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骑兵·第三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巴顿当然不知道，这时候他在战争中的时间仅剩下十一天了，而实际战斗则仅有几个小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全由美国人进行的战斗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早上，一切看来都挺美好。

　　 他的那些坦克已经证明多少是有用的，士兵们正在对坦克进行擦洗和整修，准备迎接下一次战斗任务。可以预料，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在具有典型战略意义的法国土地上进行的一次最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这就是后来一直苦战到底的四十七天的阿尔贡森林之战。虽然协约国高层的大人物仍然预期战争将会持续到1919年，但这次战役却成了战争的压轴戏，这是潘兴的杰作。红、白、蓝三色旗帜的飞舞，证明了潘兴把美国远征军只当作美国部队来使用的顽强决心是正确的。

　　 巴顿由于接近这位总是板着面孔、沉默寡言、眯着眼睛的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所以有特别的机会看到他把美国远征军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使用，而不是把他的士兵充当其他盟国部队的补充。他为此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这些盟国部队部分地由于英国将军才能不足和法国将军浪荡成性而严重缺乏战斗力。直至福煦亲临前线弥补先前的一切错误之前，潘兴对其盟国共事的将军们的才能是一点不抱幻想的。他认为，如果把美国远征军交到他们手里，那只会变成炮灰。他用明确断然的语言阐述了他的信念，然后坚持自己的信念，顶住“劳埃德·乔治 [ 注：劳埃德(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首相。 ] 的阿谀奉承，克利蒙梭 [ 注：克利蒙梭(Clémenceau)是当则时法国总理。 ] 的大声怒喝以及费迪南·福煦将军的暴跳如雷”。

　　 他的基本的而且是不可改变的方针明确地表达在一项斩钉截铁的指示中。他写道：“在反对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军事行动中，你们要与共同对敌的其他国家军队进行合作；但在进行合作中，必须强调要记住这一点，即美国部队是联合部队中有别于别国部队而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保持它自己的特性。”

　　 巴顿劲头十足地追随潘兴战斗，使他受到激励的是他认为理所当然的沙文主义，而不是正确的军事原则。这方面的争执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印象。这种记忆竟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艾森豪威尔非常高明地履行军事合作评头品足，尤其当他认为同英国的“合作太多”时，批评就更加尖刻。

　　 在圣米耶尔战役之前，美国远征军与英、法军队共同作战十一次，但对美军来说，那些都是次要的战斗。圣米耶尔战役才是第一次全由美国部队承担的潘兴式的战斗，但这仍然还是一次有限目标的作战。现在没有限制了。几乎有一百二十万美军要参加这次大规模的攻势，这次攻势是由美国自己的作战参谋部筹划的，而且完全是由美国自己的指挥官指挥的。

　　 这个计划是果敢的，非常符合天时、地理和敌情。由于德军没有暴露的侧翼，潘兴决定发动强大的正面进攻，以求突破。他计划将主要突击点选在默兹河与阿尔贡森林西部边缘之间宽约二十英里的地带，同时调动了三个军的兵力。每个军都以两个师作为攻击部队，一个师作预备队。另外还有三个师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依战斗进展情况而使用。

　　 进攻所在地点的地形有利于防御。整个防线的后面，德军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纵深防御体系。其中包括已经完全建成的三条主要防线和一条部分完成的更靠近后方的第四道防线，这条防线在地形上有着巨大的天然优势。此外，德军还把各条防线之间的村庄、树林、山丘和其他天然障碍物变成坚固的据点，作为用以粉碎进攻的抵抗中心。

　　 纵然这个防御体系如此坚固，潘兴仍然希望这次强大的进攻能使他的部队不失势头她穿过头三道防线，并使他能打开德军侧翼，展开进攻。这将造成一次开阔战的局势，而他的军队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最适应这种战斗。

　　 巴顿的坦克分配给第一军，通过夏庞特里方向的谢皮和维朗内，沿着阿尔贡东边，在布昂泰和埃尔两边使用。当时归他指挥的只有一百三十五辆轻型坦克，约占这次进攻使用的全部坦克的五分之一。

　　 巴顿又劳累得筋疲力竭，因为供他重新修整和部署他的旅的时间，已不到两个星期了。在1918年，坦克作战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体力劳动和料理一些细微末节，几乎象在杂耍舞台上排练错综复杂的杂技动作一样。另外一件烦琐的事情就是坦克向前线开动所经过的道路必须用带子标志出来。为了保证坦克准确地到达指定阵地，与预定的炮兵射击和侧翼部队的运动相配合，当时认为这样做是必须的。

