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歇尔的大树下·第六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乔治·巴顿是个极端宿命论者。他曾把自己说成是“漂流在命运长河中的一片小叶”。而在论及困难和紧张情况时，他则写道：“我一辈子的经验是，我遇到的每一件倒霉事情，最后总是转忧为喜，对我有利，虽然当时我还看不出来。”

　　 1938年就是如此 。

　　 虽然巴顿被调到克拉克堡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被当作了牺牲品，但其他似乎与他的“命运”无关的事态却迅速扭转了这种方向。就在他接到命令要调到布拉克特维尔受上帝惩罚时，马歇尔准将在范库弗接到命令，要他去华盛顿接管总参谋长的作战计别处。

　　 那位原先假定的参谋长继任人德拉姆将军，则受命从芝加哥调到纽约港的总督岛担任第1集团军和第2军区司令。这不只是一种一叶而知秋的动向。德拉姆的新职固然负有某些军事责任，但主要是一个社交性的美差。调到纽约去担任这种职务，通常意味着高级将领的军人生涯已到了终点，即使不那么荣耀，也要让他们在公众瞩目的情况下退休。对这位驻纽约的军方高级代表的选择，根据的不是军事方面的素养，而是他的社交风度和装饰价值。他必须适应这个大城市的社交和政治活动，是穿着军装、善于握手言欢和把臂寒暄的一类“地方头头”。

　　 就德拉姆的情况而论，这种调动毋庸置疑地表明，他将再次落选，他想当陆军参谋长的梦想是肯定破灭了。

　　 与此同时，马歇尔则开始青云直上地攀登这个职位。他刚一到华盛顿接任新职时，副参谋长恩比克将军就开始为自己退出总参谋部进行安排。恩比克离法定退休年龄六十四岁还有两年，他便请求调到司令部设在业特兰大的第四军区当司令，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因为他对负担日益繁重的副参谋长一职感到“年迈和疲倦”了。

　　 恩比克接着建议提名马歇尔接任他的职务，但这需要一场名符其实的“政变”才能实现。9月的时候，伍德林部长不在华盛顿，由助理部长约翰逊代行陆军部长职务。他召集了一次军事委员会的会议，并在会上立时询问克雷格将军的意见。

　　 “关于副参谋长恩比克的继任人间题，你是怎么想的？”约翰逊问道。

　　 “我们会及时对此事作出决定的，部长先生。”参谋长回答。

　　 “你看乔治·马歇尔怎么样？”约翰逊坚持地问。

　　 “我们会作出决定的，部长先生。”这位将军说。

　　 “在此事决定之前，将不再召开军事委员会议了。”约翰逊宣布说。

　　 于是，克雷格将军便离开了会议室。过了几分钟，他返回会议室，微笑着说：“有关此事的命令已经发出。”

　　 如果说巴顿对这一系列尚未明朗化的事件对于他军人生涯的意义有所认识的话，他在克拉克堡的举动却没有表露出来，即使有的话，也很少很少。1938年7月1日，他接替了理查森上校的职务，一投入工作就拿出他惯有的精力来推行不留情面的改革。只有一点方法与他以前不同。这次巴顿不是仅根据操典上规定的标准程序，而主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训练。他认真地进行着备战。

　　 巴顿所了解到的情况，只限于从报纸上谈到的那些。从陆军部或骑兵局办公室得到的消息，还看不出来世界局势已恶化到需要调整军队以应变的地步。但他好奇的眼光注视着国际局势，并且得出结论，欧洲正不可抗拒地走向摊牌。

　　 这一年达到了后来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预演，即西班牙内战的高潮。德国飞机每天轰炸巴赛罗那。由希特勒新空军机群人员驾驶和操作的飞机，在3月7日的一次空袭中就在加泰罗尼亚首府炸死一千人。3月11日，希特勒进军奥地利，并将其并入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10月1日，希特勒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几个星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另一块土地也割让给了匈牙利。

