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第十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在卡梅尔，一个星期日上午，阳光明媚。已经是12月份了，天气倒还很暖和。史迪威将军夫妇在家里招待从奥德堡来的一些新下级军官。朝着花园的门敞开着，从楼上卧室的窗户望去，浩瀚的太平洋波涛起伏，雄伟地拍打着海岸。
客人们都身穿便服，因为不是值勤的时候是不能穿军装的。屋子里洋溢着星期日的欢乐气氛。突然电话铃响了。史迪威夫人走过去拿起话机，听筒里传来了一位朋友激动的喊声：“温妮，快打开收音机，珍珠港遭到袭击！”史迪威夫人慌乱地寻找收音机，找到后马上接通电源，大家围在收音机周围，一下都愣住了。他们马上意识到，在那边，在窗外深蓝色的浩瀚的太平洋上，战争爆发了。
人们原估计日本会袭击东南亚。谁也没料到日军会采取这样一种不寻常的大胆行动，倾力袭击远在三千三百海里外的太平洋上的美国作战舰队。这场攻击非常大胆，而且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功，令人又惊又怕。一直被人低估的日本在人们的眼里突然一下子变得具有可畏力量了，而且估计它随时都可能袭击美国本土。在几小时内，各种各样的恐慌谣言通过电话传到了奥德堡，有的说日本舰队离蒙特里只有十海里，有的说旧金山可能遭到空袭，还有的说分别在克利夫休斯沿海和洛沃斯角沿海发现潜水艇的潜望镜。
史迪威在第四集团军司令约翰·德韦特中将的领导下负责保卫西部防区南段，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一直延伸到墨西哥边界。日军很可能会从该地区进攻美国。由于珍珠港的海军损失殆尽，现在只能靠还没有做好准备的陆军了。这块地区居住着五百万人口，集中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航空工业，厂房都在海上军舰炮火的射程之内。史迪威本人认为日本不能来到加利福尼亚，但是，鉴于自己肩负责任重大，他每天至少有一次“下沉之感”。他始终处在惊恐慌乱之中。设在旧金山的第四集团军总部常常给电话搞得非常“紧张”。史迪威知道自己的兵力不足，特别是弹药不足。
在南段总部所在地圣贝纳迪诺，史迪威坐在办公桌边打电话给陆军部说，他的小型武器的弹药只够打几小时，大炮实际上连一发炮弹都没有。他说话时激动得几乎要把烟嘴咬成两截。当华盛顿那一头接电话的军官保证“我们尽力而为”时，他咆哮起来：“尽力而为，我的上帝，我究竟该怎么办，难道用桔子把他们击退吗？”日本在袭击珍珠港的同一天也袭击了关岛、威克岛、香港、菲律宾和马来亚，次日袭击了中途岛，得知这一消息后，加利福尼亚更加惊慌了。飞机厂、电台、铁路桥梁和隧道、堤坝、发电厂、水道、水库、油井、医院、造船厂和港口防务设施纷纷慌张地要求派兵守卫，每个机构都提出种种理由，强调自己的需要非常重要。结果，许多部队被派去担任警卫，训练工作不得不中断。
史迪威在这段日子里不断地在这片沿海地区来回巡视，同各市市长、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磋商，调查谣言，保护机场，组织警报系统，回答询问，为从东部增调来的部队安排驻地，设法找地方存放补充的弹药。在这期间，人们一直惊恐不安，谣言一直不断。据报告，12月9日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某海域发现了一支有三十四艘舰只的日本舰队。史迪威在焦虑中度过了几小时之后记载道：“不可靠(下沉之感越来越大了)。”后来查明那批“敌舰”是蒙特里渔船队的十四艘返回本国的拖网渔船。12月10日传来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英国11月间为了制止日本进攻新加坡而派到远东去的最新式“威尔斯亲王号”战舰和“却敌号”巡洋舰在马来亚沿海被日本飞机炸沉，从而使英国丧失了在那一海域的制海权。(“我的上帝，情况越来越糟了。”)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履行轴心国条约规定的义务，应日本的要求，对美国宣战了。这一天又有警报说：“在距旧金山一百六十四海里的洋面上发现日本主力舰队。所有部队一律进入全面戒备状态”。这次警报是第四集团军总部自己发出的。过了令人讨厌的几小时之后，查清这一消息也未经核实。(“天哪，他们简直想要我的命！”)
12月13日，西部防御指挥部报告说，洛杉矶即将遭到空袭，打算向人民全面报警。史迪威认为“全面报警”造成的伤亡和惊慌不亚于空袭，因此决定不相信这项报告。“弹药情况有点好转……二十四小时里运来的第一百二十五批……有两个营已作好在一百七十五英里长的海岸线作战的准备，还有两个营作预备队。(过去的下沉之感。)从奥德堡调来了六辆坦克(其余的坦克开不动)……一个师将从基地开来，要十天。……派出一架侦察机……高射炮要到了……日军在林加延的登陆被击退……12月14日。战争爆发已经一个星期。威克岛和中途岛在坚守……菲律宾部队在林加延朝他们射击……打得漂亮。实际上，大多数被人瞧不起的民族(中国人、俄国人、希腊人和菲律宾人)都在出色地维护人类文明。”
人们神经紧张，甚至有点支持不住了。“想辞职——完全经受不住了。”加利福尼亚南部沙漠地区空军一轰炸机靶场的指挥官担心日军从航空母舰上或从下加利福尼亚地区某秘密基地派伞兵进行袭击，那样他手下的人会全部被打死，关于破坏活动、携带电台的间谍、潜艇和秘密机场的可怕传闻四处扩散，对这些不得不进行调查。有关部门要求史迪威在活动时一刻也不得离开警卫，以防日本特务刺杀。
突然，史迪威应召摆脱了这种狂乱状态。12月22日早晨六点三十分，他接到第四集团军打来的电话，命令他立即到华盛顿去“制订一项远征军作战计划，打电话的人暗示那支远征军将由我指挥”，并告诉他可以享受几天假。他的参谋人员兴奋得奔走相告。“他们认为这是件大好事。”匆匆忙忙地交结工作后，史迪威回家同家人告别，并一道提前过了圣诞节。“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大家心里都平静下来了。感谢上帝。”第二天早晨，他带着多恩登上飞机，于次日即12月24日下午到达华盛顿。两天后，丘吉尔偕同三军参谋长到达华盛顿，以举行一系列参谋长会谈。这次会谈被称为“阿卡迪亚”会议。
史迪威径直前往作战计划处。在那里，他吃惊地听说给了自己一项新任务：已选定他负责指挥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代号为“黑色计划”的第一场攻势——在法属西非登陆。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是他利文沃思学院的旧同窗、作战计划处副处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前不久刚晋升为少将。史迪威这次意识到他本应感到非常适当，但是，“不知怎地，这并没有使我感到跟过去有任何不同”。正如马歇尔后来所说，他之所以挑选史迪威指挥第一场战斗，是因为史迪威训练和指挥第七师参加演习的才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及因为他认为史迪威是位想象力丰富、足智多谋和有自信心的高明战术家，对军史有研究和擅长训练军队。马歇尔命令马克·克拉克对将官进行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看法。克拉克对陆军九名军长调查后按才能大小开列了一张名单，史迪威名列前茅。
史迪威在军事学院得知他的出击目标是达喀尔。达喀尔早就在美国的计划中居显著地位，因为德军有可能把它作为跳板，渡过不太宽的南大西洋，进攻南美洲。第二天证明这项计划还远没有最后确定。“谁也不知道要派我到哪去。上午说是到达喀尔，下午又变成卡萨布兰卡。”阿卡迪亚会议的第一项决定是确认“欧洲第一”战略，打算在摩洛哥大西洋畔的卡萨布兰卡登陆是为了取得一个基地，以防止敌军控制地中海和最后夺取欧洲战场的主动权。卡萨布兰卡登陆行动的代号定为“体育家”。史迪威发现“整个事情还没确定下来”，这种状况在为期三周的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一直没有改善。英美双方在白宫就重大政策问题举行了八次会晤，新成立的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举行了十二次会晤，双方代表努力设法制订双方一致同意的作战目标，组织一个指挥部，制订行动计划，尤其是确定行动途径。对于“体育家”行动计划，时而有人表示赞成，时而有人表示反对，一直无法确定下来。
