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醋性子乔”·第六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史迪威于1929年7月来到本宁堡步兵学校任战术科主任，当时“本宁改革”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正在进行。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把依靠作战教范和教室内的纸上谈兵的教学法改变为依靠实战经验的教学法。战术是主要科目，因为这是兵法的核心，也是军人必须当机立断的一个领域。
本宁堡步校是陆军的基础战术学校。按照旧教学制度，该校主要训练军官们根据比实际战场上会遇到的要完整得多的有关敌军的情报来解决教科书中提出的一种情况。在驻华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训练时，马歇尔亲眼看到一名军官在奉命包抄敌人侧翼时束手无策，因为他不能依据他得到的不充分的地形资料为一支有七十人的部队下达书面命令。马歇尔得知这名军官是本宁堡步校名列第一的毕业生时产生了“要插手本宁堡步校的强烈愿望”。他主管这所学校之后，立即采用了注重实战演习的教科书。这种实战演习会培养军人的主动精神和判断力，而不是训练军人正确地处理情况。
马歇尔需要一批同他思想相近的人组成教学班子。这些人必须愿意进行实验，愿意接受新方法，欢迎打破陈规，让学员们在战场上独立思考。他知道史迪威适合这些要求，因而一直给他留着第一科或叫战术科的科主任这个主要职位。史迪威和马歇尔一样相信从潘兴那里继承过来的办法：发布简单明了的命令，集中说明要达到的目标，而不详细交待每一步骤。在实际战场上，敌人是不等待你的，因而连营两级需要当机立断。马歇尔进行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这种能力，并培训一批能实地带兵打仗的战斗部队军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史迪威懂得，指挥军队的方法与原则必须适应于将非军事人员迅速训练成为军官的需要。这些人在以后再发生战争时可以随时应征入伍。他说，有必要发明“某种便于训练出一支庞大的应急力量的方法”。简明扼要是他的诀窍。在战争中取胜不是靠“空想出来的战术……只有简单明了的办法才有获胜的希望”。他把战术战场一级的军事力量概括为“运动、射击和通讯联络”。
马歇尔在本宁堡步校主持工作的几年中鼓励对军事建设发表新的主张，开展辩论和积极思考问题，这些年头是令人振奋的。在一个未来的战时参谋长主持工作的情况下，这几年是培养最高司令人才的绝好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马歇尔的“记忆力很坏”。虽然普通人除了使他“一时的恼怒以外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某个人的突出成绩，也没有忘记某个可悲的笨蛋。这个时期在他的教员班子里工作过或在那里进修过的军官有未来的将军奥马尔·布雷德利(兵器科主任)、马修·邦克·李奇微、考特尼·霍奇斯、小劳顿·柯林斯、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以及许多将要成为集团军和军级司令官的人。
史迪威把教室内讲课的事基本上都留给下属人员，但是每一次战术演习时他都要亲自督导。他的习惯作法是提出“怪点子”，要求学员们想出对策并予以考验。军官学员们发现，他提出的战术问题总是需要想出新颖办法来对付的棘手形势。他教学的办法是把原则运用于战斗之中，他会“抛出任何反常的情况”。在实际演习中他指出了在教室中不能教的方面——战场电话机坏了，通信员失踪了，命令被弄错了，地图常常画错，复杂的运动“总是出差错”。
本宁堡步校培训的是连级和营级而不是司令部一级的军官。史迪威写道，营级指挥所看问题的角度与师级或军级司令部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高级司令部地图上的一条线到了战斗军官那里便是一个地段，而且还有具体的地形特点决定他应如何行动。一支部队在地面上同在地图上不一样，它常常迷失方向，尤其在本宁堡地区，那里的大部分地形类似一个丛林。史迪威始终强调要在估量地形的基础上决定如何行动。本宁堡周围的松树林使人无法观察炮火支援情况，因而不能使用野战炮，步兵必须依靠迫击炮“在密林中层开短兵相接的迅速行动”——这恰恰是他后来在缅甸遇到的情况。
机械化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战术上的巨大变化支配着军事思想。史迪威研究了机动性、袭入和突击相结合的理论，这种理论后来在实战中便成为闪电战。他偶尔还为《步兵日报》写一些有关文章。但是他的军事思想基本上仍然是注重实际，而不是立足于空洞的推论。“不要假设任何情况——要弄明白！”这句话概括了他的信念。他就是本着这种信念，以公断人身份批评1932年的行动的。
一年以后，马歇尔说他是“教练天才”。他在史迪威的鉴定报告上填写他认为史迪威最高可以担任哪一级指挥职务的例行问题时写道：“能胜任平时和战时的任何指挥工作。”由于感觉到史迪威不善于也不愿意谈论自己，他评论说：“这位军官谦逊，不自以为了不起，因而很少有人知道他是陆军中才华出众和有教养的人之一。”他对史迪威的评语是“有远见，才智过人……是个领袖……”，甚至过早地断言他“老练”。这最后一点在其后史迪威在本宁堡步校任职的四年里证明并不是他最持久的品格。
史迪威遇到办事无能或行为愚蠢时会十分暴躁。他在本宁堡步校期间有一次发了脾气，由此而获得了他那著名的外号。在野外演习时，他特别刻薄地批评了执行任务的情况。回到营房以后，一名军官学员画了一张史迪威的漫画，描绘他绷着很不善良的面孔从一个醋瓶子里钻出来，醋瓶子的商标上有三个X字母 [ 译注：X表示酒或醋的浓度，三个X表示浓度很大。 ] 。这张漫画用图钉钉在布告板上，受到了广泛的称赞，连史迪威本人也很欣赏。他要求保留这张漫画，并拍了照片送给所有的朋友。
