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来了·第一
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美国
出自————《巴顿将军》
出自————《战争通史》
1942年11月7日，夕阳西下后不久，英国广播公司在其对法属北非的广播节目里，悄悄地插进了一句隐秘的暗语，这条暗语只有这么几个字：
“罗伯特到来”……“罗伯特来了！”
在英国广播公司对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的所有广播中都穿插着这类简短的讯号。
而“ 罗伯特到来”只不过是插进星期六夜晚节目中几十个使用密码的暗语之一。不了解内情的听众虽然对窃听到这种秘密通讯的情况感到激动而好奇，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信息预示着什么。越来越多的男女地下战士正在战争的秘密战线上同纳粹进行着斗争，但即使对他们来说，除非他们直接收到用密码发来的某些具体信息而他们又有密码本，否则他们对这些信息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许多暗语纯粹是编造出来的障眼物，在电台里播出，是为了迷惑敌人，让敌人去捕风捉影。然而有一些却是真的，是给同盟国在纳粹后方的特工人员发出的指示，要他们执行预定的作战计划。
“罗伯特到来”确实是个真的暗号。此时电台广播这个暗语是为了让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属摩洛哥的一小批反纳粹分子知道“罗伯特”终于要来解放他们的国家了。
在这个宁静而温和的星期六，法属摩洛哥的和平环境令人感到忐忑不安，这种和平是维希的人员1940年在贡比涅向阿道夫·希特勒卑躬屈膝地投降所换来的。拉巴特这座光彩夺目的白色圣洁的首府，是摩洛哥国王陛下穆罕默德五世和维希的驻节长官奥古斯特·诺盖上将的驻地。在过去的二十八个月里，战争距离这里还很遥远，因此没有人顾虑战争会在十二小时之内突然降临在这个北非伊斯兰圣地的古老海岸。
在摩洛哥，法兰西的征服者使用了一种宽和而不引人注目的统治方式。他们派出一支二百人组成的德国停战委员会的特遣队，由希特勒手下的一位态度和蔼的总督埃里希·冯·乌利希将军指挥。他戴着单片眼镜，以外交手腕执行他的微妙职责。被派往异国他乡而滋生的厌倦情绪，使这位将军的统治变得十分松懈和懒散。他对于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这种无休止的密码暗语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他的报务员不停地定时进行抄收，但这些密码暗语却从未扰乱过冯·乌利希将军那舒适的日常生活。他对自己在摩洛哥这项闲差正感到安稳而心满意足，根本没有去注意这条即将把他撵走的密码暗语。
然而，在卡萨布兰卡的一个屋顶上，情况却截然不同，在一间鸽子笼似的小屋里，一位性格倔强、脸色苍白的法国青年也在监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他就是“阿雅克斯”，是摩洛哥地下组织中一名最出色的报务员。他操作着秘密电台网中的一个名为“林肯”的电台，这个电台网是一批神秘的美国人在1942年建立起来的，据他们说，目的是为了准备应付任何突然事变。至于可能发生什么样的“突然事变”，他们没有说，大概是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战争已经蒙上了一层浓雾，不管怎样，摩洛哥看来已经脱离它的老路，甚至可能成为盟军指望打回欧洲的一个中间站。
几个月来，阿雅克斯干的大都是些日常业务，诸如收集伦敦和华盛顿所要的一些情报资料，以及美国在摩洛哥的特工人员戴维·金、斯塔福德·里德和肯尼思·彭达(这三个人的掩护身分是美国驻卡萨兰布卡总领事馆的副领事)认为会使他们在华盛顿的总部感兴趣的情报。但是，金在10月份曾告诉阿雅克斯注意一个宣布某个名为“罗伯特”的人即将抵达的特殊信号。金虽然并没有告诉阿雅克斯更多的事情，但是阿雅克斯的机敏使他本能地意识到这位“罗伯特”决不只是一位怪僻的游客。
现在，在这个星期六的傍晚，阿雅克斯在下午六时开始工作了。他打开收音机，象往常一样，把波段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位置。刚开始，当那早已过了时间的信号又没有出现时，他感到心烦意乱。他俯视海港，天空中没有一颗星星，海港一漆黑，他又遥望防波堤以外的大海，大海一片寂静，只有浪花不断发出低语。
在黑暗中，阿雅克斯可以依稀辨认出的东西，尽管处于沉睡的寂静状态，但仍给人一种不祥之感——傍依商港防波堤附近停泊着庞大但尚未完工的战列舰让·巴尔号，一组矗立在埃尔汉克海角的海岸防卫炮台，以及在港口另一端朝着费达拉方向的港口炮兵100毫米口径的火炮。这是阿雅克斯所能看到的最远之处了。在他身后，从那台银灰色的哈里克拉夫特牌收音机的扬声器中传出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收音机的音量已被调得很轻。这时，准6时38分，阿雅克斯听到了这几个字：“罗伯特来了！”
这并非是阿雅克斯第一次收到发给他的朋友们、美国副领事的密码暗语。他虽秉性沉默寡言，但是扬声器中传来的暗号却突然使他兴奋起来。
“终于，”他说，“终于来了！”
他一跃而起，伸直身子，好象是要长过自己的高度，他的双肩抖动着，弯曲的手指紧张地抓着握成拳头的湿润的手掌。但他只是恍惚了片刻，接着又投入了工作。
阿雅克斯的伙伴“玛丽”是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女郎，她皮肤黝黑，但长得很秀美。他叫玛丽去找斯塔福德·里德。里德是位于博爱广场的美国领事馆中三位秘密人物之一，他原是纽约的一名建筑工程师，后来当了特工人员，负责处理这种秘密通讯的密码工作。
当里德来到港口附近他们经常接头的那个车库时，阿雅克斯告诉他暗语已经发来了。打听这些暗语的含义并非阿雅克斯的份内之事，因此他稍微犹疑了一下，说道：
“请原谅，里德先生……”
“没关系，阿雅克斯，”这位美国人说道，“有什么事吗？”
“‘罗伯特’是谁？”
里德陷入了沉默，因为这个秘密只能让在摩洛哥的三个法国人知道，而阿雅克斯并不在其列。里德突然无法抑制当时的喜悦心情，于是他脱口而出：
“阿雅克斯，‘罗伯特’就是巴顿！”
然而，阿雅克斯却神色茫然。
“巴－托恩？”报务员问道，脸上流露出失望的神情，“里德先生，巴－托恩是谁呀？”
当然，“巴－托恩”就是小乔治·史密斯·巴顿，是一位略具名气、并且日益引人注目的美国将军。他身材高大，态度严峻，作风紧张；他是一位耀武扬威的指挥坦克的奇才。美国一些小报把他称为“赤胆铁心的指挥官”。然而，里德的话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罗伯特”并非单指巴顿一个人，而是同盟国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策划的一场果敢的大规模作战计划“火炬”的秘密代号，这次战役旨在法属北非建立一个立足点，从这里向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发动一场漫长的反攻。
参加“火炬”战役的部队中有巴顿少将指挥的西线特遣部队，此刻正由“美国派出的最强大的舰队”运载横渡大西洋，准备在法属摩洛哥的海岸强行登陆。这是一支由三万三千八百四十五名年青的美国人组成的精干部队，他们分乘二十九艘运输舰，在德国潜艇出没无常的水域里乘风破浪，迂回前进。就如巴顿所说的：“去进击敌人。不论他们在哪里，就在那里把他们消灭。”
这一年的11月7日，是乔治·巴顿五十七岁生日的前四天，也是他在美国陆军中服役的第三十三个年头。这一天，他正以十四海里的时速驶向被他称之为同命运会师的地方。前一天，他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打算在卡萨布兰卡邮出。信中写道：“看起来，我的一生就取决于这一关键时刻了。
在他的个人日记中，他写道：“我无法正确地断定我究竟是一个能支配命运的人呢，还是一个幸运的傻瓜，但是我想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再过五天就会见分晓……就在一周之内，这话可能是废话，也可能是先知的预言。”
巴顿坚信“火炬”战役需要一个有福气的能够掌握命运的人。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大战役，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还不如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巴顿坐在运送西线特遣部队舰队的旗舰——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的小办公室里，心中烦躁不安，他觉得自己就象莎剧《约翰王》中的法国王太子一样。他不断地用莎士比亚的话来使自己安下神来：“罢了，今晚养精蓄锐，认真戒备；我将要比白昼起身更早，为了明天顺利地进行战斗。”
