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第三

 作者：巴巴拉·塔奇曼·美国

出自————《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出自————《战争通史》

　　 1912到1917年，即史迪威二十九岁到三十四岁的那几年，对这位美国陆军军官来说，太平淡了，没有机会运用这样年龄的人的旺盛精力。

　　 虽然欧洲军人从这个时期的中期就遇到了最大的挑战，美国军界却依然象一潭死水，几乎没有被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战争之风吹起涟漪。

　　 史迪威于1912年1月从菲律宾回到美国。他继续留在团队里干了一年，仍然是个中尉，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里市的普勒西迪奥地区执行极其平静的任务。他的长子小乔是那年3月在锡拉丘兹出生的，但是六个星期之后母子二人到加利福尼亚避暑时他才见到这孩子。就是这个夏天史迪威一家第一次到了蒙特里南面一点的西海岸小村子卡梅尔。当时这个小村子还是未开发的、原始的穷乡僻壤。他们到海滨野餐，在大西洋海水拍打着的岩石上迎风漫步，当时决定这是他们日后要居住的地方，退休以后便在这里安家。

　　 仍然好动的史迪威曾争取出任驻圣多明各武官，但是没有成功。然而西点军校要求他回去在英语和历史系任教官，他便于1913年8月在这所陆军军官学校重操旧业。虽然在军校的工作比在步兵部队的单调工作好一些，但是并没能使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工作上。他的上司说，他是“一名很能干的军官”，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历史系的工作并不热心”。他担任篮球和橄榄球的教练，次年6月又生了一个女儿，叫南希 [ 译注：南希后来取的中文名字是史文思。 ] 。但是他还没有象后来孩子们长大并又添丁增口时不得不作的那样把做父亲的义务放到首位。据他夫人记得，乔在这所军校工作还不满一年就“拼命要离开西点”。

　　 1914年夏季，他的机会来到了。由于被调到现代语言系教西班牙文，在经过争取后，他被派往马德里深造外文。在西班牙时，6月29日他用打了引号的注脚总结了对一天乡村旅行的记述：“(波斯尼亚的暗杀)”。其后的几周里，他也象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再想到萨拉热窝(萨拉也夫)发生的这次事件，直到7月30日他读到奥地利轰炸塞尔维亚的消息。“非常严重的战争新闻。似乎是一场梦，欧洲即将跳进深渊。”

　　 回到在军校讲课的日常工作是不惬意的，以后的两年里也没有发生能够改变这种常规工作的事情。史迪威曾努力争取以观察员身份出国随同法国军队行动，他的努力白费了。陆军部1915年12月答复他的申请时说，他们已经派了五名军官出国观察欧洲战争(现在从英伦海峡沿岸到米索不达米亚已经有十个国家的军队参加了这场战争)，因而“不打算再派人去”。

　　 但是备战的运动取得了进展。1916年6月通过了陆军法案，授权将常规部队的兵力扩充一倍，在五年时间里达到二十八万八千人的极限。史迪威的第一项战时任务是1916年夏季在纽约的普拉茨堡任教官。那里建立了训练后备役军官的第一个训练营地。当年9月，史迪威在当了十二年中尉之后终于晋升为上尉。

　　 1917年4月，拥有十三万三千人的军队的美国参战了。当时仅在西部战线，交战双方就投入了二百多万人。欧洲各国的国民军都编成了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下辖三到五个军，每个军通常下辖两个师。美国军队最高一级有组织的建制是团，虽然在名义上也有师一级的建制，但是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军人从来没有以师为单位，在步兵、炮兵、参谋机构和战场指挥人员、情报部门和作战部队进行必要的协调的情况下打过仗。这一切都必须重新学习和实践。必须把现有的团级基干部队扩充十倍，建立一支国民军。这意味着要先募兵、配备军官、训练、装备、运到国外、编组、补给、使各兵种协调，然后再经过进一步训练才能作战。参谋本部对这项任务并没有作出安排，也没有进行动员的总计划。

　　 这个问题获得了有力的推进，1917年5月制订了选募兵役法，授权招募一百万新兵。在欧洲作了调查之后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未来的计划，必须把这个人数扩大两倍。这支新建立的大军拟需要的军官人数吓坏了正规军，大约每二十个人中要有一名军官，或者说一百万人的军队要有五万名军官。在参战的第一年里，训练营地通过三个月的多种科目训练，培训出五万七千名军官，等于西点军校历年来的毕业生的十倍。

　　 训练任务极其繁重，使别的一切工作都黯然失色了。通过训练造就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这是二十五年以后史迪威在中国工作的中心目的，就象现在是美国的中心目的一样。打仗的第一要素是有一支不会临阵脱逃的军队，而要保证这一点只能靠训练。未经训练的士兵就没有当兵的资格，未经训练的军官是没有用处的军官，未经训练的军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陆军军事学院院长、不久以后去指挥第一师，最后指挥美国第一集团军的亨特·莱格特将军毫不留情地估计，一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外国军人可以打败十名虽然优秀但未经训练的美国军人。他指出，在1812年的战争中，一支五千四百人的未经训练的美国军队被一支一千五百人的英国正规军打跑了，一直跑到华盛顿另一侧离城十五英里远的地方才停下来。在这支军队花三天时间重新集结时，英国人把这个首都焚烧了。要建立一支能够使美国在战争中独立作战而不是充当给联军补缺的角色(联军正是希望这样)的美国军队，那就需要把美军训练成为由美国军官指挥的美国部队。职业军官立即变成了宝贵财富。不久他们就离开了自己所在部队去执行训练任务，而且由于十分分散，有一半人从来也没有到国外去过。

