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任武官：中国最后的机会·第七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史迪威晋升为上校以后，于1935年7月7日重返北平。这时中国的前途、日本的扩张和这些事对美国的影响都摆在他面前，等待他以军事观察家的身份去加以研究。武官要研究的主题是驻在国的能力和意图。作为一个情报官员，他的任务是随时向陆军部报告具有军事意义的各种因素和事态发展。他的消息来源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参观部队，参加观看野外演习，接触需要接触的人和培养出外国的同行来，私人的代理人的报告，自己观察和听到的日常情况。在通常情况下，武官在其任务中下功夫最大的一个方面是社交活动；有一种说法是，参加舞会酒会等聚会就是工作。但是社交不是史迪威的长处；他避而不去北京俱乐部，那里的常客也不认为他是“我们自己人”。可是他与丹夫人(Mm．Dan)这样一位中国贵族相处甚得。丹夫人是作过慈禧太后宫女的一位满族皇亲，也是那个贵族中最杰出、最有教养的女人之一。史迪威一家常常招待她。史迪威还结识了另一些中国人，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到经营玉器的商人“翡翠乔”等各色人物。身为武官，他住的是为一位广州总督建造的、已有一百年历史的宅院，其中有许多小庭院和红漆柱子。他请人在客厅的一面墙上画了一幅小国画，扩大了象牙扇柄的收藏量，购买了一些蒙古鞍毯。慈禧太后穿过的一件华丽的罩袍和其他珍宝。
中国人民的优良品质是中国的生活中的魅力，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种魅力抵消了污秽、残忍、对别人的苦难漠然处之和轻视人的生命等等缺点。外国人，包括传教士之所以喜欢中国是因为在这里比在本国生活好，地位高，仆人多，安逸舒适。但是对史迪威这样的人来说，还有另一种吸引力，那就是能同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阶层接触。中国人有内在的尊严和自尊心，富于幽默感和耐力，思想敏捷，还有可爱的、优雅的女人。史迪威的助理武官、美国军界最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戴维·包瑞德上尉认为，中国人“最机敏、在很多方面最文明、总的来说最富有魅力(尤其是在他们想这样表现时)，当然一般来说也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人”。
如果说他们似乎在西方人所谓的忠诚中还有瑕疵，沉醉于官场的腐败是理所当然，在道德中不强调诚实，有时骄傲自大，有时过份敏感；那么，他们就以自己是古老而深奥的文化的继承者这一点来填补缺陷，遂使人们不得不表钦佩了。史迪威和他的同事们可以阅读孙子兵法而得益。孙子是公元前五世纪研究军事理论和实践的作家。克劳塞维兹 [ 译注：克劳塞维兹(Karl von Clausewitz)——普鲁士名将和军事战略作家(1780－1831)。 ] 相当多的著述和拿破仑的更多的著述，孙子早已论证过了。
在日本的压力下，完整的华北，犹如海滨遭到波涛冲刷的沙土峭壁，不断塌陷。自从两年前签订塘沽协定时日本军队停止军事进攻以来，他们一直在进行恫吓战，目标是割取华北，使之成为满洲国那样的“自治”国。史迪威抵达中国的前一天，在历史上称为何梅协定的事件中，中国又丧失了一部分主权。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对镇压抗日活动“缺乏诚意”因而违反了塘沾停战协定为理由，要求将抗日官员统统革职，以傀儡官员取而代之，并将留在河北的中央军撤走。委员长在北平的副手何应钦将军签字答应了这些条件。人民反蒋情绪加剧了。山东那位激烈主张独立的统治者、对日本和蒋介石同样反感的韩复榘将军拒绝让撤离河北的中央军穿过他的边界。在河北，为此感到不快的地方长官宋哲元将军(他忠于他的国家却奉命得同侵略者合作)被留下维持有名无实的中国主权，每天遭到日本人的侮辱。
近两年来，日本一直在施加各种形式的政治和军事压力，迫使南京“和解”，实际上是要它接受日本的渗透和控制。日本要中国退出国际联盟，中国为从西方获得贷款或其他形式的帮助所作的努力受到了挫折。中国即将失去外部援助。蒋介石深信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力量敌不过日本，他认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奉行屈从与和解的政策，同时指望时来运转。但是时运十分不佳。在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泛起、孤立主义在美国抬头的情况下，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想因公开帮助中国而惹起与日本的纠纷。1935年3月，希特勒因早已使德国退出国联，拒绝接受凡尔赛条约，并宣布德国打算重新进行武装。同年5月，意大利进攻了埃塞俄比亚。在美国，奈委员会 [ 译注：奈委员会(Nye Committee)——以美国参议员杰拉尔德·普伦蒂斯·奈为首的委员会，1934－36年调查了美国商人在促使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面起的作用。杰拉尔德·普伦蒂斯·奈是个孤立主义者，曾主持制订中立法。 ] 透露的有关出售武器与美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两件事的联系问题的情况使公众大为震惊；接着国会草拟了反对向交战国提供援助的中立法。
日本军人遍布华北，他们在大街上昂首阔步，用枪托驱赶挡路的中国人，向傀儡行政长官和官员发号施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气势汹汹的声明，大谈其领导亚洲各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因而在北平表明中国被征服的日常情况比在南京还明显。虽然外国使团已在南京设立了由领事和代办主持的办事处，外交团不想完全离开北平迁到扬子江畔那座泥泞的城市中去。那里一年到头阴雨不断，很难找到新的房子，政府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也是可疑的。由于在北平的交民巷里拥有房产，在俱乐部和西山避暑别墅里可过舒适生活，外国使团更愿意留在这座京都，因为这里的生活依然是快活的，尽管这种生活显然即将结束了。
