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阴郁的决定性危机·第五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28年1月，乔治·巴顿少校正在檀香山的陆军总参谋部夏威夷分部开始他第三年度的任职时，他的司令员威廉·鲁思文·史密斯少将突然被召回。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严守纪律的田纳西州人。他曾在陆军大学教过射击学、军械学以及实践哲学和自然哲学，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他是一位具有广博知识才能的军人，现在他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奉命立即到西点军校去报到。根据陆军条例，史密斯将军有责任写出对他留下的军官们的工作成绩考核报告，对那些在他看来应被列为不合格的军官所作的不佳评语，要由他亲自向本人宣读。他把巴顿少校叫到他设在斯科菲尔德军营的办公室，来进行这次难堪的面谈。史密斯以低沉的语调复述着他认为是最没有奉承话的一段报告：“此人在战时会成为无价之宝，但在和平时期却是一个捣乱分子。”

　　 巴顿呆呆地听着，紧闭着薄薄的双唇，似乎鲜血就要从嘴里喷洒出来，他啪的一声打了个立正，对这位将军说：

　　 “谢谢你，长官，我把你的意见看作是极大的赞扬。”

　　 巴顿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到处树敌的能手。尽管夏威夷的气候风日暄妍，恬静宜人，但此地却似乎成了他在有势力的高级官员中树立永久敌人特别适合的地方，而这些高级官员对他事业的影响可能是有决定意义的。1935年，正是在这里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次闹剧性的转折，使他不得不为了自己在军队里的前途顽强而拼命地进行斗争。

　　 在当时，一位五十岁的中校在个人生存斗争中能否取得胜利，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回顾历史，当时所下的赌注在现在看来确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两位强硬而倔犟的人物之间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关系到这位陆军中最伟大的作战指挥天才——布雷德利将军在另一份成绩考核报告中称他为“首屈一指的作战指挥官”——能否被留下来，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他的重要作用。

　　 这里指的是巴顿与他那最有权势而坚决的个人对手休·阿洛伊修斯·德拉姆少将之间的一场剧烈冲突。

　　 德拉姆的父亲是密执安州的一名上尉(在圣胡安战役中牺牲)。德拉姆是陆军中经过自我奋斗而最有成就的人。他虽然从未进过西点军校或其他任何一个培养正规职业军官的学校，但是凭着他非凡的军事技能和精通军中政治的秉赋，为自己造就出一番惊人的事业。在1917年他三十八岁担任少校军官时，德拉姆一丝不苟的参谋工作和组织才能就给了潘兴以深刻印象，潘兴把他选到自己的参谋处工作，巴顿在那里则是一个资历较浅的成员。

　　 在法国的时候，德拉姆就当了准将，担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一位来自宾夕法尼亚的文静的、沙黄头发的年轻中校，名叫乔治·马歇尔担任德拉姆的作战处长。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德拉姆却成了一场尴尬的争论的中心人物。马歇尔根据潘兴的指示起草了一道命令，德拉姆却在这道命令中加上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从而引起了一场谁该攻打色当的不光彩竞争。福煦本打算把夺取色当的荣誉留给法国军队，以此来洗去1870年普鲁士军队在此大获全胜所留下的痛苦记忆。

　　 然而，这件丑闻并没有影响德拉姆战后在军中的飞黄腾达。1931年他得到了少将的永久军衔，两年之后被任命为副参谋长，并内定在麦克阿瑟任期届满时当参谋长。虽然他的任职得到了潘兴将军的有力支持，但德拉姆还是没有当上参谋长。马林·克雷格将军被任命为参谋长，德拉姆在最后升任陆军中这个最显赫的职务(每个人尤其是德拉姆所渴望的岗位)之前，被派别夏威夷军区任司令员。

　　 就在这里，巴顿踩进了他的势力范围。在一次如果不是邪门的，也是一次异乎寻常的调动中，巴顿于1935年被派到夏威夷，担任德拉姆的情报处长。就是在那遥远的太平洋前哨阵地，德拉姆将军周围也是气氛阴森。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正在进行幕后活动，以确保下一次能被任命垂涎已久的参谋长职务，他正在陆军内部纠集自己的势力，动员国会山的支持力量，在华盛顿拉拢有影响的人士，以便在需要进行心理攻势时左右总统的决定。