　　 这些事件都以醒目标题刊登在美国报纸上，但并没有能震动泰然自若的美军。这种形势纵然一时还很不清楚，但毕竟使人们耳目一新。沉默寡言的新作战计划处长已认识到这些遥远地方发生的事件对美国意味着什么。马歇尔将军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不管森林如何稠密，都不会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他以冷静的精确分析态度，密切注视着欧洲事态的发展。他已经看出，距他办公桌数千英里之外，有两个特别关键的问题正逐渐浮现出来。一是他看出希特勒的新战争机器在作战方式上正在发动一场空前的革命，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武器都变得陈旧过时，并使战略和战术面貌一新。二是他确信，尽管美国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象登月旅行那样遥远，但是英、法两国(不管它们愿意与否或者是否认识到)正日益接近与德国开仗，而美国迟早也将被拖进这场冲突。

　　 巴顿虽然与马歇尔是个大不相同的人，但他同这位文静的宾夕法尼亚人一样，也很快看出了德国新战争机器对未来战争的作用。他深信，尽管全国笼罩着一片孤立主义和不干预的情绪，但当事到临头时，美国必将卷入战争。

　　 巴顿在克拉克堡加紧研究德军新一代将军的著作。他开始进行沙盘演习，他把从各种军事杂志的文章中搜集来的德军战例重现于沙盘里，他把这看作是应付未来战争中某些特定战役的准备。

　　 巴顿上校在他的军官尚看不到未来战争的时候，每天要他们作“战争演习”，使他们莫名其妙，烦恼不已。巴顿毫不停息地设计着新的不用马的进攻战术，他对克拉克堡那些死板的参谋人员说：“不管那些老顽固对未来战争中乘马骑兵的前途如何高谈阔论，我还是对你们说，当战争来临时，在美国军队中不会有几匹马的。”

　　 他的部下都认为巴顿是一个酷爱战争的狂人。但他对这些批评嗤之以鼻。他把他的骑兵组编成机枪预备队。这些部队仍然骑马到沙漠去演习，但在接着进行的模拟战斗中，巴顿要求他们从头到尾步行。他说：“这是你们下一次战争中不得不采用的作战方法。”

　　 对巴顿死板的管理制度，对他坚持整洁的军容，对他“荒唐的战争演习”，特别是他对“神圣骑兵”口出不逊地进行贬低，在克拉克堡的人员中是牢骚满腹。关于他这些古怪行动的流言，也传到了华盛顿，结果被他的敌人所利用。他们开始把他叫做“克拉克堡的疯子”，并且说：

　　 “这个十足的傻瓜！难道他不明白他是在自取灭亡吗？”

　　 华盛顿的确有人正注视着巴顿，他既非巴顿的朋友，亦非巴顿的敌人，只是对他感兴趣而已。如果说这种兴趣有一种倾向的话，那与巴顿敌人的那种恶意期待是大不相同的。

马歇尔还在作战计划处的时候，就开始秘密筹备对上层军官进行一次“清洗”，在上层军官中有一大批“老顽固”，即罗斯福总统称之为老朽的高级军官盘踞在一些关键岗位上，正是这些人阻挠着军队的现代化和改组工作，很遗憾这些工作早就应该进行了。装甲部队这个广泛而又艰巨的机械化问题，是他心中考虑的最主要问题。他悄悄地在军官队伍中遴选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以委之以这一重任的人选。

　　 巴顿对装甲部队故不表态而投机式地为骑兵辩护的姿态，并没有使马歇尔迷惑。他知道巴顿是全心全意主张机械化的，他所以避免暴露他的热情，只是为了避开那些有权势的对手的谴责。马歇尔到华盛顿后不久，就对作战计划处的副处长伦纳德·杰罗中校说：“巴顿是军中无比优秀的坦克手，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知道这一点。当他指挥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坦克时，我就密切地注意他。我意识到他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我知道如何同他打交道。”

