鼓舞。史迪威3月23日写道，“V表示胜利，已经发出命令要补充人员前来报到。征兵于4月底开始，5月底要到达部队……”史迪威3月24日写道，“蜜月在继续。多恩接见了坦克部队的士兵们，一切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百分之百的一致……白崇禧昨天来到，表示愿意帮忙。他现在也想看看拉姆加尔训练的成果。何应钦在讲话中也提到拉姆加尔训练的成绩；多么了不起呀！”史迪威给史汀生写信说，他得到中国军械和交通部门的“极好合作”。“建立起来的医疗机构大概是中国人迄今拥有的最好机构。
昆明训练中心最初组建时打算接受四百五十人进行步兵训练，三百人进行炮兵训练，分别有一百五十人进行通信和军医训练，训练时间为六周。多恩上校任参谋长，阿姆斯上校(不久就晋升为将军)任训练计划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任训练中心的行政负责人，曾士奎上校任中国当局的行政负责人，他自缅甸战役初始就担任史迪威的联络官。训练中心有教学楼、靶场、教员和设备。但是由于中国军队没有派足够的人员来受训，学员从来没有满额。炮兵科目原打算接受三百名学员，开课时只有八十七人；整个1943年，炮兵科目的人数约为原计划训练的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学步兵科目的人数约为原计划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在来受训的人中，许多人都不是当军官的材料，但是许多人都渴望学习，学得也很快。“他们确实接受得很快”，据一位美国指导人员说，“这是一段了不起的经历。我从来没有看到美国军人这么样”。
开训后不久，二十三名译员就举行了一次罢课，作为学识阶层的成员，这些译员都受到通货膨胀的沉重打击。曾士奎上校向一位美国朋友显示了中国是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的。他给奉他之命去守卫这些译员住处的一个排部队发了弹药，命令他们，任何人离开住处就开枪打死，即使是去吃饭也不行。译员们第二天传话说他们愿意谈判，曾土奎派武装警卫把译员们押到他的办公室，他的桌子上放了一支子弹上了膛的手枪和一份拟好的声明，要他们每个人在声明上签字，说他们对所得的薪金感到满意，不然“我就开枪打死你们”。译员们复课以后，曾士奎向那位美国人解释说，在上海之战中，他不得不枪毙了九名军官，因为这几个军官“非常严重地夸大了战术和后勤方面的形势，使我无法作出合理的决策”。那几个人的接替人“都干得很好”。他并不是对采取这样的措施感到自豪，但是他说，在中国军队目前情况下，这种措施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幕后的斗争在继续。史迪威认为，陈诚将军是真心合作的，但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拖延。“何应钦认识到，假如陈诚取得成功，就会赫赫有名，他何应钦就会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何应钦对待这方面工作的失败若无其事，也许他还会积极设法进行破坏呢。”此外，何应钦担心在云南集结中央政府军会引起龙云的敌意。史迪威写道，云南的鸦片生意仍然很兴旺，“我们在这里势将影响大宗鸦片走私生意。”龙云的生财之道是无穷的。有一次他下令当地普通的两轮大板车必须装上橡胶轮胎，然后他就打开仓库出售他在滇缅公路通行期间没收来的橡胶轮胎。后来他又颁布一项新法令，对所有用橡胶轮胎的大车征税。
在缅甸那一边的利多，筑路工作由于地形和气候的影响进展极其缓慢。这里的气候同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气候一样变幻无常，道路经过许多峡谷和激流，密林和枝藤使人无法进行精确的勘探工作。这里的降雨量每年为一百五十英寸，雨季期间，有时一昼夜降雨量达十四英寸；泥泞、水蛭、疟疾是每天都会碰到的危险。上一年在从伊朗、阿富汗和西藏通往中国的几条备用道路上作的勘探和试验证明那几条路线都无法使用。这样，唯一可以使用的只剩下穿过胡康流域的那条道路。日军没有占领缅甸西北角，但是经常有谣传说日军到了那里。惠勒将军作为一名工程人员不赞成这个筑路计划，但是只好绘制出线路图。每英里公路需要修建十三个涵洞，以便在暴雨时排水溢洪。包括一个营黑人士兵在内的美国工程兵同英国派来的印度合同工一道开始筑路。