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日子·第十九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44年3月下半月，德国人经过煞费苦心地到处找寻巴顿将军，最后终于找到了他。
德国国防军统帅部3月20日的战事日志上写道：“现已查明……过去在北非任职并以精干著称的巴顿将军，现在英国。”
这是对巴顿的高度赞扬——到那时为止，除了艾森豪威尔以外 ，他是在德国战事日志上唯一被专门点名的美国将军。在北非，他曾很快引起德国人的注意，然而在西西里，他又使德国人注目，使他们感到高深莫测。纳粹情报部门对于他的个性、行踪和活动极感兴趣，因为敌人希望通过刺探这些情况来寻找同盟国的计划和意图的线索。
1943年11月，在安卡拉，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一名男仆从大使的老式保险柜里偷走了几份绝秘文件。德国人从这些文件中了解到了有关“霸王”作战计划的情况。当圣诞节前夕，宣布艾森豪威尔任最高司令官时，德国人就断定大举入侵的作战计划业已最后敲定。1944年1月6日，德国国防军统帅部中央情报局的三名科长以及德国陆军情报处西方组组长等人被召到希特勒的司令部。约德尔将军指示他们加强对盟国军事力量集结的监测，特别要注意同盟国在意大利南部的活动，因为约德尔推测这些活动将提供“非常宝贵的线索，从中不仅可以了解敌人在地中海的意图，而且还可以了解到英、美的总意图”。
到了2月8日，德国陆军情报处西方组组长已掌握了足够的情报，可以对局势提出一份明确的估计报告：
“就1944年制定了一项在地中海以外地区作战的计划，将力求对此做出决定。因此，其手中的全部力量将投入执行该作战计划。筹备这场战役可能使用‘霸王’为代号。由这场战役预期将在较短时间内决定军事最终结局来看，投入大量部队的意图是明显的……。根据敌军的分布和部队的调动情况，显然以英国为出发点。”
与此同时，德国情报机构还奉命注视巴顿将军的行踪。1月初，他们在意大利发现了他，并盯着他回到了在巴勒莫的那座冷宫。1月21日的一份情报分析报告根据“巴顿返回西西里”这件事推测说“美国第7集团军正处于战备状态准备投入新的战斗”，大概就是“霸王”战役。至此，德国人确定，巴顿将在这次战役中指挥美国的主力部队。2月4日，德国人对他们认为将参加入侵战役的盟军将领们的生平逐一进行了研究，巴顿就是其中之一。
但在1月21日的报告之后，巴顿就从德国人的监视下销声匿迹了。德国人几次试图在西西里或英国找到他，但是他们总得不到有关他的行踪和使命的可靠情报。即便当情况得到“澄清”时，德国人的情报工作也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他们弄清巴顿在英国仅仅是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3月20日的公告推断出来的。公告说“已免去巴顿将军第7集团军司令之职，另有任用”。然而，公告并没有具体讲明他任何新职。
那时，德国情报机构以为他被任命指挥的部队，用轴心国在英国的间谍们的称呼，分别叫作巴顿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德国人似乎从未搞清楚第3集团军的名称和组织情况。甚至当第3集团军打着自己的旗号，使用其著名的称号在诺曼底参战后，德国人在战事日志上仍继续称它为第9集团军。
盟军最高司令部巧妙地利用了德国人对巴顿的特别关注来欺骗他们。但这还不是不让巴顿露面的唯一原因。盟军最高司令部认为，不仅使巴顿避开德国敌人的注意，而且也使他避开他在美国国内自己敌人的注意，才是妥善之计。
尽管巴顿整天忙着组织和训练第3集团军，但是他仍处于被留用察看阶段。还算巴顿有运气，3月23日，陆军部长史汀生发布了一项有希望的声明，宣布“打士兵耳光事件已告结束”，但是巴顿并不能理所当然就可以参加“霸王”战役。这还要取决于他能否继续保持安分守己。
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巴顿又差一点出大漏子。他在有可能发展成另一起“打耳光事件”的危险怪事中居于显要的地位，而这件事含有更多的不祥之兆，因为它牵涉到“谋害”罪——“屠杀”了两批德国战俘。