　　 坦克是通过铁路运抵发动攻击地点的，可是把坦克从平板货车上卸下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场消耗战。火车停在离谢皮不到六英里的支线上。这个村庄位于敌占区之内，在德军1914年占领以来从未受到干扰的一条宽阔地带的正北方。美军一到达这里，惊奇地看到德国士兵正在这块无人地带的高大白杨树下追猎兔子和松鼠，显然不知道敌人已经接近。

　　 在巴顿旅中一致的看法是，没有他亲自参加，要卸下坦克那是一种“办不到的奇迹”。这些笨重的车辆必须在漆黑的夜里卸下来，连续不停的大雨则使夜幕变得更加黑暗。然后，要把这些坦克向北开出约二英里，到一片小树林去，天亮以后林中的树木可起掩蔽作用。坦克在泥地上留下了暴露马脚的辙迹，巴顿担心这些车迹会将他的部队暴露给德军的侦察机，因为德军侦察机已开始对这个地区进行监视。第二天夜里，巴顿将坦克转移到附近的另一个小树林里，旧车印留着未动，但丝毫不留下一点新车迹。他采用的方法是，让坦克在铺满小树枝的地面上开过去，然后再撒上一层树枝，把坦克转移时压出的新辙迹都盖上。

　　 9月25日巴顿奉命要准备进攻，规定于第二天凌晨4时25分，即在75毫米大炮轰击三小时之后开始。炮击开始时，是那样地密集和震耳欲聋，使他感到他不在炮弹落下的那边，真要谢天谢地。

　　 凌晨3时左右巴顿下令出击。他的旅分两个纵队向攻击发起地点前进，但突然在一座受到密集炮火射击的桥边停住了。巴顿事先早已料到。他迅速奔到坦克纵队前的桥边，在坦克开过来时，他已确定好排炮射击的时间和节奏。然后利用两次排炮齐射的间隙，让坦克一组一组冲过桥去，未受一点伤亡。

　　 发起进攻之后，原先拟订得很好的计划立刻在战斗的硝烟和拂晓的迷雾中破产了。没有多久，坦克与协同作战的步兵就失去了联系，跑到了步兵的前头，竟独自冲入维朗内。

　　 巴顿的行动正象在圣米耶尔完全一样，他步行巡视前线，出现在他认为他亲自督促和一顿臭骂就可以立见奇效的地方。上午9时左右，他冲到马修·英格利希上尉指挥的连里，该连已进入距德军三百码的距离之内，但接着被德军的机枪火力所阻。巴顿发现坦克手正在努力把德军战壕掘出一个突破口以便强行突进，但德军机枪一响，他们就得隐蔽，所以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巴顿把英格利希叫来，同他一起迅速冲到胸墙跟前，以这种勇敢和大无畏的发现来引导那些士兵继续挖掘突破口。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很快就有五辆坦克通过了突破口，向那个机枪阵地冲击，使它成了哑巴。巴顿步行跟在坦克后面，突然碰上约三百名害怕得要命的士兵，他们正俯伏在一个处于密集火力的小山坡之下。

　　 “该死的，”巴顿向他们喊道，“你们等在这里干嘛？”

　　 在巴顿看来，步兵必须紧跟在坦克之后，以便充分利用突破口。巴顿喊他们的指挥官，可是这群士兵十分混乱，以致没有一个头头挺身而出。于是，他便自己指挥起来，高声喊道：“跟我来！”

　　 士兵们一动不动。他呼喊自愿的人出来。有五个士兵站出来，其中一个是他的传令兵乔·安吉洛军士。面对固若金汤的德军，这六个人组成了一个小队。巴顿对他们喊道：“好，弟兄们，我们走！”

　　 巴顿冒着枪林弹雨带头往前冲去。但几分钟后，他回过头来一看，发现只有安吉洛还跟在他的后面。有三个士兵已被打死，第四个已负了伤。后来，他在回忆这次大胆冒险时说：“在这次冲锋中，我把自己看作好象是战场上一名离群的小兵，时时刻刻由我南北战争时驰骋疆场的先辈和弗吉尼亚的祖父在云端守护着。”

　　 这时巴顿自己的劫数已到。当他接近德军防线只有三十码时，一声猛烈爆炸，把他掀倒在一个弹坑里。安吉洛跟着他跳进坑里，看看出了什么事。巴顿受伤的肋部血流不止，如他后来所说，伤口几平有茶杯那么大。安吉洛设法把血止住了，但除了等待医生，没有其他办法。

　　 巴顿已经休克，但那怕只有他的传令兵一人在旁看着，他也要保持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由于失血和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逐渐感到支撑不住了。他总算承认了他的伤势是危险的，可能在医生找到他之前就要死去。当医生来到后对他说他的伤并不重时，他又坚持要医生让他回坦克部队去。