最后有八万人参加这项筑路工作，其中有五万是美国人，其余三万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条路要修到胡康流域的信宾扬，据料那里可能会开始战斗，这段路共长一百零三英里，惠勒希望能在6月份完工。天气好的时候，全体人员出动每天才能筑单线路面四分之三英里。先头筑路队于1943年2月28日在距利多四十三英里的地区越过边界，并竖起一块路标写道，“欢迎来缅甸，此路通往东京！”随着中国巡逻队从拉姆加尔出发的西格雷夫博士和他手下的人员回去时走的是难走的小道，他们走过的每个水坑周围和斜坡下面都躺着成群尸骨。破碎的衣服粘在骨头上，这些是老百姓、军人、英国人、印度人、缅甸人的衣服，这就是前一年的可怕的大逃难的见证。
越过边界以后，筑路工作由于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而缓慢下来了。到5月11日雨季来临时为止，越过边界后只筑了四英里路，雨季又给筑路增添了重重困难。
从2月到4月间，史迪威经常在昆明、利多、阿萨姆铁路线上的查布瓦(空军运输队总部所在地)、拉姆加尔、德里、重庆之间来回奔波，视察部队，商谈问题，听取不满意见，确定轻重缓急，同他的盟友们洽谈，鼓励他们。他到查布瓦事先没有打招呼，想亲自看看传说大食堂办得很糟的消息是否属实，这是空军运输队另一桩头痛的事。这个食堂办得一团糟，高级军官们丝毫不管，因为他们可以在别处就餐。史迪威察看完食堂中美国大兵的队形，坐在脏板凳上共享“肮脏”，接着他宣布，“小伙子们，给他们点苦头尝尝。”整个食堂顿时食物、盘碟横飞，桌凳四脚朝天。史迪威然后召见这个基地的负责人说，“这就是你们的食堂”，并且说除非他下次突然来视察时看到情形好转，否则他就把这位负责人解职回家。
史迪威带着“文件和懊恼”返回重庆，在蒋介石家里做了一次客：“食物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礼仪，不过，气氛却够呛。在蒋介石面前，谁也不敢说话，也不敢发表意见。……从人们呆板的姿式和紧张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汗流浃背”。3月19日史迪威六十岁生日那天，他让“这可怕的日子悄悄地过去”，连封家信都没写。
史迪威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忙着整理他的笔记和备忘录，常常为寻找某个解决办法而苦思冥想。“夺取一个港口在华南投入美国军队吗？在华南同中国人合为一体。邀请赤色分子参加。……我在中国呆到底吗？”
“蒋介石是个瞎子。……解决办法——打通这条道路？目的是什么？要是蒋介石能掌管物资供应，这就意味着完全囤积起来供养国民党。”
“蒋介石不是个自由人：战区司令们，政治影响，赤色分子的捣乱，不愿意也不可能改编军队。”
有一段笔记谈到他自己的处境：“无线可牵”。他读的书有沃尔特·李普曼的《外交政策》，有拉铁摩尔的书，还有一些有关中国的书。史迪威关于中国局势记了一篇五页纸的随笔，一篇关于“印度问题”的随笔，还有一些关于东方、关于租借法案援助、关于俄国军队、关于道教不抵抗外来势力的信条、关于同英国关系太密切的危险、关于美国和俄国战后成为两个强国等方面的笔记。
从3月份开始，日本人发动了一场新攻势，沿长江而上，袭入华中米粮仓的湖南湖北两省地区。日本人的军事目的还摸不透，但是目标好象是夺取宜昌。这里的长江峡谷在通往重庆的道路上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何应钦坚持认为日军的攻势目标是夺取重庆，预先阻止盟军反攻缅甸的计划。他希望把Y部队撤回来保卫重庆，史迪威认为何应钦的这个要求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的，因为日本人对于Y部队驻扎在云南越来越感到不安。4月19日，史迪威“同委员长举行一次糟糕的会议……嘲笑和抱怨。……谈到反攻和‘士气不振’。唯恐要采取行动。”何应钦后来还是从Y部队中调回两个军和七万名后备人员，使训练计划又拖延下去。损失更大的是湖北战区司令陈诚被调回，委员长命令他回到湖北，防范日军进攻。