南京已有数百年没有用作国都了，而且用史迪威的话来说，那里居住的是“令人讨厌的扬子江流域的人”。这些人不如北方人随和。北平的居民有一个信条，就是越往南的人越坏。然而国民党极力迫使各国公使馆迁移，以显示外国承认这个政权是稳定的。经过八年交道之后，这一点面子不能无限期地拖着不给。公使馆的人心里是不情愿的。正式的迁移工作定于1936年完成。美国在北平的使馆所在地变成了总领事馆，留下了一批外交官，使史迪威高兴的是其中包括这位武官。鉴于当时的时局，美国认为从军事角度继续注视华北的情况是可取的。
1935年，英美两国唯一能给南京的鼓励是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以便不让已经作了这一变动的日本在外交级别上高出一头。9月间，史迪威到中国不久，美国公使纳尔逊·T．约翰逊在他的馆员们陪同下，在首都举行的一次正式仪式上以大使身份递交了国书。在显示那个场合的一张集体照片上，史迪威身穿雪白的服装，佩戴着各种奖章，从外表看上去是一位文质彬彬的武官的完美形象。
在其后的一个月里，他尽情地享受了访问暹罗的乐趣。他当时是被委任为驻中国兼驻暹罗武官的。他的几届前任都不曾费神到这个奇异的小王国去走一趟。暹罗是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它之所以能独立原因是面对面地向前挺进的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那里相遇了，它们在侵占了边界地区对各自合适的几个府之后，准许这个王国作为一个权宜缓冲地继续存在下去。史迪威乘的是前去进行正式访问的美国大西洋舰队旗舰“奥古斯塔号”。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同海军的接触使他很愉快。他在给温妮的信中写道：“每个人都待我若出访的王侯，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陆军旅客。”曼谷这个在外交活动中几乎是一潭死水的地方，尽力款待了从“奥古斯塔号”上下来的这一行人。在宴会、社交聚会和王室人物接见之余，史迪威还参观了步兵、骑兵和防空部队，编写了一份关于暹罗陆军训练、编制和防御能力的详尽的报告。
到他于11月返回北平时，日本人采取的一次新的行动使华北局势再度陷入了危机。日本人决心完成割取北方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的计划，在非军事区以北集结了重兵，在那里耀武扬威，竭力压宋哲元将军宣布华北地区脱离南京的控制。宋是农民出身的山东大汉，有一副给人印象深刻的、如来佛一般的安详面孔，嘴里常常衔着一支大雪茄烟。日本人同意了让他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因为他们认为可以操纵他。其实他是有主见的人。如果日本人纠缠不休地贿赂、引诱或威胁他，他就会退职还乡，去履行为先辈扫墓的传统职责。他名义上统帅着拥有四个师、六万多人的第二十九军，但是按日本人提出的条件，他只能在冀北驻扎一万人。在11月这次新的压力下，他依从了，但是没有屈服，指望南京能作出抵抗的决定。由于有理由认为日本政府在对军队的行动支持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上再次发生了分裂，蒋介石按兵不动。
人们对委员长的意图越来越忧虑。一些人认为他不会冒险与日本人直接对抗，另一些人认为到时候他会掉头抵抗不再撤退，即使仅仅由于民众的坚决抗日态度使他不得不如此。宋子文对《时报》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说：“是抗战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即使战败也算有所作为。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这是西方式的浪漫主义见解，对蒋介石是没有吸引力的。虽然据约翰逊大使说，蒋宋二人是政府内“仅有的栋梁”，他们却是意见相左的。美国的政策要视哪一种意见取胜而定。
华盛顿从驻华使馆和许多领事馆的观察家们那里得到的对中国的看法是悲观的。1934年以来，他们的报告显示对于国民党能否成为一支统一和改革中国的力量已日益丧失信心。一位热情的中国人也有同样的失望情绪。胡适对一位美国朋友说，国民党“已经死了，但是尚未埋葬，而一切没有埋葬的东西都会给活着的人们造成麻烦”。国民党从来没有成功地发挥帝王的那种中央集权作用。不仅君主政体消失了，它的统治机器王朝衙门也消失了，新机构却没有充分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国民党的领导情况已经恶化，这个政权僵硬地停留在独裁和依靠军事力量的阶段，没有向自己许诺的人民福利和民主的第二和第三阶段迈进。中国仍然有一半人活不到三十岁。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死于因肮脏而引起的可以预防的疾病。农民要缴纳的苛捐杂税多达四十四种，而且这些捐税常常提前几年甚至几十年征收。从土地到被褥和铁锅，从十一种军援项目到九种公共事业开支都要收捐税。当这些捐税还不能满足需要时，又会增添“临时经费税”或者“非常税”。和以往一样，“老百姓”要为政府——无论是帝王政府、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出钱。蒋介石把这笔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军队身上了。
大学教职员，合作团体和改革家为进行社会改良和革新，为废除非法税收和帮助农民买回失去的土地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勇敢的，但是因由来已久的社会冷漠而失败了。政府还是腐败无能。自从1927年以来湖北省五次更换省长，安徽六次更换省长。每一次更换后下属的局长、地方行政长官和基层官吏也被更换，因为他们要安置亲信，中央政府也要用这些职位作为支持和忠诚它的报酬。有关上层腐败的小道消息常常是外交人员向华盛顿写报告的主题。虽然孔祥熙是财政部长，但孔祥熙夫人“据说还利用购买军用飞机的所有交易提取一笔为数不很多但是收入稳定的佣金”。据传，她同她的妹妹蒋介石夫人曾操纵政府债券，并趁孔博士推行货币措施的机会搞白银投机生意牟取暴利。约翰逊大使队为，孔博士和他的姻弟宋子文由于个人的种种金融利益，在考虑中国问题时不可能“无私心杂念”。