这件事要追溯到西西里战役。1943年6月23日，在“赫斯基”战役计划最后拍板定案的同时，巴顿用了四天的时间去欢迎一批直接从美国来的部队，并在奥兰附近的阿尔措观看一系列登陆演习。当时离进攻西西里的时间已不到三周了，巴顿担心士兵们在训练方面和精神上都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当时他所看到的一切证实了他的担忧。在奥兰，他视察了从美国把第45步兵师运来的全部护航运输舰队。
然后他又去观看久经沙场的第1师的登陆演习。他热切希望一切都会顺利地进行，因为同他一道观看演习的还有一些最高级的军官。马歇尔将军来了，陪同他的有艾森豪威尔将军，布雷德利将军和卢卡斯将军。可是海军却拆了他的台。海军把第1师的一支作战部队运到岸边时迟到了五十分钟，而且还偏离海滩四英里之多。尽管这次出师不利并没有搅乱部队的阵脚，而且表现得“很出色”，但是巴顿却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想：如果在西西里战斗中海军也偏离海滩这么远，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巴顿气急败坏，反应强烈，似乎失去了对自己言谈举止的控制。他向第1师发泄怒火，大肆斥责师长特里·艾伦。接着，当第一批美兵跌跌撞撞地从水中走出时，巴顿在海滩上大发雷霆。
巴顿冲着那些惊呆了的步兵们咆哮着：“他妈的，你们的刺刀都到哪里去了？”他不停地“用恶语责骂他们。”此时此刻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就近在咫尺。布雷德利将军说他们是“尴尬而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据布雷德利说，“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名参谋哈罗德·布尔少将对着马歇尔将军点了一下头，对我悄声说，‘哎，巴顿这回可没有升官的机会了。他那种脾气毁了他。’”
巴顿对于是否能升官是无所谓的。他笑嘻嘻地向人们走过来，他说：“要狠狠地骂他们一顿，他们才会记住。”他知道不必为第1师担心。他主要是担心第45师。尽管第45师的指挥官是陆军中最精干的一名步兵将领特罗伊·米德尔顿少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骁勇善战，但这个师仍有许多不足之处。这支部队是所有参加“赫斯基”战役的部队中最无战斗经验的一支，但是它的任务却很艰巨，要守住十五英里的开阔海滩，并要在进攻开始日后两天之内占领关键性的比斯卡里机场。从美国远涉重洋之后立即在阿尔措进行的这些登陆演习将是这些部队“真打起来”之前需要进行的全部训练。
6月25日，演习分两部分进行，海军在演习中犯了比以前更严重的错误。由于海军方面的错误，第180团迟到了三个小时，而第179团被运至远离登陆地几英里的东北方。然而从部队显然做好战备的状态可以清楚看出，米德尔顿是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尽管第45师的表现使巴顿将军放心了，但是他仍然认为士兵们都是初次参战，因此需要给他们讲一席激动人心的话，给他们打打气，让他们了解战斗的情况。于是他决定于6月27日给士兵们训话。这次训话不仅仅是一次例行的讲话，而是一次特别的讲话，要在士兵们接受炮火洗礼的前夕给他们讲清楚战争的一切危险和艰难。
巴顿花了一些时间来准备他的讲演，当他把自己的谈话内容事先都在本子上记下来后，他感到十分满意，认为这是“一次极好的谈话，是我最精彩的演讲之一。”由于第45师分成两部分，因此他一共讲了两次话。但是他是根据同一份笔记讲的，因而两次讲话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显然，你们大家知道战斗即将来临，”他说。“但是，战争并不象你们许多人想象的那样。你们第45师的战士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你们是要同久经沙场的老兵去竞赛，但你们也不要发愁。他们也都打过第一仗，他们的第一仗是打胜了，而你们也会打胜第一仗。