史迪威后来说，他4月份接到了华盛顿发来的要他回国的指示。华盛顿召他回去是“在陈纳德的帮助下有绝妙主意”的蒋介石采取行动的直接结果，即使说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有意要达到的。独立指挥并没有解决陈纳德的问题。他没有得到物资供应上的优先权，总统曾下令优先供应他，但在作战方面未作决断。史迪威仍然控制着经喜马拉雅航线空运物资的分配权，由于史迪威仍然负责筹建各方一致同意的发动缅甸战役的Y部队，他就继续把八分之三的供应物资给空军，八分之五的物资给地面部队及充作其他各种用途。吨位中包括给中国轻武器军械库的物资和数吨纸币，由于中国没有印刷厂和印刷材料，纸币只得在国外印刷，再用飞机运回中国，适应通货膨胀后增发纸币的需要。
被日本人的攻势吓坏了的委员长认定必须由第十四航空队发动一次大攻势，他要求罗斯福越过史迪威直接把陈纳德召回华盛顿磋商。罗斯福愿意这样做，因为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一直在考虑把史迪威召回同总统辩论的马歇尔立即告诫说，一个盟国干涉美国的指挥系统可能会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建议，要解决这个难题，只有把史迪威和陈纳德同时召回国，让两位将军参加即将于5月份同丘吉尔首相举行的会议和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因而，史迪威和陈纳德一同于4月23日离开中国，4月28日到达华盛顿。报界对于同中国有关的一切事情都以十分乐观的态度转到了乔大叔回国的事情上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史迪威是在重庆受到尊敬的外交官：“上至委员长人人都喜欢他。”
史迪威同来到华盛顿迎接他的夫人团聚后，首先去拜访马歇尔和史汀生，两人告诉史迪威，将指定他在次日的白宫会议上发言，希望他向总统陈述他反对蒋介石和陈纳德想采取的大规模空军攻势的论点。陈纳德带给华盛顿的计划是要求来一次为时六个月的作战行动，从日本人手中夺取空中优势，并对内河和沿海的船运进行轰炸，这一行动从南中国海开始，于年底逐渐伸展到日本本土。为了支援这个计划，他要求5、6两个月空运的物资全部供他使用，7月至9月每个月给他四千七百吨，其后每个月需要七千吨。
陆军部认为这个计划时机不成熟，表示反对，因为除非有缅甸的地面攻势配合，否则就会惹起日本人来摧毁中国的机场，还会进攻阿萨姆的基地。蒋介石这个时候向罗斯福作“亲自担保”，如果敌人对中国的空军基地采取行动，“中国现有的地面部队能予击退。”
史迪威把他要对总统说的话写了一份备忘录。除了重申马歇尔在给总统的信中提出的打通缅甸通道和提高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论点以外，备忘录着重谈到了在指导亚洲战争方面的巨大活动余地，敦促制订一项“全面战略计划”，把未来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同西南太平洋的战争紧紧联系起来。史迪威在备忘录中重申他希望美国陆军派一个军去中国作战，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希望。备忘录陈述了反对空军攻势的理由，并且预计，如果日军象在浙江那样对中国空军基地发动一连串的进攻，中国人决不会比那时更有能力击退日军。因此，他提出的为中国训练六十个师的计划是必要的，因而也必须开辟一条经过缅甸的地面供应线。这种概略的论述是有很大的说服力，但是后来在辩论中却没有能巧妙地层开。
次日，4月39日，史迪威无法有力地向罗斯福阐明他的论点；相反，据马歇尔说，他闷闷不乐地低头坐着，口中“唠叨说中国不打”。罗斯福看他这副态度，怀疑他是生病了，他问马歇尔难道不应当让病人去休息吗。马歇尔回答说，这位“病人”在体力上可以顶得上白宫中的任何两个人；然而尽管如比，他感到懊恼和失望。史迪威后来说，他知道是他辜负了马歇尔的期望。