据克里姆林宫的一位观察家说，当半年前战争打到莫斯科附近时，“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华盛顿也陷入同样境况。史迪威在他第三军的参谋长们的协助下制订行动计划，出击的目标几乎每小时都在改变。目标是卡萨布兰卡呢，还是达喀尔？是冰岛呢，还是加那利群岛？投用多大兵力？前景如何？调配多大支援力量？使用哪些器？估计敌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所有这些都拿不准，大家争来争去。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办法，然而讨论后又都否定了。正如史迪威在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简直给办事员包围起来了，“他们从自动旋转的大门匆匆忙忙地跑出跑进。手里拿着文件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跑来。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角落里交头接耳。当你开始讲话时，大家都站起来。电话的表轨声和铃声都响个不停。屋子里挤满人，秘书在紧张地打字。‘请立刻把这个给我打十份。’‘从保险箱里取出那个秘密卷宗。’‘黄色计划(蓝色计划、绿色计划、桔色计划等等)到底搁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猛抽香烟。大家都把你推给别人。应该有个高嗓门、满脸凶相、手持大棒的人出来大吼一声：‘停止，你们这群疯狂的杂种，不许说话！你们甭装出一副勤快样子，现在你们一半人他妈的在天黑前给我滚出城，其余一半人在这里坐一小时，谁也不许动！’这样，他们就会把文件全部烧掉，重新开始。”
史迪威在制订“体育家”行动计划的时候，心里也挂念着远东，想知道海军什么时候才能投入战斗。他现在得知了珍珠港大浩劫的严重性：八艘即美国近半数的主力舰被炸沉或炸毁，一百七十七架飞机被摧毁，近四千人伤亡，其中一半人死亡。美军在菲律宾克拉克基地也遭到同样大的浩劫，在获悉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几小时后，麦克阿瑟将军的三十五架重型轰炸机的一半和战斗机的三分之一竟然未来得及起飞就在机场上被日本飞机炸毁了。西方参加对日战争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所期望的，但它没给人们带来鼓舞，却带来了大灾难。
日军发动这场战争时，海军力量约相当于美国、英国和荷兰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的总和。现在，日本仍有十艘战列舰和十艘航空母舰，海军第一线约有五百架飞机，而盟国的主力舰只剩下美国的一艘完整无损的战列舰、两艘受轻伤的战列舰和三艘航空母舰了。在驱逐舰、巡洋舰和潜艇方面，交战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在陆地上，日本有五十一个陆军师，其中二十一个师在中国，十三个师驻扎在满洲以对付俄国，这样，除去保卫本国的部队外，陆军还可以派十一个现役师和大约七百架陆军飞机到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地区作战。
日军接二连三地取得惊人胜利。12月23日，关岛和威克岛失守。在圣诞节那一天，英国据为据点已整整一百年的香港投降了。在菲律宾，日军根本不象起初的消息所说的那样，而是出色地登上了海岸，登上岸的二十万日军把美菲联军赶进了巴丹半岛狭窄地带。第二年的1月2日，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日本伞兵部队打进荷属东印度群岛，泰国被占领，默从的维希政权为日军打开了印度支那的大门，这样，日军一直打到了缅甸东部边界。此外，日军还在马来亚半岛腰部登陆，占领了那里的英军机场，然后向南穿过丛林，朝新加坡挺进。在陆上和海上，日本的俯冲式轰炸机和鱼雷机控制了空中优势。按丘吉尔的话说，在日本战争机器的这种“可怕效力”的打击下，白种人在亚洲的威严被一扫而光。
在中国，珍珠港事件的消息被认为预示着中国即将得救。韩素音写道：“国民党官员奔走相告，弹冠相庆，就好象是赢得一场伟大胜利似的。”人们欢欣鼓舞地涌上重庆的街头。在内地其他城市里，神父觉得似乎东京正在燃烧。要发动大规模远距离空袭的消息误传为美国派五百架飞机轰炸了东京，但是这种误传是无关紧要的。中国庆贺的原因是它终于有了盟国，美国参加了对日战争，从而可以依靠美国打垮日本。中国不必进一步承担义务，只要坚持下去，最后就能跻身于胜利者一方。一位在重庆目睹欢庆场面的美国人说：“在美国发生珍珠港事件那一天，在这里就好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庆祝日似的。”
蒋介石一得知珍珠港事件的消息，马上采取了行动，以图在大联盟中扮演大国角色和证实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影响。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当天，他召见英国和美国驻重庆的代表，建议住亚洲反对轴心国的所有国家，即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和俄国(他当时指望俄国能参加对日战争)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并建议在重庆建立一个军事委员会，以美国为首，负责协调各国军事行动。蒋介石虽然嘴上说让美国提出一项“全面战略计划”，但是，他自己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设想。他建议包括俄国在内的各盟国把主要力量用在亚洲，从南太平洋、阿拉斯加、西伯利亚滨海边疆区和中国沿海出动空军袭击日军，争取在1942年打败日本。先用空袭切断日军的补给线，断绝亚洲大陆上的日军同外界的联系，然后，中国军队就能把他们消灭掉。
蒋介石没有忘记作一句补充，他说他建议在重庆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应该“掌握轻重缓急和补给”。他对这同样感到关心，即使不及对战略那么关心，因为他一下子就准确地察觉到英国人会设法抢先弄走根据租借法案运到缅甸准备转运给中国的武器。他希望美国人领导军事委员会就是为了防止英国拿走他的物资。
蒋介石的战略从获得空军力量来说纯属想入非非，且不说也根本不符合美国和英国已经决定奉行的欧洲第一战略。蒋介石没有被邀请参加阿卡迪亚会议，虽然中国是1942年元旦发表的联合国联合宣言的四大签字国之一。(罗斯福亲笔写的名单最初是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再下面是苏联和联合王国，后来，他又把英国改排在第二，把中国排在第四，再后面则是其余二十二个国家，依字母顺序排列。)但是，蒋介石在同阿奇·博尔德·韦维尔爵士会晤后，被要求提供一份初步作战计划，这仅仅是一种礼节上的客套而已。当时韦维尔爵士已被任命为美英荷澳远东战线最高司令官。蒋介石是在12月23日在重庆同韦维尔会晤的，这是中国同盼望已久的西方盟国的首次会晤，然而这次会晤几乎跟珍珠港一样不幸，因为它使三大盟国中的两个盟国间的对立表面化和扩大化了。
中国认为英国是个称霸的帝国，是最先侵犯中国主权的国家，是不平等条约的创始者，因此，中国害怕和讨厌英国。中国对英国暂时关闭滇缅公路仍耿耿于怀。反过来，英国也不怎么尊重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军事力量。奥托·尼迈耶爵士率领的英国经济代表团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访问了中国。该代表团报告说，中国政府解决不了面临的多方面问题，采取的措施是笨拙和乱槽糟的，提供贷款也帮不了忙，因为中国存在物资奇缺的实际困难，贷款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尼迈耶对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蒋介石“对局势缺乏理智的了解”。英国冷静地接受了这种结论。英国作为一个帝国，不象美国那样希望战争结束后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12月间重要地方一个接一个丢失的绝望时刻，英国眼下关心的是守住缅甸，如果可能的话，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如果缅甸丢失，那就没有其他任何别的考虑，只有等到取得最后胜利后重新在亚洲收复帝国领地了。
中国也希望守住缅甸，但目的是使租借物资能继续通过仰光畅通无阻地运往中国，更不必说是保住堆积在那里的千万吨物资了。双方在重庆会议上争夺的主要是堆积在缅甸的租借物资和新开到缅甸的陈纳德的美国志愿团。中国有权得到这两者，但是，英国也迫切需要，而且自认为能更好地利用它们。
韦维尔将军命中注定在不利的情况下担任指挥官。他是一位身体结实的独眼军人，常常令人生畏地一言不发。他使中英矛盾明朗化了。韦维尔与史迪威同年出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比利时的伊普雷被打瞎了一只眼睛的。在这场大战中，他在中东先是打了胜仗，但后来遭到挫折，随后同奥金莱克将军调换职务，到印度担任总司令。现在，由于马歇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坚持主张每个战区都要实行统一指挥，他被任命负责指挥从爪哇到缅甸的长达两千英里的毫无把握的防线。英军首脑疑心这是美国耍的阴谋，目的是自己避免指挥这个注定要失败的战区。他们申言，“让一位英国指挥官去承担就要落到我们身上和美国人身上的灾难的责任，将是很不幸的。”丘吉尔愤然拒绝了这种责难，同意让韦维尔担任东南亚战区司令官。韦维尔得在该战区据守一系列薄弱据点，顶住日军对那些目标的计划极为周密的进攻。