“战争并不象那些从未打过仗的人想象的那么可怕。作家们夸夸其谈，说什么会思念你们的母亲、情人和妻子(妻子也是你们的情人)。这些作家们既没有听到过一声敌人的枪声，也从未耽误过一餐饭，他们不是按照战争的本来面目来描写战争，而是按他们的想象来描写。
“战争是人类所能参加的最壮观的竞赛。战争会造就英雄豪杰，会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所有的人都害怕战争。然而，懦夫只是那些让自己的恐惧战胜了责任感的人。责任感是大丈夫气概的精华。美国人可以为他们都是好汉而感到自豪，他们的确是好汉。
“要记住，敌人也和你们一样害怕，可能比你们更害怕。他们不是超人。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的精锐部队，我们在下决战斗中将要碰到的并不是他们的精华。此外，你们还要记住，无论是在肉搏中还是在战斗中，总是进攻者取胜。招架是不能打胜仗的。但是敌人不了解我们的意图，因而他们必然要招架的。”
接着，巴顿用非常简洁清晰的语言，把作战基本原则传授给这些毫无经验的年青士兵们。“不让敌人进攻你的办法就是你去进攻他，”巴顿说道，“不停地向他进攻。这样可以防止敌人重整旗鼓……战斗中的死亡是因为时间和敌方有效火力在起作用。你们应以自己的火力去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以迅速的行动来缩短时间”。
“我们美国人是个喜好竞争的民族，”他在结束讲话的时候说道：“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下赌注。我们好胜。在下一次战斗中，你们将参加一场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你们要同其他美国人和同盟国的军队竞争，去赢得最伟大的荣誉——那就是胜利。最先取得胜利，达到目标的人，也就是赢得荣誉的人。永远不要忘掉这一点。还要记住，上帝，无论你们用什么方式去思念他，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6月27日，巴顿还起草了一份讲稿，准备要给他在海上的部队讲话。这是一篇不朽的、高质量的讲稿，因为它揭示了巴顿思想的几个方而，其中有一些是批评他的人和毁谤者们拒绝承认和赞赏的。“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有德国和意大利血统，”他说，“但是要记住，你们的祖先非常热爱自由，因此他们离弃了自己的家园和国土，远涉重洋去寻求自由。然而，我们将要去杀的那些人的祖先，却缺少作出这种牺牲的勇气，因而他们仍然是奴隶。”
巴顿一方面提到“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又直截了当地提到“我们要去杀的人”，这是很有典型性的。他意识到，激励其部下的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动机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是潜伏在他们身上的微妙的思想意识，另一方面是必须向这些美国小伙子灌输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巴顿相信，如能把这二者牢固地结合起来，这些士兵就可以所向无敌。他会对战士们说，“我们将要在敌国的土地上作战，但我们不可忘记尊重私人财产、尊重非战斗人员和妇女的美国传统，”紧接着他告诫他们要“迅速而不留情地、凶狠和不停息地”进攻，甚至要“杀死”那些“愚蠢到胆敢和我们对抗的老百姓”。
巴顿对第45师这番鼓励士气的讲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这些自由自在、经常在家乡杂货店柜台闲逛的年轻人转变成在异国他乡勇猛杀敌的战士，这当然是无法衡量的，但是，数月之后，他的讲话所引起的反响又使他经历了一段极不愉快的时刻。
