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边是俄国人·第三十八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45年4月12日，将近午夜时分，在法兰克福北面的一座丑陋的小城赫斯费尔德，巴顿将军最近的指挥所设在一所装甲部队训练中心，这里的德国驻军刚被第3集团军赶跑。对巴顿来说，这是繁忙的一天。一大早，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将军就乘飞机来视察梅尔克斯的工业盐矿，第90师第385步兵团在那个地方偶然发现德意志银行储备的黄金和纳粹党徒密藏的从被占领的国家和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无数珍宝。
仅只黄金一项，价值就达二亿五千万美元。对这些被掠夺来的艺术珍品和各式古玩的价值，还没有人愿意或敢于作出估计。这成堆的掠夺品，从价值连城的法国赛夫勒市产的成套瓷器，到纳粹分子从在瓦斯室中处死的受害者的牙齿上取下来的金牙，无所不包。
那天，巴顿的情绪比较高。全部的黄金都在他的脚下，他感到自己俨然是一个中世纪的征服者。他边引导他的客人们参观，边说着诙谐的俏皮话。金库在一个漆黑的矿井里，只有乘摇摇晃晃的破旧升降梯才能进到里面去，当这部古老的电梯靠一根钢缆高速度地下降时，巴顿数着电梯里人的肩章上的星，一本正经地说，“如果这根象晒衣绳似的钢缆折断了，那就会大大加快美国军队里的晋升。”
这批珍宝被丢弃只能清楚地说明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在它的第十三个年头已经土崩瓦解。秘密金库是在4月6日发现的。那天，一支军需队的几名士兵占领了一个德国军团的司令部，俘获了这个军团的司令官哈恩中将和他的部下。7日，这个第40万名战俘被关进了第3集团军的一个战俘营。第二天，第87师第357步兵团的一支巡逻队在唐巴克碰见一支满载德国海军全部秘密档案的卡车队，向一个秘密隐蔽地逃窜。
然而，发生了一件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这件事使希特勒在绝望中挣扎了三个星期，那时他又满怀狂妄的希望：他还是能够想什么办法使自己摆脱致命的困境。这位元首认为，罗斯福的逝世是一个天赐良机，甚至也许会成为这次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在一次讨论黯淡前景的参谋会议上，希特勒就把他的希望寄托在罗斯福退出战争这一点上。虽然只有出现奇迹才能挽救他，但他仍然指望美国国内形势的某种发展能够把他所憎恨的对手搞掉。他对古德里安将军说，“记住，在美国有许多波兰选民对天主教牧师有相当大的影响，而这些牧师对罗斯福牌号的基督教开始感到厌倦。”但是他现在不再需要这样的帮助来搞掉罗斯福了，“奇迹”终于发生了。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时，突然患脑溢血身亡，这就为希特勒搬掉了障碍。
巴顿完全是偶然地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那天，他与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很晚还没有休息。正当他要就寝时，发现他的表停了。他打开收音机，拨到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对时间，但是他听到的却是宣布罗斯福在温泉逝世的讣告。他立即唤醒了最高司令官和布雷德利将军，然后他们三人一起度过了后半夜，他们议论了罗斯福，并且对他逝世后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进行了估计。
由于巴顿富裕的家庭出身和他的社会环境，他本能地反对新政，一旦逼他表态，他就会大声疾呼地反对罗斯福的政策。但是从他个人来说，他是热爱总统的，罗斯福是他的总司令，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物。
他们的关系虽不亲密，但却是十分良好的。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见过面，那时罗斯福是助理海军部长，他访问法国在朗格勒视察时，见到过巴顿，当时美国正在朗格勒训练坦克兵。1942年，巴顿到前线参战时，总统亲自向他致以良好的祝愿。之后，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巴顿又以主人的身分招待过总统。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保持着接触，巴顿偶尔给这位总司令寄一些礼物，罗斯福收到礼物时，总是亲自给巴顿写封亲切而诙谐的回信。
1943年7月27日，为了对巴顿攻占巴勒莫的辉煌胜利表示称赞，罗斯福送给巴顿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这使巴顿感到十分意外。作为回礼，巴顿送给总统“一幅一直随身携带、弄得很脏的地图，它经过了(西西里)的大多数战役，上面标有到目前为止我们占领的各个地方。”总统收到这份礼物之后，在8月4日写的一封回信中称巴顿为“亲爱的乔治”。信中写道：
“我很高兴收到你7月27日的来信，你曾随身携带的那幅极有意思的地图，的确是对海德德园图书馆的一份贡献。1918年，从马恩到韦斯勒的进军中，我同德古特将军在一起呆了两天，他送给我几幅原本野战地图，你的这幅地图将要同这几幅地图放在一起。你在这次进军中工作十分出色。帕·沃森、威尔逊·布朗和哈里·霍普金斯向我建议，战后我应当封你为埃特纳火山侯爵。但是，小心不要跌进火山口里去！”
巴顿在10月7日的回信中，用同样的语气写道：
“请接受我对您8月4日盛情来信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深知您十分繁忙，因而承蒙您给我写信，使我对您更加感激不尽。谈到埃特纳火山，我想我还是躲开那个地方为好，因为，报纸上说我讲了那么多可伯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属实的话，那么魔鬼肯定会从山里跳出来把我抓住。但是我相信，历史上确实有一个‘不在其位’的侯爵的先例，因为您还记得，意大利人曾封纳尔逊勋爵为埃特纳火山西麓的布朗蒂侯爵，而众所周知，不管是纳尔逊还是汉密尔顿夫人都从未到过那个地方，——多么遗憾呀！”