　　 虽然最初要史迪威到训练营地任教官，但是选派他到弗吉尼亚李营的八十师一个旅任副官的命令先下达了，使他逃避了前一个工作。晋升到少校临时军阶以后，他于1917年8月25日到了李营。在这期间，他差一点由于另一个建议而改变生涯。他多年来坚持去讲西班牙语的国家的要求现在有了结果，他得到了去西班牙当武官的任命。他在陆军部的联系人给他写信说，这“可不是个轻松的工作”，恰恰相反，“西班牙到处是间谍和德国特务”，需要一个能干的人“经营一个侦察系统”。他们要求史迪威立即用电报作出答复，但是当这封信发出时他已经到了李营。

　　 四个月以后，1917年12月，他接到命令要他去法国向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报到，从事情报工作。他将担任参谋。象他这样一个精力旺盛和富于进取心的人竟然被分配去作参谋工作而不是上战场，是因为他的事业的发展道路引出的虽然荒唐但又合乎逻辑的结果，虽然他不是利文沃思指挥参谋学校和陆军军事学院(现在美国远征军的高级职务完全是这两所军事院校的毕业生担任的)学习指挥参谋课的毕业生，但是现在特别需要他这样精通法文的人。

　　 从美国参战之日起，协约国联军就一直在给上至威尔逊总统，下至营级甚至更小单位的美国军官的每一个人都施加压力，让美国军队去补充联军那些减了员的、打得疲惫不堪的师团。联军坚持美国军队缺乏训练的这一弱点可以通过与久经战斗的部队在一起作战来弥补，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浪费时间。

　　 那个刚毅的骑兵、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将军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政治上，他是在执行政府的命令，因为要允许美国兵合入联军部队就等于把美国的命运与协约国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使美国不能决定自己的政策，不能在和谈时起重要作用。在军事上，他有自己的理由。他认为，只有恢复运动战，也就是说只有放弃已经成为西线格式的那种发动目标有限的攻势随后巩固阵地的战术，而采取以纵深突破、不是以巩固阵地为目的的野战，才能打破堑壕战的僵局并获得胜利。他打算设法达到这个目的，办法是靠美国的力量灌输进攻精神，宣传美国的战争思想，即要求部队和下级军官在战场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主动精神，当然首先要训练他们学会利用一切时机。潘兴要求下达命令要简明扼要，重点是说明作战目标，而不是象联军那样制定详细的、逐阶段的计划，把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控制得很死。由于英国和法国军队的训练是适应于他们的作战方式和堑壕战武器的，因而他只能靠美军受到的训练来证实他的计划，靠在美国防御地段内独立作战的一支美国军队来实行这一计划。这个计划的精神和方式正是另一位潘兴式将领史迪威在其后的一次战争中试图灌输到中国军队中去的东西。

　　 1917年7月，潘兴同他的司令部人员抵达法国之后就开始寻找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军事结果的地段。他选定了凡尔登和梅斯南面的一个三角地带。在那里，德占圣米耶尔突出地带自从1914年就存在了。这个突出地带既扼守了富饶的布里埃铁矿盆地，又控制了为法国境内的德军运送补给品所使用的两条极为重要的铁路中的一条。潘兴认为这个地方是敌人的太阳穴。梅斯是德军防御系统的关键，突入任何一测都会打开通往德国的道路。潘兴认为，在这个地方发动攻势非有一支生力军不可。由于意识到圣米耶尔容易遭到进攻，德军已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使协约国无能为力，而协约国确实也从来没有足够的力量进攻这个突出地带。

　　 与此同时，潘兴将军必须创建一个集团军。在兴高采烈地迎接了匆匆拼凑起来后于7月份赶派到法国的第一师以后，三个月过去了，没有再派来部队。造成拖延的原因除了缺少受过训练的军人以外，还缺少轮船，陆军部的工作也毫无章法。美军三个师于10月份抵达了，但是据潘兴的计划，所有这些部队还需要三个半月才能训练完毕。到1918年4月，即宣战一年以后，只有七个师抵达法国。

　　 1918年1月21日史迪威到达法国时，协约国联军阵营气氛沉闷，士气普遍低落，失败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俄国退出战争之举是个极大的灾难，预示德国部队可能转到西线来。联军1917年的攻势，由于一味蛮干，不仅没有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反而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大大减少了后备力量，以致使司令官们担心一旦德军发动大攻势，他们是没有力量把德军打退的。联军本来认为可以坚持打消耗战，一直等到美国的力量来打破势均力敌的局面，但是由于美国不把军队交给他们，又没有作好独立出战的准备，他们的这种想法也动摇了。要想以攻势取胜，据认为百分之二十的优势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优势没有美国人加入是不能获得的，但是他们在夏天以前无法准备就绪。德国人没有忽略这种情势，他们决不会静候到夏季。

　　 另一个参战国也准备利用这个时机。这个国家就是身为协约国之一的日本。它从战争打响那一天就看到可以借白种人混战的机会在中国和太平洋扩大自己的势力。1914年担任首相的大隈重信说过，日本决意要成为世界的“支配国”之一。看上去已经老态龙钟不可救药的中国被选定充当其第一个殖民地的角色。达到这一目的的障碍并不是中国本身，而是其他列强。当这些国家于1914年互相厮杀起来的时候，日本加入了协约国阵营，夺去了德国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山东半岛的租界和铺设铁路等特许权，以此作为参战的贡献。日本还从德国手里攫取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加罗林群岛，从而横挡在美国通往菲律宾的道路上。