史迪威不愿发言的原因可能是他觉得为自己的作战计划争辩是自我吹嘘。自吹自擂是史迪威压根儿不愿干的事情。当时在《名人录》中有关他的那一条的篇幅只有短短的六行介绍(而艾森豪威尔的介绍有十五行字，巴顿的介绍有三十三行，麦克阿瑟的介绍有五十五行)。收复缅甸和使中国军队能出色地作战的决心对他都具有深刻的个人意义，实际上是这种意义使他不好说话。在他看来，这件事的重要意义越是显而易见，他就越是不愿开口。他同科迪利亚一样，不愿说明不需要解释的事情。他自己对总统有愤懑，他知道总统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他不满，这些都起一部分作用。总统明显倾向于满足委员长的要求的态度，总统对蒋介石和陈纳德似是而非的看法，以及他显然要不顾好歹试试空军力量的意图，所有这些都是史迪威不愿说出自己看法的原因。史迪威没有同他蔑视其见解的人圆滑地周旋的技巧和能力，他确实也容易对人产生蔑视情绪。他本来可以向罗斯福解释，蒋介石的“亲自保证”只不过是中国人的表面文章，他却没有设法作解释。他无法说出他写得很有说服力的论点：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地面部队同“毫无基础地增加空军活动”的做法相比，前者使中国得到的好处要持久和实惠得多。……“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什么东西需要空军去掩护，那么空军的掩护就分文不值了。”
史迪威那天晚上同他的夫人和麦克洛伊夫妇应邀去史汀生家吃晚饭，他向史汀生部长阐明上述问题就不感到困难了。当谈到上一次世界大战时，三个人才知道，他们大约在同一个时期都在法国的朗格勒。为了使史迪威的论点，也就是陆军部的论点得到接受，史汀生打电话给罗斯福，说“我非常钦佩史迪威，因而消除了曾经对史迪威的明显的怀疑。”他还添油加醋地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了解史迪威，“当时我和他在朗格勒是同学”。打完电话，史汀生又写信给罗斯福，追述了他在挑选史迪威去中国的责任感。“我们当时曾故意让他担当这场战争中最重的任务。……他最近几天使我确信，他是我所知道的能够把这副重任担负到底的唯一人选。”
这也无济于事。因为罗斯福已经在5月2日把他的决定通知了马歇尔，绝不允许拖延已拟定的空军攻势。由于日军沿长江而上，徘徊不去的中国沦亡之幽灵又出现了，蒋介石本人明显的内心惊慌失措加剧了恐惧气氛。罗斯福在同霍普金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蒋介石的处境危急，他的整个政府有垮台的可能。”他决心尽量向蒋介石提供所需要的东西，不要他作任何酬答。在这个问题上，尽管罗斯福极为依赖和信任马歇尔，他还是准备否定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他对马歇尔说，“从政治上讲，必须支持蒋介石”，他同意有必要供应Y部队物资，那将“据此对待蒋介石”。如果不这样做，就应当给陈纳德优先权。他只同意在缅甸北部执行经过修改的“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修改后的新计划不包括夺取仰光，但是就连这个计划也必须排在空军攻势的后面。
马歇尔把总统的这个决定告诉史迪威以后，史迪威说：总统的这项决定是“完全弄错了蒋介石的人品、意图、权威和能力”。史迪威私下里觉得，蒋夫人“把罗斯福弄得昏头昏脑”。蒋介石政府是“一幕独角戏。国民党是他的工具。蒋夫人是他的门面。愚笨的美国宣传是他的手段。我们都是受骗者”。
“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命运和远东战争的未来战略仍然有待在准备召开的代号为“三叉戟”的全体会议上决定。这是迄今为止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战略会议，也是第一次由中缅印战区战场指挥官参加的会议。韦维尔、史迪威、陈纳德都是为人注意的中心人物，虽然欧洲战区是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这次会议要作出决定，是采用英国赞成的地中海行动方案，还是采用美国赞成的横越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方案。为了能按自己的方案行事，美国人不时地扬言要以“太平洋的作战”代替在欧洲的作战。在远东问题上，丘吉尔一如既往，心里考虑的是政治目的。他坦率地希望“绕过”缅甸，赞成采取行动最终收复新加坡，他说新加坡“将是恢复英国在该地区威信的唯一手段。”美国的目标却非如此。罗斯福和军方都想把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基地，尽管他们在方法上存在着不同意见。