史迪威的好友威尔斯将军最了解他性格中的醋性子一面，对此还作了说明。威尔斯在许多年以后就报纸上刊登的一张史迪威“苦脸”照片写信给他说：“你每次露出这种表情都是因为某件事或某个人造成了一种实属荒诞时情况——有时甚至是讨厌的。”威尔斯接着写道，在史迪威的另一些独特表情中还有“全然绝望和厌恶的表情……那是在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显然很不切实际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脸上会呈现出你心中的一些苦恼……这不是醋性子，乔，这只是看上去象是醋性子的某种别的东西。”威尔斯的结论也许太仁慈了，因为正象史迪威自己承认的那样，在他的性格中不可否认确有暴躁的一面，虽然被幽默和善良的品质中和了。他喜欢谈起自己的一个经历。有一次，他正在中国的一座城镇中独自行走，情绪极坏，碰上一位中国商人同他搭话。那人鞠了一躬说：“你好，教士。”
史迪威绷着脸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教士’？”
那个中国人说：“因为你的样子象一名教士。”
“为什么说我象教士呢？”
“因为你有平静而慈善的表情。”
史迪威每讲完这件事总是加上一句：“别以为中国人缺少幽默感。”
在写给家人的一篇谈及他本人和他对家人所寄的期望的小品文中，他承认自己有时“不近情理，没有耐心，很顽固，闷闷不乐，狂暴，冷酷，好咒骂，粗俗……”。一个人承认这些罪名确实太多了，然而他承认的又都是事实。虽然他愿意时可以彬彬有礼，比如他在凡尔登同法国人愉快相处的时期；而且他也是习惯于谈吐文雅的，但是，对某些人他又不在乎给人留下粗鲁的印象。这是他表示厌恶也许还有不自觉地表示不适意的特有方式。他使用咒骂字眼时也只是口头上嘲弄那种自命不凡之辈。在适当的场合，他的语言可能很粗野；在他的日记上那个恶毒骂人的脏字比比皆是。他是用一些污秽的词，但无性的色彩，这些词给人的印象是他感到深恶痛绝。
看来史迪威很爱产生厌恶的感觉，在日记中他常常是渐渐地激发出这种感情。他开始时总是用词相当尖刻，随后好象在欣赏其中的味道，便更尖刻更恶毒地骂起来。起因往往是遇到了他认为摆架子的人。例如装出英国人口音的“令人作呕的”美国人。
他对富人和谄上欺下的势利小人责骂得特别狠毒，常常似乎花的精力过多。出于他性格中一种内在的素质或者由于过去的经历，他对富人特别容易发怒。他自己是在舒适的环境里长大的，由于他父亲的某种严厉态度，他到成年时还没有自己的一份收入。1933年，他父亲去世时他的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因为父亲史迪威博士除了给儿子留下一些债券股票以外，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他的遗孀，而她一直活到1942年。史迪威靠他当陆军军官的薪水维持生活，又有五个孩子，在繁荣的二十年代毫无疑问仍会感到处境艰窘；但是到了萧条时期，由于一个军官至少有个牢靠的工作，和一笔固定的收入，军人又感到比其他许多人日子好过了。
史迪威一家无开销大的爱好。他不同别的军官一道去打猎或打马球，他的妻子也不骑马；他们不打桥牌，在中国期间也不参加外国殖民地的俱乐部活动。他们在家里待客时，使比较能喝酒的朋友们大为吃惊的是，摆上来的是法国布尔戈尼葡萄汽酒。史迪威仍然对马极端反感，也许因为这种牲畜一向是富人和摆架子的小人的附属物。有一次一位同事谈到马时的无休无止的议论把他弄烦了，他便在给妻子的信中发了一通牢骚：“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使我恼怒，这就要算呆傻的爱马者了……请告诉我，世界上还有什么动物比一匹该死的蠢马更愚蠢和缺乏理性呢。这畜牲只会腾跃和放屁，没有一点理智。”他发泄了一通情绪之后又立即为写了一封“粗俗的”信表示歉意。
他还很随便地使用一些不那么脏的词，看来他使用时并不含轻蔑的意思，如称英国人为英国佬，称法国人为馋蛙鬼(“在船上遇到了一个馋蛙鬼和他的妻子”)，称德国人为德国蛮子或四方头，称意大利人为南欧佬，称中国人为中国佬，称菲律宾人为非律宾嵬子，称黑人为黑鬼或黑家伙。这类词汇不是史迪威所属的阶级和受过他这样的教育的人常用的。这类词汇象他的骂人话一样给人的印象是：总的来说，他的同胞是不喜欢他的。按照军队中的一位同事的话说，事实上他“很象一个厌世主义者”。但是他的厌世心理是藏而不露的。相识日久之后，这位同事承认，史迪威总是有些令人难以捉摸；他从来也没有看透他。
史迪威的乐趣是自己找来的或者说是自己促成的。他是业余演出和业余赛会的不倦的组织者。为了随便运动一下他就打网球；为保持体格匀称，他坚持越野跑步和打手球——这两种运动都是各种锻炼形式中消耗体力最大的体育项目。每周可以看见他两三次，穿着卡叽布短裤和短袖衫，穿过本宁堡的松林，轻松自如地跑步。在一次五英里长跑比赛中，他最后落到别人后面五英里之遥，但是他回去对孩子们说，他认为没有几个人在四十八岁时还能象他这么跑的。
他的家庭是他的城堡。只有在家里他才感到安全，觉得不怕似乎与他敌对的世界了，只有在家里他爱别人也为别人所爱，因而可以不再提防他人。他的家里充满了逗趣、欢笑、友谊、互相体贴和轻松自在的气氛。离开他的家庭时他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适，然而在家里停留时间长了(其实所谓时间长也不过几个月)他必然坐卧不宁，急欲离开。他与温妮结为夫妻组成了真正的一对。由于嫁给了一位出众的人物，她不仅接受了而且常常反应出他的许多态度，加剧而不是削弱了他对一些人的敌意。
他的笔记本上充满了表明他始终特别关心五个孩子的证据：他们的身高和体重每年有时甚至是每个月的增长数字、他们的津贴和账目、学校和旅行、他们刚会说话时的语言和精彩的词句，并且注明了年岁和当时的情况。“你们是老的，我们是新的”就是小乔五岁时说的一句话。他不在家的时候，也总是在日记本上记着他们的生日。甚至在徐州的动乱中，6月1日那天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文思的生日”。当学校办得不能令人满意时，或者有一次当他在中国期间他最小的儿子和女儿受到老师训斥、哭着回家时，他誓言不许任何人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他把他们接出学校一年，在家里教他们。他用漂亮的大字为大女儿史文思写的书法字帖显出了马歇尔看到他所具有的作教师的“天才”。他特别善于以幽默和不敬的语言来吸引小学生的兴趣：
从猫(Cat)之类的短字开始。
你很快就能写河马(Hippopotamus)，
它把我们大家坐在屁股下…… [ 译注：这句话的英文是Hip up on top of the whole lot of us，与河马的英文读音和字形相近。 ]
靠近桌边挺直端坐，
把食物抛向高处，
落下时用嘴接住。
你的朋友都会欢喜，