约翰逊大使(作为使团团长他是史迪威的当然上级)虽然对国民党失去了原有的信心，仍然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不四分五裂的统治者。约翰逊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健壮的中产阶级人士，有一张丰满的大脸、日益稀疏的头发、一副日尔曼人的模样，然而他性格和蔼。他是从1907年到中国学习语言开始他的生涯的，并在从汉口到重庆等各个城市出任过领事。他从领事晋升为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5－29年)，曾经反对麦克默里公使1927年敦促美国插手反对国民党人的要求。约翰逊于1929年再次到中国出任公使。他在远东司的职务由斯坦利·亨培克接替，这个人在其后的十五年里一直是远东司中独断独行的人。约翰逊是多年来第一位会讲汉语的驻华大使。他对中国有广博的了解，虽然了解得不够精深。他不是那种自命不凡之辈，不举行盛大的宴会，也不经常举行北平那种奢侈的社交活动。约翰逊的座右铭是道教的一句格言“无为而无不为”，意思是“什么事也不要做，就会一切都做成了”。这句格言很适合他的气质，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用漂亮的书法写好这几个字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约翰逊报告说，由于关东军已经把中国领导人弄得“胆战心惊”，“公开敌视日本的领导人都被赶离华北”。据种种消息说：“南京政府已经十分软弱无能。”日本为摧毁中国的经济，切断它的海关收入而发动的走私运动日益猖獗。一包包一船船的棉花、人造丝、食糖、煤油、香烟和其他制成品源源不断地从满洲和各海港用军用卡车偷运进来。地方官员有的被收买有的因遭到恫吓而默许这类活动。日本人通过他们的天津租界贩卖了大量的海洛因和吗啡。约翰逊在1936年写道，对中国海关的这种打击，“就我所知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的最残忍的行动，而且我相信这种行动会获得成功。”大使馆法律顾问威利斯·佩克(他从1907年就在中国)从南京发出的也是同样悲观的报告。他在关于中国建设的困难的一份例行报告中突然写进了这样的话：“船长喊道，太迟了，太迟了！”华盛顿听不到什么鼓励实行积极支持中国的政策的报告。
1935年11月，日本为割取华北而发出最后通牒时，约翰逊预言他们能达到目的，除非中国组织抵抗力量“迫使他们使用武力”，这样就会使世界，尤其是国联和美国面临一种“尴尬”局势。
罗斯福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避免陷入这种尴尬境地。总统在其第一个任期中精力都陷入了国内的斗争中，无心去改变他的国民对插手别国纠纷的强烈反感。剩下的一点可以用在对外事务上的精力都集中在同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上了。史汀生的努力反而造成了消极的结果，不仅没有帮助中国，还激怒了日本，因而他的继任者不想重蹈覆辙。美国新政府的政策重点是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而不是约束它。英国人也赞成慎重行事。由于在欧洲遇到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他们不希望在远东再发生一场冲突。
然而，他们在远东是有抵押品的：菲律宾、香港、商业利益。从对中国的传统支持和对付侵略的集体安全这两方面来说，还有个道义问题。西方列强不愿意被赶出远东，也没有决心放弃中国。以往的一项原则是，中国的独立是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列强以借款、信贷和其他集体援助方式支持中国独立的各种努力激起了日本人十分强烈的反应，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的努力。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为安排财政上的帮助所作的不懈努力也毫无结果。参议院制订的购买白银政策破坏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制，摩根索感到美国有负于中国。但是他出于这种心情而发动的这一努力却因中国财政混乱不堪十分难办而归于失败。
要保持中国独立(且不用说强大)已经越来越困难了，而且鉴于激起了日本的敌对情绪，这样做也是危险的。在对中国掌握自己命运的能为日益悲观的情绪的影响下，一些政策制订人也开始怀疑这种努力是否值得。外国在大陆经商是否一定需要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为什么不能同日本做生意？如果中国不能自救也没有自救的愿望，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从而激起日本的恶感呢？既然否定的证据更合意，因而人们发现门户开放最初的理论基础——以为可以给美商提供巨大机会——已经证明是个幻想。无论是整个远东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1900年时帝国主义者们夸夸其谈的预言。在1935年美国的全部对外投资中，远东为百分之六，中国为百分之一。在从1931到35年期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同中国的贸易额不到百分之四。号称有四亿顾客的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额和美国的投资额相当于有七千万人的日本享有的数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在远东有大量实际利害关系的英国已开始感到中国的虚弱对英国利益的威胁大概会比日本的扩张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如果中国不强大，不足以维护自己的主权，那么，为了远东的和平，必须由某种权威来填补真空。考虑到目前形势中的危险因素，英国大使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向约翰逊大使建议说：“也许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允许日本在亚洲自由行动。”但是他承认，“在这方面的推进开始之前做好撤退准备”是有困难的。
