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武官：中日战争·第八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1937年7月7日晚，皓月当空。紫禁城北海的湖面上，船夫用篙撑着一艘挂着灯笼的游船游弋。美国大使馆的几个人坐在船上，悠闲地欣赏着周围静谧宜人的夜景。他们是史迪威上校夫妇和女儿史文思、约翰逊大使夫妇。
大使馆海军陆战队卫队长约翰·马斯顿上校夫妇 以及史迪威的好友约翰·戈特。船夫有节奏地沿船舷来回走动，用竹篙撑船。约翰逊大使用吉他弹起他喜爱的歌曲《走在令人厌倦的道路上》。灯笼微弱的烛光闪耀在水面上。岸上，高大的白大理石舍利子塔披着柔和的月光，矗立在夜色之中，仿佛是一尊巨大的佛杯。他们沉浸在古代北京的情景之中，后来有一艘载着一群日本军官的游船从旁边划过，他们才猛然醒悟过来。
马斯顿上校告诉大家，他作为外国派遣军的高级军官，今天接到日军的通知，说有一批日军今晚要开赴北平以西十二英里、位于京汉线上的铁路桥芦沟桥举行军事演习。日军在那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已达两周，引起了当地报纸的不安猜测。京汉线是通往北平的仅有的一条不受日军控制的通道。芦沟桥是连接通往天津的铁路线的重要枢纽。在那里，有座石桥同铁路桥平行，它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桥上有三十个优雅的拱形桥洞，两旁的桥栏上雕着大理石狮子。在公元十三世纪的时候，西方第一位从桥上经过的旅行家称赞它是中国最美丽的名胜古迹之一。后来，为了纪念那位旅行家，人们把它称为马可·波罗桥。
翌日上午八时，史迪威的武官处获悉芦沟桥发生一场小冲突。日军声称驻守在附近宛平县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的部队向他们开枪射击，他们遂用迫击炮和大炮轰击宛平，逼迫中国守军交出他们归罪的中国军官。武官助理包瑞德少校奉史迪威的命令，同戈特一道驱车前往出事地点了解情况。他们赶到现场时，战斗已经停息。夏季的早晨，阳光明媚，周围静谧，只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但是，他们看见一排日本兵守着一具日本军人的尸体，这引起了他们的不安。他们认为日军可能会借此面中国提出过份要求，意识到一场事变已迫在眉睫。后来事实证明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开始。
宛平县的中国守军指挥官拒绝了日军提出的条件，双方正在举行谈判。包瑞德返回武官处的时候，史迪威已获悉大批关东军正穿过长城。虽然日方还在宛平县上演谈判剧，但是，史迪威和包瑞德一致认为，日军显然是开始采取行动占领华北了。北平城里气氛紧张，谁也搞不清这场冲突背后的真正意图和蒋介石会采取什么对策。事变后的第三天，史迪威乘车前往宛平，当他的汽车距宛平城还有五百码的时候，双方突然猛烈开火。他的司机立即调转车头，“车子两轮离地，飞也似地跑开了”。
史迪威的武官处收到的报告表明，一万日军正从关外调进河北，运送兵员的列车每隔半小时一趟，源源不断地开进山海关。为了及时报告局势发展情况，史迪威挑选五名高级语言教官，组成一个情报网。这五个人都在他手下担任过武官助理，并被他派驻各城市。其中四个人已调到第十五步兵团任职，有两人，即弗兰克·罗伯茨上尉和弗兰克·多恩上尉，在以后的年代里又调到远东在史迪威手下工作。史迪威的儿子小乔当时正在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服役，跟新闻记者、领事、美孚石油公司人员以及其他所有能从谣言的迷雾中发现蛛丝马迹的人一样，他也被聘为情报员。当时，只有通过把一些确凿的细节综合在一起，才能对局势作出基本估计。这些细节包括从天津上空飞过的日本飞机的架次、运送兵员和物资的日军列车和卡车数目、中国军队驻扎的方位和中国军队集结的迹象——这一点是最难发现的——以及表明中国政府意图的其他线索。
史迪威采取了一种对武官来说是非正统的做法：他把自己发给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电文底稿汇集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供记者翻阅。他对包瑞德说，他这样做是想向记者提供尽可能确切的情况，“以便让全世界及时了解日军侵略关内的真相”。史迪威支持中国，他对中国陷入危机深为关注。
南京的沉默使人感到没有指望。谁都知道，蒋介石根本就不在首都。日军提出最后通牒，限7月18日前答复。蒋介石终于在庐山发表了讲话。庐山是个避暑胜地，外国人和中国上层人物为了躲避长江流域讨厌的酷热，往往乘轿上山避暑。蒋介石在讲话中没有号召军民采取行动进行抵抗，也没有排除同日方达成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他宣布在华北不能再放弃阵地．并说同日方达成的任何解决办法都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他的讲话表明中国已经忍无可忍，认为必须进行武装抵抗。蒋介石的讲话在北平广播后，激动的人群敲锣打鼓，吹奏喇叭，纷纷涌上大街。
人民的热情几天后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政府没有打算，也没有准备动员全国人民抗战。而且，日军在一周内就控制了北平。使史迪威感到愤怒的是，日军指责中国军队向他们挑衅，声称自己是在进行“自卫”，以及日军犯下种种罪行，而美国却迟迟不表态。后来，美国国务卿赫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没有明确表明美国的立场。史迪威评论说：“赫尔先生再次说我们反对打仗，反对打仗，就应该迅速制止战争。”
史迪威的妻子到秦皇岛去送大女儿和二女儿回美国，要在海滨呆到8月中旬才回北平。他孤独一人，情绪非常低落。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气氛悲惨、阴郁。一切都是暗淡的。天呀，我一想到确实已蒙受打击，就感到不舒服……这可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也可能只是狂风暴雨来临前的短暂沉寂——现在还说不准。但是，不管怎么说，华北算是完了。”
虽然宋哲元将军的意图让人捉摸不透而且盛传他已经“倒戈”，但是，北平郊区仍继续有零星战斗。7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了天津，重点目标是南开大学。日本几个中队的轰炸机从郊外三英里远的一个机场轮番起飞，“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朝南开大学的建筑物投掷大批燃烧弹，轰炸共持续了四小时之久。日本军部对报界说，南开大学校园里隐藏着“抗日分子”，必须予以彻底摧毁。“抗日分子”指的就是学生，因为学生是鼓舞民族情绪的主力军。轰炸南开大学的目的是摧毁学生的活动基地，让他们无法再鼓动游行示威和印发传单。日军在华作战期间同他们过去在朝鲜打仗时一样，自始至终有计划地破坏民族觉悟的源泉——学校。
日军在通往天坛的路上伏击了一支中国部队，打死五、六百人，其中大部份是没有携带武器的士兵。许多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有的炸掉了脑袋，有的炸掉了胳膊和腿。史迪威同包瑞德一道到现场观察，看到三十卡车士兵全被打死，无一人幸免。车身上血迹斑斑，司机的尸体躺在车轮旁边。附近的村民说，日军起初许诺，中国部队若放下武器，就允许他们投降。但是，当他们从村子里走出来后，日军突然用机枪和手榴弹朝他们猛烈扫射袭击，象刈草似地把他们全部扫倒和炸死。在7月的烈日曝晒下，死马的肚子膨胀得鼓鼓的，士兵的尸体躺在沟渠里。“有一具尸体的眼睛还大大地睁着，成群的苍蝇在上面爬动。”
在冀察傀儡政府所在地通县，保安队听到中国军队在北平附近打了“胜仗”的谣传信以为真，于是举行哗变。他们杀死了大批日本官员和傀儡官员，并打算控制驻地。但是，他们没有成功。日本人调去增援部队，把他们消灭了。整座县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在四天内全部撤走了，该地区遂被日军控制。史迪威对中国缺乏统一的防御政策和计划以及芦沟桥和通县的无谓牺牲感到十分愤怒。中国人丧失了许多良机，“人们无法不极为憎恶他们”。史迪威写道，诚然，他们不可能打败日军，但是，如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并下令发动攻击，他们是可以重创日军的。
尽管为时已晚，但中央政府还是开始调集兵力进行防御了。政府释放了在押的全国救亡同盟领导人，而且取消了对抗日歌曲和抗日口号的禁令。现在，人们在大街上公开高唱抗日歌曲，广播电台也开始正式播送抗日歌曲。反蒋八年的白崇禧也从华南飞抵南京，向蒋介石保证两广军队愿意效力。为了巩固他们之间的联合，蒋介石任命白崇禧担任参谋总长。滇川的军阀也团结到政府周围。截止8月底，全国所有的军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合编在一起，据称归中央统一指挥。共产党的军队改编为八路军。
共产党指挥的八路军的一个师在山西北部平型关打了第一场胜仗。这场胜仗规模很小，但振奋人心，也引起了史迪威的注意。该师采取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机动游击战术，在友好的老百姓的支援下，在长城脚下的一个山口伏击并歼灭了日军一个旅，占领了旅部，缴获了辎重。那场战斗虽然只起了暂时牵制日军的作用，但它说明共产党掌握了值得研究的战术。几个月后，史迪威同史沫特莱一道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分析了平型关战役。史沫特莱是自由撰稿记者，曾到北方共军地区住过几个月。
9月24日，日军占领了保定。保定位于京汉线上，是宋哲元的总部所在地。三万日军随着他们自己东征西讨，产生了一种疯狂的野蛮特性，他们兽性大发，在保定恣意烧杀奸淫掠夺长达一周之久。士兵们象被征服土地上的鬣狗似地凶残，越是得手就越发贪婪嗜血，但这种凶残本身必将招致失败。日本知道，一个敌对的中国总有一天会使日本成为亚洲领袖的企图失败。在他们占领中国大陆的岁月里，最使他们恼怒的是中国不断出现抗日情绪，他们年年都坚持必须迫使中国“诚心实意地”同他们合作。他们想控制中国，但发觉非征服中国不可。他们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引起中国的更大仇恨，他们从而又不得不对中国更加残暴。在保定，除了肉体上的恐怖行动外，日军还把学校的教科书统统烧毁，焚书的熊熊大火足足燃烧了一周，此外，他们还把河北医学院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付之一炬。农学院积累十余年的农业资料也遭到蓄意破坏，那些资料都是该校制订改进耕作方法计划的依据。
8月月中，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蔓延到了长江流域，但这并不是日军的意图。在马可·波罗桥爆发战争的时候，日军原以为也许只要三个月就能割据华北。他们认为，南京政府会象以往那样无可奈何地予以默认，或者随着日军占领越来越多的城镇、工业区和交通线，最后被迫屈服，象傀儡政权那样同日本合作，但是，蒋介石故意把战火引向上海。他以为把日军拖到中国心脏地区能使全国以更大的决心抗战，而且他自己也更有可能推行他始终没有放弃的策略——设法促使外国进行干预。蒋介石自始至终死抱着一个宗旨：消灭共产党，等待外国来帮助中国击败日本。他认为，上海是个有大量外国投资的国际城市，一旦在上海打起来，英美等列强势必会出面调解，甚至会出兵干涉。
蒋介石把他的德国顾问训练的几个最精锐的师从南京调到上海边缘的闸北地区。他也许是认为，只要在那里打起来，就可能造成涉及到外国侨民或财产的事件。日本在公共租界里驻扎着一支海军陆战队，黄浦江里停泊着许多日本军舰，舰上吓人的大炮原没打算开火，只想吓唬一下中国。同时，关东军在华北加强了控制。但是，随着中国军队向上海进发，日军突然意识到必须掌握优势。他们用船只向上海调遣了增援部队，随后扩大了防线，企图击溃中国军队。但是，在中国军队的奋力打击下，日军一下子就被击退了。此后，一场胜负难决的悲壮战争就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爆发了。在第一周里，中国军队攻势凌厉，几乎将日军赶到江边。后来，日军凭借军舰的炮火和空中优势，设法调来增援部队进行反攻。日本援军最后终于登陆，从两翼包围了中国军队的阵地。从福摩萨空军基地起飞的日本轰炸机和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不停地轰炸和炮击。中国军队在这种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奋战，坚守了三个月。上海战役是1918年兴登堡防线崩溃以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报道得最广泛的一场重要战役。