　　 日本的下一个行动，即签订二十一条，是为了从行政和经济上控制中国。于1915年呈交袁世凯的这二十一项条件，要求中国确认日本接过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将日本从俄国手里夺得的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期延至九十九年；允诺给日本以特许权，可以在满洲、内蒙古和长江流域经商，拥有土地，兴修铁路和经营工业；未经日本同意中国不得与他国签订特许权或借贷协定；最后，在等于要中国出让主权的第五条中，要求中国接受日本的军事、政治和财政“顾问”，与日本共同控制兵工厂、警察和学校。

　　 准备恢复帝制、由自己当皇帝的袁世凯，正需要得到支持，以实现其使人厌恶的野心。这正是日本的良机，于是日本便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作为它提供支持的代价。袁的抗拒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又得不到协约国的援助，因为它们不愿意出面阻挠日本，怕它反转过去与德国结成更自然的同盟。美国也不愿意干涉，对此采取了不承认主义，意思是说美国将不承认强加给中国的任何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这种作法对事情的影响并不比原则性声明的影响大。袁想方设法挡开了二十一条中最为苛刻的第五条，屈辱地接受了其余诸项要求。当条约内容为世人所知时，中国人的愤怒酿成了一种民族情绪。从那一天起，中国总的来说一直是反日的，虽然坚持与日和解的一些派系依然存在。

　　 签订了二十一条三个月以后，袁世凯称帝。虽然他想建立中央权力的用心可能不错，但是他采取的形式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从这一点上说，革命确实是地道的。于是舆论大哗，各省纷纷宣布脱离他。袁被迫于1916年取消了勅令，两个月以后死于“疾病和懊恼”，由从床下拖出并被推上高位的那位标统黎元洪接替他出任大总统。

　　 黎氏哪里能控制局势？骚乱又开始了。中国便任凭那些各怀野心、握有重兵的督军(英文中只笼统地译为“军阀”)宰割了。这些督军中有一部分人既是能干的地方长官又是掠夺者；其余的人则是土匪出身的无知之辈和被大动乱的浪潮推到高位的冒险家。北京的名义政府任命一个省的军事长官，不是等于承认既成事实的控制权就是为了争取支持。因而虽说是任命的，各省督军都是自己装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筹措军饷的。中国军人已不再是为国家而是为那些封建霸王服役。这些人朝三暮四，今天与某人结盟，明天则又改成与另一个人为友，他们是为争权夺利而打仗，就象老鼠一样撕咬着已所剩无几的民国。列强所承认的中国“政府”仍然是在北京，控制在安福系(来自安徽和福建的)北洋军阀手里。安福系军阀是靠日本人的支持和贷款当政的。他们还打着民国政府的牌子，有总统、总理、各部部长和一个傀儡议会。

　　 孙中山在广州重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宣布北京政府是非法的。他已于1917年回国，把最初的国民党议会的残余人员召到广州，并自称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虽然他的党起源于西方思想，而且即使没有在中国实现新政治秩序的能力，至少也是实现这种秩序的唯一的希望，但是它并没有赢得外国的支持。列强出于政治惯性和生来的偏爱，仍然同在北京当政的人打交道，不管他们属于哪个督军集团，因为这样做不需要打破传统联系。立足已经很稳的各国政府都不会轻易作出改变，即使这种改变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孙中山几乎是依靠着同南方军阀结成不稳固的联盟来维持一个独立国的。在以后的十年——中国历史上破坏最大的十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傀儡和军阀主宰了国家，天意不见了。

　　 至于山东，日本知道为了自己能牢固地进行控制，重要的是要得到列强的认可。1917年3月，日本利用了(且不说是鼓励了)别的国家担心它在战争中改变营垒的心理，使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秘密允诺在和谈时支持它接手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诸岛的权利的要求。美国参战以后，日本又想再得到美国的认可，结果它于1917年11月真的得到了。日美两国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这成了美国外交史上一次最奇特的背离原则的行动。这项协定改变了门户开放原则，虽然名义上是尊重这个原则的。协定还承认，由于“领土邻近”，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尤其是在与日本领土接近的地方”。这个文件中只有为了使美国官员良心过得去而表示承认中国主权的议定书是秘密的，其余部分都公开发表了，因而表明或者似乎表明(这在缔造历史方面同样重要)美国默许了日本在中国攫取的特殊地位。石井从美国凯旋回国，中国人却很沮丧。中国政府签署二十一条时当然就已经默认了这种地位，但是美国要这样干似乎就是一种出卖行为。原因是，在1917年的阴暗时代，美国和协约国的其他成员国一样不敢把日本推到敌人方面去。

　　 在这一切继续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就是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于1917年8月也站到协约国方面参战了。这一决定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中国、日本和其他协约国都各怀鬼胎。但是主要原因是和会。中国人又一次把形式同实质等同起来，以为不论军事上的现实情况如何，只要在形式上成为协约国或同盟国的一员，在和谈桌边就能获得平等地位。他们还设想在那里可以作为一种报酬和权利要求最终结束不平等条约，甚至有可能收回山东。协约国由于需要从中国得到大批劳工，尤其是需要借机消除德国的全部租界和商业竞争力，没有打击中国的希望。

作为第四军的首席情报官，史迪威在战争中的主要任务是为美国进攻圣米耶尔作准备。战斗准备工作由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担任。师级以上的大单位，包括军、集团军直到总司令部，都有参谋长和主管各方面工作的助理参谋长。情报部负责搜集一切可能搜集到的有关敌军部署、意图和弱点的情报。它必须组织前线部队提供源源不绝的情报，逐级上报，通过各级司令部一直报到总司令部；同时还要向友邻部队通报。营、团两级的作战情报是通过参加所有的巡逻和偷袭行动的侦察员和跟踪敌军运动的观察所搜集的。师一级则有监听站、缴获的文件和俘虏口供提供进一步的情报。到了军一级有气球和飞机通过侦察和连续拍照搜集材料，这是新采用的办法，需要通过新技术和研究工作才能分析出结果。所有的零散材料都要拼凑起来加以分析，并画在地图上，然后分发给有关人员。战前，美国陆军只有参谋本部陆军军事学院处有两名军官和两名工作人员搞情报工作。