英美两国在这个战略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美国出于战略上及政策上的考虑，愿意援助中国；英国则不愿意。美国提出的让中国成为战后四强之一的设想不合英国心意。英国人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在战争结束时取得日本曾经拥有的那种强大地位。如果中国居于强大的地位，英国的旗帜就不能长期在香港上空飘扬。英国人也不赞成罗斯福认为中国没有侵略和帝国主义野心的看法。中国宣布西藏属于它的领土(因而就给印度造成威胁)，要求蒙古归它所有，而且还非正式要求取得缅甸北部领土。正如安东尼·艾登在筹备“三叉戟”会议时进行的访问期间对罗斯福所说，他“不大喜欢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到处窜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希望中国战后发生一场革命，英国泰然看待中国会出现的革命，因为他预计革命会使中国陷入分裂和软弱的境地。
虽然美国在“三叉戟”会议上坚持要解除中国受到的围困，韦维尔和他的参谋班子仍然和以往一样悲观。英国人不是把他们的人力物力用于“安纳吉姆”行动计划和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而是站在罗斯福一边反对美国陆军部，赞成投入更大的力量来加强喜马拉雅航线和空中供应。以金上将为首的海军部站在马歇尔一边。据金的一位助手说，金上将的暴躁脾气一旦发作，“他甚至敢俨然痛斥罗斯福。”金坚决认为，假如有弹药和装备，中国的军队就可以用来对付日本，这就是他赞成收复缅甸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以不懈的努力经海路接近中国”。由于金上将持上述看法，他“一贯相信并信赖史迪威”。
马歇尔对于罗斯福作出的赞成蒋介石－陈纳德战略的决定感到恼火。同总统接触时，他竭力一本正经，公事公办，在罗斯福逗趣时忍住不笑，在其他人大笑时，板着脸坐在那里。马歇尔的目的是避免同人建立随便的关系，以便显示出他们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陆军部正式承担的义务，不致由于“烟斗一挥”而被推翻。马歇尔即使在不生气的时候也是一本正经——据说史迪威是称马歇尔为乔治的唯一军官——而当他发怒时则冷若冰霜。马歇尔把他在中国问题上的恼怒发泄到霍普金斯身上，而他同霍普金斯在所有其他问题上都可以相互尊重。到“三叉戟”会议时，他们俩人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已发展到见面不讲话的程度。马歇尔后来说，陈纳德问题是他同霍普金斯之间唯一最严重的争论。马歇尔认为陈纳德不适合做独立的指挥工作，因为，正如他对罗斯福总统说过，虽然陈纳德“可能是一位天才策略家”，但是他丝毫不懂后勤学问，而且“多年来就受雇于中国政府，因而受委员长的影响过大”。他瞧不起陈纳德的谋划，并当着陈纳德的面表示不相信他。马歇尔战后同军队的史学家们每逢谈到陈纳德，“就会对他拍案申斥一番”。马歇尔尤其讨厌艾尔索普，他知道此人曾竭力劝说宋子文，使中国军队退出缅甸战役计划，因此他遭到马歇尔的激烈攻击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罗斯福总统的两位最重要的顾问——政策顾问霍普金斯、战略顾问马歇尔——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很大，根本无法讨论问题，于是罗斯福总统在所有问题上只得按他自己的意见作决定。
史迪威在家(“在家呆一小时比在中国周游一趟还强”)作了五天短暂休息，然后返回华盛顿参加5月14日召开的讨论“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会议。英国高级军官们在会议上的调子就是“不行——不行——不行”。英国与会者为首的是皇家军队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这位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不大和蔼的英国爵士不喜欢美国人，美国人也不喜欢他。这位英国爵士的态度激怒了史迪威，史迪威在日记中幽默地写道，他同“布鲁克角逐使金上将感到高兴”，但是两人的顶撞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不是在基本政策上。后来会议移到白宫举行，由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亲自与会，史迪威又不作任何雄辩了。马歇尔对此更是恼怒。史汀生在听取马歇尔汇报后不快地写道，“显然史迪威象哑巴一样沉默不语，使人对他产生了不佳印象。”史迪威在日记中也承认，“我难于说出自己的意见”。