7月10日上午6时30分，第45师从两翼向其登陆地区斯考格利蒂发起攻击。这是一个小渔村。巴顿将军认为这是“美国三个登陆点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此地离科米索和比斯卡里机场最近。”他们很快就遇到了麻烦。第180团战斗队(巴顿曾以一种复杂心情看待它在阿尔措登陆演习中的处境)打得极不顺手。该部队在滩头地区遇上了劲敌的阻挡，然而它冲破了德国人的防线，接着开始奔赴它的目标——两座飞机场。在第115号公路上，美国兵称该公路为“阿道夫胡同”，因为大约就在那里，意大利人开始崩溃，增援的德国军队补了进去，加强该地的防线，第180团遇到了赫尔曼·戈林师的部队，受到了创伤。
正与巴顿所预料的一样，这次战斗打得既顽强又激烈。德国佬那种冷酷无情的狠劲把这群毫无经验的士兵感到震惊。部队里开始到处流传起有关德国人的暴行，说是德国人正在枪杀意大利士兵，不让他们投降。
“德国人的暴行猖獗，”乔治·阿佩尔中尉回忆道：“我们在报复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司机被俘了，戈林师的士兵们把他绑在一棵树上枪毙了。接着德国人又耍了一个诡计。他们赤手空拳站起来，挥舞着双手，口里喊着“同志！”当我们去围捕他们时，他们立即匍匐在地，藏在他们身后的其他德国兵就向我们开火。这样，我们的很多士兵都牺牲了。伤亡惨重。双方都抛弃了抓俘虏的常规。”
7月14日，由年轻的上尉康普顿率领的第180团第一连的一支小分队遭到伏击，德国人从巧妙伪装的阵地上向他们开火。这些无经验的士兵拿出全部勇气，使出全部本领才用烟把敌人从其躲藏的洞穴中熏出来。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三个小时，德国的狙击手被打哑了，四十三个德国人手举过头，从洞里钻了出来。其中有五个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或临时代用的军服。
这场艰巨的战斗使康普顿上尉手下的好几名战士牺牲了。这使他恼火极了。他一看到有几名德国人穿着便衣，就命令他们列队站在一座谷仓前边，用机枪把他们扫射死了。
几乎是在同时同地，第3连的韦斯特中士正把三十六名德国人押送到后方的战俘营去。他们远离战区以后，韦斯特中士就命令他们站住，在路旁把他们枪毙了。
这两起惨案迅速上报了巴顿将军。巴顿将军命令把康普顿和韦斯特送交军事法庭。
巴顿下令把这两个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之后，就认为事情已经完结，至少对他来说是如此。
巴顿结束西西里战役之后，坐在巴勒莫那座豪华的牢笼里受完“处分”。然后，他前往英国去训练第3集团军，准备参加“霸王”战役。3月29日，他离开英国前往北爱尔兰，去视察他的一些正在韦德·汉普顿·海斯利普少将(将要指挥第13军)指挥下受训的部队。巴顿对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满意。斯塔福德·欧文少将指挥的第5步兵师给巴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欧文自突尼斯以来是巴顿的得意部下，在突尼斯时是第9师的炮兵军官。
接着，巴顿又去观看由威廉·麦克马洪少将指挥的第8师一个加强营的演习。巴顿十分感动，他写道：“这是我所看到的最精彩的演习。”在这次实弹演习中，有两个士兵受伤了，一个被击中小腿，一个被打伤手臂。但是他们都不肯下火线。那个手臂受伤的战士又继续前进了一英里，而且还投掷手榴弹。
于是巴顿兴致勃勃地回到了波维尔厅，迎接他的新参谋长加菲将军却给巴顿带来了一些不祥的消息。这同在西西里枪杀德国战俘之事有关，因为陆军部的一位监察官已从华盛顿来这里调查此事了。
与此同时，巴顿本人也被牵连进这一惨案之中，但他却还蒙在鼓里。在审判康普顿和韦斯特的时候，辩护律师提出的问题同巴顿的朋友们估计的完全一样。巴顿的朋友们曾劝他不要把事情交给军事法庭。律师们争辩说，被告人是无罪的，因为他们正是按照巴顿在西西里登陆前夕对第45师的讲话去做的，而这次讲话就等于是巴顿本人的命令。
根据辩护词，巴顿曾对战士们说：“如果我们离敌人只有200码了，敌人还在抵抗，那他就丧失了生存的权利。”讲到德国的狙击手，巴顿还对战士们说：“当你们受到狙击，特别是从背后受到狙击时，你们就必须歼灭这些狙击手。”
巴顿意识到了这一指控的严重性，有可能影响到他继续指挥第3集团军。巴顿煞费苦心地准备了他的辩护词，然后再同华盛顿派来调查此案的官员威廉斯中校讨论这一案件。