　　 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巴顿真诚地相信他已在德军防线的要害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如果让步兵跟在集中的坦克后边，便可以使这个缺口变成有决定意义的突破。一位年轻的医生受到巴顿一顿臭骂，但他仍设法说服巴顿。

　　 “上校，你的身体状况已不能再留在前线了。”他说，“其实，我们越是快一点将你撤到最近的后方医院——”

　　 “去你的，医生，”巴顿顽固地叫道，“别对我指手划脚！”

　　 他想站起来，可又倒下了，这时才终于相信他已丧失了战斗力。但他还不打算下火线。当他们把巴顿抬上救护车时，他又开口说起来，象下命令一样告诉司机：

　　 “把我送到35师司令部去。”

　　 “哪里？”司机惶惑地问。

　　 巴顿渐渐变得神志模糊，身体无力，但仍然不停地叫喊着。

　　 “35师司令部！不要同我争！”

　　 巴顿在师司令部里口授了一份关于前线情况的说明。但他体力消耗过度，结果失去了知觉，所以，他们把他送往火线后面的后方医院治疗时，他再也不能反抗了。他后来写道：“这时，同身体所受的损伤一样严重的精神损伤起丁作用。”

　　 天黑之后，他到达了医院，在那里住了三天。然后，他被转移到第戎附近的第四十九后方医院。他乘着缓慢的火车，一百二十英里的路程走了二十个小时，一路上淫雨绵绵。那是一次令人恼火的旅行，乘的是用棚车临时改成的医院列车，伤员都躺在自己的担架上，排有三层。在这次旅途中，巴顿只吃过一次饭，而后就只有咖啡、面包和一些糖浆。

　　 巴顿所进行的出击，实际上是那一天唯一一次有效地使用了坦克。在他到达后方医院的时候，进攻战的第一阶段——看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初攻击——已经失败，部分原因就是坦克的支援未能奏效。那不是坦克的过错，而是作战计划人员在第一次攻击中对它们的调度不当。地形完全不适合使用装甲部队。把参战的七百零四辆坦克分散到各个军去也证明是很糟糕的，这样缩小了它们的作用，如果将装甲部队集中用于仔细选择的几个点上，就一定能够打垮已经岌岌可危的德军。

　　 这些都是阿尔贡森林战斗的重大教训，它们的意义巴顿一直没有忘掉，他在这次战斗中取得的经验，使他开始考虑改变坦克的作战方式问题，即从静止作战改为流动作战，从而使坦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了具有决定作用的武器。

　　 10月4日，巴顿的伤口仍末愈合，他听说美国第1集团军重新发动了攻势，现正缓慢地通过德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关于战斗如何艰苦，敌军如何顽抗以及美军伤亡越来越大的消息，传到了在医院的巴顿的耳朵里。

　　 巴顿急躁不安，筹划重返前线的各种神秘的计划。但他不得不等待。他的伤口仍然没有愈合到可能进行缝合的程度。与此同时，参战的师已经足够，有必要组编第二个集团军，这时潘兴指挥整个军团，正为这次攻势的第三阶段和最后阶段作准备。

　　 战斗于11月1日开始，到7日色当前面的高地已经被占领，美军本有可能拿下这座历史名城。但是，当这个大好时机的消息传到福煦将军那里时，他立刻改变了美国第1集团军的作战防线，以便让自己的法军占领这座城市，因为色当曾经是1870年法军向普鲁士人投降的地方。

　　 巴顿再也忍不住袖手旁观了。他买通了一个勤务兵，为自己搞到了一辆汽车。他逃离了医院，驾着汽车往蒙梅迪开去，美国部队正在那里进入阵地，准备同敌人进行最后一仗。

　　 巴顿驾车越过他自己部队的司令部朗格勒，在战争最后阶段日益严重的混乱中，在拥挤不堪的路上，尽快地继续朝蒙梅迪前进，尔后再向默兹河进发，到达那里的凡尔登。他抵达这座名城的那天，正是他三十三岁生日，他终于准备在前线庆祝他的生日了，然而正在此时却迎来了当头一棒。

　　 时值1918年11月11日，德国人请求停战了。

默兹－阿尔贡攻势是美国军队进行的最大战斗之一。这次战役结束之前，美军已有近一百二十五万人参战，付出的代价是高的，伤亡约十二万人，但军事上的战果也是有决定意义的。由几个月前还是大学生、年轻实业家或专业人员充当年轻军官所指挥的美军排、连、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战，打败了最精锐的敌军，粉碎了所谓的兴登堡防线。