吞没上海的炮火硝烟虽然未能促使任何国家提供援助，但毕竟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1927年曾经统率过闻名的“铁军”的张发奎将军的指挥下，中国军队向本国同胞和世界人民显示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蒋介石不听白崇禧等人的紧急劝告，在阵地已毫无希望据守时仍下令坚守，结果使中国军队遭受了惊人的伤亡，付出的代价比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战役以来的任何一场战役还要大。蒋介石在上海没有别的作战计划，唯死守而已，但他是想打动世界舆论。由于他拖长了上海保卫战的时间，许多中国人强烈谴责他，永远不会原谅他。固执己见是他施政的特性。他很可能是以为，中国守军的巨大苦难最后一定会感动列强。
在日军俯冲式飞机的轰炸和野战炮在六十码的近距离内的轰击下，中国军队最后弹尽粮绝，伤亡惨重，防线终于崩溃。最后几天的抵抗纯系徒劳，使军队白白蒙受了损失。到接到撤退命令时，日军援军已登陆，从西侧包抄了中国军队的退路。中国军队的一位指挥官描绘说：在敌军的炮火下，“撤退中伤亡之惨重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部队损失了百分之六十，受过训练的全部军官团损失了百分之十。
上海保卫战使全世界想到了中国。有张照片显示大轰炸后一个婴儿坐在轨道之间啼哭，周围一片废墟，街上空无一人。这是有史以来发表的最令人难忘的战争景象之一。这张照片使美国人对这场战祸产生了侧隐之心，大批记者涌到中国采访这场引人注目的战争，中国政府每天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军队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的事迹和他们的艰难困苦，为记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中国被看成是在为民主国家而战，坚定不移的委员长和他的夫人(她长得非常漂亮，在美国留过学，是个毫不畏惧的人)被视为中国的化身。美国人从他俩的形象看到了一个毅力坚强的、团结一致的中国。这种印象一旦牢牢树立，就不会因撤离上海时的严重军事失策和空军的惨败而受到影响。中国空军接连几周试图轰炸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非但没成功，反而误炸了自己人，造成九百人死亡，一千一百余人负伤，而且还击中了美国“胡佛号”，客轮。
从上海沿长江逆流西行二百英里就是南京。日本军队被拖到了比他们原计划的要远的内地，他们意识到战线拉得过长的危险越来越大，因此决定在中国首都结束这场冒险。他们疯狂地叫嚷必须“彻底摧毁中国的斗志”。广田首相在国会说，南京政府“掀起一场最恶毒的反日运动”，必须“迫使它改邪归正”，以“实现日中真诚提携，协力维护东亚持久和平”。随后，日军开始对南京、广州等二十个城市进行空袭，据日方声称，目的是“尽快结束战争”。蒋介石仍坚定不移，决定保卫南京。但是，这个决定从军事上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本来可以争取到同样多的时间，避免巨大牺牲，在南京以西的后方建立比南京更加牢固的战线。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而且认为可能会把外国牵涉进来，因为南京有外国大使馆。
在北平，日本人用大气球吊起几条巨大的竖幅，上面写着皇军维护东亚和平和欢呼日军占领中国某某城市一类的标语。由于职业上的需要，史迪威不得不同华北的新主人打交道。到前线去必须事先得到日方的同意，按他的脾气，这几乎是难以忍受的。他的朋友戈特叹息说：“他同他们在一起办事时，安排好的事情似乎总要出毛病”。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史迪威要求给他派一名会讲日语的助手。后来，他从东京借调了一名语言教官——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尉。泰勒上尉是利文沃思学院的毕业生，当时三十六岁，二十年后成了美国的参谋长。泰勒去北平前，有人告诉他说，他会发现他的新上司是个性情怪癖的人，很能干，但脾气急躁，难以相处。但是，当泰勒抵达北平火车站时，出乎预料地看到史迪威上校亲自来接他。泰勒非常感谢他的盛情，觉得同预料的不一样。他发现史迪威是个自己所喜欢的人。他认为史迪威感情丰富，重行动胜于思考，是个一看见有什么事不对头就想予以纠正的实干家。他认为，史迪威在发脾气时往往容易判断错误，但具有军人勇敢刚毅的气质。
泰勒尽管无法左右事情的结局，但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作好一些安排。在日军占领张家口后，他俩在一名日军大佐的陪同下前往张家口参观。史迪威承认他因提出一些令人难堪的问题而被哄出了铃木将军的办公室。据温妮记载，在那之后，史迪威还是坚持干他的职务要求他必须干的事情。但是，在访晤田头将军后，乔“真想当天就退役回卡梅尔去”。北平在这帮“傲慢自大的小杂种”的控制下，简直让人无法再呆下去了。日本飞机在美国大使馆上空一百五十英尺的低空盘旋，“向我们显示他们是怎样看待我们的”。他们强迫学生上街游行，“庆祝”攻克保定，好让他们拍摄照片，宣传他们得到民众的热烈支持。“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使人难以忍受，我们却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而且还得面带笑容。”在泰勒的劝说下，出于工作上的需要，他甚至硬着头皮邀请五位日本军官共进午餐。其中两人接受了邀请但没有来，一人未置可否，但也没有来，至于另外两个人，史迪威的评论只有一句话：“见鬼去吧！”
因华盛顿一心想避免麻烦而感到耻辱的不光是史迪威一个人。第十五步兵团的亚历山大·麦克安德鲁斯上校向史迪威引述了陆军部发给自己的“切勿采取任何会使我们卷入争执的行动”的指示，抱歉地说，他认为有必要撤销监视日军调动情况的军事情报部观察站，因为日本的一位副领事隐晦地向他提出了威胁。
由于中国喜欢让外界通过他们发表的正式公报了解他们作战的情况，史迪威无法同中国人一道到前线去，也无法同日本人一起去前线，所以他一再向华盛顿发“牢骚”，要华盛顿施加压力，但毫无结果。他不得不将就着在日本人的引导下到保定参观。据日本人说，他们在攻克保定时打死了两万五千八百名中国军人。史迪威没有看到残垣断壁，也没有看到表明中国军队进行过猛烈抵抗或任何其他抵抗的痕迹。五十英里外就是战火纷飞的前线。他对不让他到那里去感到恼火，认为自己“自始至终几乎象遭拘捕一样，而且告诉他们说我不是不清楚的”。三天后，日方又为外国武官安排了一次参观，但不出所料，日方通知史迪威说，邀请的人员名单中没有他。“因此，我猜想，对这场战争，我是干不出什么名堂了。”“我被视为中国的朋友，被视为精神上的麻疯病人了。”他感到失望，而且觉得情报处“华盛顿的那帮笨蛋”在无缘无故地找他的岔子，他同他们的关系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逐渐恶化了。他在写给当时在美国的大女儿和二女儿的信中说：“我自7月8日以来发泄的怨恨”加在一起“足以浮起一艘战列舰”。
8月底，史迪威看见在四周前的上次小冲突中被打死的三十余名中国军人的坟地上长出了“一片绿油油的小萝卜”。这是中国悲惨命运的缩影，每天都有成批的外国人员家属离开中国回国，女仆啜泣，丈夫擦着眼眶里的泪水，乐队奏着《美好的往日》曲子，使得人们在临别时更是依依不舍。美国国务院唯恐美国侨民发生意外事件而使美国卷进冲突，所以鼓励侨民回国。许多人离开了中国，其中包括大使约翰逊的夫人和孩子。结果，温妮竟成了在北平的美国高级夫人。9月7日，总统颁布命令，要全体美国侨民离开中国。同时，国务院和海军部也命令所属人员的家属全部回国。但是，陆军部“却没给我们下达任何指示”。史迪威的家属——他的两个女儿后来从美国来到中国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直呆在中国，直到他离任回国为止。
中国领导人虽然使史迪威感到恼火，但是史迪威也知道，“他们的道德标准跟我们的迥然不同，因此，他们的精神力量不会被在我们看来也许是十足的民族懦弱所削弱……如果有人侵犯我国的领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而他们关心的却是种族的延续。为了使中国跻身于世界，他们愿意不得不暂时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而他们就在这政府的统治之下使自己的种族源流延续不断。”即使这样，史迪威还是对中国“老奸巨猾的政客……背信弃义的懦夫和自私自利、没有良心和毫无原则性的恶棍”深恶痛绝，常常激烈地抨击他们。保定失守后，军事情报处问他中国人何时才会坚决抵抗，他复电说：“要等到他们改变厌恶进攻战的本性之后。”
他认为，中国在军事上软弱无力是因为它相信能依靠坚持到底取胜。从上海战线传来的消息说，有支中国军队遭到进攻，但侧翼部队却不前去支援。从这种极其严重的军事错误可以看到中国把局部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传统仍在起作用。同样严重的是，中国的整个职业军官队伍的素质很差。史迪威写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听说中国军官很糟糕都大吃一惊。”史迪威向他们解说主动性、选择攻击点和集中使用兵力的价值，这些他们都很容易理解。然后，他们的问题就来了，“我们在五年内能造就出一批军官吗？我告诉他们可能需要两代人的时间”。
但是，史迪威相信中国士兵能打仗，认为只要领导得当，他们完全能同世界上的任何军队媲美。中国士兵吃苦耐劳，长时间任劳任怨，对粗劣的食物、艰巨的任务、负伤生病和缺乏乐趣的生活习以为常，但又能“以一些琐碎小事说笑逗乐，在最令人失望的情况下也能高高兴兴”。如果有信得过的军官，中国士兵“跟他们到任何地方去都乐意”。史迪威认为日本的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完全是剽窃来的。所以，他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中国北方人更加充满信心。为了搞清日军的番号，他同泰勒经常到郊外远游。他俩在路上讨论过这些看法。在走过村子时，史迪威常常会从树上摘下一个果子，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擦，然后吃下去。这使他的伙伴非常吃惊，然而有时也不得不跟他学。有一次，他俩奔波了一整天，一点线索也未得到，后来疲惫地坐在一尊大佛像下面，想歇一会儿。他们抬头看时，发现佛像背后刻着三个日本军人的姓名和部队番号。
他们不停地注意军用列车。有一天，他俩坐在一座小山丘的顶上，发现远处的铁路上有个长长的东西在缓慢地移动，那个东西两边有脚，象只大蜈蚣。后来，他们看清楚原来是列货车，车厢的两侧各有一队中国士兵弓着身体用力推动货车前进。史迪威默默地凝视着慢得象蜗牛似的货车。过了一会儿，他说：“这种精神最后一定能够打垮日本。”但是，在委员长向记者发表谈话，呼吁九国公约签字国援助中国时，他却采取挖苦的态度。他说：“蒋介石扯着嗓子高喊：‘我们是在为全世界战斗，看在基督的份上，进行干预吧！”
对于那些看到法西斯的崛起给西方民主构成威胁的人来说，当时的核心问题是出面干预，以使侵略者住手。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前国务卿史汀生。他大声疾呼，反对“不讲道德，听之任之”，极力说服总统同意必须更加直言不讳地引导舆论。
罗斯福总统起初是支持史汀生的远东政策的，但是，后来他虽然没有积极主张但却默许了美国避而不卷入中国争端的方针。到1936年，对海军的限制结束之后，罗斯福集中力量加强驻远东的海军力量。1936年3月在伦敦召开海军会议，讨论延长华盛顿条约问题。由于美国和英国拒绝让日本拥有同等力量的海军，日本中途退席，结果本来就已经奄奄一息的华盛顿条约期满失效了。鉴于日本的狂热情绪，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建议美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使任何国家如想进攻我国得三思而后行”。罗斯福和赫尔都赞同格鲁的建议。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很遥远的事情，大规模扩建海军的拨款到1938年才经表决获得通过。在马可·波罗桥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政策的基本宗旨是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