在华盛顿，决定政策的主导因素是担心会把日本激怒，促使它发动战争。正象约瑟夫·格鲁大使一再警告的那样，在日本民族主义处于狂热状态的时候，发动战争是完全可能的。无所作为成了指导原则。当日本不断向华北渗透但又未公然采取军事行动时，美国一直保持静默，期望如果不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敌，他们就会逐步退缩。美国的这种期望是日本的温和派不断培植起来的。赫尔国务卿写道，在整个三十年代期间，“日本外交官总是一有机会就向我们表示，日本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开明的、和平的文官势力；另一种是军方的扩张主义势力……如果我们不去剥夺日本军人在远东扩张的权利从而惹怒他们，和平的因素最终就会控制政府并确保和平。因此现在要由我们来防止在日本出现最糟糕的局面了。”
对美国的沉默感到吃惊的中国焦急地提出了询问，甚至表示它可能被迫与日本结盟。中国的暗示没有引起反应。赫尔国务卿决心悄悄减少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中的危险。他在1935年12月就远东政策向报界发表声明时，以极其不愿触怒他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绕过了问题，几乎是在向日本保证美国不会出面干涉。
扭转局势的行动是中国人民采取的，也可以说是当时北平的那些敢于讲话的中国人采取的。日本人在华北的骄横行为促成了能够挫败日本的计划的一个因素——激昂的民族主义——的出现。南京为约制和镇压民族主义的公开表现所作的努力反而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日本要求在12月10日以前宣布华北“自治”的这个最后通牒被奋不顾身的中国官员公布于众时，抗日要求爆发出来了。12月7日在北平举行的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就表达了这种要求。旁观的人群为他们鼓掌，然后不顾警察的阻拦也加入了游行队伍；甚至黄包车夫也呼喊起当时受到禁止的爱国口号。示威行动扩大到了其他城市；北平和天津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示威游行，参加的群众数以万计。请愿书象雪片一样纷纷送到南京。学生们征用了京沪线上的火车，沿途劝说人民迫使政府坚决抵抗日本。组成了全国救亡联盟，其后的几个月里，又组织了三十个爱国抗日团体、协会和一个抗日“人民阵线”或称“统一战线”。
共产党的秘密人员和宣传促进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这时成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成为共产国际的正式政策。这项政策是在共产国际于1935年7至8月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在俄国看来，在它的西线好战的德国的复活，加上好战的日本在它背后在亚洲大陆上的出现，已成为最显著的现实情况。人们普遍预料俄日两国会发生冲突。
在关东军自满洲危机开始在大陆北部从事冒险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观察家们一直无法断定日本是打算沿着终将导致与俄国发生冲突的道路走下去呢还是继续设法并吞中国。由于关东军同东京的军国主义分子之间意见不一致，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一直都是可能发生的。把日本人向南引是符合俄国人利益的，因为日本人在那里将陷入同中国人无休无止地搏斗的泥沼之中。因此，唤起抗日热情，激发中国奋起抵抗的意志便成了共产党关注的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主张抵抗不仅是充当了共产国际的工具，而且是由于这样做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能迫使蒋介石拿起武器来打日本，他就只好放弃无情地征讨共产党人的战役。此外，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历史通则，即使不是马克思的原理)民族战争比阶级战争的号召力大，而且这种爱国事业能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北方的人民。
约翰逊曾预料，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将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并使世界各国再次“陷入尴尬境地”的因素，在12月的示威游行之后，民众的呼声不能再忽视了，华北在日本鼓动下发表的“独立”宣言简直不象什么自决行动。于是这个宣言撤销了，日本人不得不暂时满足于建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他们进行控制的基础。此后，所有的抗日活动都被谴责为共产党活动；日本成了亚洲的反共旗手并尽力压蒋介石与他们结成反共联盟。这种做法对许多中国人的吸引力绝不亚于同希特勒达成协议对英法两国的右翼所具有的吸引力。但是蒋介石深知，同日本人谈和必将危及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这样做就会授人以柄，使共产党人和他的其他许多敌手能鼓动国民反对他。南方的李－白集团已经在利用采取抗日行动的要求作为借口，再次企图赶他下台。
蒋继续在私下里谈论武装抵抗，而实际上除了对共产党人以外却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以这种手法稳住他的地位。他一心要消灭共产党人，逮捕和关押了抗日运动领导人，镇压了全国救亡联盟。对于侵略者，他的政策是尽可能长期拖延问题。虽然害怕日本人，但他和他的同胞一直认为日本人是暂时的灾祸，中国人不用说人数上的优势，单凭卓越的智慧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蒋并没有想向日本人屈服，相反他已经在促进四川的建设，目的是在日本压力过大时把他的政府迁到四川的偏僻城市重庆。
蒋指望能促使美国提早而不是为时过晚地给与援助；他给美国大使约翰逊带去口信说，他的政策是“继续”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弄明白他这种意图是否现实，中国的积极抵抗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的可能性如何。因为战备情况会提供一些线索，寻找答案就是武官的任务了。
