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孤立无援”·第十三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史迪威能控制的，可以按自己意愿来训练中国军队为反攻缅甸之用的唯一地方是印度的拉姆加尔。他在这里开始筹建特遣部队，他在缅甸退却时就有了这个打算；他可以在这里把他的各种办法付诸实践，他一贯说他的办法能够使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亚于 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当终于克服了印度政府的无休无止的反对和阻挠后(“但是这些狗杂种仍会破坏这项计划的”)，8月份在拉姆加尔正式开始了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首批受训部队大约有九千名军人，他们是在缅甸战役中幸存下来后徒步走到印度的。这批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在住院治疗。第二十二师残部由于委员长犹豫不决的命令而耽误了时间，没有能够赶在雨季的前面到达，这些人历尽千辛万苦，七零八落地逃出了缅甸，他们衣衫褴褛，饿得要死，带着生了锈的破旧步枪，被疟疾和痢疾折磨得精疲力竭，身上生满了那加疮。那加疮是由水蛭咬伤或由水蛭的头留在皮下后腐烂而感染的疾患，常常能致人于死命。患那加疮的人都在拉姆加尔医院里治疗，这家医院初创办时由西格雷夫的部队人员担任医护工作，后来由美国的一所驻军医院作了人员补充。医务人员给中国士兵注射了预防霍乱、伤寒和天花的疫苗，每天三餐(因而头几个月里每人的体重平均增加二十一磅)，发给新军服、头盔、靴子、背包、步枪、刺刀、卡车、火炮及各种大量的美式装备，中国兵的的确确迅速变了样。
史迪威8月份来到印度呆了三个星期，并且在又空运几师中国军队去印度训练的计划终于实施时，于10月份再次来到印度。尽管中国许诺派体格健壮的军人去受训，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美国派驻在中国的医务人员因体重不足和患病平均剔除了百分之四十的中国兵，未让他们去参加训练。有时在一个月内，一批特别差劲的部队被剔除的人就达百分之八十九。被剔除的人多于检查合格后空运去的人。中国人不赞成西方这种浪费习惯，他们把淘汰下来的人拨给Y部队。向印度空运部队的情况是，每架运输机都挤进三十五到四十个瘦骨嶙嶙的人；有些曾用作执行空投任务的飞机连舱门都没有。热情很高的罗卓英说，“把五十人光着身子塞进一架飞机，只挤三个小时嘛！”这位中国指挥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既然这些士兵定能领到新军服，让他们把旧军服穿走就是愚蠢，是浪费。部队分成小队从昆明乘飞机出发，都穿着短裤，唯一的行李就是防止呕吐用的纸袋。好几个人被冻死了。拉姆加尔的接应人员要求在飞机上放上棉衣，供每趟乘坐飞机的中国兵御寒，但是中国当局认为没有必要这么做。人们到印度下了飞机之后感到寒冷和晕机，但是坐在阳光下晒个把钟头，大都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史迪威规定最初每天运送四百人，10月份就达到了这个数字，11月份超过了这个数字，当时十六架飞机每天运送六百五十人，这使得平日乘客稀少的阿萨姆到孟加拉的铁路达到了寻常的饱和状态。这条铁路无法按照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速度把部队运往加尔各答。到12月底，已有三万二千人在拉姆加尔受训。史迪威的目标是建立一支由两个整编师加上三个炮兵团及其他辅助部队组成的部队，使它做好准备，参加定于1943年2月开始的收复缅甸战役。他还想轮番训练一千五百名中国军事教官，以实施为中国建立三十个师的计划。在其后的两年中，总共有五万三千人在拉姆加尔接受了训练。
同英国任用白人军官指挥当地部队的制度不同，史迪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顾问，制订了一项制度，在中国军队的各级指挥官身边派出美国联络组或单个军官以顾问身份行事。基于他在缅甸的经验，这种制度主要是保证部队驻扎在指定地方，并能奉命投入战斗或进入指定的阵地。他的做法是对小股部队进行深入的训练，这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两个排都做到人人训练有素，把他们编在一起就会知道如何行动。在拉姆加尔训练营地拍摄的照片中，史迪威身穿短裤和敞着领口的短上衣，头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硬边帽，沿着一排卧在地上的中国士兵走动，耐心地在每个人的身边卧下，示范或纠正瞄准动作。他亲自同士兵在一起时心中不只有一个目的。对于这位将军在练习步枪瞄准时卧在尘土中感到迷惑不解的一位美军中士后来才意识到，史迪威努力做的不只是教中国兵，也给美国人树立一个如何进行教练的榜样。
由于语言障碍和缺乏翻译人员，训练大都是靠示范。中国人善于模仿的技巧使示范卓有成效。斯利尼将军说，“谢天谢地，我们不需要讲汉语，也没有足够的译员。我们做示范，他们跟着学。他们是世界上模仿力最强的人，学得非常非常快。”从来没有见过机器的乡下农民一个星期就学会使用榴弹炮和机枪，并且兴致勃勃地学习操作战地电话和电台。后来在作战中，一些个人得到了嘉奖，这是中国士兵第一次受到嘉奖。“那些英国佬很感兴趣地望着我们，”史迪威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们看到校级军官们确实在工作，这在他们看来是非常新鲜的事。”
曾在奥德堡军校任作战训练负责人的麦凯布上校在这个训练中心任总指挥。曾当过汉语教官并且在第十五步兵团干过的博特纳上校担任这支特遣部队的指挥部的参谋长。人们知道这个指挥部就代表在印度的中国军队。曾为奥德堡军校安排训练课程并且自那以后组织国民警卫队训练的阿姆斯上校从美国调到拉姆加尔训练中心任教官。
中国军官在拉姆加尔接受战术和作战技术的训练，士兵则接受使用步枪、机枪、摩托车、火箭发射器、反坦克炮及其他用于专门作战任务的装备的训练。在掌握各种武器的使用之后，对士兵进行为时八天的丛林战训练。六个星期的火炮课程是教如何操纵驮载炮以及在丛林中如何使用榴弹炮和迫击炮。战斗兵种的基层军官和军士都接受场地卫生和治疗训练，而为建立三十个师的计划准备的将校军官则由飞机送到拉姆加尔学习六个星期的参谋和指挥课程，这里的课程以利文沃思军校战时的课程为基础。人们的情绪，特别是新建的炮兵部队的情绪是很高的。史迪威主要关切的事情之一是增加炮兵对步兵的比率，使步兵连与炮兵连的比例由九比一变为三比一。中国人了解到他们现在将具有与日本人同等的火力，这激励着他们为完成四个月内把步兵改造成炮兵的任务而勤奋地工作。