官方表面上采取了这种态度。但是，历史的召唤使总统不能平静，促使他提出了在其后八年中影响美国政策的一些主张。罗斯福更关注的是日本的威胁，而不是中国本身的领土完整。虽然他喜欢跟别人滔滔不绝地叙述德拉诺家族同中国的通商关系以及他们同中国商人和达官显贵交往的情况。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是美国大洋行拉塞尔公司的股东之一。拉塞尔公司成立于1842年，很快就变得同东印度公司一样财力雄厚，影响巨大。该公司在中国各个通商口岸都设立了分公司，股东们兼任美国领事。该公司使用的是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帆船，有时甚至能赶在英国人前面把新收的茶叶运到伦敦。它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在长江上开辟了第一条班轮航线，除了买卖茶叶和丝绸外，它还经营鸦片买卖。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德拉诺童年时代有几个时期是在香港玫瑰岗渡过的。她的两个姐姐都是在那里出生的，俩人后来都嫁给了拉塞尔公司的股东，其中一个姐姐福布斯夫人在玫瑰岗定居了三十五年。
在海德公园，罗斯福是在中国式的陈设摆饰间慢慢长大的。书房里摆着个浇花用的蓝花纹白瓷壶。在玫瑰岗的时候，家里人常常用它给孩子们洗澡。此外，还有一只进餐时用的中国铜铃，它是罗斯福的祖父从两个苦力手里买来的。那两个苦力是在1863年苏州遭到大掠劫时抢得那只铃的。罗斯福的集邮册里最初全是中国和香港邮票，是他母亲在他十岁的时候送给他的礼物。罗斯福1933年为自己支持史汀生的主张进行过辩护，他对雷蒙德·莫利说，由于他的祖辈同中国做过买卖，他始终对中国大民抱有最深切的同情心，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他不支持中国抗日。这是真心话。罗斯福之所以支持史汀生是因为他俩志趣相投，而不是因为他祖辈的缘故。罗斯福1932年当选后同史汀生讨论了远东政策，他一就职便宣布打算继续奉行不承认政策。
他在私下对史汀生说，日本人占领满洲使他十分震惊，因为他回想起1902年在哈佛大学念书时，曾有位日本同学对他说，日本早在1889年就制订了一项分十二步走的百年扩张计划。第一步是在中国挑起战争和并吞朝鲜，然后同俄国开战，并吞满洲和热河，继而在长城与长江之间的华北地区建立保护地，然后占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包括夏威夷在内的太平洋诸岛，最后把所有黄种民族统统置于它的保护之下。总统从日本已经走完的几步中看到了不祥之兆。
据罗斯福最亲密的外交政策顾问萨姆纳·韦尔斯说，在日本占领满洲后的几年里，罗斯福被日本的行为“进一步触怒”，到1937年，他为筹划对付日本威胁所用的心思比对付德国多得多。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制止日本向前推进。在日军袭击马可·波罗桥后，他要海军绘制了几幅太平洋地区大地图，他把它们挂在办公室的架子上。他还同韦尔斯讨论了由美英舰队实行对日禁运的可能性。罗斯福认为，日本现在已深深陷在中国，如果切断它的原料供应线，它会被迫退缩而不会同美英开战。但是，由于舆论带有孤立主义色彩，总统知道国会是不会批准一项带有卷入战争风险的措施的。
罗斯福喜欢自己私下找人为他提供情况。驻华海军武官助理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森向他提供过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卡尔森是从中国国内报告中国情况的最富有浪漫色彩的美国观察家之一。后来，他用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办法和共同努力的箴言，组织了“卡尔森突击营”，并亲自率领，竟名声大噪。卡尔森是个诚挚的人，具有强烈的信念，勇敢而富有进取心。他是美国的坎戴德 [ 译注：坎戴德(Candide)，法国作家伏尔泰1759年所著《乐观主义者坎戴德》一书中的英雄人物。坎戴德接连遇到了种种不幸，但他采取了乐观态度，小说写于里斯本地震时，讽刺了乐观主义。 ] ，相信“委员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能够互相信任”，因为“双方心里想的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他用自己幼年时期接受并据以成长的理想解释遇到的一切，认为蒋介石和共产党都是“想建立代议制政府”。他每开口必有过份的修饰或形容，例如他说过蒋介石夫人不仅显得“顺天命，知定数”，而且“内心安详，雍容大度”。
卡尔森的父亲是位公理会牧师。他的戎马生涯之初是当一名普通士兵，1927至1929年在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指挥的驻华海军陆战队服役，1933至1935年又到上海和北平攻读中文。1935年初，卡尔森担任守卫总统幽静的温泉别墅的海军陆战队卫队长时，罗斯福同他相识，并对他产生了很大好感。他被友好亲切地引进了温泉宾客的圈子里。他1937年动身前往中国的时候，总统要他经常给白宫写信。他于8月月中抵达上海。在上海战役期间，美国在上海的利益由亚洲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总领事高思和海军陆战队的普林斯上校三人共同负责照管。他们每天上午在高思的办公室会晤。卡尔森每周都给总统写信，报告那段引人注目的悲惨日子里发生的事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他在前线亲眼目睹的中国士兵作战情况。他认为“中国的知名人物——甚至所谓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为共同事业协力奋斗过”。总统对他的来信非常感兴趣，当10月份整整一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信时，还专门询问过他的去向。米西·利汉德给他写信说：“总统很喜欢读你的来信，他要我转告你，请你以后不断给他写信。”
1937年11月底，为了弄清关于共产党开展抗日游击战的传说是否真实，卡尔森到陕西延安去了一趟。作为证据，他给总统寄去了共产党缴获的一些日军文件、一本日记和一件皮军衣。后来，他著书的时候，延安之行那一章使用的小标题是“中国自由之源泉”。这个标题体现了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在那部书里比在给总统的信里表达得更加鲜明，典型地代表了美国一种类型的对华态度。卡尔森对陕西省省主席说：“说心里话……”他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这次旅行的。在美国，人们把自由平等看成“不可剥夺的权利”，他看到在中国“人民也同样地热爱自由平等”。他在中国也看到了那种曾“在列克星敦、特伦顿和瓦利福奇激励我们祖先的同样的精神”。这是美国梦寐以求的中国，但不一定是美国制订亚洲政策时最适当的依据。
罗斯福虽然对西班牙内战运用了中立法，禁止同交战双方贸易，但是，他决定不对日本和中国运用中立法，因为他认为那样做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被侵略者。他禁止用挂着美国国旗的船只向中国或日本运送武器，但不禁止向这两个国家出售武器。罗斯福在行使中立法赋予他的相机行事权方面，开始走到国内盛行的孤立主义情绪的前头。1937年9月，白宫和国务院一周内收到两千封来信，绝大部份是和平社团鼓动人写的，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要求美国继续保持和平状态，百分之八十是主张为了保持和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百分之七十是敦促政府立即对中国和日本运用中立法，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反对实行中立法，理由是那样做有利于日本而有损于中国。
总统对这种趋势感到忧虑，决定发表一次讲话，强调国际合作。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提议集体“隔离”那些助长“国际无政府主义”的势力。他把这些势力比作传染“瘟疫”的带菌体。但是，总统的讲话反而使自己尝到了历史性恶果。六大和平组织宣布总统企图把人民“指引上”战争道路。它们联合发起了一场征集两千五百万人签名的运动，以要求“避免使美国卷入战争”。美国劳工联合会也不同意总统的这次讲话。众议员菲什提议弹劾总统。国会就是否参加国联在远东的集体行动举行表决，反对票和赞成票的比例是二比一。总统对他的一位朋友说：“你一心想领着人们朝前走，可是回过头来朝身后一看，没有一个人跟你走，这真可怕啊！”
结果，10月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会议以设法解决中日冲突时，美国退缩，不愿担任领导者角色。由于日本会前就表示拒绝接受第三国调停，由于实行经济制裁取决于九国是否共同采取行动和作出保证，而美国还有另几个国家又不愿参加进来，会议不欢而散，毫无结果。那些深切感到必须抵抗侵略的人认为，这段岁月似乎是惨淡的。史汀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禁止同日本通商。他写道，尽管有中立法，美国也不一定要“消极从而可耻地默许别人干下的罪恶”。反对罪恶何时才成为美国所关注的事情呢？这个当代的重大问题又摆在人们面前了。
在中国，政府从南京撤到了逆长江西上四百公里的汉口，外交团随后也跟着西迁。史迪威在1937年12月份也到了汉口。由于战争，从北平通往汉口的铁路线不通车了。他在路上共花了八天的时间，先是乘船从海上绕过山东半岛，然后经由陇海线到郑州，最后再向南到汉口。温妮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说：史迪威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了，他在难民满街的徐州搭上火车，八个人的座位挤坐着十三个人，人们连离开座位上厕所都不敢。大气严寒……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列车走了两天两夜后，史迪威实在渴得受不住了，他乘一位旅客睡着的时候，拿过他的茶壶喝了几口凉茶。这是他在四十四小时里第一次沾水。
在后来的八个月里，汉口成了中国非日占区的首都。委员长把他的总部设在长江南岸的武昌。在汉口，外交使团挤在江畔租界区的几幢洋楼里。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的旗舰“吕宋号”停泊在江边。市区一片混乱，成千上万的人“象热锅上的蚂蚁似地”奔走。用史迪威的话说，他们是官员、随从、记者、奸商、难民、福利委员会人员以及为躲避战争而蜂拥逃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既可以看到献身精神和充沛精力，也可以看到松松垮垮和无动于衷的表现。跟往常一样，史迪威对普通士兵无人照管的现象十分气愤。“在北站和各处都弃下伤员，谁也不管他们。他们知道这一点，他们预料到会这样。他们处在濒于死亡时的痛苦之中，这就是他们为生存付出的代价……蒋介石为什么不组织医疗队呢？为什么甚至连担架队都不组织呢？”
史迪威到达汉口一周后，即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入即使对中国来说也是十分可怕的境地。中国政府在上海掘壕坚守所争取到的那段时间里，既没有为保卫南京作准备，也没有为疏散人口作准备。结果，首都陷落时在人员和物资方面都蒙受了巨大损失。日军占领南京时，完好的列车停在火车站，他们缴获了各种车辆和补给品，还缴获了完整的武器库和红十字医院——连同医院里的全部贵重仪器设备，甚至伤员还躺在病床上。由于没有建立防线掩护军队和老百姓撤退，人员伤亡同样非常惨重。
日本人决定拿首都作为儆戒，以胁迫中国结束战争。他们在长江三角洲实行的残酷杀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传教士和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外国人亲眼目睹和收集的证据表明，五万日军在南京恣意奸淫烧杀。刀砍枪挑，共屠杀了四万二千平民。他们逼着一批批男女排成行，用机枪朝他们扫射；有的拿活人当靶子练习刺杀；有的把人手脚捆起来浇上煤油活活烧死，军官们则在一旁观看取乐。美国国内的教会刊物上充斥了传教士以及其他一些因恐怖和无能为力而惶恐无措的人写的报道。外国报纸后来收到的现场照片许多是日本人自己拍的。日本人把胶卷送到上海普通照相馆冲洗，有的转弄到了外国记者手里。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整座整座的城镇遭到浩劫，房屋被炸成冒着余烟的残垣断壁，有的完全变成一堆瓦砾。街上空荡荡，看不见一个人影，唯一的活物是给死尸喂得很肥的狗。偶尔也可以看见几个饥肠辘辘的人象幽灵似地在废墟里徘徊，侥幸活命的人大批外逃。水稻腐烂在田里。公路上，日本军队赶着抢来的毛驴和水牛，炮车上拴着猪和鸡。他们逼着农民拉车，车上堆满抢来的什物。沿途尽是烧焦的废墟和焚毁的农舍。