　　 战争结束了，巴顿却又陷入困境。罗肯巴克将军对巴顿逃离医院一事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并且以明显的方式暗示，他要进一步处罚巴顿。但这时潘兴已经没有战事的压力和牵挂，巴顿觉得潘兴将军可以帮他的忙，帮他摆脱最近这次困境。于是，巴顿要求谒见将军，对潘兴的副官卡尔·博伊德上校说，他有重要事情向潘兴汇报。接着，他就把他的全部越轨行为向潘兴作了报告。他在讲述时既带着羞愧之色又有几分孩子气的吵嚷，他那番慷慨陈词，说得娓娓动听，结果完全博得了潘兴的同情，他被赦免了。

　　 但是，巴顿于11月18日给妻子写了一封非常激动的信。通常在他需要她的宽慰时，就急急忙忙、气急败坏地发出这样的信。自从他在谢皮附近进行“突破”受伤以来，巴顿指望可以得到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这是他希望自己的贡献和不懈的努力能得到肯定的最高奖赏。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看来优异服务十字勋章是得不到了。11月17日晚上有小道消息说，他不会得到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他怀疑是罗肯巴克在背后捣的鬼，于是就去找这位将军，直截了当地对罗肯巴克说他是多么懊恼。

　　 “你已经得到了上校军衔，乔治。”罗肯巴克告诉他，“按你这个年龄，这应该心满意足了。”

　　 “将军，”巴顿反驳说，“我宁愿当一名荣获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的少尉，也不愿当一个没有优异服务十字勋章的将军。”

　　 这天夜里，他不能入睡。一早起来，便将他的满腔苦闷倾诉在一封写给妻子的抑郁的信中：

　　 “我昨天夜里一夜没有合眼，我难受死了，以往的事情又要降临到我的头上。目前尚不知会出现何种情况。但对我来说，这关系到我在整个战争中，在我离开你两年来所能得到的一切。我要是吃憋了，那真该死。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我不能就此罢休。”

　　 巴顿开始进行幕后活动，老着脸皮向那些能向潘兴说得上话的人泡蘑菇，并且公开进行游说。1918年过去了，看来毫无结果。可是1919年元旦，他从潘兴那里当面得到了渴望已久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还附有一份嘉奖令，其中对巴顿在谢皮受伤情节的叙述，完全是按他自己的说法写的。

　　 “1918年9月26日，在法国谢皮附近，他在指挥他的旅向埃尔山谷前进中，表现了突出的勇敢、沉着、干劲和机智。尔后，他将一支瓦解了的步兵集合起来，率领他们跟在坦克后面，冒着机枪和大炮的密集火力前进，直到负伤。在他不能继续前进时，仍然继续指挥部队进行作战，直到把一切指挥事宜移交完毕。”

　　 对巴顿来说，勋章是有重大意义的。他写道：“迅速而公平地颁发勋章，对鼓舞士气至关重要。”他不厌其烦地向马歇尔将军一再提出关于授勋的建议。他曾经建议每个集团军和每个军的参谋部的人事部门，应该指定一个人具体负责催促师级以下部队颁发嘉奖令。因此他建议，“只要时间允许，应当办一个嘉奖令写作班，由集团军、军和师人事部门的军官参加学习。”

　　 巴顿慷慨地给别人颁发勋章，同样他自己也渴望得到勋章。他曾说过，勋章是勇敢的标志，是一个军人得到报酬而对国家尽了职责的确实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他对坦克部队的全面贡献，巴顿还得到了另一个崇高的荣誉，即一枚服务优异勋章。

　　 嘉奖令上写道：“由于他的积极肯干和正确判断，他在朗格勒陆军学校组织和指导坦克中心的工作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他在战斗中对坦克部队的使用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才干和热忱，在这种对美国陆军来说还是较为生疏的作战方式中，表现出了显著的适应性。”

　　 这是乔治·巴顿在这次大战中最后的纪念，但1920年的这次授勋之后，给他带来的只是失望。

        战争可能是赋予人以不朽之名并创造显赫历史的一种辉煌艺术。老霍布斯 [ 注：霍布斯(Thomas Hobbes)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 ] 深入地研究了各种政治团体的行为之后，得出结论说，战争乃是自然的状态。但在我们大部分人看来，战争则是一种灾难——正如托尔斯泰所说，“是可怕的、万恶的东西”。然而，巴顿却热爱战争，“热爱”乃是他自己使用的词。战争使他着迷，他赞美战争。一个正常的、通人情的和有智慧的人，对战争竟会持这种态度，这又作何解释呢？

