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时刻与和平的时刻·第三十九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万物皆有时，天下万事皆有自己的时刻：
生的时刻，死的时刻……
杀戮的时刻和医治的时刻；破坏的时刻和建设的时刻……
获得的时刻和失掉的时刻；保留的时刻和丢弃的时刻；
破裂的时刻和 弥合的时刻；沉默的时刻和讲话的时刻；
爱的时刻和恨的时刻……
战争的时刻与和平的时刻
[ 注：原书中这首诗放在标题的前面，且不包含最后一句，自认为就是为了点题。 ]
1945年5月6日是第3集团军战斗的最后一天。
现在，德国的失败已经是彻底和不可挽回的了。第三帝国全面崩溃了，它的实力已被摧毁，它的结构已被粉碎。然而，在垂死挣扎中的德国，有一帮德国青年仍然在各处拼命抵抗，就象一个已被打倒的昏头昏脑的拳击师一样。所以，在第3集团军的战区，还要进行一天的战斗，而在西线，由于德军的投降在即，死气沉沉的前线一片寂静。
5月7日，德国最高统帅部(或者最高统帅部的残余)以它全部的陆、海、空军无条件地向盟军投降。投降书于中欧日光节约时间 [ cdhyy注：夏令时？ ] 凌晨一点四十一分在兰斯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作战司令部签字。投降于9日凌晨一时生效。这个消息一传到战场，所有的进攻行动都停了下来。组织防御阵地的工作开始了，以防万一……。
8日，第三集团军也终于与红军建立了联系。在第12军的作战地区阿姆施特滕，同红军建立联系是第11装甲师的最后一项使命。接着，第20军的一些部队，如第65师在施特伦堡附近，第71师在圣彼得，都与俄国人会师了。
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又持续了一天。三个乌克兰集团军正在向西追击德军，9日，第一乌克兰方面军的部队进入布拉格。这时，巴顿对此已无能为力了。第3集团军的使命已告结束。
在西欧281天的作战当中，第3集团军解放或占领了81,522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包括法国47,828平方英里，卢森堡1,010平方英里，比利时156平方英里，德国26,940平方英里，捷克斯洛伐克3,485平方英里，奥地利2,103平方英里。在九个月零八天的大部分的战斗时间里，第3集团军保持了直线距离75到100英里宽的一条战线，1945年4月20日最长，为200英里。它解放或占领了大约一万二千座城镇和村落，其中人口在五万以上的城市27座。
当5月8日最后的一次战役结束时，第3集团军的兵力达到了最高峰。1944年8月1日它的总兵力为92,187人；8月31日为220,169人；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为437,860人。它的伤亡总数为160,692人，其中死27,104人，伤86,267人，失踪18,957人，被俘127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集团军造成敌军官兵的伤亡总数达1,443,888人，其中死47,500人，伤115,700人，俘虏1,280,688人。
巴顿在估价他在取得胜利所起的作用时写道，“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欧洲作战当中，除了没有发布一项占领哈默尔堡的作战命令之外，就我所知，我没有犯过别的错误。在其它方面，对我的作战行动我都感到十分满意。在所有的情况下，几乎是在整个作战中，我都是处于上级指挥部的约束之下。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我可能太急躁了。然而，我并不相信我当时性子太急，我感到如果允许我放手干的话，战争可能会更早的结束，更多的生命会得到拯救”。
在5月8日上午的例会上，巴顿对他的部下讲话，他感谢大家所做的工作。他明确地对他们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指挥一支军队。任何军队要取得成功都要依靠它的部下协调一致的工作，和参战官兵的卓越的战斗能力。”他的声音哽塞了，他在结束他充满感情的讲话时说：
“好吧，正如做礼拜时所说的，‘第二堂课到此结束’。”
上午十一点半，他为战地记者举行了最后一次情况介绍会，在记者当中只有两名记者——《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克罗米和伦敦一家日报的科尼利厄斯·瑞安同第3集团军一起度过了在欧洲战场上的所有时光。会上，国际新闻社的拉里·纽曼问巴顿：“将军，我们为什么不占领布拉格？”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们为什么，”巴顿回答说，他停了一会儿，得意洋洋地望着那些以殷切的目光期待着的听众。“因为”，他继续慢吞吞地说，“我们奉命不要去占领。”
6月10日，他发布了停止战争的第98号总命令。
枪炮声停止了，这对巴顿也许有点感到突然，但是现在喧闹声开始了。这位恰恰在两年半之前还只被少数职业军人和曲棍球爱好者所了解的人，现在却成了一位历史性人物。巴顿很感失望，但是他所受到的欢呼又使他很快振作起来。这位在西西里受到指责，在英国由于无关紧要的口误而受到非难，之后又侥幸没有被撤职的坚韧不拔的老战士，现在成了仅次于艾森豪威尔的最受欢迎的伟大圣战的英雄。难以忍受的折磨已在胜利时得到的辉煌的奖赏中忘却了。在伦敦、波士顿、丹佛和洛杉矶热情欢迎的人群，在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授勋仪式，满含感激热泪的卢森堡人民把他作为一个“解放者”来欢迎，这个称号是巴顿最感满意的。
巴顿凯旋回美，引起了不同人的不同反应，因为巴顿一直到最后都是一位令人迷惑不解的人物。在美国，德怀特·麦克唐纳也许是批评他最尖刻的人，说他“残忍而又神经质，粗鲁而又矫揉造作，凶暴而又没有头脑”。麦克唐纳判断巴顿的根据是，巴顿流传在外的声誉和他访问自己童年时代住过的洛杉矶时在大会上讲话的新闻片镜头。麦克唐纳写道，“头发灰白而身材笔挺，这位赤胆铁心的老头一表人材，讲话时脸上不时挂着热情的微笑，俨然象一位父亲，严厉而又矜持。”
当巴顿被邀请到他的第二故乡波士顿的哈奇纪念堂讲演时，他这个人的复杂形象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他昂首阔步地走上讲台，俨如一位由上帝和裁缝密切合作巧夺天工制造出来的完美无缺的武士，他用高亢宏亮的声音开始了他的演讲，其声有如其人。他的动人的演讲突出地表现了他为人正直的品德，因而听众鸦雀无声，这个演讲既保持了他的英武雄姿，又显得谦逊感人。
他说，“只是哀悼死者是愚蠢和错误的。相反，我们应当为他们曾存在而感谢上帝。”在这座纪念堂里，他的大喊大叫的演说使麦克唐纳大为反感。之后，他在洛杉矾市政厅台阶上的另一次演说，表现了自己的谦逊。他指着胸前的绶带说，“是勇士们赢来了勋章，只不过由我们佩带罢了。”在两处地方他都讲得热泪盈眶。对不久前严酷战斗生活的回忆使他不能自已，无法再继续讲下去了。他坐了下来，在椅子上弯下身来揩着泪水，此情此景与他这个久经沙场锻炼的战士形象很不协调。
但是他仍然以战时的那种紧张势头去发表演讲，显然是为了保持国内战线对日作战的高昂士气。巴顿坚持用激昂的语调，继续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地点，眉飞色舞地大喊大叫地讲话。在圣加夫列尔，在他祖父唐·贝尼托·威尔逊创立的救世主教堂，他带领主日学校学生唱赞美诗。接着，他就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杀气腾腾的讲话，敦促他们加强战备，他的话比乔治·华盛顿在类似情况下发出号召时用的措辞激烈得多了。
由于他的颠狂的言词和激动的感情，他多次受到牧师、知识分子、甚至“星条报”的批评。他们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去解释，他把和平和战备联系起来的真正意思是什么，但不幸的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却又象一个好战分子在号召对另外一个敌人重新开战。
巴顿没有很快地认识到，欧洲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国内的和平思想又抬头了，因此，他今后必须三思而后再发麦讲话，谈论他担心美国仍面临着的危险。6月末，在返回德国之前他在华盛顿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到沃尔特·里德医院去看望负伤的老兵，并打算“澄清”报纸上关于他的煽动性讲话的种种报道。但是他没有能够把重新开始的有关他的争论完全平息下去。他与比尔·莫尔丁的冲突又重见报端。显然，他的为打仗而打仗的嗜好受到了严厉的抨击。不久之后，这位胜利的英雄的形象又变得暗淡起来。