在中国，认为与其毁灭不如同日本言和的大有人在，其中有的还是政府官员。但是，不容许投降或同日本达成和解的占多数。史迪威写道：“蒋介石无法罢手。他向全国发出过号召，全国人民作出了响应。他现在不得不继续打下去。”日本人也不得不继续打下去，尽管他们由于战线拉长而十分危险，而且眼下没有达到明确目标的希望。南京失守后，蒋介石12月17日公开重申决心采用一种基本上是中国式的战略，全力以赴继续抗战。他解释说：“日本的军事力量终有枯竭之日，到那时，中国就能取得最后胜利。”
日本的对策是断绝了两国还一直保持的外交关系。他们恼羞成怒，陷入了战争无限制打下去的致命困境，但又不得不继续打下去，这样就被迫把成师成师的兵力往中国大陆增调。最后，大陆上的日军竟超过一百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一再向蒋介石示意媾和，最初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后来是通过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博士，但日本的条件是得让它主宰中国。蒋介石没有屈服，也许是因为不愿意，也许是因为办不到，正如约翰逊大使在报告中所说：“中国现政府既不能同日本媾和，也不能同日本决战”。
12月12日，发生了一起美国政府最担心的事件——造成美国人员流血死亡的事件。就在南京陷落的时候，气焰嚣张的日本人粗暴地炸沉了停泊在距首都几英里远的江面上的美国“帕奈号”炮艇，造成两人死亡，四十八人负伤。在日本飞机的第一次袭击中，“帕奈号”舰长受伤，大炮被炸毁。接着，低空盘旋的飞机又兜回来，再次向已开始下沉的炮艇投弹，并炸坏了停泊在旁边的两艘索科尼级油船和一艘小艇。这些船同“帕奈号”一样，甲板和遮篷上都漆有美国国旗。英国长江巡逻队的“瓢虫号”和“蜜蜂号”炮艇也被炸伤。日本飞机飞走后，岸上的日军大炮又朝这些船射击，日本摩托艇追赶泅江逃命的水兵，用机枪扫射他们。华盛顿切望置身事外，所以，在南京遭日军空袭期间，美国使馆人员全部躲到长江巡逻队的舰艇上。美方向日本陆军和海军提供了标明这些舰只确切位置和航线的地图。因此，这场袭击是蓄谋的，看来是一场道道地地的直接挑战。
从记载看，史迪威对“帕奈号”事件的反应只有寥寥数语：“‘帕奈号’昨天被炸沉。吵吵嚷嚷。”作这么简单的反应是他在重大时刻的特点。“帕奈号”事件发生后，包括战争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当时，史迪威坐立不安，深为他的助理武官罗伯茨上尉担心。罗伯茨在事件发生时正好在“帕奈号”上，在舰长负伤后，他担负起指挥任务，领着水兵们逃上岸。史迪威下午得知罗伯茨平安无恙，他对大使大发雷霆，因为大使上午就得知罗伯茨健在的消息，但是没有及时告知他。
次日，紧张局势稍有缓和，正如史迪威所说，“日本人表示歉意，说他们‘非常对不起你们’，没有看清标志。狗杂种！”他以后再也没有提起过“帕奈号”事件。但是，毫无疑问，由于美国得对“帕奈号”事件忍气吞声，他那段时间的心境更加抑郁了。
“帕奈号”事件没有引起任何事件，因为在人们不想打仗的时候，仗是打不起来的。日本和美国当时都还没有作好对抗准备。东京政府因这次卤莽行动吓了一大跳，赶忙表示道歉，并在事件发生不到十天就全盘接受了美方提出的赔偿要求。在东京，日本人纷纷到美国大使馆表示歉意。罗斯福本考虑没收日本人的资产，作为一种预防性制裁措施，以制止日本今后再进行挑衅。但是，由于日本人抢先正式向他表示道歉，他也只好作罢了。在其他方面，美国官方的反应是有节制的。武装部队知道美国海军力量还不足以迫使日本规规矩矩。因此，军队中占上风的意见是暂缓采取一切可能引起摊牌的行动。国会所体现的公众反应是不愿大喊大叫，而是想缩小事态。勒德洛在国会提出一项提案，要求规定宣战只有在举行全国公民投票后才能生效，国会立即进行了讨论。在这之前，提案人征集的签名一直达不到规定的数目，因而无法向全体委员会提出提案。但是，在“帕奈号”沉没两天后，他征集到的签名数目竟超过了规定。后来，那项提案完全是在美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后仅以二十一票之差被否决掉的。
“帕奈号”事件引人注目的结果之一是，两个月后，为了消除以后再同日军发生摩擦的可能性，美国将第十五步兵团撤出了中国。由于该团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华盛顿早就考虑将它撤走，陆军部也主张撤走。据美国一家报纸说，这是“在错误时间里办正确事情的一个事例”。这个胜任团列队出城时，当地妇女潸然落泪。其他外国团队的军乐队奏起乐曲，在天津的街道上游行，以示欢送，甚至连日本军乐队也用喇叭吹奏起小夜曲。
在汉口的那个冬天里，史迪威的醋性子发作得很利害。天气“阴雨绵绵、寒冷而潮湿”，中国的战局不佳，史迪威在执行任务时不断遇到挫折而华盛顿那边又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一切都使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由于中国军政部不让他到前线去，他呆在汉口，得不到关于战局的任何可靠情报，他派到战场上去的助手也搞不到任何东西。按罗伯茨上尉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前线。史迪威认为，中国“完全搞不清楚日本下一步会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他们之所以不愿让外国观察员到前线去，是怕外国人看到和报道他们拙劣的指挥和一败涂地的战绩。由于史迪或曾正式请求中国外交部允许他到前线去看看，因此不便不通过官方就擅自“溜到”前线去。而多恩上尉已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溜到”前线去，他在执行任务时曾在中日两军之间偷偷来往过六、七趟，带回了关于中国军队调动情况的首批确切情报。他的上司却只能怒气冲冲地呆在汉口。“结果，我坐在这里焦急地咬自己的指甲”，再把汉口的居住环境同北平一比，“不禁火冒三丈”。
尤其使史迪威感到恼火的是军事情报处没完没了地找他的岔子。军事情报处负责人E．R．W．麦凯布上校是个专横迂腐的小官僚。他纠缠着史迪威，要他报告每天的战况，询问每笔开支的原委，不同史迪威商量就直接向他的部下发号施令，而且常常提出一些同战局甚至同中国一般地理情况毫无关系的要求，有一次竟说史迪威提供的“情报少得简直令人作难”。史迪威最后断定“华盛顿那帮杂种不喜欢我”。他这一结论确有些道理，因为麦凯布这样对待他肯定是对他有仇恨，虽然他同样也刁难驻其他国家的武官。史迪威有个黑封皮的小本子，他把它叫作“伤感簿”，专门记载令他不快的事情。 [ 注：麦凯布的前任——1935年担任军事情报处处长的奈特准将和1936年担任军事情报处处长的林肯上校都发现史迪威“特别适宜”担任驻华武官，认为他“智力敏捷，热爱和胜任武官工作”。 ]
史迪威在领事贾维斯的寓所找到了住处。在那里，他感到自由自在——“他和我有共同语言。”他和贾维斯合用一个办公室。在办公室里，“我们常常在一起“骂娘”。但是，当他同“大使馆班子”中的其他人在一起时，“总有一种拘束的感觉……我觉得同他们格格不入”。他原谅了大使。大使始终待人厚道，性情欢乐，乐于同人交谈。每当有重要人物来拜访他时，他总是愿意把史迪威叫来一块谈话。中国政府现在准备撤往重庆，约翰逊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到时候也要随着西撤，他让史迪威自己决定去留。因此，史迪威把他同贾维斯一道视为“好人”。约翰逊现在改名为内尔斯，他说他在同中国人打交道时遇到了同史迪威一样的困难。约翰逊写了一篇“杰作”，向陆军部说明了这些困难，这使史迪威感到非常懊悔，因为他在这之前写了一首不恭敬的诗寄给他的夫人，在诗中将约翰逊称为“王八大使”。史迪威总是喜欢给人起一语双关的绰号，“王八大使”是他有一次“在火车上想起来的，我现在的麻烦是说惯了，一张口就冒出这个词”，。当温妮回信说她没有收到他的诗时，他大吃一惊，唯恐信误投到别人手里。他马上又重写了一封给温妮寄去，想再碰碰运气。
史迪威也有朋友，生活中也有心的时刻。一些中国人，特别是汉口市市长，很讨他喜欢。能与冯玉祥重逢，使他感到“很高兴”，冯玉祥十五年前曾委托他修筑公路。冯玉祥到汉口来是为了参加一场“小交易”，商讨改组当时的政府，以让赤色分子入阁。“这个老家伙看上去身体挺好，满怀希望，说他还能继续打半年仗。”史迪威的偏见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在报告中令人吃惊地说：“城里最快活的人是英国海军人员。”英国海军将领克拉比邀请他吃午饭，他吃得很高兴，说他的主人是“好人……法国人也不错”。甚至连英国领事也成了好人。史迪威在记者中找到了同自己最情投意合的伙伴，他们通常都是对中国革命抱同情态度的，比较富于冒险精神的自由撰稿人，都象卡尔森那样“从中国的心脏地区”到全同各地周游过。史沬特莱和贝尔登是其中的两个人。尤其是贝尔登，后来竟成了史迪威的密友和向他提供情报的重要来源。贝尔登二十八岁，是位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理想主义者。他喜怒无常，易于感情冲动，但情绪忽高忽低。他的一位朋友是这样描绘他的：“表情阴郁，衣着褴褛、面容憔悴、令人不可思议“。贝尔登大学毕业那年正值经济萧条，因而没能找到工作。后来，他到一条船上当海员，1933年在上海弃职离船。从那以后，他开始探究中国问题和学习汉语，同时为报界写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以维持生活。日本侵入中国后，他被合众社聘用。贝尔登经常潜心深入研究中国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常常向史迪威提供一些关于中国军队动向和意图的情报，以及关于指挥官声誉及其内部关系的材料。
史迪威经常找史沫特莱等讨论共产党人的情况。史沫特莱发现他“性情固执、脾气暴躁、经受过战斗的锤炼……谈吐直爽，为人诚实”，他对伤员的同情心使她感动。史沫特莱当时在为援华委员会工作。有一天，她正在往一辆卡车上装东西，史迪或走过来问道：
“你在干什么？”
“往车上装药品。你呢？”
“我在这里看你们千活，”他皱着眉头说，“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堆满了新运来的药品，其中还有新磺胺药品。”他要史沫特莱到仓库去要一些来供军队用。
1938年1月，史迪威经过反复竭力要求，终于冲破阻挠，第一次获准到外地去。在以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多次离开汉口，到过许多战火纷飞的地区。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到江西和湖南，发现硝烟弥漫的战线已经沉寂下来，但没有一处在进行和谈。江西省和湖南省的主席在谈话中都谈到还要抗战三年，并已开始执行游击战训练计划。史迪威注意到，中国人热衷干游击战，但弹药和装备会成为严重问题。有位中国军官曾问他中国应采取何种战术，他回答说：“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发动进攻。”他的回答没有受到欢迎。
史迪威利用他同驻河南的第二十军军长商震的友谊，又一次离开了汉口。他这次到了开封和徐州。开封和徐州位于陇海线东西两端。能离开乌烟瘴气的汉口，他感到非常高兴，以至他在动身前一分钟收到陆军部发来的电报要他从开封“返回途中顺路”到兰州去一趟时，没有大发雷霆，只轻蔑地耸耸肩膀说：“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知道兰州在什么地方。”兰州是俄国从中亚细亚将物资运进中国的必经之处，离内蒙古不远，位于开封西北六百英里。
到河南后，史迪威恢复了对中国军队的信心。中国军队取得了作战经验，组织并且改进了部队的补充工作。史迪威开始认为，中国军队如果能主动发动进攻，“战局就可能出现转折”，而他们在当年内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他在河南期间，天气极其寒冷，他一个星期没敢脱衣服鞋袜，怕脱下来就再也穿不上了。冻僵的双脚使他痛苦了好几天。但是后来，“我又可以一气走三、四十英里路了”。他在商震(他认为商震是中国可信赖的指挥官之一)的陪同下前往徐州，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前线部队，结果马上又产生了悲观情绪。他断定“他们没有进攻的打算”。如果他们趁夜间发动进攻，“他们就可以在白天接近日军阵地，使日军的优势炮火失去作用”。但是，他们不愿这样做。“蒋介石根本不是个军人。商震很不错。白崇禧——不过如此而已！”