　　 这场为猎取陆军最高美差的巨大斗争，使军官团分裂成亲德拉姆和反德拉姆两派，同时加剧了军中的政治气氛。巴顿对德拉姆虽然没有特别好感，但他对上司是忠诚的，没有参加这场宫廷阴谋。可是在另一场大搏斗的奇特插曲中，巴顿的命运却与德拉姆连在一起了。

　　 尽管情报工作不合巴顿的心意，但他还是以一贯的勤勉和才华进行工作。他写了几篇论述两栖作战的出色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是《保卫加利波利》。这是一篇分析如何防御海上进攻的文章，显示了他从两种角度观察形势的能力。

　　 他还写了一篇文章，预见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此时已充满只有具备远见卓识的观察家才能看到的很大风险。在审察夏威夷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时，巴顿下结论说，日本人对珍珠港发动袭击既是潜在的危险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并且预言，这样的一次袭击对美国来说将是灾难性的。他这份报告的时间是1935年4月26日。

　　 但是，巴顿玩起来也象工作一样卖力。他以惯常的豪华风姿来到夏威夷，他自己驾着私人游艇到檀香山，接踵而来的是他马厩的骏马以及打马球用的小马。没过多久，由于他举行豪华的私人宴会以及与檀香山最上层社会的迪林厄姆家族、卡斯尔家族和鲍德温家族密切交往而得罪了德拉姆。

　　 这种隐伏着的私怨不可避免地爆发成一场公开冲突。只因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一公开冲突就果然不出所料地一下公诸于夏威夷社会。每年一度的全岛马球锦标赛周历来是社交活动的高潮。在这些吸引夏威夷上层最体面人物的比赛之后，每晚都要举行豪华的宴会，其中巴顿所举行的宴会是最时髦的一类。

　　 1936年第四届竞赛大会期间，以巴顿为队长的陆军队与瓦胡岛四队对垒，这个队的队员都是夏威夷最高贵家族的子弟。比赛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巴顿驱马迫使沃尔特·迪林厄姆让开，并且尖声叫道：

　　 “该死的，沃尔特，你这个狗东西，我要一直把你追到当街上去。”

　　 德拉姆将军正坐在观礼台前排的荣誉席上。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看出，巴顿在比赛中使用这种不干不净的下流语言使他感到苦恼和难堪。当这场马球赛的一轮结束时，德拉姆站起来把巴顿叫到他跟前。接着他当着显赫的贵宾之面，以冷冰冰的口气对巴顿说：

　　 “我取消你陆军队队长的资格，巴顿上校，因为你在女士们面前说了不堪入耳的话，污辱比赛对手。你要立刻离开运动场。”

　　 巴顿张口结舌，只说了一句：“是，长官。”他敬了个礼，牵着他的赛马离开了赛场。迪林厄姆仍然骑在马上，他骑到德拉姆面前气愤地质问：

　　 “将军，你刚才让巴顿上校退出比赛场，对吗？”

　　 “对。”德拉姆说，“我不能容忍一个上校说出这种话来。”

　　 迪林厄姆将马球棍扔在地上跳下马来，把马缰交给马夫，便朝正在边线上等着下一轮比赛的毛伊岛队队长弗兰克·鲍德温喊道：

　　  “喂，弗兰克，今年的比赛就到此为止了。”

　　 “当然是，沃尔特，”鲍德温喊着回答，“我从未听到乔治·巴顿说过什么下流话。”

　　 他也下了马，同迪林厄姆一起步行离开比赛场，想追上巴顿。

　　 这一下，德拉姆将军就感到为难了。他不愿出尔反尔，让巴顿不可原谅的行为免受惩罚。但他不便将一周的赛期缩短，从而使比赛夭折。他显然气得脸色苍白，重新叫回巴顿，又恢复了他的陆军队队长。但他从未饶恕巴顿。