　　 要想把巴顿性格中的这一特质说成是有道理的，或用文过饰非的办法替他进行解释，象为他辩护的一些人曾经试图作过的那样，这是愚蠢的。他对战争的热爱，并没有什么玄妙的或地缘政治的论据。它并没有思想基础，也没有马基雅维里 [ 注：马基雅维里(Machlavelli)系意大利政治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使用各种权谋术数，现已成为玩弄权术政客的代名词。 ] 或黑格尔派哲学家所接受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循环论。巴顿完全出自崇信一种悖理的甚或荒唐的观念，乃至上了瘾，达到狂热无羁的程度。这一点，在军人中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军人中，即使那些最伟大、最有成就之辈，也没有几个人是赞美战争的，而多数军人都持与谢尔曼一样的观点，认为战争是灾难，战争的虚荣纯粹是浮光掠影。

　　 巴顿并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他具有封建主义和骑士制度盛行的中古时代的性格。他的美国至上主义并不是民主类型的，而是与他民族的和平传统大相径庭。

　　 说到这一切，也必须记住，巴顿尽管那么热衷于战争并具有封建色彩，但在他的一生和军事生涯中，从未鼓动或宣传过战争，也从未怀疑过民主制度的极大优越性，把自己置于民主的对立面。他绝不是“好战的鹰派”。在本世纪初，他崇拜的两个人伦纳德·伍德和西奥多·罗斯福鼓吹备战时，他是置身于这场争论之外的，甚至隐居家中。

　　 归根结底，我认为乔治·巴顿之所以热爱战争，主要是因为他自以为，他所具备的特殊而有限的才能注定自己要献身给战争。他没有任何虚伪的谦恭，而是颇为自负——但仅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而言。早在1909年他就曾对他岳父说过，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人。他相信，他的一辈子只有去搞一项狭窄的专业才能有出息，这就是他公开承认的选择军人职业的原因。

　　 他喜欢写作，也可以写得不错，但他也知道他只能当一名普普通通的职业作家。他善于骑马，马球也玩得很好，但他不想选择这些作为职业。他看不出自己能象他的一些先辈那样，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或高明的医生，也没有当牧师的想法。

　　 巴顿憎恶并害怕成为庸碌之辈。在他去世前几天写给接替史汀生先生任陆军部长的罗伯特·帕特森的信中说：“从事任何职业的任何人，如果满足于碌碌无为，那是对不起他自己和美国传统的。”

　　 他坚信他最好就是作一个军人，他的特殊天赋在于打仗，只有在行伍之中他才能上升为伟大人物。所以他选择了军事职业，满腔热情地追求它，一心一意献身于它。

　　 他看不出在一个注重和平的美国当一名注重战争的军人有什么严重的矛盾。为了补充这个方程式，他进一步宣称：“军人也是一个公民。实际上公民的最高义务和权利就是拿起武器保卫祖国。”他得出结论说，“因此，作一名军人，作一名优秀军人，是一种值得自豪的权利。”

　　 巴顿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到了他作为一个公民的价值和对祖国的作用。

　　 1945年深秋，在他预感死亡将近的时候，他搜索枯肠，清理一下自己的生平。他将他自己的思想以职业回忆录的形式写在纸上，称之为“回想录”。他沉思默想为它写了一个前言，其中写道：“战争是一个古老的主题，我作为一个古代武士，对战争研究和实践了四十多年。”

　　 这给了他毕生追求的满足和报偿，这是他经历过的黄金道路和非凡时刻，是闪耀着他的崇高业绩的意义深长的时刻。

此时西线已一片沉寂，或许有点过于沉静。这次残酷的战争突然结束了，既成的格局立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烦恼的前途未卜之感，被拙劣而平庸的政客糟蹋的世界对此毫无准备。

　　 潘兴将军正在清理欧洲战场，不许他向柏林进军一事令他烦恼，但是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隆维的一连串庆祝活动补偿了这种失望。军事大检阅已烟消云散 [ 注：军事大检阅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与同盟国彼此显示武力。 ] ，就象一部特长电影的高潮过去了一样。《芝加哥论坛报》巴黎版，每天都在头版头条印着这样的通栏标题：“让战士立刻回国吧。”在纽约他们正唱着：“我们不要咸肉，我们要的是莱茵河岸的一席地。”

　　 巴顿发现自己难以适应这种情况。他象一个著名的演员，在一出精彩的戏长期上演之后，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未来，那时再也没有谢幕，留下的只是空荡的舞台。但他又得到了安慰。罗肯巴克将军把他叫到肖蒙，告诉他坦克部队将作为装甲部队的核心保留下来，根据潘兴将军的亲口命令，如果巴顿愿意，可以留在坦克部队里。巴顿对罗肯巴克说：“长官，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临别时，他又得到了一份赠礼——他那经过战争锻炼的整个旅。