　　 为了集结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军队，潘兴的训练计划必须在法国继续实行。除了组建总司令部的参谋班子以外，必须为将来的各个军组织参谋班子。每个军将有四个师，外加一个后备师和一个新兵训练站。一个军满员时有六千名军官和十七万士兵，比战前和平时期陆军总兵力还多。眼下需要的是师、军两级的参谋人员。由于还没有这类人员，必须从头培训，于是在巴黎东南美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肖蒙附近的朗格勒建立了一所参谋学校和几所训练其他各军兵种人员的学校。

　　 联军看到美军在开始准备投入战争时连一个现成的参谋部都没有，就感到更有理由敦促美国战斗部队合并到他们的部队里面去。要组建一个欧洲人心目中的总参谋部，加上制订动员和作战计划，“需要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位法国将军对潘兴说的。潘兴向他怒喝道：“美国做任何事从来没有花过三十年的时间。”

　　 史迪威在去朗格勒学习情报工作之前，先被临时派到英国第五十八师去熟悉前线情况。他于1918年2月10日到了五十八师师部。师部设在兴登堡战线最前沿努瓦荣。他的周围是一片荒凉景象：村庄变成了废墟，有些只剩下墙基和瓦砾；地面上旧战壕纵横交错，弹坑累累。他发现他见到的第一批友军、五十八师的参谋人员既令人讨厌又容易相处。“我对这些英国人无法理解——大多数人十分爽快，有些人真他妈的傲慢……极端冷漠，趾高气扬，不屑于理会一个美国军官。”他认为他们不如法国人。他发现法国人热心，有礼貌，乐于助人。“我对他们也一样。”他同英国人一起工作五天，熟悉了那一段前线的每一项工作——战壕、防空洞、观察所、夜间巡逻、公路伪装、研究地图和空中拍照侦察。因为忙于观察、学习、谈话和作笔记，竟然忘记了对主人的反感，以致打电话要求批准他延长一天。他高兴地记载道：“他们回答说可以！”

　　 他在朗格勒学习的时间不长，凑巧当时亨利·史汀生上校也在那里。史汀生曾在塔夫托总统手下任陆军部长，现在五十岁了，是一位炮兵军官，以后再次出任陆军部长时是对史迪威的前途起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由于肖蒙方面急需，一周以后史迪威被抽调去协助组织参谋部的情报部。三个星期以后，他再次被派到驻扎在凡尔登的法国第十七军实习。在过去的两年半里，攻守双方总共有五十万人死在这个地方。法军的口号“决不让敌人过去”就是在这里提出来的。他们一直使运送补给和援军的“神圣之路”畅通无阻。德军无法突破他们的防线。然而，好象不满足于世界历史上迄今规模最大的屠杀，火炮还在射击。

　　 在3月20日，即史迪威到达凡尔登那天发生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法军伤亡二十人，在一小段阵地前面德国丘八就留下了四十二具死尸。法军上校使他感到他们是欢迎他的，晚饭后请他一起打牌，而且他们与英国人不同，不避讳个人间的谈话，上校问他：“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他们是你生的吗？”

　　 史迪威在凡尔登期间，凡尔登以西的战线突然遭到大规模的攻击。这就是德国1918年大举进攻的开始。这次攻势是鲁登道夫企图在美国军队投入战斗之前胜利结束战争而进行的最后一次疯狂的努力 [ cdhyy注：“迈克尔行动” ] 。他的军队现在得到了从俄国战线上脱身出来的四十二个师的增援，而美国人这时只给联军增添了八个师的兵力，其中的四个师还在训练营里。鲁登道夫的目标是把英法两军劈开，而且为这一目标投入了全部后备兵力，他一反过去的单一正面交锋的打法，发动了一系列的多点进攻，耗尽了联军的已经枯竭的后备兵力，终于突破了他们的防线。

　　 鲁登道夫的攻势除了略有间歇以外，从3月一直打到7月，几乎获得成功。德军突破了联军的数道防线，夺取了堑壕战开始以来最大的地盘，俘虏和打死打伤几十万敌军，再次攻占了距巴黎六十英里的努瓦荣，使巴黎处于远程炮火射程之内，把英国人打退到海峡岸边，5月份打到了四年前他们没能取胜的马恩省。这一危机迫使联军终于采取了最后手段：统一指挥。联军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尽管经历了这么多次徒劳的厮杀，一直避免采取这种做法。3月27日，福煦在战斗中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甚至潘兴也作了让步，允许美国部队暂时听联军指挥。于是，美国部队在夏托捷里、贝洛林和康蒂尼投入了战斗，以阻止德军的挺进。

　　 史迪威在凡尔登停留了六个星期，可是没有机会参加这出戏的第一场演出。他被派到十七军情报处长阿尔芒·贝洛姆少校的办公室，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到每天仍然遭到炮击的各个要塞和指挥所去巡视。从炸成一堆瓦砾、充满死亡气息的端蒙堡下面一个掩体望出去，可以看到“一个半月形的景色……整个地带一片混乱，到处是铁丝、工具、鞋子、弹壳、骨头、军装、弹药箱、手榴弹、钢盔、车轮、木桩、碎铁皮……紧靠火线的地方撒了大量石灰，足以把德国丘八的死尸盖住以防腐烂。”端蒙的地下坑道里潮湿、泥宁、臭气熏人，在里面就别想身上干净。在沃堡，他借着雾气的掩护能够靠近火线，在那里看到“东一个西一个仍然留在钢盔里的人头、大段的躯体、大腿骨、残颚、断手，一块块的破布还粘在这些碎尸上”。在一个掩体里有一条露出半截的人腿，有个士兵还在那上面挂过背包。