但是，他遭到的种种沉重打击，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偿。看来，巴顿对欢呼的人群、鲜花和游行队伍欣赏备至。然而在他事业的顶峰却存在一点阴影——他与艾森豪威尔的关系有点不正常。
很难确切地说明他们二人互相不满的原因，而进行具体的心理分析也将会使人反感。实际上，这两位伟大战士的关系是随着战争的进程而紧张起来的，直到战争结束时人们仍然感到莫名其妙。
巴顿那些激动而敏感的部下对最高司令部的不满已不时带有怨恨的情绪，时而发脾气，时而进行嘲弄，其中有些是针对艾森豪威尔本人的。说艾克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将军”，这类令人不快的俏皮话最初就来自第3集团军的司令部，并且由于不断地讲来讲去而传播很广，最后不可避免地传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耳朵里。
这种话说明了巴顿部下普遍的情绪，它并不完全是为了向被嘲弄的人表示他们的亲昵。就巴顿来说，他极力想表白自己与这些公然侮辱性的比喻没有关系。但是，艾克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朋友乔治对他这个在米德堡的美好日子里就认识的艾克也有他自己的看法。
艾森豪威尔天生的耐心和容忍，他的开朗性格和诚挚的天性，使他具有宽宏大量的气度。但他对巴顿的宽容几乎达到了要迸裂的程度，甚至比对蒙哥马利更为恼火。在艾森豪威尔的情绪中带有一点怨恨，再加上一点报复心理，他就以自己微妙的方式来回敬巴顿对他的敌意。
艾森豪威尔对巴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偶尔耍的手腕冷冰冰地不予置理，并且对巴顿随后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明显地不予赞赏，这就使巴顿清楚地感觉出这位最高司令官在细小之处所体现出来的敌意是很尖刻的。在凸出地带之战快要结束，他们在巴斯托尼会见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的得意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对巴顿的战绩却只字不提。后来，在占领特里尔之后，巴顿兴奋地打电话向布雷德利报告这一消息，他当时明明听到了艾森豪威尔同布雷德利在一起。可是使巴顿感到非常失望的是，布雷德利向巴顿表示了祝贺，而最高司令官却认为没有必要也对他表示祝贺。
到了1945年3月17日第3集团军突破美因茨－法兰克福－达姆施塔特三角地带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才第一次向巴顿表示祝贺，祝贺他自1944年8月1日以来所取得的显赫战绩。那天早晨艾克到了巴顿的指挥所，要求参加情况介绍会。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作了一次即席讲话，与会者对他的讲话感到吃惊。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他一开始讲到，第3集团军的官兵都是一些饱经征战的老兵，以至于后来感觉不到他们自己的伟大。他鼓励在座的军官和士兵要有“更多的自豪感和自负心”，因为不然的话，人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美国的士兵有多棒。他特别提到加菲将军的第4装甲师，这个师曾被阻挡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附近的纳厄河上，后来才得以渡河并继续南进。艾森豪威尔提到报纸上对加菲作战的一些批评性报道，并且以同样激烈的口吻说，“可是，真该死，他们并没有提到第4装甲师所以被阻挡，是由于这个师的前进速度是空前的。”
然后，艾克转向巴顿，热情地说，他不仅是一位伟大而优秀的将军，而且还是“一位福将”，这两者加在一起是很理想的，因为拿破仑不是宁愿要福运而不要伟大吗？巴顿对这一番赞扬的话感到非常吃惊，所以他把这件事全部记录下来了，他在结束他的记叙时加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评语：“我告诉他，这是我与他共事两年半以来，他给我的第一次赞扬。”
事实证明，这也是仅有的一次赞扬。艾森豪威尔就在令人吃惊地赞扬了巴顿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就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信，笼统地表扬了他的一些指挥官，但是他特别强调了布雷德利和霍奇斯的显赫功劳。关于布雷德利，他写道，“他进行任何作战(不管其设想多么大胆)，从不畏缩，他善于及时捕捉战机，我认为布雷德利是这次战争中我所见到的最伟大的前线指挥官。”这种赞誉似乎是有点过分了，不是在恰如其分地评价功绩，而是以布雷德利来同巴顿作影射对比。
对于霍奇斯，他写道，从二月底起，“他的勇猛的气概、清醒的头脑和指挥作战的能力，比穿越法国的伟大进攻战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法国的作战中，第1集团军承担了美国军队中最艰巨的任务，但是他们经常在敌人强大的抵抗下，卓有成效而迅速地执行了自己的使命。”艾森豪威尔还说道，虽然他无意低估其他指挥官的出色表现，但是他认为他应当把这些事实告诉马歇尔，因为“其他指挥官因这些事实而得到了奖赏，而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布雷德利和霍奇斯”。
然而，在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的这封赞美信中，对巴顿功绩的奇怪的疏漏，却由布雷德利作了充分的补充。1945年6月30日，在为巴顿准备装入“201档案”的工作能力报告时，布雷德利给巴顿写了一个不同寻常而又合情合理的评语：
“生龙活虎，英勇果敢，精力充沛，性格开朗，但有些急躁。具有高水平的领导才能，在战斗中一往无前，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心中有数。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在我所认识的十位同级将军中，我把巴顿列为军事指挥官的首位。他总是乐于并且全力支持上级的计划，而不管他自己对这些计划的看法如何。”
4月19日，巴顿在给他的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热爱战争、工作和振奋人心的事。和平对我来说，将是一座地狱。”
当战争在欧洲结束的时候，他开始感到无所事事的极度苦闷。他极力争取被派往远东去。他利用阿诺德将军到他在德国的司令部拜访的机会，请这位空军司令在马歇尔面前替他说情；然后他又直接写信给参谋总长，请求尽快调动他的工作，他说，“哪怕是指挥一个师”，也“心甘情愿”。
在欧洲战场胜利日的那天，巴顿在最后的一次例会上向他的部下保证说，第3集团军很快“将去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他满怀信心地认为，他将被批准在对日战争中再多“领几天军饷”，所以他在最后一次会见记者时告诉他们说，“第3集团军就要向太平洋进发。”
但是到5月20日，在欧洲战场胜利日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巴顿的希望破灭了。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士兵们战斗的愿望正在消失，除非让那些士兵们很快投入战斗，否则他们就不会有多大用处了”。在涉及他本人时，他又说，“除非道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看我未必能到中国去。”
巴顿比我们大多数人有更多的理由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对日战争会突然结束。四月份，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就曾告诉他，美国正在制造一种威力巨大的原子弹，预料不需打进日本本土，它就能迫使日本屈膝投降。大约在同一时间，他宴请了一批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是前来被占领的德国搜集情报，以证实纳粹德国在军事上应用核裂变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巴顿高兴地获悉，他们发现德国在这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英国。但是，他又感到很沮丧，因为仅仅一颗超级炸弹就可以使他这样一个军事指挥官无用武之地。巴顿在内心深处开始反对这样一种可能的前景。