他们以为在马戏场里看马戏……
用刀子把土豆插起，然后——
把它一口吞下，就是别把刀子吞进去。
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同最小的孩子本呆在一起，画出稀奇古怪的动物，把一套剪纸中的一条鲨鱼变成飞机，把一条三头龙巧妙地变成各式各样的动物。史迪威在家里的外号“老爸爸”是在本宁堡时获得的。当时孩子们在模仿佐治亚州当地的“穷苦白人”，“想象老爸爸怎么能出去抓一条响尾蛇并活剥它的皮”。他们觉得这个形象很有趣，便开始用这个新的称呼叫他们的父亲，并一直延用下去。
史迪威总是在写东西。除了日记、信件、小评论和随笔以外，他还在单页纸和破纸头上写他称为“杂记”或“琐事”的东西，其中记载着他的想法、理想、零乱的念头、玩笑、趣闻、言论、引语等等曾经出现在他那不停地思考的脑海中的一切。下面是他的一个典型的便条，作者未加变动：
亨利·法布利对昆虫的研究
鳗鱼的历史
常理帽的来历
对滑铁卢怎么办
高大的人高大的房子，在楼上设备极简单——培根威尔斯的“艺术概论”
“上刺刀”
另一张纸头上的记录表明他思想中对于一个根本的民主问题的苦苦思索，但尚未解决。
＝又≠参政权
因为——一人一票。但是“有些人”不止——
无知者的力量理应小于受过教育者
智慧应当能抵消人多势众的优势
另一方面——很难找到对给予额外选票的标准
财产？(常常发生事故。对民主精神生疏)
(上议院中的议员)
教育，(不一定。未受教育者，有时看问题更深)。
另一张题目是《回忆、首创与备忘录》的纸片表明，除了昆虫、鳗鱼和艺术以外，他还在研究宪法程序。他整段整段地抄录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预见其中必然包括霍茨波 [ 译注：霍茨波——莎土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人物(意为“急性子”)，是英国诺森伯兰郡第十一位伯爵的儿子哈理·伯西(1364－1403年)的外号。 ] 的怒言。“因为他使我发疯……非常象一个侍女一样谈及枪支、战鼓和创伤……”
史迪威明慧但不渊博，他思想敏捷，在任何谈话中常常比对方来得快，总是不停地用断续而不耐烦的“对对……对对”来打断对方的话。除了间歇地提出一些问题以外，他的社会见解和政治见解是平平常常的。虽然他反对他父亲虔诚信教，但是他保持了他们家的共和党观点，自然地投入了厌恶罗斯福的开心玩耍。尽管陆军有不介入党派的传统，但是正如一名军官所说，当它“咕噜几句”时也是怀有普通的政治热情的。史迪威也不例外，而且正因为是史迪威，他的情绪是强烈的。
他把自己做过的梦也记了下来，而且写得清楚流畅，常常很直率而自信地将梦中的情景写给梦中出现过的人。结婚前他给温妮的信中写到了与她亲热的梦境。这封信尽管很优雅和温和，可是在1910年这样写信给未婚妻仍然是令人吃惊的，因为那时的规矩是谨慎节制。他在向父亲报告他做的一次梦时说，他同弟弟吵了架之后受到父亲的追赶，而且要“把我打瘫……当你抓住我时……没有打我，却掏出一个硬币给我。我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它，然后问这是什么。你悲伤地说：‘一块国币。’这个‘国币’使我非常慌乱，就惊醒了，好长时间没能入睡。”他做梦常常是斗争和花费体力的事：“为了到一个地方去而攀登一座大山。这是唯一的通道。山坡不住地崩塌，越往上山势越陡峭。”另外梦见同他母亲一起看着一个男孩在克罗顿水坝顶上使劲推顶一门石炮，他被滚动的炮逼得不断接近边缘，直到掉了下来。“我说：‘别看。’攀着石头慢慢下去。发现他被击中再也没动。他的身下有一片鲜红的血。我说：‘他一下子就被砸死了。’”还有一些梦是梦见顺着飞船的梯子下去，或在水下搏斗，或者在中国遇到野兽混战，“互相搏斗的这一群野兽突然变成乱糟糟的一团残肢断颈和碎尸滚下岩石山坡。呸！我被惊醒，十分恐惧。”
在本宁堡，在熟人和同级中间，没有类似外交官和英国人那样的使他感到不自在或愤怒的人物。但即使如此，他仍然会采取执拗和敌对的态度。马歇尔后来承认，该校校长坎贝尔·金将军三次要求他解除史迪威的职务。他引起一些军官怨恨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标准极端严格。除非他认为完全够格，否则他是不会在学员们的考绩报告中记上“优”的。结果，他所管教的军官们很少有人能进入军事学院，而在比较平淡的武器科，“优”打得很宽，从而使得到优等评语的人在其军人生涯中便于晋升。史迪威对晋升和奖励所采取的严格态度在他后来出任指挥官和战区司令官时继续积下了一些怨恨。在本宁堡的第二年，马歇尔对史迪威为人处事的老练程度的评价降了一等，这是不足为奇的。从他对史迪威的进一步评语可以发现他有一点已长时间感到苦恼的迹象：“原则性很强。工作极刻苦。脾气不好……”然而马歇尔继续留住这位带刺的同事，说他“在战术和技术方面已越出了他那个时代”。
史迪威讲课时常常引用他在中国的经验为例加以说明，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军官们了解他所强调的“有朝一日我们大家可能与之有些关系”的一个国家。1929年，他在向该校学员们作题为《东方人的心理》的讲演时，着重论述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障碍。这个问题由于十分显而易见故往往无人研究。他说，西方人有个老调，总是说中国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西方人发现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为什么与我们不同呢？按照史迪威的说法是因为他们同我们的文明的联系被“切断了”许多个世纪；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了自己的文明。“那么能指望一个中国人表现得同一个西方人一样吗？……答案是，不能。”这是一个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重要的原则问题。他还着重说明，中国人由于隶属于一个十分古老的社会，被固定在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之中，因而他们有“一种保守的变态心理……他们的惯性极大。”他在谈及东方对“面子”的概念时说：“尊严对他们是最宝贵的。谁剥夺了他们的尊严就结成了仇敌……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不要使他们丢面子，除非你就是要让他们丢脸或者你不怕树敌。”这段话足以说明，他后来对蒋介石不好并非由于无知。
