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任团”与蒋介石之发迹·第五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返回美国以后，年过四十的史迪威又回到了学校。1923年，即打胜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以后，在美国军队里没有多少别的事情可做。战败可以振兴军事建设，大获全胜又会导致军务的废弃。
此时地平线上已经看不到明显的威胁，日本似乎已经被华盛顿条约管束起来，于是退缩到大洋屏障背后的美国开始享受柯立芝的恩惠了 [ 译注：柯立芝，美国第三十任总统(1923－1929)加尔文·柯立芝。 ] 。股票市场兴旺起来，摩登女郎和酒贩子异常活跃，军队腐败了。1922年的裁军使晋升的速度缓慢到无法察觉的程度。任何地方都没有美国军队参战。晋升的唯一出路是参加进修学习。
史迪威还在中国时就要求将他分配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去进修步兵课程。本宁堡步校接纳了二百五十名步兵军官，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班。史迪威申请进高级班并如愿以偿了。这个班的优秀毕业生要进入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参谋学校继续学习。如果不是利文沃思毕业的军官，那是不大可能升任高级指挥官的。史迪威于1923至24年在本宁学习步兵课程，其后留校一年成了辅助该校校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朋友和钦佩者韦尔斯将军的助理执行官。
他进入了利文沃思军校，在那里度过了1925至26学年。利文沃思军校教授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依据是对任务的说明，分析敌情，选择行动，下决心，作决定和制定计划。在讲解、制图问题和野外演习方面，学习的课程有动员、部队调动、行军、救援、供应、侦察、防卫措施、阻滞作战、撤退、转变方向、追击和人们为从战斗中提炼出一门科学而不倦地研究出的种种战略战术。课程要求严格，造成的压力极大，以致二十年代里引起多次自杀事件，后来终于使这所军校关了门。
军官们夜里一直学习到清晨两点钟。妻子们逐渐烦躁甚至恼火了。但是史迪威并没有陷入这种疯狂的奋斗之中，尽管他称这一年为“极其讨厌的一年”。他在西点军校时小于平均年龄，在这里却比一般人年纪大，而且已经离开军校二十多年，因而觉得不值得拼命取得好成绩。他自知能够毕业，觉得这就够了，此外都是“瞎胡闹”。他只是学习必要的课程，十点钟就睡觉，这对他的同事们几乎是一种污辱他。班那上最用功的学生之一、西点军校1915年级学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毕业时名列第一。史迪威毕业时，校长在他的成绩簿上的批语是：“有常识和幽默感。”
由于想离开美国的周期性欲望再度发作，他提出了去法国的参谋学院工作的申请。这个差事获准之后，他又得知有重返中国的机会。现在在陆军部工作的一位西点军校时期的同班同学威利·惠普尔给他捎信说，美军根据义和拳协定派驻天津的一个团，第十五步兵团，有一个营长的空缺；惠普尔问他愿意不愿意干。史迪威立即抛弃了去法国的机会而力争去天津。回国以来，他第一次压抑不住急切的心情，在利文沃思军校整个学习时期，他三番五次地追问惠普尔。他的朋友告诉他这件事不成问题。他在2月份的信中说：“你简直是一个杰出的中国人，因而被认为是承担此职的最合格的战斗部队军官。”但是史迪威还是不放心。惠普尔3月写信告慰说：“别担心，别人得不到这个职位。……不要担心那些得到参议员支持的家伙……有我在支持你。事情万无一失。”当4月份调令仍然没有下来时，史迪威甚至发出电报。惠普尔答复说，“随时作好准备”，调令会下来的。调令果然在学期结束之前下来了。史迪威一家到卡梅尔度了暑假之后，于1926年8月20日再次乘坐陆军运输船前往中国。史迪威夫人写道：“我们都有一种即将回家的心情。”
天津使他们幻灭。在义和拳反叛之后已经拆除了城墙的天津市驻扎着外国军队，成了外国在华北的立足点。租界地区被夷为平地，重新修建起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后期那种沉闷而丑陋的西方式建筑物。那里没有北京的那种优雅生活；中国也不是史迪威一家三年前离开时出中国了。南方正在发生巨变，即将产生一位领袖，使斗争达到高潮和最终建立一个国民政府。
事变是以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头下令向参加上海纱厂罢工游行的学生和工人“射击”开始的。对有十二名中国人遭枪杀、十七人受伤。上海事件只不过是一连串历史事件中的一次事件， [ 译注：上海事件即五卅惨案。 ] 但是正象在称为波士顿大屠杀的事件中英国步枪队开枪射击一样，这一事件也助长了动乱，最终导致获得了主权。
这时由于与共产国际联合而获得了新的力量的国民党开始兴旺起来。孙中山从俄国人那里得到的最大的帮助是两名外国顾问，民事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仑，加仑就是后来指挥苏联远东方面军的瓦西里·布留赫尔元帅。鲍罗廷是一位镇静、慎重、深谋远虑的人。他对中国主人的影响日益加强，直到后来被称为广州皇帝。俄国的顾问、武器和其他物质援助使国民党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对孙博士说，革命只是靠随机应变地结成没有共同目标的联盟是不会成功的。首先要建立自己的经过思想教育的武装部队。因此，1923年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加仑指导下的三十名俄国教官在这所学校工作。孙博士为了既受到思想教育又受到军事训练，派了一个以三十七岁的才干出众的门徒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
1924年，孙博士宣布了他的三民主义纲领——民族、民主、民生。这在全中国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但是由于象以往一样受到了通过协议获得权力的前景的引诱，他接受了张作霖和冯玉祥从北京发出的请他参加实现民族团结的“改组”会议的邀请。在北京期间，他于1925年3月12日死于癌症，留下了三民主义、一个运动和一个已经沉浸在中国强权政治的现实中的继承人。
蒋介石不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那批人中的一员，在旅居莫斯科期间也没转而倾向苏联，而是恰恰相反。他于1887年生于浙江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一直未改掉其粗俗的口音。他在保定军校和东京振武学校受过教育。他在日本时加入了孙的党，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其后的十年里，他时隐时现；有时参加孙的未遂行动，有时在上海“黑手党”青帮里活动。青帮是控制着各种非法生意以及中国式职业政治活动的原型的党。他同浙江的大商人、后来成为孙博士主要资助人的陈其美建立了联系，一度还在时而成为孙的盟友时而成为孙的敌人的闽系军阀中干过事。
蒋介石1924年从莫斯科回国以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享受到了导师的荣誉，而中国人是最崇敬导师的。他凭借对革命军(一个人在革命军里的地位同黄埔军校的职位有关)的控制，一跃而为国民党内左右事态的人物。经加仑建议，他率领黄埔第一期学生接受了对新建陆军的首次考验，获得了战胜南方地方军阀部队的胜利。在这些年里，黄埔集团形成了联盟，使蒋介石有了一批门徒。他并不是象孙中山博士那样通过政治启发使人们效忠与尊敬他，而是靠使人印象深刻的个性魅力。他身材修长，言谈简洁，脸上毫无表情，但一双黑眼睛很机敏，好象一个人带着假面具以其犀利的目光洞察一切。他的卓越才干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方面。他这种才干是在各个派系和各种阴谋之间玩弄奥妙平衡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因此人们把他称为“不倒翁”，“不倒翁”是下部重的玩偶，推倒后会自动立起。
一俟孙的逝世使国民党失去了约束力，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分裂立即表面化了。蒋是右派的领袖。他与他的同僚主张争取国家主权；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则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革命。争夺党权的内部斗争开始了。发生了阴谋诡计、逮捕和暗杀事件。
在中国纺织厂里和码头上，工人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中间的革命活动为1925年的上海事件提供了火种。在鼓动家们的煽动下，仇外情绪蔓延到大江南北，发展到义和拳暴乱以来的最高峰。6月11日汉口发生的一次暴乱中又有一些人遭枪杀。在广州，以黄埔军校学员为首的工人、学生和军人顺着沿江马路举行示威游行，在对岸摆好阵势的英法两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挑衅之后向示威群众开了枪，打死五十人，伤一百人。
在这一事件后，香港发生了一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抵制英国人运动，使一切陷于瘫痪，英国人损失了千百万英镑，而且由于仆役们的离去、货物的运输和各项服务工作陷于停顿，在中国的每一个外国人认识到，到头来自己的地位是虚弱的。内地的传教士象在义和拳暴乱时期一样遭到了骚扰和袭击，迫使一些人停止活动或逃走。在中国人看来，居住在高墙大院内西式洋房里的传教士与外国领事以及美孚油公司和怡和公司的代理人一样，统统是不平等条约的拥护者。传教士呆在中国对中国人是一种污辱，尽管他们提供了医药和教育，因为他们呆在这里是依据一种设想，这就是中国人的那种信仰是低劣的，应当以西方的信仰取而代之。