在整个战争期间，围绕指挥权问题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它引起的注意不亚于作战计划。自十九世纪创立参谋部以后，纸上布阵便具有重要意义了——幸而凯撒、成吉思汗和拿破仑不知道这一点。现在，专职参谋人员不再认为战争是名将帅才的事情，而把它看成是个如何“指挥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挥者们都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一心想使每个战区都有统一的指挥，以致把战场上发生的情况几乎放到了第二位。
韦维尔赴重庆同蒋介石会晤，他虽然不欢迎中国军队参加保卫缅甸，但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蒋介石问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将军需要多少中国军队。丹尼斯说要一个团，可能以后又说要一个师。显而易见，他没怎么重视蒋介石的表示。委员长却回答说，他打算派遣两个军 [ 注：中国的一个军相当于美国一个陆军军，但人数不及美国多。中国一个军由三个师组成，每个师名义上有九千人，但实际上平均只有六、七千人。 ] ，再外加八万部队，条件是双方制订一项全面的联合战略计划。丹尼斯没有再继续深谈这件事(大概提出了某种借口)，因为蒋介石几周前还显然是认为这些部队无力保卫昆明。
当韦维尔到达重庆的时候，缅甸危机更加明显了。英国的地位突然显得虚弱是符合这个帝国的本质的，因为它在这之前所需要的最多不过是显示一下力量以便统治罢了。派一艘炮艇四处游弋；士兵在街道上操练，做漂亮的举枪放枪动作；身穿猩红军服的士兵举行阅兵；让蓄着大胡子的锡克人充当警察等等，这些就足以统治亚洲而不至引起严重挑战了。地道的自满情绪——在欧洲危急后有所收敛——是对付不了日军可能要发动的进攻的。尽管如此，英国还是不想看到中国军队开进缅甸。中国隐晦地宣称自己对缅甸拥有主权，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要求。中国军队一旦越过边界，他们不但会同对中国人完全没有好感的缅甸人发生纠纷，而且可能会赖着不走。韦维尔期望印度派遣增援部队，他自然认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属国与其让外国求保卫，不如让帝国部队保卫”。此外，有人劝他说，缅甸无法为开去的大批中国军队提供粮食和交通工具。因此，他只接受了中国一师部队，条件是补给由中国自己提供 [ 注：韦维尔后来宣称接受了两个师，但是与会者了解的情况并非如此。 ] 。他的美国伙伴乔治·布雷特将军同意他的观点。布雷特是位空军军官，是被派往中国考察建立重型轰炸机基地的可能性的，他对他所目睹的中国军队的表现颇感吃惊。马格鲁德将军在写给华盛顿的谨慎地留有余地的报告中说，韦维尔的拒绝使委员长“有点感到不悦”。实际上委员长是怒不可遏。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干下了许多侮辱人的事情，现在又多了一件。
除此之外，中英两国围绕着堆积在仰光的租借武器的使用问题也发生了争执。码头上物资堆积如山，仓库里堆满弹药，数百辆卡车死气沉沉地排列着。同时，预计日军要轰炸码头，搬运工全部逃散了。中国运送这些积压物资的能力有限。按理说，马上把这些物资用于保卫仰光对盟军的战略目标最有利，这既对盟国有利，对中国也同样至关重要。但是，要让以俞飞鹏将军为首的中国驻缅甸的管理物资的军官们把这么大一批物资(以及可能有的好处)统统交给英国人，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中国无论如何不相信英国能守住仰光。中国想得到物资，但又无力使用，这使西方人非常恼火。随着时间的迫近，英国越来越紧张，总督暗示可以没收物资，结果，一百五十辆卡车和一船弹药被没收，其余物资被美国管理租借物资的军官扣留，以待决定归属。当这场争执传到重庆时，委员长机敏地深思熟虑后对韦维尔的藐视进行了报复，表示愿意提供二十挺机枪保卫缅甸。他后来又拒绝召见英国大使，并扬言要停止中英两国间的一切合作。
韦维尔制造的这一事件严重地影响了阿卡迪亚会议，使美英对华政策的分歧突出起来了。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英国实际上并不想为中国操心。中国对美国来说则是无法摆脱的负担，山东问题、没有履行的九国保证、史汀生主义不起作用、向日本出售废钢铁、“特殊的”中美关系、归还庚子赔款以及战后应有个强大的中国的主张等等，都是这种负担的组成部份，这里既包含着感到内疚和想履行监护人职责的成份，也包含着错觉成份。蒋介石可能是故意发脾气的举动，立即又促使美国担心他可能退出联盟。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害怕中国同日本单独媾和，这种担心带有不符合实际的成份，因为中国一心想跻身子胜利者一方，而且它从日本那里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是，由于蒋介石老是叫喊中国即将崩溃，由于美国害怕中国的崩溃会使日本军队全部从中国摆脱出来，所以，这种担心仍然一直存在。
日军的节节胜利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心。马歇尔将军在写给韦维尔的一封忧心忡忡的信中指出，日本正在发动一场大规模宣传攻势，想利用西方因香港和马尼拉陷落而丧失威信的机会搞垮中国的抗战。他认为有必要促使中国加强对“英美在远东的共同目标的信任和信心”。除了打垮日本外，他可能很难说出还有什么别的共同目标。
盟国之所以没有制订出一致的抵抗计划，之所以在早些时候在新加坡召开的参谋长会议中没有就如何使用现有兵力和首先保卫什么地方的问题作出决定，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利益不一致。在重庆会议上，各方一致认为“首要的”任务是保卫仰光和缅甸，因为“这对中国能否继续坚持抗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马歇尔所希望的那种信任和信心却几乎同时开始削弱了。高思报告说，盟国的变化使中国人感到“非常震惊”，公开宣传首先打败希特勒的方针使他们感到“愤慨”。史汀生部长对这种趋势尤其感到担心。他认为韦维尔“相当独断专行和笨拙，只会按英国对待中国的老一套办法行事”。史汀生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认为美国有义务对中国履行监护人职责。他愿意在远东尽到比“欧洲第一”战略所允许的更大的努力，因为他认为必须防止日本巩固其控制地位并使中国不致因失望而垮掉。
罗斯福也对韦维尔事件深感不安，他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放弃抗战，整个亚洲恐怕就会向日本屈服。扰乱委员长情绪——据认为它是华盛顿最灵敏的晴雨表——的任何事情都是危险的。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说：“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象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他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对丘吉尔说，让委员长的心情重新愉快起来尤其重要。他要丘吉尔命令韦维尔设法抚慰委员长。
为了让蒋介石具有正式地位，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请他担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司令。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打算派盟军到中国作战，这等于是告诉蒋介石他指挥的范围仅限于他本国的军队。这项决定可能会使蒋介石感到高兴，但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出于保密考虑，没有请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作为补偿，罗斯福更加切望在重庆设立某种盟军军事委员会了。
罗斯福的主要想法是，中国战后应成为一个大国，以填补日本留下的真空。他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缺陷，因为他曾向他的儿子承认中国“仍处在十八世纪”。尽管如此，这个拥有五亿吃苦耐劳的人民的古老大国是个地理政治事实，虽然它因长期治理失当而蒙受了挫折。罗斯福希望中国将来站到美国一边。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丘吉尔对罗斯福说，他认为美国舆论对中国能对这场战争作出的贡献估计过高了，罗斯福“强烈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罗斯福反问道：如果“人口众多的中国走上日本近一个世纪来所走的道路，而且握有现代化武器，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丘吉尔回答说，他讲的是目前这场“已经拖得够长的”战争。丘吉尔着眼当前情况的毫不妥协的态度碰上了罗斯福着眼于未来的考虑，两人是针锋相对的。