他在与同事们谈到中国时强调那个国家非常贫乏，尤其是缺少从公路到无线电台等各种交通和通讯设施。一位朋友说，史迪威关注的“是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认为，目前的社会改革会“除掉她身上的治外法权这根刺”；他还时常让自己坚信，新政府或许真能成功地使中国现代化，运用她的潜力。他常常说：“若有正确指导，有劳动和制造才能的四亿人将会居于支配地位，我们最好是支持他们。”
在本宁堡期间，他的笔记表明他看过标志着中国新苦难的开端的历史性文件，虽然令人失望的是未加评论。这个文件就是国联的李顿委员会关于满洲危机的报告，后来，这次危机的一系列后果把整个世界卷入其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利用南满铁路的一段轨道被一颗炸弹炸毁的这个预谋事件为借口，发动“自卫”性进攻，占领了奉天。这是继1928年暗杀张作霖之后采取的规模更大的行动，并达到了目的。蒋介石在1929年同爱国的张学良少帅携手努力在满洲重新行使中国主权，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日本人采取了行动。起先中国的挑战是针对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的，这一挑战立即激起了苏联军队的反击，结果中国人遭到了失败和蒙受了耻辱——日本人也大为惊慌。中国和俄国的抱负使日本国内的扩张主义势力、日本军界下定决心要巩固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军方以直接接近天皇的办法摆脱文官政府的管束独自行事，通过关东军策划了奉天事件，在国内，在中国，都引起了极大争议。鉴于存在着华盛顿条约和国联盟约，在西方也引起了极大争议。
日军发动进攻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都陷入了第三次围剿共产党人的战役。此外，中国由于扬子江泛滥而遭受了严重的水灾，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被淹没，两百万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倾家荡产。在满洲，没有人组织军事抵抗。相反，蒋介石却命令在长城内外共有四十万大军的张学良“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虽然他的部队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是他知道在训练与装备方面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因而他选择了战略撤退，不肯在军事上与日本决战。他的指导方针是不让任何事情阻碍他消灭内部敌对力量这一主要目的。
蒋已下定决心将“戡乱”置于一切之上，先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也先于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如果说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明蒋的伟大的话，那就是一旦他形成了一种信念，就决不改变，坚定不移。对日本人，他可以利用中国永远拥有的有利条件，即无限的退却余地，同时集中力量去实现把中国团结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的目的。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中国可以再去对付日本人；同时他认为满洲大概会使日本人心满意足。
历史上打错算盘的事是屡见不鲜的；蒋就打错了几次算盘。侵略要是得手，就很少会自动停止，一个国家的人民要打退入侵者的愿望也是很难压制的。然而蒋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他在长城以内的任务也是够繁重的。他执政的第一年就由于曾经帮助他上台然后又抵制遣散的那些领导人的反叛而处境艰难。1929至30年间，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各位将军以及北方的冯玉祥将军，都曾先后向政府挑战，发生了武装冲突，因而蒋不得不击败他们或把他们收买过来。边远省份云南、四川和新疆，由于政府鞭长莫及，仍然是可能出现反政府行动的地方。仍然有生命力的左派领导人汪精卫、陈友仁和孙中山博士的儿子孙科维持了一个准政府，广州仍不时成为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北平一度落到了汪、冯和阎锡山领导下的一个分裂主义政权的手里，但是在张学良的帮助下，中央政府又重新控制了北平。这种种斗争使国民党无暇顾及社会改革。当这些动乱似乎解决或平定之后，蒋又立即动手镇压另一个国内敌人、潜入江西农村的共产党人。在日本人发动进攻之前的一年里，连续三次所谓“剿匪”战役使政府的军事力量完全陷了进去，在共产党人的游击战术打击下，政府还吃了一些不顺心的败仗。
在一个迫切需要改革的国家里，八年内革命浪潮三次遭到挫折。蒋关心的是拼凑政治力量而不是使这种力量扎根于新的社会基础之中。倒退到官僚和地主的联盟中去的一个政府是不可能奉行减租政策的。在浙江，有人曾真正设法实行减租计划，但是在其推动者和发起人被暗杀后，这一计划也就放弃了。依据“训政”的信条，政府仍然实行一党专制，变得越来越独裁，越来越多地依靠镇压手段，这样就播下了反叛的种子。共产党人已不可能在政府范围之内进行改革，他们被当作非法分子而遭到追捕。据美国驻汉口副领事埃德蒙·克拉布说，共产党人“已被迫……进行激烈的反叛；极端仇恨中国现政权的被压迫者——开明的学生等等——都参加了这场反叛运动”。这个政权始终抱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放，把它当作一种取代实际行动的妖术。为了填补帝王垮台以后留下的真空，孙被捧为崇拜对象。到处都悬挂着他的画像；每周的纪念仪式上、所有的公众会议上、政治会议和爱国节日集会上，人们都背诵他的包括三民主义在内的遗嘱；中小学生每星期一上午首先也是背诵他的遗嘱。他的遗体从北平运到了南京，安葬在用六百万美元修建的紫金山陵墓。