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将军恰如其分地向总统介绍了巴顿的品德和他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所以在巴顿面临再次大的危机，甚至当白宫中的一些顾问认为巴顿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累赘而要总统甩掉巴顿时，总统都是坚定地支持巴顿的。在打耳光事件的风波高潮中，罗斯福先生给巴顿寄了一封亲笔密信，叫巴顿可以放心。在1944年8月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罗斯福同弗朗西斯·斯佩尔曼大主教给巴顿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巴顿在10月份给总统写了回信，并随信送上一艘船的模型作为礼物，这个模型是第3机械化突击队的詹姆斯·波尔克上校在布列塔尼“缴获”的。巴顿对于迟迟没有给总统回信表示了歉意，他用一种肯定会使罗斯福高兴的借口作了解释：“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回信，是因为我在执行您的计划，一直在非常紧张地同德国人打仗。
有人曾数次挑拨他反对罗斯福先生，至少有一次露骨的企图要把巴顿抬出来作为战后美国保守运动的领导人，用运动倡议者的话来说，这个运动是为了把国家从罗斯福的“新政”中拯救出来。但是巴顿将军以自己的耿耿忠心报答了总统对他的好意。
1945年3月13日，亨利·泰勒在卢森堡拜访了巴顿，饭后，他以雄辩的口才给巴顿上了一堂冗长然而使巴顿感到为难的政治课。泰勒当时正在欧洲为合众社报道战争情况。他同时还具有第二种身分，他在纸浆和造纸工业方面是一位飞黄腾达的实业家，他又是一位带有相当保守色彩的经济学家，他极力反对罗斯福及其新政。现在他趁机向巴顿解释民主党是如何如何地坏，而巴顿认为，只有德国人才是坏的，至少在这一段时间是这样。泰勒明显地暗示，在战后将需要巴顿担负重要的政治角色。但是巴顿对此表示冷淡，他强调说，“我不是政治家，而且也肯定不想当政治家。”
现在，罗斯福逝世了。
在他逝世的那一天，辛普逊将军的第9军的先头装甲部队向易北河推进了五十七英里，到达马格德堡附近，并且在河上建立了桥头阵地。再向北，他的第5装甲师各部队到达了唐格明德；离柏林只有五十三英里。盟军的士兵正在猛攻希特勒摇摇欲坠的“欧洲堡垒”的内部巢穴，从加拿大军队刚刚发起主攻的阿纳姆，到德国的心脏耶拿。耶拿是拿破仑在1806年同普鲁士人作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方。但是，现在图林根这座萨勒河畔古老的城市，只不过是第3集团向东进攻作短暂逗留的地方。
俄国人在这场战争里最强大的攻势中，动用了180个师的兵力，从冰天雪地的波兰南部平原，推进到了奥得河边，并且正在猛烈地轰击着柏林的外围防御，希特勒正盘踞在那儿的地堡里。然而在南面，例如在匈牙利，俄国人进展的速度则缓慢多了。每一所小农舍都变成了一个小据点，每一条街道拐角处都埋伏着拼死抵抗的德军狙击兵。为此，他们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战斗。每一英寸土地都遇到殊死的抵抗，抵抗者不是当地的居民，而是那些受到宣传影响和亲身体验而憎恨和恐惧布尔什维克的德国士兵。
当战争的最后定局迫在眉睫时，出现了一种微妙的转折，日益迅猛地以从军事方面为主转向以政治方面为主的阶段。越来越明显的是，西方盟国和苏联在战争中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打败纳粹德国，但是和平的目标却是大不相同的。反纳粹德国阵营的双方，为了取得战后称霸欧洲并主宰其命运的有利地位而进行竞争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是重要的关头，在这种时刻，人们的行动和部署都关系着欧洲的未来。但是美国对政治形势的发展，突然失去了兴趣和影响力。在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有着明确而合理的分工，相互配合默契，从而最有效地保证了战争的进行。罗斯福很少干预军事事务，而是完全让马歇尔去处理；参谋总长从不想插手政治事务，他认为政治事务的处理，理应是国家行政首脑的特权。
罗斯福的逝世打破了这个平衡。由于杜鲁门总统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继承了总统职务，他对自己所担负的新的伟大使命还不熟悉，所以恰恰就在政治问题开始取得头等重要地位的时刻，美国的最高领导层却没有人去处理政治问题。结果，美国对整个战争的指导重点明显地转移到军事方面，而军事在当时却正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了。
现在，在西方只有丘吉尔在单枪匹马竭尽全力地想要在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创立地缘政治的平衡，并在积极地为西方建立坚固的阵地以反对苏联战后的野心而努力，可是看来已经为时太晚了。即使是丘吉尔，也不得不把他紧迫的政治安排，服从于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的单纯的军事计划，对于这个机构来说，欧洲的政治前途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唯一关心的便是眼前战争的进展。他们努力设法在四千英里之外去指挥这一战争。