巴顿的任务是简单明了而又机动灵活的。11月8日凌晨4时，他率领的部队要在摩洛哥长达二百四十英里的海岸上(一百年前这里曾是北非伊斯兰各国海盗们的庇护所)三个要害地点登陆——南面的萨菲，北面的利奥特港和中间的费达拉。他要尽快把这个保护国拿下来，尽可能做到不流血，如有必要，就用武力征服。
但是，这个计划又是模棱两可的，有很多不明确之处，是一场赌博。有人告诉巴顿，已同法国在摩洛哥的某些军官达成了一项秘密谅解，保证他的部队将受到欢迎，登陆不会受到抵抗。然而，巴顿对此仍有疑虑。甚至，在这横渡大西洋的最后一段旅途中(整个舰队在海上迂回航行了两个星期)，他离目的地只有二十海里了，他心中仍不明确自己该如何来完成这项任务。
如果那些既不可思议又令人捉摸不透的凶狠的法国人一旦决定要抵抗，又怎么办呢？
巴顿的部队只有四个师，这是美国在战争初期所能调给他的全部部队，因为美国必须同时两洋作战，他手下的士兵过去都未曾经历过战斗，都是匆忙训练起来的。在最后一刻，为了补足这支部队的人员，还给一个师补充了四百名从未经过任何基本训练的士兵。
法国在摩洛哥有十万军队，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还有经验丰富的专业指挥员。在他们中间有由性格刚强的柏柏尔族人组成的本地士兵，他们一向是为了打仗而打仗，从来不提任何问题。不能指望秘密外交会使他们发生动摇。
在巴顿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美国前驻法属摩洛哥的领事，现任巴顿外交顾问的保罗·弗雷德里克·卡伯特(曾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学校受过训练)给巴顿带来一份美国国务院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应付他可能遇到的任何情况。如果巴顿要证明连国务院也不清楚在摩洛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这协定就是证据。这是一份在他抵达摩洛哥之后将同法国人签署的停战协定草案。但是这份协定却有三种不同内容的文本。
“协定甲”措辞很客气，其前提是受到友好的迎接。“协定乙”的语气较严厉，将在遇到象征性的抵抗时使用。“协定丙”的措辞强硬，其中含有“一旦发生全力以赴的战斗时向法国军队提出的”严厉的投降条件。
在整个旅途中，巴顿曾几次取来这几份协定草案，读之再三，仿佛是试图用某种超感觉的洞察力来推测他究竟需要哪种文本。然而，看了这些协定并没给他任何帮助。他曾在船上同卡伯特、海军情报官利奥·巴克曼中校以及他自己的情报处长珀西·布莱克上校多次开会，反复研究形势。但这些会议也都无济于事。
在一次讨论会之后，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说：“如果我们的情报机关对敌人的估计是正确的话，我们就要打一场硬仗。至于这场仗有多么艰巨，那要看法国人认真到什么程度。
“据我看，从政治观点来讲，还是使他们的抵抗显得非常认真为好，这样就可以让他们好向国内交帐，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他们只是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那么我们就会使他们在法国本土被占领区的家属遭殃。
“也许不必为此担心，因为他们总是要拼命打的。”
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这种忧虑，自始至终萦绕在巴顿的心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项任务的巨大责任就象一副千斤重担时刻落在我的肩上。”三天后，他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再过四十小时，我将投入战斗，在几乎没有什么情报的情况下，必须当机立断，作出最重大的决策。但是我相信，一个人的责任越重大，斗志就越旺盛，有上帝助我，我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决策。”
在这个星期六的早些时候，当这支舰队已经在部署登陆时，巴顿给他在各运输舰上的士兵们发了一封信，第一次把他们的任务告诉给他们。巴顿仅仅在信尾简单署名“G．S．小巴顿”，没有注明他的军衔和职称。信的开头写道：
“士兵们，我们将会受到祝贺，因为我们被选为美国陆军中最适合参加美国这次壮举的部队。”
接着，他对士兵们表示充分信任，让他们分担自己心中所持的疑虑。“现在还不知道，”他对士兵们说，“由法国和摩洛哥军队组成的法国陆军是否会抗拒我们的登陆。很遗憾，我们必须设想与内心同情我们的英勇的法国人作战，但是，一切抵抗都必须消灭，不管是谁……
“在这场战斗的伟大日子到来时，切记你们所受的训练，首要的是切记进攻时的速度和锐气是取得胜利的保障。你们必须成功，因为退却是怯懦的，也是致命的。美国人决不投降。”
这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在给他的部队下达的命令中唯一一次使用了“投降”这两个字。
傍晚七时，巴顿去用晚餐。他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心里那种由于任务含糊不清而引起的烦恼。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苍白的脸上笑容可掬。他对他的主人海军指挥官亨利·肯特·休伊特海军少将说：
“将军，你舰上的伙食真他妈的好极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饭菜，我恐怕在这次横渡途中已经长胖了。”
与此同时，阿道夫·希特勒正乘坐着他的防弹列车从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出发前往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去纪念与这场战争毫不相关的一个使人伤感的日子。十九年前，即1923年11月16日，他发动一场未遂的暴动，第一次试图夺权。这次暴动在一个啤酒馆里开始，在慕尼黑战争纪念碑前结束。德国常备军的一个分队在纪念碑前向他的纳粹暴徒们开枪，迫使他们抱头鼠窜。从此以后，希特勒每年都要回到慕尼黑和他的老同志们一起纪念这一事件，并向他们发表演说，先是说些义愤填膺的话，然后再自吹自擂一番。
尽管当时斯大林格勒周围德军的混乱日益加剧，但是希特勒还是离开了东线，去参加一年一度的纪念活动。陪同他前往的只有他最亲密的军事助手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和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以及几名基干人员。这位元首同外部世界以及战争都仅保持着一种微弱的联系。
下午7时，正当巴顿在桌边坐下来进晚餐的时候，希特勒走进了设在他专车上的会议室，参加每晚例行的形势汇报会，听取约德尔将军的分析。
在中午离开拉斯腾堡之前，约德尔已经得到一份综述同盟国舰只在直布罗陀集中的不祥之兆的全面情报。10月31日，在轴心国设在直布罗陀西部西班牙境内的观察哨所阿尔赫西拉斯，纳粹的间谍分子已经发现了美国的二十一艘运输舰，舰上显然都载满了严阵以待的军队。11月7日早晨，约德尔收到的最新情报说，“同盟国有四至五个师正在直布罗陀附近的船上。”
现在须由约德尔根据这些情报作出结论。希特勒刚刚在会议桌的首席位上坐好，约德尔就开始讲述他对形势的估计。
“元首，”他说，“此时此刻还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敌人的具体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是根据敌舰活动的若干确凿情报，我们可以依次推想敌人可能采取的几种行动。
“毫无疑问，同盟国正计划在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但是在什么地方登陆呢？
“看来，他们极有可能在昔兰尼加登陆，以加强英国蒙哥马利将军的第8集团军，并加速陆军元帅隆美尔部队的彻底覆灭。这次行动也可能还有一个平行的目的，即要收复克里特岛，为同盟国在东地中海建立一个强大的堡垒。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不能完全排除他们要在马耳他，或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或甚至在西西里登陆的可能性。但这些可能性似乎不大。”
如果说，到此为止约德尔的话是比较闪烁其词的，那么，他结束形势报告时的话却毫不含糊了。他仿效着希特勒按其著称的直觉所得出的结论，说道：“进攻北非的法属领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也是在下午7时，德维达蒙上尉拿起家中的电话，听到有一个声音在说：“罗伯特来了。”这是戴维·金同当地一个秘密集团的骨干成员通话，用事先布置好的暗号提醒他注意。德维达蒙是法国殖民军的卡萨布兰卡师指挥官马雷－埃米尔·贝图阿尔将军的年轻副官。