中国的现代化(即使称不上社会革命)采取了下述方式：修建公路，开辟航线，发展电力，增修铁路，改善农业，编纂法典，兴办教授现代课程的新学校和着手解决所有现代组织的基本需要——为实行文官档案制度而整顿语言的合乎逻辑的方法。中国没有字母大概和没有公路一样碍事。有些计划在各省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有些计划则没有取得进展。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而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时间又太少了。
日军攻占奉天之后，不顾国内的分歧，继续进攻张学良的省会、长城以北还远的锦州。他们于1932年1月占领了这座城市，把少帅赶出了满洲。同年2月，“满洲国”宣告“独立”，清室最后一个残余人物溥仪于3月被扶植为执政者。日本政府由于不得不屈从于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压制，只能被既成事实和激烈的爱国主义讹诈牵着鼻子走。东京由于切望不使国联和九国公约签字国有理由宣布日本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设法使在大陆的每一步进展合法化，说这是满洲人民的“自卫”和“自决”。在这种表面情况的背后，激烈的斗争震撼了东京。政府于1931年12月辞职。天皇任命稳健派人物犬养毅为新的总理大臣，目的是设法煞住卤莽行动。犬养得知天皇希望他能制止军队“插手国内外政治活动”的行为——这个任务是很危险的，后来事实证明这成了这位总理大臣的致死原因。犬养背着西方在他执政的第一个月里派一位密使去见蒋介石，目的是通过谈判解决满洲问题。但是日本的政策大权已不再真正操在文官之手了。
从奉天事件到通过李顿报告书之间的一年零五个月中，西方列强为对付这一局势所作的努力对二十世纪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努力酿成了姑息之风，从内部破坏了国联、鼓励了进一步的侵略，使以后的十年渐渐滑向战争。政治家们并不是先知；他们的行动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采取的，不能高瞻远瞩。一场危机是分阶段造成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人们无法看到事件的整体及其余殃。如果当初有所作为，满洲危机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吗？不大可能，因为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用来作出其他抉择，没有什么原来可以做到但却忽略过去的事。有些历史时期会培养壮举，有些历史时期又会滋长懦弱。满洲危机是形成历史的那类事件之一，不是悲剧性的“偶然事件”而是人们和国家所固有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
中国赖以保卫自己的是世界为防止发生这种局势而制定的保障措施。这些保障措施是九国公约，国际联盟盟约和1928年刚刚在巴黎签订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根据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包括日本在内的十五个国家保证不使用战争手段推行国家政策，并同意“绝不使用和平手段以外的任何手段”解决各种争端——当然“自卫”和维护“国家切身利益”除外。中国在日本发起进攻五天以后正式向国联提出了控诉，当时，侵略还不曾试过这种集体意志的分量；这将是第一次大试验。虽然在日内瓦有过渴望为世界和平采取“惊人之举”的热情，但是没有人急于采取具体行动。1931年，世界在经济方面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涉足远东的西方主要强国英国正处在政治与金融危机之中，即将放弃金本位；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在恐慌的边缘颤抖；魏玛共和国行将灭亡；美国陷进了经济萧条的泥坑。鉴于已经有了那么多防止侵略的机构和措施，日本的行动确实令人难堪。但是正如法国总理安德烈·塔迪厄所说，这一行动“还远着呢”。
事情对于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却似乎是迫在眉睫的。他是裁军的突出鼓吹者，也是大力主张为禁绝战争而作出集体努力的鼓吹者。史汀生在1927至29年任菲律宾总督和1930年任出席伦敦海军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期间，同太平洋问题关系密切。他看到了自己的工作成果、伦敦海军会议条约在日本引起极大的反感情绪，因为这项条约把停止扩建海军的时间以及华盛顿条约中规定的那个为日本人所厌恶的五比五比三比例又延长了五年。日本的超级爱国者们的愤怒终于发展到了暗杀滨口首相的地步，因为滨口强烈支持伦敦海军条约并曾建议天皇批准。
日本进攻满洲的行动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活跃起来，发挥作用的是史汀生。可是令人失望的最终结果是使美国再次陷于孤立。史汀生在这次危机中原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是防止日本在大陆进一步扩张，这是美国自1917年以来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第二是维护集体安全体系。但是，当国联想让美国分担义务或把义务完全推给美国，准备特别请美国忠于国联理事会时，他避开了，因为他不希望看到这桩麻烦事被推到他的国家身上。他希望靠世界舆论的“有力评判”而不是靠美国单枪匹马来约束日本。