拉姆加尔并不是一个家长式统治下的和睦大家庭；文化冲突是尖锐的，争吵时常发生，尤其是同中国军官之间的争吵。中国军官对从来没有上过火线的美国人批评他们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既然在战场上由他们指挥作战，那就不能使他们的权威在训练当中受到损害。美国人则认为，由于吃败仗而精神不振的中国军官想阻止为进攻缅甸所作的训练，因而就往往绕过他们行事。对双方关系影响更大的是美国人力图避开中国军队中私下克扣军饷的做法，美国人公开点名，把军饷发给各人，而不是把军饷统统交给中国指挥官去分发。史迪威同罗卓英将军的长期争吵在军饷和人员任命问题上达到了最剧烈的程度。罗卓英没有料想到他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成了低于史迪威的第二号人物。“他还想耍那套越级的老把戏——由我再做他的参谋长。”为了不再次跌入过去的错误，史迪威这一次注意明白无误地表明他自己的权威地位。史迪威在同中国军政部谈判时坚持要求至少有权处决少校级以下不服从命令的军官，解除少校级以上军官的职务。最后，由于罗卓英将军拒绝接受美国人对他的行政权威(据信他的职位使他在拉姆加尔每个月能得到十万卢比)的干预，他就离开了指挥部。
当事情证明史迪威严禁任何美国人打中国士兵的命令并没有促使中国人采取同样的态度时，美国人相当恼火。在突然发生的争执中，中国士兵曾不止一次拔出枪来。美国人还奉命不得干预中国军队的纪律，他们有时看到中国士兵因为用手榴弹炸鱼而被随意枪决，或看到一个士兵因为丢了毯子被用扁担打一百二十五下，直打得皮开肉绽，骨头外露为止，他们对比感到厌恶和愤怒。在参谋人员会议上，博特纳向中国指挥官递交说明在去拉姆加尔途中死亡的中国士兵人数的报告，使他震惊的是，他看到报告被扔到废纸篓里，而详细的供应统计名单仍然不变。
清瘦而俊秀、说话慢慢吞吞并且有点口吃的孙立人将军和身材矮小而粗壮、戴着眼镜并且健谈的廖耀湘将军仍然负责他们各自的部队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廖耀湘显得比他在缅甸时强一些，虽然他缺少孙立人的那种特性和干劲，孙立人顽强而又自信，敢于同任何人，包括同史迪威顶撞。史迪威在视察摩托学校、医院和射击场时同这两个人一道工作，一道订计划，史迪威对于他能培训军人再次感到满意。
8月23日和10月25日纪念孙中山的仪式上，史迪威站在中国国旗下用汉语向中国军人发表讲话。他用汉语演讲并叙述中国历史上的事，这给士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话由于引用了适当的成语而很生动，比如他在谈到为国尽忠时，列举了宋朝大将岳飞抵抗蒙古人入侵的典故，或是引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鞭策自己记住失败的耻辱。他对士兵们说他代表委员长，他们必须打胜仗，否则他就会在任命他从而给他以荣誉的委员长面前丢脸。他提醒士兵们应当如何为国效劳，并许诺说他们无需担心武器和装备，他亲自保证使他们得到同日本人一样好的武器装备。
“我太忙，没有时间闲逛，”史迪威在家信中写道，他还说他感到健康情况好了一些，体重也有所增加。“假如我能长出一些新牙齿和一双好眼睛，把头发染一下，我就不会象是年过七十的人了。”尽管加尔各答的一位医生诊断史迪威的一只眼睛患有不很严重的白内障，但是他的视力仍然很好，能够看清细微末节。他看了一部电影，刘易斯·斯通在影片中扮演一名陆军军官，“挺着肚皮，他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些呢？”
史迪威到新德里参加各种会议和“讨厌的文牍工作，”他对驻印美军和英军司令部的讲排场和夸张作风感到压抑和难受。德里建筑物上的黄铜顶的光亮据说能在雾天为飞机引航。史迪威不知不觉地纠缠在他所指挥的战区内美国军队行政事务和人事问题之中。嫉妒、辞职、“带有偏见的授勋、盛宴狂饮”、参与越过喜马拉雅山的走私，各种侵吞行为及其他丑闻都需要华盛顿派一位总监来调查。对于无所事事感到厌烦的参谋人员从上午九时办公到正午时分，对于牺牲他们的军事前程而牢骚满腹，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批评史迪威分派毫无成效的使命，他们完全认为史迪威那样干是有个人野心，要扩大自己的指挥权。但是并非一切事情都是不顺心的。美军供应署署长惠勒就是“一个使人快乐的人”，战区报纸《中缅印战区简报》毫无阻碍，办得很顺利，起了作用。《简报》是在史迪威的战区内办的，史迪威对办报所作的指示是：“如果能证明是事实，就刊登”，该报由弗雷德·埃尔德里奇任编辑，是美国在国外办的第一家军报，由于能自由开展批评，也是办得最活泼的报纸之一。
史迪威在8月30日的家信中写道，“我现在登上了社交成就的顶峰，总督亲自设午宴招待我。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总督就是林利思戈勋爵，是一位严肃而庄重的苏格兰人，身高六英尺六，住在豪华的总督府内，这座总督府是英帝国建筑设计的典范。总督府和印度政府大厦紧挨着耸立在一块突起的坚实地基上，是由红沙岩砌成的大型建筑，它们使人想起埃及的带有罗马风格的建筑。政府大道两旁树木成行，没有任何建筑物，像法国爱丽舍田园大街一样。远处有印度门，从那里可一直通到这条大道。在总督府内圆形屋顶的正式接见厅里，高耸着的深红色天鹅绒华盖下立着两只御座。宽敞的接待室有十八英尺高的窗户和色彩鲜艳的东方地毯。天花板上有历代莫卧儿和大君时代留下来的华丽的绘画，宴会厅只有一张宴会桌，周围有一百零八个座位，从台阶上可以俯视宽大的布置整齐的花园，园内有经过修剪的灌木和喷泉；整个宴会厅在使用时需要有三百名脚步轻盈、身穿白长袍的印度仆人。这个宴会厅像埃及的法老纪念碑或凡尔赛的太阳神一样，是统治者们用来描绘他们的永恒和伟大的那类大型建筑。它向人毫无疑问地说明它的建筑者们要在印度长期呆下去。
回到重庆以后，史迪威把在拉姆加尔训练营地拍的照片给蒋介石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若干星期的停顿，蒋介石又立即批准再空运一些师去训练。蒋介石可以真正从照片中看到训练情况和火炮，他显然感到满意。“小傻蛋，他为什么不满意呢，我们在拼命帮助他，而他批准一下倒显得好像作出了巨大让步似的。”史迪威苦笑地说，结果是，“人们在受到阻挠和无休止的欺骗之后，”一得到批准就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使你几乎要对你正不由自主地设法帮助的那个家伙十分感激了”。史迪威不能不认为，蒋介石“除非毫无权力，否则他就要继续耍这类把戏”。
1942年10月1日，重庆准备欢迎一位叫做温德尔·威尔基的非常重要的美国客人，此人是自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以来失败最惨的总统候选人。威尔基鼓吹在国际关系中实行“天下一家”哲学，同罗斯福在对外政策上持相同的看法，即使在国内政策上看法并不一致。威尔基作为他的成功的竞选对手罗斯福的特使正在作一次四十九天的环球旅行。从委员长发表的一篇声明来看，中国人认为他是自美国前总统尤利塞斯·S．格兰特1879年访问中国以来到中国访问的第一位“最高级”美国人士。中国人对威尔基感兴趣的一个比较实际的原因是预计他很可能当选下一任总统。威尔基是一位高个子，精力充沛，胸襟开阔，仍然保持着他在竞选中获得的名望和影响。中国人打算在他身上下一番大功夫，其总的目标是使美国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当前则是着眼于使美国投入更大的空军力量。蒋介石心里想的就是由陈纳德替换史迪威，这个问题需要审慎地运用影响，而运用影响正是中国人的特长。