如果史迪威是西塞罗 [ 译注：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全名为Marcus Tullius Cicero，是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和哲学家。 ] ，也无济于事，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都反对按照“安纳吉姆”行动计划的要求，把主要力量放到缅甸。金上将竭力坚持该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丘吉尔说他决不做任何仅仅是为了安抚中国人的“蠢事”。史迪威还是开了口，说英国和美国都曾保证在今年执行北缅战役计划。在正式会议以后的讨论过程中，对蒋介石的大品极感兴趣的罗斯福总统询问史迪威和陈纳德对蒋介石的印象。史迪威回答说，“他是一个言而无信、动摇不定、诡计多端、不足依靠的老奸巨滑的家伙。”陈纳德却赞扬说，“阁下，我认为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向我作的保证和诺言。”
参加会议的人又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争论，中国人感到焦虑不安了。蒋夫人在会议期间又住进白宫，这使罗斯福大伤脑筋。她召见了她所能叫来的级别最高的官员麦克洛伊，坚持要美国方面完全满足委员长提出的要求。她说，蒋介石毕竟是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刚刚再次来华盛顿的宋子文在被邀来陈述中国对“三叉戟”会议的意见时也摆出了蒋夫人提出的论点。宋子文还明确声明，如果仰光不在攻克目标之内，中国将决不参加缅甸战役，如果不采取行动来全力减轻中国受到的压力，中国就拟单独同日本议和。罗斯福在会议上说，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无事声张，盟国“一定不能弄到应对中国的崩溃负责的地步”。
在对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军事行动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以后，罗斯福的意见占了上风。罗斯福的主张是把主要力量放在扩大和加强喜马拉雅航线上，这一主张得到了英国军方的支持。最后，“安纳吉姆”行动计划被撇在一边，未作任何决定；这个计划依然是一纸空文，后来在历次会议上都一再被提出，一再被搁置。由于陆军部的坚持，收复北缅的计划保留了下来，并规定其代号为“鲁莽汉”行动计划。陆军部的看法是，喜马拉雅航线无法增加运输量，除非收复密支那，缩短空运航线。不管怎样，开辟一条通往中国的陆上通道是十分必要的。陆军部同意按需要投入力量，使喜马拉雅航线自7月份开始每月空运七千吨物资，到9月份时每月达一万吨。罗斯福总统明确指示：自7月1日开始，要从首次运进中国的七千吨物资中拨四千七百吨给陈纳德，拨二千吨用于“包括地面部队在内的所有其他方面”，其余的三百吨仍然给空军。
供“所有其他方面”使用的二千吨物资中，在满足“其他方面”的要求以后，实际上每月只有五百吨供Y部队使用。史迪威写道，“他们实际上是叫我无法筹建Y部队，然后又命令我用Y部队在北缅发动进攻……”但是在“三叉戟”会议以后或任何其他时间，史迪威都不曾要求解除他的职务。尽管得不到他所需的手段，尽管有各种议论非难他，史迪威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不管怎样，他能通过缅甸战役实现收复缅甸的计划。史迪威的战区的要求是被排在最后的。正如罗伯特·舍伍德所写的那样，除了艾森豪威尔和尼米兹以外，所有指挥官都觉得自己是指挥官中间最遭忽视、最受凌辱和欺骗的人，但是，“最有权这么看自己的莫过于史迪威了”。史迪威得对付印度战区指挥部里的失败主义情绪和中国方面的消极抵制；他本国的总司令和他被派去在其手下工作的那个总司令都要求把他召回国；他提出的派遣美国军队和授予他权威要求中国作出让步的主张均遭到拒绝，他的供应手段现在被转给了空军。史迪威对于他到重庆使命的习惯形容是“铲除粪堆”。然而，无论是出于责任心或者出于证明自己正确的愿望，或是这两个因素都有，他丝毫没有表示过他不愿再次去中国。