罗斯福认为，如果中国将来起大国作用，就必须以大国待之。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在同《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不能在说到蒋介石时把他称为“野蛮的头子”。接着，他提出一个表明内心想法的问题：他问斯诺中国人是不是“喜欢我们”，“他们是不是认为我们是好人？”他接着谈起他的家族同中国的关系，谈起他1933年想废除治外法权，虽然得到赫尔的赞同，但却遭到国务院的顾问们(罗斯福不喜欢也不信任这类人)的反对。尽管德拉诺家族的钱是从中国赚来的，但是，罗斯福却不赞成外国向中国渗透。他在1934年写的一封信中表示相信，加速中国的危机，“迫使中国人日益自力更生”比把这种不健全的状况继续保持二、三十年更好。这是罗斯福拟就的最明智、最稳妥的政策讲话之一，但从来没被采纳。
在中国问题上，除了受到祖父德拉诺和快帆船贸易的影响外，总统的想法的整个演变过程是隐秘的。据总统的亲密助手之一罗森曼法官说：“在白宫，罗斯福的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几乎是跟原子弹一样大的秘密。”战争结束后，有几位陆军历史学家曾问马歇尔将军：“总统的对华政策是什么？他是否向您阐述过？”马歇尔只能回答说是“对中国以大国相待”。马歇尔这样回答并不仅仅是想用个口号对付过去。这种政策虽然是虚假的，但它确实是出自真实的信念。罗斯福认为，殖民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本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那种把亚洲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做法。他对前国务卿韦尔斯说，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东西方今后发生根本裂隙”的最好办法。
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同罗斯福意见不一致。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他出任首相并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丧礼。英国在远东参战的目的是维持原状，而这不是罗斯福的目标。罗斯福认为大英帝国已经完蛋了。从长远来说，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争取独立的浪潮会把白种民族赶走。在丘吉尔访问华盛顿期间，他也就印度发表了类似看法，结果第一次引起严重分歧。丘吉尔写道：“我强烈表示反对，并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结果他再也没提这一点。”
由于最终目标不一致，战略势必受到影响。美国注意的中心是中国，英国注意的中心是新加坡，从根本上说则是印度。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缅甸从两个不同角度看都具有战略意义。双方的这一分歧后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同总统一样，美国总参谋部也认为需要支持中国，因而认为守住缅甸则至关重要。英国人认为支持中国徒劳无益，认为美国这样做是不可思议的反常行动。但是，双方达成一项联合战略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丘吉尔同意罗斯福承担“在各种情况下同中国交往”的主要责任。在美方的坚决要求下，为了强调同中国的战略关系，缅甸被从印度统辖区划出来，划归韦维尔指挥的东南亚战区管辖。英国参谋部极为不满，因为这样做打乱了正常的后勤渠道。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将军怒气冲冲地说：“这整个方案是轻率的、缺乏见识的。”
丘吉尔写信给韦维尔，向他说明了作出这项安排的原因。他在信中说：“我必须使你明白美国的看法。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同大英帝国一样重要。”美国的参谋长们之所以要把缅甸划入韦维尔的辖区，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同中国保持联系和使滇缅公路畅通是“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千万不要忘记亚洲大团结的阴影正越来越大”。丘吉尔最后说：“如果我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我这次在美国所学到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中国’一词。”
1942年1月1日，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乔治派人来叫我——我去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谈的全是在东方遇到的麻烦。”马歇尔介绍了英中争吵的情况，说他想物色一名美国高级军官，把他派到重庆去，以保持美中间的和睦关系。讨论的人选是陆军高级军官，第一集团军现任司令休·德鲁姆将军。大概是史迪威推荐的。马歇尔以前可能曾经要史迪威推荐一个人，因为史迪威同多恩谈过这件事，多恩推荐了德鲁姆。多恩说：“委员长是个自命不凡的人，我们把我们这里最自命不凡的人派给他吧！”
德鲁姆是个自命不凡、狂妄自大的人。他担任过美国驻欧洲的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后调任潘兴的参谋长。战争爆发时，他期望让他指挥美国下一支远征军。在上次夏季军事演习期间，德鲁姆的神气活现的举动和某些刻薄的讲话使马歇尔非常生气。马歇尔自己物色了担任实际指挥职务的对象，他表示欢迎以某种办法安排德鲁姆担任他所要求的高级职务。派德鲁姆这样级别的军官到中国去会成为对中国的一种恭维，尽管他从没到过中国。已经在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的马格鲁德将军不具备足够的威望，此外，他对中国人已经感到厌烦和失望。唯一可选择的对象显然是史迪威。“我，不行，谢谢你。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不过是个不被他们放在眼里的小小的上校。他们见过我赤着脚在泥里走路，见过我同苦力在一起，见过我乘坐士兵的火车。德鲁姆会长篇大论地讲话，然后要经过译员翻译，这样他就有时间考虑，慢慢作出决定，就能保持住自己的尊严。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派德鲁姆去。”
这时，“体育家”行动计划越来越混乱，人们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担心，对西班牙、对空中掩护、潜艇、船运以及跑到“耗子洞”去是否可取产生了疑问，因为那个“耗子洞有武力防范，去了肯定会遭到惩罚，而且很难提供补给”。史迪威得知，选上他是因为他“具有主动精神、思想敏捷和意志坚强”，而且得知美国的第一场进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很对。但是，谁愿成为见证人呢？”史迪威写道，在同马歇尔及其他人长时间开会讨论后，“大家都反对……大家一致认为物力不足，运输无保障，会出现很多复杂情况，一些重要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后果可能是严重的”。尽管如此，计划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因为，正如史迪威所认为的那样，“英国佬希望我们投入战斗”，他们“完全迷惑了”罗斯福。罗斯福“双手发痒，很想干一干……‘嗨，废话，我们可以干。’我们的人对船只不能更迅速地卸货感到非常奇怪。他说，‘对于着急办事的人来说，两周似乎很长。’”史迪威认为罗斯福“在所有军事问题上都是个十足的业余爱好者”，“富有好奇心，喜欢幻想，常常突然产生一些幼稚的想法”。并认为罗斯福“被英国人欺骗了”。此外，“他爱海军若掌上明珠，而视陆军如后娘生的”。
到1月10日，对“体育家”行动计划“争论得越来越激烈……大家都认定这是一场愚蠢的冒险……整个该死的计划荒唐透顶。我们应该扫除太平洋第一的思想，然后面对东方”。1月14日，即白白浪费了三周时间“制订一项我们可以证明行不通的计划”之后，双方在最后一次阿卡迪亚会议全体会议上作了最后一次说明。到这时，由于可能会在利比亚遭到挫折，英国人也冷下来了。双方一致同意取消“体育家”行动计划。
同一天晚上，史迪威应邀到陆军部长家作客。史迪威获悉——用史汀生的话说——“命运之手在指向你”，指出的方向是中国。在史迪威还在全神贯注地考虑“体育家”行动计划的时候，德鲁姆将军被召到华盛顿，他自认为这下成了个了不起的人物了，因而带去了四、五十名随行参谋人员。他得悉竟没有被任命接替潘兴，而是被派到中国去，面且没有拨任何军队给他指挥，目的和方针比使人烦恼的“体育家”行动计划还要混乱。