马歇尔将军现已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狭隘的军事思想在为结束战争所作的一切努力中起着基本的作用。但是他的思想影响并不是完全没有矛盾因素的。一方面，他宣布说(在罗斯福还活着的时候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的)，“战场上的指挥官最能判断应采取什么手段才能最快实现消灭德国军队或他们的抵抗力量。”另一方面，他又向艾森豪威尔明确地交代他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并且期望最高司令官照此办理。在罗斯福刚刚逝世十六天之后，马歇尔就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就我个人来说，除了后勤、战术或战略上的一切考虑之外，我不愿意为了纯粹的政治目的而拿美国人的生命去冒险。”
4月7日，艾森豪威尔告诉马歇尔，他是“首先承认进行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但是到了4月29日，他在答复马歇尔的来电时却说：“我不会单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采取我认为军事上是不明智的任何行动，除非我得到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的特别指令。”但是从来没有下达过这样的指示。在华盛顿受马歇尔支配的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认为，即使是战争中的政治问题，也不是他们职权范围内所要审议的事情，不管这些问题响多么紧迫。
战后，艾森豪威尔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把胜利推进到地缘政治的极限，他写道：“在我看来，当敌人濒于失败时，军事因素比政治上的考虑更为重要。”比如说，在涉及柏林的问题上就是如此。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已不再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军事目标了。”
当艾森豪威尔独自一人制定他的战略思想时，一般来说，他不愧是克劳塞维茨的精明的信徒。但是现在，毫无疑问他在马歇尔的影响下，却忘记了那位普鲁士哲人的金玉良言：战争不过是政治的继续，在历史上评价军事行动胜利的大小，是根据其所产生的政治利益。
艾森豪威尔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正在垂死挣扎，但他仍然不愿把一切都看成是自然到来的。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日子里，他专门作了精心的部署，以阻止德国人撤退到阿尔卑斯山的要塞里，德国人凭借这些要塞可以使战争延长，从而加剧德国的苦难。他把几乎已经完成的打败德国的任务，让他自己的部队和苏联的部队分担。
决定战略方针时，他所遵循的思想是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反映出一种令人吃惊的自卑情绪，它不仅使艾克，而且尤其是马歇尔和麦克阿瑟在没有苏军继续援助的情况下，不敢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力量去结束战争。马歇尔和麦克阿瑟一直坚持要让红军参加太平洋战争。他们警告罗斯福说，否则的话，如果只在满洲国进行战争，日本就会至少再坚持一年。艾森豪威尔坚持要不惜任何政治代价，让苏联从东方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在毫无政治、甚至军事远见的判断下，柏林变成了一个“徒有其名的目标”。
布雷德利将军在战后写道，“我们更为关切的是消灭德军的残余势力，而不是战后政治力量的组合。”对这同一个问题，他又换了一种说法补充道，“我看不出攻占柏林在政治上会捞到什么好处，它只会抵消我们在前线迅速消灭德军的力量。作为军人，我们的看法是太天真了，英国人出于政治上的老谋深算和对非军事目标的重视，倾向于使战争复杂化。”
同大家所认为的相反，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被据说政治家们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交易”所束缚。在游览胜地克里米亚举行的这次著名的会议，并没有把欧洲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势力范围。虽然战后有人指责罗斯福屈服于斯大林，说他把柏林、捷克斯洛伐克、大块大块的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让给了斯大林。但事实上并没有作过这样的安排，也从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在德国的版图上划出了一块地区准备留给苏联。但是从来没有提出过，更没有在任何有约束力的安排中同意过西方盟国的军队在追击溃败的敌人时，不能进入假设由红军占领的地区。柏林从来没有交给俄国人去接管和随意处置。威尔莫特说，“在雅尔塔，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讨论过，也许是因为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讨论这个问题看来是不切实际的。”
而且，在1945年春季这一关键时刻，欧洲的战略形势与仅仅两个月前雅尔塔会议时的形势已大不一样了。德国正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实际上在分别进行两场战争。虽然二月份它在两条战线上都仍然保有相当大的兵力，但是现在它在西部战线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了。另一方面，希特勒在他最后孤注一掷的挣扎中，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上建成了一条强大的防线。从波罗的海到捷克斯洛伐克北部山区一条漫长的战线上，德国人在每一寸土地上节节抵抗，而苏联红军不得不等待建立一条经过波兰的运输线。在匈牙利，德国人也在紧紧防守一条坚固的防线，由于他们拒不放弃他们扼守的多瑙河上的布拉迪斯拉发山口，他们堵住了实际上是通向维也纳的唯一通路。