在5月的一段短暂时间里，巴顿似乎有重返战争的机会，虽然规模是比较小的。16日，当巴顿去纳兹福德一带旧地重游途经伦敦的时候，他在克拉里奇斯饭店被叫去接一个紧急电话，电话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作战部的布尔将军打来的，命令巴顿到兰斯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报到。
他奉命于当天下午5点30分返回法国，与艾森豪威尔私下密谈，艾森豪威尔向他介绍了刚刚出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需要巴顿去解决。克罗地亚的老布尔什维克约瑟普·布罗兹，他以铁托元帅的名义作为南斯拉夫的统治者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正在觊觎着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的一部分领土，特别是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港口和威尼斯－朱利亚地区。杜鲁门总统决心让铁托守点本分，指示马歇尔将军安排一支美国军队在意大利北部显示一下力量，马歇尔就指示艾森豪威尔派巴顿去执行这一使命。
以后的两天，全都用来准备这一示威的行动，要把第7集团军第15军调归巴顿指挥。计划预计在恩斯河上采取虚张声势的行动，如果铁托有反应，就越过恩斯河。但是，这项任务突然被取消了，就象1944年1月让巴顿在安齐奥建立滩头阵地的任务被突然取消了一样，这显然是为了同样的原因。根据第3集团军司令部传出来的消息说，驻意大利的盟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又一次成功地阻止了巴顿挤进被克拉克认为是他自己独占的势力范围。
后来，到巴顿回美国旅行期间，他调往太平洋去的最后一线希望已完全破灭。6月13日他去白宫拜会了杜鲁门总统，然后又去五角大楼同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将军会晤。他们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他调到太平洋去的事已经告吹。
这个问题很快引起了猜测；当史汀生部长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排除了所有关于巴顿未来任职的问题时，更增添了一点神秘的气氛。有谣传说，史汀生和马歇尔同意巴顿的调动，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强烈反对。后来，麦克阿瑟否认他曾反对把巴顿调往他的战区，但是在对日战争仍然处在相当艰难的时期还把巴顿留在欧洲，对这样的决定从未作过解释。
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马歇尔拒绝了巴顿的愿望，但不会是因为原子时代的黎明在即，也不是因为相信对日战争即将结束。第一颗原子弹于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引爆。在此之前，连参与这项绝密工作的人也不知道它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是7月30日在波茨坦作出的，当时日本看来拒绝了盟国7月26日提出的停止抵抗的最后通牒。
巴顿在华盛顿停留期间，马歇尔将军仍然坚信太平洋战争还要持续一年或许更长一点时间。在他同巴顿会见的那一天，美军正在吕宋岛和冲绳岛作战。马歇尔正在忙着制定“长期的太平洋战争”计划。虽然他已经拟定了准备在“1945年对日本本州和九州发起攻击”的计划，但是这有赖于从欧洲调动兵力的速度，他预计从欧洲调兵至少需要四至六个月。
直到6月4日作战处还认为，“我们的军事进展达到什么程度才能使日本承认失败，这一点还不可预料。”他们设想，“大概需要苏联参战，再加上我们在日本本土上的登陆或者威胁即将登陆，才能使日本相信他们的处境是绝望的。”马歇尔将军完全同意这种设想。
甚至到了7月24日，原子弹试验成功八天之后，马歇尔的整个战略思想仍然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和与此直接有关的军事行动是对日战争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但是，在这些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中显然没有巴顿的份。
巴顿的华盛顿之行结果是失望的。与此同时，战争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巴顿又一次碰到了胜利者的一些烦恼问题。他还未弄清怎么同事，就又回到他最不适应的职位上来了。如象两年半前在摩洛哥一样，他又是一位美国行政长官了。但是这次是在德国！他所面临的问题的错综复杂，远远超过他在卡萨布兰卡所遇到的任何问题。
可是，归根结底，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两点。一点是同俄国人打交道，另一点是随时都碰到纳粹主义遗留下来的一些伤脑筋的问题。
铁托的突然活动，使得战后欧洲孕育着的危机十分尖锐。巴顿在5月18日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南斯拉夫采取行动的几点根本因素：“问题并不完全在于铁托本身，而在于铁托是不是俄国人的走卒，如果是的话，他是否被利用来作为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工具把我们引向南方，以便俄国人可以在德国的中部重新发起攻势；或者俄国人实际上是在支持铁托，企图取得亚得利亚海北端的一个或几个港口。”
这是巴顿最后担忧俄国人问题的开始。1943年12月在开罗见到弗拉季斯劳·安德斯将军以前，他对于所谓“俄国问题”只有淡薄的兴趣，到这时他才对这个问题感到恼火。安德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亡的第二波兰军的指挥官，年青时代，他是沙皇军队中一个俄罗斯师的参谋军官，在那里，他有充分的机会直接观察俄国人。他是一位热情而有见识的爱国者，他不喜欢俄国人，尤其不喜欢苏联。在开罗，他告诉巴顿，“俄国人曾经杀害了数千名波兰军官。”这是巴顿第一次听到后来成为所谓卡廷大屠杀的棘手事件。
安德斯对巴顿说，“如果我命令我的两个师的军队在俄国人和德国人之间行军的话，我会向两个方向同时开火。”
此后，许多人使巴顿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这些人对于同斯大林的非神圣同盟不抱任何幻想，巴顿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预料这种同盟迟早会在我们面前垮台。巴顿的最可靠的情报是从美国驻苏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那里得来的，1944年感恩节前夕，哈里曼来南希看望巴顿。
巴顿把哈里曼带到了约翰·伍德将军的指挥所里，这个指挥所离前沿阵地非常近，几乎就在前线。身经百战的伍德在双方争夺的泥泞的村庄里搭起了帐篷，帐篷已被阴冷的秋雨淋透。巴顿写道，“我带哈里曼到第4装甲师去，让他看看，同泥泞搏斗的不仅仅是俄国人。”
哈里曼最有资格向巴顿介绍关于爆炸性的苏联问题的最新情况。也许他比罗斯福政府中的任何高级官员都更早地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民主国家的冲突，虽然在这一段时期内冲突暂时停止，但一旦战火平息下来，这一冲突将会空前激烈地爆发出来。他告诉巴顿，斯大林对第3集团军给了最高的赞扬，他当着红军参谋长的面说，“象第3集团军横跨法国的进军，对红军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且肯定是做不到的。”
但是他同时警告巴顿(巴顿并没有因为上述赞扬而飘飘然)，斯大林是“一个强硬而残忍的革命家，因而他对未来世界的状况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他把红军的纪律说成是“他所见到过的最严格、最无情的纪律”，并且把红军的军官看成是“新贵族”。
巴顿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共产主义的奇怪产物。”
后来，一位波兰的高级牧师和一位法国派驻第3集团军高级联络官菲利普·德福斯维尔少校，使他对苏联的厌恶和担忧更加增强了。这两个人向他介绍了大量有关苏联在波兰实行新统治的第一手材料。巴顿写道，“看来简直是糟透了。”