在巧妙应付外国人问题上，每个中国人，从保姆和侍者直到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都认为自己是能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自信极高，他们的技巧比谁都高明。中国人熟练、坚定、圆滑，常常获得成功。中国人同打算用西方的技术来超过西方的日本人不同，他们从来不试图胜过西方，因为中国人自认为已经优于别人。中国人虽然有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经历，但始终深信他们得同野蛮人打交道，而他们是能对付野蛮人的。中国一个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将军抵达伦敦时对他的一位同事说，“让我来见见英国官员，我要叫他们随着我的小拇指转。”
威尔基的访问过程绝好地表明了中国人影响美国公众舆论的手法。史迪威写道，“他被弄得喘不过气来。”接连不断地举行宴会、招待会、检阅、宴请、参观学校、工厂、察看女童子军、兵工厂。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下榻在中国的宾馆，而不住在美国大使馆，这使高思大使大为恼火，很不赞同。这样的安排为的是确保威尔基只能看到和听到他的东道主想让他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并且正如史迪威所写，将使他“完全同美国人隔绝，以防美国人坏事。中国人的主意是使他精疲力尽，忙于吃喝，使他的视听等官能麻木呆滞，给他的头脑中塞进各种正面的说教。”
为了这次访问，中国人来了一次装潢门面的行动，重庆的警察拆毁了乞丐的棚屋，把穿得破破烂烂的乞丐赶到市区以外，下令最破陋的小店铺在威尔基访问期间闭门停业。大街上挂着旗帜，墙上贴着欢迎标语；从机场到市区的十一英里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挥手欢呼的小学生；平朗奉命从警察那里购买用纸做的中美两国国旗。威尔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他所看到的场面是经过组织安排的，但是由于他是一位耿直爽快的人，这个场面仍然使他感动，因为这“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人民的力量和感情，而中国的巨大力量就在这里”。威尔基就是在这种浮光掠影的亲善中继续进行访问的。
两名中国陪客在威尔基访问期间自始至终紧随着他，一位是在美国受教育的能言善辩的董显光，另一位是西北第八战区总司令朱绍良将军，此人是深得委员长信任的密友。虽然朱绍良将军不会讲英语，但是据威尔基说，朱绍良将军以“我迄今所见过的最讨人喜爱的品格弥补了不会讲英语的缺陷”，朱绍良的品格无疑是他被选来作陪客的原因。威尔基没有一次在会议或宴会上结束讲话时，“不看见他最友善地朝我微笑”，这种微笑使威尔基觉得中国是个“处处有美国朋友的热心好客的国家”。
从威尔基按表面价值接受别人告诉他的事和让他看的东西的这种能力来说，他所获得的印象是值得称道的。他后来把这些印象分十期连续在报上发表，介绍给美国公众，并且写了一本名为《天下一家》的书，此书立即成了售量空前的畅销书。书商在头四天就提出了二十万册的订单，八个星期中销售量就达一百万册。中国人作的投资是再好不过的了。
中国在一个四周有洋式建筑的大阅兵场上为威尔基举行了一次军事检阅。观看检阅的显贵们衣着华贵，卫兵和警察戴着白手套，接受检阅的部队头戴钢盔，装备精良，肩扛武器以整齐的队形和德国鹅式正步从检阅台前通过，随后是坦克、装甲车和携带三角旗的骑兵队。这是一支供展览的军队。这位贵宾还观看了成都军校数千名学员作的“令人激动的”表演，他们手举步枪游过湍急的河流，在炮火的浓烟中爬上一个高地，剪开铁丝网前进。威尔基没有看见用绳子捆绑来的新兵，也没有看见经过三个星期训练就送往前线的士兵或是送往拉姆加尔填补受训部队缺额的骨瘦如柴的病兵。威尔基报告说，“中国的军队是团结的；其领导人都是训练有素的能够胜任的将领：军队是由那些知道自己为何打仗并且知道如何打仗的人组成的能征惯战的队伍。”这支军队的思想和士气如此之好，“就连那些富家子弟都在军中当兵”。讲这句话无疑是董显光富于创造的想像力所造成的结果。
史迪威不悦地注视着威尔基听信那种冲淡改组中国军队必要性的宣传。在中国军政部于一个军事俱乐部为威尔基举行的一次有委员长出席的鸡尾酒会上，何应钦将军提议威尔基去西安附近黄河弯曲处的“前线”察看，这个地区恰好是史迪威二十年前修公路的地方。中国有若干专门供来宾参观的这类与日军占领区交界的前线，来客通常是由人陪伴去参观。“威尔基先生当然应该去，”史迪威将军在满厅中国高级军官之中大声说，“他不应错过这个机会。这是中国最大的市场。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那里买卖各自需要的各种货物。”史迪威很少不讲礼貌，除非故意如此。他通常在不耐烦而又装出有礼貌的时候会说：“哎，别说得了。”他上面的那句话就是表达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
去前线的察看如期成行，威尔基认为这次察看是他自己的主意，并且是在克服了委员长“为我的安全的担心”之后才作安排的。访问团从西安出发，乘火车和四轮小车沿着史迪威曾经随着冯玉祥的军队走过的路线到达黄河。前线本身就是黄河，这一段河床宽一千二百码，威尔基发现“并没有我们原来料想的那种有形危险”而略感失望。然而能用望远镜“俯视日本人的炮口”是令人满意的。他的陪同，委员长的次子蒋纬国上尉表示，这个前线并不只是供人参观的场所，这话使威尔基感到满意。蒋纬国回到火车的餐车时双手抱了很多送给客人作礼物的日军骑兵战刀，还有法国名酒。他说，这两种东西都是袭击队夜间渡河缴获来的，还有其他战利品，包括“俘虏和军事计划”。但是没有让威尔基看一个俘虏。
常驻记者们对于参观这类“冷战场”都习以为常了，人们总是能看到成堆的日本枪炮、钢盔和其他装备。有人认为这些东西是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供人参观的。为了验明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一位报社记者说，他曾把他姓名的头几个字母刻在一个钢盔上，几个月后在另一次参观中又看见了这只钢盔。