国民党认为排外狂热是大好时机，于1925年7月宣布自己是中国国民政府。围绕着由谁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问题展开的角逐尚未得到解决。蒋介石是军事首脑，在法国受过教育的能说会道的美男子汪精卫任政治主席，这两人结成脆弱的伙伴，共同掌握领导权。汪就是1910年因试图暗杀摄政王而被投进牢狱的那位年轻的革命党人。蒋不久就赶走了他的这位伙伴，随后在1926年3月又企图清洗共产党人，结果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平局。这个运动仍然是革命的。共产党员在香港的抵制活动中，在组织农民和工会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黄埔军校教职员中设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政委式的政治顾问班子。他们贴在墙上的口号有：“打倒帝国主义！起来吧中国的劳工！世界革命会使你们得救！打倒外国文化侵略！铲除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校礼堂的墙上装饰着三张显示外国侵略的巨幅油画：1842年焚烧鸦片的场面：1900年联军进入北京时枪杀和用刺刀挑杀义和拳人员的场面，背景是燃烧着的北京城门；第三幅是1925年的上海事件，外国人用机关枪(而当时用的是步枪)扫倒学生、妇女和儿童的情景。这几幅油画虽然是宣传，却集中反映出西方很少重视也很少承认的然而根深蒂固的反白人情绪。
1926年春，由于广东和广西的两位进步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归顺，国民党得到了挥师北上夺取全国所需要的根据地和力量。在其后的二十年里，李和白与蒋携起手来，然而他们也时而敌对时而联合，这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起伏。孙中山多次企图发动而未能成功的北伐时机成熟了。北伐战争始于1926年7月，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夺取长江流域的三大城市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党的国民军总兵力不足十万人，由统治地位很不牢固的蒋介石任总司令。与他们对阵的督军们的各类部队则有一百多万人。由于大敌当前，这些杂牌军以往曾是互相交战的老敌手，现在结成了矛盾重重的联盟。这个联盟中有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和上海周围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张宗昌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军阀，据说他有“大象的体格，猪的头脑和老虎性子，甚至看他一眼部是危险的。”在西北，曾聘请过史迪威办事的两个人，模范督军阎锡山和基督将军冯玉祥，在那里观望和等待时机。当时阎是其他督军们很不可靠的盟友，冯则有意成为国民党人的盟友。
奉行不欺负不掠夺人民的革命原则的国民党军队，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所向无敌，节节胜利。北方军队的许多部队或投奔过来或不战而退。他们于9月，即史迪威抵达中国那个月里，攻克了汉口，10月击溃了吴佩孚的部队。蒋介石的第一军在江西受挫，其他各条战线都象潮水一般向北推进，直指南京和上海。由于厌恶压迫的人民抱着希望和给与热情赞助，北伐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国民党之所以能轻易取胜，并非由于武功，而是因为许下了让人民过“好日子”的诺言。北伐军进入距上海一百英里的汉口时 [ cdhyy注：原书如此。 ] ，成千上万的观众站在街上，一张张笑脸目送着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在以前军人从来没有受到过人民群众的欢迎。后来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当时就在人群之中，“我的心脏在狂跳……因中国的一支现代军队的好名声己再次确立。”他的心情证实了蒋介石的断言：“我预期获战争之胜利三分靠作战，七分靠宣传。”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迁至国民党左派控制下的汉口。当蒋集中力量进攻南方的都城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时，汉口沉浸在一片有外国插手的强烈反叛气氛中。鲍罗廷是后台老板和实际领导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主持人，人称国民党智囊的陈友仁出任了新的外交部长。陈身材矮小，聪明、刻薄，是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半黑人混血儿。他受过西方教育，戴一副金丝眼镜，穿着白色鞋罩，不会写汉字，也很少讲汉语，他的闻名之处是讲一口词藻华丽的英语和极端憎恨外国人，这一点外国人不久就感受到了。
国民党的兴起在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中间促成了一场激烈争吵，争吵的一方是视中国为殖民地的通商口岸得益者，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维护中国权利的传教士。传教士的人数此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在一千一百四十九个布道所，共有八千名新教传教士，另有一千二百名天主教徒。传教士们如想消除中国人的敌意，就必须与外国条约体系绝裂，尽管正是条约体系保护了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在外国开明派报刊的支持下，他们极力主张给中国以自决权，把中国的事业比作同“从前我们为了从英国独立出来而进行的斗争”的事业一样。他们确信，由基督教徒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是诚心求进步的势力，它终将在中国结束内乱，建立起良好的政体。他们斥责商人与外交官们对中国持怀疑态度，在致各种机构和教会的信件中、在杂志和报纸的文章里、外出演讲时和公众会议上，都为中国的权利大声疾呼。
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自然得到了支持他们的广大民众的响应。当基督教会联邦理事会代表两千万会员请求美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时，它确实是代表一个相当大的院外援华集团说话的。1925年，在华拥有利益的一些组织在约翰斯·霍普金斯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会。未来的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以大会发言人的身份要求美国带头以“敢做敢为的善良行动”来为结束条约体系做出贡献。他说，只有通过美国的行动，各国同中国的关系才能改变。
这类宣传激怒了靠着不平等条约为生的通商口岸得益者。他们认为这些宣传是传教士们存心不良地施展了“强大影响”的结果。通商口岸的报界气得发疯，指责教会在中国的权利与愿望问题上“强词夺理”，“爱管闲事”，说的全是“难以想象的梦话”。
代表商业界的那位“俱乐部里的人”无疑确认西方有权利为居住在任何地方的西方人的福利与商务创造有利条件。中国人为取消西方的特权所作的努力被认为是“侵犯外国权利的行为”；传教促进的西方教育遭到了指责，因为它打破了儒家伦理，使人们产生了不适合于中国的理想。
通商口岸的维护者J．O．P．布兰德写道：“选举议会制和各种民主制度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这是亚洲人所理解不了的。”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它使得布兰德这类认为民主政体是治国的恰当方式的人得出结论，认为既然中国人感到民主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中国人“显然没有能力自理。”
这种见解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共鸣。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民正在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正当的斗争，而且认为他们既然在为主权而斗争，自然也是在为民主而奋斗。这是西方的错觉。中国确在进行着许多的斗争——为了权力，为了国家地位，有些甚至是为了人民的福利——但是培育西方人的这些神圣权利即选举权和代表权并不是他们的目标。
美国政府同其人民一样，至少在理论上是希望中国获得自己的权利的。但是它并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因为它奉行的政策是要等到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出现一个稳固的、负责任的政府时才能废除治外法权。1926年，当华盛顿会议答应要成立的两个委员会分别往北京和上海开会研究关税自主和治外法权问题时，中国几乎还没有一个政府。国民党仍然在想建立政府，北京的督军傀儡政府在北洋军阀的年度四人舞中最后一次更换伙伴之后，实际上已经解体了。张作霖和吴佩孚建立的摄政内阁没有得到缔约国的承认，因此这些国家可以宣称，放弃条约权利的时机尚未成熟。
1926年将是采取“敢做敢为的行动”，即自动废除特权的行动的最后时机。各缔约国并不迟钝，立即作出了某种姿态。上海市议会增补了中国议员。关税会议同意从1929年开始恢复关税自主。然而治外法权委员会得出了预料之中的结论，要等到在确立合理的司法与行政程序方面取得进步之后才能放弃治外法权。该委员会的报告是1926年9月发表的，时值国民党人攻进汉口。在这以后，抉择就再也不会是自愿的了；中国开始事先未提出要求就动手夺回主权了。