4月5日，巴顿在科德曼上校和奥多姆上校的陪同下前往伦敦去应付调查。他注意到要有法律助手，因为威廉斯中校曾告诫他说，无论他讲什么话，别人都可能利用他的话来攻击他。
“当然，”他说，“在我的讲话中，我从来没有设想过要屠杀那些已经投降的士兵。”他说，姑且不谈别的考虑，他本人的女婿约翰·沃特斯上校已被德国人俘虏，这也促使他十分谨慎，不做任何会引起德国人报复的错事。
这一案件的调查使监察长确信，康普顿和韦斯特在辩护词中把巴顿牵涉进来，仅仅是为了混淆是非，而且是通过“凭空捏造证据”，使用了“非常不道德的手法”。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引起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注意。这位最高司令官命令休斯将军悄悄地了解这件案子，看一看巴顿是否出了问题。同时，还给华盛顿的陆军新闻发布负责人亚力山大·瑟里斯少将送去一份有关案件的报告，“以便一旦有哪位不择手段的记者风闻此案，瑟里斯就可以立即出来说明事实真相”。
尽管起初这一案件看来对巴顿多么不利，但是它却以艾森豪威尔友好地会见巴顿而告结束。艾森豪威尔对巴顿说：“乔治，你讲话太多了。”
此案就此了结。
巴顿是在4月7日见到艾森豪威尔的。十八天之后，巴顿似乎背弃了他对最高司令官所作的保证。英国和美国的每家报纸都用醒目的大标题刊登了这个新的事件。巴顿又成了争议的中心。在巴顿所遇到的一系列麻烦中，这件事被称为“纳兹福德事件”。
4月底，巴顿开始搞一些他称之为“冗长的吹风”，向军长、师长和参谋人员讲解“霸王”作战计划的细节。4月25日，他抽出时间去参加纳兹福德地区人民为款待在波维尔和托夫特营地日益增多的美国军人而组织的欢迎俱乐部的开幕式。支持这一俱乐部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康斯坦丁·史密斯夫人请巴顿在开幕式上做主要发言。但是巴顿婉拒了。他对史密斯夫人说，他不想“过于显眼”。然而，他同意以完全非正式的身分去参加开幕典礼。
4月25日晚6时，巴顿在他的民政官员坎帕诺尔上校和斯蒂勒少校的陪同下，乘车来到克纳兹福德。他故意迟到了十五分钟，想乘人不注意悄悄溜进人群。但是他的防范措施却是枉费心机。因为巴顿没有来，开幕式迟迟没有开始。巴顿吃惊地发现，他一来，院子里的摄影师就给他拍照，于是他向史密斯夫人提出规劝。史密斯夫人去找摄影师们交涉。他们同意不发表任何有巴顿形象的照片。史密斯夫人还向巴顿保证，开幕典礼上没有记者出席。
出席开幕式的约有六十人，大部分都是妇女。史密斯夫人宣布了开会的程序，然后介绍了妇女志愿服务社的地区管理人福斯特·杰弗里小姐。杰弗里讲了一席话，宣布俱乐部成立了。然后她请巴顿来讲几句话。巴顿说他应该表示他的谢意，因为这个俱乐部毕竟是为他的士兵们成立的。但是他提醒史密斯夫人注意，务必不要公开他来出席开幕式的消息。接着史密斯夫人在介绍巴顿时说道：“巴顿将军不是以官方身分来出席会的。他将以纯粹朋友的方式对你们讲话，但他的讲话切记不可引用。”
巴顿即兴发表简短讲话，讲了英、美团结的重要性。“到今天为止，”他说，“我在欢迎方面的唯一经验是欢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到‘阴间’去。在这方面，我是干得相当有成绩的，因为我有幸指挥的部队已经打死或俘虏了大约十七万敌人。
“我感到象这样的俱乐部确实很有意义，因为我相信箫伯纳的话，我想他曾说过，英、美两国人民是被一种共同的语言分开的，既然英国人和美国人注定要主宰世界，那么我们越是相互了解，我们的事就会办得越好。
“象这样的俱乐部是彼此结识和促进相互了解的理想场所。而且，一旦我们的士兵遇到并结识了英国的女士们，他们就会写信回国，告诉我们美国的妇女们说，你们是多么的可爱。于是美国的妇女们一接到信就会产生嫉妒心，就会迫使这场战争迅速结束。我就可以有机会去打日本人了。”
巴顿尽量把话讲得无关痛痒。他的简短讲话完毕之后，纳兹福德市区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先生提议向巴顿鼓掌致谢。接着英国一位名叫托马斯·布莱瑟维克的上校发表冗长的讲话表示附和这一提议。然后，美国领事阿姆斯特朗和新闻部的某位名叫莫尔德的先生也讲了话。最后，开幕式在《上帝保佑吾主》和《星条旗》的乐声中宣告结束。