史迪威通过同一位姓刘的国民党将军的谈话，看清了统治阶层的态度。这次谈话也表明史迪威具有在交谈中抓住对方特征的非凡天赋。刘将军承认中国军队确实损失惨重，说大约损失了六十万人，但是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中国当兵的全是盗匪窃贼和地痞流氓，我们把他们弄到前线去送死，用这种办法消灭我们当中的坏分子”。当问到士兵的军饷数目时，他回答说每月八块大洋，“如果多发给他们，他们就不愿打仗了”。至于战争会持续多久，刘将军认为至少还要再打一、两年。到那时，日本的经济会崩溃，日本士兵会思乡厌战，列强也会参战。实际上，日军占领的地盘越多，对中国越有利，因为那样他们就更容易被同化掉。“从长远来说，日本人终会被消灭掉，会象蒙古人和满族人那样被汉人同化掉。”当问到中国如果被封锁，将如何得到食盐和发动机燃料时，他回答说，日军占领的地盘越多，中国剩下的地盘就越少，“因此，到那时，我们就不必跑来跑去”，就不需要多少汽油了。
当问到为什么不多让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任军官时，刘将军回答说：“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都贪生怕死。他们会逃跑。我了解他们，因为我就是大学生。”此外，“中国人早就学会用下层人打仗。起初，贵族们自己打仗，但他们很快就不打了，改用别人替他们打仗”。他指出，英国人用印度人替他们打仗。法国人用摩洛哥人和安南人打仗。现在，日本人也是用蒙古人和满洲人替他们打仗。
史迪威由于认识刘将军的中国并同它打过交道，所以他不易象卡尔森等思想家所喜欢说的那样说中国是在为捍卫民主而战斗。史迪威是住到汉口后才认识卡尔森的，他对卡尔森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他是个“优秀的侦察员，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个真正的公民和军人”，尽管有时举止有点不够得体，但无论如何是个“正人君子”。史迪威私下称呼他“勇敢的上尉”。卡尔森撰写的关于八路军军事训练措施的热情洋溢的报告没有给史迪威留下深刻印象。史迪威对他说，他十五年前就见过冯玉祥用那些办法训练军队了。
虽然赞扬“八路军真了不起”成了一种风气，但史迪威却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出于职业上的考虑，他还是对八路军很感兴趣。他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共产党领导层中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中共驻汉口代表周恩来和共军参谋长叶剑英。他认为中共提出的“军事上独立自主”和“动员群众”的要求含糊不清，是老一套口号。但是，在拜访并同周恩来及其随员一道进餐后，他发现他们始终“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国民党的身着毛领大衣、脚穿踢马刺靴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对照——那帮家伙一个个装腔作势、盛气凌人”。周恩来仪表英俊、很有涵养、文质彬彬，深讨外国人喜爱。叶剑英“同大多数赤色分子一样”，被列入“好人”范围。在同这些正在为实现中国的革命宿愿而奋斗和还没有被权力腐蚀的热诚、精力充沛的人交谈后，史迪威认识到他们同刘将军那类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他确信，中国即使摆脱了同日本的战争，“国内也会再次产生麻烦”。
怀疑这一点的人不多，因为那年冬天，在汉口处处都可以感觉到政府和统治阶层的萎靡不振。南京失陷后，史迪威写道：“这场惨败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腐败。”这句话表明了他的观点。在南京失守后，卡尔森也以同样的心情写信给总统说，他对“知识阶层，甚至中产阶级的态度感到厌恶。汉口到处都是对这场战争显然漠不关心的男男女女，他们对祖国的前途毫无责任感”。在汉口，在中国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卡尔森提议为承担战争重担的“老百姓”干杯。据当时在场的大使约翰逊说居然没有一个人响应。约翰逊认为，普遍的态度是“我们要战斗到苦力们流尽最后一滴血，宋氏家族却在这过程中继续施展阴谋诡计，他们玩弄的计谋常常使我感到极其厌恶”。
国民党青年时代的热情已经转移到了共产党人身上，这使重庆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对历史的最伤感的说法：任何一场革命成功后都会继承它所推翻的暴君的衣钵。蒋介石夫人偶尔有一次在一瞬间道出了自己的这种心理。有几位记者从延安返回汉口后写了一些热情洋溢的报道。蒋夫人邀请他们喝茶，她尽管不相信，但还是想亲自听他们谈淡延安的情况。记者们热情地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具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她听后说她不信他们的话。她踱到窗口，默默地凝视着长江彼岸。几分钟后，她转身回到屋里，说出了她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就在史迪威打算动身去安徽前线参观汤恩伯将军指挥的第十三军的时候，他突然受到陆军部的阻挠。陆军部电令他到兰州去了解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情况，以提出报告。取消安徽之行使他勃然大怒，因为，他为了争取到这个机会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而且，一位外国军官获准到战场上去参观作战部队，这自战争爆发八个月以来还是第一次。为了躲避到兰州去，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几乎到了违抗命令的地步。陆军部电令他执行命令。很巧，这次陆军部是遵照总统的指示作出这一决定的，因为总统要求向他报告从各种渠道，包括从香港、印度之那、缅甸以及从俄国经由陆路运往中国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陆军部没有把这个背景告诉史迪威。其实，这次同他与军事情报处的其他龃龉一样，如果存在私人间的沟通的话，这个使他怒不可遏的兰州事件本来是可以缓和下来的。他对“华盛顿那帮爱管闲事的狗杂种厌恶得要命”。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不管家里人怎么决定”，他反正是打定主意退役了——不是马上就是明年。他的五十五岁生日是在前往兰州的途中度过的。鉴于他同陆军部的关系，他感到自己今后是没多大前途了。
史迪威是到兰州俄国空军基地参观并带回说明俄国切望帮助中国抗战证据的第一个外国人。他先是乘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拜访了八路军办事处。然后，他改乘公共汽车和卡车到兰州。他搜寻各种线索，贿赂俄国宾馆的雇员以获悉到达的人数，他询问了哨兵、警察、公共汽车司机、旅馆老板、侍者、甘肃省省主席及其秘书、西安城里的传教士、藏语翻译、汽车销售商、中国军官、飞行学员以及当地的蒙古族人。蒙古族人“体格健壮、肮脏、强悍，饱经凤霜，面孔看上去象印地安武士”。史迪威请几个蒙古族人在一家小旅店里喝茶。后来，他们每逢在街上遇到他时，都“满面笑容地点头问好”。虽然史迪威的活动受到限制，谈话受到偷听，但他还是观察了飞机场，弄清楚俄国共提供了三百架飞机，其中三十架停在基地里供训练中国飞行员用。俄国飞行员个子大，胃口好，每天要吃四顿饭，他们“脾气古怪、粗暴……我从未看见他们之中有谁露出过笑容”。他搜集了运送弹药和燃料的车辆的数目，然后根据行车距离和往返时间估计出一个月的运输量。他尽管没有看清弹药箱上的标志，也没有见过破裂的弹药箱，但还是弄清了里边装的是什么弹药。总的运输量同经海路从香港运到中国的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史迪威断定，开辟这条线路主要是为了运输飞机燃料和以备在广州陷落时作为一条应急补给线。
到史迪威4月15日返回汉口的时候，中国由于4月6日至7日在山东台儿庄第一次打了胜仗，全国的气氛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全国人民“高兴得发狂”。日军毕竟不是不可战胜的，新的抗战希望将过去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这场胜仗使人们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感到欢欣鼓舞。
台儿庄是敌军向徐州推进必经的一个小镇。徐州如失守，陇海线就会被日军控制，日军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捣内地。在桂系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徐州守军按德国顾问制订的计划发起反攻，同时，一个军的增援部队切断了敌军的后路。增援部队就是汤恩伯将军指挥的那个军，史迪威如果不是奉命到兰州去的话，正好是跟他们在一起。增援部队的到来使徐州守军士气大振，他们冲上去，同增援部队一道扑向敌军，“喊杀声震天动地”。他们切断了日军弹药和坦克燃料的补给，把步兵歼灭掉。事实证明，日军步兵如果失去机械化部队的支援，是抵挡不住坚决进攻的。这场战斗共打了十七天，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人，损失四十辆坦克、七十辆装甲车和一百辆汽车，此外还损失了许多大炮和其他武器。这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同日军不相上下。
同所有支持中国的人一样，史迪威极想找到乐观的根由。台儿庄战斗后，他感动地写道：朋友们现在都说他们认为中国会胜利，“我也这样认为”。同时，他也知道，中国由于没有乘胜追击，已经丧失了良好战机。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尔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按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八到十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白崇禧同史迪威和德国顾问们一道分析了这场战斗，白崇禧对进攻的经验不感兴趣，仍念念不忘靠拖垮日军取胜的理论。他说：“我们可以用四人拼掉日军一人。”他还说，中国损失的人数只要不超过五千万人，“就算不得什么”。史迪威评论说：“中国人永远听不迸发动进攻的主张。”
史迪威到台儿庄现场参观时，同司令官李宗仁谈了话。史迪威记载的中国人对他本人的看法不多，其中有一处便是李宗仁的话。李宗仁说他态度“坦率”，同情中国的事业，但对“中国抗战的前途非常悲观”。李宗仁把这位美军上校的悲观情绪归因于他接受的“物质文明”教育。他要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以让中国购买作战物资。他提出的论点是，帮助中国能使美国为自身取得最可靠的保障。
说来具有讽刺意味，台儿庄的战果竟促使蒋介石更加相信他自己的整个防御方针了，因为那场胜仗似乎说明日军的势头已经丧失殆尽。几周后，日军重新发起进攻，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向徐州进逼。徐州终于在5月底失守。日军另外一路部队从华北南下，企图在开封以北强渡黄河。黄河到长江之间的整个地区，包括汉口本身，面临危险。蒋介石这时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办法，他不是号召军队进行抵抗，而是不顾后果地求助于中国的害河黄河。他命令商震将军在日军先头部队过河后立即炸毁郑州大堤。据传他三番五次地给商震打电话，催问是不是执行了他的命令。商震一直拖到他的部队撤到安全地带后才炸堤。后来，炸药爆炸了。当时在场的杰克·贝尔登报道说，目击者们都惊骇万分，混浊的河水涌过黄河故道，卷起巨大旋涡，翻腾着冲击着堤坝上炸开的缺口。突然，随着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河水冲开缺口，汹涌地冲向地势低洼的地区，咆哮着向东流向大海。十一座城镇和四千座村庄被淹没，三个省的庄稼和农田被毁坏，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这片幅员辽阔的灾区里，又积蓄起对政府的新仇恨。日军被阻挡住了，中国在这过程中可能争取到了三个月的时间。