当陈友仁10月间宣布打算向外国人征税时，各国公使馆惊恐万状，一致认为，如若不强烈反对，这就意味着在中国的条约权利开始完蛋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这些国家的政府无法达成采取联合行动的协议，英美两国都不想使用武力来对付一个正在为争取主权而努力的民族。过去他们不曾准备放弃特权，现在他们也不准备用武力保住这些特权。
这一次英国人取代美国人在称为圣诞节备忘录的政策声明中首先作出了这种结论。英国在圣诞节备忘录中呼吁列强承认修改条约要求“实质上是正义的”，应当满足“中国人民正当的愿望”。在美国，众议院立即响应了这一呼吁，作出决议敦促美国结束不平等条约，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同中国人重新谈判条约。美国人对中国革命同他们自己的革命是等量齐观的。《巴尔的摩太阳报》说，国民党人代表了“绝不亚于鼓舞过乔治·华盛顿的革命军的一种高尚精神”，整个报界拒不理会“赤色”恫吓(必然只有《芝加哥论坛报》是例外)。《纽约世界报》说：“蒋军的‘赤色’象华盛顿的军队在瓦利福奇时一样。”由于考虑到美国也有共产党人，这家报纸采用了这种克制的说法。由于对中国怀着固有的好感，美国的舆论有史以来第一次尽量缩小而不是夸大赤色的威胁。
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感觉到了这些事件的震动，但是没有怎样干预，因为美国的政策使它不可能去发挥任何有可能卷入中国内政的作用。十五步兵团的兵营座落在租界的中心，是些砖瓦结构的三层楼房，前面有一个练兵场。军官们除了团队工作以外还参加茶会和晚餐舞会，到赛马俱乐部打马球；士兵们的性病比率比美国陆军的一般比率高两倍；该团的周报《哨兵报》在《国内》的标题下刊登美国国内新闻。这个报纸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团的驻地发行而无需改动。
天津是华北的主要港口和商业中心，位于距渤海六十英里的河畔。天津的租界也和上海一样由英国派出的印度锡克人当警察，并为中国人提供便利。军阀时期，先后有两位总统、一位总理和二十六位省长到那里避难。租界的主要大街分段命名为凯萨·威廉大街(后改为伍德罗·威尔逊大街)、维多利亚路、法兰西大街和意大利街，美国原来没有瓜分到租界，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获得了前德国租界的一部分，相当于一个街区的面积，现在称为美国大院。大院内除了营房外还有军人医院、军人俱乐部和娱乐厅。在娱乐厅里每周变换三到四部美国影片，使人们感觉到美国的潮流和时尚。史迪威(他上一次到中国故意没有去了解天津)指定要找套中国式住房，结果发现只能找到洋房，这使他很反感。他只好住进英国租界赛马路242号院内一座备有笨重家具的“讨厌的三层楼房”。
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个营在1900年曾经与义和拳作战，但是整个团队是1911年革命以后才派驻中国的。该团的常备编制是三个营，其中一个营仍然留在菲律宾。在中国的两个营总共约有五十名军官和八百名士兵，比英法两国驻天津部队少一些，与日本当时在那里的驻军人数相仿。第十五步兵团的代号是“胜任”，其出处是中国人用以表达“执行任务的能力”(载于该团手册)的一句洋泾浜英语。为时一年的训练结束时，举行了“胜任”比武周，安排了田径赛、射击比赛、马术和运输技术表演，颁发了奖品和奖章。勤务日是由军士主持的，往往只是步枪和机枪操练，时间较短，一般到中午就结束了，也没有野外演习，因为活动场地有限。该团在天津东北八十五英里的唐山有一个警备分队，负责保卫京奉铁路线上的修理所；在海滨的山海关有一个夏季训练营地；还有一支由当过骑兵的军人组成的骑兵巡逻队，骑的是满洲矮种马。全团都雇用苦力干活。每个连的仆役头都穿着蓝色的长衫，头戴黑色瓜皮帽。在野外演习时苦力为军官搭帐篷，进餐时等在旁边侍候，担负一切体力活，有时甚至为士兵们擦枪。据脾气暴躁的驻华美军司令卡斯特纳将军说，士兵延长服役的人很多，已经多到引起陆军反感的地步，因为这种情况证实了“同社会地位低下的妇女同居”的说法。他愤怒地报告说：“女人、酒和毒品便宜得很，只要花上几分钱就可以弄到了。”为了压低花柳病率，军队在酒吧间关门时就雇用黄包车免费把士兵们接回来。
第十五步兵团的团长是前驻北京武官艾萨克·纽厄尔上校。他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威风凛凛，是一位很典型的武官式人物，深受全团官兵的敬佩，他有一位与十五步兵团的传统相适应的富裕而有派头的妻子。其中有些传统史迪威并不喜欢。根据一种规定的习惯，军官们穿着军装而不带武器时，“要携带十五步兵团特制的马鞭或轻便手杖”。所有的军官和上士值勤时要佩带军刀。鼓励人们“经常”进行礼节性拜访，以促进“团队精神和团结”。每逢纪念日要为与义和拳作战时阵亡的将士扫墓。每个军官任职期间有一个月的队外勤务，以便在华北旅行。
为了帮助军官和士兵学习，1924年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向军官和士兵讲授汉语口语基础知识。汉语课每周四次，每次一小时，对军官是强制性的，士兵则是自愿参加。所有的考试及格者有资格佩带蓝底上写着一个红色的“中”字的袖章。“中”字是“中国”的第一个字，仅仅这一个字只能起到装饰美国军服和表示“中间”的作用，因而常常使中国人感到莫明其妙。教士兵学习语言的计划显然效果不很显著，因为史迪威过一段时间发现还有必要说服汉语已经讲得比较流利的青年军官廷伯曼少尉教军士们学到足以问路的地步。
出于级别和威望的考虑而建立的司令部是由派任驻华美军司令的一位少将主持工作的。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卡斯特纳将军。他已年过六旬，但是仍然是一位神经质的不够稳重的人。他对穿着很不讲究，与十五步兵团服装漂亮的声誉很不协调。他也没有进过西点军校。1926年12月，第十五步兵团指挥部与驻华美军司令部合并，因而该团处于他的直接指挥之下。卡斯特纳为自己有健壮的体格和善于走路的本领而自豪，他特别喜欢体育运动。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史迪威是理解他的人，也是卡斯特纳与之没有吵过架的少数几个军官之一。他是从比较荒凉的阿拉斯加地区的一个部队调来的，打算教这群养尊处优的家伙学一点真正的军人之道，并“使步兵团的胖子们体重减少到能干事的程度”。在面临他和另外许多人认为类似义和拳时代曾充斥北京的那种红色排外运动的情况下，他为了应付最槽糕的情况，决心把步兵团训练得能够作三天急行军以赶到北京解救公使馆。他向陆军部解释说，这种训练将来可能证明是“极为必要的”。他本人也在为应付这种情况进行训练，每天围着天津赛马场步行。
在十五步兵团服役与在美国国内服役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之处。按照美国陆军的传统，野外演习以后清扫营地，连一个马粪蛋、一块土豆皮、一把稻草、一个罐头盒、一段绳头都不能丢下，厕所也要填平。后来有一次，附近一个村子的几位长者以代表的身份求见司令官，客气地问道是否营地可以不清扫，因为他们可以利用丢下的废物。从那以后，厕所不再填平，垃圾不再清扫了。部队开走之后几分钟之内，这个地方就弄得一千二净了。
在这里没有多少机会运用利文沃思指挥参谋学校教授的军人服役原则。由于步兵团最初的任务是保护北京的使馆人员，因而被认为是公使馆的下属单位，1922年又归国务院管辖。步兵团得到的是避免发生冲突这样一个相当奇异的命令，因为美国的政策不仅要求不介入事端，而且要避免妨碍中国内政。结果是遇到危机时步兵团也没有能力完成军事任务了。遇到挑衅时也只能虚张声势恫吓一下，这是不久前在北方的督军们混战期间步兵团成功地施展过的策略。1924年，吴佩孚的一批缺粮少饷、秩序混乱的部队接近天津，大有抢掠之势。市民要求保护，十五步兵团侦察了敌情，发现只有一个营的残兵败将，士兵们大多数是十四到十八岁，辎重队是一辆装载着水壶和毯子的驴车，有一名骑着一匹矮种马的军官。十五步兵团设立了五个前哨，将大米、白菜和茶叶分发给这些可怜的士兵换取他们的武器，以这种办法牵制了他们，并部分地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市民们给步兵团竖了一座大理石牌坊以示谢意。此后这座牌坊便作为“胜任团”的功绩的见证矗立在美国大院内。
1925年冬季，一名军官接到了把第十五步兵团获准的行动范围进一步缩小的命令，可是据报告，张作霖的部队当时正在开往市郊一个禁区。后来成为四星上将的马修·B．李奇微上尉奉命带上他认为必要的兵力，出城“牵制”张作霖的一万二千人的军队。他只可利用“虚张声势、劝告或恳求”的办法，绝对不许开枪。鉴于有这些限制，他只带了两个人骑着满洲的矮种马尾随行进中的这支中国军队一整天，完成了任务，胜利归来。
由于步兵团处于这样一种固有的矛盾的地位，卡斯特纳的前任威廉·D．康纳将军1926年初回国出任西点军校校长时就曾建议将部队撤回。康纳是工兵部队杰出的谋士之一，前西点军校的高才生。他在中国期间作过一番考察，注意到“民族主义精神”正在增长。最近同军阀部队发生了几次摩擦之后，他指出：“我认为我们好不容易才避免了冲突。”他要求同时撤出所有的外国驻军；如果这样做行不通，美国就单独撤军，“因为我认为，一切被看作是我们继续呆在那里的事都是有害于美国利益的。”陆军部同意他提出的“最终撤离天津是明智的”看法，并且按时同国务院和公使馆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未能作出决定，因此第十五步兵团又在那里驻扎了十二年，后来发生了新的情况，美军的无能为力境地已十分明显，于是美国才撤回了这支部队。
史迪威1926年到天津任营长时遇到了一个人并与他建立了联系，后来这一联系对史迪威的前途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人就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相识、现在的第十五步兵团执行长乔治·马歇尔中校。他们两位在中国任职的交叉时间只有八个月，但是这段时间足以使一种仅仅是相识的关系发展成一种互相尊重的纽带了。要是在另外两个人之间，这种关系可能被称为友谊，但是这两位关系密切的人物在这个阶段却没有留下多少互相谈及对方的话，况且马歇尔也不是一位容易称为朋友的人。马歇尔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待人谦恭而冷淡，他在任何谈话结束时都冷冰冰地说声“非常感谢”。他几乎从来没有称呼过任何人的名字，连姓氏也常常搞错。由于他只适合作潘兴的门徒，按照第十五步兵团一个士兵的话说，他是“整个陆军中军人气派最足的人”。