德维达蒙立即向办公室跑去，贝图阿尔正在里边等候着消息。德维达蒙在一张小纸上匆忙地写了几个字：“明晨2时登陆”，并把纸条放在将军的办公桌上。
贝图阿尔是一名骁勇的军官。1940年春他曾在挪威的纳尔维克率领过法国的远征军。这次地下组织挑选他在摩洛哥准备迎接巴顿的到来，并且确保西线特遣部队的登陆畅通无阻。
在卡萨布兰卡东北五十五英里处的首府拉巴特，贝图阿尔手下的一队士兵冲进了指挥法国驻摩洛哥所有地面部队的司令官乔治·拉斯克罗斯将军的办公室，把他抓了起来。卡萨布兰卡师的殖民步兵团被派往拉巴特，奉命包围驻节长官府的院子。长官府里诺盖将军可用来调动他的部队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
午夜之后两分钟，即“登陆日”(预定发起登陆进攻日)的那一天，贝图阿尔将军驱车前往拉巴特，他走进了拉斯克罗斯的办公室，宣布他自己为被劫持了的将军的继任人。
这一套复杂的布置看来进行得毫无差错。乔治·巴顿一度可望得到友好的接待。
晚餐之后，巴顿到休伊特海军少将的舱房里稍事休息，在“登陆日”的前夕开几个玩笑。现在，他的全部疑虑似乎都已消失。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成了他逗乐的目标，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在制定和准备“火炬”作战计划的时候，巴顿曾同海军方面发生过磨擦。在这次横渡大西洋旅途初期，他同几个最亲密的幕僚蛰居在奥古斯塔号上，他和他的特遣部队都听从海军的摆布，他一直在极力摆脱这种束缚。他不甘暂时屈居人下，用通常那种好斗的口气同身着蓝色制服的主人说话，顽皮地眨着浅蓝色的眼睛，轻声地咒骂“该死的海军”，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怨气。
他曾预言说，海军定会“象往常一样”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然后再让陆军来收拾残局。他说，“在历史上海军从未按预定的时间把陆军运到预定登陆的地点。但是别发愁，只要你们在‘登陆日’一周之内把我们运到离费达拉五十英里之内的任何地方，我就会一往无阻，取得胜利。”
然而，到了航行的第五天，巴顿举目远眺，看到了海军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似乎受到了应有的良心责备。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海军上将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支护航舰队的情况，从空中到海上都呈现一片壮观的景象，但如从海下面看则是十分有诱惑力的。
“作为整个舰队的前卫，行驶着庞大的马萨诸塞号，它是海军少将吉芬指挥的掩护舰群的旗舰，”莫里森就这次横渡写道：“舰队的战术指挥官在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舰上飘扬着休伊特海军少将的两星旗，并且由排列成半圆形的几艘驱逐舰掩护。布鲁克林号担任旗舰和护航舰队本队之间的联络舰。三十五艘大型运输舰、货船和油轮分九路纵队和五行横队排列前进，各舰间隔距离一千码。另外还有两艘久经战斗的战列舰得克萨斯号和纽约号分别排在第一线舰队的两侧。”
在主要运输舰队后面十二英里处行驶着担任空中掩护的舰艇，即突击队员号和四艘护航航空母舰，另外还有巡洋舰克利夫兰号和九艘驱逐舰。共计有四十多艘驱逐舰在反潜艇内外屏护层的指定位置进行巡逻。从巡洋舰和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在空中掠过，进行巡逻，监视着德国潜艇和闯入水域的中立国商船的行动。包括外层警戒部队在内的第三十四特混舰队占据了二十至三十海里的水域。然而，信号兵的技术非常熟练，休伊特少将旗舰上升起的旗语在十分钟之内就能传达到全舰队。
海军这种非凡的表现给巴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真是了不起，”他用钦佩的口吻写道。“它秩序井然，行动准确，效率高超。”现在，当他在海军少将的房间里同休伊特及其部下闲聊时，四周一片宁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再过六到八个小时，就要发生一场大规模冒风险的作战行动。
突然，这种轻松愉快的聚会被冲散了。巴顿的情报专家，身材修长、举止文雅的布莱克上校闯了进来。布莱克是贵族化的格罗顿学校的毕业生，他总是修饰得干干净净，彬彬有礼。他有点好管闲事，缺乏幽默感，几乎不具备一个能够留在巴顿手下当军官所必需的机灵。他拿来给巴顿看一张陆军新闻局为这次进攻预备的传单，打算到进攻发起时刻向法属摩洛哥的各个城市散发。
巴顿对他的法语水平感到很自负。他是法国的好朋友，因此他对于向即将进入的这个国家的老百姓进行新闻发布极感兴趣。他热心地看着这张传单，这是一张薄纸，正面印着星条旗，反面印着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复制签名。传单的简洁内容是用粗体黑字印的，标题是“北非的法兰西人！”。
接着，巴顿开始读开头的几行：“一支伟大的美国军队踏上了你们的国土。他们忠实于美国政府和人民对法国及法属北非的悠久的传统友谊。”
巴顿刚刚看完开头的几句话，就大发雷霆。
“布莱克！”他大声吼道，“这该死的传单是什么毛病？”
“毛病，长官？”布莱克显然有点惊慌失措。
“是毛病，该死的！”巴顿暴躁地尖声叫道。“国内一些该死的笨蛋忘记在这法文字母上加重音符号了。看，这里！”他把传单举到了布莱克的鼻子下边。“Fidele这个字中间的e上的闭音符丢了，l’amitie这个字的e字母上的开音符号也没有了。”
突然之间，这份倒霉的传单看起来成了决定命运的关键。如果有人忘记把巴顿在萨菲登陆时所需的中型坦克带来，他也不会象现在这样恼火。
他转身冲着运气不好的布莱克说：“不要光站在那儿，他妈的，去干点事儿！”
“是，长官。”布莱克上校局促不安地说。
“别尽说是，是。去叫几个人来，让他们干活！让他们把音符加上，要不就不许发这些传单。你们难道要我在法国人的土地上登陆用这种狗屁不通的名片来自我介绍吗？真他妈的！”
布莱克二话没说就去找人校对传单了。巴顿的秘书乔·罗斯维奇中士正在船尾甲板上读着阿瑟·凯斯特勒的小说《中午的黑暗》，他被叫到军士舱去执行大敌当前的第一项战斗任务，即在那份该死的传单上加上音符。巴顿的参谋长霍巴特·盖伊上校也把自己的秘书德尔蒙特中士找来帮助罗斯维奇。
七小时后，部队开始强攻登陆，而罗斯维奇和德尔蒙特还在修改音符。“该死的，”德尔蒙特说道，他已目光昏花，手指也抽筋了，“如果我们在摩洛哥的胜利要靠这些讨厌的音符，那咱们最好还是收兵回家吧！”
“咳，混蛋！”罗斯维奇也耸耸肩膀说道，“这老头儿就是他妈的那种吹毛求疵的人！”
德国停战委员会的总部设在费达拉的米拉玛饭店里。冯·乌利希将军正在饭店餐厅的隐蔽角落里宴请德国驻摩洛哥的外交代表、老奸巨滑的百万富翁西奥多·奥尔和几个当地的朋友。餐桌上的谈话全是闲聊，香槟酒渐渐地使宾主的神志都变得模糊不清了。米拉玛饭店根据冯·乌利希的命令储有大批1934年酿制的博林杰·布鲁特牌香槟酒。
这次晚宴是为了纪念奥尔在摩洛哥的最后一夜。他的朋友纳粹驻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朝廷的大使奥托·阿贝兹召他去维希磋商要事，并给他任命新职。奥尔在摩洛哥的工作搞得很好，他同每个重要人物，甚至同那儿位美国的“副领事”都关系很好。对他来说，这几位美国副领事的真正使命根本不是什么秘密。通常他的消息很灵通。然而，要是他曾听到过英国广播公司宣布“罗伯特”即将抵达的信号，他似乎也没有理解这句话的重要含义。
“将军阁下，”奥尔向冯·乌利希祝酒说：“我对即将离开这个美丽的国家并失去和你共事的荣幸，深感遗憾。我真诚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再次见面。”
宴会到半夜一时左右才散。冯·乌利希喝得酩酊大醉，回到米拉玛饭店二楼的房间里去睡觉了。他的窗外是辽阔无际前大海，港口炮队一百毫米口径的大炮正监视着海面。这给他一种安全的舒适感。
他并不需要拍打着海岸的浪涛声来催眠入睡。然而不到一个小时，他便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敲门的是他的随从参谋肖诺少校。
“将军阁下”，肖诺隔着上了锁的门嚷着，“办公室里有你的电话，有急事，长官。”
乌利希在睡衣上套了一件上衣，就冲进了办公室，抓起电话。
“将军阁下，”他从电话里听到了停战委员会在阿尔及尔的一位成员欧内斯特·冯·希梅尔上校断断续续的声音。“阁下，说来你都无法相信！美国人看来正在苏库夫和瓦迪拉加伊阿之间的马提福角登陆，距离这个电话还不到二十公里。”
“这不可能！”冯·乌利希瞠目结舌地答道。睡眠和酒后的头痛使他的舌头都发硬了。
“不是不可能，”冯·希梅尔大声嚷道，“这是事实！你那边有情况吗？”
“没有，”乌利希将军说。他往窗外的费达拉角了望，那里是一片漆黑寂静，夜幕笼罩着守卫这个小岛的七十五毫米大炮。“什么情况也没有！这地方象坟场一样安静。”
“那好吧，”冯·希梅尔说，“你最好立即同诺盖联系一下，要与他保持联系！我将设法不断给你通些情报。”