日本的行动有什么含意——是暂时的占领还是不仅如此，这一行动是代表了日本政府的一致政策呢，还是那些军国主义者通过关东军干下的又一胡作非为？西方对此并不清楚。在1931年最后的几个月里，史汀生指望“动员起反日舆论”，加上进行经济制裁的威胁，会加强日本议会党团的地位，从而决定性地约束住军人。在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里，一直引诱美国政策的是日本国内那个开明的瘦子的吸引力和期待他能崭露头角的思想。在1931年时谁能断定国际上对日本在满洲的冒险行为的谴责(加上制裁的威胁)会加强稳健派的力量呢，还是反而会把日本人团结在那些超级爱国者的周围呢？
由于英国人一点也不坚定，史汀生所指望的“有力评判”总是纠合不起来。英国的对外政策当时是由绥靖主义的始祖约翰·西蒙爵士指导的。他是英国的头号律师，是一个心里冷淡但嘴上善于逢迎的人。他生性多疑却总是装出一副笑脸。他的头与身躯相比显得太小。作为外交大臣，他干的事比南非战争以来的任何事都更使他的国家不得人心。自那以后人们一直认为情况表明，他也希望约束日本，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上他给人一个相反的印象，使史汀生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将满足于看到日本忙着满洲的事，而不去与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支配地位，也不向大洋洲和印度伸展其势力。
史汀生本人所代表的国家也不是准备以大棒作为言词的后盾的。胡佛总统对实行经济制裁的主张很担心。他认为，采取这种措施等于“刺激老虎”，除非最终实行武力制裁。史汀生提出反对意见说，衡量这种风险时必须看到日本的行动(如果不加约束)会给和平事业造成的“极大危害”，还必须看到这样一种危险：“日本正在迈开可能同中国开战的步伐，而这样一场战争将会蔓延到全世界。”随着日步步深入满洲内地，他越来越担心世界和平和美国在远东利益受到威胁。他认为，如果美国在长期的协作之后，现在“冷酷地抛弃中国不管它死活”，就会给美国在中国的信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
由于九国公约、国联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都没有发出共同的呼声，他决心采取某种形式的单方面行动，但是充其量也只能从文件档案中翻出白里安外长在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时发表的声明。1932年1月7日重新发表了这项声明，后来它被称为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向日本和中国宣告，美国“不能承认，也不打算承认”中日两国间签订的有损于门户开放政策、或者有损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领土或行政完整”的任何协定和可能以违反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中、日、美三国都是该公约参加国)的手段达成的任何协定。这项声明是强烈的，明明确确的，但是作为一种遏制手段，它是没有实际效用的。由于这一点显而易见，两个月以后国际联盟接受了约翰·西蒙爵士提出的赞成不承认主义的一项决议。
在中国，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成效极大，以致使日本人意欲在抵制运动的中心上海采取惩罚性行动。他们故伎重演，以“事件”为借口——这次是一名日本和尚被杀——动用飞机和从军舰上登陆的军队向上海华人区闸北发动了进攻。1932年1月29日对闸北的这次袭击是对平民的第一次恐怖轰炸；在其后的一个历史时期中，这类事件就屡见不鲜了。在上海的外国人目睹日本人投下了无数炸弹，炸死了成千上万的人，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伤员和难民。这一切使西方感到吃惊和产生反感。日本人的行为使史汀生想起了德国在1914年入侵比利时的事。史汀生决心不作第二个威尔逊。“威尔逊没有以任何方式表明我们在比利时问题上感到的羞愧。”闸北事件再加上日本人发表的关于九国公约中有关维护中国完整的各项条款已经过时的声明，使他相信再用姑息手段约束日本已无济于事了。然而，由于他没有权力采取惩罚性措施，世界各国也不希望那样做，他只能在不够有力的行动和无所作为之间作出选择，结果他选择了前一种办法。
他作了进一步的努力，试图争取英国人合作(这一次是援用九国公约)，但是发现约翰·西蒙爵士“软弱无力”，“很缺乏勇气”。史汀生再次采取了单独发出警告的办法。他于2月份发表了公开声明，宣布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前途怀有“永久的信念”，重申了九国公约的原则——必须使中国有机会发展成为“现代的和开化的国家”。他向日本表示，华盛顿条约是互相依存的，废弃了涉及中国的条款就等于取消了海军条款和不设防条款。但是这是一个空洞的威胁，因为他的国家对于进行军备竞赛这个严酷抉择是没有准备的。后来，在史汀生忙于裁军会议时，胡佛总统通知日本，美国不会诉诸经济制裁。
这一危机开始暴露出美国的承诺没有坚强的后盾：美国保证维护中国的完整，但却又采取了一种并不是十分符合美国切身利益因而不值得为之战斗的政策。门户开放是个绝妙的措词。这个词不仅音节极其简单悦耳，而且给人留下一种英勇和自由的印象，有着广泛的机会的印象，而这种机会符合美国的两种基本主张——开拓新地和自由营业。正如约翰海的另一句典型的话一样，门户开放有“一个额外的成就”。从长远来说，这个政策使美国陷入了最麻烦的联盟——不是同一个国家，而是同一个主义的联盟。它使人感到有义务介入一个问题——维护中国的完整。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安全并无风险。
由于中国的控诉仍有待审理，国联面临着需要信守盟约的难题。如何约束日本？如果约束不了，对它谴责到什么程度而又不把它赶出这个国际组织呢？这些问题使列强感到烦恼和为难。日本提出的种种借口和法律依据总是留下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李顿委员会奉命前往满洲调查事实真相。其时，战斗已经蔓延开来。满洲的一位领导人马占山将军起来与日本人作对。在上海，中国第十九路军无视蒋介石的指令，进行了英勇的和出人意料地出色的抵抗，使日军陷入了一场没有料到的战斗之中。在满洲获得了能够弄到手的一切之后，日本人便乐意找一个借口，依据当地外国势力提出的条件撤离闸北。