史迪威一家抵达两天之后便到马歇尔家吃了茶，一周之内又前去接受“专门宴请”。史迪威借穿主人的大衣时毫无拘束之感。马歇尔夫妇又一次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一对夫妇迟到了。等候片刻之后，主人宣布进餐厅吃饭。刚刚端上汤后门铃响了。马歇尔制止了准备去开门的仆役头，亲自向门口走去，客人们只听到他说“对不起，宴会快结束了”，然后大门紧紧关上了。马歇尔没有孩子，渐渐喜欢起史迪威的孩子而且对他们很友好，但是他对大多数成年人却仍旧持冷淡的态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在马歇尔看来(史迪威这时的日记不知什么缘故仅限于简单地提到手球而已)，正象他给潘兴的信中所说的，国民党的北伐看来很可能“不久就会迅猛进展，拿下华北”，公使馆“处境很不利”。甚至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激进的鼓动者煽动起来的暴民刚好攻占并抢劫了英国在汉口和汉口以东一点的九江的租界。英国没有让汉口问题成为争端，而是撤走了英国国民并决定把增援部队集中在上海。英国人同陈友仁就放弃汉口和九江租界问题举行了谈判。这是他们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交出租界。可是那些顽固派却为此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大发雷霆，整个大英帝国十分震惊。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传教士们，尽管对他们的活动有所区别，也再次同别的外国人一样遭到了袭击，被迫撤走了许多边远的布道所。
当蒋介石的军队向关键的城市上海推进时，共产党组织十万工人参加了罢工和示威，这就替他们打了仗，为他们开辟了道路，尽管军阀孙传芳的上海守军采取野蛮行动，砍掉了上百个人的头，他们仍然无法将罢工和示威镇压下去。各国租界看到了革命的幽灵。同中国有条约的列强之间开始进行疯狂的磋商。英国宣布要求派遣三个旅的兵力。美国害怕可能遭到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指责，谨慎地将二百五十名海军陆战队从关岛仅仅调到马尼拉，经过三个星期的犹豫之后才进而调到上海。当蒋的军队抵达城郊，上海宣布处于紧急状态时，又有一千五百名美国兵和一千五百名日本兵登陆补充有九千人的英军和上海义勇队。外国居民作了遭到围攻的准备，雇用了数百名中国劳工挖掘堑壕，筑起铁丝网障碍物和混凝土碉堡。
在这场危机的高潮时刻，荣获过国会勋章的英雄斯梅德利·巴特勒将军率领五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抵达中国。巴特勒是参加过从西班矛－美国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包括同围攻公使馆的义和拳的战斗在内)的每一次海军陆战队战斗的老兵。他到达以后向报界发表的一篇胆怯的声明立即触怒了他的同僚。他宣布，他的任务只限于保护美国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保护条约权利。这是柯立芝总统的国务卿、自学出身的律师和前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凯洛格在1925至28年的中国动乱时期始终坚持的原则。他坚持认为，美军到中国来不是为了求得国际解决或维护条约中其他任何条款，仅仅是为了保护遭到直接威胁的美国国民。巴特勒将军拒不给上海以更多的指望。当记者问到需要多少军队才可以向中国发动一次足以将国民党的运动镇压下去的武装进攻，他清醒而现实地回答说：“需要五十万。在进攻的第一年结束之前大概还需要增派一百万。”
3月24日，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前一天，国民党军队进入了南京并且肆无忌惮地对外国人采取了一天可怕的恐怖行动，这一天后来作为中国同西方关系中的报复日而载入史册。在这场暗中蓄意煽动起来的运动中，军队在城内横冲直撞，胡乱叫喊和开枪，袭击外国人，抢劫和焚烧外国人的私宅，打死六名外国人，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约翰·E．威廉斯，别的人都跑到美孚油公司的地产索科尼山避难，然后从那里越墙逃往江边的炮艇，但是只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指挥官们苦恼地犹豫了一阵之后下令开炮阻止了进攻者时，这些人才逃上了炮艇。一位传教士的妻子赛珍珠同她的一家人躲藏在她帮助过的一名贫穷的中国妇女的一间棚屋里，听着外面残忍的声音，她想：“旋风就要刮起来了……我没有作恶，但遭到了恶报……我们之所以躲起来逃命只是因为我们是白人。”
南京事件之后，传教士们再也无法装聋作哑了。他们象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正在得到因为没有平等对待中国人而招致的恶报。随着南京“大屠杀”的新闻通过电报传遍中国和其他事件的相继爆发，他们逃到炮艇和通商口岸寻求保护。最后有二千五百人在上海和其他租界避难，五千人离开了中国。中学、大学、医院和基督教青年会有的关闭，有的被国民党人接管。后来在三十年代初期，传教士们又开始重返中国，但是人数从来没有达到南京事件以前那个时期的水平。
与此同时，各通商口岸拼命抨击南京暴行，大声疾呼要求实行“强硬”政策。各国公使馆极力要求惩办罪犯，赔偿损失，发出最后通牒，实行制裁，如果不顺从就计划采取惩罚性行动。难题在于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没有人确知应当由谁来负责：是据悉与蒋介石不和的地方司令官呢，是国民党的司令部呢，还是汉口的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呢？据推测这场袭击是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煽动起来的，目的是使蒋介石同外国人发生纠纷。这是日本人的看法，日本人担心俄国会通过激进分子再次向中国渗透，认为蒋介石代表了日本人可以与之和好的一派人。美国公使约翰·V．A．麦克默里报告说：“日本人已经同蒋介石采取了措施，这看来肯定了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
一贯主张实行强硬路线的麦克默里坚持认为，对于这种形势如果不“采取坚决的对策，西方在东方的影响和利益就会完蛋。”凯洛格拒绝仓惶逃遁，尤其在令人震惊的上海事件现在显示出蒋介石是一位应当给与鼓励而不是与之作对的领导人时，他就更不肯走了。蒋看来不仅是中国终于出现的“秩序”的先驱者，而且是导致同合适的人才结成联盟的这样一种新做法的先驱。
在国民党人进入上海以前，各通商口岸普遍认为他们的进攻是“扬子江畔的红色浪潮”。外国人当时还不知道国民党右派和左派之间有深刻的分歧。鲍罗廷和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汉口政府似乎控制了局面。但是，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如果要凭自己的力量取得权力，就必须获得只有与资本主义联合才能获得的收入和贷款。工潮、农民起义和排外暴乱使他们队伍内部的财主们和他们需要其支持的财主们感到惊恐。同国民党协作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正忙于在湖南的二百万农民中组织抗租活动和反对地主的示威，而且毛保证，不久全中国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蒋需要得到地主的支持，共产党组织者在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工会中也同样活跃。蒋决心不让这个商业、银行业和对外贸易的大都市象汉口一样落入左翼之手。上海成了不得不进行公开分裂的地方。
大约有三干人的国民党军队于3月22日开进这座城市，主要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而是靠市内的罢工行动和孙传芳军队士气低落望风溃逃。蒋介石乘炮艇抵达上海，通过他的老关系同商人和银行家取得了联系，并且由他作保获得了一笔贷款。他作为总司令，将北方军队的叛离军官吸收到他的军队里来并授予指挥权。其中很多人都是保定军校的校友，这些人参加进来加强了他对付左派的力量。他通过特务了解到革命派的计划。革命派夜里搜集武器，准备发动政变以取得控制权。在此关头，6月6日，张作霖的警察查抄了远在北京的苏联使馆，发现了说明苏联在鲍罗廷指导下插手中国内政的程度的文件证据。除了这些文件，有十九名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党的领袖李大钊，在那里詖逮捕，后来以叛国罪被绞死。
蒋介石发动了规模更大的袭击。4月12日夜间，他在青帮特务和法国租界警察的协助下，对左派进行了血腥的清洗，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追捕一切可以找到的人，杀害了三百多人。革命原来是赤色的，现在转变为右倾了。蒋的突然行动是无法挽回的转折点。他现在走上通向统一的道路，但是他为将会成为对他的报应的潜在分裂创造了条件。汉口把他当作叛徒开除了，但是他在武装部队中占据着优势，并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政府。