除了中国恶性通货膨胀和腐败现象不容忽视以外，对于蒋介石的统治的任何缺点，威尔基都因考虑到盟国的事业和他把中国看得很理想的惯常态度而只字不提。至于会使人不愉快地想起法西斯的那种独裁统治现象，威尔基却婉转地说成是对中国生活的“集中控制”，这对于发展过程中的“监护阶段”是必需的。如果教员、编辑或大学校长告诉他有关贪污、镇压或同敌人做买卖的事，忠实的董显光总是向他作保证——然后他就向他的美国听众保证——说，同这些弊端作斗争的正派力量得到了委员长“坚定的支持”。蒋介石以他的沉着庄重以及穿着中国式长袍显示出来的“学者”风度，使威尔基觉得他“此人们传说的还要伟大”。向这位可能当美国下届总统的人大肆运用魅力的蒋夫人的热心助长了威尔基的这种印象。威尔基沉醉于圆通而热情的气氛之中，并且设想了继续这种交往的快活方式。他建议蒋夫人到美国作一次亲善访问。这将能达到他真心确信的双重目的：蒋夫人的访问“对于我国人民了解亚洲问题是极为重要的”。“蒋夫人以她的头脑、说服力和道义力量……以她的智慧和魅力，豁达和宽容的心胸，优雅而美丽的举止和容貌，炽热的信念……将是十全十美的大使……我们会以对别人从未有过的态度恭听她的见解”——这个预言不久就证实是正确的。威尔基对他的想法非常热心，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一再敦促蒋夫人“明天”一定要与他同机去美国，说他保证使罗斯福满足她要求得到的所有飞机。
委员长对英语一窍不通，据美国使馆中在中国长大并且在蒋介石的这几次接见中在场的约翰·卡特·文森特说，蒋介石觉得，体格健壮、宽胸脯、头发蓬乱的威尔基是中国人觉得身上有生牛肉味道的那种外国人，这种气味使得蒋介石在客人告辞后叫人把窗户统统打开，“把洋人的味道放出去。”
虽然史迪威讨厌图谋向别人施加影响的作法，但是他觉得这一次有必要向威尔基施加影响，因为刚从华盛顿回来的戴维斯带来了令人泄气的消息。“这个战区完蛋了。不会再给援助了……看来柯里是想卡我的脖子。中缅印战区没有多大希望了。‘主要战略努力是在别的地方。’陆军参谋长说不给地面部队。”在这同时，有人提醒史迪威说，“蒋介石在指挥权问题上正耍阴谋诡计。”史迪威想在威尔基见到委员长之前把基本情况给他通个气，但是威尔基疲惫不堪，昏昏欲睡，对史迪威所说的话心不在焉。史迪威第二天又和他谈了一次。“什么用也没有。他连一个问题都没有问过。他完全被蒋介石夫妇骗住了。他还劝我去竭力恭维。他这套废话见鬼去吧。”这天过后史迪威又在日记本上写道，威尔基“不是疲倦不堪就是对我非常冷淡。实际上是既没有什么可说，也没有什么要问。这样的态度几乎十分明显。”
与这相反，顺着蒋介石夫妇的愿望，威尔基却非常乐于听取陈纳德提出的见解，陈纳德想趁此机会使他的计划得到采纳：利用驻扎在中国的空军打败日本。陈纳德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让他本人代替史迪威任这个战区的指挥官，这个计划才能得到所必需的支持。蒋介石夫妇也是这个结论。只要史迪威掌权，他就会坚持把运过喜马拉雅山的供应物资大部分供中国步兵进行艰苦的地面作战使用，这个意见不合蒋介石的心意，陈纳德也反对，这两个人的利益暂时是一致的。委员长想满足美国对他作为一个盟友提出的积极作战的要求，他的办法是采取空军行动，而对于这种行动，他也仅仅是提供机场而已。陈纳德则由于同上司史迪威闹翻而愤愤不平，想单独用他的飞虎队打赢战争，以此来证明他的空军作战的理论，使自己名垂史册。两人出于各自的考虑，都想美国空军积极参战。就中国的未来而言，中国自己建立一支空军部队会比美国空军更顶用，但是正如陈纳德已经察觉到的那样，中国缺乏组建空军的志气。
陈纳德的战斗机队的声望到此时是很高的。他本人由此而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能力，因为他认为他们的行动在日本人五月份从缅甸突入云南时曾使日军未能越过萨尔温江。经过快速反应战术训练的战斗机飞行员们在屡次空战中取得了对日本人的优势，陈纳德认为在空中取得优势就等于阻止了日军在地面的行动。另外，他们使日军不敢到华东各个城市去狂轰滥炸，以他们的威名，加上在地面设置的使敌人信以为真的一排排假飞机，使重庆在二十多天内没有遭到日军的野蛮空袭。他们骁勇善战的佳话在中国广为流传，因而陈纳德成了中国人心目中最出名、最令人敬佩的英雄。
空军应当作为制胜的武器，这是自然的。但是谁也没有忘记飞机如同鱼离不开水一样依赖于机场。史迪威在一次视察途中对工程兵军官亨利·拜罗德上校吼道，“你们建这个机场到底干什么用？”
“陈纳德说要用。”
“他打算怎样保护这个机场？”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陈纳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眼睛盯着“最适宜条件”，他们假设机场的保卫工作可由中国军队负责，而中国军队对这项工作毫不了解。“飞行小伙子们”由于他们的行业，都倾向于忘掉地面而依靠斯科特上校作出的“上帝就是我的副驾驶员”的假设。斯科特就是在缅甸驾机援救史迪威的那位飞行员。飞行员对中国的看法由斯科特表达了出来，他写道，“西安在昆明的北面”，而这个情报的用处约莫同说波士顿在墨西哥城北面一样。
由于史迪威一个劲地强调地面行动，在陈纳德以及他的那帮狂热的信徒们看来，史迪威是阻挠用空军取胜的一个老朽无能、行动迟缓的死顽固。只要能把史迪威挤走，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其中包括施加政治影响、幕后操纵、使用宣传办法。威尔基就成了可以把他们的意见直接传给总统的渠道。
陈纳德若是没有史迪威的许诺，是无权正式同威尔基接触的，史迪威明明知道陈纳德不怀善意，却同意他与威尔基接触，这使陈纳德大为意外。史迪威告诉他，他可以随意向威尔基谈任何事情，甚至陪同威尔基去重庆郊外的白石驿机场，在那里，陈纳德当时正背对他指挥的一排机首绘有鲨鱼形的P－40型战斗机站着，很有点画意。史迪威让这两个人在陈纳德的办公室内单独谈了两个小时话。威尔基临走的时候带着一封转交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信上日期是1942年10月8日，这封信是有关战争的特别文件之一。
陈纳德在这封信里宣称，只要有一百零五架新式战斗机、三十架中型轰炸机、十二架重型轰炸机，并保证随时补足上述数目，他就能叫“日本垮台……或许只要六个月，至多不超过一年。” [ 注：陈纳德原先打算用一百四十七架作战飞机在六个月时间内打败日本，后来战争打了三年多才击败日本。且不谈陆军和海军的战斗，单单空军，就有九支陆军航空队从印度、中国、太平洋、阿拉斯加等地出动参战，还有一支海军航空兵参战。海军航空兵到1945年有九十艘航空母舰，一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架作战飞机。最后还是投了两枚原子弹，才打败了日本。1945年8月初，在袭击日本的一次行动小，就动用了八百零一架B－29型轰炸机。 ] 他告诉总统说，这是他作为一名专业空军人员提出的“内行意见”。这个军事任务是只需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的“简单的事”。陈纳德没有掩饰他的观点，而是大胆地提出让他拥有“美国驻华军事指挥官的全部权威。”假如有了上述权威，他打算向罗斯福保证取得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胜利。他以政治家自居，“相信……我不仅能使日本垮台，我还能使中国人永远成为美国的朋友”，“我能和中国人建立起非常亲善的关系，使中国在今后许多代人中成为美国的巨大而友好的贸易市场。”陈纳德避而不谈这个许诺的真实意图，而是回到他的军事战略的题目上来，他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他的战略所依据的论点是“可以在中国打败日本”，他可以迫使日本空军“按照我选择的形势跟我作战”，从而打败只有有限的飞机生产能力的日本空军。只要这样缠住日本空军，美军在西南太平洋的攻势就可以“随意”推进，在这同时，“我保证摧毁日本的主要工业中心。”