一阵寒暄过后，巴顿被邀请留下来进餐。但是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觉得他“不想引起过多的注意”。
巴顿又出问题的第一个信号是，4月26日午饭前，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新闻处长托马斯·戴维斯准将给巴顿的副参谋长盖伊将军打来电话。戴维斯在电话中对盖伊说，各家晨报都报道了巴顿在纳兹福德的讲话。戴维斯让盖伊了解一下巴顿将军讲了些什么。这次麻烦似乎是由于一些报纸说巴顿在讲话中没有提到俄国人而引起的。尽管今天看起来这种疏忽是很奇怪的，但是在1944年就被看成是严重的失礼。
戴维斯将军不得不急急忙忙地调查这件事，是因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早晨收到了马歇尔将军发来的一封愤怒的电报。马歇尔告诉艾森豪威尔说，所传巴顿对苏联的有意冒犯以及他那篇政治色彩浓厚的讲话正引起美国新闻界和国会的强烈反响。巴顿本来就是某些议员最喜欢抨击的对象和公众舆论乱加指责的受害者，现在他的简短讲话又受到攻击，而且他讲话的要旨也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了。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都攻击他。共和党人指责他站在罗斯福政府一边干预了政治。南达科他州的卡尔·蒙特众议员在众议院里忿怒地批评他是“国务院的助手”。与此同时，左翼分子利用他所谓疏忽了苏联这件事，把他说成是污蔑了俄国盟友的反对赤色分子的反动派。
人们的愤怒完全出乎马歇尔之所料，而且一系列特殊的原因也使他感到不安。正如最高司令部的陆军史学家福雷斯特·波格在描述这件“丑闻”的原因时说：“马歇尔将军正在想方设法获得国会批准包括巴顿将军在内的陆军永久晋升名单，纳兹福德事件使他感到十分沮丧。这一事件使人们怀疑第3集团军的这位指挥官是否称职，并使全体晋升人员面临被否决的危险。”
当马歇尔的第一次愤怒质询传到在怀德温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时，艾森豪威尔不在司令部，无法施展他所惯用的那种外交策略来处理这件事。他正在普利茅斯附近的斯拉普顿沙滩观看第4师的两栖登陆演习。因为艾森豪威尔不在司令部，电报就交给了他的参谋长比特尔·史密斯将军。这位史密斯的名字正好也在那份有被否决危险的晋级名单上，因此，史密斯感到惊慌失措。他没有征求艾克的意见，就急急忙忙问马歇尔“继续留用巴顿将军是否会有损公众和政府对陆军部的信任”。他还表示，倘若如此，就“需要采取严厉的纪律措施”。他立即给波维尔厅的巴顿打电话，以艾森豪威尔的名义命令他“不得再作任何公开的发言”。
史密斯丝毫不了解事实真相就断然行事，他的冲动和对事件的任意夸大，是使得纳兹福德事件变成巴顿职业生涯中一场重大危机的主要原因。
从表面上看，巴顿同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的关系似乎是相当正常的，甚至是友好的。史密斯有时还故意向巴顿表示他的友好情意。但是，在他们的真正感情中却蕴藏着一种一触即发的敌意。这种敌意造成一种潜在的紧张气氛，许多专职人员对这位在欧洲战场上好惹事生非的陆军最高将领都怀有这样一种态度。
史密斯对这一“事件”作出强烈反应显然是出于这种愚蠢的仇恨心理，而且由于想起西西里事件而进一步加剧。也许是由于他焦虑巴顿会不断地给艾克招惹麻烦，而这位参谋长认为他责无旁贷地要保护艾克的利益。否则的话，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史密斯的反应如此强烈，非要提出在发起进攻的前夕解除巴顿——美国陆军最出色的作战将领，即将打响的大战中不可缺少的人物——的职务不可。
艾森豪威尔于4月29日回到怀德温，他发现司令部里的气氛很紧张。艾克不是就案情本身考虑，而是想到巴顿显然不能约束自己的言论，于是他似乎准备采取严厉的行动了。他通知马歇尔将军说，“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我准备解除(巴顿的)职务，遣送他回国，”但是他话中又留有余地，补充道：“除非案件中又出现某些新的没有预见到的情况。”他坦率地对马歇尔说他不愿采取这一行动，因为如他所说，“尽管巴顿性情不稳，但战争中常常会出现需要由他首当其冲的局面。”