　　 接着，他说了一句难以捉摸的话：“我要把他调到靠华盛顿近一点的地方，以备需要时能召之即来。”

　　 10月16日，马歇尔被提升为副参谋长。他在担任这个新的有权的职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将巴顿调到了迈尔堡，留在他的手边。马歇尔对巴顿极感兴趣，这一点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巴顿已经五十三岁了，当时马歇尔曾打定主意决不把他的新军队的重要指挥职位委之于年龄超过五十岁的人。但巴顿的朝气、干劲和创造精神打动了马歇尔，使他愿意对这项规定来一个破例。

　　 1917年马歇尔在法国第一次遇见巴顿，那时他正在美国远征军第1集团军作战处系统地准备各次战役。虽然他们没有缘分也没有机会接近，但马歇尔却对巴顿产生了一种个人兴趣。巴顿那种华而不实和吵吵嚷嚷的举动看来似乎古怪，但并没有使马歇尔厌恶，也没有蒙住他的眼睛。

　　 两人的性格没有一点相似之处。马歇尔文静、安详而含蓄，始终如一，但有点书生气，是个信守固定原则的人；而巴顿则是一个外露的人，急躁而喧嚣，反复无常，行动敏捷，颇有几分见机行事的色彩。然而，他们在思想上的共鸣远远超过了他们不同性格之间的鸿沟。两人都是远非正统的军事思想家，对战争艺术和科学持进步的观点。他们对虚浮不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抱怀疑态度，不愿意接受军事教条，不相信那些现成的框框和条例。他们都怀有追求完整准确知识的渴望，对本行的现实极为关心。

　　 马歇尔将军作为一员伟大的历史名将有许多非凡的品质，而他的知人善任，可能是最突出的一点。他没用多长时间就发现，在巴顿的古怪癖性和好表现的作风背后，即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事科学家，正象他自己一样，从历史中探索结论。

　　 他们看法的一致和对不断变化的战争问题的进步态度，使马歇尔与巴顿接近，巴顿欣然接受了他的友谊，并终生珍惜这种友谊。巴顿由于情绪反复无常，往往容易得罪所有的同僚，实际上他那些带刺的话，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他说到同代人时，经常使用一些粗鲁的语言，有时则很快表示后悔。然而，没有人听他说过贬低马歇尔的话。

　　 马歇尔对他持久的友谊，使他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益非浅。我们往后将会看到，正是这种不可动摇的友情和坚信人能悔改的品德，保住了巴顿在军队中的领导职位。在别人都准备把巴顿投向狼群的时候，马歇尔总是替他说好话，使他免于遭殃。

　　 马歇尔坚信，巴顿是军中在战场上能够对付快速运动的德军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最优秀的人材。他甚至把巴顿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克敌制胜绝对不可缺少的人物。马歇尔对巴顿的评价是合乎分寸的，因为他充分了解巴顿的局限性。他很清楚巴顿在整个指挥系统中的应有地位，而且准确地了解他能委之于巴顿多少权力和责任。

　　 当诺曼底登陆最初阶段的“霸王”战役地面部队指挥权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马歇尔对约翰·埃德温·赫尔将军说：“巴顿当然是领导这次登陆的最理想人选，但是他过于急躁。需要有一个能够对他起制约作用的人来限制他的速度，因为炽烈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会使他追求冒险的高速。他上面总要有一个人管着，这就是我把指挥权交给布雷德利的原因……。你不要觉得这样安排不当。”马歇尔向赫尔(他是陆军部中巴顿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保证说，“巴顿自己对此是理解的。这就是很容易与此人打交道的原因”。他说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正值其他所有的人(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都认为与巴顿打交道是个令人头痛的难题。