为了使他能执行这项计划，得加强从印度经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线，并且要保证这条空运线的安全。但是他又显然以针对史迪威的口气补充说，不要按照当前“完全缺乏真正使用空中力量的主张甚至缺乏基本军事战略”的方式来办。陈纳德说，假如授给他“全权”，他就会像西皮奥·阿弗里卡纳斯以袭击卡西奇来保卫罗马那样，或者采用格兰特切断李的交通线来保卫南方的办法，以袭击日本本土的办法来保卫喜马拉雅空运线。整个计划是“容易的”，这个字眼在信中出现了四次，“我有把握取得胜利”这句话也在信中反复出现多次。假如授给我实权，“我能叫日本垮台。”先决条件是让“我完全有自由采取作战行动”以及同委员长直接打交道。他的信件中唯一提到地面行动的一处是说，他的计划将“使中国地面部队能够顺利地作战。”
这封信是一位军事救星的自荐书。它表明陈纳德是如何想当上最高指挥官，当不上最高指挥官，他的救星作用就无处发挥。这封信还说明为什么陈纳德对于阻挡他晋升之道的史迪威的愤懑变成了刻骨深仇。从军事角度讲，陈纳德的建议有一种“简单的逻辑”，假如战争中不发生意外的事情，这种逻辑是行得通的。由于陈纳德忽略了种种现实情况，正如马歇尔后来说，他的观点“纯粹是胡扯；连蹩脚战略都称不上，纯粹是胡扯。”然而罗斯福看得并不这么清楚。陈纳德的信具有经过实际考验的出色军人的权威，否则就可能被作为狂妄自大而抛在一边。陈纳德的直率性格和麦克阿瑟的自信性格相仿，这种性格在当时那个暗淡混乱的时代几乎是受欢迎的。陈纳德之所以值得注意并不是因为罗斯福相信他能使“日本垮台”，而是因为如果他能实现他的许诺的哪怕一个部分，就值得给他以所需要的手段。
在陈纳德的信发出以后，委员长就通过他的美国密友、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麦克休上校向美国进一步施加压力，要求召回史迪威。曾担任过语言教官并编写过一本中文课本的麦克休，三十年代曾是委员长当时的顾问端纳的密友和高尔夫球伴，那时，他每星期总有三四次去蒋介石家吃午饭。作为内圈人物，麦克休曾是约翰逊大使的耳目，这使当时的另一位武官史迪威上校感到愤怒，他看见麦克休总是鬼鬼祟祟，总是跟大使嘀嘀咕咕。
蒋介石夫妇现在邀请麦克休共进午餐，并向他强调指出了以陈纳德替换史迪威对盟国事业的好处。麦克休在给海军部长诺克斯的一项报告中衷心赞同蒋介石夫妇的建议。他在报告中说，史迪威坚持收复缅甸是由他战败产生的个人雄心，那是浪费军力，会妨碍按照陈纳德的计划有效运用空军力量。“如果把史迪威将军和比斯尔将军及他们的大批参谋人员都撤换掉”，特别是“如果把指挥棒交给陈纳德”，委员长就会感到鼓舞，“这个战区的战争就会得到实在的好处。”委员长希望让陈纳德拥有全部控制权。无论是比斯尔还是布里尔顿还是史迪威的任何空军参谋人员都不了解空军战略的基本原则，史迪威本人“甚至都想不到空袭会给日本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海军部长诺克斯把这项报告转交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史汀生又把报告交给马歇尔，马歇尔对这项报告火冒三丈。当他得知麦克休在德里又向韦维尔提出他的主张时就更加恼怒。马歇尔认为，这样插一手给美国在中缅印战区的作战努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愤怒地要求海军不要让当时正在归国途中的麦克休再去中国任职。在这同时，麦克休报告的一个抄本送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据说总统“以很大的兴趣”看了这项报告。
罗斯福已经打算把史迪威调走，因而就容易接受别人代表陈纳德向他施加的压力和把力量集中于空军的主张。但是他遭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反对，他们认为重新开进缅甸是必要的，不但同空军行动不矛盾，而且是对空军的支持。一条可靠的供应线对于满足在中国作战的陆军和空军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史迪威本人曾错误地认为——正如他当时在给史汀生的信中所说——空军运输队“最多只不过能供应极少量的重要物资”。陆军部则不那么悲观，在评论陈纳德的计划和麦克休的报告时提出了一个基本论点，说即使空军运输队能得到加强，运输必要的供应品，但是只要日本人占领着缅甸北部，这条航线及其终点阿萨姆就容易遭到日军攻击。为了挽救这条空运线，有必要把部队开进缅甸。为了给中国地面部队运送作战物资，有必要再开辟一条地面运输线。作战处说，“只有收复缅甸”才能达到上述目的。
对后勤供应和空军的地面根基不感兴趣的蒋介石根本不愿接受这个建议。陈纳德和他的许多追随者也不愿接受。
对于陈纳德想取得最高指挥权的要求，陆军部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军事首脑机关认为他是一位自行其是的人，他通过“外交渠道”直接向总统呼吁以及继续鼓动他的人四处游说，这就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使问题更加糟糕了。但是，自以为救星的偏见使他不愿承认这件事办不到。陈纳德在他的宣传助理约瑟夫·艾尔索普的狂热支持下，认为指挥权应当而且可以归于他。蒋介石夫妇认为毫无疑问，只要施以政治影响，任何事情都可以办到。由于蒋介石夫妇不停地使劲，也由于听信艾尔索普的哈里·霍普金斯的不断努力，要求采纳陈纳德主张的活动越来越见效了。
马歇尔和史汀生分别在同决定于10月10日返回重庆的宋子文谈话时明确重申他们支持史迪威。他们向宋子文说明了支持史迪威的用意——期望采取军事行动。正如史汀生所说，供应中国装备的问题依赖于重新开辟地面运输，重新开辟地面运输线又依赖于军事行动，而军事行动又取决于美国代表。由于英国人和中国人都承认相处不融洽，这就需要美国代表是一位“善于作战的军事领导人”，而不仅仅是一位圆滑的外交家式的人物。史汀生要求宋子文转告蒋介石，“更需要的是辣椒而不是蜜糖。”
马歇尔私下告知史迪威，有人想通过柯里和麦克休的活动使他被召回国。马歇尔向史迪威保证支持他。他还劝告史迪威要比常人耐心和有涵养，“比你通常耐心和有涵养得多。”