中国的战斗使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记者、传教士和其他观察家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中国事务的关注，只集中宣传中国值得赞扬的方面，只字不提中国的缺点和弊病。中国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蒋介石委员长夫妇被《时代》杂志选为“1937年夫妇”，他俩的照片刊登在该杂志的封面上。照片上的他俩阴郁而清高地凝视着前方，表情严肃而从容、勇敢而真诚。《时代》杂志发行人亨利·鲁斯出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因此，他崇拜蒋介石夫妇不是偶然的。传教士以及支持他们的北美国外布道团大会、美国基督教联邦委员会、基督教青年会和救济中国饥荒委员会等组织都热情洋溢和精力充沛地用它们的全部巨大影响，支持他们救助对象的事业。在传教士们一百余年的努力下，美国人感到对中国有一种与对其他国家不同的责任感。一位欧洲观察家说，不管传教士们是不是影响了中国，“他们无疑是影响了美国”。他们支持蒋介石夫妇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因为蒋介石夫妇信奉的基督教在中国居于支配地位，这令人满意地证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们过份赞扬蒋介石，一度把他说成是个完美无缺的人，不许任何人说他有缺点。《世界教会评论》说：“中国现在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开明、最富有爱国热忱和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世界教会评论》也用中意的语调谈到共产党，说它是个努力实现“符合全体进步人类愿望的社会改革)，的集团。这幅表现中国“目标坚定一致”的图景不仅是这些正在为救济中国大力筹措资金的教会组织所需要的，而且也是国民党政府的使节和宣传家们所需要的，因为他们正在压美国提供贷款和进行干预。认识中国社会中的深刻裂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共产党人未被视为政敌，而被视为自己人，被视为值得尊敬的社会改革家。国民党要记者们在提到共产党人时不要称他们共产党人。蒋介石1939年对一位德国记者说：“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共产党人了。”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人自己在内，都促进了这种假象，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的统一战线方针的。共产党人虽然不否认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是，他们谈论“新民主主义”，把新民主主义视为实现自己最终目标必经的一个阶段。
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促使美国对中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有力的演绎推理：民主国家受到了侵略国的威胁；中国遭到一个侵略国的进攻；因此，中国是个民主国家，中国的战斗是世界民主国家的战斗。所有认为国际斗争不可分割的善良的人都认为，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帮助中国显然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这从战略上说是正确的，即使从意识形态上说并非如此。但是，战略在用意识形态装饰起来的时候，会更加具有吸引力，站在“我们一边”的人，不论其政治经历如何，都会被看成是民主主义者。美国人感到自己很难把托马斯·杰佛逊 [ 译注：托马斯·杰佛逊(1743－1826)，于1801－1809年任美国第三任总统。 ] 未在亚洲打过仗这一点牢记在心。
民主成了支持中国的人谈论的主题。民间救济中国联合委员会把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二十五周年那一天——美国是在1913年予以承认的——定为“民主日”，举行了庆祝活动。该联合委员会是由几个委员会组成的，负责人都是知名人士。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其他各种援助中国、反对继续向日本出售作战物资的委员会也一再强调民主。各个教会组织(它们已经联合起来，由美国前商会主席哈珀·西布利领导)以及诸如美国反对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一类的非教会组织和美国中国之友协会一类的左翼统一战线组织，也持同样的立场。它们有象周以德博士和卡尔森上尉那样的各种各样的热心的发言人。周以德博士原是山西省的传教士兼医生，回国后成了蒋介石的极其热诚的支持者。卡尔森上尉返回美国也是为了到国内宣传自己的观点。
1938年，卡尔森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赞扬了八路军的作战素质，稿件遭到海军新闻检查官的扣压，他利用这件事为借口，辞去军职，回国说服公众相信，只要美国停止向日本出售作战物资，中国就能打败日本。他坚持认为，中日战争的结局将决定“东亚是被军人独裁政府统治”，还是“中国的民主花蕾绽开”。这种看法很流行，但不符合实际。因为不论是在国民党内部，还是在延安，都还没有出现民主的萌芽。国民党实行一党执政，实行新闻检查，组织蓝衣社和秘密警察；延安则是依据教条办事，一心追求的目标是革命的社会主义。
尽管中国的美国友人尽了巨大努力，但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仍超过同情情绪。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公开支持日本的只有百分之二，支持中国的有百分之七十四。但是，谁也不希望美国卷入战争。在政府这一层，官员们越来越感到事态紧急。总统切望使中国顶住侵略，他一方面受到财政部长摩根索的鼓动，另一方面又受到国务卿赫尔的制约。摩根索迫切感到必须反对法西斯侵略，认为支持中国极其重要。赫尔则一直毫不动摇地反对采取任何“非中立”态度，包括反对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他认为那样做可能会使美国卷入中日冲突。赫尔非常谨慎，甚至因为宋子文是出名的抗日派而拒不接受他为赴美经济密使。
1938年8月30日，财政部驻华代表洛辛·巴克拜访武官，听取军事形势介绍。史迪威陈述了李宗仁的观点，这就是美国应使中国有钱购买武器，这样对美国自己有好处。巴克在写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中说：“……史迪威上校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这比我们仅仅生产本国需要的国防装备要好得多。即使把生产本国防务装备费用中的极小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起的作用也会大得多。”
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观点。他对更大的事业抱有强烈信念，但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他认为：“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保住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了。”他力促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两千五百万美元贷款。
日军尽管打了胜仗，但没能结束战争。1938年8月，日军决定向新目标汉口推进。史迪威8月份从北平回到汉口，他是擅自决定到北平同家属一道避暑的。他的这一决定使军事情报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恼火。在这之前史迪威已经因军事情报处不通过他就直接向他的五名助手分派任务而同他们争吵起来了。麦凯布上校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他6月份回北平是个“严重的判断错误……因为当时战局正在发生重大发展”。他以适于军校学员而不适于一位上校的口气命令他以后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到外地去，并要他在外出旅行前将“原因、路线、目的地和估计要花的钱数”呈报情报处批准。他告诉史迪威，由军事情报处负责指导他和他的助手活动，因为“他过去发回的情报的范围、质量和数量都不能令人满意”。麦凯布在遥遥七千英里之外宣称军事情报处有权“指派你和在中国的任何军官去执行它认为应该执行的任务”。在后来的电报中，史迪威被告知，他的报告比不上卡尔森给海军的报告，他发回的情报并不值得他花掉那么多秘密经费，他应当说明花这么多钱搞来的这些情报“到底有什么内容和价值”。麦凯布显然是想激史迪威辞职，以便好让“武官集团”里的某位同他关系密切的伙伴取而代之。如果麦凯布的确抱有这种打算，那他差点如愿以偿。史迪威一度下定决心要求免职，甚至在盛怒之下拿起笔写信要求派人来“调查我在1937年6月以来出现的形势下履行职责的态度”。但是，中国的形势留住了他。
驻北平武官处的秘书蒂莉·霍夫曼回国度假时，军事情报处向她大发牢骚，对史迪威的一些做法和决定提出了很多怨言。史迪威认为不屑为这些事向军事情报处作解释。军事情报处的人员虽然认为史迪威是该处最优秀的观察家和情报员，而且事实上就军事行动而言他是个“完美无缺的观察家”，但是，他们都抱怨他自行其是。当蒂莉问为什么没有人费点笔墨直接给史迪威写信，把这些意见告诉他时，他们回答说，“军事情报处严禁任何军官通过非官方渠道同任何人通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史迪威任期届满。
当时汉口同北平间的陆路交通已被切断，只能从北方乘船经过上海到香港，然后改乘飞机到汉口。史迪威8月26日到达汉口时，政府已经撤走，汉口出现兵临城下之感。共产党人铭记着1925至1926年武汉大革命的岁月，他们想仿效马德里保卫战，进行一场大汉口“人民保卫战”。马德里在被包围后仍然坚守了两年之久。共产党人要求政府动员十五万工人、学生和市民组织一支大军，由一批“革命觉悟最高的优秀青年担任先锋”。蒋介石对这项计划不怎么感兴趣，因为他本来就不希望看到出现一支共产党控制的工人骨干队伍，也根本不相信在日军的进攻下武汉三镇能守住。由于阻挡敌军逆江而上的两个据认为是固若金汤的阵地，一个不战而弃，另一个被诡计多端的日军从背后攻占，蒋介石持这样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中国的防御战节节失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很有涵养地决定宁愿拖垮敌人，不愿同日军交锋。总司令本人就完全如此。
史迪威同英法武官以及新闻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一道开始前往前线。卡帕曾在西班牙采访过一年，是个“挺不错的家伙”。后来，英国武官“大动肝火，中途告辞了”。法国武官染上痢疾，也返回汉口了。史迪威和卡帕继续朝前走。他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我们在夜间行走，行路艰难，向导迷了路。行李由苦力挑着，大家精疲力尽，累得要死……日本飞机在头顶上两百英尺高的低空盘旋，用机枪扫射公路。可能有几个人中弹负伤。野鹰式飞机！……钟派人来接我们。继续朝前走，好。离前线越近，受到的欢迎越热烈。同一些人交谈，一道吃饭。他们给我安排个地方睡了一觉。吃早餐时，卡帕找来了面包和奶酪，有点发霉，但还可以吃。我们一直坐到九点，然后又继续朝前走。天热得要命，路很难走。爬上一座高山，沿长江朝瑞安方向眺望，山峦起伏，丛林如海。这片地区能永远守住……从湖的北边拖出各种各样的大炮。为什么？邝和张说在那里不能使用，拖到现在的阵地的后边就可以使用了。”