在有关方面同德鲁姆讨论的过程中，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开始显露出来。据史汀生对德鲁姆说，他到中国去的目的是使中国早日成为发动进攻的基地，保证最后中国或从中国大陆向日本发动有效的决定性反攻。其次是让中国继续打下去。史汀生说中国目前在战争中的境况不佳，可能会单独媾和。他具体指出了三项主要任务：“全面处理”租借物资；全面指挥美国驻华空军的行动；大概还要根据蒋介石的建议指挥中国部队。蒋介石已经表示愿意把“一、两个军交给”美方指挥。
马歇尔的侧重点跟史汀生不一样。除了使中国继续成为空军基地和加强美国志愿团之外，主要任务是“在中国武装和训练中国军队”，以便使他们能更有效地打击日军和牵制日军在太平洋的行动。陆军部认为，这正是租借法案的目的。马歇尔因亲身到中国去过，因而接受了史迪威对中国士兵潜力的看法。他知道中国士兵吃苦耐劳、敢于牺牲。他有一次到冯玉祥的辖区参观，冯玉祥部队的严明纪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相信，如果有胜任的指挥官，中国军队可以成为一支“打不败的”军队。他认为，中国军队下从连长起，各级指挥员都不能胜任，都需要撤换和重新接受训练。
这项使命并不合德鲁姆将军的心意。他认为这项使命“模糊不清”，同主要任务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且，由于马歇尔否认打算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到中国战区作战，他认为派象他这样级别和象他这样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到中国去简直是一种浪费。在德鲁姆表示反对和进行抗辩的同时，蒋介石尽量摆出威严的架势，装模作样地接受了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头衔，并要求美国派一名高级军官担任他的参谋长。这位参谋长“不需要是远东问题专家。相反，如果他了解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军队的情况，就会用看待军阀军队的老眼光看待现在的军队，因而会不利于指挥作战”。这个有趣的条件大概是指马格鲁德将军而言的。
蒋介石的电报的含义是很明显的。他希望给他派一位顺从但在国内有很高地位和很大影响的人，不希望给他派一位卓有见识以致会对中国的要求提出批评的人，简单地说，就是想要象德鲁姆将军这样的人。但是，由于德鲁姆不喜欢这项使命，史汀生灰心了，最后将他排除。由于“体育家”行动计划推迟，命运之手象指南针一样指向了史迪威。史迪威想担任战地指挥官，马歇尔也想让他担任战地指挥官，因而千方百计地让他避免这一牺牲。“乔，我给你二十四小时考虑一个更好的人选，否则就是你啦。”史迪威马上就要得到指挥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场战斗的指挥权，这也是他一生中指挥第一场战斗的权力。不管什么行动计划取代“体育家”行动计划，他都完全可以指望让他指挥。他催促多恩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快点想想办法，否则我们就要被钩住了。”但是，他知道钩子已经下好了。
史汀生的十八世纪建造的宅邸方圆二十英亩，俯瞰罗克·克雷克公园。史迪威到那里后才知道自己是唯一的客人。他俩在书斋里坐在壁炉前谈了一个半小时。陆军部长问他对这项使命有什么感想。“我告诉他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史汀生也写日记，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史迪威)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对中国有透彻的了解，他在一个半小时里向我介绍的关于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第一手情况比我以往了解的全部情况还要丰富。他对中国军队作战英勇评价极高。”史迪威对他说，这项使命的成败完全取决于蒋介石是否愿意把部分军队交给美方指挥。蒋介石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这样做。陆军部长让他放心，说蒋介石本人已作过表示，宋子文也表示答应。史迪威表示怀疑，但是，正如史汀生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史迪威说，如果能指挥部分中国军队，那么，这项使命成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他对这项使命非常热心”。史汀生本人无疑也很热心，因为他认为，执行这项使命就是“实践了我多年来信奉的政策和原则”。他寻找的正是热情，史迪威对中国的感情鼓舞了他。他在上床睡觉时觉得“我发现了一位非常有助于我们解决今后问题的人物”。从那天起一直到最后，他始终是史迪威最热情、最坚决的支持者。
两天后，史迪威又同马歇尔长谈过一次话，讨论了这项使命。他得知史汀生一开始并不想考虑他，因为在讨论“体育家”行动计划的一次会议上，他一直坐在那里低着脑袋一言不发。“乔治对他说，我正在准备冲锋。”马歇尔问史迪威是否认为到中国去任职确有把握取得显著成效。“是的，如果给我指挥权的话。”马歇尔问他认为如何安排为宜。“我回答说‘问问蒋介石是否愿意’。乔治说他把这个问题记下了。我也记下了。他要把这个问题转告宋子文。”马歇尔告诉史迪威要提升他为中将，但是情况进展很快，“等你到达那里的时候，你可能已成为驻澳大利亚军队的司令官了”。
从印度洋到西南太平洋一线，看来没有一处能硬顶住。日军现在已经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登陆。在马来半岛，英军两个师守不住阵地，开始向保护着新加坡的海峡撤退。直布罗陀以东最大的海军基地看来可能守不住了，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该海军基地是马来亚屏障的环节之一，这条屏障从缅甸经过马来亚、苏门答腊和爪哇，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由陆地和若干岛屿组成，保卫着印度洋。1月15日，日军先头部队从泰国越过山口打进马来亚屏障北端的缅甸南部。在帝王时代，那些山口只能走步兵和大象，人们原以为使用现代化运输工具和大炮的军队无法穿过。日军在缅甸反政府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引导下，继续朝毛淡棉推进。
英国原先反对中国军队到缅甸，现在突然好象需要他们了。英国现在要中国军队接防缅甸东部边境上的掸邦，以便把缅甸第一师腾出来保卫仰光。英国是把仅有的增援部队派往缅甸，还是派往新加坡，丘吉尔得二者择一。他在阿卡迪亚会议结束后返回伦敦时对参谋长们发表了相当惊人的讲话，说“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我认为使滇缅公路畅通比守住新加坡更为重要”。如果滇缅公路失守，那将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将会切断我们同中国的联系”。同中国保持接触第一次似乎变得重要起来了。但是，增援部队最后还是派到新加坡去了，因为澳大利亚警告说放弃新加坡将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背叛行为”。澳大利亚已把它最精锐的几个师派到中东去为英国作战。
1月19日，史汀生同宋子文讨论了使委员长答应把“中国部分部队，特别是打算派到缅甸作战的部队”交给迄今尚未任命的一个美国人指挥的问题。蒋介石的答复虽然不明确，但语气是肯定的。他同意让美方“统管”派往缅甸的中国军队(宋子文在转述这个问题时用的就是“统管”一词)，并具体要美国另派一名中将到中国，而不希望让马格鲁德担任。宋子文在去年12月23日已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他认为适合打圆场时，他就为他的主子向美国人说点好话，反过来也是一样。宋子文个性极强、野心勃勃、作风粗暴然而很有能力，他的思想和语言完全西方化了，但同时又具有中国人的那种狂妄自大的特点。他对自己所代表的现政权不怎么尊重，同领袖即他的妹夫缺乏互相信任，一直想取而代之。史汀生从宋子文嘴里得知“在缅甸问题上还有件事必须解决”，但是，宋子文对这句含义隐晦的话一直没有加以澄清。宋子文说，不需要再发电报了，因为只要他同意就足够了。他已经知道人选，并调查了史迪威过去的情况，对史迪威非常满意，而且知道蒋介石也同样会感到非常满意。他认为美国“挑选了陆军中最胜任这一职务的人”。后来，委员长发来电报表示同意任命史迪威，说“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到中国任职”。
由于事情已经如此，马歇尔1月23日告诉史迪威说，看来只得让他担任那项职务了。他问道：“你愿意去吗？”史迪威与回答史汀生的问题时说的一样：“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没说二话，畅快地接受了任务，虽然他在日记中写道“打击终于来到了”，而且还提到自己被当作祭品牺牲掉了。他的参谋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在陆军部里，有位同事说，马歇尔是想“以一种聪明的方式甩掉德鲁姆，但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使自己失去了最优秀的军长”。