冯·乌利希将军放下电话，茫然地看着肖诺少校。
“肖诺，美国人正在阿尔及尔附近登陆，”他对随从参谋说。“这也许仅仅是一次袭击，打一下就跑。”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嘶哑的声音说，“要是他们真的打过来了，事情就糟了。”
少校看着他的将军，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竟使得这个“老头子”如此忧心忡忡。
“元首会轻而易举地把他们赶回海里去的。”肖诺呆板地说。但冯·乌利希却对他说：
“不，不，肖诺！这次在阿尔及尔的登陆非同小可！它可能会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如果美国人登陆成功，那将是德国军队自1918年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美国人将会从背后袭击隆美尔，我们将被赶出非洲。”
他说着，潸然泪下。
巴顿于晚上10时30分上床休息，他脱去靴子，和衣而卧(这已成为他每次进入战斗之前的习惯，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如此)，设法抓紧时间睡上一会。“很难入睡”，他事后对罗斯维奇说道。但他还是设法睡到了凌晨1时30分，此时已到了他发起进攻之日。
他正在穿靴子的时候，突然爆发的心头怒火使他全身颤抖起来。舰上的收音机开始播音了，发出一个既响亮又熟悉的声音，传遍了全舰。
这是罗斯福总统在对他的北非“朋友们”讲话，由英国广播公司于凌晨1时30分准时播出讲话的录音。
这是自从巴顿开始筹划这次战役以来发生的又一次严重违反保密规定的事件，这些事不断地搅扰着巴顿。首先，早在8月份，“火炬”作战计划书的第十七页就在伦敦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里不翼而飞。在这一页上写有巴顿部队在摩洛哥的登陆地点。如果这该死的一页纸落入德国间谍手中，那可如何是好？
另外一次泄密事件的性质显然更为严重，它使巴顿在敌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去摩洛哥登陆的希望成了泡影。9月19日，合众社驻伦敦的新闻编辑发电报给该通讯社驻华盛顿的分社经理莱尔·威尔逊，用明确具体的语言要他准备报道美国预期于11月初在卡萨布兰卡和“法属摩洛哥其他地区”登陆的消息。英国的新闻检查部门没有扣住这个电报。电报是通过无线电发出的，因此德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可以截获它。
当然，巴顿无法知道德国人是否搞到了那一页失去的作战计划或者截获了合众社的电报。但是他确信，自己阵营内部如果再故意搞出一次“有失检点”的事，就将彻底破坏他这次登陆的所剩无几的突击性。
“火炬”战役的登陆分两处进行，从直布罗陀东进的部队在阿尔及尔登陆，巴顿的西线特遣部队在摩洛哥登陆。地中海内的登陆将在11月8日凌晨1时30分开始，而巴顿部队的登陆要到凌晨4时才开始。
华盛顿方面认为，由总统发表特别文告，宣布美国军队抵达的消息，是明智的。因此决定在凌晨1时30分开始广播，以此来配合在阿尔及尔和奥兰的登陆行动。
巴顿一听到这一决定，便立即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报，对他认为属于“失信”和必将危害其部队安全的行为提出抗议。但是，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广播还要按原计划进行。
“我认为在你发起进攻之前广播这个消息，并不会使你的进攻失去出其不意的效果，”总司令回电说。“不论广播与否，卡萨布兰卡当局总是会得到中线和东线特遣部队采取行动的消息。”
总统是用准确但口音很重的法语讲话的，当巴顿于1时45分来到旗舰甲板时，总统的讲话声音正在奥古斯塔号上回荡。巴顿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个讲话，气得嘴唇发白。有一阵子，他不停地在驾驶台上踱来踱去，学着总统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的朋友们，……我的明友们！”但是后来，迅速发展的紧张现实又使他恢复了理性。
他环顾四周，呼吸着漆黑夜晚里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他首先想到的是天气。自从11月4日以来，他一直在担心天气，那一天，休伊特的舰队在向东北挺进的途中到达了北纬三十一度，通过了1492年哥伦布的三艘小船西行的路线。
距离目的地还只有三天时间了，但突然之间，大自然好象要捉弄一下巴顿。海上刮起了越来越猛的西北风。在以后的两天里，猛烈的大西洋风暴冲击着舰队的各艘船只，有些船只——如扫雷舰的左右倾斜已达四十二度。到了11月6日，天气变得极为恶劣，转好的希望非常渺茫。指挥运输舰的美国海军上校罗伯特·埃米特在航海日志上写道：“预报的摩洛哥海岸外的惊涛骇浪使人怀疑，登陆袭击的计划能否成功地执行。”
华盛顿和伦敦发来的天气预报更加重了人们的忧虑。根据这两地的天气预报，狂风将会掀起十五英尺的巨浪，从而使登陆无法实现。
摩洛哥海岸天气变幻莫测的预报使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产生了忧虑。他指示计划人员再制定几种“应急方案”，让西线特遣部队在地中海内的菲利普维尔、波内、布日伊或者是在阿尔及利亚的任何某个可以利用的港口登陆。巴顿对前景感到焦虑。他坚定地对艾森豪威尔说，不管11月8日的天气如何，他将按原计划行动，而不是向阿尔及尔推进。万一摩洛哥海岸的天气恶劣，他提议用从海上向卡萨布兰卡炮击来进行威胁，“争取在无抵抗的条件下进入该港。”他建议海军至少用一艘战列舰猛轰港口，以支援准备登陆的地面部队，尽快夺取一个据点。
与此同时，他将给他称之为“卡萨布兰卡总督”的人发出一份限三十分钟答复的最后通牒，告诉总督说“我愿接受他的投降，给他保留一切荣誉，并且假释他的部队；如若不然，我将从海上炮击，从空中轰炸，从陆地进攻。”
巴顿明白，如果总督决定要抵抗，他的兵力远远不及这位“卡萨布兰卡总督”的兵力，因此，他将冒很大的风险。但是他对自己的“运气”总是坚信不移的。后来，当他制定这项“应急方案”时，他又补充写道：“我相信，这种虚张声势会见效的。”看来，艾森豪威尔也相信这一点，因为他批准了这一后备方案，只是规定在开始炮击之前巴顿要征得他的同意。
起先，休伊特海军少将对于要他的部队参与正面攻打防卫森严的海岸顾虑重重。他倾向于别的方案，要么在地中海内登陆，要么就等候天气转好后再登陆。但在横渡大西洋的途中，他同巴顿结成了亲密至友。巴顿将军那动人的说服力和感人的热忱使休伊特海军少将五体投地。11月6日，天气仍然没有转好的迹象，休伊特对巴顿说，海军将奉陪到底，不管气候条件如何，海军将迎着海岸上的猛烈炮火攻打敌人的堡垒。
巴顿制定这些计划绝非单凭虚张声势，盲目地依赖自己的运气，去向命运挑战而招事惹祸。在每次大胆冒险行动的前夕，他总要独自一人反复思考他的作战计划，常常是夜里躺在床上冥思苦想。他的头脑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更科学得多，他对于战争的历史了如指掌(战争中的每一事件都象索引目录卡片那样整整齐齐地储存在他的头脑中)。此时，他日以继夜地深思熟虑，从“各种角度”设想，并以他沉着冷静的头脑估量着一切可能的策略。
他极为自信，从来不允许怀疑或恐惧扰乱他的自信。他引用斯通韦尔·杰克逊的一道训诫作为自信的基本格言：“不让恐惧左右自己。”
巴顿并非是一个不知惧怕的超人。他会象任何人一样感到害怕，而且他也从不耻于承认这一点。罗斯福曾对全国人民说，唯一可怕的就是恐惧本身。早在罗斯福说这番话之前，巴顿就意识到这正是他作为一个军人能够勇猛无畏的根本因素。他并不盲目地重视没有理智的勇敢。巴顿是一个心地聪慧、头脑细致的人，他早年就已发现自己虽然勇敢，但在危险面前，并非是毫无疑问的。
他决心要进行锻炼，克服恐惧心理，于是就为自己规定了一套训练课程。对外行人来说，这种训练看来既鲁莽又愚蠢，但对巴顿来说，却是有目的和有系统的。在他进行骑术练习和比赛时，他总是挑最难越过的障碍和最高的跨栏，这样做并非象他的观众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作为他克服胆怯的一种锻炼。
巴顿在西点军校的最后一年里，也就是在他结婚的前几周，在几次狙击训练中，他突然站起来把头伸进火线区之内。后来，他漫不经心地对他的父亲谈起了这件事。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乔治？”他父亲问道。“只是为了显示你有多么勇敢吗？蠢货！”
“不？爸爸，”巴顿腼腆地答道：“我只是想看看我会多么害怕，我想锻炼自己，使自己不胆怯。”
他早就得出了结论，机会是有的，要充分加以利用。那些善于捕捉机遇的人，不管他们看上去是多么莽撞，总比那些目光短浅、看不到远景的人高明得多。在他的一生中，甚至在制定“火炬”作战计划期间，他碰到过以各种名义出现的胆怯——耐心、节制、理智和逻辑。他并不是天生反对理性，但他坚决反对让理性来破坏良机。