　　 “你要把这个旅带到米德营去。”罗肯巴克告诉他，“你要维持部队的完整建制，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巴顿三十三岁就当了上校，成为一个坦克旅的指挥官，他还能期望什么呢？他决心最充分地利用这一良机。他更愿意别人作他的上司，但是，如果罗肯巴克将成为这支新装甲部队的真主阿拉的话，巴顿决定，向上帝起誓，一定要作它的穆罕默德。 [ 注：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创始人，自称是真主阿拉的使者。 ]

　　 1919年5月17日，巴顿回到美国。虽然他离开美国只有两年多一点时间，他发现美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国家动荡不定，烦躁不安。它正在成为工业化、机械化和城市化的国家。马路上挤满了汽车。劳工的力量壮大了。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禁止男人饮酒。由于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并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但是，由于它最近卷入了古老欧洲的纷争，因而美国己无可挽回地承担起世界强国的责任，尽管它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这个现实。

　　 巴顿由于注意力集中于陆军上，个人生活的优裕环境也安排得十分舒适，所以他对周围广阔的世界是不太注意的。他主要关心的是陆军的前途，他自己在陆军中的前途，以及装甲兵的前途(他有时会眼光狭窄得令人气恼)。当然，他有一种倾向，就是夸大坦克对取得胜利的贡献，特别是夸大他自己的坦克部队的作用。但他对所选择的武器不幸的局限性，并不因为自己的热情而完全陷于盲目状态。他以空想家的热情和专门家的卓知认识到这种武器的潜力，因此他决心为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贡献一生。

　　 巴顿那时读了马歇尔将军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歇尔试图让某些军官的头脑清醒过来，这些军官颇有点洋洋自得，以为陆军已证明能充分应付困难的战争，并已达到应有的完善地步。

　　 巴顿写信给马歇尔，就这篇文章向他表示祝贺。这篇文章给了他极深刻的印象，并影响到他对坦克的看法，不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是这样，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都是如此。他投身于建设军队的任务，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也使他的旅保持整齐，以备将来之需。

　　 巴顿以他于1917－1918年在法国工作时的极大热情和无限精力，投入了他在米德的新任务中。巴顿从马歇尔的文章中得到启示，在《步兵杂志》上写道：“只有我们这些接生并护理了由于早产而患有无数先天疾病的1918年战争产生的畸形婴儿的人，才能知道这些婴儿实际是多么糟糕，并且由于这种密切的关系，能够判断它们现在又好转到什么程度，以及它们今后一定还会怎样继续改进。”

　　 巴顿认为他在米德的使命就是奠定这种改进的基础，他大力推动包括研究、发展和训练三项主要活动的计划，他认为，为改进坦克，除了纯粹的保养工作之外，这三项活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他到达米德后不久，就发现已有几种势力结合起来，从坦克部队开始成长的阶段起就反对他的努力。罗肯巴克将军这时对现状以及和平时期的蛰居生活心满意足。他继续以他过去在法国时盯着巴顿行动的那种疑虑，看待巴顿的热情。在这场较量的很早阶段，巴顿就发现，只要罗肯巴克将军还掌权，他就很难实现他的计划。

　　 但是罗肯巴克不过是代表了一种不仅存在于美国的普遍倾向。克利蒙梭说过：“我们已把战争打到底了，彻底又彻底。”以往人们欣喜若狂的事，这时的世界却以某种厌恶的情绪对之不屑一顾。军人们在几个月前还受到狂热的赞美，而现在竟成为笑柄，甚至受到蔑视。和平主义的情绪已经表现出来。到处都准备限制军备，海军建设大量削减，庞大的军队被解散。这就象禁酒一样，是一种倒退的欢闹。

　　 在醒悟到战争的昂贵消耗后，美国象惊弓之鸟般地来对付自己伤脑筋的问题。陆军是这种大醉方醒时的第一个受害者。美国这时应该拥有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国会反映了全国的情绪，确认最好的军队是一支规模最小、费用最低和最不显眼的军队，于是争论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陆军遭到了全面的清洗。降低军衔的浪潮冲击到所有的军官。就连参谋长佩顿·马奇上将也被降为少将。巴顿上校被降为上尉的永久军衔，但只历时一天。他于1919年6月30日降为上尉，7月1日又升为少校(考虑到他为了自己而不得不进行一场斗争，他把这次升级看作是“火线提拔”)。其他人却没有这样幸运。大约有二千五百名正规军官抱恨辞职，他们大声痛斥国家忘恩负义。

