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作战任务·防御还是进攻·第三

作者：迈克尔·甘农·美国

出自————《黑色五月》

出自————《战争通史》

　　1943年的反潜战在更严密的科学控制下展开，在这一点上，英国武装部队史上的任何战役都不能与之相比。

—— 帕特里克·布莱克特教授

　　密室里的科学家年轻有为，

　　小小研究发挥了巨大威力；

　　是他们用智慧扭转乾坤，

　　是他们用科学创造奇迹！

　　我们谦卑地寻求他们的帮助，

　　没有他们我们会希望落空。

　　现代战争就该这样打──

　　依靠这种紧密的联盟。

—— 英国海军部海军参谋部反潜处

　　击败U潜艇必须继续是盟国军事力量的首要作战任务。

—— 卡萨布兰卡会议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消息传来，美国人大为震惊，希特勒和邓尼茨同样大为震惊。1941年12月9日，希特勒取消了先前不准进攻美国海军军舰和挂有美国国旗的商船的禁令，邓尼茨马上放开胆子大干起来。好久以来，U潜艇艇长们都为那些禁令憋着一口气。因为美国的驱逐舰已经把开往英国的船队一直护送到冰岛那么远的地方了。在邓尼茨看来，美国人早已处于全面交战状态，只是没有公开宣布而已。因此，U潜艇和美国军舰已经发生的几次冲突并不让人意外。在1941年10月31日的一次冲突中(埃里希·托普上尉的)U—552号潜艇击沉美国驱逐舰罗宾詹姆斯号。不过，当时身为德国海军上将的邓尼茨可能没料到，敌方的海军上将，也就是当时的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欧内斯特·金，也急欲摆脱束缚手脚的非交战状态呢。

　　 12月11日，美德双方正式进入交战状态，于是金上将把手中掌握的所有驱逐舰都调回美国大西洋沿岸，显然是要防范U潜艇对此处的袭击。他说：“潜艇袭击那一地区的可能性极大，而我们的沿岸防御力量十分薄弱，因此很有必要调拨我们能调拨的最大数量的驱逐舰驻守本土水域基地。”

　　 德国人此时的行动，证明金上将的决策英明正确。德国人放松了对东西向护航运输队航路的监视，因为柏林的海军参谋部强迫邓尼茨从那一带海域撤走一些U潜艇，送往直布罗陀周围的几个海区。当时，英国人正对德国将军埃尔文·隆美尔率领的德国非洲军团展开冬季攻势，德国人需要在直布罗陀海峡配置更多的U潜艇，以便截击开往地中海的英国军需物资运输船。

　　 邓尼茨很愿意使金上将的预见成为现实。他立即请求派12艘U潜艇去北美海岸作战，但德国海军部只允许他派6艘。新编入现役的U—128号潜艇在这6艘U潜艇的数目之内，却由于机械故障暂时不能参加作战行动。其余的5艘U潜艇是：U—123号，ⅨB型，赖因哈德·哈德根上尉为艇长；U—125号，ⅨB型，乌尔里希·福尔斯上尉为艇长；U—66号，ⅨC型，里夏德·察普少校为艇长；U—109号，ⅨB型，海因里希·布莱希罗特上尉为艇长；U—130号，ⅨC型，恩斯特·卡尔斯少校为艇长。前三艘潜艇组成“哈德根”潜艇群，在美国近岸水域作战；后两艘潜艇组成“布莱希罗特”潜艇群，在哈利法克斯东南和布雷顿角岛以外的卡伯特海峡作战。邓尼茨给5艘U潜艇联合行动的代号是“击鼓”。他想从这次“击鼓”战中听到的，并不是隆隆不断的鼓声，而是用定音鼓锤在黄铜鼓锅突出的头上猛力一击的响亮声音。曾任U—123号艇长的哈德根近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强调说，那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几艘U潜艇携起手来，在预定的某一天一齐发动突然袭击，那一天定为1942年1月13日。那以后，更多的U潜艇跟在领头的5艘U潜艇之后涌向北美沿岸，但后面的行动都不叫“击鼓”了。最初的5艘U潜艇中，没有一艘在1月13日之前到达指定阵位，但在预定期限之前两天，在美国利德角以东300英里处，U—123号潜艇击沉9,076吨的英国货轮西科洛普斯号，算是初战告捷。