外国观察家现在认为，蒋毕竟不是赤色的，而是象凯洛格国务卿诧异而愉快地发现的那样，“显然是温和派的领袖。”因此，美国的政策便向后缩，不再追究南京暴行的责任，以免使他为难。凯洛格顶住了麦克默里坚持要采取惩罚行动的主张，他还提出了“领导从根本上说，就是稳健加有力的行动”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原则。柯立芝总统也同样冷静。在合众社举行的宴会上，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讲话说，在革命时期不可能总是保护好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他“深信”，当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政府时，将“适当弥补我们蒙受的损失”。
美国之所以能够说这么多悦耳的合乎情理的话是因为舆论没有要求采取别的态度。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对法国大使说：“我们确信，美国人普遍会完全反对实行任何制裁”。没有哪个蛊惑家出来把保卫西方在中国的条约权利的事弄成政治问题。情况恰恰相反。鲍拉参议员极力宣扬说：“富有争取独立与国家完整精神的四亿人民最终是不能征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他们或使他们永远顺从。”
史迪威和住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不可能这么客观。当时，国民党军队过了扬子江以后继续向北推进，华北的外国居民设想济南、天津和北京会重演南京“大屠杀”。史迪威生性好从不幸的角度进行预测，他记下了关于仆人们是否可靠的推测，随时逃入天津租界的计划和“为妻子和孩子们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一个国家会经受的风险而担忧的懊丧心情”。
北军的信心极差。吴佩孚没有同已经被任命为北方大元帅的张作霖合作。联合起来的军阀们也同以往一样互相争吵或者互不支持。第十五步兵团和其他外国驻军举行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确保他们各国在北京的国民的安全，并建议各国都把驻军的兵力扩充一倍。卡斯特纳将军通知陆军部说，为保证铁路畅通，总兵力最好能达到两万五千人。他建议陆军运输舰下一次(原定5月)把马尼拉的部队运来，然后把美国妇女和儿童从华北接运回国。日本人把一个旅从大连调到山东的青岛。巴特勒将军断定北方的形势现在比上海的形势更危急，于是给天津调来了拥有四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一个整旅。
这个旅的海军陆战队有二十架飞机和一些轻型坦克，这是其他各国的派遣队无法相比的，因而成了天津的奇观，这使第十五步兵团很恼火。当他们轻快而出色地从舰艇上卸下野战炮、迫击炮、榴弹炮、机关枪、筑垒沙袋、卡车、坦克、飞机和成堆的补给品时，步兵们却站在那里袖手旁观，故意装作满不介意的样子，其实怒火中烧。巴特勒警告悦，他绝不容忍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如果哪个海军陆战队员对一个黄包车夫动武，就要受到军法制裁”。尽管如此，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准备随时解救北京。装载着机关枪、弹药和十天给养的卡车都加满了油，处于待发状态。加固了公路桥，以承受住坦克的压力。在白河河口修建了飞机场。巴特勒乘飞机往返于天津和大沽之间，注视事态。冬季来临时，他下令日夜生火，确保车辆用油可以随时使用。由于有这些安排，一营兵力可以在接到警报十四分钟之内乘汽车开往北京，飞机五分钟之内可以起飞。同各公使馆商定的计划是，一旦爆发排外运动，立即占领天坛，以那里作为外国居民集结点，然后用卡车和飞机将他们撤运到海滨。
5月间，由于国民党军队接近徐州，外国人的忧虑加剧了。徐州位于山东省界南面一点，是南北和东西铁路线的枢纽。在过去的传奇时代，人们习惯于把争夺徐州之战看作历次朝代更迭时的决定性时刻。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徐州者得天下。”“天下”意即“普天之下”，也就是全中国。这个地方现在被山东的巨魔张宗昌的部队所占据。张宗昌就是那个“看一眼都危险”的人，但是他在这场战争中还没有站稳脚跟。如果徐州陷落，山东也难保；而山东一旦被攻占，南军就打到天津的大门口了。外国妇女和儿童现在要不要撤退呢？要制订什么样的计划呢？南军的进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史迪威事后写道，如果“攻势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把美国国民集中起来向海上逃跑就不适宜了。如果不是那样，甚至我们在北方的通商口岸里也遭到侵犯，那时又怎么办呢。如果南京事件重演由谁负责任呢？”
美国公使馆需要获得关于南军真实兵力的第一手可靠的估计材料，更不必说需要关于北军的材料了。来自新闻记者、领事馆人员和传教士的消息都太不可靠，无法据以判断局势。虽然鉴于排外狂热日益剧烈这项调查任务是危险的，但还是必须派一名美国军人亲自出马。这项任务没有落到武官约翰·马格鲁德少校或武官处其他人员身上，却落到了第十五步兵团的史迪威少校的身上。史迪威了解中国，精通汉语，以前作过惊险旅行，有公认的坚韧精神。此外他还具备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愿意去，虽然这样就要丢下四个孩子和不久即将生第五个孩子的妻子。
一到徐州他就要亲自去见那位大名鼎鼎的可怕的张宗昌，亲自向他递交身份证件。张青年时期当过搬运工，身高二米一多一点，绰号叫“三不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多少兵，多少姨太太。据说他有四十二个姨太太，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二十一个白俄和一个邋遢的美国人。他每次出发作战都要用两节专用火车厢拉着她们同去。……他维持着一个养着许多军官的奢华“衙门”，吃饭也十分铺张，用的是比利时雕花玻璃餐具，每餐必备白兰地、香槟酒和四十道菜。他自吹每顿饭要花五万美元。出战时他的专列火车单有一节平板车为他拉着一具雕刻华丽的油漆麻栗木大棺材。他夸口说，如果他不能征服敌人就躺在这具棺材里回来。但是他从上海回来时是坐在棺材上面的，还带着几分醉意，吸着烟。在他的统治下，1927年山东发生了饥荒，不是因为水灾或旱灾，而是因为这位督军的掠夺。
5月26日晚上，史迪威登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与他同去的是一个姓赵的中国仆人。史迪威事后写道，没有赵他可能回不来了。“当他的同胞都喊着‘杀掉他们’的时候赵为什么要自找麻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效忠一个‘老毛子’(对外国人的通称)呢？”史迪威也无法作答，但是他承认他对“一个勇敢而忠实的人”怀有敬意。在形势变得险恶时赵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安全地逃走，但是他没有逃。
当火车隆隆地驶过边界进入山东境内时，史迪威看到了显示局势动荡的迹象。插着安全通行旗的马车在火车站等待雇用，这个迹象表明当地的安全是没有保证的。这些马车事实上是敲诈车主的匪股搞的赚大钱的行业。满面忧虑的村民在修补他们的土墙。“原会为小事情而吵吵嚷嚷的时候，现在却是一片不祥的寂静。”火车继续行进，不久就看到了北军的军人，“漫不经心的样子、冷漠的神情……队伍杂乱……没有建立过任何阵地的迹象。”铁路停车场里的车辆“破烂不堪……每个机车库都有一两个机车残骸。”
翌日天黑以后，他们到达了徐州，看到城内拥挤着携带各种武器和有各种军阶的军人。那位军阀的骑兵队中的醉醺醺的大兵和脸色阴沉的白俄在大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这两位旅客受到了粗鲁的回答，旅馆没有空房。赵建议找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结果他们睡在会长汤先生家里了。正如他们第二天上午所见，徐州由于屡遭战争的洗劫，已是“一片废墟”。被饥荒和兵荒赶出家园的流浪者露宿街头，食物是由人施舍的，街上躺着的死尸无人过问。“我们同别的过路人一样从尸体上跨过，依旧走我们的路。”史迪威看到十五个瞎女人互相牵着手走路；此外只看到几个老太婆，没有再看到别的女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惧怕军人，闭门不出。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和几只煮饭的瓦罐子以外一无所有的难民“不去行乞；他们只是坐在那里，以绝望的目光看着这个难以理解的世界。”他们靠配给的一点点豆饼糊口。史迪威写道，在满洲豆饼是被敲碎当作肥料和猪饲料用的。这些难民过去都是辛勤劳苦的农民，但是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大车和牲口被夺去供军队使用，儿子被征去当兵，粮食被蝗虫一样的军人吃光，住宅被拆去当柴烧，妻女遭污辱，孩子失散。这是中国战争的最悲惨的情景。”由于目睹了中国长时期的无穷苦难，史迪威描写这些情况时真实而富有同情心，与他就美国社会问题所表述的平庸之见迥然不同。
由于求见张宗昌不得，他便在市区四处游逛起来。北洋军阀的军队中为人惧怕也深受赏识的助手“俄国佬骑兵队”在大街上奔驰而过。他们身穿深绿色(几乎是黑色的)军装，脚登没过膝盖的黄皮高筒马靴，携带着各式兵器：马镫插套上插着三角尖头的长矛，挎着有木制枪套的长筒毛瑟手枪，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这些无国家的凶狠残忍的人是“我见到过的最凶恶的家伙”。除了这支大约一百人的骑兵队以外，为这位督军效劳的还有一个由涅柴耶夫将军率领的步兵旅。这个旅约有三千人，备有四列装甲火车。
在徐州火车站的停车场里，史迪威发现有二百节车厢、二十辆机车和三列由俄国人担任机车组人员的装甲列车。他在设法辨认部队番号和估计兵力时推测，每一百个士兵中只有三十人有枪。在教练部队里半数人有枪，另一半人赤手空拳。在一个有二百到二百五十人的“稻草人”连队，百分之二十的人身高在一米四以下，许多人不到十四岁，都很肮脏，有些人赤着脚，总共才有五十支步枪。“不管怎样想象，你也无法设想这群乌合之众到作战时除了逃跑还有他途”。有人对他说，这些北洋兵又不肯打仗；他们都惧怕“红枪会”。红枪会是从乡下人中选拔出来的抵抗战士团体。他们是被到处烧杀抢劫的军人逼得走投无路才组织了红枪会的，专门袭击他们对付得了的小股散兵。他们杀起人来毫不留情，给受害者造成重伤，使他活上四、五个小时后死去。