　　 德拉姆策划的第一手报复行动，实质上是要在成绩考核报告中将巴顿毁掉。第二手则想留到他走马上任当了参谋长时再办。既然这似乎已成了定论，即德拉姆这时就要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职位，那么巴顿的军人生涯看来就很快接近尾声了。

　　 但是，巴顿在夏威夷群岛的任职也有其补偿。他能有更多的时间同家人——妻子、女儿比阿特丽丝和露丝·艾伦以及儿子在一起。巴顿儿子与他同名，是个十几岁的沉静孩子，没有一点象他父亲那样的暴躁和活跃。夏威夷清闲而无忧无虑的气氛使巴顿一家更加亲密。巴顿夫人得闲写了一本《鲨鱼血》，这是一个以夏威夷风情为背景的浪漫故事，使她赢得了小小的名声。这一家跑遍各岛最边远的地方，去进行人类学的探索，考察风景如画的夏威夷历史以及世人所不知的令人神往的当地居民的轶事。

　　 但就职业而言，乔治·巴顿的前途既象一潭死水，又岌岌可危。

巴顿第一次开始严肃考虑他退出军界的问题。他虽然健康状况极佳，由于朝气蓬勃的户外活动和锻炼，身体保养得很好，但毕竟不是年轻人了。他年已半百，在军中干了二十七年后当上中校。他还参加过一次世界大战，在那次战争中他曾一度升为上校。

　　 军队给了他不少好处，他也献出自己的一切作为报答，但事情并不那么完美无缺。自从离开米德堡十六年以来，他没有什么卓著的功绩，在个人关系方面也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正如威廉·梅勒所指出的那样，巴顿要么被人厌恶，要么被人喜爱，“在具有这样一种倔强性格的人身上，没有中庸之道可言”。

　　 这一点本身并不是太坏的事情。但那些喜欢他的人大都是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下级军官，能够接近他，对他的复杂个性有所了解的人。虽然他们也看到他有不少地方不那么讨人喜欢，但他们发现他有更多的地方值得人们尊敬、仰慕和效忠。另一方，陆军中大部分高级军官却憎恨他(他的晋升要靠得到这些人的善意和友谊)。正如一位将军在谈到巴顿时深有感触地说过：“我不是不喜欢他，我是讨厌那个狗娘养的！”

　　 巴顿在情况危急时是个高度的现实主义者，他开始考虑他在军中的作用也许已经完结，便四处物色退隐之地。他在波士顿附近的南汉密尔顿找到一处古老的农庄，它有一所旧式的大房子和一片广阔的土地，是个解甲归田的理想去处。他还在夏威夷时，就将这块地方买了下来，巴顿夫人按她高雅的格调布置了这所农庄，作为他们的住所，并将它命名为“绿色草地”。

　　 巴顿任职期满，一家人就从夏威夷搬到“绿色草地”农庄，在等待重新任命期间，他一直在这里思考着自己的前途问题。

　　 在他们来到这所美丽的庄园后不久，巴顿的腿就被他夫人的马踢伤。起初，巴顿对这件事故并没有介意，因为他以前曾经被马踢伤过多次。巴顿堪称是一个“易出事故”的人，但任何一次不幸事件都未造成严重后果。

　　 有一次巴顿在科德角的阿瓦龙度假，他驾着自己的跑车从普赖德交叉路口向托普斯菲尔德马球赛场飞驰，结果车翻到沟里，把他埋在车底下。1916年在墨西哥，他住处的一个煤气炉爆炸，由于严重烧伤，使他难受了一段时间。

　　 驻扎在得克萨斯州的布利斯堡时，巴顿与邻近牧牛业的大人物交往甚密，他穿着华丽，配上两支手枪去正式拜访他们。在一次拜访中，他正同一位养牛大王站在一起对饮时，他的一支手枪在套中走火。主人严格按照边疆的礼貌，对这一偶然事故未予置理，继续聊天和不断斟酒，客气地不去询问巴顿是否受伤这一令他难堪的问题。实际上，他也没受伤，这粒子弹只差不到一寸距离从他左脚边上飞过去了。