在重庆，冬季已经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细雨浓雾、道路泥泞，但是至少比夏季几个月中可怕的湿热好受一些。何应钦同史迪威又进入一个合作阶段。由于史迪威坚持要求中国采取行动实现筹建三十个师的计划，以便证明有必要继续按照租借法案提供援助，何应钦答应“解决一切问题”。史迪威寻思，“上帝啊，能做得到吗？”何应钦每次作出的保证都使史迪威相信他是在向前迈进。
为了准备在缅甸采取地面行动，战略情报局派遣了由前财政部人员卡尔·F．埃夫勒上校为首的特别小组，这个特别小组的首要任务是不让日本人使用缅甸的密支那机场。特别小组要组织人破坏铁轨、桥梁、铁路车辆和内河油船，使日本减少往这个空军基地运送的燃料。史迪威在这个小组临行前的指示是，“埃夫勒，如果我听不到从缅甸来的好消息，你就不要来见我！”
由于给史迪威配备了一名积极能干的助手，他马上授权办事。负责处理整个战区广泛的后勤事务的惠勒将军回忆说，“他从来不告诉我该干什么，只是告诉我他需要什么。”尽管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时常要求调到有较多晋升机会的战区去，但是那些“可靠的老人员”仍然跟随着史迪威。他们是：他的指挥班子中的副长官和“台柱”比尔·伯金；他的高级助手卡尔·阿诺德；他以前的高级助手、现在被任命为炮兵指挥的多恩；作战指挥官鲍威尔；医官威廉斯；还有梅里尔和保罗·琼斯。史迪威派人调来了他的当时已是中校的儿子小乔，小乔于11月到达后在情报部工作。史迪威还叫他的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上校同阿姆斯上校一道去拉姆加尔训练营地工作。他把保罗·琼斯从德里调来，因为他喜欢身边有个老朋友同他叙家常，而且琼斯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很顶用的。“无论你叫保罗干什么——管理铁路、搞后勤供应、管理苦力或是修理卡车，他都能干好。我希望手下有一百个像他这样的人。”史迪威在平基·多恩的帮助下设计了一种老鼠勋章悬在双十字之间，他把这种勋章送给那些“躲开我们的人”。“平基的性格越来越粗暴——对许多人发脾气……他一直非常憎恨所有的伪君子和自命不凡的人。”
10月14日，在收到美方对三条要求作的答复之后，蒋介石着手准备在缅甸发动进攻。他向史迪威提交了一份中国的作战计划(事实上是史迪威自己的计划)，这项计划再次坚持要英美两国派遣足够的海军和航空母舰，在孟加拉湾建立海上和空中优势，并在仰光作两栖登陆，以此作为中国派遣十五到二十个师参战的先决条件。现在的问题是要英国表明态度。史迪威为此事于10月15日前往印度。为了使这两个话不投机的盟国共同行动，史迪威使用了他称为“拉袖子”的技术。他解释说，“活见鬼，我什么作用都不起，只不过是当跑腿人。我跑到重庆拉住委员长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准备向萨尔温江推进，因为英国人打算从南面进入缅甸……假如英国人单独行动，中国人就会大大丢脸。然后我又飞往印度，拉住阿尔奇的袖子”说，“委员长即将向萨尔温江推进，你们最好也行动起来。如果中国人敢打，你们不敢打，你们英国佬就会丢脸。”
英国人已在中国增加人去拉姆加尔受训的问题上制造麻烦。虽然韦维尔允许中国增加人数，但是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勋爵把这个问题提到伦敦去决定。史迪威的怒火一下燃烧起来。“他们决心要在这个问题上找麻烦。给乔治 [ 译注：指乔治·马歇尔。 ] 拍份急电请求帮忙。”如果英国人停止让中国军队去拉姆加尔训练，委员长由于受到侮辱，可能“推翻整个计划。”史迪威意识到，英国的动机是出于“长远政策考虑：担心中印合作。”这项长远政策——就英国人而言，关系到英帝国的利益，就中国人而言，关系到在国内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事实上左右着两个盟国的作战行动。它们所关切的不仅仅是如何取得战争胜利，而是如何在战争中扩大或者至少是保全现存的利益。美国还没有采纳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见解。人们仍然认为战争是一种异常现象，应当尽快结束战争，社会才能继续它常规的生活。
在德里，韦维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表明预定要来拉姆加尔受训的两个中国师不受欢迎，理由是铁路运输拥挤，每天最多只能运二百军人，卡车和牲畜运输力量都不够，这样运输军人是同印度军队争夺物力。史迪威说，“总之，他们不想让中国军队参加收复缅甸的作战。”韦维尔想了解还有多少中国军队要来，来干什么。“来干什么？我的天呀，我叫他们来帮助我们盟国收复缅甸。”
英国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几个月后，中国新闻部于1943年7月发表了一幅地图，这幅地图重申中国原来的要求，即整个北缅都是中国领土。
史迪威在同韦维尔会谈的第三天发现对方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将把利多划一个地段给我们。他们给我们供应物资……一切事情又获得圆满解决，显然是乔治使了劲。”韦维尔大体上同意以收复整个缅甸包括收复仰光的“安纳吉姆”行动计划作为“规划战斗的基础”。规定史迪威带领中国军队从拉姆加尔进发的路线是北缅的胡康谷地，英国人确信他无法通过这个谷地。这支军队的目标是夺取密支那及其机场以及同驻扎在云南的部队汇合。成立了一个联合计划班子，梅里尔任史迪威的代表。据推算，要把中国军队从拉姆加尔运到利多，再从利多运到北缅并使他们坚守住战场，每天需要八百辆汽车沿三百五十多英里长的交通线运送供应物资二百吨。英国提供五百辆卡车，还有运载火炮的牲畜。英国人有某种先见之明，建议考虑空运。当时一百万印度劳工正在修建机场。根据进一步达成的协议，美国将负责修建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从利多开始，经胡康谷地随着前线部队向前推进，给部队运送补给。这条公路最终将同滇缅公路连接起来。
利多公路是美国“支援中国”政策的另一项工程，英国不需要也不喜欢这项工程。他们宁可使前线无路以利于英国在运输方面保持垄断地位，更重要的是，因为英国不想让中国人有进入印度的途径。由于华盛顿的坚持，也由于公开拒绝会更加引起中国人的激烈对抗，英国人才表面上同意筑路计划，但是他们在幕后从来没有停上过反对和阻挠这项计划的实施。虽然英国工程人员在荒山僻野中几乎同样困难的条件下修筑了一条穿过达武山口的道路，但是他们宣称无法修筑起自利多的这条路，筑这条路是劳民伤财。英国人同意仰光战役的原因是想使筑路计划拖延下去，但是由于英国人的真正意图是等待时机夺取新加坡而不是夺取仰光，他们的这个保证就不很可靠。