食物日益缺少。赵到处搜寻，弄来一些罐头食品。军队正在为大调动作准备工作，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史迪威不断在两个火车站和停车场观察动向，计算各类枪炮的数量和口径，记录运兵列车的数目，设法从混乱中“推测出”张宗昌打算干什么。他从“大兵们”嘴里得知，有些部队已经五个月没有发饷，有些甚至一年没有发饷了。他们的给养是馒头、米饭和白开水。他还获悉冯玉祥已经占领了控制东西走向大铁路西端的郑州。这个消息既是确实的又是重要的。
冯玉祥在去莫斯科呆了一年之后回来再次统帅国民军。这支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军队有二十万人，是他原先在陕西建立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总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力量的北翼。同这支力量汇合是国民党的重要目标，但是现在还弄不清楚冯将选择汉口的那个共产党——国民党左翼联盟还是会选择蒋介石。史迪威试图跟上冯变换盟友的速度，连中国人对此也难以捉摸。史迪威判断：“他欺骗每一个人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但是史迪威也承认，冯是“真正的军人”，“绝不允许他的部队欺压人民”；中国如果有十个这样的指挥官，动乱就会结束。正当汉口和蒋介石都在同他谈判争取与他联合时，由于北军的各种违约行为，冯攻占了郑州，迫使该地区的北洋军队撤退到黄河以北，从而使徐州失去了屏障。这种局势迫使张宗昌不得不退却。
史迪威赶到电报局去给公使馆报信，但是他已经迟了。电报局已经关闭，电报员都逃跑了。第二天，也就是他到徐州的第四天，事情已经完全清楚，北军开始撤离。他计算半小时之内有六列火车开走。他们一走，南军将蜂拥而至，一个外国人很可能被处以私刑。他现在想的是同赵尽快溜之大吉。督军的火车都在停车场里，但是不允许他们上去。他们试图硬挤上一辆拥挤的运兵车，但是被赶了下来。他们想用钱活动，结果也不灵，因为士兵们自己都急于离开，不肯让出自己的位置。督军的列车刚开出车站，史迪威可以感觉到他周围的一群士兵更加惊慌失措。“他们的长官们何时才能使他们离开此地？……要控制住军人现在是难以办到的……每个人都很暴躁。”军队把“拼命赶来上车的迟到者”塞在余下的几节车厢里：“车梯上、车厢之间，到处扒满了人。车子开动后会有许多人被甩下去的……”他正在观看时有一个人掉在已经滚动的车轮下，躺在那里等死，因为“没有医生，得不到任何急救，只有一伙好奇的苦力拥挤在他周围”。
现在已经太迟了，无法同这些北方人一起离开了。他怎么办呢？徒步走？能走到西面大约五十英里的冯玉祥那里吗？但是要穿过红枪会的活动区域。“他们是不会优待我们的。”往东去呢，红枪会的人更多，“还有俄国人，我害怕这些俄国人”。唯一的办法是坐等南军到来。“这个前景同俄国人一样使我非常恐惧。”基督教育年会会长汤先生承认他是南军的同情者；他说留下来比走要安全。
那些火车离开以后一连两天“全城人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下一个浪潮翻滚过来……一场瘟疫过去，难道只是为了让另一场瘟疫再来折磨人吗？”北军的后卫队过来了，他们开枪、掠夺、大喊大叫，夜里闹得更凶。在他们之后过来的是“一支正在退却的中国军队的可怜的残余——伤病人员。这些人挣扎着往前走，可是喉一的前景是死于等待他们的红枪会之手。”店铺关闭了，骡子卖三百美元一匹，根本无粮食出售。入夜，“全城陷入一片混乱。警报器发出了刺耳的叫声，大兵们喊着，野战炮、步枪和手枪齐鸣。只有很少几颗子弹经我们这个方向呼啸而过。”一架飞机飞来投下几颗炸弹。留下来躲在装甲火车里面的俄国人最恶劣。他们开着火车(车上有机枪，最后一节车厢里架着一门舰用火炮)在铁路线上往来奔驰，“开枪开炮吓唬人，然后偷走一切拿得动的东西。”当村民用拆除铁轨的办法阻止火车时，这些俄国人把离被破坏的轨道最近的“一个村子的人几乎全部屠杀了”。由于每天都去停车场观察，史迪威又看到一个孩儿兵被火车轧伤，躺在一张席子上等死。他的心里对中国人的冷漠态度充满了愤怒和怜悯之情，而且猛烈地爆发出来：“在这里过上一个月左右，你就想用毛衣针戳他们的眼珠子了。”
6月2日上午，汤先生进来说，国民党军队到了。他们行为规矩，不打人，也不抢劫，但是赵坚持史迪威不要露面。左邻右舍谁都知道汤先生家里有个外国人；史迪威也想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把他在这里的情况报告给那些军人。他设想一批人会闯进来搜寻这个外国人，因而他常常设法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上。他躲藏了四天，除了绘画外无事可做。他烦躁了。“必须想个办法，徒步南下看来是唯一可行的计划。”又过了一天(在这一天里，他依靠跳半小时木马的办法“避免发疯”)以后，他决定“无论如何要离开这里”。汤先生也越来越冷淡了；也许后悔不该留个外国人住宿。他藏到第六天时，赵终于同意试一试。他们走出去同南方兵相识。那是“一群快活的人，大部分是几乎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小个子，窄肩膀，体重很轻……所有的兵都接受了许多亲美的宣传。他们认为美国会积极帮助他们。”市内挂着国民党旗和表示欢迎的标记，店铺已重新开业，妇女重新出现在大街上，木匠忙着修复毁坏的建筑物，但是死尸和垂死者仍旧躺在胡同里，难民的临时棚屋里到处是饥饿、肮脏和疾病。“这座城市里的景象是不可怕的。”
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不象他想象的那样残忍，所以史迪威决心南下去上海。北京军队带走了他们搜集到的全部铁路车辆，但是有消息说，次日将有一辆南去的火车。经过同等待上车的疯狂的人们拼命拥挤，拼命争着上车，又遭受了大蒜臭气的熏呛之后，他和赵终于挤上了车。他们在车站停留了三个小时等待开车，沿途又熬过了一些恼人的停顿与拖延，他们于早晨三点钟到达蚌埠站，距离扬子江和可能发现的外国军舰还有很长的路程。乘客统统被赶了下去；这列车显然不再前进了。天还没亮，他们都被丢在站台上。
在此后的三十六个小时里，使人难受的恐惧心理将一直使史迪威无法摆脱。他同赵又饥又渴，被困在人地生疏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再来一辆南去的火车，也不敢向别人打听，因为怕引起注意。他们也不敢冒险去寻找吃喝的东西，担心会误了车。他们担心等到天亮时会有更多的人来，而且会使史迪威更显眼，容易被人看到，但是却没有别的办法。早晨六点钟，几节货车被推上南去的轨道。他们在尽量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夹在新的人群中挤上了车，在一节旧煤车里找到个可坐下的地方。史迪威感觉其他乘客都在盯着他，预感随时会有人突然喊出“老毛子！”或者出现一名乘警或官员把他揪下车去检查。气温高得烤人，车厢里也开始“脏起来，到处是鸡蛋皮、鼻涕、籽粒、茶叶、水、痰、果皮和中国佬会丢弃的一切垃圾”。此外还要忍受“吐痰、咳嗽、打嗝、擤鼻涕、吸食和哼哼的声音”。这些已经够受的了，但是更糟糕的是人们的窃窃私语和向他投来的冷眼。他们又饿又渴，可是每一站都不敢下去，恐怕无法再上车。
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名检查员——“一个佩戴一小块表示赋予暂时权力的标志的粗野苦力”搜查了史迪威，得意扬扬地发现并拿走了他的手枪，并在乘客们面前挥动着，好象在说他查获了一名罪犯、一个间谍，一个来谋杀蒋介石的刺客。人们低声议论起来。“怎么处置他，拉下去枪毙。”已经被解除了武装，而且除了赵以外只是孤身一人的史迪威感觉到敌意在向他逼近。那个检查员在下一站下车报告去了；周围的敌意也表现出来。雨伞戳到他身上，茶水泼到他的腿上，还有个人在他的背上吐了一口痰。，他突然意识到：“他们想使我对他们有所行动。他们希望我反抗，”以找到攻击的借口。结局可能是杀害。“赵的警告眼色证明了这一点。他慢慢地摇着头，暗示我‘不能反击’。他吓得要死，不是为他自己想，而是为我担心。”戳刺、偷偷地捉弄和污辱还是一直不停。史迪威压制住一腔愤怒。在一次停车时，那群人争论着是“现在把我们拉下去枪毙呢，还是到浦口(最后一站)时把我们交给当局处理”。赵抓住这个时机说：“对了，逮捕我们。到浦口把我们交给当局。我们要求这样。这位外国人是个权威很大的人物，谁要是伤害了他就会惹起很大的事。”人们咒骂他是外国人的走狗，但是这群人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火车就开动了。赵想出了他该讲的话。他要求把他们带去见蒋介石本人。“我们将要告状；我们要报告发生的一切。”污辱和戳弄停止了，但是还是扬言到浦口就逮捕他们。
史迪威决定使这群人来不及为所欲为。火车一进入与南京隔江相望的浦口，他和赵不等停车便跳了下去，穿过惊异的人群向扬子江边跑去，他们感到有人在背后追赶，可是又不敢向后看。他们跌跌撞撞地匆忙上了一条渡船，到了对岸便放慢脚步，在一双双猜疑的眼睛的注视下，寻找住处。金钱说服了一个心里害怕的店老板租给他们一间屋子。由于过度疲乏和干渴，他们一进屋就一壶按一壶地喝起茶来。史迪威很难为情地发现，当他拿着茶杯伸手接水时，他的手还在颤抖。紧张心情并未消失，因为洋鬼子到来的消息使一群人聚集在街上：史迪威再一次想象可能被抓去或受私刑。忧虑、臭虫和跳蚤使他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早晨再次经受了在街上行走的艰难和危险，但是他们顺利地到了火车站并乘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这段行程燥热而紧张。抵达上海时，他们看到墙上有一幅巨大的招贴画，画着一个肥胖的、面目可憎的外国人，伏在地上，中国士兵把刺刀刺进他的后背，鲜血四溅。画上的解说词鼓动所有的爱国者起来杀死这些外国猪猡。
穿过车站出口，走过站岗的哨兵，史迪威可以看到广场对面公共租界的铁丝网围墙和安全之地了。这段距离只有一百英尺，不过三十秒钟的路程。“我们穿过广场时两只脚上好象绑着五十磅重的东西；然后走进了铁丝围墙……终于到了我们自己人这边了。”一条小舢板送他们登上“匹茨堡号”巡洋舰。在军舰舷梯的顶端，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站岗；“我，一名美国陆军军官，真想扑上去拥抱他！”