在后来的若干天里，史迪威一直研究有关中国的文件档案，组织参谋班子，准备提出需要的东西，同宋子文(“不光明正大，而且很滑头”)和中国国防物资公司的代表(一般都是空洞地谈论运输机、重炮和俯冲式轰炸机)进行详细交谈。他会晤了负责援华租借物资的官员劳克林·柯里，而且会晤了海军负责人。海军这时也要把曾长驻中国的经验丰富的米尔顿·迈尔斯将军派往中国，给他的指示是“以你所能采取的任何办法在三、四年内使中国沿海宜于美国海军登陆”，同时“弄清楚中国的时局”。
在史迪威准备就任的时候，敌军向前推进了。就在他被任命担任该职的那一天，日军在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岛登陆，三天后又在不远的所罗门群岛登陆，这是他们旨在切断美国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的第一步。在缅甸，日军步步逼近毛淡棉。用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话说，日军“不是沿公路直下”，而是分成小股部队，从丛林穿过。在缅甸同在马来亚一样，他们的机动能力和进展速度是惊人的。他们轻装前进，用自行车或牲口作运输工具，自己携带小口径武器使用的弹药，这样就不一定非走公路不可。他们脚穿帆布胶底轻便鞋，身穿短裤和运动衫，他们受过训练，可以靠背包里够吃四天的有限食品充饥。英军虽然利用当地的部队，但是，他们调动时靠卡车，使用的是全副重型武器装备，吃的是罐头食品，头戴钢盔，身背防毒面具，脚上穿着沉重的皮靴，因而就象布雷多克率领的英国兵在北美的森林里那样，行动非常不便。
马歇尔并不让人感到鼓舞，他认为英军未必能守住新加坡或仰光，承认这项中国使命是桩赌博，再次警告说最后可能要把史迪威调往澳大利亚任职。史迪威几乎同马歇尔一样不感到乐观。“中国愿意干吗？还是袖手旁观，让我们干呢？英国佬会合作吗？我们到达时仰光会不会已经丢了呢？”
史迪威给马歇尔写了一项关于战略问题的备忘录，认为太平洋西南区域是防御区，美国至少应在中国投入一个军的兵力，在那里创建“最大进攻力量”，以把战争打到日本本土去。他最后接到的命令中没包括这种设想。那项命令第一次给他冠以中将头衔(“这一点也没让人感到激动”)，任命他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 [ 注：当时只有参谋人员、技术人员和空军。 ] 司令官、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参谋长、援华租借物资督导人和任何联合军事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他的职能和任务是保障滇缅公路畅通，“指挥分派给他的中国军队”，“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提高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的效用，以把战争打下去”。这段话是为了具体说明援助的目的而仔细推敲后酌定的。史迪威极力想减少任务，但结果发现自己共担任了八项职务和工作。
可以预见，仰光有可能失守。作为对策，两项规模十分宏大的任务，即开辟喜马拉雅山航线和修筑利多公路的计划已经确定。1月30日，日军攻占毛淡棉，仰光面临的威胁更大了。中国人失去了对西方力量的信任，他们预计仰光这个港口城市有可能失守，从而会使中国再次与世隔绝，除非另开辟一条补给线。罗斯福也同样焦虑不安。1月30日，他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辟一条陆上补给线的可能性。据史汀生日记中记载，“他说(那条陆上交通线)位于滇缅公路以北，穿过一座海拔不超过六千英尺的山口。”应总统的要求，艾夫里尔·哈里曼找宋子文商谈了这件事，宋子文拿出了一张地图，上面用红颜色标出了一条交通线，那条线路从波斯湾起，由铁路通往里海，然后乘船到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再经铁路通往中国边界，最后通过约两千英里的汽车公路到达重庆，全程共长五千英里。
宋子文认为如果开辟航空线会更起作用。他这样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1月31日写给罗斯福的信对人们的议论置之不理，说“真奇妙”，有一条航线“十分方便”。那条航线是从印度东北阿萨姆邦地势最高的萨地亚到中国昆明，全程仅有七百英里，“整个航程的高度变化不大”。他没有提到这两个地点之间高耸着喜马拉雅山，他提出的这条航线大概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他估计一百架DC－3型运输机一个月可以把一万二千吨物资运到中国。物资的登陆口岸将定在加尔各答，然后经铁路北运阿萨姆邦。哈里曼在说明书中表示赞成宋子文的建议，但他也持谨慎态度，特地提到了喜马拉推山。总统确信任何纯后勤问题都能迅速“解决”，因而在要求提出后的九天内就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明确保证……经印度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可以采取空运的办法保持畅通”。为了开辟这条飞越世界屋脊的空中运输线，必须要有飞机场、飞机、地勤人员、燃料和服务设施。这项任务在史迪威离开美国之前也划给他了。他认为这很必要。“局势在逼着一切有关的人士认识到缅甸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立即让航线通航，还必须开辟一条边远公路。”
开辟这条从印度通往中国的“边远公路”的建议最先是中方1942年1月1日提出的，美国在那两周之后才考虑让史迪威到中国任职，三周后才正式任命他。但是，那条公路后来却同史迪威结下了不解之缘——有的人把它称为“史迪威公路”以纪念他，另外一些人则用它来责备他干了蠢事。那时，甚至早在日军打进缅甸境内之前，中国就预计到下缅地区有可能丢失，因而要求用租借物资修筑一条公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起，穿过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森林、河流，同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城镇龙陵连接起来。它要经过一条车辆从未走过的路线，是一项甚至比开辟空中航线还要艰难得多的工程。委员长说可以在五个月内筑成，但是，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的军官们经过一个月的勘查后估计要两年半的时间才行。作战计划处把它列为“紧急军事需要”。因此，在史迪威到达中国或缅甸之前，这条公路已经得到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所有人的赞同，其中包括陆军部和总统、宋子文和中国国防物资公司以及主管租借物资的劳克林·柯里，自然还包括委员长。委员长2月份要到印度访问，答应亲自争取印度政府的同意。
史迪威启程前回卡梅尔同家人团聚了四天，他没有因丢掉作战指挥官职务而表示失望。看来，他对能有机会同日军作战和帮助那个他知道正处在他可以理解的境地中的国家感到高兴。这项使命现在合乎他自己的愿望：使中国军队能卓有成效地作战。除了随史迪威一道乘飞机到中国的三十五名军官和五名士兵之外，陆军部还派四百名技术人员和教官乘船前往中国，以帮助训练中国军队使用美国装备和掌握美国战术。
史迪威的参谋班子由“中国帮”和第三军的军官组成。多恩上校继续担任史迪威的副官，他曾在中国呆过，是史迪威的主要助手。军事情报处中国站站长弗兰克·罗伯茨上校又以参谋部军事情报部代表身份同史迪威一道工作了。他过去担任过语言教官，在“帕奈号”事件发生时他在船上，史迪威曾为他的命运十分焦虑。另外两位当过语言教官的军官威拉德·怀曼上校和海登·博特纳上校也被调来了。他俩也曾在第十五步兵团服过役。被调来的还有一名年轻的副官迪克·杨上尉，他是在夏威夷出生的华人。马克斯韦尔·泰勒极想让自己掌握的日本知识有用武之地，因而渴望到中国去，史迪威也极想要他。但是，泰勒后来发现自己的名字被马歇尔从名单中勾掉了。马歇尔想派他到欧洲去。史迪威借调戴维斯担任政治军官。史迪威是1938年在汉口的大使馆里认识戴维斯的。戴维斯出生在四川省，父母都是传教士，他知识渊博，目光敏锐，会讲汉语，写的报告很能启发人。蒋介石遇到的将不是一伙和蔼无知的人。参谋班子中的其他人主要是从驻扎在奥德堡的第三军抽调的。第三军由主要步兵军官富兰克林·赛伯特准将指挥，由绰号叫“大个子汤姆”的赫恩担任参谋长。赫恩是个迟钝的高个子南方人，他很稳重但没有什么灵感。
史迪威在离开美国的前一天，同两个人发生了冲突，而这两个人后来又都对这项使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一个是卓越的战士、中国战区的鼓动者、千里之外的陈纳德。马歇尔在同蒋介石就把美国志愿团并入美国陆军问题举行谈判时，曾向蒋介石保证让陈纳德担任驻中国的高级空军指挥官。但是，在制订中缅印战区的空军战略计划时，由于指挥结构的需要，陈纳德率领的驱逐机队得并入计划成立的以中国为基地的空军部队。宋子文同意这一更改，但是，正象他过去处理可能会引起麻烦的问题一样，他没把这件事告知蒋介石。陈纳德现在强烈表示反对，理由是违背了诺言，虽然他真正的原因是不愿在指定担任他上级的克莱顿·比斯尔上校手下任职，因为他同比斯尔结有宿怨。所有的人都加入了这场争执：史汀生“相当关注”，请来了史迪威；柯里代表陈纳德参加争吵；空军首脑哈普·阿诺德将军“大发雷霆”，他跟循规蹈矩的军官们一样不喜欢陈纳德，说陈纳德是害群之马。阿诺德将军虽然有“笑哈哈”的诨号，以逗笑和宽厚闻名，但也会发脾气，有时甚至暴跳如雷。作为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坚持让比斯尔当陈纳德的上司。阿诺德也颁布了这样的命令。由于这一插曲，史迪威对陈纳德的纪律性的评价“大大降低了”。