　　 但在不久后的一次巡逻中，他的正规军用自动手枪走火，擦伤了他的右大腿。巴顿一心要使他的枪能一触即发，为了减轻扣动板机的力量，他把枪内的击发阻铁锉平了。这样他脚稍微一动就撞上了击铁，枪机撞针一下子顶到子弹上，引起走火。他的伤势并不严重，但他的愤怒却难以消逝。从此以后，巴顿在枪膛里总放上一个空弹壳，保证不再一顿足就使枪走火。

　　 巴顿继续过着危险的生活，招惹种种风险。仅在他回“绿色草地”农庄的几星期之前，正如他乘自己的游艇去夏威夷一样，他仍乘自己的游艇大角星号从夏威夷回来，途中几乎淹死于太平洋的风暴中。

　　 可这回却是一次该死的踢伤。不久，他血管里就形成了一个血块，并开始往上向心脏移动。由于情况危急，他被紧急送进医院。医生们紧张地忙了几天，设法把血块溶解掉，以免血块跑进主动脉而致死。这几天，巴顿想的并不是死亡，而是隐退问题，因为在他的不可动摇的宿命论中，他相信自己是能够冲过这遭鬼门关的。当他脱离危险仍住在医院里时，巴顿为他定制的六十三英尺“马罗尼”式纵帆船绘制了图样，心中又在盘算着来来。他把这称之为“有朝一日”。

　　 他恢复健康后，终于又回到了军队。他劲头十足，因为他被委任为赖利堡的第九骑兵团团长。同时，他又担任骑兵学校教导主任，在那里讲授战术课，一如往昔。

　　 巴顿在赖利堡时，那个不祥的人物德拉姆有一段时间好象没有什么动作。但是，就在巴顿自以为他在夏威夷的失礼行为显然已被遗忘和得到宽恕之时，他的军人生涯又以明升暗降的方式遭逢厄运。1938年7月1日，他按期被提升为上校。但随着军阶的晋升，只是把他调到克拉克堡指挥第5骑兵团。这个团位于得克萨斯州狭长区域的布拉克特维尔附近，前往那个骑兵阵地犹如梦游一般，凡是派到那里去的军官都被认为是老朽之材，授予一个上校军衔，算是一种告别姿态，通常是让他们在退休之前最后享受一次军人的快乐。

　　 在内战之后，为了袭击科曼契人 [ 注：科曼契人(Comanches)系美国的印第安人。 ] ，这里是一个繁忙的前哨。那些好战成性的印第安人威胁着广大狭长区域白人的安全。克拉克堡仅以过去的光荣历史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第五骑兵团惩罚性的干预效果卓著，以致科曼契人于1904年被最后平定时只剩下了一千五百人，人数之少，所受惩罚之惨，使他们再也不能制造麻烦了。

　　 此后，这个要塞的重要性就日益下降，直到完全消失。到巴顿去接任指挥时，它已成为一个得克萨斯州垃圾箱中被人遗忘的岗位。

　　 第5骑兵团是一个历史较久的团队，但不如第3团悠久，也没有象3团那样著名。1855年这个团在肯塔基组建，1861年内战期间，在骑兵大整编中，它又被重新命名，之后就被派到克拉克去打科曼契人。过了一段时间，放任自由主义便成了这个团的传统，巴顿的前任罗伯特·理查森上校保守放任，但坚持了这种传统作风，并且按着克拉克的另一个传统，直接从这个要塞退伍。

　　 巴顿以一贯充沛的精力同这个偏僻沉闷的狭长地带的沙漠展开斗争。他努力充分利用他在这里的时间，他生气勃勃的领导确实给这块沉睡的大地注入了某些新的生命。但这是一次既单调而又令人失意的履职，磨掉了他尚武热情的棱角，却加剧了他神经质的脾气。

        1937年，当巴顿被调到骑兵学校，部分地销声匿迹时，欧洲和亚洲的危机却尖锐化起来，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正在迅速控制局势的发展。战争的烈火已在中国熊熊燃烧，西班牙正陷于内战之中。日本的炮弹击沉了在南京上游长江中的美国炮舰帕内号和其他几艘美国矿砂运输船。意大利退出了国际联盟，德国也不承认早已支离破碎的凡尔赛和约。随着世界一天天接近战争，新的军事理论和新式武器也相继问世。