奉天事件此时已造成了自然的后果。从2月到5月期间，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成功地暗杀了首相兼大藏省大臣、三井工业集团首脑犬养毅。暗杀他的凶手是穿军装的陆军军官。犬养之死标志着政党制的结束，为一系列国民政府上台扫清了道路。在日本人看来，史汀生是种种事件背后的邪恶势力，世界对日本的误解和美国人对日本的恶感全是他造成的。日本的政论家开始谈论“亚洲门罗主义”，认为美国要干涉日本在亚洲的“命运”的任何企图都会成为战争的起因。日本预计李顿委员会必然提出对日本不利的报告，因而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于9月从法律上承认了满洲国。
李顿报告书是10月呈交国联的。这个报告措词尽量温和，以期为日本保全一些面子，使它能够接受。但是，报告不可避免地证明，日本的行动违背了条约的规定，日本提出的理由的两大支柱、“自卫”和“自决”得不到事实的证实。报告承认，恢复原状是行不通的，因而建议恢复中国的主权，实行自治，并对日本的经济利益给予特殊照顾。在为通过这个报告书而进行的长期辩论中，国联竭力摆脱将要陷进的进退维谷处境：是谴责侵略行动呢，还是用某种使其合法化的方案把这一事件掩饰过去呢？前一种办法很可能迫使日本同西方决裂并奉行回到亚洲的政策；后一种办法纵然不能保住国联的宗旨也会保全它的结构。
李顿报告书已提交讨论，想回避是不可能的。这个报告于1932年2月获得通过。第二天，在日本代表发表了激昂的自我辩解和警告性的讲话之后，日本便退出了国联。为了突出表明日本的蔑视和没有后盾的国际空谈分文不值，日本军队攻占了长城以北的又一个省份热河，然后又进入河北省，在北平与天津之间建立了一个三十到四十英里宽的非军事区，规定不经日本人许可中国军队不得入内。至此，日本命中注定的行动暂时告一段落，并通过同中国政府谈判达成的或者说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唐沽停战协定使这一行动合法化。蒋介石接受了这个协定。他在日军入侵河北的同一个月里，调集二十五万精兵向南方的共产党发动了第四次剿匪战役。他作出了与他的前辈、太平军叛乱时期的摄政王恭亲王相同的选择，恭亲王说过，内乱乃是中国命门之疾，外夷不过肢体之痛。
从此以后，满洲危机就使中国的领土完整视日本的胃口而定了。满洲危机使军人在日本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是日本内部的进程，即使日本的盟国不曾谴责它的行动，这一进程也不会改变。满洲危机使华盛顿条约的精心设计的结构成了一个空架子，暴露出集体意志的虚弱性。国联、九国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无论是分别发挥作用还是集合在一起都不足以影响事态。集体安全的愿望与这一愿望的贯彻之间的距离现在已经十分明显了。人们开始怀疑除了使用武力以外是否还有任何行动能够阻止一个国家发动它决心要发动的侵略。满洲危机之后，正如史汀生所承认的那样，世界各国感到“遭到了挫败和悲观失望”。
1933年5月，即签订唐沽停战协定的那个月里，史迪威在本宁堡步校的任期结束了，伴随而来的插曲是一个令人气愤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威尔斯将军写到这些行动时所说的那样，这种事加剧了“你内心的痛苦”。再过两个月小乔就要从西点军校毕业了，但是由于罗斯福总统为应付紧急情况而建立的平民卫护队缺少军官，两次调动工作岗位之间的例行假期取消了。每个军官必须直接到新的岗位报到，不准以任何理由离开职位。史迪威要求延期报到的多次申请，包括他作为最后手段向当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申请，都遭到了拒绝。由于不能参加长子从自己的母校毕业的仪式，这位父亲在启程时极为愤怒。他自然又把这件事归罪于白宫的那个人了。史迪威夫人和他们的二女儿“多特” [ 译注：“多特”——与英文daughter(女儿)发音相似，是史迪威夫妇对女儿的称呼。 ] 代表全家到西点军校参加了小乔的毕业典礼，史迪威则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和文思以及他们那条狗乘汽车出发，前往加利福尼亚赴任。他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到了那里，却发现他的前任仍然在职，他没有接到进一步的命令，无事可做。在小乔毕业那天温妮发来的一封电报使他未能参加孩子毕业典礼一事更显得突出了。他在回信时写到：“这件事使我再也忍耐不住对这个机器的厌恶了。”
在本宁堡工作了将近四年之后(马歇尔于1932年离开)，史迪威已经厌烦了，以致把自己的调离形容成“摆脱了束缚”。他没有打算申请进陆军军事学院进修高级参谋课。当他的同事、步兵军官奥马尔·布雷德利提出申请时，乔说：“布雷，你到底为什么要进陆军军事学院去学干那种你不想干的事？”史迪威曾要求下一次派他任务时让他做外交工作，但未能如愿。然而陆军部满足了他的第二志愿——“西海岸的任何任务”，派他去圣迭戈训练第九军驻防区的后备队。这项任务虽然令他失望，却有个好处，就是使史迪威一家靠近了他们为在卡梅尔安家而在那里买下的房产了。
在圣迭戈的两年期间，史迪威尽力再次做好教学工作，向预备队传授实战演习原则。在孤立主义盛行的这个时代，人们对军训的热情不高。参加两星期训练的职员和店员并没有使史迪威发现什么职业军人材料，但是他知道在发生战争时这些人将是国家兵源。因而正如参加训练的一个人所说，“他认真地对待我们。他大概是我们历来遇到的最好的军人”。他把陆军在那个地区的各种部队集合起来统一训练，教授执行实际指挥任务应有的常识，从而引起了这些人的兴趣。有一个分队在赞扬他的决议中说：“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比现在所接受的还要出色的指导。”