在对付变幻莫测的天气方面，巴顿在奥古斯塔号上又找到了两位盟友，他们也不肯向悲观的气象家们的忧郁屈服。一位是巴顿的外交顾问保罗·卡伯特。卡伯特曾在摩洛哥久住，深知摩洛哥海岸的天气反复无常。现在，他信心十足地对巴顿说，艾森豪威尔的气象员们过分悲观了。“我相信，长官，”他说，“浪涛不会给登陆造成太大的困难。”
巴顿的另一位盟友是特混舰队的气象学家，美国海军气象专家斯蒂尔海军少校。10月份，当他们还在华盛顿的时候，斯蒂尔就向巴顿汇报了他对摩洛哥海岸的气候和海浪情况的详尽研究结果。
“嗯，少校，”巴顿半开玩笑地问斯蒂尔，“你是否愿意或敢于作一次长期的天气预测？”
“当然，长官，”斯蒂尔答道，并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11月8日的天气将会转好。”
巴顿被这位气象学家的勇气和明显的才能以及他提出来支持其论点的证据所感动，于是当场确认斯蒂尔为气象方面的最大权威。
11月4－6日的风暴似乎使这位气象专家显得不称职了，但巴顿仍本能地支持他，他说：“我仍信任这位气象学家。”此时，奥古斯塔号船上的气象记录中已经充满了华盛顿和伦敦的悲观预言，但是这仍不能动摇斯蒂尔对自己预言的信心，也不能动摇巴顿对斯蒂尔的信任。
当舰队冒着恶劣的气候向前挺进，甚至当战列舰得克萨斯号遭到风浪的猛烈冲击，舰上的小艇和前炮塔都面临被摧毁的危险时，斯蒂尔还是不住地劝巴顿放心，说到了11月8日就会风平浪静。他对巴顿说，“风暴的确很大，长官，但是这风暴过往匆匆，不会给作战计划带来危险的后果。”他信心十足地预言说：“8日那天，摩洛哥海岸附近的天气不坏，能为登陆创造良好的条件。”
现在天空中没有一颗星星，巴顿来到了旗台上，他得知天气很好，潮汐波是几个月以来最低的。于是他把斯蒂尔找来，对他说，“我要感谢你，斯蒂尔先生，你给我带来了这个好天气。你是怎么干的？你一定是胡迪尼！ [ 注：胡迪尼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位著名美国魔术师。 ] ”此后，只要他的气象学家们作出的不利预报使他感到烦恼和生气时，他就经常要提到斯蒂尔。当他讲到斯蒂尔时，总是称他为“那位海军气象学家，他叫什么名字？胡迪尼少校。”
大海平静了，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海风徐徐地吹拂着海岸。虽然巴顿此时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知道，中线进攻部队的十二艘运输舰，以及将同他一起在费达拉登陆的西线特遣部队的近二万名官兵，已经准确地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到达他们的位置了。实际上，甚至在午夜前七分钟巴顿还在睡觉时，这支部队就已打开了通往费达拉的道路。不管巴顿当初曾如何怀疑海军是否有能力使他准时投入战斗和把他准确地送到登陆地点，现在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巴顿得知已到达目的地，离登陆只有两个钟头时，他的心情是难以描绘的。但是，除了在侧翼待命之外，他无事可做。他也看不清多少东西。他拿起望远镜向东了望，沿着由北向南弯曲的海岸进行扫视。当他发现他准备在拂晓时袭击的目标费达拉一片漆黑，这使他有点吃惊。莫非法国人已有警觉，对城市进行了灯火管制？但是，当他发现远处卡萨布兰卡城中闪烁着灯火时，便立刻放心了。
这座白色大城市灯光灿烂，形成了给他导航的巨大灯塔。巴顿从奥古斯塔号驾驶台突起的平台上可以认出岸上阿拉伯人的旧住宅区，在这个住宅区的墙外，欧洲人形成了自己半圆形的居住区。宽阔街道上的路灯使他可以看清街上的情景。
但是，其他一切景色都被夜幕笼罩起来了。夜很黑，船只艰难地跟随牵引杆到达最后的卸载位置。不论巴顿如何使劲瞪大眼睛张望，他仍看不到海上有什么动静，甚至连海水也看不见。唯有舰上的机器声音和断断续续传来的喊叫声表明特遣部队已经进入战斗前的最后阶段。
从凌晨1时开始，第一线的运输舰就一直忙着吊出小船，并将部队送上小船。1时45分，由詹姆斯·韦弗少校指挥的四艘侦察艇，配备着强力红外线信号灯和小型无线电装置，出发前往费达拉港内的指定地点去寻找和标明部队即将登陆的海滩，即红色一、二、三号和蓝色一、二号。
虽然微风把侦察艇上机器的隆隆声传到了驾驶台上，但是，巴顿还得使劲辨认装有消声器的发动机声响。侦察艇奉命要停泊在海浪线以外等待，在发起进攻二十五分钟前向运输舰打灯光信号。在发起进攻前十分钟，它们要发射信号弹，用颜色和颗数表明他们确定了的海滩位置：一颗红色信号弹代表在费达拉角和75毫米火炮下的最南端的红一号海滩登陆点；两颗蓝色信号弹代表蓝色二号海滩，位于布隆丹桥炮台下登陆地点的最北端。
按计划，巴顿将军应在上午8时登陆，但是他却跟踪着侦察艇低沉的机器声，仿佛他自己就在其中的一艘艇上。他紧张而沉静。前一天夜里的那种谈笑风生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打硬仗方面，他是道地的行家，他知道现在的这部分行动是海军的责任。他只是站在一旁，不提任何建议，丝毫不动声色，甚至也不讲什么俏皮话来放松他自己的紧张心情。
这关键的最后几个小时使巴顿变得动起感情来，几乎要掉泪了。他深切地关心那些乘侦察艇去执行敢死任务的士兵们。此时运输舰上也出现了麻烦。那些从未上过战场的新兵在国内切萨皮克湾的专门地区进行训练时大都是到海滩直接下船的，现在他们要从运输舰上下来，登上乱摇乱晃的登陆艇，就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越攀登网，随身携带的沉重装备使他们的速度越发缓慢了。由于下船登岸所用的时间超过了原定的计划，埃米特海军上校向休伊特海军少将发信号说，发起进攻的时间不得不推迟。巴顿被告知说，他应在4时45分，而不是四点钟开始他的行动。然而，已来不及把时间推迟的事通知侦察兵了。他们要按原定的时间行动。果然，3时35分整，巴顿看到了岸上的闪灯信号。侦察兵们已经标明了海滩，开始打信号了。3时50分，红色和蓝色的信号弹升上天空。侦察兵们已经完成了任务。现在他们正在危险的前哨等候着后续部队来解危。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内是不会有人来的。
这又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故，有暴露进攻的危险。这可能引起卡萨布兰卡周围的法国人的警觉，鉴于法国人不知道近海上是些什么部队以及这支部队想干什么，还可能促使他们用手中全部武器猛烈开火。他们有大量的火力，足以在巴顿的部队到达岸边之前就击退这次入侵。
国务院配合这次冒险行动，为巴顿的抵达做了一定的准备，竭尽全力通过其特工人员来削弱对这次行动的抵御。结果，在卡萨布兰卡的法国军官中拉起了一个小集团，来帮助美国人登陆。但是，准备工作只进行了一半，很不齐全。最终由于这次行动保密而使准备工作完全半途而废了。
严守机密虽说是战争的一个要素，但是巴顿对此从未完全拿定过主意。他当然知道，保密对于突然袭击是至关重要的，而突然袭击又是取胜的捷径。但是，巴顿是个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老兵，他不赞成完全封锁消息的做法，特别当这种做法妨碍自己的行动时，他更加反对。他常常发现把保密搞到荒唐极端的情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巴顿准备登上波罗的海号随同约翰·潘兴将军 [ 注：潘兴(Pershing)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远征军的总司令。 ] 率美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前往法国时，他奉命在上船时要身穿便服，并且要绕道去赫德森河右岸的霍博肯(船就停泊在那里)，以此来迷惑德国间谍。他遵命而行。但是当他的车子驶到登船地区时，他发现有路标指明到达波罗的海号的最近道路。接着，他在码头上看到大木箱上写着“美国远征军潘兴将军司令部。运往法国巴黎。”
当巴顿第一次从卡伯特那里得知美国国务院为他的登陆所做的软化摩洛哥的工作时，巴顿期望这些工作会为他带来一些好处。他对卡伯特说：“凡是有可能挽救美国人生命的事都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当他看到整个作战计划都严守秘密时，他就把国务院的整个努力置于脑后，而自行制定他自己的计划了。
“火炬”作战计划向法国人严守秘密(本应设法得到他们的合作，以保证登陆不受阻挡)，以致我们在摩洛哥的朋友谁都没有事先得到通知，因而未能在法国军队中组织人员来进行配合。例如，1942年10月23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马克·克拉克少将被派往北非去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同包括法国殖民军总司令的参谋长雷内·马斯特将军在内的法国高级人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讨论“火炬”作战计划。但是他奉命只许讨论笼统的计划，而不能泄露具体的登陆时间和地点。