如果说，在艾森豪威尔向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进军的路上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障碍的话，那么从军事上来说，在这些决定性的时刻，只有他的过分小心和悲观成为他前进路上的障碍。他从这些考虑出发作出的最后的进攻计划，在三月末就已经成熟了。这位最高司令官决定先平定鲁尔区。然后，特别是在卡塞尔地区，集中他的大量兵力，在布雷德利而不是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发动一次强大攻势，向正东穿过德国的腹部地区。他的目的是要把德国切成两部分，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与苏联红军会合。
3月28日他把这一计划电告华盛顿和伦敦，同时也直接电告了莫斯科斯大林元帅。事实上，他自作主张把这一计划透露给斯大林，而没有同丘吉尔和杜鲁门或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商量。丘吉尔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毫无用处。而艾森豪威尔却完全误解了丘吉尔反对的理由。据他说，这位英国首相“感到极度失望和不安”，并不是由于他把欧洲的心脏向苏联开放，而是出于狭隘的原因，“因为在我的计划中，没有把我从美国部队中能够抽调出来的全部兵力，首先支持蒙哥马利，以便奋力争取在俄国人之前占领柏林。”
这个计划为布雷德利和巴顿带来了胜利，但已为时太晚了。它终于使他们有机会执行最后一次主攻的任务，这是他们长久以来梦寐以求而未能得到的荣誉和权力。但是在战争进行到这么晚的阶段，这个胜利是徒有其名的，实际上，对西方盟国的事业并没有什么好处。只要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国军队或辛普森将军的第9集团军就可以直捣柏林，轻而易举地占领德国的首都，尽管红军已经驻扎在它的近郊。或者他可以下令巴顿的第3集团军进驻布拉格和维也纳。但是艾森豪威尔没有下令进军。他下的命令是停止前进。
巴顿处在暴风骤雨的中心。他一度确实是命运的走卒，而且这种命运远比他本人的命运更重要、更富有戏剧性，现在大陆的命运却取决于他的行动。
在这个混乱战争的最后阶段，巴顿的历史使命是决定性的而又影响深远的，同时它又基本上是简单明了的。巴顿预定让第3集团军尽可能快和尽可能远地向前推进，直到与苏联红军会师再也不能向前推进为止。这有可能是一场规模宏大而果敢的扫荡，使巴顿深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直达布拉格，也许还要超过布拉格，进入奥地利尽可能远的地方，这样可以使西方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绝大部分地区。
看来，第3集团军突进苏联觊觎的版图(这块土地是苏联从其战前欧亚边境进入欧洲心脏地区所必不可少的)是可能的，因为红军在时间进程上已落后了。在得知俄国人一直向北前进时，艾森豪威尔就给第1集团军的部队划了一条停止线。4月12日，第12集团军群下了一道命令，限制霍奇斯的部队只能前进到穆尔德河。除非得到特别的授权，第1集团军的任何部队不得到这以远的地方。霍奇斯根据这个命令作了安排。他只允许少数巡逻兵过河在附近寻找俄国人。4月25日他们在三个地方，即穆尔德河、易北河和易北河彼岸发现了一些俄国人。26日，在美国第1集团军第5团地区在托尔高同苏军建立了正式的联系，第69师的第273步兵团的指挥官会见了红军第58近卫师第173团的指挥官。
但是在巴顿的作战地区，至少在他能探及的地区，到处都见不到红军的踪影。而且也同样见不到真正的敌人——德国兵。巴顿以惊人的速度向西南方向移动，朝第1集团军的右翼前进，他的前进只是到了图林吉尔·瓦尔德森林密布的地区才受到阻滞。4月11日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均已停止，这使第3集团军有可能以每天15－20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而前进的代价却是微乎其微的。譬如，23日，其伤亡总数是46人，其中死亡3人，受伤37人，失踪5人；而抓获的俘虏达9000多人。
4月11日，布雷德利将军也为巴顿划了一条停止线，限定第3集团军的进军线只能到稍微靠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以西的地方，这样也许就把这个国家整个交给了苏联红军。但是布雷德利与巴顿有一个默契，这条停止线仅仅是暂时的，将允许第3集团军尽可能地向前推进，直到碰见也正在向前推进的红军为止。而事实上，几个星期以后，布雷德利就明确命令第3集团军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沿着从北到南一条直线穿过布德魏斯－比尔森－卡尔斯巴德。更重要的是，他告诉巴顿要准备继续向东推进。
然而，在4月22日，第3集团军又奉命中途停止前进，转而向伊萨尔河和因河进军，命令它进入奥地利，攻占它奉命所能达到的最远的一个地点林茨。对第3集团军来说，这一天标志着它战争历程结束的开始。巴顿在他最后一篇摘要报告中写道，“到4月22日，我已清楚地看到，战争很快即将结束。”但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驻巴黎最高司令部的一个有影响的作战和情报专家小组一直坚持认为，德国的抵抗不会马上停止。据说一些狂热的纳粹分子，正准备在阿尔卑斯山大规模地集结部队和物资，企图拖延战争。