史迪威在家信中写道，“要鼓动两个民族来共同对付日本鬼子真不是容易事”，但是在他看来，前景似乎有了改善。他发现英国佬中有“一些好人”，他又一次同林利思戈勋爵一道进餐，勋爵向他探问中国人在战后大概会采取什么行动。史迪威对勋爵的看法是，“他作了某种独立思考。”《简报》主编埃尔德里奇在给史迪威家属的信中写道，乔大叔仍然“象蟋蟀那样到处跳……无论什么事情都想过问”，违反了有关军服的所有规定。史迪威原先最不赞成穿短裤，“但他现在却穿着短裤去参加宴会”，虽然规定在日落之后禁止穿短裤。那顶旧军帽，通风凉爽，适用于热带地区，但却是用一根鞋带而不是用皮带系着的。
现在委员长来了个新的大转变，十分乐意和合作。他在11月3日的一个会议上同意调十五个师到云南方面，把他所有的炮兵分配到这十五个师，并命令它们在次年2月15日前准备完毕。史迪威说，只要部队训练有素，指挥得力，十五个师就够了，蒋介石在其夫人的示意下立即同意史迪威挑选十五个师并任命各个师的指挥官。史迪威寻思一番之后认识到蒋是要使他在失败时无法为自己开脱，假如他的提议照办了的话(而实际上从未得到贯彻)。蒋介石同意让史迪威指挥在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随时可以解除罗卓英的职务，并且重申他坚持要海军和空军取得支配地位，“否则他就不行动。”
“干了一些事。如果中国人说话算数就好极了。我们已向前迈出了最大的一步。”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的促进力量是宋子文，他刚刚回到重庆，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本人的立场取决于他能按照租借法案借到多少款子。宋子文在同史汀生和马歇尔会谈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要把事情办得好一些就得同史迪威合作，不能同史迪威作对。他来的时候给史迪威带来一只手表和一个打火机作礼物，并且显然说服了委员长，使他相信要是赞成而不反对史迪威采取军事行动，他就能从美国获得更多的物质援助。宋子文现在代替不久就要前往美国的蒋夫人，成了委员长的一位活跃的密友和中间人。史迪威没有给宋子文起含有贬意的绰号，就从这一点来衡量，史迪威对他的帮助的高度评价是真诚的。同中国军政部的会谈开始取得了结果。“开始显得有了某些成果。确实同意发动一场进攻战役。确实派遣军队，缩减师的数目，补足定员，补充武器，配备火炮……传出来的消息说我现在在这里起作用了；在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
蒋介石曾经许诺过把第一次缅甸战役中的后勤负责人俞飞鹏和前第五集团军司令杜聿明调离同Y部队有关的任何机构，在史迪威的坚持下，宋子文甚至使这个诺言得到了贯彻，或者说当时在表面上这么办了。但是在杜聿明的问题上，中国人的内部彼此关系比诺言要牢靠，每次史迪威认为他摆脱了杜聿明，但是杜聿明又以另一种身份重新出现。
关于供应和运送改编的三十个师(Y部队就从这三十个师里抽调)的计划是由中国军政部作战处参谋人员同从德里来的惠勒将军谈妥的。军需库、运输管理、医疗、通信、工程服务以及从蚊帐到榴弹炮的各类问题都是议事日程上的事。改编中国军队一个团使之达到规定的实力所需的人员和物资的确切数字，以及按照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各种援助的比例已经由在中国作战处工作的美军人员于近数月具体拟订好了。为了保证Y部队最初阶段的作战需要，据估计在2月15日以前的三个月内需要经喜马拉雅航线运输四千三百吨物资。由于运输这批物资要挤掉给陈纳德运输的燃料，陈纳德对此强烈反对。史迪威这个时候只是把陈纳德看作是多少能予以原谅的不守纪律的自负者，而没有把他看作主要对手。史迪威在陈纳德早些时候表示反对时指出，“陈纳德吵吵嚷嚷地抱怨别人，他是个可恶的家伙，仍然对比斯尔有怨恨。告诉他不得开口，要服从命令。”那些物资还不够。Y部队的需要以及据史迪威计算中国地面部队每月继续需要三千五百吨物资，不久就使争端公然爆发出来了。
史迪威早已在心中盘算来年再训练三十个师，最终第三批再训练三十个师，以便达到他为中国陆军组建一百个满员师的目标。他仍然计划在收复缅甸之后发动战役夺取汉口，夺取汉口以后再进攻他曾于1927年前去执行过重要使命的地点徐州，从徐州可以对日本发动空袭。史迪威根本没有忽视空军的力量，他在致宋子文的一份备忘录中敦促“要确实大规模加强空军，支援作战，并且立即利用空军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连续轰炸。”
中国军界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缅甸战役。据宋子文说，他们觉得史迪威是唯一信任中国军队的人。在全国军事委员会中围满了人的大会议桌旁，人们向史迪威提出了严肃而又实际的问题：“我们确实干起来了。”军械部门在待命，各个师都充实了人员，配备了火炮，美军供应署在听取意见。主管军械的俞大维“百分之百地站在我们一边。”李宗仁“非常赞许和友好……所有这些人现在都赞成收复缅甸。”史迪威11月19日写道，“我们行动起来了”，他还祈求好运道。他写道，“要是能鼓起韦维尔的热情就好了……”
不到两天，形势就捉摸不定了。“印度传来了不祥的消息。英国佬在考虑保持有限的战线。他们的目标是若开山、钦山、加列瓦，这简直是开玩笑。”英国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和皇家空军采取推诿态度。“总的来说，英国人想固守北缅，等到来年秋后再认真行事。”这种又举棋不定的犹豫态度反映出北非战场情况难以捉摸。盟军于11月8日在北非登陆，随之历经一系列混乱局面，唯一确实的结果是这场战役得拖下去，使中缅印战场的大战役的序幕到1943年年底才能拉开。在太平洋上，两艘美国航空母舰为了守住瓜达卡纳耳岛而被击沉，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只有一艘航空母舰了。在大西洋上，船只损失严重，特别是摩尔曼斯克航线，一个船队的四十艘船损失了十三艘之多。当各个战场要求增援时，盟国对于其战略目的争执最大的中缅印战区就成了难以一致同意增派力量的一个地方。
马歇尔在一封信中把上述情况向史迪威作了说明，史迪威恰好在感恩节那天收到马歇尔的信。史迪威概括了一下，“至于我们的‘战争’，我们获得了宽厚的待遇：(1)我们根据租借法案借到的资金；(2)有训练人员；(3)给了某些工程设备，究竟多少尚不清楚；(4)‘空运的效率日益提高。’我的天呀，这些就是我们得到的可以投入一次战役的支援。我不清楚他们会给非洲战场什么样的支援。我得用这样的前景来安慰中国人吗？”史迪威那天夜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和我象在一只木筏上孤立无援，我们两人只有一块三明治，而营救船则在离开我们驶向远方。”
史迪威在给陆军部的一封愤怒的复信(这封信即使不是寄给马歇尔的，也是有意让他看的)中说，如果要给他的实际上就是表示一下支持的话，他是不再要这种支援了。“我读了你的牢骚信，”马歇尔后来在复信中说，“我对你的态度表示同情。”