的确，保密给巴顿带来了好处，使西线特遣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了海岸。然而，正如莫里森所说：“矛盾的是，盟军武装部队努力保密也造成了弊病，大概丧失了在摩洛哥登陆不遇阻挡的一切机会。”
在这类问题上，巴顿是一个高度的现实主义者，具有罕见的天才，能从敌我双方的角度来考虑形势。现在，他很同情法国人的处境，他清楚地知道法国人是左右为难。他明白，法国人既面临着这种神秘的入侵，又身处德国人的残暴压力之下，他们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由于法国人无法得知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他们除了对已经暴露出来的线索作些猜测之外，再也无法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了。也许是又发起了一次类似英国人对法困迪埃普的袭击。也许这仅仅是又一次游击式的袭击。如果他们不作任何抵抗的姿态就投降，德国人就会进行报复，取消他们仅有的一点行动自由，甚至还可能占领这个保护国，不让法国人保留自己的防御部队。
法国驻摩洛哥的高级军官贝图阿尔将军只是到这最后的时刻才知道拂晓秘密行动的底细。他在午夜后不久抵达拉巴特，就开始在办公室里进行幕后指挥。几小时之前，拉斯克罗斯将军已被强行从这个办公室里赶了出去。凌晨1时，他派他的年轻副官德维达蒙上尉(他正好是驻节长官的侄子)带一封措辞有礼的便笺到诺盖将军的官邸交给他。便笺上写道：“美国人即将大规模登陆。真诚地邀请您，我的将军，和我们一起解放我们的国家。”
德维达蒙发现官邸里的人们都在熟睡。显然，诺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就连罗斯福总统的讲话也没能惊动他。德维达蒙叫诺盖将军的副官把他的叔叔叫起来，说有极为紧急的事。诺盖很快就穿着睡衣出来了。
他读着贝图阿尔的字条，冷冰冰地问德维达蒙：“什么部队？”
“一支美国远征军部队此时就在近海上，将军，”上尉说。“正等待着您的决定，是否发生流血就取决于您的决定。”
诺盖没有明确表态，而告退回房去穿衣服。回到寝室后，诺盖用一条贝图阿尔的同伙因疏忽而没有切断的私人电话线给在摩洛哥指挥法国海军的弗朗索瓦·米什利埃海军上将打电话。米什利埃最近才从维希来到摩洛哥，仍旧沉浸在同纳粹合作的情绪之中，他把这视为一个法国军官的荣誉。诺盖问道：“米什利埃，贝图阿尔将军通知我说美国人将大规模登陆。你有什么情况要报告吗？”
“没有，将军，”米什利埃坚定地回答说。“在大西洋海面上一百英里之内没有情况，长官，绝对没有情况。”
诺盖仍在穿衣服时，接到私用电话线上的一个电话。是德国停战委员会的头头冯·乌利希将军从米拉玛饭店的指挥部打来的电话。冯·乌利希把在阿尔及尔登陆的情况告诉给了诺盖。他接着又补充说，他的报务员截获了一段广播，大概是美国总统在通告北非的法国人，说入侵正在进行，并且敦促平民百姓以友善的态度迎接美国军队。凌晨4时：电话铃再次急促地响起来，诺盖拿起电话，听到米什利埃的激动声音：“将军，据布隆丹桥方向的报告，已听到大马力船用引擎声，估计距离约五英里。”
诺盖开始在房间里不停地踱着步子，竭力想弄清楚这一含糊不清的报告意味着什么，并确定在这一挑战面前应采取什么行动。尽管巴顿还在奥古斯塔号上，但是诺盖此时已完全不知所措了。
4时28分，米什利埃将军再次报告：“布隆丹桥刚才向海面上打探照灯，遭到了一阵机关枪的射击。”
一时，诺盖将军的双脚象在地板上钉住了。接着，他转身面向他的军事办公室主任阿方斯·皮亚特上校，嘴唇惨白地发出了一道决定性的命令：“各就各位！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抵抗。”贝图阿尔将军终于得到了他的答复，巴顿仍在奥古斯塔号议论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大局已定，进行抵抗的命令下达了。
从布隆丹桥射出的探照灯光柱也告诉巴顿，法国人毕竟要抵抗他的登陆了。巴顿远眺费达拉角，看到探照灯光柱把夜空划成了一条条长带。首先，探照灯在空中搜索飞机，因为法国人怀疑米什利埃向诺盖报告的神秘声音是飞机的引擎声。然后，探照灯的光柱又射向海面，搜索接近港口的船只。一会儿，随着这种准备抵抗的视觉信号之后，耳朵里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布隆丹桥的大炮开火了，断断续续朝着此时还看不见的敌人射击。
接着，在奥古斯塔号上也能听到机关枪的射击声了。这枪声回答了巴顿将军的问题：法国人究竟将进行抵抗，还是将热情地欢迎他。
争夺摩洛哥的战斗即将开始。
乔治·巴顿是个孤独的人。
他沉溺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有他自己独创的一套硬性常规，一直都在拼命地摸索，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爱戴。但是，他内心深处又有一种奇怪的恐惧感，一旦得到别人的谅解和爱戴，他又逃避或躲开。
尽管他有充沛的力量和超人的精力，但是他却有一种病态的惧怕心理，担心自己身上有某些潜在的弱点——即可能损害他的形象的脆弱性或易碎性——就象一个天才在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全盛时期，总是担心自己会精神错乱而感到苦恼。
巴顿在这个世界上只敢向两个人暴露他的内心世界，这就是他的妻子和内弟弗雷德里克·艾尔，因为他们总是同情他的。他那粗暴的态度和刺耳粗野的语言，把别人都拒之于千里之外。他生怕别人与他太接近了会发现他生活中的这一隐秘。他以为，他这种倔强的脾气与辛尼加人 [ 注：辛尼加人是北美印地安人一个部族，他们英勇善战，过去聚居在纽约州西部杰纳西河一带。 ] 相仿，他们是宁碎而不屈的。
在他孤独的一生中，巴顿从未象现在这个重要关头的黎明时那样感到孤独。目前，除了他原有的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之外，又加上一种所有伟大的军事统帅在决战开始时都会感到的令人压抑的寂寞。拿破仑被离乡背井的伤感所征服并不是在厄尔巴和圣赫勒拿岛上，而是在奥斯特利茨、耶拿和在金字塔下。威灵顿感到极度的孤独，不是在他郁郁寡欢地退休之后，那时他坐在住宅屋顶上的一把铁椅上默默地观看年轻士兵们在海德公园操练，而是在罗利加和维玛利奥，在维多利亚和滑铁卢。
巴顿曾研究过他们的生平，并为他们的孤独深深打动。他经常给他的部下讲述这些人在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所感受的令人难忍的孤独。现在他也体会到这种孤独的压抑。这次棘手的战役把他孤立在船上，汪洋大海和时常失灵的通讯工作又把他和士兵们分隔开了，这种紧张局面使得他的孤独感愈发令人难忍。
巴顿在那天写的一封信中仅记载了一些小事和小规模的交火(如海军的快速战斗)，他本人并没有指挥，也没有参加这些战斗。
清晨6时，朦胧的天色开始微明。巴顿没有收到任何战报，他只是根据这一点从反面推知他的部队基本上是按原计划按时登陆了。此时，他们应分别在他所站的地方以南一百四十英里外的萨菲，以北六十英里处的梅赫迪亚以及在他正前方的费达拉登陆。但是他不知道这几处的登陆进展如何，就连费达拉的情况也不知道。
他要竭力控制自己，约束自己的惶惶不安，不让好奇心把自己弄得神魂颠倒。他恨不得跳入海中，向岸上游去。“该死的，”他用手臂捅了一下休伊特海军少将说，“难道你不能想法跟哈蒙和特拉斯科特两人那里弄点消息吗？”而休伊特此时很忙，他心不在焉地没有答理他的问题。
“哈蒙”是指欧内斯特·哈蒙少将，他继任了巴顿在佐治亚州本宁堡所任精锐的第2装甲师师长一职，现在他正指挥西线特遣部队的中型坦克在萨菲登陆。“特拉斯科特”是指小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准将，他与巴顿在骑兵学校无忧无虑地玩马球的年代里是同窗至友，现正指挥着梅赫迪亚的战斗。
在萨菲，“一切都很顺利”。登陆迅速成功，海军方面只有两名伤亡，陆军攻击部队中十人阵亡，七十五人受伤。哈蒙在拂晓之前就拿下了萨菲的港口和城市。到上午10时，他已经建立起最初的滩头阵地。但特拉斯科特却遇到了麻烦。首先，他的登陆点就选得不恰当。但更多的情况(以及为什么巴顿选择梅赫迪亚而不选择拉巴特)待下文再述。
从理论上讲，这里应是三个登陆点中最易登陆的地方。正如第504工兵团第1营的杰姆·韦伯斯特中士所说，他们的部队指望受到“军乐队”的欢迎。然而，事与愿违。迎接他们的不是军乐队，而是外籍军团摩洛哥土著步兵第1和第7团的子弹和刺刀以及海军地面部队的75毫米口径大炮。
用特拉斯科特将军的话说：“登陆艇的水手们缺乏经验，航海技术低劣，再加上因时间的迟误所致的极度慌乱，这一切使部队的登岸成了一团糟。面对装备精良和一心要顽抗的敌人，本来是很可能招致一场灾难的。”
为了避免这场灾难，特拉斯科特手下的第9师的士兵们正在拼命奋战，伤亡不断增加。实际上，第一天的唯一战绩是在半顶真半开玩笑的情况下为巴顿“俘获”了一名炊事员。当特拉斯科特正向指挥第3装甲登陆队的哈里·塞米斯上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巴顿手下的一位连长)下达命令时，他发现一个头戴钢盔、身着海军上衣和陆军军裤的缩头缩脑的人正在一旁偷听。此人很可能是一个未经很好化装的法国奸细，于是特拉斯科特一步迈到这个人的面前，大喝一声：“乔治”，这是这次登陆战中的口令。如果那个人知道口令的话，他本应回答“巴顿”。但是他只是脱口说道：