他以其好战的天性认为，这个问题只有靠武力才能解决。在他看来，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根苗。据所能查到的材料来看，他第一次公开表达这一观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日历中最重要的日子——1945年的“五一”节。
巴顿听说，在名叫穆兹堡的一个德国战俘营中为他保留了一件珍贵的礼物。在盟军的俘虏中有一位艾尔·斯蒂勒少校是他的老朋友和副官，此人是向哈默尔堡倒霉的出击时被俘的。巴顿赶到穆兹堡，找到了斯蒂勒，并亲自把他释放出来。
战俘营关押了大约三万名盟军俘虏，其中包括一大批红军，他们是“囚徒”之中的贱民。他们穿着褴褛的军装，看起来是一群意气消沉的乌合之众。在巴顿与斯蒂勒谈话和向其他自发向他欢呼的盟军战俘打招呼的时候，这些俄国人聚集在大门附近，看来是在准备办理出狱的手续。
目睹这一场而的科德曼写道，“当时，出现了一幅令人注目的情景。一位高级俄国军官吹着哨子，喊叫着严厉的口令，这些俄国人排成纵队，快速而又整齐地跑步走出了敞开的大门。他们举止端正，行动准确，耐力持久，纪律严明。不知怎么一来，胡须不再乱糟糟的了，短而硬的胡茬显示出充沛的精力，褪色的军装出现了军礼服的线条。”
巴顿丢开了一切，看着这一不寻常的场面。他登上了一个木箱，以便更好地观察这些俄国人。他们在踏上返回家园的漫长旅途时，正如科德虽所写的，“又奇迹般地变成一支久经锻炼的军队，”“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兵。”巴顿带着钦佩的目光回过头来对科德曼说，“这就是俄国的步兵呵！”他停了一会儿，头脑中出现的另一个想法似乎使他的目光暗淡下来，他严肃地说，“但这是可以做到的，这肯定也正是我们所必须做的。”
象巴顿的大多数思想倾向一样，他对“俄国问题”的态度也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纯属个人方面的，带有他的易冲动的气质所产生的所有偏见；另一个是超然的，严格属于职业性的。就其个人来说，他就是不喜欢那种使人莫名其妙的机器人似的“新式”俄国人，也就是陆军情报局里的人类学者所谓的“苏维埃人”。这种思想感情是不近情理和武断的，也许只是因为他对苏联人没有足够的了解，从而不能做出正确或公正的评价。巴顿不论何时听到苏联代表来访，都指示科克上校为苏联代表准备一份精心窜改过的地图，并且告诉加菲或盖伊将军尽可能少给他们看，尽量伪装得巧妙一些。接着他便离开司令部，呆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直到来访结束。
少数他不能避而不见的红军军官，也没有改变他的成见。他们给他的印象是一些阴郁的，沉默寡言的，相当粗野无礼的家伙，他们的疑心和对人的不信任就象臭汗一样从他们的毛孔中渗透出来。从他本人的上层社会的角度来看，巴顿认为这些呆头呆脑的红军高级军官都是一些不懂礼貌的，象福斯泰夫 [ 注：福斯泰夫是莎士比亚剧中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 ] 一样肥胖的土包子。
战争停止后不久，当巴顿在柏林的一次联合阅兵式中第一次同俄国人正式见面的时候，他表现得极为幼稚。只是由于一位苏联将军意外善意的诙谐的言语，才在紧张的时刻避免了一场虽然很小但却令人尴尬的国际事件。在这次阅兵式中，对苏联同行来说，巴顿显然是一位著名的人物。整个阅兵过程中，他们不时地把眼光集中到他的身上，并且向他投来一些令人难堪的微笑。而巴顿对他们就象对待最下贱的畜生一样，紧紧地皱着眉头。尽管巴顿表现了这样一种不友好的姿态，一位俄国将军还是派了一名翻译到巴顿这里，邀请他在阅兵之后去饮酒。
“告诉那个俄国狗崽子，”巴顿吼叫着回答，“根据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我把他们当成敌人，我宁愿砍掉自己的脑袋，也不同我的敌人去喝酒。”
那位翻译吓得面无人色，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不能把这样的话告诉那位将军。”
但是巴顿命令他，要把他的话一字一句地翻译出来，那位翻译勉强照办了。那个俄国人听了哈哈大笑，并且又说了一些话，翻译告诉巴顿，“将军说，他对你的看法恰好同你对他的看法一样，先生。他问道，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同他一起饮酒呢？”最后他们还是一同去喝酒了。
有一次，一位俄国将军来访之后，巴顿评论说，不可否认，布尔什维克提高了俄国人民的水准，把俄国人从普通的士兵和一般的工人提高到了军士和工头的水平。这就是他所乐意给的最高的评价。他不能想象，他同红军中的同行们会友好起来——那些魁梧的红军元帅们宽阔的胸前挂满了勋章，就象经过四个小时的表演之后得了奖的斗牛身上披着缎带一样——原因只不过是因为他认为他们不是他那种类型的绅士。 在9月7日盟军联合举行的庆祝对日战争胜利的阅兵式上，巴顿会见了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他身穿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多么象滑稽剧里的人物。他身材矮小，胖胖的，长着象猴子一样的尖下巴，但是有一双好看的蓝眼睛。”他在第4俄罗斯近卫军司令部接受一级库图佐大勋章的仪式上会见了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费多尔·托尔布欣元帅，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极其无能之辈，整个授勋期间他都汗流浃背。”这就是他的全部看法。
巴顿还讲了他对俄国人的总印象：“这些军官们，很少有例外，从外貌看来象一些刚刚开化的蒙古匪徒。”
他对“苏维埃人”的蔑视，使他对整个苏维埃制度带上了有色眼镜。这个态度的形成是没有什么理性和哲学的根据。他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含义是否非常了解或者真正关心，是很值得怀疑的。假如共产主义制度能造出比现在这些乖僻的、多疑的和嗜酒成性的“苏维埃人”更好、更高尚、更有教养、更加老练和友好的人，说不定他很可能会赞同这种制度。
巴顿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并不是一般的偏执狂类型。他不同于麦考利那种虚伪的清教徒，他不喜欢扣上“俄国熊”罪名的做法(或者是扣“赤色分子”的帽子)，因为这种做法不仅给熊造成痛苦，而且让旁观者幸灾乐祸。人们可能以为巴顿会赞扬布尔什维克，因为至少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战士。不！他赏识俄国步兵象木偶兵一样的精确，钦佩红军士兵在大敌当前那种视死如归和从容不迫的精神，但是他看不出库图佐夫的驯服的农民兵朝着拿破仑的掷弹兵前进和斯大林的一群群呆头呆脑的士兵向纳粹的枪口冲去有多大的区别。
巴顿是从军事方面去应付“俄国问题”的。在他以后的生活中，这个问题还引起了他对地缘政治的兴趣。10月13日，在巴特瑙海姆他最后的已经缩编的司令部的安静环境里，他研究了苏联在世界上新的态势的影响，并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从后来多年观察的结果，具有卓越的预见性。
11月17日，巴顿整天思考研究这个问题。这一天他写出了一篇长长的论文，最后总结了在他脑海中翻腾的观点，他写道：
“看来俄国人在朝鲜、满洲和蒙古都很可能有其势力范围。目前，在许多国家中……存在一些所谓民主体制的政府，但它们实际上是处于俄国人的控制之下。完全可以肯定，俄国人不会允许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之下的国家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大规模的经济关系，因为不然的话，就可能有过多的外国人去看铁幕后面的情况，看到这些共产主义国家里的真实情况……。
“布尔什维克征服西欧半数国家的结果之一，就是把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降到了很低的俄国水准。此外，他们还禁止美国和英国在他们以前大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上出售产品。鉴于世界金融的安排是建立在向世界所有国家出售产品和在各国之间进行产品交易的基础之上的，取消了三分之一国家的市场，必定会打乱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并因此使大批人失业，其结果是使这些人成为乐于接受共产主义毒害的牺牲品。”