事态这样变化的可能性，最初是斯特朗将军在3月初想到的，因为当时他收到一些来自德国的情报具体地谈到那座宏伟的山地要塞，后来称为“全国防御堡垒”，它由一群年轻狂热的纳粹士兵守卫，他们发誓要血战到底。斯特朗把与此有关的情报登载在他的“每周情报摘要”中，其中写道，“德国防御政策的主要动向，看来确实主要是为了守卫阿尔卑斯山地区。这个地区，以其天然的地形，实际上是难以攻克的。迹象表明，相当数量的党卫军和精选的部队正在有计划地撤退到奥地利；纳粹政权一些最重要的部门和人物已经在堡垒地区安顿下来。”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情报处接着对这一发展可能产生的复杂情况，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斯特朗写道，“在这个地方，凭借着天然屏障和迄今所发明的最高效能的秘密武器，到目前为止仍然指挥着德国的势力将会生存下去并东山再起；在这里，军火将由抗轰炸的工厂里制造出来；食品和装备将储藏在大型的地下仓库里；一支由精选的青年人组成的军团将进行游击战争的训练，这样可以把整个一支地下军队装备起来，从占领军的手下解放德国。”
几个星期之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情报处根据各个方面源源不断送来的似乎是高级绝密的情报资料，准备了一份关于“全国防御堡垒”的特别专题报告。最高司令部作战处建议，应当把重点放在进攻上，以便打乱传闻中敌人将要建立全国防御堡垒的计划。这个堡垒是要建设在从奥地利西部向北延伸、一直到慕尼黑以南的湖泊地区和向南延伸在意大利的湖泊地区。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某些计划人员倒认为这些“传闻”是德国的宣传而不予理睬，认为德国人想以“全国防御堡垒”的神话来转移盟军对德国最直接的致命打击。但是另一些人，包括最高司令部内部和司令部以外很多单位的人，都把这种威胁看得十分严重。这一最后威胁给远在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等人留下深刻的印象。3月27日他直截了当地建议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把进攻的路线从纽伦堡转到林茨，或者从卡尔斯鲁厄转到慕尼黑，“以便阻止敌人从南部组织抵抗”。
情况在双方都变得复杂化了。在盟军方面，已经把“全国防御堡垒”看得如此严重，以致它不仅开始严重干扰专门针对它的局部作战，而且实际上也严重干扰了进行这次战争的战略全局。4月中旬，当第9集团军到达易北河时，辛普森将军向布雷德利请求承担进攻柏林并占领这个首都的任务，这个请求转达给最高司令官，但遭到了拒绝。最高司令官命令辛普森把他的部队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扼守易北河一线；另一部分向北进攻吕贝克；派第三支部队去攻击“全国防御堡垒”。4月15日，艾森豪威尔在向马歇尔解释他的这一命令时说，他认为这些目标，特别是“堡垒”远比柏林更为重要。
4月14日，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印发的政治情报报道中，再一次提出“堡垒”是对盟国计划的一种明显的威胁，并且把它列为纳粹分子中存在的某些乐观情绪的一个原因，最高司令部情报处仍然认为这种乐观情绪是存在的。在攻克纽伦堡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想起马歇尔的建议，指示德弗斯将军将“第7军转向巴伐利亚南部和奥地利的蒂罗尔州，以便弄清敌人是否在那个地区建立了‘全国堡垒’”。
甚至到了4月30日，当由阿道夫·希特勒的戏剧性自杀所标志的德国全面崩溃已经到来时，艾森豪威尔仍然认为德国可能继续抵抗。他在给马歇尔的一封信里谈到“另一次攻势”，仍然要优先向南部的林茨和奥地利“堡垒”进攻。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前仅仅八天的时间，还处心积虑地要对付“阿尔卑斯山堡垒”。这说明了纳粹德国多么成功地以其幻想中的要塞吸引了最高司令官的注意力。事实上，这个“全国防御堡垒”最多也不过是纳粹的一个巧妙的宣传，最坏则是一个狡诈的骗局。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打乱了盟国精心制定的计划，以致最终还影响了战后中欧和东欧的力量对比。
关于“全国防御堡垒”，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
据德国情报局的一位副局长威廉·霍特尔的描述，1944年底，德国情报局内部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小组断定，与盟国以平等伙伴的地位在会议桌上谋求和平已不可能。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提供苏联人搞两面派活动的证据，包括一些表明斯大林正打算同希特勒单独媾和的文件，来说明美国人不要把德国和奥地利拱手交给苏联人。但是这一计划很快就放弃了。于是就决定另辟途径来同美国人打交道。
德国情报部门从它的几个特工人员那里得知，美国和英国的最高司令部过分担心德国会从所谓阿尔卑斯山堡垒无限期地抵抗下去。这些特工人员还报告了盟国的各种估计，盟国设想，这样一个要塞可以持久地维持下去——如果这个要塞确实存在的话，这个设想无疑是正确的。
在阿尔卑斯山建立一个要塞的想法确实被提出过，并且为建立这一要塞而采取了一些准备步骤。但是这个超级堡垒的实际进展也就到此为止了。1944年11月，蒂罗尔的地方长官弗兰茨·霍弗尔为希特勒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概要地叙述了在阿尔卑斯山进行一战的手段和可能性。霍弗尔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元首的代表马丁·鲍曼，请他递呈给希特勒。但是鲍曼认为备忘录的整个思想表现出过于明显的失败情绪，因而拒绝把它提交给希特勒考虑。
当鲍曼得知希特勒本人已经从德国情报局那里了解到盟国对“全国防御堡垒”的恐惧心理时，他就把备忘录交给希特勒，并且安排霍弗尔向希特勒当面报告他的想法。希特勒认为它是有一定价值的，是一个绝妙的欺诈手段，他指示霍弗尔立即着手在盟军怀疑可能是要塞的地区周围构筑环形防御工事。后又吸收克恩滕的地方长官弗里德里希·赖纳博士参加，以协助实现这一阴谋。
霍弗尔和赖纳精心安排以便使“堡垒”尽可能显得确有其事。一队队的地质学家和一批批的党卫军登山学校的教师被派往这一地区为防御工事进行勘测。不久，在阿尔卑斯山这一地区，党卫军士兵引爆成吨炸药的音响震天动地。拟定了向堡垒调遣部队的计划，同时计划把保证部队供应的工业和商店大批搬迁进去。