巴顿只不过是犯下了个区区小错(如果它真是个什么错误的话)，而且战事的发展事关重大，考虑到这一切，把巴顿是否“适于担任指挥”同国会批准晋升人员名单这两件事扭在一起，如果不是荒谬的，也是不恰当的。但是晋升对职业军人来说，是攸关重大的事。正如布彻中校所说，“只有正规军军官才能充分理解”这类事的意义。
在巴顿完全了解他参战的前途已经危在旦夕之前，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已经通过电报，多次议论过他的命运了。从4月27日到5月3日，在华盛顿的参谋总长同在伦敦的最高司令官之间已就这件区区小事进行了六次十分激烈的电报交锋，这件小事却威胁着使盟军丧失一位最精干的指挥官。
4月29日的电报充分表明战争需要巴顿，但是人们却不想要他，也许除了艾森豪威尔之外，统帅部里的人都会希望撵走巴顿，即使以纳兹福德这样的小事为借口也可以。这份电报还表明艾森豪威尔充分认识到巴顿在打仗中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不管挑衅和压力有多大，他都决心要拯救巴顿。
从巴顿这方面来说，他已经习惯于用一种泰然自若的沉着态度来应付别人对他的处置。别人把他看成是个惹事生非的孩子，他并不为此感到恼火反而觉得可笑。实际上，他感到满意的是，要打仗就离不开他，所以他被当成一名古怪的天才而得到他人的容忍。“我倒要碰碰运气，”他说，“因为我不在乎，由于我挑上好的双亲，因而我不必靠在陆军中糊口谋生。除此之外，我还是一名军人，一名单纯的军人。”
然而，现在的轩然大波却刺伤了巴顿，他认为这些攻击是他人策划的，不公正的。
“你可能已经对我感到厌烦了，”他在给艾森豪威尔再次派来调查巴顿事件的休斯将军的一封信中写道，“但是我最近一次的所谓越轨行为颇有诬陷的味道，因为当时曾告诉我讲话不会公布，而且开幕式是在新闻部的主持下进行的，它的代表也在场。”
巴顿还是竭力以达观态度对待这场喧嚣，并且用长远的观点来看待这件事。他说：“战争结束之后，我就不再有什么军事上的雄心壮志了。因此，除了一笔退休金的问题之外，我是否能晋升为终身少将军阶对我来说不是攸关重要的。因此我授权你向最高司令官讲明——如果你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话——我完全愿意把我的名字从终身将军的名单中除掉，这样就不会妨碍其他军官的晋升了。
“当然，你知道我的抱负是什么，就是要指挥一支军队去杀德国人和日本人。我不相信我的所作所为竟然会对我在这一方面的效能有什么影响。”
然而，纳兹福德事件却愈演愈烈。
4月30日，巴顿接到艾森豪威尔的一封“训斥信”。信中，艾森豪威尔要他“彻底交待清楚，并警告他注意这次讲话的潜在严重后果。”这时巴顿才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这是一个星期天，巴顿正在教堂里做礼拜。史密斯将军打来电话，命令他于第二天“11时或15时”向艾森豪威尔报到。
与此同时，马歇尔将军决定让艾森豪威尔来酌情处理此事。马歇尔说，公众对陆军部的信任要根据“霸王”战役的成功来权衡。这位参谋总长写道：“如果你认为让考特尼·霍奇斯中将代替巴顿来指挥部队，也能同样确保战役取胜，那么也可以。如果你认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两人也能承受已经对咱们不利的反应。”他又补充说，“恐怕晋升正式军阶的名单已受到致命的危害了。”
就在巴顿前来为自己辩护之前，艾森豪威尔又接到了马歇尔的另一封电报。马歇尔在电报中再次强调，在艾森豪威尔作抉择时，关键因素是“霸王”战役和你个人对战争胜利所负的重大责任”，而不是陆军部的态度。