十分奇怪的是，巴顿这些关于苏联扩张的经济观点，竟与以尤金·瓦尔加院士为首的一批有影响的苏联经济学家们的期望相吻合。这些经济学家也期望在西方民主国家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作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似是而非的成果之一。对自由世界来说，幸运的是，美国明智地预见到发生这样一种危机的可能性，采取了象马歇尔计划这样一些机动灵活而强有力的相应措施，粉碎了瓦尔加一伙人的期望，同时也推翻了巴顿忧心忡忡的预测。
巴顿压抑在心头的忧虑，以及他对美国官方对苏联明显的宽容政策的恼怒，终于在一次同约瑟夫·麦克纳尼将军的奇特电话谈话里爆发出来。麦克纳尼是他的老朋友，他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而来德国工作的，艾克不在时，他就代理战区司令。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当时设在法兰克福附近赫希斯特的大型法本公司建筑物中。司令部里仍然保持着盟国之间合作的精神。苏联人抱怨说，在巴顿的美国军管政府管辖下的地段内的几支德国部队遣散和拘禁工作太迟缓了。当麦克纳尼向巴顿转告这一抱怨时，巴顿完全失去了控制，再也抑制不住他对美国的对苏政策的不满。
“他妈的，”巴顿发作了，“你为什么要管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怎么想法？我们早晚总要跟他们打仗的；就在下一代的时间里。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趁我们的军队比较完整的时候，把这些该死的俄国佬在三个月之内赶回俄国去呢？如果把我们掌握的德国军队武装起来，并且让他们同我们一起打，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自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干这件事的；他们恨透了这些杂种。”
巴顿又在胡言乱语了。他的话中提到那些’德国军队”，这是严重的失言，它使麦克纳尼感到震惊。
“住嘴，乔治，你这傻瓜！”他对巴顿说。“这个电话线可能有人窃听，你这样讲会引起同那些俄国人打起仗来！”
但是巴顿不肯住嘴。他说，“我就是希望以某种办法使这场战争打起来，这是我们现在的上策。如果你那么胆小怕事并且担心自己地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必介入这件事，就让我在下面干吧。我可以在十天之内制造出许多事件，足以使我们同这些狗崽子们打起来，并且让人看起来完全是他们的责任，以致使人们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进攻他们，把他们赶出去。”
麦克纳尼感觉受到了侮辱，挂上了电话。打电话时，哈金斯上校就在巴顿的办公室里(他后来对塞姆斯将军讲过此事)。对麦克纳尼显露的不满，巴顿转过身来得意洋洋地对哈金斯说，“我真的相信，我们就要跟俄国人打仗，如果我们美国现在不打这一仗，几年后再打的话，俄国人就会做好准备，那时我们再揍他们可就麻烦了。”他最后谈到的问题在他全部思想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他说，“我们将需要这些德国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亏待那些我们将来非常需要的人们。”
当然，巴顿并不知道，他的这次荒诞、轻率和政治上幼稚的谈话是他的事业结束的开始。这次谈话使麦克纳尼相信，巴顿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他确实不适宜管理这些战败的德国人，不管怎样，在德国，纳粹主义还没有肃清。巴顿迟早要蒙受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耻辱，他将把这个耻辱的创伤带进坟墓中去。
他对俄国人的相当偏激的观点以及他认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同俄国人打仗是不可避免的信念，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和平哲学和对战后世界的想法形成了尖锐的对照。艾克已经同朱可夫元帅建立了友谊和了解，而巴顿却觉得这位元帅活象一个猴子。此外，艾森豪威尔坚定地信守在波茨坦所达成的各项协议的文字和精神，这些协议的目的不在于对德国人实施惩罚，而在于确保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将不再崛起而构成对世界的威胁。
艾森豪威尔自己的参谋人员和高级助手被苏联变本加厉地违反上述协议所激怒，因而敦促他不要把美国的军队从易北河撤退到波茨坦协议划归美国的地区。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写道，“他们的论点是，如果我们在易北河保持我们的军队，俄国人就较有可能同意我们的一些建议，特别是同意合理地划分奥地利。依我看来，这样的态度是站不住脚的。我深信，而且陆军部也一贯支持我的这种看法，即：如果我们第一次同俄国人直接打交道时就拒绝执行关系到我国政府信誉的安排，那么这种交往一开始就会破坏整个合作的意向。”
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的外交和他的和解做法将与巴顿的拒不妥协和急躁情绪发生冲突。冲突的悲惨结局已经为期不远了。
巴顿的眼睛一直盯着要与苏联摊牌，于是他不仅开始使俄国人恼火，而且也激怒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他使驻德国的美国军管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都感到震惊，这些官员并不象巴顿那样准备忘记不久的过去和原谅德国人的卑鄙行为以及纳粹的罪行。自第3集团军在南部的战事结束之后，巴顿就被任命为巴伐利亚的军事长官，某些巴伐利亚以外的地区也在他的临时管辖之下，包括他比红军先解放一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区。
在那些日子里，罗伯特·墨菲曾经单独同巴顿谈过两次话，他们讨论了巴顿将军的微妙的职务问题。墨菲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曾经领导过美国的秘密活动，反对在北非的维希政府分子，现在是艾森豪威尔的外交顾问。每次谈话巴顿都直率地问墨菲是否认为他已经打完了最后一仗。墨菲后来写道，“他的眼中闪着光彩地问道，是否有什么机会到莫斯科去，他说他可以在三十天内到达莫斯科，而不要坐等俄国人来袭击美国，到那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军队已裁减到只剩下两个师了。”
特别是鉴于有了摩洛哥的经验，又让巴顿担任美国占领区的驻节长官一职，也许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不具备承担这一任务所需要的那种敏感，并且很容易按照自己心血来潮的暴躁思想干出一些蠢事来。不论从他的经历或训练素质，也不论从他的人生哲学或气质来看，他都不是承担复兴德国这一微妙职务的适当人选，德国的这一部分是纳粹主义根深蒂固的老巢，希特勒政权的臭气仍然在毒化着那里的空气。
但是，在他指挥作战中或在他以前对德国人的态度中，都没有迹象表明他会发生如此急剧的心理转变。在整个战争中，德军对他来说，就是丘八、蛮子或匪兵。他会很容易地激动起来，常常是声泪俱下地宣称要对德国这个如此可恶的敌人给予他所准备好的一切严酷的惩罚。
战争中的自然敌意所产生的这种反感，在第3集团军占领了戈塔附近的奥赫德鲁夫集中营后，似乎又加深了，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恨。巴顿亲眼目睹了纳粹党徒们令人发指的卑鄙行径的罪证。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这些恐怖的营房中看到那些铺着瓷砖的毒气室时，也不禁感到毛骨悚然。在奉艾克之命前往参观这一情景以便对纳粹兽行取得第一手感性资料的将军们，也无不有着同样的感觉。但是没有人比巴顿所受到的震动更大了。
巴顿第一次参观奥赫德鲁夫集中营刚刚返回指挥所，就把罗斯维奇军士找来，向他口授了一份很长的关于集中营见闻的备忘录。罗斯维奇仍然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可怕的景象是如何紧紧地扣住了巴顿的心弦。
4月12日，巴顿口述道，“科德曼上校和我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布雷德利将军和韦兰将军等一行人从第20军的司令部驱车前往奥赫德鲁夫，参观一所被附近的军火工厂雇用从事苦役劳动的战俘营。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之一。