　　 在英国和法国，那些墨守成规的保守的当权军人，对那种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的局势变化采取了闭目塞听的态度。来自德国的报告描述了令人着急的详情，说明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全新的国防军迅速实现机械化。武装部队上层实行部分统一，代表了一种新的概念已经取胜。

　　 旧时代的人物继续排斥、忽视和否定空军力量以及一度曾使巴顿伤心的、有争议的武器坦克，现在强调的重点恰恰转移到这两种武器上。在英国和法国，象富勒将军和戴高乐上校这样富于想象力的人士，敢于挺身出来为装甲部队辩护，却仍然被忽视和受到谴责。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海因兹·古德里安和欧文·隆美尔的名字日益为军界所熟悉，甚至在华盛顿也为人们所熟知。这要归功于杜鲁门·史密斯上校(他是驻柏林的武官，是一位对纳粹实行的军事革命敏锐而机智的观察家)的报告，尤其是青年军官艾伯特·魏德迈(仅是一位少校)亲眼所见的第一手叙述。魏德迈曾在柏林附近的加陶军官学校学习，并在新一代德国军官中结交了许多有意思的朋友，如沃尔特·沃利蒙特、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等。沃利蒙特主张介于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全新的作战原则。古德里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军队机械化新精神的化身，而隆美尔则赞成新的灵活的步兵战术思想，但知道隆美尔的人是有限的。

　　 有种种蛛丝马迹可以确定事态发展的方向。10月15日，德意志联邦国防军的一份官方杂志上，发麦了古德里安的一篇题为《装甲部队进攻中的运动与火力》的文章。他在文章中严厉地批驳了对现代战争中装甲部队作用的怀疑和反对论调，断然地把坦克放在一切军事设想和计划的中心。接着，他又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警惕！装甲部队！》 [ 注：《注意！坦克！》 ] 。在这本书中，他以挑战式的坦率态度描述了德国新装甲部队的演进，并为实际作战中使用它们的原则勾画出了一个轮廓。

　　 几乎与此同时，隆美尔也出版了一本题为《步兵的进攻战》的书。书中概述了运动战的那些具有革命意义的原则，在这种战争中步兵同装甲部队密切配合，能发挥出空前的能动力和打击力量。

　　 在赖利堡的巴顿被这些若明若暗的事件所震惊，这些事件的意义被华盛顿那些制定美军政策的人们完全忽视或抵制。仅有少数乌托邦式的空想家看出了装甲部队是进行战争的重要工具，而巴顿则是这群人中的创始成员。但是，这位往往为不受欢迎的新事物大声疾呼的人，这时也认为用隐蔽的语言，温和地说出他对坦克的无限热情为好，以免进一步危及他前途未卜的事业。

　　 巴顿自进骑兵以来，几乎二十年中一直通过讲演和一系列精辟的文章，为装甲部队辩护。这些文章都是他主张部队机械化而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谨慎地写成的。他的论点肯定是有说服力的，但都是隐藏在字里行间，他口头上仍然要对那些根深蒂固的概念和传统表示赞许，因为这些传统概念支配着陆军决策者的思想，他们对不同意见是绝不容忍的。

　　 1933年巴顿在迈尔堡对军官的一次讲课中，概述了部队通过机械化可以获得的无比优越性；装甲车辆如何擅长战略侦察；怎样能有效地利用它们追击敌人；怎样把坦克作为一种进攻的预备力量，在适当时机开上去给敌人以主要一击，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

　　 但在结尾时，巴顿认为聪明的办法还是后退一步，比较保险为妙。因此，他竟讲了许多话来贬低他刚刚称赞具有巨大潜力的武器。他在讲课结束时说，实际上骑兵部队永远是不可缺少的，而坦克只不过是另一种武器而已。这句话正中他的听众、那些骑兵军官的下怀。