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那天，韦维尔建议“取消”进攻北缅计划。北缅战役就此宣告完蛋了，虽然拖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完全寿终正寝。在韦维尔提出建议的同时，史迪威恰巧得到马歇尔捎来的话说，美国已决定加强对北缅攻势的支援，其依据是重新打通缅甸的地面通路将可以使驻扎在中国的空军加强活动。首先是满足北非战场的艾森豪威尔的要求，紧接着就是满足史迪威的要求，其中包括派遣六千名从事筑路等任务的勤务部队，这足以表明这一决定的意图是真诚的。
史迪威赶到印度。英军司令部“极为悲观，并采取阻挠态度”。韦维尔把各种障碍都唠叨了一遍：“一切事情都非常困难……雨季期间无法供应部队军需品。日本鬼子在内地有公路网……对中国Y部队的行动非常怀疑。英国军队要等到1943年11月才认真干。”目前韦维尔把他原先计划使用的七个师削减为三个师，除了保证要拿下实兑和在钦敦江组成一条防线以外，不愿作任何承诺。
这一次华盛顿向伦敦施加的压力丝毫不起作用。史迪威以前手下的情报人员、现于陆军部任职的罗伯茨上校认为，“英国人将尽一切办法阻挠任何中国部队在缅甸作战。”英国人坚持说，他们缺乏控制孟加拉湾以及支援军队在仰光登陆所必需的海军力量。由于以上两个行动是蒋介石提出的他采取行动的先决条件，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蒋介石肯定会缩回去。史迪威回到重庆后感觉到中国人有停止做战备的架势。何应钦又耍起蓄意拖延的手腕，然后又以时间不足为借口。在商谈的过程中，史迪威收到何应钦给他的一封长信，“他告诉我，摔破了一些箱子，还摔破了一瓶碘酒，他解释了希望我们在这类事情上所遵循的办法。”史迪威发火了，何应钦这个人身兼史汀生和马歇尔两人所担任的职务，“就连在印度洒了一瓶碘酒也要唠叨一番。”这同缅甸战役失利期间蒋介石要求给部队发西瓜属于同一类鸡毛蒜皮的琐事。史迪威在盛怒之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必定有极大的紧密团结力量，使他们能够经受得住他们的所谓领导人的玩忽职守和政给失当。”正是这种认识使史迪威直到他的使命结束都坚持不懈。
蒋介石于12月28日告知罗斯福说，他原先提出的在孟加拉湾建立海军和空军优势的条件没有实现。罗斯福强调重新打通陆地供应线的必要性，他敦促蒋介石在他不久可能同丘吉尔首相磋商 [ 注：指预定于1943年1月14日至23日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 ] 之前不要作出消极决定。马歇尔急忙致电史迪威，“必须想办法”务使进攻计划能实施，但是他无计可施。史迪威向宋子文递交了许多份备忘录，列举了关于中国的自身利益、今后战略和美国取消进一步援助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各种看法。史迪威竭力表明，假如中国不采取行动，他的政府肯定会问，“既然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如此，中国目前的人员状况、组织机构和政策均是这个样子，美国继续把力量和资金投入中国战区是否值得，”史迪威地位的弱点就是没有权力敢于对上述问题作出否定回答。
1月8日，委员长正式拒绝发动攻势。他不需要等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磋商之后再作决定。事情已十分明显，罗斯福和丘吉尔不打算满足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蒋介石也决心不让他们把他推进收复缅甸的战争中去，即使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罢，除非盟国全力支持缅甸战役。蒋介石告诉罗斯福，‘如果海军无法控制缅甸海面”，缅甸战役最好推迟到秋季。如果在缅甸又遭失败，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在目前情况下，采取最谨慎的方针乃是我唯一可采取的办法”。他倒是提出了他一直希望的事，就是依照陈纳德的论点强调美国空军力量。他用的词几乎是陈纳德的原话，他列举出“空军发动一次进攻的相当大的潜力”，并且认为有希望“收到大大超过所付代价”的成效。
史迪威在日记中把这一天记为“倒霉的星期五”。 [ 译注：迷信说法认为星期五不吉利。 ] 他感到厌恶但不愿罢手。以前就已经遇到过那么多的拖延和阻挠，他怀疑能否按规定的日期行动。他意识到蒋介石在为陈纳德撑腰。但是史迪威明显感觉到，由于陆军部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史汀生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得到了证实)，他自己的地位更加牢固了；他还觉得，因为宋子文的热心相助以及中国军界内部对他的鼓励，就连那个小人物本人也不是完全无法控制的。史迪威估计中国人会设法重新博得美国的好感，以便美国继续向中国提供支援，他可以利用这种形势来继续推行他的改革中国军队和训练三十个师的计划。他觉得仍然有可能起草一项致蒋介石的最后通牒，“如果乔治赞成，就以华盛顿政府的名义发出通牒，”而不要提及总统。他继续施加压力要加强中国驻印部队(在拉姆加尔)和Y部队。曾士奎插进来讲了一句，“老话：‘为了四万万人民坚持到底。’”
1943年1月16日，在一次突然举行的仪式上，史迪威由于头年4月在东枝战斗中的英勇行为被授予优异服务十字勋章。史迪威走到他的司令部时，多思在门口迎接他，他发现司令部的人员在院子里排好了队，态度十分严肃。伯金上校走上前同他握手说，“请您站在这儿。”
“什么事，处决我吗？”史迪威象受害者一样低声问道。
伯金宣读了给史迪威的嘉奖令，说他如何深入“中国某师部队的前线，身先士卒，作出表率，鼓舞着这个师振奋士气，拿下了东枝，还列举了他在前线的其他表现。史迪威显得窘迫不安，低声说“是谁编的一大套？”他的儿子小乔走上前低声说，“您站着别动”，并把勋章给他佩戴上。《纽约时报》记者阿特金森和《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用报界对他的一贯平淡的调子报道了这次仪式，《纽约时报》为此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给乔大叔授勋》的社论。获勋者并不感动。“整个事情都是大话，借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来瞎吹，完全不值得受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实在令人难堪，但幸运的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人们会把这种事情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