　　 在一次外出侦察时，他走到距德军阵地只有六十码的地方，从上午九点钟一直步行到第二天早晨两点钟才回到营地。“几次掉进泥坑，德国兵的引信不断地爆炸，弹药兵在工作，过了一整夜的前线生活”，整整一天他被炮火压制在一个只能蹲下两个人的掩体里。据他判断，打过来有一百五十发到二百发“77炮”炮弹，幸好打得太低而且偏左。他事后谈到这一天时写道：“很有趣的一天”。这不是充好汉，因为他果真感到害怕时就在日记里毫不迟疑地写上“吓死了”。“吓坏了”通常意味着担心遭到袭击、被俘或预感要出什么事。至于遭到炮火的打击，看来他是不在乎的。贝洛姆少校很久以后写道，在他们在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共同执行侦察任务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很器重他的教养、笛卡儿哲学和镇静态度”。

　　 他的法国主人帮助他熟悉了十七军参谋工作各部门的情况，前线的步兵作业和每一梯队的情报工作。他是同十七军共同作战的第一个美国人，他的一口流利的法语又为建立融洽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他们待我象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什么都给我看，什么地方都带我去。”他的感受和记者海伍德·布龙一样。布龙当时写道：“法国人是理想的军人。他们不仅能打仗，还能说出打仗的道理。”他们安排史迪威乘观测机作一次飞行。虽然在飞机盘旋时感到头晕眼花，他还是断定飞行员的生活比较轻松，“干净的衣服，没有风，时间短，痛苦很快就过去了，可以赶回来吃午饭”。

　　 史迪威和以往一样，对吃很感兴趣：他一生有个习惯，在日记上记录每餐饭菜情况。十七军军官们的伙食看来是值得记载下来的。一天晚上，康托上校请他一起用饭，康托，六十六岁，是一位秃顶的肥胖军官，戴一顶士兵帽，佩戴着一排排的勋章，拼命地使唤用人，胃口很好，“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那是一个无肉的星期五 [ 译注：“无肉的星期五”，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耶稣受难日，所以不吃肉。 ] ，这一餐有两种煎蛋卷、鱼、米饭、蔬菜色拉、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香槟酒、两种甜酒和奶酪。勤务兵按照要求先敬个礼，然后说：“夫人请用餐(Madame est servie)。”史迪威问，为什么勤务兵用夫人这个词？上校反问道：“你结婚了吗？”“结婚了。”“你妻子在哪里？”“在美国。”“不对，她在你心里；她就在这里。因此我要他说：‘夫人请用餐’。”毫无疑问，史迪威感到法国人富于同情心。史迪威总是把自己的妻子挂在心上的，每接到一封信都要登记。

　　 当他要回肖蒙那一天，十七军参谋人员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别宴会，由三位处长主持了正式的会餐，所有的桌子上都放了花。一大块精美的、上面装饰了法国公鸡和美国鹰徽的奶油杏仁糖放在他的餐桌中心；一晚上香槟酒不断；赞扬的话使他脸红。每个人都坚持要他在他们的菜单上签名留念。他们送给他一个用德国弹壳做的墨水池和他与全体参谋人员在一起的照片，每个人在照片背后签了名。一位军官激动之下写了一首诗留在史迪威的办公桌上。由于感到为别人所喜爱和器重，史迪威心情激动，以运用许多俚语的流畅法语致了答词，为他所学到的一切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向他们保证，回到在肖蒙等待他的所有可恶的家伙当中后，他将“以无限愉快的心情”怀念他在十七军的好朋友。

　　 他于4月29日回到了美军总司令部，一想到等待他的是官样文章、乏味的伙食和神气十足的小人物，他就感到烦恼。他讨厌荒废时间，“在该死的办公室里作一个只会空谈的职员……苦苦地干那些我根本不懂的事，只能同办公桌、打字机和资料打交道”。在来来往往的战斗兵种军官们中间，许多人在西点军校时都在他之下，可是现在已经是中校和上校了，而他本人还是少校。这使他感到难堪和烦躁，常常使他想到在前线带兵提升得快。由于后方更迫切需要能干的参谋官，他争取去战斗兵种任职的努力未获成功。某些文职出身的军官频步高级军阶是另一个刺激因素，其中包括一位被称为来自“‘花生米 [ 译注：“花生米”意为“小人物”，“无聊人物”。 ] 俱乐部’的诡计多端的笑面虎”的人物。“花生米俱乐部”是史迪威对“获得少校以上军衔和干轻松工作的富翁、政客和社会宠儿”的称呼。在争夺马恩河桥头堡的激烈战斗期间，史迪威因为陷入笔墨工作而感到沮丧的情绪更大了。“看来形势不妙……已经在谈论放弃兰斯……法国人和英国人嚎叫着要我们增援……在办公室里，还是死气沉沉。”

　　 工作终于调动了。这一调动使他成为美国为夺取圣米耶尔突出地带而计划发动的攻势的中心环节。其后的八个星期里，史迪威的任务是为即将采取的行动组织情报活动，筹建师一级的情报处和训练其参谋人员的学校。这项工作使他不停地在各师师部之间来来往往，奔波于肖蒙、朗格勒和设在纳夫夏托的第四军军部之间。