同过去一样，史迪威决定亲自出马调查，于是便开始了从华南到满洲的一系列旅行。1936年4月，他首先到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将军在酝酿反叛活动的广州和两广地区。他这一次旅行不能说明问题。他不是乘坐可以直接抵达的火车，而是经过内地，靠公共汽车、小汽车、江轮、渡船和步行前去的。在前往桂林的途中，他曾经从一座偏僻的县城步行三十英里走到下一座县城。事后一位相识写道：“美国大使馆里大概只有你一个人到过那一带。”有一次他乘坐了一个车厢内有一百二十五人的三等车，因而得出结论说：“华南人真了不得，而且人太多了。”他在广州视察了军官学校，然后乘坐江轮去梧州，接着乘坐当地的公共汽车前往南宁，并在那里访晤了分裂派两领袖之一的李宗仁。在返回北方的途中，他在汉口认识了美国领事罗伯特·贾维斯。这个人“看来是有头脑的，因此被派到了汉口”。
他从汉口乘上了返回北平的火车。在餐车中吃早点时的咖啡味道(象普鲁斯特的蛋糕)使他想起了1920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正值秋高气爽的时候，微风拨动树叶，阳光仍然很热，空气新鲜宜人，一切都是新鲜的。当时孩子们还小，我们来日方长。现在不行了……那时的心情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一切都很新鲜吗？……没有忧虑，有希望出现新鲜有趣的事。孩子们还小。前头的日月长着呢……”史迪威写这段话时使用“现在不行了”这种低沉的用语，他还有一种时间太少了的奇异预感。当时史迪威是五十三岁，仅仅活过十年就去世了。
他在6月份的第二次旅行中才找到证据，可以回答中国政府是否在准备进行认真的军事抵抗的问题。回答是否定的。为了通过扬子江以北的军队部署情况来估计蒋允石的计划，史迪威动身去徐州，从那里乘东西走向的陇海线火车作了一番旅行。他发现徐州与1927年相比“欣欣向荣”。他向西穿过豫北地区——“平坦，肮脏，到处是尘土和砂子”——到了开封和洛阳；在返回徐州之后，又乘大运河的货船北上。在观察了部队的位置，辨明部队的番号之后，他报告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计划地作了抗击日军的进一步蚕食的防御部署。没有增加兵力，甚至没有想到过要增加兵力。没有训练和调动。”要么是中国人作了军事准备但“比任何别的国家的军事力量都更巧妙地隐蔽了这些战备活动，要么是他们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除了照常发给军事情报处以外，约翰逊还把史迪威的报告的抄件送给了国务卿。
史迪威依据军队的部署情况形成了对蒋介石带兵才干的藐视(表现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他可能就没打算采取什么行动，要不然就是他对准备用第一流的部队打仗的含意全然无知……如果他真的打算沿着陇海铁路作战，那他要么是个大笨蛋，因为到现在尚未作好准备；要么是个傻瓜，因为自以为打响以后可以立即投入战斗并能阻止住敌军。”根据这种毫无行动的状况来看，“好象日本人已经告诉他，他们目前不会再向前推进”。但是考虑到将来，如果蒋希望坚守陇海线，他应当改善交通线：“加固铁路。在南边铺设支线。在铁路以南地区修建公路网。但是现在未采取任何行动。”
他以厌恶的口气指出，然而，“蒋到处组织这种和那种新俱乐部。要求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拥挤’”。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史迪威对蒋介石1934年为转移人民对日本的注意力而发动的新生活运动的种种口号十分反感。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端正品行、举止，改进社会服务，提高清洁水平，培养诚实作风，消除吸鸦片的恶习和贪污、贿赂行为，这是在实行孔夫子的“礼教”，因而对一些中国人来说是有意义的。在不熟悉当地现象的西方人看来，反对吐痰和吃饭时喧哗的训诫和要人们“不要拖拉”，“端正姿势”，“消灭老鼠和打苍蝇”的劝告，在一个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对付国家的危难的时刻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儿戏。
史迪威对中国军事力量作了估计。他的办法是逐省登记，然后具体列出军和师，并附有指挥官的名字、司令部所在地和各部队的不同人数。根据他所作的估计，不算非正规军，1936年8月中央政府的军队总共有一百三十万人，另有地方军队三十六万人。在冯·法尔肯豪斯将军(他接替了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任蒋的顾问)的指导下，蒋正在努力训练和装备一支有战斗力的陆军。现在有三十六名德国教官在黄埔军校任教，取代了过去的俄国人，并且通过他们的关系办妥了购买德国武器的交易。然而由于政治制度没有真正改变，仍然无法把中国军队统一整编为国民军。蒋介石的权威象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一样，是依靠地方权贵的多少有点自愿性质的效忠来维持的。至于基层的改革，即在普通士兵家庭生活情况和要求他们为之战斗的生活条件方面，却没有设法做什么事。蒋不是具有使人钦佩的精力来摧毁旧事物的一位活动家。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他是一个毫无目标，只是要保持一切的保守者。
正象史迪威前一年给情报部的报告中所写的：“对中国来说不幸的是，眼前没有其他有影响的领导人……能取代他并具有与他获得的相仿的威望。”他指出，缺少能出来接替的领导人是“所有独裁统治的共同”弱点。
史迪威分别于7月和9月两次去南京，继续调查研究。他在那里视察了步校和炮校，结识了各类中国官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他的祸根的何应钦将军。他开始搜集关于共产党第四军的情报 [ cdhyy注：新四军在1935年建立了吗？ ] 和关于现在以西安为基地的张学良的东北军部队的情报。据提供情报的人士说，这位少帅已经戒了鸦片，但是“却没有管他的部队，只是乘他的私人飞机到处游荡。”