“一位从前的囚犯充当了我们的向导。他首先给我们看了为绞死逃跑者使用的绞刑架。绞索是用一根钢琴上的琴弦做成的，受绞刑的人向下垂吊到不致勒断脖子的程度，只是用琴弦使其窒息而死。据说，1944年7月企图暗杀希特勒的将军们就是用这同样的方式被绞死的。
“绞索调整到下垂大约两英尺之后，被吊人的脚趾刚好触到地面，这样可以使死亡慢慢降临。绞刑犯脚下的木墩由下批上绞刑架的两名囚犯踢开。
“接着，我们看到一张鞭笞桌，桌子的高度刚好到人的腹部。被鞭打人双脚被捆绑在一种类似足枷的刑具上，然后将他的双手拖过桌面，用一根直径大约一英寸半的木棍抽打臀部和背部。这位向导声称，他就挨过二十五棍子。此人保养得如此之好，以致使我以为他可能就当过行刑者。
“就在鞭笞不远的地方，有一堆大约40具几乎裸体的尸首，他们全都是在近距离内被枪弹击穿头部毙命的，地面上覆盖着已经干了的血迹。这些人都是因为精力耗尽不能再服劳役而被用这种“人道”的方式处死的。离此不远的一个小棚里，堆着一堆大约40具一丝不挂的尸体，这些尸体都被撒上了少量的石灰，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销尸灭迹，而是为了消除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这个小棚里的尸体一旦堆满(我估计它能容纳200具尸体)，尸体便被运到距集中营一英里处的一个大坑中埋掉。据同狱者说，自从1月1日以来已有3000人就这样被埋掉，他们或是被枪弹击中头部而死，或是活活饿死。
“当我军开始逼近时，德国人认为最好还是把他们的罪证销毁。因此，他们让一些俘虏把尸体挖出来，放在用60厘米铁轨做成的巨大的方格架子上，下面用砖铺成底座，他们在尸体上浇上沥青油，然后在下面用松木和煤炭焚烧。这种办法并不十分成功，因为在架子的上下有一大堆人的骨头、头盖骨和烧焦了的躯体，尸体的数量一定有几百具。
“沃克和米德尔顿将军非常明智地决定让尽可能多的士兵来参观这一现场。我相信这将教育我们的士兵对德国人要提高警惕。”
但是很快巴顿就愿意掩饰过去，并且对所有的德国人(纳粹分子、反纳粹分子、还有其他人)都根据他们在反苏战争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来进行评价。也许是由于他的新工作和新职责过于安稳平静，因而使得这位暴躁好动的人在他的沉重职务面前显得如此烦躁不安，莽撞而不负责任。8月10日他表达了对他战后职业的感觉，他发现使自己闲散一下是多么困难。他无处消耗自己旺盛的干劲和充沛的精力。
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剩下要做的事就是到处闲坐一会儿，坐等殡仪馆的人到来和死后不朽的声望。所幸的是，我还不得不忙于消灭纳粹主义和处理巴伐利亚的政府事务以及恢复德国人民的工业，使他们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自力更生。”
那时，德国人已不再是德国蛮子了。巴顿已经开始把他们当作未来联合讨伐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了。
由于他的怪诞和倔强的内在矛盾，所以他在德国的行为极不协调。例如，7月28日，他耀武扬威地到他所管辖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一部分去巡视，受到群众的热烈欢呼。在苏希采，被他从德国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感激不尽的市民们带着礼物来欢迎他，而巴顿则以他的奔放的激情予以回报，他热烈地亲吻一个小姑娘，似乎象征着他拥抱了全体市民。在他旅途结束的时候，他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奖赏——白狮和战争十字勋章。然而，过了没有几天，由于他下令迁走大约1500名纳粹德国强加给捷克人民的波兰法西斯分子，保护他们免遭布拉格政府准备给予的惩罚，因而激起了捷克人的愤怒。
到了9月份，巴顿的日子已十分难过。他雇用了一个德国人，而这个人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他是德国党卫队的，为此巴顿受到了公开的批评。他还由于一篇被认为是他发表的声明而受到责难。他在声明中对清除一批在历史上有纳粹主义污点的巴伐利亚银行家和企业家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这些银行家和企业家中许多人是奴役劳动的雇佣者，仅仅在五个月前，巴顿还用感人肺腑的语言描述过囚禁这些被奴役者的死亡营的惨状。
开始他整天忧虑苏联的威胁。类似的忧虑后来把詹姆斯·福雷斯特尔逼得自杀。 [ 注：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V．Forrestal)，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海军部长，持反共反苏立场，1949年自杀。 ] 现在巴顿对德国的一切事情都以苏联威胁作为出发点来衡量。在一次访问柏林之后，他写信给巴顿夫人说，这座被破坏的城市的景象使他感到伤心，他写道，“我们毁灭了一个本来是优秀的民族，我们将以蒙古蛮子来取代他们，在整个欧洲换上共产主义。”
德国人很快就意识到，乔治·巴顿将军是他们的朋友。在巴伐利亚，巴顿所到之处都受到德国人的欢呼。他们从窗口抛出鲜花，高呼：“他是我们的救星。他从俄国强盗手中把我们拯救了出来。”
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以致使艾森豪威尔将军不得不接连两次警告巴顿。第一次是在8月27日召开的讨论德国管制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另一次是在9月12日的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中。在这封信中，艾森豪威尔要求巴顿按照指示执行非纳粹化的计划，而不要去纵容纳粹分子。
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巴顿就象谚语所说的那样在香蕉皮上摔了致命的一跤。9月92日，当将级军官的谈话不得援引的禁令一取消，巴顿就在巴特特尔茨他的四面围墙的塔楼形司令部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会见了为数不多的记者，其中有《纽约时报》的雷蒙德·丹尼尔，《芝加哥每日新闻》的爱德华·摩根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卡尔·莱文。
首先提出来的是关于他对待纳粹分子的这个爆炸性问题。记者们都知道罗伯特·墨非和他的副手沃尔特·多恩博士正在慕尼黑调查引起争议的关于巴顿对纳粹问题的处理。他们同时也在调查他与美国扶植的弗里茨·谢菲尔政府的关系，这个政府被客气地称之为“极端保守主义”，它完全不合艾克的胃口。
巴顿热切地回答记者的问题，毫不顾及他自己如履薄冰的处境。一旦开始谈及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他便滔滔不绝地讲得越来越深。他贬低盟军关于非纳粹化的计划，并且断言，“如果军管政府雇用更多的前纳粹党员参加管理工作和作为熟练工人，那么军管政府就会取得更好的效益。”
巴顿向来是勇于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的。甚至墨菲－多恩小组对巴伐利亚形势的最草率的调查中，也已发现至少有20名以上按规定应予清除的纳粹党徒在谢菲尔政府中仍然身居要职。尽管艾森豪威尔命令巴顿把谢菲尔解职，但是巴顿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执行这一命令。
尽管如此，当这些记者们现在从巴顿本人那里得知，这一切看来是疯狂的行动中还有一种深谋远虑的打算时，都惊愕得喘不过气来了。其中一位记者感到这正是一个机会可以在巴顿不够谨慎的时刻诱使他谈谈一个重大的问题。于是他便满不在乎地问道，“将军，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参加纳粹党，难道不就是和美国人参加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情形差不多吗？”
巴顿没有觉察出这是一个圈套，便一头栽了进去。他说，“是的，差不多。”
这位记者获得了他报道的标题：“一位美国将军说，纳粹党人就象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样。”而且相类似的词句出现在美国和全世界的每一张报纸上。