这一切只不过是以适当的音响来取得伪装的效果罢了，盟军的担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事实上盟军关于堡垒的大量情报资料都是德国情报部门炮制的，并且通过双料间谍送给盟军情报部门。
这就是当德国持不同政见者设法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主任艾伦·杜勒斯建立联系时，这个可怕的“全国防御堡垒”的状况。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建议通过杜勒斯给德国买到一种美国式的和平。他们提出的代价是提供关于“全国防御堡垒”的确切情报。据一位持不同政见者霍特尔先生说，他们认为揭露这个可怕的堡垒骗局的情报，对盟军来说肯定是有价值的。
他们同杜勒斯及其助手们第一次会见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个神秘的阿尔卑斯山堡垒的威胁确是盟军精神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明确地告诉杜勒斯，那个所谓的要塞，人们在瑞士称呼它只不过是一个由德国宣传机构想象出来的幻影。他们还使他确信，为了在这个天然的防御工事中长期坚持下去而在阿尔卑斯山集结军队的一切安排，都已被有效地破坏了，因为凡是按资历和经验能够指挥山区军队并在这种坚固堡垒进行战斗的每一个高级军官都已被争取为反对派。
然而，这个堡垒就是交给巴顿承担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使他脱离原定向捷克斯洛伐克进军的路线。在艾森豪威尔有目的的部署和巴顿的直觉打算之间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广阔的战线上，哪里有德国人，最高司令官就追击到那里。甚至在4月29日，离欧洲胜利日仅仅9天以前，他仍然把北攻基尔和南攻“堡垒”放在头等优先的地位。
艾森豪威尔的文件保管人波格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文件写道，“如果还有可以利用的兵力，他还打算进攻仍然盘踞在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和挪威的敌军。”但是艾森豪威尔一方面认为，西方国家应当先于苏联红军占领丹麦和挪威，另一方而他又“断定，红军完全能够扫平捷克斯洛伐克，肯定会在美军之前到达布拉格”。
巴顿对德国军队在丹麦和挪威血战到底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也不再关心蒙哥马利在向北方的进攻中享有优先权。他现在全神贯注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他与最高司令官的看法不同，他深信第3集团军比俄国人具备更有利的条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能在红军之前到达布拉格。
当第3集团军突然奉命停止前进接受新的任务时，它开始在做它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在一条平静的前线上重新进行部署。巴顿打电话给布雷德利，一本正经地道歉说，第3集团军很长时间以来还是第一次没有取得显赫的战绩，而日常的琐事却干得起劲而有生气，就象早晨为赛马进行准备一样。布雷德利安慰巴顿说，他对巴顿以空前的速度熟练地进行重新部署，感到十分满意。
4月16日，巴顿在赫斯费尔德他的前线指挥所收到改变进攻方向的命令时，第3集团军正在迅速行动、狠狠打击作战公报所形容的“分散抵抗”之敌。第8军在向南至东南方向的推进中遇到的大部分是这种抵抗。但是它仍然保持了前进的势头。第20军正在沿茨维克·穆尔德河一带逼进。第12军肃清了霍夫之敌，并且扫荡了拜罗伊特市。接着，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变了。为了适应这一陡然的转变，第3集团军表面上进行一些主要限于巡逻的战斗活动，而实际上重新调整了部署。
也许是因为他不想看这单调的重新部署，巴顿于17日乘飞机去巴黎度假24小时。在巴黎他到医院去看望了他的女婿约翰·沃特斯上校，沃特斯曾经在非洲被俘过，当哈默堡解放时才被放了出来 [ cdhyy注：关于解救战俘约翰·沃特斯，参见本站约翰·托兰的《最后一百天》“鲍姆别动队”一章，个人认为约翰·托兰说法更可信。由此可见传记之中难免有粉饰的成分 ] 。他还去乔治五世饭店看了他的老朋友休斯将军，在那里他又是李将军的“客人”。第二天早晨，他同休斯悠闲地共进早餐时，在“星条报”上读到他已被授予四星上将军衔。这条消息被加边框登在第一版的正中心。但是他因为全神贯注地在读着右边栏的一篇关于第3集团军的文章，所以没有看到他晋级的消息。直到休斯提醒他注意之后，他才看到。对此，他仅略表高兴而已。他说，“很好，但是如果早在第一批就发表的话，我就会更高兴。”
巴顿充分有效地利用了他在巴黎的一天时间，从密切接近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人那里打听有关战争的消息。回顾过去，在最后只要做好一点收尾工作便可以完成重大战争使命的时刻，一切仿佛都是轻而易举和命中注定的。但对身临其境的人，甚至象巴顿这样的高级将领来说，情形却绝非如此。
在人们心目中，伟大指挥官的形象都是光彩夺目、浪漫而又高大的。在战斗的危急关头，他们总是居高临下，引导人们克服困难顺应潮流。他们使百万大军服从于他们不屈不挠的意志。当响箭嗖嗖地飞向他们，当面对闪闪发光的矛和盾时，他们面无惧色、毫不畏缩。
无疑，他们是独特的英雄人物，因为在我们之中，谁还能够写下那威武雄壮的战史，调动那浩浩荡荡的千军万马呢？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既不是无所不能，也不是无所不知的。他们确实是受到远远超越他们控制能力的战争因素的约束。拿破仑对一位急躁的助手说，“除了时间以外，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但到末了，不得不悲伤地承认，即使是他，也不能放松警惕。