史迪威返回后呈上的报告给了这些南方军队很好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军事上是很客观的。他说，他们的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信心十足。他们都是高高兴兴地服从命令，不掠夺，受到人民的欢迎，妇女敢于出来就是凭证。他们的连级军官是十八到二十二岁的学生，坚定不移，与张督军部队中那些“废物”截然不同。那位督军部队的连营两级军官大多是没受过教育的苦力。这支南方军队与那些北方军队相比虽然武器装备不足，然而他们在任何战斗中都能打败督军的“乌合之众”，但是他预言他们由于缺少运输车辆，只能打到徐州。他们没有把任何车辆运过扬子江，而是靠马车和驮畜运送补给品。他们一旦能使用铁路，就会向北挺进，不大可能遇到坚决的抵抗。张宗昌的军队除了那批俄国人以外，根本没有战斗力。“依我看，南军只要毅然进攻，张的军队就会瓦解。”
在美国公使馆，麦克默里欢迎了关于当前形势的第一份可靠的情报。他听取了史迪威的叙述，看了他写的报告，“十分钦佩”他的“钢毅品格”。卡斯特纳将军因他具有“最高的办事效率、杰出的军事知识和英勇善断”等长处给他以正式的表彰。这个思想不平静的人是懂得史迪威的英勇行为的真正可贵之处的。他说：“同战友们一道作战时表现英勇是常见的，但是任何一个人要想象史迪威少校那样在孤独无援的情况下，深入两支敌对军队中同数百名无知且怀有敌对的排外情绪的中国军人进行密切接触，则需要大得多的勇气。”史迪威大概是唯一兼备军事知识、对中国的了解和那种“更大的勇气”的人，因而才能到徐州去执行这项任务并且平安归来。
史迪威的第二个儿子，即他的第五个孩子、后来他所溺爱的本杰明，于7月即他返回北京一个月以后出生了。9月，他动身去朝鲜和日本度过三周的假期。在朝鲜，他爬山，经过一个又一个清水塘，“跳水潜泳一次……坐在一块石头上，光着身子吃午饭”。在日本，他在京都四处周游，吃喝，谈话，观看，采购，搜集自己爱好的东西。他回来时发现不出自己所料，北伐在徐州停顿下来。北伐军不仅缺少车辆，还遇到了别的问题，因而在1927年没能继续前进，而且在年底前几乎完全陷入了派别斗争。冯玉祥的归顺使蒋介石于6月份占了上风。由于理论上的争论而矛盾重重的汉口政府进而被共产国际拙劣的命令分裂了，致使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当汉口的军队、张发奎将军的著名的“铁军”第四军采取独自行事的态度并开回故乡广东时，设在到处是废墟和一片惊恐气氛的汉口的这个政权瓦解了，革命统一战线就此告终。不肯屈服的共产党人在江西首府南昌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政权，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失败后继续向南退却，在建立广州公社时进行了三天流血斗争，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疯狂努力。在遭到蒋介石军队追击和被打死很多人的情况下，剩下来的残部退到江西和湖南的农村去夺取立足之地，以求生存。
此时蒋介石已开始丧失公众最初对他的热情欢迎。他同资本家的联合使他落入了圈套，不得不发动完完全全是白色恐怖的镇压共产党运动。搜查、没收、出版检查、野蛮的逮捕和处决使原来相信国民党许下的改善生活的诺言的许多人感到惶恐和失望。捐税仍然繁重，武装部队仍然遍布各地。这场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被妥协和掌权之后的腐败行为搞垮，看来同袁世凯当权时期以来的任何势力没有什么区别了。
由于面临着汪精卫和左派势力重新出来争夺领导权的挑战，而且8月份在军事上又遭到了挫折，蒋介石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辞去职务并到日本去，以等待人们把他当作不可缺少的人物再请回来。在这段空白时期，很快就发生了分裂和混乱，汪精卫和孙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又在广州单独建立了一个政权。但是由于无可奈何，他们在11月间便向蒋介石发出了邀请。当各党派在12月份忙着讨论实现统一的交易和条件时，这位领导人物与宋子文和孙夫人的妹妹，非凡人物宋美龄女士结了婚，从而改善了自己的地位。
宋家是上海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富有家庭，这家人受过西方教育，与孙中山博士有极受崇敬的关系。母方信奉基督教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始于耶稣会会员最早展开劝教活动的时候。这一家的父亲、孙中山的朋友和支持者宋耀如或叫查理宋，是在美国长大的，也是在美国受的教育。他回到中国是为教会工作，可是却积累了家产，在法国租界建造了一栋修有整洁花园和一个网球场的洋房，养育了六个孩子。这些孩子全是在教会学校和美国的大学受的教育、长女霭龄嫁给了奥伯林学院毕业生、银行所有人孔祥熙；孔出身于山西一个自称是孔夫子嫡系后代的豪门。次女庆龄成了孙博士的第二位夫人和遗孀。小女儿美龄毕业于韦尔斯利大学，她有追求慈禧太后那样的权势的习性。这三姐妹都很聪明、漂亮，而且象许多中国妇女(与日本人截然不同)一样意志坚强。
蒋介石对这些财产垂涎三尺，因而孙中山死后据说他曾通过中间人向孙夫人求婚。遭到拒绝以后，他又打美龄的主意。为了博得她的欢心，他抛弃了一个早先的妻子以及他儿子的日本母亲，而且在宋老夫人坚持下，改信了基督教，这就获得了很大的顺带好处——教会的长期支持。1927年12月1日，他们先在宋家举行了不公开的基督教仪式，接着在大华饭店舞厅里举行了盛大的世俗婚礼；宾客达一千三百人之多，其中包括美国的亚洲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尔上将和一些外国领事。大厅里悬挂着孙博士的巨幅画像，两侧有国民党党旗。大厅内外布置了数十名侦探和卫兵；用玫瑰花组成的钟形天棚笼罩着南京政府教育总长主持的婚礼仪式会场。新娘在四名身穿有小珠子的桃色缎子衣服的女宾相和身穿黑色天鹅绒衣服与白缎子V形装饰的两名童男童女(孔夫人的儿子和女儿)陪同下，离开她哥哥宋子文。这时一位男高音歌手唱起了《啊，答应我》，电影摄影机拍摄下婚礼的场面。蒋的地位现在稳固了。1928年1月，他被重新指定为国民党军队总指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因而也就成了改组后和重新统一起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首脑。在宋子文通过他的财界关系弄到的收入的支持下，于4月份恢复了北伐。
在北方，吴佩孚已经退出联盟，现在张作霖是聚集在安国军旗帜下的各督军军队的大元帅。张作霖12月自称执政官以后又染上了袁世凯的弊病，滋长了称帝的野心。他主持朝政时坐的是帝王宝座一般的椅子，两侧各有一只用虎皮填制成的逼真的老虎。他任命了负责宫廷礼仪事务的礼部；请一些艺术家重新设计了一套皇家瓷器；仿效传统的帝王习惯，外出时街上行人要回避，店铺要关闭门窗，路上要撒“金沙”。在一个短时间内，苟延残喘的清朝贵族和遗老们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但是张的命运，尽管对中国是重要的，却是注定登不上王位的。
1928年1月，由于第十五步兵团团部内部的纠纷，史迪威在卡斯特纳将军的要求下被调到了参谋部，任总指挥的代理执行参谋长。这一代理职务于7月份成为正式职务。卡斯特纳同纽厄尔上校以及包括他的参谋长在内的另一些人之间的争吵变得激烈起来。据史迪威日记记载，这位将军一度患了“神经衰弱”，时常产生幻觉。史迪威充当了抚慰人的奇异角色，成了这位心神不定的固执的司令官唯一信赖的军官。他的偏执的专横态度不断加剧别人的反感。这种情绪由于他坚持训练士兵行军要超过条例规定的每小时两英里半的速度而终于爆发出来了。他每年两次亲自严酷地规定速度，带领全团(军官也耍下马步行)练习急行军。这种急行军虽然从未达到过他确定的三天走一百英里的目标，但是却达到了十小时走三十五英里的速度——当然损耗是相当大的。精疲力竭的士兵们摇摇晃晃地坚持到最后，有些人拉着或背着战友走，决心不让卡斯特纳满意地看到终于有一个士兵走不到底了。团内许多人认为，卡斯特纳搞急行军目的在于使文质彬彬的纽厄尔上校掉队，但是纽厄尔从来没有掉队。史迪威走起来自然毫不吃力。
当纽厄尔等人试图以精神有毛病的指责搞掉将军的职务时，卡斯特纳要求史迪威替他作证。在史迪威任期的后一段时间里，驻华美军司令部内一直没有中断堪与中国政局动乱媲美的乱子。马歇尔已经走了。他于1927年5月回国任本宁堡步兵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并着手实行了一项旨在改革课程和改善教官队伍的计划。他希望史迪威担任战术科主任(仅次于他本人的重要职位)，他把这个职位一直空留着以待他回国担任。
1928年5月，史迪威晋升为中校，并受到《哨兵报》的祝贺，说他是“驻华美军中最著名的军官之一”。他被认为是第十五步兵团的中国问题专家，起了教师的作用。除了担任语言学校校长以外，他每个月还要在娱乐厅介绍一次中国形势。一位听讲者称他是“才华横溢，眼光敏锐”的演说人，对中国的纷争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对《哨兵报》的影响。中国正在民族痛苦中挣扎，处在这样一个国家之中的这家报纸终于开始认识周围的环境，每周请史迪威写一篇头板文章，介绍“中国风云人物”。他的连载文章反映了一位住在中国的美国人当时所了解的而且他得去对付的事件。即使他的文章有时因为观察距离太近而曲解了历史，但却没有事后歪曲的事。
史迪威的连载文章是1928年1月开始的，第一篇写的是张作霖。他的结论是，张的前途不光明。在1928年1月到6月形势动荡的致为重要的半年里，史迪威一周接一周地写下去，他赞同公使馆对国民党人所持的怀疑看法，而不赞成美国国内的人“感情色彩很浓”的见解。他认为，这些人对中国一无所知，误解了中国革命。