南京对史迪威没有吸引力。“如果命令我到南京工作，我怎么办呢？”史迪威自问自答说：“退休回家。”在冀东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在日本深入蚕食的情况下，甚至北平的吸引力也在逐渐消失。在交民巷的北大场，日军步兵和骑兵每天在刺耳的军号声中进行军事操练。日本官员乘坐着插了太阳旗的小汽车在大街上飞驰。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到处乱跑。对他们来说，这些马太高大了，没有人帮助就骑不上去；必要时，他们的勤务兵徒步跟在后面。日本企业家和其他非军事人员住满了旅馆，开设了他们自己的酒吧间和妓院，到高尔夫球场去打球。在人带领下周游满洲国和华北的一批批日本中学生游览了天坛和颐和园。不用说，史迪威也和其他所有关心中国的人们一样憎恶这些日本人，而且由于他天生就易产生敌意，表现出的情绪就更为强烈。他在河南旅行时，碰到一些日本人遭到当地警察戏弄的情况。他写道：“我感觉很痛快并鼓动他们整这些人。”
带着这种情绪去满洲国旅行则需要克制一点。他约见了这个“自治”国的外交部长。这个人竟然是大桥先生，一个日本人；这毫不使他感到意外。这位官员宣称：“我们都在阻止俄国实现其把亚洲苏维埃化的目标。”大桥先生在回答史迪威的问题时说，“当然俄国人打算”在亚洲“进一步扩张”，因而“对日本来说”形势是“极其严重的”。如果满洲国和日本战败，中国就唾手可得了。因此日本面临着一场“极大的危机”，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后的五年内作出决断。当时是1936年9月。史迪威就这次采访写给军事情报处的报告在美国政府内部广泛地分发传阅。
当年10月，蒋介石又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对共产党人发动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围剿。他希望在这期间，通过英美两国的斡旋，能使日本不要采取什么行动。中国人要求美国劝说日本奉行温和政策，但是美国不想插手。当中国大使求见并问及在万一发生冲突时美国采取什么态度时，赫尔国务卿只能回答说，“我国当然非常希望和平”，“我们真诚希望不会发生冲突”。
也有人试探了史迪威。一位中国上校带着上司的建议来找他，要求美中两国达成制止日本的“谅解”，然后在华盛顿建立一个中美联合总参谋部负责制订军事计划。来人对史迪威说，“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是能够制止日本的”，但是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日本终将控制中国的资源，那将有损于美国。史迪威在他的报告中评论说：“看来这再次表明中国总想让别人来干他们自己不敢干的事。”他还精明地补充说：“这番话可能是暗示说，他们不打算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日本。”
他也被道家那个主张无所动作的箴言感染了。这个箴言是他从紫禁城的太和殿抄来的。那里只有前两个字“无为”(也就是说“什么也不要做”)，让看到这两个字的中国人自己在心里加上“而无不为”。史迪威断定“无为”代表了中国人的特性，他得出结论说：“他们天生讨厌影响正常生活的事件。”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例外否定这种看法，他的发现却说明了东方人生活中对西方人极不耐心的性格大有裨益的事实。正象吉卜林在为一个人写墓志铭时指出的：“这里躺着一个曾经试图推动东方的傻子。”形成对照的是，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美国人容易冲动的性格驱使他们去改变不理想的东西，采取行动，避离压迫，开辟新边疆，远渡重洋。他们是乐观主义者，相信行动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国人则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住在层层围墙之内，住宅有院墙，村庄有围墙，城市有城墙。他们不离开自己的乡土，在家族权威之下生活，在祖先的坟墓之间的空地上种粮食，永远维护一种重和睦轻斗争的制度。
1936年，国际上乌云密布，法西斯主义胆子大起来了，各民主国家虚弱了。3月间，一批极端主义的日本军官试图暗杀几位老政治家，发动一场政变。这次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使反对军国主义的人畏惧了。3月，希特勒占领莱茵兰，竟然没有遭到反对。5月，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国联撤销了制裁意大利的空洞的决定；英国舰队为了不刺激他们也撤离了东地中海。蒋介石并不是唯一没有进行抵抗的人。在日内瓦，那个身披斗篷的瘦小孤独的人物，流亡在外的海尔·塞拉西在最后向列强发出要求支持的呼吁时警告说：“……如果不来支持我，西方就会灭亡。”7月，在几个独裁者支持下发生的右翼叛乱使西班牙陷入了内战。这时，在共产党人的鼓动下，抵抗运动开始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激情集中到西班牙身上，“联合战线”变成了一支活跃的力量；虽然各民主国躲在“不干涉”的屏幕后不想过问，但是迎接即将来临的斗争的阵容已经逐渐形成。这一点日本是明察的，它在当年11月同德国携手，达成了反共产国际条约。
在中国，共产党人似乎高举起抗战的火炬。1936年，他们在山西发动了一次进攻，使人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表面上是在抗日，实际上是在寻找根据地，招募农民，筹集粮款。他们主要是同阎锡山的地方军队打仗，但是他们号召爱国抗日的宣传，加上枪毙一些地主和税吏，在那个地区激起了广泛的热情。
史迪威于3月初到晋北的太原和汾州去调查了这次军事行动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口号是“打倒阎锡山”和“打倒日本”，共产党人之所以打这一仗是因为陕西缺少粮食，他们“除了寻找维持生存的新地盘外并没有固定的目标”。他在给陆军情报部写的报告中指出，由于阎锡山的军队作战不力，这次突破没费多大气力。有一个旅没有参战以阻止“赤匪”进入山西，“因为地点不在他们的防区之内”。还有一个旅遭到了“赤匪”的伏击，“因为电话通讯弄错了，汾州驻军司令还以为在同自己的部队通话”。“如果根据战斗表现来判断中国的武装部队，就是谈论要抵抗日本也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如此，共产党人仍然加强了抗日宣传运动。他们在8月份发表了给国民党的公开信，表示愿意为抵抗侵略者而联合起来，成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由于两个不共戴天之敌还没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联合，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促使蒋介石同日本发生公开冲突。