　　 “最后，”他说，“我还要提醒你们一件事……在今天机械已经取代了从前的颚骨、大象、甲胄、长弓、火药以及最近的潜艇的地位。到将来，机械也会成为过时的东西。在我看来，任何人如果因为有了新的观点就抛弃久经考验的兵种，那就象一个穷汉看见了一件大衣，为了买这件大衣把内衣、内裤都卖掉一样愚蠢。”

　　 然而，他自己却如饥似渴地注视着这方面的发展，对德国、英国和法国每一份有关这方面问题的出版物，都要了解情况，争论在这些国家里愈演愈烈。他一夜又一夜地悉心阅读利德尔·哈特和富勒(他们都是英国的“新战争论”者)的著作以及夏尔·戴高乐(他是一位不知名的法国上校，在第一线为法军实现机械化而斗争)的著作。当情报处将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的文章翻译出来后，巴顿立即派人前去索取，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文章，尔后又一读再读，直到心领神会为止。

　　 但是，假如巴顿指望能被调到华盛顿去参加美军机械化的工作，那他就大失所望了。乔治·巴顿尽管有公认的才干和创见，却处于失宠的窘境。尽管他是一个很需要的人物，但是人们却不要他。他在赖利堡担任的职务还比较重要，在那里他与新生事物至少可以保持部分的接触，甚至还可以利用骑兵学校教学用的坦克标本来从事对装甲部队的研究。但他被强制性地调到克拉克堡，这无异于被流放，在克拉克堡战马仍然被当作王牌，骑兵则是上帝自己的武装。

        与此同时，德拉姆将军的事业却在并行的道路上发展着，显然平稳而安全地朝着其令人满意的高峰前进。德拉姆和巴顿的职业生涯这样奇特地交织在一起，此时德拉姆指望到手的肥缺，似乎肯定会成为巴顿的毒药。

　　 但是，一个新的情节出人意料地插进了这场戏剧。巴顿的命运后来竟同另一位伟大的军人乔治·马歇尔将军的前途联在一起了。这简直象是命运的有力干预。青云直上的马歇尔取得了军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此事同时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挽救了巴顿，使巴顿后来能作出一番伟大的事业。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马歇尔在被排挤靠边多年之后非同寻常地迅速提升，巴顿说不定会从舞台上的旁门退出，变成一名退役上校，从而销声匿迹。

　　 1937年德拉姆将军离开夏威夷，更接近了这出戏的中心情节。1938年春，克雷格将军已任满为期四年的参谋长的第三年，这时白宫和陆军部都开始探讨他的接班人问题。德拉姆已经当上了第二集团军和芝加哥的第六军区司令，因此他可以从芝加哥到华盛顿去，比在遥远的檀香山更有效地施加影响。

　　 在物色克雷格的接班人的时刻，德拉姆不能再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了。他为自己加速了竞选活动，但结果只是使他第一次遭到了极大的失望。他到华盛顿去见潘兴，以便取得老上司的支持，但这位特级上将却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1935年我尽了最大努力，为你争取这个职务，德拉姆，但这次我对你却是爱莫能助了。这段时期形势起了变化，现在我已经有了另一个人选。”这另一个人选就是马歇尔。

　　 [ 注：？？缺第96页 ] 官。在此之后，他的全部遭遇就是失望。

　　 这位默默无闻、埋头工作的军官，没有给麦克阿瑟将军留下好感，反而使他恼火。所以这位参谋长并没有将马歇尔用得其所，简直是以流放的形式把他派到芝加哥。他在那里毫无建树，当了三年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的高级教官。1936年，打算调他到华盛顿担任要职的努力没有成功。相反，他却被调到范库弗担任步兵第五旅旅长，这同巴顿在克拉克堡一样，是一个偏僻地区的岗位。一名军官身处陆军联络线最尽头的西部遥远地区，只要被人遗忘，便很容易断送整个前途。

　　 但此时马歇尔时来运转了。什么也阻止不了他登上这一最高职务。由于命运的这种变幻莫测的摆布，巴顿自己的生涯也到了转折点。不久之前，他好象还在走向销声匿迹，可这时他却突然显示要成为陆军未来的一名高级军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