巴顿又重蹈覆辙。而且这一次，对他有利的情有可原的因素已不复存在。战争已经结束，巴顿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了，他是可以牺牲的了。现在巴顿已经没有宽容的时间了，也没有时间去适应新的声名狼藉的状况了。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罪过比在特罗伊那附近打了两个士兵的耳光更为严重。他侮辱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可以进行报复的敌人——美国的两党制。
在愤怒的风暴越来越猛烈，以致达到如同龙卷风的程度时，巴顿仍然保持着奇怪的、几乎是病态的沉着镇静。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用巴顿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不屑一顾。在这些乱哄哄的日子里，他的行动中还有某种东西，是他在西西里和英国的“事件”中所没有的。巴顿发作之余并没有再表现谦卑。事实上，他的态度中有一种反抗情绪，就象一个倔强的孩子深信，偷点小饼干吃吃是上帝给他的权利。
巴顿最新的一次丑闻已使艾森豪威尔感到难堪和气愤，特别使他越来越感到恼怒的是巴顿一再干出的荒诞行为。近几个月来，已经有好几次他不得不警告巴顿，他已忍无可忍，他很快就没有任何耐心再来解救巴顿了。艾森豪威尔认为，巴顿身上发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变化。有什么东西驱使他冷酷无情地为所欲力；他任意僭取不属于自己的特权；他的行为好象表明自己有了确定的历史地位因而可以狂妄无羁、随心所欲。
最近的这次事件是从4月18日开始的，那一天巴顿撵走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新闻检查官(巴顿是无权管他的)，因为他批准通过了关于对哈默尔堡的进攻注定要失败的报道。布彻事后写道，“艾克已经剥掉巴顿的皮了，但是我想巴顿一定有许多张皮，因为这至少是艾克将军第四次剥掉他开路先锋的皮。”但现在看来巴顿只剩下最后的一张皮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立即意识到，这一次他再也不能保全巴顿的皮了。但是他仍然决心给巴顿这位暴风雨中的海燕一个解脱自己的机会，通过一次公正调查的正当程序。他指示罗伯特·墨菲查清这次事件的全部情况，对巴顿堕入一个狡滑的记者的圈套所造成的损失做出估价。但是，要求处分巴顿的压力很大，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决定在收到墨菲的报告之前，就亲自处理此事。
9月24日，他命令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给巴顿打电话，试图避免用比较激烈的手段来解决这次事件。那天中午墨菲大使与巴顿约定共进午餐，他很早就来到巴顿在特格恩西的别墅，这座别墅是前纳粹党一家出版社头子马克斯·阿斯曼以前的庄园。他与巴顿闲谈着，同时一位名叫切德科文斯基的多才的波兰画家正在给巴顿将军画像。
巴顿神态安详地坐着让这位画家为他画像，他身着节日盛装，胸前带着七排绶带，宽大的腰带上挂着珍珠柄的手枪，一只手带着手套，手里攥着另一只手套和一条马鞭。他右手中指上带着西点军校的戒指，戒指上的宝石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长期的战争是折磨人的。巴顿看起来有些疲惫。金色的头发已变得灰白而稀疏。眼眶下有了永不消失的晕轮。皱纹布满他的嘴角的周围，双唇比以前更加显得单薄而苍白了。
史密斯的电话是在午餐后打来的，其时巴顿正在阿斯曼以前的书房里同墨菲谈活。当时唯一的见证人墨非描述这一情景时说，“我们的谈话被巴顿精明秘书所打断，她说从法兰克福来了紧急电话。”电话是史密斯将军打来的。
墨菲继续说，“史密斯与巴顿之间并没有失去他们的友情，巴顿猜测到出了什么问题，他指了指电话副机对我说，‘听听这骗人的兔崽子会讲些什么！’我并不知道当时已经作出了解除巴顿领导职务的决定，后来我才听到史密斯尽可能委婉地在履行他的职责。巴顿朝着我有力地做着手势，对史密斯抚慰的话表示蔑视。”
实际上，史密斯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解除巴顿的职务。他只是传达艾克的命令，要巴顿立即再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收回他22日的全部讲话，迫使他承认错误。史密斯还指示巴顿给记者宣读9月12日艾森豪威尔信中的两段话，这两段话毫不含糊地阐明了官方对待纳粹分子的政策。
巴顿奉命又出现在记者的面前，并且完全按照艾克的指示，宣读了信中关键的那一部分内容。
艾森豪威尔在信中写道，“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宣布了彻底根除整个纳粹组织的坚定不移的政策，尽管我们有时可能会因此而影响地方政权的工作效率。从根本上来说，美国是把纳粹主义当成敌人而参加这场战争的；只有把纳粹党的每一个骨干分子从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并在适当的情况下给予应有的惩处，我们才算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我知道，某些野战部队的指挥官想对这项政策进行一些修改。这个问题早已决定了。对纳粹主义我们决不能有任何妥协。我希望你尤其是要做到这一点，即你部下的所有指挥官都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讨论阶段早已过去，如果对不折不扣执行这一命令有任何反对的表示，都决不会得到我的宽恕。我期望忠诚执行适用于占领德国的各种政策，就象在战争期间我所看到的忠诚态度一样。”
但是，在其它方面巴顿并没有从他原有的立场上后退多少，他在准备好的一份声明中说：
“我经过考虑之后认为，我在卡萨布兰卡、盖塔尔、西西里和德国执行他的指示都取得了胜利，我现在就象那时一样不遗余力和忠实地在执行他的指示。我相信，经过我的努力，我在这里会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取得胜利。然而，大家必须记住，成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取得。第3集团军征服德国的这一部分国土花费了281天的时间，非纳粹化和重建德国的这一部分国土肯定也将花费一定的时间。
“毫无疑问，当我把纳粹主义这样一个坏东西同政党相比时，很遗憾，我作了一个不适当的比拟。我当时想说明的问题是，在德国，几乎是全部或者至少是很大一部分商人、做小生意的人，甚至象医生、律师这样的自由职业者，由于得到执政的纳粹党允许他们经商和就业的恩惠而对纳粹表示感激；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对纳粹表示口头上的拥护而已；由此加以引申，可以看出他们交纳党费，也是一种被敲诈勒索的形式。他们这类人，我们最终是要清除的，但是我们对他们还必须容忍，直至我们在巴伐利亚建立起健全的机构和秩序，以确保妇孺老人在今冬不会因寒冷饥饿而死。
“我相信，我要对许多德国人的死负责，几乎象对任何人的死负责一样。但是我是在战争中把他们打死的。在战事结束之后，如果我不去竭力阻止一些不必要的死亡的话，那我就不是一个美国人。根据我的了解和信念，我认为，除了上述所谈的这些人以外，所有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都已从重要的工作岗位上被清除了。”
艾森豪威尔对这样一个奇特的记者招待会极不满意。这只能使他更加深信，巴顿不适合处理前纳粹分子的工作，甚至也不适合管理巴伐利亚。他指示史密斯再给巴顿打电话，这次是命令巴顿来赫希斯特见艾克，表面上是要他亲自汇报他治理巴伐利亚的情况。
这次可悲的对抗发生于9月28日，地点在房门紧闭的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里，当时驻艾克司令部的全体记者都云集在走廊上，等待着这一轰动事件的结局。恶劣的气候使巴顿不能直接飞往法兰克福，他从巴特特尔茨经过六个多小时飞行300英里，于当天傍晚到达这里进行摊牌。他的装束比他的表情更为庄重，这表明他本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和严峻的时刻。他下身穿的是简朴的士兵裤，而不是他那漂亮的马裤，上身就是一件艾森豪威尔式的夹克。没有佩带手枪。
他与艾森豪威尔密谈了两个小时，多恩博士和克拉伦斯·阿德科克少将参加了头半个小时的会谈，他们当着巴顿的面出示了他们调查来的材料，为艾克决定采取的行动作好了准备。当这次会谈在晚上不到7时结束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友谊也就此破裂了。
这次艾克挥起了大斧，砍掉了巴顿第3集团年司令的职务。