史迪威在一篇没有日期的日记中自问“共开党人靠的是什么力量呢？”“他们那里有某种精神上的支持。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又是什么呢？”随后他提出了一个很逗趣的想法：“给贺龙写封信问问他怎么样？”贺龙是共产党红二军军长，从1928年到1935年11月一直在鄂豫两省边界上活动，在主力部队走了一年之后才于1935年11月带着他的队伍开始长征。史迪威的文件中没有提到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认识贺龙的，也没有提到他打算怎么把信送达贺龙。
他在笔记中继续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吓得要死。”这些是与国民党的没落形成明显对照的因素，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迪威花了一段时间尽量了解关于共产党人的情况，他显然也会让别的武官使用他获得的情报。英国大使馆在1936年2月发的一项照会中就曾表示感谢他给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册子”。
史迪威熟悉中国农民的苦难而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他把共产党人的出现视为一种地方现象和遭受压迫的自然结果。他在写到农民时说：“由于身受饥荒、旱灾和沉重的租税和利息的压力、中间人和地主的压榨，他们自然要奋起改变所有制，这就使他们成了共产党人——至少这是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领袖采纳了共产党的方法和口号，但是真正追求的是在合理的条件下拥有土地。做共产党人并不是中国人的天性。”
这种分析在当时是一种标准的看法。有些外国人在国内时本来会认为共产党人是一种十分邪恶的威胁，可是到了中国就认为他们是中国由来已久的灾难的产物，是想有所作为的改革者；就象贾维斯领事对史迪威说的那样：“他们根本不是共产党人。”美国商业界的喉舌《大美晚报》在国内就会采纳商会的观点，现在却宣称，中国共产党人有些“很卓越的见解……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愿意考虑任何人的意见的”。总之，他们在实行明显的改革措施。他们的军事组织和对待士兵的态度是与中国的旧习全然不同的。这一点给乔治·林奇上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奇上校是史迪威任武官期间的第十五步兵团团长，也是西点军校的校友。他在1932年从菲律宾来中国休假时在江西看到共产党军队，发现他们不抓壮丁，却给士兵发饷，不允许他们欺负老百姓。他向军事情报局报告说：“这种做法与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因此，国民党军队中开小差到共军方面去的人不计其数。
两年以后，美国驻云南府副领事阿瑟·林沃尔特在描绘他看到的经过西南的长征队伍时写到了共产党人表现出来的高昂士气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目标一致”。虽然装备简陋，吃不饱饭，经过多年的战斗而疲惫不堪，但是他们是由经历过艰难困苦磨练的人领导的，他们作为一个组织，表现出了“太平天国以来中国大的力量集体中所不曾有过的献身精神和无私品德”。
外国公众几乎完全不了解共产党人。因此，当《密勒氏评论报》于1936年11月发表访问共产党人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文章时，引起了一场轰动，在南京引起的则是一场不愉快的轰动。这些文章是他对共产党领导人的一系列富于同情心的采访记和对他们在陕西的延安建立的准国家的一篇亲身见闻。斯诺的报道后来在中国和外国被广泛转载，又以《红星照耀中国》 [ 注：《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1938年发表中译本时定名为《西行漫记》。 ] 为书名汇编发表，从而使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关于英勇的长征的新闻和关于共产党的人物、生活方式、信仰和意图的描绘。他尽量突出他们拥护抗日事业，而这一点在三十年代的气氛中，当人们迫切希望展开反法西斯战斗的时候，是极有吸引力的，他们的劲头甚至超越了马克思主义。
正如毛泽东接见斯诺时阐明的那样，打败日本比社会革命重要，因为首先需要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并赢得独立；只有到那时，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功。因此，他愿意同国民党联合抗击这个帝国主义敌人。毛的话很有说服力。“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 [ 译注：见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文本1979年12月版第374页。 ] 他坦率地说，在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摧毁了帝国主义最强大的一个根据地，从而会加速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如果中国赢得了独立，世界革命就会非常迅速地发展。” [ 注：同上。 ]
继斯诺之后还有一些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发现他们的生活简朴的主人是吸引人的。他们参加田间劳动，言谈诚挚，有英勇的经历，看起来与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形成了令人振奋的对照。由于他们似乎把革命放在第二位，外国记者没有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正象史迪威认为的那样，“共产主义”好象只是个名义。