　　 伦敦的潜艇跟踪室获悉“击鼓”潜艇小舰队到来的消息，火速通知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部。此后，每天都有对U潜艇位置的估计，从潜艇跟踪室发往美国海军驻东海岸的几个有关防御指挥部。1月11日西科洛普号被击沉的事实，让英美人都确信了这个消息。这时，U—123号的哈德根艇长对自己的到来又发了一个通知：1月14日夜间，在美国纽约长岛芒托克角东南60英里处，击沉9,577吨的前挪威内燃机油轮诺内斯号。

　　 金上将调回本土保卫美国近岸水域的驱逐舰中，有21艘驻守在包围U—123号潜艇进犯之路的几个港口：北至缅因州的卡斯科湾，南至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21艘驱逐舰都处于临战准备状态，停泊在这几个港口的另外4艘驱逐舰处于应急待命状态。然而，没人宣布有紧急情况，金上将或其他指挥官也没派临战准备状态的驱逐舰或其他军舰去迎战入侵者。从1941年12月30日起，金上将搬进华盛顿的美国海军司令部大楼，开始担任美国海军总司令；但到“击鼓”行动时，他仍然亲自指挥所有的反潜战事，并要求美国战略辖区内的各大西洋指挥部，把所有反潜作战行动上报他审批。

　　 凑巧的是，根据金上将的命令，他原先调回近岸水域防备U潜艇袭击的大多数驱逐舰，都被派往别处，或停泊在港内执行其他任务。1月15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0时，哈德根赶了22天的水路(98%在水面行驶)之后，经过安布罗斯峡灯船站进入纽约港──那个地方左临新泽西州的桑迪胡克，右傍长岛的科尼艾兰。当天夜间，纽约港里有7艘临战准备状态的美国驱逐舰──格温号、梅兰特号、蒙森号、罗恩号、特里佩号、罗号和温赖特号，可是竟然没有一艘出击迎敌！哈德根在港里大摇大摆地转了一圈，然后不慌不忙地撤退，中途击沉6,800吨的英国油轮科因布拉号。美国沿岸的海上大灾难开始了。

　　 哈德根的U—123号和同一潜艇群中的两艘U潜艇，在美国东海岸肆无忌惮地杀戮单独航行的商船，活动时间长达三个星期，活动范围南至哈特勒斯角，甚至深入美国战略辖区的纵深水域。另外两艘U潜艇在路上遭到加拿大驱逐舰和飞机追杀，又被滴水成冰的天气绊住了脚，因而参战较晚。五艘U潜艇会合后，把战线向南边防御更薄弱的美国海域推进。此时，美国的沿岸商运还没有水面和空中护航。商船沿着浮标笔直地向前行驶，在岸上的无情灯火中现出自己的轮廓，看起来跟和平时期一般无二。不仅灯标和灯塔的光线亮度没有调暗，而且沿海的居民区、露天游乐场和海滨疗养区依然灯火辉煌，明亮的背景映衬着南北行驶的商船的清晰侧影。

　　 在泽西海岸一带，灯光特别灿烂，站在U潜艇舰桥上就能看见汽车前灯的光柱。为了节约燃油，U潜艇昼间潜伏在水下，夜间浮出水面以稳定的艇首攻击阵位静候猎物出现──这情景很像普鲁士猎鹿人稳坐在营帐中等待猎物撞到他们的枪口上。艇长们几乎不用担心有人反击，只是偶尔看见零星的驱逐舰或飞机。1月15日黄昏时分，一架飞机碰巧飞过U—123号上空，向它的右舷方向投了4枚炸弹，既没有盘旋，也没有回头，就那么飞走了。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部队，都没有发动哪怕是一次有计划的攻击，或迫使U潜艇下潜的“稻草人行动”。