回到汉口后，史迪威看见“到处部布设了路障和铁丝网”。法国武官罗塞勒上校已因痢疾病亡。这一天正好是沈阳失守七周年。在欧洲，列强正惴惴不安地度过慕尼黑危机。“天呀，这个世界成了什么样子，欧洲要是再爆发战争，我们大家会落得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家乡卡梅尔好象突然一下子变得非常遥远了。”日本轰炸机天天都轰炸汉口，从来没有遇到抵抗。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空军身上，但中国空军一直不中用，而且留下来保卫汉口的飞机和飞行员又廖廖无几。中国有一种流行的哲理，认为应该把装备留起来以备应付将来的危机。结果使得本来就短缺的燃料更加供应不足了。史迪威在参观一个七十五毫米口径的火炮群后写道：“中国人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用，因为拿出来就可能失掉，那样等到战争结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怎么办呢？”那支炮兵部队参加过上海战役和徐州战役，但没开过一炮。
空军人员是个更大的难题。中国的机械师缺乏美国机械师的那种对内燃机的酷爱，对自己的飞机不怎么关心和爱护。飞机缺乏专门保养，很快就不能飞了。驾驶员和领航员是从知识阶层挑选来的。中国的知识阶层总的说来缺乏尚武精神，不愿在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牺牲。当了飞行员的人倒很勇敢，但行动鲁莽，作风浮华，而且接受的是意大利教官的蹩脚训练。那批意大利教官是墨索里尼三十年代派来帮助蒋介石训练空军的。后来，因有碍意日两国日益友好，意大利把他们撤走了。他们回国时把为中国人绘制的飞行图全部带走了。中国人毫无办法，只得另请别人。
1937年，蒋介石聘请美国著名战斗机驾驶员陈纳德上尉负责为他筹建空军。陈纳德因耳聋和有意见分歧而从美国空军退役。1938年，陈纳德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他开始实施一项建设机场的庞大计划，并组织了一个有效的无线电警报网，但是，他培训驾驶员的工作却不怎么成功。不久，他回美国招募雇佣兵，组织了一支志愿军保卫中国领空。目前，每当日本飞机不受阻截地飞来袭击汉口时，警报器凄厉地尖啸，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街上奔跑，想到外国租界去躲避。
一队队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伤兵涌进汉口，而市内的老百姓却开始向外地疏散。在过去几周里，有四万余人乘船从水路或乘卡车或板车从陆路撤往湖南省省会长沙。蒋夫人组织的一个妇女委员会从各战区收容了一火车一火车饿得半死、破衣烂衫的孤儿，让他们吃得饱饱，洗得干干净净，换上整洁的蓝衣服，排着队登上船，撤向后方。企业合作组织正在拆卸工厂和设备，准备长途跋涉运往内地。伤员们到汉口来寻找指定的医院，结果医院已经拆迁，他们呆在人行道上，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一个个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
蒋夫人是在汉口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之一。史迪威9月份拜访过她，发现她“非常有魅力，聪明，待人诚挚”。虽然他承认她说了许多宣传性的话，说政府如何如何努力照料老百姓，但是，“她很好，而且工作干得很出色”。蒋夫人在施展计谋、运用魅力时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位美国武官也确实值得她下番功夫。在那次会见后，史迪威给她送去了一束鲜花。
10月份，史迪威又前往华南前线。他从一位营长的指挥所里观看了德安争夺战。那场战斗共打了五天，德安是日军从长江向南边的江西省省会南昌推进的必经之地。“我步行了十五里，来到王亮峙的指挥所。桥梁全部被烧毁，公路每隔二百码就有一截路面被掘坏。我见到王，受到热烈欢迎。他正在受训斥——他的部队己损失了一半……没有重机枪。有一些小炮弹箱。没有炮。每人约有二百发子弹。共有四挺轻机枪。桥梁已炸毁。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话等设备。大家都睡在稻草堆里。”起初，王上校控制着一个高地，但后来被迫撤进城里，战斗继续逐屋进行。在最后几小时，王上校在夜间亲自带领一批人，穿过狭窄的街道，袭击日军。史迪威后来是这样描写的：“他们碰到了日军的一个机枪掩体……他们卧倒在街道右边。日本人开枪了，但没出来搜索，子弹接连射到对面的墙壁上，没有打中一个人。这时需要动作敏捷，中国人能做到。一个班悄悄绕过一座房屋，从背后摸到机枪掩体跟前，用手榴弹把机枪手炸死了……四处是枪声、喊杀声。王上校在黑夜里同他们失去了联系……”战斗一直打到后半夜和第二天。双方只隔几米远。后来，日军向人员减少的守军大举进攻，阵地没有希望再守下去了。下午六点钟，师长派来的传令兵送来了撤退的命令。师长共派了六名传令兵，但只有一人穿过了日军阵地。在夜幕的掩护下，王上校带领身边的六十五人同营里的其他人会合。他的营原先有一千五百人，但是，他们撤离战场时只剩下不到四百人。他们连续打了五天仗，几乎没怎么睡觉，也没怎么吃东西和喝水。他的部队共伤亡一千一百人，其中阵亡六百人。
史迪威通过观察这一类的战斗，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四年后，他就是带着这种见解回中国战区任职的。他认为王上校作战勇敢，但判断能力差，应该呆在城外，因为城里已变成一片废墟，没有任何东西提供掩护，而且，只要占领城外的小山头，就完全控制住了这座城池。史迪威在写给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根据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况分析了这场战争，他谈到中国的防御战术肯定会造成不必要的失败。中国军队缺少飞机、坦克和大炮，在开阔地带遇到日军的这些武器时，只敷衍了事地抵抗一下就轻易放弃了阵地。但是，在隐蔽条件较好的山区里，他们能较好地守住自己的阵地，而且只凭步枪、手榴弹和机枪就能迫使日军放慢前进速度。敌军接着向侧翼发动进攻，常常是突入一个地带就遭到反击。但是，中国军队的对策不是抓住时机发动进攻，而总是只保卫自己的后方。中国军队在能取得胜利的时候却积蓄兵力，不愿把全部兵员投入战斗，结果，双方人数上的悬殊实际上不应有地缩小了，日军的主动性和装备上的优势改变了战局。史迪威在个人笔记中还写道：“中国的替换制是荒诞的，中国最大的失策是没有利用自己最大的财富——人力。”
史迪威的那份报告是以他最喜欢的论点作结束语的：“中国士兵的素质极好，但他们遭到愚蠢的领导人的贻误和背弃。”他推论说：“假如让中国士兵吃饱饭，供给他们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好好关心他们……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10月21日至25日这五天里，中日战争进入了高潮，日军不久占领了汉口，而且占领了中国最后一个出海口广州。华南的这个重要城市象秋天热透的梨落地一样陷落了。中国原想依赖海湾对面香港的英国驻军，在广州没作任何防御准备，因为他们认为日军不敢贸然开到离英帝国殖民地那么近的地方去，而且认为英国不会坐视日军占领广州而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日本人比较机灵，他们从慕尼黑事件得到启示。12月12日，即在丘吉尔所说的“不战而败”之日两周后，日军从广东沿海距香港三十英里的大亚湾登陆。由于中国守军玩忽职守、腐败无能和部分部队投敌叛变，日军长驱直入，没有遇到任何认真抵抗就占领了广州。
英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因为它没有得到美国的保证，答应在英国因对日军采取行动而卷入战争的时候予以支持。据约翰逊大使说，中国人感到“完全被抛弃了”。在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后，蒋介石致函罗斯福总统，要求他向英国提供必要的鼓励，以便英美两国在远东进行“共同干预”。他毫不隐晦地谈了他的论点。他对总统说，只有国际上采取集体行动，亚洲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这种集体行动“必须由美国来领导”。这正是美国感到左右为难之处。美国既不愿意领这个头，也不愿意默认日本控制中国，而美国若不带这个头，中国势必会被日本控制。
日本期望占领汉口和广州后能确保自己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它现在已在大陆投入了一百万兵力，极想寻找某种办法结束战争，于是，它再一次设法迫使中国达成某种解决办法。日本宣布打算建立一个由日本、中国和满洲国组成的反共集团，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东亚新秩序。日本邀请中国政府加入，条件是摒弃过去的抗日方针和“调整人员”。日本由于已经控制了中国的港口、铁路和大城市，控制了华北、山东半岛、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地区，所以它认为国民党会不得不向它投降。他们争取到了象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这样的大人物担任密使来同他们谈判了结办法。汪精卫及其他一些人现在都队为国民党的事业已经完蛋。汪精卫之所以愿意接受日本为中国新统治者，其部分原因是他同蒋介石有宿仇，再就是他有野心，为了取代蒋介石，他甚至不惜甘当通敌分子。
对蒋介石来说，如果他屈服，那是不可能有任何满意的前途的。他一如既往，丝毫不受事态冲击的影响。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改变态度。他坚信，中国一定能把日本拖垮，历史一定会给他招来外国盟友。中国是个组织松散的农业国，即使切断了它同外界的联系，也能在西部穷乡僻壤继续生存下去——至于是在什么样的低水平上生存下去和要付出多大代价，那是无关紧要的，完全靠人力在崇山峻岭中开辟出来的一条通往缅甸的公路刚刚通行。蒋介石要在敌军达不到的重庆坚持下去，直到日军最后同俄国或西方列强发生冲突为止。他拒绝了日方提出的一切条件。
1938午12月，汪精卫的谈判使命失败后，局势陷入停滞状态。日本重申新秩序的范围包括中国的日占区，重申决心“消灭”国民党政府，说国民党政府“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不过是个地方政权而已”。蒋介石12月26日公开重申决心维护中国的独立。日本已停止发动进攻，只在局部地区进行惩罚性讨伐，无意继续朝前推进。战争并没有收场，仍有一百万日军留在中国。1940年，日本在南京扶植起汪精卫傀儡政府，但是，只要独立的中国继续存在和继续进行抵抗，占领军就无法撤走。
由于日本推行新秩序，美国遇到的局面是，中国的领土完整受到破坏，在华机会均等原则遭到违反，而这两点是美国四十年来的对华政策的两项基本原则。美国又一次遇到了讨厌的问题，面临到一种在良心上不愿认可但又不愿用武力反对的局面。华盛顿选择了中间道路：提出抗议，宣布新秩序违反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日本则对美国“居然对日军在中国取得辉煌战绩后远东出现的新现实毫无察觉”表示惊讶。据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报道，在美国国内又有人鼓动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后，日本“开始认为，在日本同中国达成解决办法的时机到来时，美国可能会变成日本的主要敌人”。
史迪威没有留在汉口目睹日军入城。他离开汉口，到湖南长沙商震的司令部去了。长沙是新防线的中枢。在以后的两个月里，战局经常变化，史迪威一直呆在南部前线，同军队、医务人员、掉队的官员、外国同僚、记者以及大溃败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流离失所的人一道到处转移。