　　 必须搜集有关敌军战线和突出地带内防御情况的情报，根据各种迹象估计出敌军兵力，分发有关敌军炮火每天和每周发射情况的综合材料，发布地形考察报告，绘制和提供各种比例和坐标的地图。最后为圣米耶尔战斗准备了十五吨地图。

　　 与此同时，在殊死抵抗鲁登道夫攻势的过程中，战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主动权转移到联军手里；他们已经开始全线反攻，不断夺回原有的阵地。德国人自3月以来所作的巨大努力曾经打破了僵局，攻占了大片的领土，造成了几乎一百万人的伤亡，但是现在已经耗尽了兵力，成了强弩之末，从而已经走上了失败的道路。正当鲁登道夫于8月8日向德皇如实承认情况的时候，福煦正在计划一系列的进攻，并预期1919年结束战争。其中的第一个行动是由美国于9月7日向圣米耶尔突出地带发起攻击。

　　 为了发动这次进攻，潘兴于8月10日建成了第一集团军，实现了他的全部计划工作的宏伟目标。史迪威所在的第四军就是第一集团军的组成部分。这个集团军的总兵力是五十万人(包括法国的一个军)，是迄今集结在美国国旗下的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它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美国参谋人员计划的第一次重大战斗。一大部分计划工作是第一集团军主管作战部的助理参谋长乔冶·马歇尔中校完成的，这个人在史迪威以后的生涯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将要攻占的这个突出地带是底线三十五英里，边线各二十五英里的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突出地带自1914年以来就加强了防御，设有数道防线，其中有铁丝网、混凝土地堡、地下掩体、山腰坑道、窄轨铁路和精心选择的野战炮和机枪的交叉火力点。为了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美国人企图在夜间把十四个师连同军需品秘密地集中起来，但是保密措施很不严密，巴黎街头很快就在议论这次调动了。史迪威记录道：“为防止泄露这个重大情况而不断努力工作。在这里是重大机密，而在纳夫夏托连理发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德国兵的飞机上只有瞎子才看不到我军的奔忙和战备工作。卡车往来飞驰，行军队伍、火车、汽车、摩托车等等。”他日夜不停地忙碌，到各个观察所看地形或者乘气球登高远望。

　　 到各个师去办事使他犯了“想当兵的思乡病”。他在“狗娘养的骑兵俱乐部管事”的军部里找不到情投意合的同伴，这种思乡病就更加严重。与法国军队一个食堂里的愉快气氛和在朗格勒同朋友相处的乐趣和欢闹相反，他在第四军的食堂里感到厌倦和烦恼。“与老B一起吃饭真是受罪。讨厌得要死，可是又一顿接一顿没完没了。”每逢他请来客吃饭之后，他的蔑视言论就特别激烈，好象由于缺乏有趣味的交谈而感到羞愧一样，这时他就在日记中大发牢骚，提到“气氛沉闷”、“无聊之辈”、“G－D言谈庸俗讨厌，话不投机，吃饭的是一群王八蛋”。史迪威从来不宽恕令人讨厌的家伙，见到笨蛋、势利小人、摆架子的小人物或者他认为是这种货的人就会立即发火。

　　 开战前一天，9月11日，他晋升为中校。连绵的秋雨加剧了对美军的这场考验前夕的紧张气氛。史迪威通宵未眠，完成了最后的零碎工作。第四军以前从来没有以一个军的建制打过仗，但是这个军有两个师在美国远征军中是建立最早和最英勇善战的，即第一师和第四十二师(“彩虹”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第四十二师参谋长。部署在其右翼的是亨特·莱格特将军指挥的第一军。

　　 炮兵在夜色的掩护下拉开了战幕。“凌晨一点钟开炮，圣米耶尔第一次遭到这样猛烈的炮火的轰击。从一点钟直到五点钟，天空中闪光不断……我军冒着烟尘和雨水进入了出击战壕。他们在五点钟发起冲锋以后便连续不断地传来电话和电报。全线都在稳步而迅速地推进……一切都很顺利。指挥人员干得不错……第一师和四十二师不出所料，打得很漂亮。八十九师打得实在不好，也许是上了当。”他下到八十九师指挥所去看看出了什么事，结果发现“情况一团糟——无报告”。而在第一师指挥所，看到的是“一伙显得很能干的人……伤员躺在指挥所外面，榴弹炮在猛烈地射击，坦克和步兵冒着榴霰弹有条不紊地攻了上去，德国丘八撤退了，炮火延伸了……一名法国军士热烈欢呼：‘打得好！打得好！”史迪威从一群俘虏中押解几名军官回到战俘营审问，然后又出去调查据报告正在轰击图尔的炮弹的直径。“我们的飞机今天夺得了制空权，沃埃夫勒的城镇都着了火。第一天的目标都达到了，正在攻向第二天的目标……发了火，训斥了地形科，事后又感到惭愧了……第一军和第四军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了不起的一天。”第四军事实上遇到了比第一军更顽强的抵抗，但是在第一天的中午就达到了所有的目的。

　　 史迪威紧随进攻部队之后穿过烧毁的坦克和卡车、翻倒的炮架、难民队伍、死掉的马匹等战争痕迹去检查敌人的炮兵阵地，然后连续两夜未眠赶写战斗总结报告。当军官们聚会听取对战斗的意见时，热情普遍很高。由于铲除了德军最早占据的、防御最坚固的最后一个突出地带，联军的士气大大提高了，即使圣米耶尔的敌人(如莱格特将军所说)并不是“处于最佳或较佳状态的”。德军的主要部队是第二流的换防兵，在人数上不及美军，士气低落。虽然美军在计划和执行方面未达到原先的期望，这次战斗却取得了决定性的效果，这就是向德国人显示一个美国集团军投入了战场，这表明德军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德军原希望顶住疲惫不堪的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使战斗陷入僵持局面，以便至少实现他们满意的和平。现在这种希望在这支生力军面前已化为泡影。从这时开始，气急败坏的德国人的目的便是力争撤退到可赖以进行谈判而避免投降的阵地。