第二场冲突是同罗斯福发生的。史迪威在向陆军部长辞行时提出，为了提高他在委员长眼里的威望，是否可以携带总统的一封亲笔信给蒋介石。史汀生为他安排了同总统的会晤，并向总统说明了会见的目的。2月9日中午，史迪威前往白宫，这是他第一次同总司令谈话。会见持续了二十分钟，气氛并不象跟史汀生坐在壁炉边平静地谈话那样融洽。考虑到史迪威的先入之见和罗斯福一个人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的习惯，会见不大可能非常融洽。史迪威在国内是个平凡的共和派。共和党人有一致的感情，都很憎恨罗斯福。史迪威在这一方面是受了他的哥哥约翰的影响，约翰是极端派。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如果史迪威在用烟嘴抽烟时烟嘴“翘起的角度跟罗斯福一样”，那肯定是偶然的巧合。但是，由于他俩都对中国抱有希望，如果一方能给另一方机会的话，他们本是会取得一致看法的。总统本来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中国的真实情况，史迪威本来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总统的真正意图。
罗斯福有个痼癖，就是跟别人谈起话来总喜欢自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因此，他的一些老朋友想出了一些向他陈述意见的特殊办法，譬如说趁他吃饭的时候找他谈话，因为那时他嘴里嚼着东西，无法多说话，或者给他严格规定五分钟时间，一到时间就坚决打断他的话。据了解，史汀生跟他在电话中交谈时会把电话挂上，不听他多说。罗斯福脾气好，富于直觉力、敢于试验、长于谋算、多变、狡猾和愿意作出让步，他的思想跳跃得很快，没有明显的连贯性。他通常是同时有几个思路，他的动机常常是混杂的。用他女儿的话说，他的连贯性是“他对未来的意识”。一位英国观察家说：“他对民主政体的前程充满坚定信心。”他突出的性格是充满信心，有些人倒认为他过份自信，这也许是因为他本人战胜瘫痪的原因，他可能因此认为天下没有任何问题解决不了。
罗斯福的讲话让人听起来常常觉得不很稳重，虽然实际上还不到那个地步。此外，由于他讲起话来喋喋不休，人们很难弄清他的思想，就象史迪威常常一言不发使人很难弄清他的思想一样。尽管罗斯福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祖先如何同中国做生意，他还是设法谈到了西方国家元首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必须了解的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如他1935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存在着你我都不理解的力量，但是，我至少知道那些力量是我们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你千万别由于那些所谓的事实和数字而相信西方文明的任何行动能非常深刻地影响中华民族。”
史迪威发现罗斯福“热诚、愉快，但有点浅薄。给人印象不深刻。他的举止就好象我是个求见国会议员的选民似的。他东扯西拉地谈了他对战争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有一条两万九千英里的战线’，等等，等等。他讲了许多空话”。总统尤其谈到，他估计战争到1943年能够结束；“今后一年内”会出现转折；将派两千架飞机到澳大利亚；蒋介石将不会再以为希特勒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所有敌人都不相上下；所有盟国同舟共济；以及他不希望蒋介石夫人来美国访问等等。“在我听够了之后，我打断他，问他是否有口信带给蒋介石。他显然没有，他又讲了五分钟，想找惊天动地的事谈谈。他终于找到了：‘告诉他，我们一定继续干下去，我们打算坚持干到底，直到中国收复它所有的失地’。”
这个非凡的目的事实上成了美国的政策，虽然这个目标也许不应象史迪威认为的那样随便脱口而出。一年后在卡萨布兰卡无条件投降时，罗斯福几次宣布了一些似乎是临时作出的特别决定，这些决定反映出了他的基本信念(如果说不是事先磋商好的话)。虽然官方从来没有宣布，但是，罗斯福同史迪威说的这番话是一种政策变化，在史迪威正式向蒋介石转述后，这番话便成了美国承担的义务。一个国家通常是不允诺为另一国家——即便是盟国——夺回失地的。后来，罗斯福1944年说：“我不希望美国战后担负帮助法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复兴的重担。”但是，他不知怎地却感到对中国负有义务。
在公众的心目里，中国是个最为人喜爱的盟国。罗斯福1月6日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列举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携手作战的盟国，当他说到“英勇的中国人民”时，会场上响起了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总统接着说：“那几亿人民四年半以来，冒着枪林弹雨，忍受着饥饿，一再打击侵略者，尽管日军的装备和武器都占优势。”他把中国人民的持久勇气同“打击”日军的神话联系在一起，重庆发的战报千方百计地详尽充实了这种神话。例如，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宣布要派两个军打击进攻香港的日军的后方。虽然中国根本没有调动军队，但中国12月15日发表的公报却声称两个军同敌军交战，打死打伤敌军一万五千人。蒋介石1月份又本着这种说谎精神通知美国政府，他打算发动一场攻势，把日军赶出印度支那。
马格鲁德将军这时才在写给陆军部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世界上迷信虚假的人”。他们闭眼不看不愉快的现实，喜欢“讨人喜欢的但虚假的象征，认为它们比冷酷的事实更加实在”。他引证了一些战报。由于记者们或者是出于善意或者是由于懒惰，未加分析地报道了这些神话，结果宣传了中国的“胜仗”，使人们产生了错觉。
还有其他一些虚假现象。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只能承认它是个民主国家，不可能认为蒋介石的政府象后来担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历史学家惠德尼·格里斯沃尔德1938年所说的那样是个“法西斯独裁政权”，纵使它是个懒散而无能的法西斯政权。新闻记者们，即使离开了中国从而不受新闻检查的限制，也不愿报道国民党的劣迹，他们的道理是，如果他们那样做，会有助于日本，而且他们肯定再也不能到中国去了。他们出于对中国的友谊，夸大了中国抗战的战绩。正如一位记者所写的那样，长期以来，凡是“希望中国交好运的”新闻工作者到重庆去后，“对蒋夫人的美貌、委员长的英勇果断、中国军队的武功和全体人民的崇高精神无不钦佩神往”。
中国于1月间要求美国不附任何条件地提供五亿美元贷款，高思大使提出了虽不令人愉快但颇有见识的看法。他告诫不要提供不附条件的贷款，因为那样的话，贷款会被中国统治集团中的那帮“蜕化堕落、利己主义以及我认为朝三暮四的人”胡乱用掉。重庆宣称，为了支持中国政府打击失败主义势力，美国必需提供这笔贷款。俄国大使利特维诺夫私下对摩根索部长说，“这完全是讹诈。”但是，陆军部和国务院认为，为了鼓励蒋介石政权和让中国继续打下去，美国必需提供贷款。这是一种政治和军事赌注，而不是经济赌注。摩根索对提供贷款而不附带保障和管束条件极为不悦，他建议按月用特殊货币直接提供给中国军队，“这样，士兵们打仗就能得到饷银，不打仗就得不到”。在这项建议遭到中国的坚决拒绝之后，摩根索继续为美国争取某种形式的管束和监督权，至少想争取到使用资金的磋商权。委员长拒绝了他提出的所有建议，对华盛顿说，应该把这笔贷款视为向一个正在同共同敌人作战的盟国提供的贷款，“因而，对贷款的使用和偿还办法，不需要规定任何保障条件，也无需事先规定其他任何条件”。
美国对这种异常的主张之所以忍气吞声，是因为它提供贷款的真正目的是取悦于蒋介石和让他继续关注盟国的事业。正如摩根索本人所说，美国提供贷款，是因为它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如不大量提供援助，中国就会靠拢日本和其他“黄种民族”。参众两院的一些委员会要摩根索为提供这笔没有担保的贷款进行答辩，摩根索承认提供这笔贷款不是银行生意，美国很有可能索不回这笔钱。有位质询者责难说，提供这笔贷款是为了说明美国提供的钱比日本多，从而向蒋介石证明他怎样做对自己有好处。摩根索没有否认这种看法。