　　 巴顿既没有抱怨，也没有退职。战争的势头仍然支配着他的头脑和四肢。一项重大的任务摆在他面前，其他方面的事情也很顺利。米德距离华盛顿只有几英里远，所以他可以充分享受首都的社交乐趣。他自己买了一辆穿箭牌旅行车，驾着它作长途旅行，老爱开快车。他又靠近妻子和女儿了，所以和平毕竟是有好处的。但接着，和平时期军队的现实开始向他逼来，他突然发现，以他所能得到的一切，连这个旅的日常后勤问题都几乎难以解决。他得不到足够的汽油，甚至维持战士们和坦克每天进行一次完整列队练习所需的最低量汽油都不够。几个月前，在法国阿尔贡战役中配给他的汽油是三万加仑，而现在已减少到每天五百加仑，只够他的坦克烧几个小时。接着，这本来不足的定量又减少了，他每天操练坦克只能花几分钟时间。他只好将坦克停在米德的营房里，坦克手们把他们的时间花费在建筑篱笆上，以防止好奇的人接近，同时把坦克的钢壳涂上油漆。至于油漆，倒是很多的，巴顿要多少有多少，毫无困难。

　　 巴顿一直忙于集中精力自己掏腰包来解决那些无须外人帮助的技术问题。他认识到通讯系统的不完备是战斗中坦克效能受到限制的主要因素。在法国时，他不得不在炮火下跑来跑去，从一辆坦克跑到另一辆坦克，以便保持他与各部队的联系。各辆坦克之间都没有互相通讯的设备，也没有与地面支援步兵和空中飞机进行联络的设备。

　　 巴顿想在无线电上寻找解决办法，他用钓鱼竿作天线，把标准的通信兵设备装在坦克上开始试验。然后他与拉尔夫·萨斯上校合作为加农炮和机枪发明了一种同轴架，以便使射手能对准目标练习。但是，他的无线电通讯失灵，因为坦克的金属外壳使它无法接受讯号。华盛顿军械署的人也拒绝了他的同轴架(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却成为中型坦克的标准装备)。

　　 在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只有一线希望。1919年春巴顿刚到米德时，就发现了一位名叫沃尔特·克里斯蒂的机械师兼赛车驾驶员，他拿出一种看来具有革命性的坦克设计，这种设计可以大大增加坦克作战的机动性。这种坦克叫“M1919”。巴顿一听说克里斯蒂的“坦克”，就立刻到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去。那里有一家名叫美国前传动机动车公司的小商号，克里斯蒂是它的经理，他正在那里搞他的发明。巴顿发现克里斯蒂是个高大、挺直，有高深技术才能而又非常热情的有学者风度的人，而他设计的坦克是巴顿所见过的最好的装甲车辆。它的引擎装在车的后部，不仅有可以拆卸的履带，而且有车轮，使坦克可以用车轮或履带开动。虽然用作试验模型的M1919还相当原始，用履带运行还有困难，但巴顿已经从中看出坦克要成为有效战斗车辆所必不可少的特点——速度和机动性。

　　 巴顿与克里斯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贷款给他，然后又安排M1919在米德堡作了一次表演。他们用作表演的这辆模型依靠自己的动力开到米德堡，行程二百五十英里，平均时速三十英里。这本身就是空前之举。它显示出坦克可以不用铁路运输，自己能开进战场。

　　 巴顿说服了陆军部的七位将级军官出席观看这次表演。他在试验现场作了简单的讲解，他告诉他们，这种坦克就是在沙地上也能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行驶，能把树木撞倒，冲破建筑物。需要有巴顿的口才外加一定的想象力，才能承认克里斯蒂的发明是一辆坦克，因为它没有装甲，几乎没有上部机构，只不过是装在履带轮上的一个平台。

　　 “操纵十分简便，”巴顿说，“连小孩子也能驾驶。”他邀请那些将军们坐上去，跑跑看。没有一个人答应，于是巴顿又请了一次。“嗯，先生们，”他请求说，“哪位愿意首先试试？”仍然没有一个人回答。

　　 巴顿夫人也和他一起来到这泥泞的试验场观看试验，这时巴顿以满腔热情而不是出自圆滑地转向她说：“那好，比，你来表演一下！”

　　 她在行驶中间掉了帽子，薄薄的衣服也溅上了泥，但这位小妇人十分沉着而熟练地驾着车。当她驾着车回到这群贵客面前时，她自豪的丈夫对将军们高声宣布：“先生们，你们看，操作是多么容易啊！现在谁愿意来试一试？”

　　 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接着有位将军开腔说：“谢谢，巴顿少校，我们已经看够了。”