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去发动第六次反共进攻，他在那里经历了一个现代国家元首从未经历过的十分奇特的事件。他被本来打算任命为这次进攻的总司令的张学良绑架了。这次绑架目的是说服他放弃内战和同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少帅的部队不想打共产党。他们是离开了满洲家乡的流亡者。蒋动员了坦克、轰炸机和十个师的军队后，前去坚持要他们开战。随即发生了果断的绑架行动，此举使中国人目瞪口呆，使全世界人为震惊。
人们预料蒋的性命危在旦夕，他自己也完全感觉到了，少帅的一些同事也确实主张杀了他。使他活命的因素是还需要用他。西安、延安、惊恐的南京、特别是莫斯科的人们立刻都看出同一可能性——如果把蒋干掉，中国将陷入混乱，内战将扩大，谁也不会得到好处，只有日本会从中渔利。在遭到绑架之前，蒋在民间是不得人心的，他的支持者也并不满腔热情地崇敬他，但是由于人们有服从家长的习惯，也由于人们感到生活在一种权威(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权威是归国家元首所享有的)之下是安全的，所以人们还是指靠他。没有人有足够的威望来接替他，也没有哪个党在台上能维持三个月以上。只有蒋介石能够制止内战，把全国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加绑架后的谈判的共产党人却救了他一命，当然这主要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是莫斯科坚持必须这样做。俄国人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宁愿保住蒋介石而不希望中国陷入混乱，因为那样最终有利于日本。
在蒋的命运未卜时，外国武官们奉命赶到了洛阳。当时西安已落入叛军之手，洛阳是距西安最近的一个国民党地盘。西方列强虽然不象俄国那样与此事关系极大，也担心中国陷入混乱，希望武官们的到达能起到施加某种压力的作用，迫使释放蒋介石。事实证明他们此行是多余的。史迪威在圣诞节赶到了洛阳，正好这位委员长乘飞机抵达洛阳。使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是，原先扣押他的人也随同来到了洛阳。蒋获释的新闻使大众转忧为喜，普遍松了一口气。蒋介石的声望提高了，张学良被软禁起来，从那天起一直软禁到现在，他受到的监视有时严一些，有时松一些。 [ 注：张学良现在居住台湾。人们常常在星期日在委员长去的同一个教堂里看到他。 ]
虽然尽了一切努力保全面子，避免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好象蒋是在答应了条件之后才获释的，但是，事实上他同意停止第六次清剿战役，并筹措同共产党人搞某种有名无实的抗日联合。共产党人也同意停止对地主的斗争并将他们的武装力量置于国民党的指挥之下。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进行了讲条件的错综复杂的谈判，双方都没有理由信赖对方，都没有放弃最终消灭对方的目标。国民党深知共产党要利用对日作战作为自己取得胜利的跳板，因此决心不在抗日战争中陷得太深而使国民党得利。蒋介石的目的仍然是避免和推迟同日军直接冲突，除非外国来帮助并给他足够的援助，使他既能打败日本人又能打败共产党人，最后使他成为独自大获全胜的人。
西方对西安事变之后出现的民族团结与合作的迹象印象很好。共产党的部队编成了隶属于南京的第八路军，在首都设立了办事处，甚至出版了报纸。华盛顿认为，从约翰逊大使等人的报告来看，真正的变化、为实现政权民主化所作的真正努力、真正的团结，可能已终于开始。
日本人也从西安事变的结局中看到了一个苗头。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正在产生民族团结感，而这种团结，用他们的陆军大臣杉山将军1937年5月的话说，会“从根本上阻碍日本的和平挺进”。关东军和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开始逼迫政府采取直接行动。
史迪威对西安事变之后出现的和解的表面现象并没有过份乐观。他在1937年初写的一份估计中日形势的材料中说：“目前中国关于民主的议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他预料政府将“推行拖延政策，硬说政府正在准备战斗，其实并不想真打。他们希望由别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中国十分软弱无力，看来外部给予帮助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他写道，对付日本，中国仅有的本钱是“地广人多和仇视。中国既没有领袖、士气、团结、弹药，又没有统一筹划的军训”。此外，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但是史迪威也知道中国人的天资，这使他相信中国人是有潜力的。史迪威威研究了太平军在1853至1855年的北进和大清帝国将领左宗棠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为镇压突厥的穆斯林叛乱而发动的征战，发现了“对那些认为中国人已经衰颓无望的人们的一个教训”。对于怀疑中国人的军事能力的任何人来说，左宗棠的西征——“历史上最杰出的战役之一”——就是说明中国人有军事能力的证据。左做到了“既谨慎又大胆”，“既发挥了主动性又始终不屈不挠”；他“对局势了如指掌”，采取了有周密计划的行动，进行了“迅猛的追击”，并且找到了更著名的将领也会却步的解决办法。史迪威不仅赞扬了将官也赞扬了他们的士兵(军事历史学家的习惯并非如此)，认为“就这一卓越战绩而言”，对中国军队和他们的将领作多么高的评价也不过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显然有助于他形成后来在中国任职时具有的信心。
他感到中国的前景是阴暗的，因而那年6月欣然离开北平，同他的朋友、法国武官萨巴蒂埃上校动身去绥远和蒙古。他给温妮写信说，他想去五台山并从那里步行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到达铁路线。
他的专家声誉日益提高了。林奇上校从第十五步兵团回华盛顿时报告说：“在我看来，史迪威十分熟悉中国和远东，美军中的军官无出其右者。”他在中国的探索“使他掌握了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的背景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