史汀生部长把提供这笔贷款说成是加强中国军事努力的手段。他2月3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为这笔贷款作证时引述了史迪威跟他讲的有关中国士兵潜力的情况。据一位听证人说，史汀生的那次发言是一个听证者听到过的“最雄辩、最动人和最令人信服的”讲话。史汀生向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们说明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同我国的独特关系以及对我国政府的独特态度和信任”，说明了日本如何在千方百计地搞垮蒋介石，而“中国的国防又如何仰赖于蒋介石的声望和影响”，并告诉他们蒋介石已答应让一名美国人担任他的参谋长，还说史迪威相信自己能够动员起一支战斗力。史汀生说，提供这笔贷款是个“在远东下最大赌注进行赌博的机会……如果美国不抓住这个机会，它就打不赢这场战争”。史汀生的证词深深地打动了外交委员会成员，他们没有提一个问题。次日，众议院没进行辩论就以唱票的方式批准了这笔贷款。参议院在史汀生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当天也全体一致批准了这笔贷款。国会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国务院有些敬畏地说，美国提供这么大一笔贷款，而“不要任何担保和利息，也不对其使用保留管束权”，这还是第一次。罗斯福在通知蒋介石时说，这证明“我国政府和人民是从内心里热忱尊敬和钦佩中国的”。
同在这前后提供的其他贷款一样，美国之所以答应提供这笔贷款，是因为不管蒋介石有什么样的缺点，都必需让他继续执政，以便维持中国的抗日阵线。美国担心，如果蒋介石垮台，抗战就会崩溃，继而会爆发内部纷争。关于这一点，不管是蒋介石的支持者还是诋毁者，大家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马格鲁德就是基于这种考虑为租借法案辩护的。就在陆军部长在国会发表雄辩讲话的那一天，马格鲁德在电报中说：中国无意发动任何攻势，它“永远不会成为巨大军事财富，但是，如果中国崩溃，如果我们不能再利用中国领土，那将是一种不利因素”。
史迪威既不象摩根索那样冷静而注重实效，也不象罗斯福那样乐观；既不象卡尔森那样富于浪漫色彩，也不象史汀生那样富于幻想。他了解中国的实情，愿意再次到中国去。
史迪威最后会见的人物之一是哈里·霍普金斯。他在会见总统后在白宫见了霍普金斯。从他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他对霍普金斯的看法的变化。他在袖珍日记本上写道，霍普金斯是个“古怪的侏儒”。后来，他在作详细笔记时写道，霍普金斯是个“古怪的侏儒般的家伙(患有胃溃疡)……他穿一件红色旧运动衫和一双从十字路口杂货铺买来的鞋子，没有系吊袜带，头发长得好象八周没有理发一样”。次日，在他写给温妮的信中，霍普金斯又变成了一个“非常快活的老农”。
霍普金斯非常愿意帮助探究全球性问题和新近显露出来的中国问题，虽然他没有说得非常明确。他说：“我相信，你将来会指挥军队。”他补充说，如果蒋介石把“所有中国军队”统统交给史迪威指挥，他不会感到吃惊。他把蒋介石的“蒋”念得很重。他说，罗斯福“非常关心”，必要时准备从航空公司抽调一百架客机。霍普金斯为了对史迪威表示热心，建议把“诺曼底号”巨轮作为中缅印战区的运输船。史迪威写道：“大家伙！”但他担心航运会遇到大问题。就在他离开白宫后不久，传来消息说“诺曼底号”在纽约造船厂起火了。它成了破坏活动的牺牲品。这太凑巧了，象是个兆头。史迪威惊叹道：“这难道是天命吗？”
等待史迪威的是个日益崩溃的局面。就在2月9日那一天，日军在毛淡棉短期停留，集结两个师共一万八千部队之后，渡过了萨尔温江。他们现在距离保护仰光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锡当江约只有一百英里了。英军在下缅驻有由两旅印军和缅军组成的一个师，那两个旅都遭到进攻毛淡棉的日军的沉重打击。由那两个旅共七千人组成的第十七师以及从印度新增调来的另一个旅，放弃了萨尔温江防线，撤到锡当江前面的阵地。他们撤过萨尔温江后本来是有可能打一场阻击战的，但是，这支力量悬殊而且又背水的部队所处的是一种典型的不宜作战的境地。
他们的后面是平川，行五十英里便是仰光。虽然从印度又调来一旅印度增援部队，但仰光仍人心惶惶，居民纷纷外逃，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仰光有一半是印度人，他们担任低级公务员或经商，是城市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纷纷离开仰光，不顾一切地长途跋涉，逃往自己的国家，虽然没有足够的食品和交通工具。在缅甸总共有一百万印度人，由于缅甸人几乎全是农民，英国让印度人到缅甸来在英国人手下听差，因而缅甸人憎恨它们。商店和公共服务场所关闭，食品匮乏，政府机关撤到上缅的避暑首府眉苗，据报道难民中霍乱流行。由于行政当局已经解体，缅甸各集团爆发冲突，情况错综复杂，有的反对印度人，有的反对英国人，有的则互相倾轧。
英国急切地等待中国两个军的到来，但它们到现在还没有开始调动。2月2日，英军司令、中将托马斯·赫顿爵士飞往腊戍，同赴印途中经过那里的蒋介石会晤，敦促他加快派遣军队。委员长答应满足他的要求。2月5日，韦维尔从爪哇总部乘飞机飞越两千英里来仰光视察，看看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保住这又一个快要失陷的据点。从中东增援新加坡的第七装甲旅在半路上改道去设法援救仰光，因为再调部队去也帮不了新加坡的忙了。英军已撤出马来半岛，现在集结在新加坡岛上，他们在那里总共有四个师的兵力。英军士气低落，安排混乱。韦维尔说，由于“日军战术大胆巧妙而且掌握了制空权”，英军“产生了自卑感”。他本人从新加坡返回时，因天黑不慎在码头上跌倒，背部摔伤。
敌军在各条战线都掌握了主动权。正如史迪威在离开美国前得知的那样，在西方历史上这个最耻辱的时刻，美国唯一可采取的报复措施是大胆地轰炸东京，以显示作战意图和力量。总统表示，如果不涉及俄国人的话，可以从外蒙古对日本发动空袭。但是，阿诺德将军正在制订另一项计划。
史迪威及其随行人员2月11日飞往迈阿密，飞机两次起飞都未成功，他们第三次终于在13日那一天离开了美国。史迪威发现机舱里有位为《生活》杂志撰稿的名叫克莱尔·布思·卢斯的女记者，感到有点吃惊。在这次不舒服的航程中，布思是个颇讨人喜欢的很有风趣的人。在那之后不久，美国报刊上发表了使史迪威成为国内知名人物的首批重要报道，其中有一篇就是她写的。乔在飞机第三次起飞前写给他妻子的信中说：“1942年将是个乱糟糟的年头，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干上一年的话，我们就能使情况开始好转。”
史迪威先是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然后改乘DC－3型运输机，飞不多远就得停一停，全程共用了十二天时间。他们从美国经过加勒比海到南美洲，越过大西洋到非洲，北上抵开罗(简直跟北京一样，呸！)，然后向东经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波斯湾，到达印度中部的新德里。他们3月13日离开美国，25日到达新德里，在这期间，远东前线骇人的灾难不断发生。2月15日，新加坡供水中断，使一场丧失勇气、安排失当的战役达到最高潮，盟军最后终于无条件投降了。八万部队被押解到日军战俘营，其中一半是英军和澳大利亚部队，其余的是印度部队。丘吉尔忧郁地承认，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和人数最多的一次投降”。史迪威在非洲中部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气愤，但也感到大惑不解，他问道：“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看来，如果德军突破中东，日军突破印度，德日军队会师的可怕景象不是不可能出现的。缅甸成了至关重要的地方。2月20日，丘吉尔想让从中东调回去保卫本国的澳大利亚两个师改赴仰光。他在打给澳大利亚总理柯廷的电报中说：“现在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填补这个空当了。”柯廷认为他本国的外围防线“已垮掉或正在垮掉”，澳大利亚已经在新加坡损失一个师，而且还有一个师同英军一道在希腊遭难，他没有多少理由再信任英国人指挥作战的本领，因而拒绝把那两个师调到仰光去。
2月23日，驻缅甸的英属印度旅在锡当江前面一败涂地。印军为了能撤退，把桥梁炸毁了，而他们的一个旅的部队还没有过江。现在，抵挡日军保卫仰光的就剩下这支被打垮的部队了。(史迪威在开罗写道：“世界正在崩溃。”)由于日军海空力量控制了东印度群岛，设在爪哇的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在锡当江失守那一天解散了。韦维尔返回印度，他是同史迪威在同一天里到达印度的。2月26日，爪哇大海战爆发，28日以美英荷澳联合海军部队的失败而告终。现在，爪哇的失守已不可避免，澳大利亚海岸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史迪威在印度写给家人的信中说：“这里的人们心惊肉跳，可能要发生不幸。”为了应付检查，他没有实话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