他怀着关注“老百姓”的心情写了这样一些情况：人民要缴纳沉重的苛捐杂税，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铁路被毁坏，商业凋蔽，土匪遍地，饥荒不断，“没有一省……人权得到尊重”。历来被认为总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应运而出的伟人“还没有出现”。两个月以后，1928年4月，史迪威在专门谈蒋介石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只是一个派别的首领，而不是一个党的首脑。但是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个能把中国整顿好的人物。他赞扬蒋“果断，有干劲”，断定如果他获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自己的智谋”。他的北伐“简直是一次游行而不是一次出征”，他们向前推进，而得不到军饷的北洋军队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偷偷弃城而逃”。
史迪威经过观察归纳出中国人作战的基本原则。他写道，山东督军张宗昌这位中国最伟大的“战略撤退”大师确实名不虚传。战略撤退问题是史迪威本人后来沮丧的主要原因。战略撤退与他在马汉建立的西点军校和在潘兴统帅的美国远征军中被灌输的进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战略撤退和进攻精神反映了两国文化上的根本性抵触。
1928年5月，突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外国干涉；史迪威立即看出了这一行动对未来的重要意义。当时国民党军队已再次北上，当他们沿铁路从徐州开往济南时，日本人指责他们袭击了日本国民，从早已在青岛登陆的五千人的军队中派出两千人前去“营救”。在双方各有伤亡的几次冲突过程中，日军屠杀了国民党派驻山东的外事专员和他的妻子及十四名军官，企图借此激起报复行动，或者说引起足以提供公开发动战争的口实的“事件”。冲突发生之后，日本人向国民党军队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们撤出济南。
中国可能统一的前景已使日本人开始担忧了，因为中国一旦统一，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蔓延到满洲。田中男爵这时充任内阁总理兼外交大臣。此人即使不是1927年制订的称为“田中备忘录”的著名征服计划的作者，至少也是赞同这个计划的先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计划阐明了日本前程的军事构想，即相继侵入满洲、蒙古、华北、全中国、东南亚，最后主宰整个亚洲。蒋介石并不想试验一下这个计划。当时日本的六艘军舰、八条运兵船和满载弹药和补给品的货轮就停泊在青岛沿海。不论蒋多么想登上伟大统帅的宝座，他也不能自欺地认为他的军队是拥有现代装备的日本军队的对手。他坚持了打到北京和统一中国的目标，慎重地保存了他的军队，调头离开山东，渡过黄河，从西线向北京进发。但是中国人民没有甘心忍受这一事件。日本污辱中华民族自尊心的这根“无法忍受的刺”再次激发了以前在山东问题上的反日情绪，再经标语口号的煽动，反日情绪发展成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抵制日货运动。
在5月11日的《哨兵报》上，史迪威谈到了济南，认为那里的局势“大概是多年来最危急的局势”。他对反日鼓动没有给予多少同情，认为这样做使最终解决问题更为困难，因为即使中国各派团结一致“他们也敌不过日本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强国”。他写道，中国人“可以无动于衷地注视中国人对中国人采取的极不公平和残酷的行动”，但是一同外国人发生纠纷，“街头巷尾就到处可以看到爱国的雄辩家们在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地进行反对外国压迫和争取本国人权利的宣传”。他指出，日本人如果被激怒，可以轻而易举它攻占从天津到上海的所有要地，控制铁路和扬子江——十年之后他们果真实行了这个计划。史迪威认为，在济南事件之后将发生“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
不出一个月，第一个事件便发生了。随着北军抵抗的瓦解，张作霖看到他的称帝美梦破灭，意识到必须回去守卫自己的势力范围，即使他在北京并未等待过久。他退回了满洲，乘坐的是自己的私人列车，有二十节车厢满载财物，后面跟着京奉线拥有的绝大部分车辆。一连三天，机车、客车、守车、豪华的卧车和货车拉着他的军队从天津站隆隆驶过。他离去后天津站成了权力真空；第十五步兵团和其他驻军便承担起守卫任务。6月4日，首车在接近奉天时被一颗炸弹炸毁，张作霖被炸死。谁都确信是日本人把他干掉的，这可能是由于日本人担心他会与蒋介石言和，也可能是因为他会拒绝依他们提出的条件给予合作。无论是哪一种原因，他们眼下做得太过份了，以致张的儿子、少帅张学良几个月以后设法暗杀了两名亲日派部长，在满洲举起了国民党的国旗。
北伐军终于到达了北京，北伐的目标实现了。国民党人同地方督军们达成了协议以后，于7月3日正式接管这座前京城，部队在面无表情的旁观者(一位目击者写道)“可怕的沉默”中走过交民巷。与高大的北方军人相比，蒋的军队“显得瘦小和疲于战斗”。在此同时，他们冒着使阴凉处的气温都升高到摄氏四十三度半的烈日接管了天津。正如美国领事报告的那样，其后的几天里人们到处交谈、呼喊，各种奇怪而复杂的政治委员会和政府机关到处干预，“我们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蒋介石到西山上的孙中山陵墓作了礼仪性的拜谒，向他报告他要统一中国的梦想——至少在名义上——已经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实现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仍然是首要的目标，列强也愿意作一些让步，理由是这样做会使新政府获得威望并有助于稳定局势。美国首先朝着修改条约的方向迈出了一步，经过谈判，于7月25日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就美国而言——将关税自主仅归还中国。10月10日，即革命十八周年纪念之际，国民党政府有了国民政府的权利和称号。这个政府实行的是一党制，并将根据孙博士的计划在以军事手段实现统一之后进入“训政”时期。最高统治权掌握在党的手里，执行权掌握在拥有三十六位委员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手里，实权掌握在常务委员会手里，该委员会主席是武装部队总司令蒋介石。要说这并不完全是中国的西方朋友心目中的那种民主，可是他们还是佯称这就是西方的民主。中国在西方传统的影响下也采用了西方的这个词儿。可是民主的观念本身却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的理论范畴。
北京改名为北平，即“北方的和平”而不是“北方的京都”，因为新政权不准备在这里建都。政府仍然设在南方的都城南京，部分原因是感到离开自己的军队所在地是不安全的，在北方维持一支吃大米的南方军队是负担不起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北京使馆区的状况是一个“使人丢脸的”因素。
蒋介石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立即采取行动，着手控制一个极大的危险——私人军队。这些私人军队中的军人在这个国家到处掠夺，存在这些军队使任何中央政府都无法确立自己的权威。7月，他召集冯玉祥、阎锡山和白崇禧(他们各自控制着约有二十三万人的军队)到北京举行遣散会议。他们达成协议，国民军不超过六十个师(每个师一万五千人)，共九十万人，而现有的武装部队总人数是二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划定了六个遣散区，但是事实证明，到真正行动时，这些将军没有一个愿意裁减兵力。第二次遣散会议于1929年1月在南京举行，也没有取得结果。这些首领回到各自的地盘以后依然是独立行事的靠不住的盟友，有时还成了敌手，而不是臣下。在以后的几年里，联盟、宗派和叛乱活动仍然象以往一样继续存在着。南方两广地区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的军队，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军队，时而结盟时而对立，时而联合甲反对乙，时而联合乙反对甲，时而拥蒋时而反蒋，从来不曾为共同事业而奋斗。1931年，广州又极其不可思议地支持了顽固的汪精卫领导的分裂政权。蒋介石的政府将永远无法摆脱这群人中的敌对成员的挑战，永远也不会完全安然居于权威地位。他要统治下去就得讨价还价和施展计谋，使挑战者穷于应付，而自己则稳坐钓鱼台。
1928年年底，史迪威认识到遣散是个“真正的问题”。他在《哨兵报》上指出，宣布了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私人军队实际上在召兵而不是在遣散。史迪威在根据他本人的看法总结新政权上台以来的情况时写道，现在人们总是期望国民党政府取得最出色的成果，认为中国现在统一了，政府是称职的和负责任的，已经进入了建设时期。然而，应当看看“冷酷的现实”。边远省份仍然在进行个人之间的战争，并未归顺南京。国民党内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冲突尚未解决。在军队隶属于文官政权以前，遣散是做不到的。本来应当用于工业化建设的百分之八十的税收却用来供养武装部队了。虽然现在国外的宣传在为国民党说好话，史迪威仍然怀疑能否取得真正的进展。
史迪威特别注意两个因素——济南事件和遣散(或者说无法遣散)问题。这两个因素的发展对中国关系重大，最终将影响中国以及他本人的历史。要能看出这一点，并不需要有先见之明，只要在中国现代历史大转折的两年半时间里有兴趣、有意识并乐于亲自观察中国的现实情况就够了。
史迪威于1929年4月带着东方手球锦标赛冠军奖作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收获回美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