“我不是乔治！我是李中士，全军最好的老炊。”实际上，他是第60步兵团的炊事中士傅伊·李，因为迷了路而掉队了。在这次战争中，他后来一直充当巴顿将军的厨师。
在巴顿自己所在的费达拉地区，只有一些一鳞半爪的线索来说明战斗的情况。然而，要把这些情况汇成完整的战局全景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错误而造成的这场悲喜剧(如果入侵摩洛哥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的话，就可以不流血地拿下摩洛哥)急剧发展的情节主要靠其音响效果而在奥古斯塔号上变得明朗化起来。中央突击队的出击是巴顿“火炬”战役的重点，由第3步兵师、第2装甲师第67装甲团第1营和从十二艘运输舰上登陆的特种部队共一万九千八百七十名官兵发起进攻。乔纳森·安德逊少将在巴顿的直接督率下指挥这次出击。
凌晨3时35分，从一艘指挥驱逐舰上发出开始战斗的信号。信号是由美国海军中校德金从威尔克斯号上发出的，他用可以理解的生动语言告诉奥古斯塔号：“美国佬来了！”
威尔克斯号引导着首批登陆的四艘船驶抵进攻发起线，但是直到凌晨5时，——比修改后发起进攻时间晚半小时——他们才能跳下水向海滩冲去。在5时15分至25分之间，他们抵达海滩。到了6时，在最不利于登陆的瓦迪内夫夫克小三角湾的蓝色二号海滩上，到处都是第15团的士兵。与此同时，第30团的先头部队冒着费达拉角的炮火也登上了红色一号海滩。
从巴顿站立的奥古斯塔号上望去，在那紧张的几分钟里，美国佬的到来似乎不会引起法国人的抵抗。但是到6时04分，却听到了重机枪的射击声。四分钟以后，又传来了不祥的隆隆炮声。
在登陆之前，向部队下达了暗语，如受到不友好的接待，便发出暗语信号。若遇到抵抗，他们就用无线电向奥古斯塔号发出“猛袭”二字。海军一旦收到“开球”两字的暗语，就立即采取行动，支援受到阻击的登陆行动。
凌晨6时10分，休伊特海军少将接到了“猛袭”的暗号。德金海军中校通过威尔克斯号上的无线电话则明确地告诉少将；“费达拉和舍基都开火了。”这消息真使人泄气。这就意味着红色一号海滩遭到了费达拉角上七十五毫米火炮的袭击，布隆丹桥上的舍基堡里的138.6毫米大炮正在轰击蓝色二号海滩。
休伊特海军少将决定一决雌雄。6时30分，他向此时负责中央队战术指挥的海军上校埃米特发出了信号。7分钟之后，埃米特通过无线电话向整个舰队下达了“开球”的命令。
在卡萨布兰卡的海军部，米什利埃海军上将正在接待一位客人。他是贝图阿尔将军的参谋长尤金·莫雷中校。莫雷带来了一项生死攸关的使命，他有可能完不成这项使命，因而心情十分沉重。他要劝说米什利埃将军放弃抵抗，让美国人通行无阻地登陆。
然而，米什利埃不仅仅是一个卑鄙地忠于纳粹的恶棍，而且还是一个蠢货。这时，他那种职业自尊心深受伤害。当他初次听到诺盖上将告诉他美国人即将登陆的消息时，他根本就不相信象美国人这种初出茅庐的新手有能力采取这样大规模的突击行动。后来，当西线特遣部队出现在他面前已成事实时，他又感到羞辱，因为他的海岸、空中和潜艇巡逻部队未能在海岸的巡逻范围内发现这支庞大的舰队。
米什利埃老羞成怒。他已陷入绝望，但是他还要捞把稻草。尽管美国舰队已经摆开登陆的阵势，他还是不相信“美国人竟能在夜间派一支部队登陆占领我管辖下的任何要塞。”当美国人真的登陆占领了萨菲，并且包围了他的卡萨布兰卡郊区的费达拉时，米什利埃决定还击。他拒绝莫雷中校的劝说，逮捕了中校，以叛国罪名把他送往梅克内斯进行审判。
米什利埃指示贝图阿尔的副手雷蒙·德斯雷准将(他仍然忠于维希)率领卡萨布兰卡师同美国人作战。德斯雷的一个支队被派往博爱广场，把美国领事馆团团包围起来。事态的发展使美国总领事厄尔·拉塞尔感到惊恐，为了应付最坏的局面，他正在烧毁各种文件。他向窗外望去时，看到德斯雷的士兵们正在马路对而的小公园里布设高射炮阵地。战争已降临摩洛哥。很快，港口地区就被笼罩全城的浓烟所覆盖了。
接着，米什利埃向埃尔汉克的各炮兵阵地以及在卡萨布兰卡港口的法国舰队的船只(包括开动不了的战列舰让·巴尔号在内)发出信号，让他们“准备就绪就开炮”。
当米什利埃将军正忙得不可开交时，一辆1／4吨的卡车挂着停战旗向海军部急驶而来。车上坐着巴顿的参谋人员威廉·威尔伯上校。在华盛顿制定“火炬”作战计划时，法语专家威尔伯(在圣西尔军校 [ 注：圣西尔(St．Cyr)是法国军官学校的名称。 ] 时曾是戴高乐的同窗)就主动提出，他要在登陆之后立即从费达拉前往卡萨布兰卡，要求对方交出这座城市。巴顿愿意试一试任何可以减少美国伤亡的事情，因此就同意了。巴顿任命威尔伯为情报处特别行动组组长，并为他这次举动提供了主要工具——一面大型的美国国旗。从远处看，这项任务似乎既不太含糊，也不太危险。但是到现场的实际情况是，这任务却是既含糊而又危险。
这次轰动一时的任务给巴顿将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秉性富有浪漫色彩，他认为威尔伯上校在这个关键时刻携带着“步兵团级的丝质美国军旗”去执行任务，颇有点爱国主义的味道。
巴顿在专门给华盛顿的陆军副官署署长的一封信中，通过这面旗帜的命运描述了这场战局：“毫无疑问，这是11月8日在北非登陆的第一面美国国旗。第一批登陆部队在费达拉湾登陆时，战士们高举着这面军旗上了岸。在部队向海岸运动时，挂有这面美国国旗的登陆艇被一艘法国小型护卫舰发现，探照灯把小艇照得通明，布设在费达拉港门附近的一挺0.50口径机关枪向它扫射。这次开枪是费达拉战斗的首次射击。”
威尔伯上校带着这面军旗上了岸。巴顿继续富有感情地描写：“军号为703396l [ 注：703396是美军军籍的号码。 ] 的桑福德·福布斯下士驾驶着一辆1／4吨的卡车，军旗就插在车上。车上坐着威廉·威尔伯上校，他负责向法国高级指挥官递交信件，希望能避免敌对行动。穿过费达拉时，美国国旗(还有威尔伯和福布斯)在黎明前朦胧中爆发的一场混战里遭到了步兵的射击。”
威尔伯正在执行预定的任务，向卡萨布兰卡前进，巴顿接着写道：“从费达拉到卡萨布兰卡的路上，汽车载着军旗高速通过敌人各种部队占领的地区，一直把它顺利地带到卡萨布兰卡师的司令部，又从那里带到法国海军米什利埃上将的司令部所在地海军部。”
上午8时正，威尔伯上校见到了米什利埃海军上将的随从参谋，要求立即带他去见米什利埃。
“你有何贵干？”那位随从参谋生硬地问。
威尔伯用他那准确的法语答道：“作为法兰西的战友和忠实的朋友，我要向他指出，抵抗是不适当的，徒劳的，只会导致法国和美国的不必要牺牲。我建议他把卡萨布兰卡交给法国的另一位真诚的朋友，正在海岸外指挥西线特遣部队的小乔治·巴顿少将。”
“啊，”随从参谋说，“上校，你不必为此事去见海军上将了。这就是给你的答复。”
他用手指着敞开着的窗户，埃尔汉克大炮的隆隆炮声从窗户中传进了房间。浓密的烟幕笼罩了港口。在港口的后边轻巡洋舰普利马古特号和米什利埃的七艘驱逐舰正驶向公海出击。它们开着炮，向巴顿的奥古斯塔号驶去。
由于这位顽固不化的法国海军上将的傲慢态度和他对“荣誉”一词的曲解，威尔伯的任务未能完成。但是在巴顿将军的眼里，任何事情都不能使这面光荣的军旗黯然失色，他决定要把这面军旗同美国军史上所有其他著名的军旗一起保存起来。他给副官署长的信中写道：“鉴于这面军旗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们不是某个特定部队的军旗，因此应把它们转交陆军部，建议把它们送到某个适当的地方，例如西点军校，可以用来提高我们未来军人的士气。”
巴顿将军的登陆艇正在吊架上，艇上装着他的全部家当。登陆艇准备按计划在上午8时，即登陆开始三小时后，就把他送到岸上。陪同在巴顿将军身边的有：休伊特在横渡期间的代理参谋长、现准备指挥卡萨布兰卡海上前线部队作战的小约翰·霍尔海军少将；巴顿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大西洋舰队两栖登陆部队的参谋人员约翰逊上校和伊利上校；巴顿的随从参谋理查德·詹森上尉和亚历山大·斯蒂勒中尉；以及巴顿的黑人勤务兵乔治·米克斯中士。
斯蒂勒是这一群人中仅次于巴顿的风姿翩翩的人。他是亚利桑那州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牧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巴顿坦克部队中的一名老兵。他央求巴顿带上他，无论干什么都行，这才搭上了去摩洛哥的军舰。巴顿看到他这位老朋友前来报到，感到喜出望外。他在华盛顿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然后通知斯蒂勒在登舰去执行“火炬”行动之前于10月21日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会面。斯蒂勒来了，他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旧军服，头戴扁平的钢盔，裹着紧紧的绑腿。他匆忙整装，随即作为巴顿的高级随从一起启航投入了一场新的战争。