巴顿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地离开了艾克的办公室，他心中充满了怨恨，如同毒芹的酸味一样。到这时候，他完全看不到艾森豪威尔所必须肩负的更大的责任；他认为艾克忘恩负义，这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们在二十五年前开始的友谊逐渐破裂，巴顿相信他现在认识到亨利·亚当斯的一句名言：得势朋辈丧情义。
的确，他得到的是一系列奇怪的报应。在英国，蒙哥马利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因为这位陆军元帅从来没有完全失去搞恶作剧的兴趣。然而，不论由于他的怪癖和轻率的表态引起何等不愉快的事情，一切都能掩饰过去，因为国家感激他，给予他无限的荣誉和奖赏。但是，在10月2日宣布巴顿被撤销第3集团军司令官和巴伐利亚军事长官的职务时，巴顿的耻辱却成了官方的定议。他成了孤家寡人和众矢之的了。
艾森豪威尔没有别的选择。如果说他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他把管理巴伐利亚的工作交给了巴顿，但是那在当时也是无法回避的。战后巴顿的任用是陆军部推给艾森豪威尔去处理的一个难题，早在5月1日他就开始准备把他的部队调往太平洋地区了。霍奇斯和他的部下也被选定尽快调到那里去。艾克正在为巴顿和他的部下制定计划。最高司令部里都知道，罗斯福总统曾答应巴顿，一旦欧洲战争结束，就立即把巴顿派往太平洋地区，但是现在罗斯福死了，这个计划也就改变了。
艾森豪威尔并不完全急于调离巴顿，然而他对调离巴顿的前景也还是有些高兴，也许只是因为他意识到，使巴顿适应战后的欧洲新秩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到了六月底，艾森豪威尔接到指示，决定把巴顿留在他那里，并将巴伐利亚交给巴顿治理。现在，艾森豪威尔多少带着怜悯的心情在考虑巴顿未可预卜的前途。罗斯福逝世了，原来的诺言也不存在了，当时布彻在日记中写道，“巴顿的前途未卜，”“他总是说，他愿意战死在疆场。”
他最终确是死于战斗。但这并不是他所渴求的那种战斗，也不是他可以大显身手的战斗。
为了给这位被遗弃的英雄挽回面子，在10月2日的公报中使用了含糊其辞的语言，将巴顿任命为所谓的“美国第15集团军”司令官。但是称它为“集团军”是极为勉强的。这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支包括司机、炊事员和宪兵等在内的小规模的“服务部队”而已。他们是为一大批军官服务的，这些军官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根据现存的资料，编辑一种从欧洲战争开始到德国投降这一时期的军事史。
这个机构也称为“战区总部”，司令部没在巴特瑙海姆，它只写出了几十份备忘录。现在这些备忘录在军史馆馆长办公室的书架上已积满了灰尘。当战争的全部资料齐备之后，这些备忘录已经被军队杰出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更好的专著所超过和代替了。
巴顿作为一个将军的使命看来已经终结。但是他仍然被允许去从事一种他还比较喜欢的职业——当一名历史学家。
老于世故的艾森豪威尔对巴顿表示了他最后一次的宽容姿态，问巴顿希望任命谁来作第3集团军司令官的接班人和巴伐利亚的新长官。
“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巴顿毫不犹豫地说。
10月5日巴顿在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中，概括了他在结束自己事业这个令人心碎时刻的感情：“我虽然头破血流，但并没有低头。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又使你担忧了。我一直在帮助卢西恩熟悉工作情况，他的情绪相当消沉。我没有责怪他。有几天我极为伤心，但现在我又恢复正常了。”
两天以后，第3集团军在巴特特尔茨向乔治·巴顿将军作最后一次报到，聆听他的告别演说。
他开始说，“特拉斯科特将军，军官们、士兵们：
“一切好事都有尽头。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过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我荣幸地指挥过第3集团军。
“我们共同取得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归功于美国的战斗精神，但是如果没有各兵种各专业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和后勤供应，仅凭美国人的英勇善战，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在此集合的官兵们，你们是集团军的战斗人员、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的代表。请接受我的衷心祝贺，祝贺你们的勇敢和忠于职守的献身精神，并且热诚地感谢你们的忠贞不渝。
“我说一切好事都有尽头，我是指我自己，而不是说你们，因为将会发现特拉斯科特将军所具备的一切品德必将使你们产生承蒙你们给予我的同样的忠诚和献身精神。
“象特拉斯科特将军这样一个功绩卓著的人无须我来介绍，他的行动不言自明。我知道你们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再见吧，愿上帝保佑你们。”
巴顿抑制着眼中闪烁着的泪花，把他最自豪的东西——第3集团军的军旗交给了特拉斯科特将军，军旗上是第3集团军的著名象征，一个由红、蓝色环绕着的大型白色“A”字。
美国人民对巴顿所受到的处分表示同情，因为不管他在战后干了什么，都不能使他在战争时期建树的业绩暗淡失色。《纽约时报》10月9日在一篇题为“军人巴顿”的社论中写道，“对于如此安稳而平静的职务调动，也许他能和他的同胞们感到同样的宽慰。根据他的性格、所受的训练和经历，他都不适宜担当这样一个角色。如果以为一位放荡任性的战士一夜之间就能够获得一个精明的行政长官的才智，那是错误的。艾森豪威尔免除巴顿的职务是对这个错误的承认……不管巴顿如何表现自己，他还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军人，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事家……他从和平中没有获得荣誉，但是在战争中赢得的荣誉会长久保持下去。”
这是美国报界评论中的普遍论调，但有一个例外。巴顿免职之后，谣言接踵而来。10月3日《纽约每日新闻》发表了约翰·奥唐奈的一篇怪文，这些谣言便广为散布出去。它的含沙射影的手法使人联想起纳粹报纸上惯用的反犹太主义的谩骂伎俩，而这份报纸由于巴顿所取得的胜利永远消声敛迹了。
奥唐奈写道，“促使巴顿垮台并被解除占领德国的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这些活动之所以得逞是因为背后得到了美国国内具有惊人权势的外国血统政治领导人的私下支持，这些人包括：最高法院法官、维也纳人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白宫行政助理戴夫(搞歪门邪道的戴夫)·奈尔斯以及拉脱维亚前犹太法学院学者、现被称为西德尼·希尔曼。”
据奥唐奈说，巴顿被解除职务是由于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的极力主张，因为巴顿在西西里后方医院责骂被他打耳光的“厌战士兵时，曾经使用了‘犹太人’的字眼”。奥唐奈重提这个老问题，意在暗示那个被巴顿打耳光的男青年是一个犹太士兵，并且声称，这件事情中的种族问题已经被压下来了。”
当然，这个恶毒而残忍的描绘中毫无半点根据，但是它却达到了目的。它为它企图证实的丑恶谣言提供了体面的外衣。当巴顿在巴特瑙海姆收到博登·哈里曼夫人的来信时，这个有争议的新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夫人告诉他，“某些极端民族主义集团正在企图利用你的崇高声望来谋求他们自己的私利，”并且敦促他“要否认报道中暗示是你讲过的那些话。”
巴顿当即否认他“曾讲过任何反对犹太或其他宗教信仰的话”。他还强调指出，他“从来没有干预或甚至打听过他‘有幸领导’的士兵的宗教和种族背景”。
尽管他尝到了失去第3集团军的全部滋味，他还能适应这种令人难受的失望，并克制住自己的悲痛。但是直到最后，他总觉得，《纽约每日新闻》发表了奥唐奈的文章，抬高了那些无情谣言的身价，这就更加重了他的耻辱。他在谈到失去职务给他带来的丑恶名声时，感到自己象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莱奥纳托一样，因恶毒的中伤而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