作为“中国的麦克阿瑟”，史迪威在华盛顿期间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并同有关官员进行了磋商。他同赫尔、亨培克、柯里、战略情报局的多诺万等人举行了会晤，并在国会山同参议员拉福莱特、康纳利、道格拉斯等人举行了两次“非常满意的”会议。史迪威设法尽量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问题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戴维斯为《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尤金·迈耶安排了一次邀请史迪威和六至八名著名记者参加的晚宴；另外还有二十余位客人于晚宴结束后入席旁听。史迪威在渴望了解情况的众位听者面前讲得头头是道，他直截了当地坦率陈述了他所面临的形势，并要求戴维斯在他讲完以后谈谈形势的政治方面。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总是把事情看得很美的报界对于中国问题开始有不同意见了。后来，史迪威曾几次派遣戴维斯回美国，使报界正确了解情况。
史迪威逗留华盛顿期间，唯一愿意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的人就是丘吉尔。他邀请史迪威到英国大使馆谈了一次话，用他的话说，就是“结识结识”。史迪威在“三叉戟”会议上谈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韦维尔的失败主义和印度军队指挥机构的懒散状态，史汀生部长曾坦率地告诫丘吉尔要予以注意。在史迪威同丘吉尔首相会晤之前，史汀生曾给史迪威作了指点，“以便使他讲得有力，并且不要害怕丘吉尔”。在这次谈话当中，史迪威觉得丘吉尔以同情的心情听取他的讲话，因而他也畅所欲言，再加上他完全了解情况，这就使丘吉尔对他有了深刻印象。出乎史迪威的意料，丘吉尔完全赞成他关于英国人在印度办事不力的看法，丘吉尔实际上已经下决心撤换韦维尔和他手下的一些高级指挥官。这是丘吉尔“非常尊敬和喜爱史迪威将军”的开端。
在中国，政府对于日军4月和5月间的推进惊慌失措，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在盛怒之下，抓起茶壶向报告坏消息的人砸去。史迪威从他手下的驻华人员那里获悉，日军“对宜昌进行了猛烈袭击”，他命令赫恩“做最坏的准备”，命令比斯尔从印度调四十架驱逐机给第十四航空队加强防务，并要他准备调出一个中队的中程轰炸机。在这期间，中国方面发表的战报宣布了连续不断的重大战斗，好几期战报中提到日本人“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溃退”，被“包围”、“歼灭、遭到“重大损失”。日军最终于6月间在没有遭到追击的情况下撤出了这次显然是为征集粮秣和进行水路运输作的一次训练性出击。中国人把日军的撤退宣布为中国的一次重大胜利，美国记者们也欣然随声附和地予以报道。
史迪威取道伦敦和开罗再次到中国，途中拜访了驻在北非的诸位共事指挥官，史迪威对记者说这是“察看他们的战术”。飞过喜马拉雅航线以后，“飞越大西洋就算不了一回事。你根本没有觉得正在飞渡大洋”。史迪威在伦敦期间进行了一系列高级会晤(会晤是根据马歇尔的指示安排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史迪威的声望)，最高潮是为他举行的一次国宴，席间英国副首相艾德礼致辞，史迪威致答辞。虽然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这样做是“过份重视这位乡下佬”，但是也许他那时对一个月来的军事势态并非完全漠不关心。他在伦敦逗留两天所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含义隐晦的话，“在非常愉快的时刻，我静下来想到了自己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