中国的另外一项工作是把自由区的人力物力西迁。这项工作规模宏大，进展速度缓慢。一批一批的人把沦陷区的货物和设备经过长途艰难跋涉，送往独立区。船舶、火车、板车、牲口和苦力载运着货物，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从广州、南京、徐州等城市向内地迁徙。工厂的机器、政府的档案文件、大学的图书以及医院、兵工厂和机关的设备，都打包装箱，有的由苦力用扁担挑着，有的装在船上由纤夫沿着满是岩石的荒芜无路的江岸，一步步地拉着逆江而上。健壮的纤夫弓着腰，背着沉重的纤绳，用这种原始的办法顶着湍急的江水，拖着船穿过一座又一座峡谷，走向自由地区。一条船往往由几百名纤夫拉。一座纺织厂的设备要装三百八十只船，其中二分之一要在急流中沉没，然后再打捞起来，重新装上船继续西运。有些工厂成套设备要在路上运一年多时间以后才能重新安装投产。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同粮秣队、警察和牲口一道编成队，徒步走向西部和西南的新校址。史迪威看到过这样的队伍经过汉口和长沙。“苦力扛着一节长管子，一辆板车吱吱嘎嘎地载着一车零件，一个锅炉放在滚木上拖着走。有些机器放在滚木上由人拖着走五百英里。他们走到足够远的地方后，就在江畔的岩石上开凿石洞，仿照半年前在广州时的样子修建兵工厂。”这场大迁徙同共产党人的长征一样令人惊叹，它证实了史迪威从那条推动货车前进的“大蜈蚣”身上看到的中国劳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史迪威同中国的几个师保持着联系，经常同那几个师的指挥官们一道研究战局发展，设法搞好运输工作，尽量透过当时的混乱状况和谣言的迷雾弄清真实情况。同时，他逐渐朝南走，经过衡阳到达广西桂林。他发现要等到明年2月份才能乘飞机到重庆，于是设法在一辆小汽车上弄了个座位，沿着唯一的一条汽车公路，经过贵州，穿过崇山峻岭，驶向重庆。途中，汽车在一座只有一条街的小镇停下过夜。在一家小客栈里，史迪威主动凑过去同“苏、田、朱和唐等几个人”一道吃晚饭，“他们几个都是好人”。夜里，史迪威住的房间里跑进一只小耗子，他觉得很好玩，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精明鬼”，因为它非常机灵。
史迪威定于12月28日在中国今后七年的战争时期的首都重庆会见蒋介石。这时他已获准回北平，以便为他明年5月结束任职作准备。因此，他只能在12月19到31日这几天在重庆短暂停留一下。这个有五百年历史的省城的街道陡斜，从江边上来有一级级的石阶，阴沟不封盖，冬天阴湿多雾。史迪威呆了这么几天就足能断言它简直象个“肮脏的垃圾堆”。他只同蒋介石夫妇会晤了十五分钟，但会晤显然是愉快的。史迪威记载说：“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后来，史迪威回北平后把那张签名的照片挂在他卧室的显眼位置，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委员长的钦佩，也许不如说是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蔑视。
在会晤蒋介石夫妇后不到一个月，史迪威在写给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概述了他自己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他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史迪威认为，原因在于蒋介石总是怀疑有人反对他。蒋介石不敢让部下掌握权力，不敢信赖自己的部下，总想尽可能多地把指挥权揽在自己手里。他“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在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史迪威在私人笔记中还写道：“蒋介石总想让自己的部下耳目闭塞，因为他不信赖他们……因为他们如果全都什么也不知道，就绝对不会凑到一起谋反。”他在描绘这些后来也使他自己感到灰心丧气的因素时写道：委员长“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走，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同样，由于他存在着这种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他不愿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总是盘算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此外，他从来没有建立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他周围有一帮人，但他只了解一鳞半爪的情况。他们向他提供的看法都歪曲了实际情况。他从来不亲自去视察……始终缺少真正的监督。”
不管史迪威对总司令看法如何，他在考虑问题时还是始终把中国视为将来的盟友。他认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势不可免；他早就开始收集材料，以判断哪些师和哪些指挥官在中美一旦联合作战时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他虽然不怎么瞧得起中国军队的整个领导层，但对某些个人的能力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要他的助手多恩上尉密切注意能干、坚强的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如果能在组织、训练、装备补给、制订计划以及指导和指挥等方面得到美国的充分帮助，就能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他的头脑里已经构思出了未来的蓝图。关于他非常推崇的顾祝同将军，他写道：如果美国有朝一日站在中国一边抗击日军，顾祝同可以成为中国军队的优秀总司令，“在美国军官和参谋人员的指导下指挥作战”。他说他的挚友商震将军“完全可以以顾问身份在美国参谋机构工作”。
1938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前往云南昆明。昆明已成了自由中国的重要空军基地，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他下榻于湖滨饭店，晚上同陈纳德共进晚餐，并长谈到深夜。当时没有任何迹象预示他们两人后来会发生冲突。
他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的最后几个月的日子是很难熬的。史迪威懂日语的新助手弗雷德里克·芒森费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他相信正式拜会一次冈村将军是武官处的必要礼节。他勉强同意了，但说访晤时他不穿军装。在被说服后，他又提出不佩短剑。在被说服应遵守这个礼节后，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表示保留的了，但又断然拒绝穿马裤皮靴，因为马裤皮靴是日本军官的一贯装束。他穿着宽松的军裤，表情冷漠地同征服中国的人一道喝茶，设法扯到奈良寺庙里的鹿，就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同他们展开争论。
史迪威为了宽慰自己，私下列了一张日军素质优劣对照表。他认为日军有六个长处，即勤奋、勇敢、不屈不挠、组织得好、有纪律和有爱国精神。但是，他列出的缺点有二十六个：傲慢自大、玩世不恭、残忍、冷酷、野蛮、愚蠢、背信弃义、虚伪、无耻、没有道德观念、思想错乱和歇斯底里等等。近几年在中国不得不迁就日本人的外国人几乎人人都有同感，虽然他们不能象史迪威这样熟练自如地表述出来。在这种挑衅性的傲慢无礼和狂妄自大的态度面前，尤其是在不断淡而无味地完全颠倒事实的情况下，要保持恰如其分的关系简直是对心灵的折磨。就连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在来上海参观时也说，他“对迁就日本的方针感到极其厌烦，对温和地对待这帮小鬼子感到十分憎恶”，以致感到耻辱，“从情绪上甚至从内心里感到不舒服”。他多次梦见自己身穿镶金边的将军制服，指挥部队在东京附近登陆，满怀巨大喜悦地“命令军队全力以赴，对这些肮脏的小杂种进行报复”。
使克雷吉、史迪威以及其他许多人真正受折磨的是他们本国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的消极被动状态。专制势力步步前进，民主国家为了获得虚假的安全感而一再迁就。这种情况使人们感到极度沮丧。此外，史迪威个人宦途的前景也使他感到忧郁。他看来是当不上对军人生涯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星准将了。他再过一年就连续五年没有晋级，而且他的军龄也要超过三十年，这说明必须退役了。他的老朋友霍尼卡特和另外九个同班同学已经擢升为将军，而且其中有两人的年龄比他还小。虽然他的一些朋友和支持者在为他出力，为他给陆军部写过信，虽然在他们的努力下他的名字已列入合格人选名单，但是，麦凯布的毁谤性考核报告书几乎是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麦凯布发来命令，调他去承担一项没有多大前途的工作，他认为“他们是想把我搞到牧场去”，认为自己会象其他退役上校一样平平庸庸地了结自己的一生。
1939年5月1日，离开中国的日子来到了。周围是一片沮丧气氛。在遥远的重庆，暮冬的浓雾已经消散，日本飞机又可以开始对那座没有防空设施的城市进行恐怖轰炸了。美国仍在向日本出售废铁，看不到任何援助中国的迹象。在马可·波罗桥事件发生后的最近这两年里，史迪威所希望的那种情况有改进的、行动协调一致的军事抵抗始终没有出现。
在中国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一家乘船从天津前往塘沽，同行的还有使馆官员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她也是回国。当他们在甲板上打开午餐篮子，准备聚餐的时候，突然看见一具溺死的男尸从船旁漂过，那具男尸的双手还紧紧地抱着一个淹死的孩子，孩子的身上系着一块船民用作救生物具的木板。这太令人扫兴了。这是中国一切都很悲惨、事事都不顺心的象征。在这种时候看见河里漂泊的死尸是非常不吉利的，是难以忍受的。大家默然无语，收拾起午餐，回到船舱里去了。
在美国国内，三天前发生的一件预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改变了史迪威的命运：乔冶·马歇尔越过比他军阶高的三十四名高级军官，被任命为代理参谋长，而且将从9月1日起继任正式参谋长。由于冲突日益逼近，马歇尔眼下关注的是挑选一些实干家和具有首创精神的人取代军队中的无用之辈。他提议晋升为准将的头两个人之一就是史迪威。
史迪威在船上颠簸了三个月，经过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爪哇，于8月3日到达檀香山，他从收音机广播中听到自己晋级的消息。他对温妮说：“这不可能是真的。你先不要跟别人谈这件事。我到甲板上去散会儿步，捉摸一下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消息在这艘陆军运输船上传开了，人们纷纷围过来向他表示祝贺。船上所有的人都非常高兴，只有一家例外，因为那个人的军阶比史迪威高，先占了船上最好的房舱。史迪威现在也有同样的权利了，但他无意硬要实现这种权利。但是，在檀香山停留期间，他对温妮说：“我们要让他们感到有点不自在，要让他们觉得我们会提出这种要求。”
在如雪片般飞来的贺信贺电中，史迪威取得的一切成绩和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突然一下子全得到了人们的承认。谢尔曼·迈尔斯在贺信中说：“自二十年前听你说过关于斯密卡塞的精彩笑话后，我就认为你应该晋升为准将了。”许多贺信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象一个步兵少校在贺信中说的那样，对象史迪威这样一位显然能够“独立思考”和“执行任务有干劲”的军官终于克服不利因素取得胜利感到喜出望外。一些贺信说，这个消息使人们对政府又有了信心，总部尽管过去干了种种错事，但最终还是晋升了一位应该晋升的人材。“我们知道马歇尔会为军队办好事，他确实已这样做了。”贺信中充满了由衷的高兴情绪。一位朋友在贺信中写道：“这个消息让人感到就好象是把旧帽子从屋顶扔出去那样痛快。”威利·惠普尔在贸信中写道：“真是太好啦，你早就该升为准将了。”一位炮兵上校在贺信中说：“从昨天起，将官一级的平均素质大大提高了。”
埃文斯·卡尔森在贺信中说：“我从中国回国时的想法之一就是军队需要有象你这样的一个人担任将官……勿须多说，如果能在你的麾下作战，我会感到自豪。”其他一些在中国任职多年的人也为“该死的中国帮”终于得到应有的承认感到高兴。军事情报处很长时间感到不悦，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后来从海军情报部的一位军官那里获悉，海军情报部一直是依据史迪威的报告了解“中国战争的真相的”。这位赞赏史迪威的军官写道：“这几年晋升为将军的人中，最当之无愧的莫过于史迪威。”他相信，如果战争真象现在看上去那样在近期爆发的话，史迪威一定会在沙场上证明自己不愧为一名将军。
一个月后，欧洲爆发战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