　　 使马歇尔和巴顿关系如此突出的因素是，马歇尔对巴顿的敬重几乎完全出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共同经历。但他们的共同经历并没有跨进1920到1939年这一阶段，和平时期巴顿在陆军中的表现相当平常，他被史密斯将军称为捣乱分子。这时马歇尔出于本能直觉地选中了巴顿，主要是凭借以往的记忆。

　　 巴顿取得马歇尔的信任(后来这种信任导致他担任了更高级的指挥职务)，纯然凭着他1917－1918年在法国时仅十个多月的表现，他在那里领导了美国庞大作战机器中的一支不平凡的部队，这支部队对战争的贡献无疑是富有魅力和浪漫色彩的，但也是昙花一现的。尽管如此，巴顿却一直深深扎根于马歇尔的心中，以致达时仍象1918年在法国时一模一样——他是美军真正的第一个坦克手，他用借来的少量坦克打垮了一个旅的敌人，他以旺盛不衰的精力和高超的技术训练他的士兵，然后率领他们勇敢地投入战斗。

　　 根据这些表现，在马歇尔将军看来，巴顿是个理想的美国军官——部队的组织者、训练者和战斗指挥者。马歇尔非常清楚地了解，在美国军队中，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军队中，象这样的军官是不可多得的。

11月27日，巴顿到克拉克堡还不满五个月，他正在野外观看一次“战争演习”，调动他的命令来了。乍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完了。他把事情做得太过火了，华盛顿要解除他的职务。这项命令任命卡思伯特·斯特恩斯上校接替他指挥第五骑兵团的职务，并指示他立即到华盛顿报到。“但愿他退休才好。”克拉克堡的人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但后来传到克拉克堡的流言，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了。“瘦皮猴”乔纳森·温赖特上校，本是第3骑兵团和迈尔堡司令，现已晋升为准将，正在等待调往菲律宾。他的两项职务都将由巴顿接替。这看上去只不过是一次例行的调动。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巴顿本人在内，能看出在这项命令背后隐藏着马歇尔将军的妙策。

　　 不管如何，克拉克堡的人们看到巴顿离开是高兴的，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1938年12月5日他离开的这天，部队排列在从司令官住处直到营房大门口的车道两旁，团里的军官和侦察车排一起组成了护送卫队。

　　 在二十六年中，巴顿第五次调职，又回到了迈尔堡，并且搬进了位于杰克逊大街宽大的三层红砖楼房的司令官住宅，巴顿安顿下来就立即象在克拉克堡一样行事。他毫不容情地鞭策他的部下，要把他们洲练成为一支精锐部队。

　　 虽然他这次调动来得突然，但其意义却没有立时显露出来。美国还没有加入欧洲走向战争的竞赛。当整个国家还在不顾一切代价埋头于和平事业的时候，迈尔堡仍起着“社交站”的传统作用。巴顿在这里可以训练他的好马，打马球，骑马猎狐和举行豪华的宴会。然而，自从他到职以来，那里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的严格管理，加上他著名的那些训练科目，引起了广泛的呻吟和不满，因为在这个自命不凡的军营中的人们，对于这种紧张而又艰苦的训练是不习惯的。但是，巴顿也并不处处都不讨人喜欢。甚至有两项革新还颇受人们的拥护。

　　 一件事是，他把这里每年一度的“面向社会的马术表演”改成了热闹的盛典。他的另一项创新比前一项还要精彩。他抵迈尔堡还不到两星期，就把这里的随军牧师找来，指令他将其布道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

　　 “对上帝的崇敬，我不亚于任何人，”他说，“可是，该死的，任何一次布追都不需要超过十分钟时间。我担保你在这个时间之内，能把要说的事情都讲清楚。”

　　 第二个星期天在教堂里，巴顿昂首阔步顺着走廊走进教堂的礼拜大厅，皮靴上的马刺卡卡作响，他在第一排面对牧师选了个坐位。布道一开始，巴顿就拿出表看着。八分钟后，他抬起头来，朝牧师示意地看了一眼。

　　 两分钟后，布道准时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