巴顿将军自己衣着整洁，仿佛是去参加阅兵式，而不是去打仗的。他的军服笔挺，丝毫看不出他曾穿着这套衣服睡了一晚。他站在这群人中间，皱着眉头，头上戴着饰有闪亮的两颗星的钢盔，脚上穿着擦得亮亮的马靴。他身高6.9英尺，犹如鹤立鸡群。随着战斗的临近，巴顿立即意识到他无法按照预定的时间上岸。这一意外的插曲使他再次感到心情沉重。战场上嘈杂喧闹的声音使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他的脸色变得严酷而又苦恼。他摆出一副尚武的姿态，对米克斯中士喊道：
“乔治，我的手枪在哪里？”
“在艇里，长官，”勤务兵迅速答道。
“给我拿来！”巴顿怒吼道。
米克斯爬进悬在吊架上的登陆艇，把已经放在艇上准备上岸用的一支象牙柄镀银的0.45柯尔特自动手枪和一支史密斯·韦森牌0.357马格南左轮手枪交给了巴顿。
正当巴顿低头把手枪插入枪套并挂在皮带上时，奥古斯塔号也投入了战斗，以保卫运输舰免遭已经越过警戒线的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的袭击。奥古斯塔号上主炮的第一次齐发就震落了巴顿登陆艇的底部，他的全部用品都掉入大海。
“乔治，真该死，”巴顿向米克斯咧嘴一笑。米克斯手里正抓着一副在最后一刹那从艇上抢下的特大望远镜。“真侥幸呀，我是指这两支手枪。我希望你还有多余的牙刷，可以给我用来刷刷自己的脏嘴。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了。”随后又向霍尔海军少将投过暗带讥讽的一瞥，补充说道：“这都是美国海军的功劳呀。”
直至登陆日的中午，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巴顿这时还在奥古斯塔号上。但是，延迟得到了报偿。收到了哈蒙发来的信息，宣告已经拿下萨菲。安德逊将军从费达拉报告说，他已经既控制了河流又控制了高地，并且俘虏了德国停战委员会的八个成员。
没有抓到冯·乌利希将军。他在诺盖将军的帮助下逃到了西属摩洛哥。然而，布莱克上校事先已经专门组织了巴顿情报处的特别小分队来完成这项任务。他们搜查了冯·乌利希在米拉玛饭店的住所，找到了他所遗弃的物品。在这些物品中有一顶非同一般的白色闪亮的钢盔，上面装饰着普鲁士的双鹰，这是德国国防军将军穿军礼服所用的战盔。安德森电告巴顿说，在巴顿到达之前，他先拿着它，他想把这件别致的战利品留作纪念。
“这个狗杂种够多体贴人，居然把钢盔留下了，”巴顿说。“我就要戴着这个钢盔开进柏林。”
海军临时决定参与的这场战斗在正午时分结束，通往卡萨布兰卡的道路又畅通了。休伊特海军少将又拨给巴顿一艘救生艇，代替那艘已被炸烂的登陆艇。巴顿不得不登上在微波中飘摇的救生艇。只见这位身材高大、修饰整洁的西线特遣部队的司令官，嘴里叼着一支哈瓦那大雪茄烟，动作敏捷地越过艇上的拦网。他雄赳赳，气昂昂，心中只有一点忧虑。他终于马上就要携带着曾经伴随他到过墨西哥和法国的忠诚的手枪参加战斗了，可是枪中却无子弹。
当他离开奥古斯塔号时，战场上的局势仍不稳定，谁胜谁负的问题似乎还远没有解决。但对巴顿来说，他所关心的绝不仅仅是打仗。几天前，他在日记中曾谦逊地提到他个人在这场即将来临的战役中的作用，他说：“在这场较量中，我起的作用很小，我没有干什么。我认为，一个人是否伟大要看他是否有能力进行领导和鼓动。”
现在，在登陆的时刻，海水溅湿了巴顿的全身，他开始要实践自己的主张了。他自称是一个感情冲动的军人。当他第一眼看到岸上有一名士兵孤身一人把阵亡的伙伴埋在沙滩上临时挖掘的坟墓里时，他感动至深。
这小小的悲痛情景密切了他与部队的关系。如果在费达拉有什么更重要的任务等他去处理的话，巴顿决定让他们等一下。他要先与战斗在单人掩体里和分散的前哨阵地上的士兵们一起经过炮火的洗礼，然后再屈驾去同他的将军们聚合。
巴顿的救生艇向海滩前进。在他正前方的海滩上，有一艘运载弹药和补给的小登陆艇正在浪涛里挣扎着，接着就搁浅了。船上的人除了舵手以外都跳入了汹涌的海涛中，眼睁睁地看着舵手开动引擎往后退，拼命地要使船活动起来，但是无论怎样也无法使船移动。
这时，巴顿的救生艇开过来了，当时的情景真是令人难忘。船的两边排列着士兵，他们手握冲锋抢，严阵以待。船的中间站着米克斯中士，他那英俊的脸色沉着而缺乏表情，他手中握着一挺大型的轻机枪。巴顿站在船舱里，身穿紧身的军用雨衣，衣领向上翻起，钢盔带子束住下巴，手边放着两支冲锋枪和一个喊话筒，嘴里喊着他最喜欢说的那些污言秽语。对那些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而听不出他的恼怒情绪的人来说，这些喊话听起来既活泼又宏亮。
救生艇也闯上了浅滩，震动了一下就停住了。巴顿从船边上跳出去，溅着海水跑上岸，向二十码以外那艘搁浅的登陆艇跑去。然后他又蹚回水中，用肩膀去顶搁浅的船，冲着那些用怀疑的眼光在一旁看着他这老头儿的水手们大喊：
“到这边来！”他提高嗓门吼道。“都过来！快！该死的！”巴顿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抓住这里，”他大叫着，“还有你，抓住那一边。等着下一个浪头打过来。抬起来推。好，推！妈的，推！”
他们用尽全身力量推着这只小艇。一会儿，艇上的螺旋桨打水，划动起来了。小艇退下浅滩，向母舰开去了。
于是，这位浑身湿淋淋的大个子转身对他的士兵们说：“该死的，难道你们不明白这条船还要不断地运送弹药吗？没有弹药怎么打仗？快把这些东西送到山上堆军火的地方去。跑步。妈的！”
巴顿离开海滩后，来到红色一号海滩的游乐场海堤下的一所小房子里，他的通信主任埃尔顿·哈蒙德上校在那里给他架设了一部野战电话。片刻之后，他就听取了海滩勤务队长詹姆斯·杰米森海军中校和第3师的一名联络官的汇报。联络官抱怨海军的卸载工作，而杰米森则用强硬尖锐的语言为自己辩解。
海滩勤务队长杰米森紧张地站在巴顿面前，他的头发黄中带红，脸上长着雀斑，面色显得很疲倦。巴顿冲着他吼叫：“该死的，杰米森，我不想评论谁是谁非。但是我刚才看到你的一只船搁浅后，水手们就把船抛弃了。如果你干不了这个工作，妈的，我就另找一个海滩勤务队长，或许再找另一支海军部队。”
(后来，当巴顿亲自察看了情况后，他又把杰米森找来，叫着他的绰号对他说，“红毛，刚才我对你太粗暴了。忘掉这件事吧。其实，我把你找来，是想告诉你我对你的工作的看法。我认为是你挽救了这该死的整个战役。”)
巴顿到小房子里二十分钟后，安德森将军急急忙忙地跑到他那里，一同来的还有一名气喘吁吁的法国上校和手中仍握着休战白旗的威尔伯。这位法国人就美国人遇到的抵抗正式向巴顿道歉，尔后又建议巴顿派威尔伯再去见米什利埃，再次要求他交出卡萨布兰卡。
“这有什么用？”巴顿愤怒地说，“威尔伯已经碰了钉子了。”
“这次不同了，将军，”法国上校恳求说。“第一次要求时机不够成熟。现在米什利埃将军肯定已经相信，再抵抗下去是徒劳的。”
“那么，好吧，”巴顿同意了，“威尔伯，弄一辆吉普车，再跑一趟。但是让哈普·盖伊与你同去。我要教训教训这狗娘养的，让他懂得以外交来对付大炮的威力是没有用的。”
威尔伯和盖伊出发了，吉普车上飘着星条旗和威尔伯的白旗。他们驱车通过了法国人的防线，进入卡萨布兰卡，受到法国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欢呼。但是米什利埃将军甚至拒绝接见他们。
“法国海军决心要同我们大干一场。”盖伊回来后向巴顿报告说。
“那个杂种是怎么搞的？”巴顿问他的参谋长。
“是他的反犹太心现在作怪，长官，”威尔伯替盖伊答道：“通过我同他的随从参谋的谈话，我猜想米什利埃极其憎恨犹太人，他之所以和纳粹一条心，就因为纳粹虐待犹太人。据他的随从参谋海军中校说，他的上司得到可靠的消息，以为咱们登陆的主要目的是要煽动犹太人起来反对阿拉伯人，并在混乱中从法国人手中夺去摩洛哥。”
“这个可怜的傻瓜，”巴顿摇着头说。
巴顿离开游乐场边的小屋，向北走了一段路，来到了米拉玛饭店冯·乌利希将军匆匆撤离的一套房间。他的情绪很高。除了梅赫迪亚以外，其他地方的消息都很好。甚至在北部，特拉斯科特也已占领了利奥特港的重要机场。米什利埃仍在抵抗，但是巴顿准备要打出他手中的王牌了，这是一个三十分钟的最后通牒，三十分钟过去后就威胁要从海上炮击和从空中轰炸卡萨布兰卡。
“咱们来看看米什利埃还敢不敢抵抗。”
仅在一天之内，摩洛哥就全变样了。巴顿将军在奥古斯塔号上用过最后一餐饭之后正好过了二十四小时，他便昂首阔步地走进了豪华的米拉玛饭店的餐厅。前一天晚上，冯·乌利希还曾在这里宴请德国元首的外交代表奥尔。在巴顿的两边陪同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拥挤的餐厅的是他的随从参谋迪克·詹森和艾尔·斯蒂勒，后边跟着说话简洁的参谋长哈普·盖伊上校。
巴顿的出现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欢呼声和掌声，而且还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因为他头上带着冯·乌利希的普鲁士双鹰白钢盔。
晚饭之后，巴顿把罗斯维奇中士找来，让他记下他口授的日志。巴顿轻松地坐在米拉玛饭店二楼客厅里桌子后边的一张椅子上，接待了他的秘书。巴顿将军看来很幽默。但罗斯维奇刚一走进房间就退缩不前。他看见巴顿上身只穿着件衬衫，样式奇怪地象面旗帜，下身穿着一条背带裤。衣裤呈鲜艳的红、白、蓝三色。
巴顿开始口授他的日志。
“今天，上帝对我分外仁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