　　 军械署拒绝了克里斯蒂的设计，理由是这种坦克太难操作。虽然克里斯蒂的模型后来被采纳了，但陆军对这个划时代的发明从来没有表现过象巴顿那样纯真的热情。然而，红军却全力以赴想搞到这些坦克。苏联人钻了空子，通过购买克里斯蒂的坦克挽救了他，使他免于破产。他们把这种坦克变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装甲部队的骨干。

　　 绝望的局势这时越来越影响着巴顿。1920年国会通过了国防法案，规定陆军为二十八万人，分九个师(两年以后，国会又下令减为十二万五千人)。

　　 这个法案给巴顿带来了灾难。它使坦克部队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陆军部命令将坦克分散到其他兵种里去。1920年，坦克的全都经费仅为五百美元整。

　　 巴顿试图找些陆军中有影响的朋友，请他们支持他那流产的发展坦克计划，但他沮丧地发现他们中竟没有一个人赞赏他对这种新武器的热情。连潘兴也拒绝援助他。这位陆军特级上将把巴顿看作是自己的门徒，愿意为巴顿作任何其他事情，但就是坚决不支持他的坦克计划。这时巴顿根据多种原因得出了结论，这项计划的命运已注定了。他认识到装甲车辆是战争机器中仅次于飞机的最费钱的东西。目前，他到处听到的都是鼓吹如何节约而又节约。他仍然相信，将来的部队是要靠轮子和履带运动的，但此时他也得出结论，从经济角度看，坦克是行不通的。

　　 当克里斯蒂的坦克价格还在五万美元以下时，巴顿就开始谈论“要建造足够的坦克组成一立机械化部队，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尽管他有高明的预见力，但他看不到有朝一日，美国会象威廉·梅勒所说的那样“打开它的钱袋，拿出数十亿美元，不仅把我们自己的部队，而且把盟国的部队也都用卡车、坦克、吉普车和机械化炮兵装备起来。”

　　 这位在几个月前还大声疾呼赞成装甲部队的人，现在竟然以激烈而鲜明的言辞反对起坦克了。1920年巴顿曾在《步兵杂志》上写文章为坦克部队卖力叫好。他写道：“坦克是一种新型武器，为完成它的使命，必须保持它的独立。它不希望或试图取代步兵、骑兵和炮兵，也绝对不能被任何其他兵种吃掉。”但现在，巴顿却一反常态，开始诋毁装甲车，而去赞扬骑兵如何具有永恒性和优越性。

　　 在他心目中发生的这种冲突，集中地反映了他性格中的莫名其妙的矛盾。巴顿的情绪往往反复无常。当事情不能按他的希望或预料发展时，他的欣喜常常急转直下，变为消沉。他不象威廉·米切尔 [ 注：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是当时的一位美国将军。 ] [ cdhyy注：参见本站《空中国防论》 ] 那样，为某种信念和理想准备牺牲自己宝贵的一切。已经失去了的事业如果有可能毁坏他的职业，他就不再去维护了。他是一个相当热心的人，但不是个狂热分子。巴顿信守迪斯雷利 [ 注：迪斯雷利(Disraeli)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首相。 ] 的格言“英国的伟大来自它的妥协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以这个格言指导自己的行动，保证他在什么时候都能找到比较保险的解决办法。

　　 巴顿在评论德宁少校所写的《英国陆军的未来》一书时，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赢得战争的胜利可能有许多方法，正如剥一个猫皮有很多方法一样。我们有些人坚信正确使用逗号的重要性，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润滑油或煤气，相信步行舒适或一块洗皮革的肥皂，我们热衷于寻求特殊的灵丹妙药，却忘记了剥猫皮的方法就是去掉它的皮。赢得战争的方法就是打败敌人。”

　　 现在巴顿已到了转折关头。

　　 他相信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既然他再没什么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留在坦克部队里，只能令他“身心交瘁”。

　　 1920年夏天，他完全与坦克部队分手，回到骑兵部队。巴顿引证了陆军元帅阿伦比勋爵的话，来解释他的这种行动：“我对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充满信心，它保持了优点，摒弃了缺点，而且不回避新鲜事物。”他奇怪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时却为反对不适当的机械化而进行辩护，——但绝不是因为对装甲部队失去了信心。实际上，他在幕后继续同克里斯蒂合作着，并且在陆军坦克咨询委员会继续任委员好几年。他就这样决定了自己的方针，因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较为明智。

　　 他在一篇论述骑兵机械化和摩托化的文章末尾，含糊其词地引用了一句古老的歌词：“如果你想过得愉快，那就参加骑兵。”他从未来回到过去的真正动机显然自在其中。

　　 巴顿少校决心不让自己因介入这场关于装甲部队的激烈争论而吃苦头。对他来说，只要有办法，他就去寻欢作乐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