至于谈到他们的无所不知，实际上他们对全局的了解永远都会受到情报太多或太少的限制，受到对已获得的情报的各种不同的估价和解释的干扰。艾森豪威尔尽管在美军最好的军事学校受到完善的训练，而且具有现代将领可资利用的一切高级复杂的技术为辅助，他仍然不能摆脱这些局限。巴顿虽然具有本能的、设身处地考虑问题和爱好艺术的特点，他也不能不受这种规律的约束。艾森豪威尔在制定计划时，不只是克尽职守，而且尤其是受到繁重工作的固有弱点的限制。巴顿尽力去执行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但只是在现代将领不可侵犯的职权范围之内去执行的。
他的直觉告诉他，必须向捷克斯洛伐克进军，否则就太晚了。但是，他并没有对进攻神秘的堡垒的命令表示愤慨或抵制，而是精神饱满地、高效率和雷厉风行地执行。几天之内，他就提出艾森豪威尔所需要的证据，断定这个大肆宣扬的阿尔卑斯堡垒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
4月20日，紧张的重新部署工作实际上已经完成。第3集团军开始转向南方发动新的攻势。两天之后，发起了进攻。仅在诺伊马克特和雷根斯堡遇到敌人的抵抗，三个强大的军沿着阿尔特米尔河、多瑙河和伊萨尔河一线，把德国人赶进奥地利。
最后的胜利仍然渺茫。既然巴顿迅速肃清了多瑙河的敌人，消除了可能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抵抗，捷克斯洛伐克又在布雷德利和巴顿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现在抢在红军之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似乎还为时未晚。5月2日俄国人攻克了柏林。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继续向西穿过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沿维斯马－维滕贝尔格一线实现了同英军的会师。在左翼，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的部队到达了易北河维滕贝格的东南方，同美军会师。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乌克兰军队仍然受阻，正在寸土必争地进行战斗。预定占领布拉格的红军部队正在德国境内的德累斯顿和戈尔利茨忙于战事。
5月2日这一天，由于一件偶然的事件，成为第3集团军胜利征程里重要的一天。第80步兵师到达因河，并且在靠近奥地利一个名叫布劳瑙的地方开始过河。这座小城在战役中投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只不过阿道夫·希特勒于1889年在那里诞生。在纳粹时期，元首的诞生地成了一个圣地。但是现在，它的守军不经一战，就在第13装甲师的命令下，拱手交出了这座城镇。
到了5月4日，当巴顿的第11装甲师攻打“堡垒”进军中的最后一个目标林茨的时候，巴顿才得到允许重新开始他最后一次战役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他在指挥所里整整一天辛勤工作到下午7点30分，这时布雷德利来电话，告诉他下面这个好消息。
布雷德利兴致勃勃地说，“刚才艾克打来电话，为你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开了绿灯，乔治。你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明天早晨，”巴顿兴高采烈地高声回答说。
他的部署正在取得预期的效果，他对第90步兵师，第5步兵师和里德上校的第2骑兵团下达了特别命令，让他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他写道，“这样我们一旦需要进攻布拉格时，至少在遭到反击之前就可以通过山口。”盖伊将军已经下令约翰·皮尔斯准将的第16装甲师做好准备，这个新的装甲师一直盼望在战争结束之前能够投入战斗。山第1、第2和第97步兵师以及第9装甲师组成的第5军已经拔归巴顿指挥，所以巴顿现在拥有他从未指挥过的庞大军队，总兵力达五十四万人。在他看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有如探囊取物。
纵然如此，当巴顿向布雷德利保证说，他能够在一夜之间再次调转方向并且在第二天早晨向新的目标发起进攻时，布雷德利仍然表示有点怀疑，但是他并没有完全不相信巴顿。巴顿事后写道，“因为我们彼此都很习惯，他是相信我的。”
巴顿的急切心情使布雷德利有些迷惑不解，所以他问巴顿，“为什么在第3集团军里大家都想去解放捷克人呢？”
巴顿只字未提俄国人的事情，他回答说，“啊，布雷德，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捷克人是我们的‘盟友’，因此他们的妇女不是不可以接近的，‘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同占领区人民实现友爱吧！’”他在电话里大声喊道，“带着这样的口号参加战斗的军队，你怎么能阻止得了呢？”
5月5日上午8点到10点之间，第12军发起了进攻，它的第5和第90步兵师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它的第11装甲师和第26步兵师占领了林茨。新划归巴顿的第5军同第1师参加了这一行动。现在该师由克利夫特·安德勒斯少将指挥，他使巴顿想起了西西里的最火热的时光？当时安德勒斯是在杰拉参加战斗的第1师的炮兵指挥官。
布雷德利转达了艾克的明确指示，命令巴顿把他的进军限制在从西北到东南穿过比尔森一线。但是布雷德利又私下暗示巴顿，他“可以而且应当进行搜索侦察，直到布拉格为止”。巴顿曾以一次所谓“武力侦察”的战役攻占了巴勒莫，对他来说，这当然意味着：他已经得到布雷德利关于攻占布拉格的默许。巴顿依此作了相应的安排。
捷克斯洛伐克已处在第3集团军的强大攻势之下：