　　 除了情报处的工作以外，史迪威在这次战斗中还由于被称为施梅尔凯斯事件的一时灵感而出了名。在战斗初期阶段战报较少，第一军情报处长谢尔曼·迈尔斯上校每小时给史迪威打一次电话，向他了解任何特别情况的新闻。有一天史迪威被激怒了，突然回答说：“对，德国氯气专家、大名鼎鼎的奥托·施米尔克泽(Otto Schmierkaase)被我们抓住了。”电话线另一端传来了十分激动的声音：“把他名字的字母拼给我听听。把氯气这个字的字母拼给我听。”史迪威没有料到信口用德文软干酪这个词编造的一个德国人名字竟然这样成功，因而被自己的这个发明难住了。他只得煞有介事地加了一些细节。迈尔斯上校居然信以为真，宣布他即将派防毒军官去见这个俘虏，并在这个骗局真相大白之前一直儍等结果。当这位防毒军官抵达时，有关人员向他说明，施米尔克泽博士已被押送到第一集团军情报部去审问。此后不得不在任何可能的讯问人到来之前推托说这个俘虏干什么去了，因此很难找他面谈。有关史迪威这个骗局的消息传遍了各军部和师部，使迈尔斯上校变成了人们的笑料，迈尔斯当然十分恼怒。路透社记者在巴黎、伦敦和纽约的报纸上报道了有关施梅尔凯斯(现在是用这个写法)的消息，使之成了历史。报道说：“据圣米耶尔前线消息，德国一位著名毒气专家被美国军队俘虏。他是在准备毒气投射器时被抓住的。”史迪威给他妻子写信说：“关于奥托的事是我编造出来的，我越来越为此感到自豪……现在美国远征军每个人都知道奥托了。”

　　 9月底，联军以美军进攻默兹－阿尔贡地段为开端，发起了全线反攻。尽管不断发生战术上的失误，以致有七位将军被撤职，但是美军的猛烈攻势仍然使鲁登道夫企图有条不紊地撤退到德国边境并在那里站稳脚跟的希望破灭了。据史迪威记载，10月5日传来了“特大新闻”，德国人向威尔逊总统要求停战了。威尔逊拒绝了这一要求，理由是只有联军总司令有权准许停战。在其后的一个月里，德军继续战斗，不断加强炮火，同时千方百计地夺取有利阵地，直到无计可施才罢休。于是他们派出特使向福煦要求停战。在战争进入第五年11月的一个冬天的早晨，西部战线终于平静下来。

　　 第四军被派到德国科布伦茨地区执行占领任务，军部设在摩泽尔河畔的科赫姆市。对许多事物感到厌恶的史迪威对敌人也不例外。部队开进德国时，他形容农韦勒的布格迈斯特是“典型凶恶、残忍、野蛮、暴躁、阴沉的德国军狗崽子。我们起程时他站起来鞠了躬”。

　　 当政治家们云集巴黎开会的时候，史迪威却在科赫姆发怒。一月里他给妻子写信说：“闲坐着，一天到晚闲坐着没事干，希望那位昏愤的蠢才总统不久将对那些赞扬、敬意和其他废话感到厌烦，从而真正开始和谈，使美国军队可以回国。”显赫人物络绎不绝地来访，其中包括威尔士亲王，而且单单把史迪威选派去照料他。幸好他认为这位皇太子举止“文静，不摆架子，有教养，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乔治·马歇尔也来了一次，“谈到了施梅尔凯斯事件，点了发明人的名”，显然并不欣赏这花招。

　　 布赖恩特·韦尔斯将军10月份到第四军任参谋长。经他推荐，史迪威晋升到上校临时军阶，并荣获了优异服务勋章。这是为奖赏非战斗人员新创设的勋章。韦尔斯十分喜欢和钦佩史迪威，说他有“非凡的才干”，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最能干的情报官之一”。他写道：“曾编入这个军的每一个师都异口同声地赞扬了你们的情报处。”

　　 1919年5月7日，历史上比较容易出差错的文件之一凡尔赛条约草拟完毕。在即将签订和约的时候，第四军被遣散了，史迪威的占领任务也随之结束。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1919年令人幻灭的几个月里，他并没有因为和会的壮观场面而感到鼓舞。他对协约国内部的合作情况感到不快。“他们都在设法贬低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成就……争吵和讨价还价……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停战三天之后就在卢森堡问题上做交易的事件……协约国关系中毫无豁达和自然的态度……总是互相注视着，随时企图抓住可乘之机。”他怀着他将发现在美国已经日益浓厚的那种情绪准备回国。正在美国蔓延的这种情绪“完全相信我们想要做的事是留在国内干自己的事．并准备打击妨碍我们的任何人。搞什么国联！”

　　 在和会上最失意的是中国。问题并非和约各项条款本身不公正，而是这些条款与威尔逊总统激起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差距。威尔逊曾许诺能实现公正的和平、民族自决和十四点原则中的其他诸条。这些诺言大大地振奋了世界人民的精神，激起了热心的中国青年和对前途抱有希望的其他国家人民的爱国心，但是一触及严酷的现实，这些诺言就象花儿一样地凋谢了。一个现实是日本同协约国就山东问题达成的秘密协议。此外，虽然日本对作战毫无贡献，但是它是一个不能轻视的、拥有强大的海军的军事强国。中国的唯一现实是它所提出的要求。它提出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提案根本无人理睬；这反而使它更热情地集中注意山东问题。在法律上，中国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自己曾重申愿意把德国的权利转让给日本，以换取日本的贷款。但是在舆论上，它处于有利地位。舆论的依据是自然主权和十四点原则的精神。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爱国心很强的代表(都是美国一些大学的毕业生) [ cdhyy注：其主要成员之一为顾维钧。 ] 充分利用了这种舆论。