私下里，史迪威却感到厌烦和失意。他觉得如果陆军部认为他不会有多大作为，只能干这种工作，那么他在已经五十一岁而且还没有达到上校军阶的情况下，就不能指望在军事生涯中有多大的前程了。他在自我总结时写道：“任何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都绝不会有我的份儿了。”由于多次感到“厌恶这个机器”，他已经到了要退休的边缘，现在已开始同家里人认真讨论这种可能性了。在卡梅尔的住房已经准备好了，这房子是1934年花了两万七千美元建造的，用的是他父亲留给他的股份中的钱和温妮的母亲留给她的钱。史迪威打算靠储蓄金、退休金和能找到的可以发挥他的教师才干的任何工作来维持生活。然而在阴沉的经济萧条时期，前景是暗淡的，这使他不能轻率地贸然退休。在伊利诺斯国民警卫队中任职的马歇尔上校此时也同样感到烦恼。马歇尔对晋升制度的停滞状态感到愤怒，他在1934年给一位朋友写的信中说，他对“平庸之辈被置于高位，杰出而有才华的人物却由于级别不够而湮没无闻的现象已经厌烦了”。
当史迪威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出头之日到了。他以前从未想过自己适合做武官，因为这个职位一向需要本人有一笔私人收入。但是在1934年时，为了扩大选择合格军官的范围，陆军部给这个职位增添了开支补贴。在陆军部的朋友立即询问他是否希望被派往北平(各国公使馆仍然在那里)任职，而且由于他够条件，很容易就为他弄到了这个职位。虽然武官是由军事情报处委任的，却是作为外交使团的成员进行工作。1935年1月史迪威接到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他的任命时，感到自己首先是外交官了，但由于这使他能再去中国，这个不幸还是可以忍受的。一位军官在祝贺信中写道：“此刻东方的国际局势多么有意思。谁也说不上我们可能多么快地置身其中。”
东方的种种迹象当然是刺激人的。1934年，日本发表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宣布了其控制中国的意图，把开着的门户砰的一下子关上了。通过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发表的这项声明宣称，日本的意图是作“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监护人”。因此，日本自称有权反对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贷款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支持，不许中国“利用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来抵抗日本”。天羽主义使世人大为震惊，然而美国的反应是温和的。罗斯福政府的精力已经陷入国内改革的巨大努力之中，不想再同外国发生争吵。赫尔国务卿的政策是消除史汀生留下的恶感。赫尔在作答时，虽然必须正式表示美国反对天羽主义，但是如他所说，是本着“尊重和友好精神”说话的。
在实际行动中，日本人通过与傀儡行政长官达成的政治协议，通过有组织地走私鸦片和日本货的做法形成的经济洪流，继续向内蒙古和华北渗透。虽然北方已被侵吞，蒋介石继续对日本人采取消极态度。同时他却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组织和训练他的军队，准备对付共产党人。1934年，他动员七十万大军，向只有大约十六万人的共产党军队发动了第五次剿匪战役。这一次，靠着飞机大炮和德国人的指导，他终于战胜了敌人的游击战术。他们设立了碉堡封锁线，然后逐步收缩，目的是迫使共产党人进行阵地战，或者以围困和饥饿的办法把他们消灭光。国民党军队实行的政策是除掉与共产党人混在一起的当地农民，把那个地区变成一片荒原，不能养活开展游击战的部队。房屋被烧毁，牲畜和人被赶走，田地无人耕种，村子里留下了一堆堆腐烂的尸体。国民党人用处决和饥饿的手段消灭了无数的中国同胞。1934年10月，约计九万到十万人的共军残部突围西进，分散躲避蒋介石的飞机，开始了穿越中国内地的长征。他们经过一年的时间，行程五千英里到达了陕北的新的革命根地。他们被赶走了，但是没有被消灭，问题依然存在。
1934年12月，当华盛顿海军条约到期需要续定两年时，日本发出通知表示打算不再遵守该条约。军国主义者要求海军平等和终止五比五比三比例的制约。在他们的持续压力下，日本同西方的最后一个条约关系这时断绝了。
1935年6月，史迪威在乘船前往中国的途中以《中国未来的局势》为题写下了他对形势的估计。这是一篇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反应出他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他意识到日本的目标是控制西伯利亚东部、满洲、朝鲜、中国、福摩萨、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成为“远东的大国”。由于空军力量有了发展，日本就竭力使其本土不易遭到俄国的攻击，其做法是“把它的前线推进到戈壁沙漠，使俄国从另一侧作战”。日本这样做就需要逐渐侵吞和控制内蒙和华北。日本这一意图在它设法使平津地区“非军事化”。也就是以日军取代中国军队时已经显而易见了。这一计划将扩大到华北各省，直至日本完全控制扬子江以北的广大地域，把华北的商业统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而把上海留给“所谓的国民党人”。
史迪威写道：“有可能制止这种侵占吗？办不到。中国人是办不到的。”现在是必须进行抵抗的关键时刻，否则就为时太迟了。但是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任何迹象说明他愿意冒与日本公开决裂的风险。“他知道自己会吃败仗，而失败就意味着后方会爆发叛乱。因此他情愿坐视不动，控制住他能够控制的一切，指望外国的影响帮助他保住外国企业十分集中的上海。”
史迪威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建立起对付俄国的“坚固的西部边防”。他认为中国人丢失华北，列强只会“大喊大叫一番”，美国“只会撰写照会而已”，然后大家“将再次接受既成事实”。日本不会遭到中国也不会遭到整个世界的认真反对。
史迪威的最后评语表明，他具有那种不寻常的才干——在一个历史进程刚刚开始时就能了解这一进程。他写道：“说来似乎奇怪，每一次成功的侵蚀会越来越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加以接受，列强越来越不愿意呼吁停止侵略。”这番话是在历史正式把这个时代称为姑息时代以前史迪威对姑息时代下的精辟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