第1师正在向卡尔斯巴德推进；米尔顿·哈尔西准将的第97师正在向比尔森进攻；第12军在它的左翼地区已准备好进击布拉格；里德的机械化大队的第二中队正全速驰往克拉托维去接受该地驻军的投降；第42机械化中队的部队占领了普拉西里；第90师为巴顿的装甲部队打开了雷根山口的通路；第5师打通了另外三条公路，并且越过了特普拉河，第4装甲师正在侦察通往布拉格的道路，第二天早晨就要向布拉格发起全力进攻。
也是在5月5日这一天，一个由尤金·福多尔上尉领导的战略情报局小组以这次战争中最奇特的一种方式驶入布拉格。这位上尉是一位热情的斯洛伐克血统的美国人，他以一名应征入伍的炮兵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这个战略情报局小组从比尔森出发，取道主要的公路驾驶吉普车向东，车上挂着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途中他们迎面驶过一望无际的德军行列，其中包括党卫军一个师的大部分部队，他们向西而行，正在寻找可以接受他们投降的美国部队。
这辆吉普车是由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位名叫夏皮罗富有冒险精神的青年人驾驶的，吉普车安然无恙地进入布拉格。这个小组立即被兴高采烈的象潮水般涌来的爱国者所包围，这些爱国者解放了这座城市，正如巴黎人在同样的情况下解放了巴黎一样。
尤金·福多尔被带到市中心瓦茨拉夫广场的爱国者们地下司令部里，在那里，布拉格游击队司令弗兰蒂塞克·克拉托奇维尔将军把这座捷克斯洛伐克古都正式“归降”于这个自作主张的战略情报局小组。福多尔立即向回转，全速向西穿过蹒跚行进的德军，寻找巴顿，以便把这一突破的消息通知他，并希望由他来引导第3集团军进入布拉格。
他在比尔森附近的第5军司令部里找到了第3集团军的这位指挥官，当时巴顿正同克拉伦斯·许布纳少将在一起商量由第9装甲师的一支战斗部队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去布拉格的事。福多尔的消息使巴顿非常得意，但是它又使巴顿左右为难。命令规定他应当停止在比尔森一线上，而布拉格在它的东北六十英里，但是布拉格非常需要他。这座城市的自我解放，使它的命运处于危险的状态之中，一方面是德军元帅斐迪南·舒埃纳尔的部队，一方面是正从西北方艰难逼近的红军。
巴顿打电话给布雷德利，告诉他夺取布拉格的时机已经成熟，并问道，“这条经过比尔森的停止进军线真的是强制性的吗？你不能让我进入布拉格吗？看在上帝的分上，布雷德，城里的爱国者需要我们的帮助，机不可失啊！”
布雷德利十分同情巴顿和爱国者们，但是他自己也需要遵从命令。他说要马上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请示一下。这时，巴顿突然想出了一个新主意，他提出，他将在5月6日“失踪”，在他不与外界接触的时候，他的军队将进入布拉格。然后，他再重新露面，从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的电话亭里向布雷德利报告。
布雷德利似乎挺欣赏这个想法，但是在征得艾克的同意之前，他不肯作出承诺乃至允许巴顿跑到布拉格的电话亭里去打电话。他给艾森豪威尔挂了电话，因为解放布拉格是一个极其微妙的问题，他知道其中涉及到重要的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有半点冒失。
最高司令官斩钉截铁地命令布雷德利要阻止巴顿。前一天，艾森豪威尔将军已同红军参谋长阿列克塞·安东诺夫将军联系过，他对安东诺夫提出，在占领了经过比尔森的一线之后，应允许第3集团军向伏尔塔瓦河和布拉格西郊进军。安东诺夫激烈地表示反对，他向艾森豪威尔提出，盟国的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得向最初划定的停止线以东推进，”以免象他所说的“造成军队间可能出现的混乱”。
然后，安东诺夫又威胁说，“应最高司令官的请求，苏联军队已停止向维斯马、什未林和多米茨一线以东易北河下游进军，他希望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美军向捷克斯洛伐克进军的问题上，也能相应地满足俄国人的意愿。”
艾克觉得，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放弃了他的提议，并且向安东诺夫保证，他将让第3集团军停止在预定的线上。现在他命令布雷德利不论巴顿在哪里都要把他找到，并告诉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强行越过布德魏斯－比尔森－卡尔斯巴德一线。而且决不能去碰布拉格这座城市。
5月6日上午，巴顿从教堂回来的时候，他被叫去听电话，是布雷德利打来的，布雷德利在电话里传达了艾克的命令。
“乔治，到比尔森一线停止，是第5和第12军必须执行的命令，”他以非常强调的口气说道。“此外，你一定不能——我再重复一遍，一定不能深入到比尔森东北五英里以外的地方去进行侦察。艾克不想在这最后的一段时间里看到发生什么国际纠纷。”
“老天爷，布雷德，”巴顿抗议说，“在我看来，象美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必担心什么国际纠纷之类的事情，让别的国家去担忧好了。”
但是布雷德利已挂上了电话。布拉格已经在第3集团军的购物单上抹掉了。这样一来，艾森豪威尔就让红军去解放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国土了。除了分界线的少量调整和封闭分界线之外，西方盟国的军事行动已告结束。
5月7日，巴顿整天忙于陪同前来视察他的战区的国防部副部长帕特森法官。当他回到他的司令部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等着他的是一份来自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绝密电报：
“德国的最后投降定于5月9日柏林时间午夜零时一分。”
巴顿已经没有庆贺的心情了。他在战争中第一次感到可怕的孤独和疲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