　　 由于会议拒绝发表民族平等宣言而恼怒的日本人也把压力全部施加在山东问题上。山东问题成了会议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成了使威尔逊总统非常为难的原因。他自己的原则、他的代表团的建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热烈的请求和传教士们在山东问题上煽动起来的美国舆论的力量，都是极力为中国说话的。而拒绝日本的要求定会使和会破裂，因为协约国已经陷入了日本的圈套，与之利害相连了。由于其他方面的种种争吵而四分五裂的和会已经濒于瓦解。威尔逊把他的政治生命，其实是把他个人的一切，都押在一个宝上：争取同意把国际联盟盟约作为和约的部分内容。他认为国联盟约是治愈一切国际弊病的灵丹妙药。在日本扬言不满足它的要求就要退出从而也会给别的国家的叛离提供借口的情况下，威尔逊看到拯救世界并使他成为不朽人物的整个丰功伟绩即将毁于一旦的前景。因此，他不顾认为日本扬言退出只是恫吓的兰辛国务卿和其他美国代表的建议而作了让步。五强会议在1919年4月3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确认，日本可以取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作为安抚的姿态，日本口头上答应“最后将主权归还”中国。威尔逊也得到了安慰，因为他的理论是，国联一旦成立就可以补偿在创建它的过程中使一些国家蒙受的不幸牺牲。

　　 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关巴黎争端的报道在这之前已经激起了中国公众的义愤。中国年轻一代中的进步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中心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正准备在“国耻日”5月7日组织一次示威游行，以抗议二十一条的签订。当关于山东问题的裁决和安福系政府的亲日派代表接受裁决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学生们于5月4日举行了有三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他们高喊着“打倒卖国贼！”、“还我山东！”、“抵制日货！”的口号上街游行，并袭击了几名傀儡部长的住宅。抗议活动一夜之间就蔓延到上海、南京、汉口和广州。学生们涌上街头，号召抵制日货，各处的商店纷纷关闭。中国人历来是尊敬学生的，所以学生们的举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开创的抵制日货运动被商界和新成立的工会接手继续下去。五四运动发展成了破坏日本在中国的市场的自觉行动，后来持续了一年之久。这个运动是重新振作新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辛亥革命以后的任何运动的影响都要深远。由于无法将之镇压下去，中国政府最后被迫解除了最有关的几位部长的职务，同意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在美国，那个突出在黄海的遥远的半岛的命运成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尽管这场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煽动起来的。由于威尔逊总统把国际联盟变成了和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参议院中的对手不得不设法挫败和约。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揪住山东问题不放，把它作为和约的一条“突出的罪恶”。这派议论闹得满城风雨。参议院和报纸上响彻“阴谋掠夺”、“丑闻”、“无耻”、“可恶”、“不可饶恕”的呼喊声。尤其是西部的参议员顺应他们各个州的反日情绪，利用了这一争端。在西部各州，排斥东洋联盟正在鼓动提出反对外国拥有土地的议案。人们利用山东问题一箭双雕，既打了日本又打了威尔逊。

　　 日本成长为海军强国的事实、它在墨西哥的实际的和人们设想中的活动、它对巴拿马运河可能构成的威胁、对太平洋岛屿的占领、过份迫切涉足西伯利亚的行动，这些构成了一幅到处伸手的贪婪图景，引起了美国的敌对情绪。如果以称霸世界为目的的日本强盛起来，据认为就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这就是参议院十分重视，赫斯特报系拼命大做文章的问题。赫斯特报系宣称，“奸诈狡猾、好战成性的日本”“野蛮地掠夺了”中国，认为美日关系中“含有爆发实际战争的因素”。排斥东洋联盟的发源地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以“美国荣誉的污点”为题每周发表一次演说。但是任何人的义愤也没有达到参议员博拉那样强烈的程度。他谴责山东条款“十分不道德、不公正……我们一想到它就感到厌恶。我们讨厌强迫我们为之辩护”。他在一篇夸张了的激烈演说中对威尔逊和国联发泄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说：“丢脸和堕落……战争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令人厌恶的不公正行为……不是有身份的人应该干的事……震惊了道德心……赤裸裸的可憎的、令人厌恶的……大怪物……真是绝无仅有。”

　　 既然报界和知名人物都这样慷慨激昂地谈论山东问题，甚至谈到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难怪公众认为这个问题是美国的重大利害所在。有几个人——当然他们的声音比不上博拉和其他“势不两立者”那样响亮——认为中国问题完全不值得这样大动感情。《当代舆论报》的主编问道：“在中国还没有自卫的愿望而且对我国利益的影响也没有使得美国必须流血牺牲去保护中国的时候，美国难道应当这样干吗？”这个根本性问题引起的回声将轰鸣数十年之久。

　　 山东问题在美国和中国身上都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标记。这个问题既帮助了美国人反对国联，也使美国人感到对中国犯了罪；使中国人再次焕发了民族主义精神，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精神使日益衰败和萎靡的国民党重新振作起来，最终夺得了政权。

　　 在这场纷乱的斗争期间，史迪威于1919年7月回到美国。当年9月，临时军阶普遍撤销，他也再次降到战前的上尉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