上午11时巴顿来到最高司令部报到。他发现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十分亲切，而且在当时的状况下是很体贴的”。但是问题还远没有定下来。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告诉巴顿，他这次可能非要把巴顿送回美国了，尽管他本人对这道命令是感到多么遗憾和痛惜。这次会见使巴顿感到绝望。这件事使他感到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我觉得象死去了似的，但是我还没有完全绝望，”他写道，“如果他们让我上战场，我就去；但是如果不让我去，我就辞职，这样我就可以讲话了。到那时，我要讲出事实真相，这样也许会对国家更有好处。”
在驱车返回波维尔厅的五小时旅途中，巴顿默默无言地思考着他的命运，并不断自言自语地吟诵诗句。
回到波维尔厅之后，巴顿把米克斯中士叫来，让他给自己收拾行李。他辛酸地说：“这一回我们将不得不回美国了。”
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仍然在进行着联系，但是趋势开始对巴顿有利了。有两个因素促使艾森豪威尔拿定了主意。艾森豪威尔判定，这一事件只不过是区区小事，不足以按那些仇视巴顿的人们的要求来处分巴顿。此外，同往常一样，陆军部长史汀生介入了这场争执，他为了老朋友的利益，明智而有分寸地从中进行了调解。
巴顿似乎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他的部下也都是忧心忡忡。就在这时，5月3日，艾森豪威尔决定了结此案。他告诉马歇尔将军说，他认为“巴顿解职会使我们失去他指挥部队的经验，以及他所显示的进攻中唤起士兵战斗力的才能，”于是他决定让巴顿继续担任第3集团军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写信给巴顿说，“尽管(巴顿)个人的轻率造成了一些很坏的反应，”但是他还是作出了对巴顿有利的这一决定。他还严肃地补充说，“我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相信你是一个好的指挥员，绝无其他动机。”
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正式信函到达波维尔厅之前，他就已经给他的老朋友巴顿发去一封私人电报，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他。巴顿读完这份电报后，对着盖伊将军大声叫道，“战争结束了，”他提议去喝一杯。巴顿的一位青年副官乔治·小默南上尉当时正巧就在附近，听到此话，以为他的上司就要退出战争了。巴顿、盖伊和其他人的明显的欢乐情绪使他感到诧异。事后默南笑着说，“过了一些时候，我才发现我搞错了。”
这一事件迅速消逝了，因为双方都作了一些姿态，以巩固艾森豪威尔和巴顿之间的友谊。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信，面面俱到地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并向最高司令官表示了他坚贞不渝的忠诚和永远感激的心情。艾森豪威尔还没有接到信，就亲自给巴顿打电话，而且态度“极为亲切”。
然而，这一事件却在巴顿心中留下了一个洗刷不掉的痕迹，在内心深处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辛酸。这件事使他的心灵受到创伤，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命运原来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对这件事，我最后的想法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命中注定要做出一些伟大的业绩——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件本来是件鸡毛蒜皮的事，但其影响却是那么可怕，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造成的，而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安排已经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