　　 在U潜艇总指挥部里，邓尼茨看到作战报告兴奋异常。他说，这些报告显示，“U潜艇作战全面胜利的时间，会比预计的早得多”。显然，不管吨位战打到多远的地方，也是相同的吨位战，只不过战场地点变了。军需物资运输线是一条无尽的长链，无论是在通往英国的西部海口航道，还是在中洋航道，还是在卡罗利纳角之外……可以在任何一点上把链条掐断──在哪一点上都行。此时，这根链条上最脆弱的环节是美国海岸──这里正是邓尼茨的新瞄准点。

　　 参加“击鼓”行动的5艘U潜艇共击沉25艘商船156,939总吨位，顺利超过了1940年10月的“长剑之夜”中由9艘U潜艇创造的152,000总吨位的记录。按邓尼茨的原定计划，这5艘U潜艇应该一齐发动一次突然强攻；虽然这一计划没能实现，这5艘U潜艇却频频告捷。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欣喜若狂的邓尼茨派出一批又一批Ⅸ系列潜艇，继续扩大目前的天时地利带来的战果。被“击鼓”行动撕破的伤口在流血，开始是汩汩而流，不久就变得喷涌不止了。大出血从美国近岸水域蔓延到更远的海域：佛罗里达之外，墨西哥湾之内，整个靠美国海军保护的加勒比海流域，包括巴拿马海防边境。在德国鱼雷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沉没的，不仅有许多美国最好最大的商船，还有许多英国货船。

　　 英国西部海口地区司令珀西·诺贝尔上将对此局面深表忧虑：“今天(3月8日)西部海口部队把护航运输队安全地护送到美国东海岸，然后……却发现，一路辛辛苦苦保护的许多商船，在美国海岸或加勒比海上轻易地成了U潜艇口中的肥肉。”连一些ⅦC型潜艇，也在鱼雷补重水舱和淡水舱里灌满了燃油，想方设法赶过来(或赶回来)加入“第二次快乐时光”。U潜艇部队又涌现出一批新“王牌艇长”：U—123号的赖因哈德·哈德根上尉，U—124号的约翰·莫尔上尉，U—552号的埃里希·托普上尉，U—203号的罗尔夫·米策尔堡上尉，以及U—160号的格尔格·拉森中尉。

　　 从4月开始，海上出现了一种新型U潜艇──ⅩⅣ型。这种水面排水量为1,688吨的大型潜艇，携载的不是鱼雷，而是700吨柴油，大量备用部件、弹药、食品和其他补给物品，还有一个军医和几个替补的专业技术水兵。这是一种潜水补给油船，通常被称做“奶牛”。得到“奶牛”送来的燃料和给养后，Ⅸ系列潜艇的巡逻时间可延长8周，Ⅶ系列潜艇可延长4周。有了“奶牛”，等于邓尼茨的长线兵力增加了几倍。

　　 第一个上阵的“奶牛”，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上尉的)U—459号。4月20日首先享受“奶牛”供油的U潜艇，是(克劳斯·肖茨上尉的)ⅨB型U—108号。4月和5月里，U—459号还为另外14艘U潜艇加了油。夏季一开始，又有3艘“奶牛”到北大西洋各阵位上为作战U潜艇加油。──到夏季结束的时候，英国人不得不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路上，特别是在格陵兰附近的“空中缺口”地区，阻止“奶牛”提供服务了。

　　 由于在美国近岸水域被击沉的船只累计达几百艘，金上将的海军部队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想办法管制海岸灯火和组织沿岸护航运输队了。3月里，平均每天都有不止一艘油轮出海。于是，由石油工业战时委员会出头，说服当时共同负责沿海地区灯火的海军部和作战部实行灯火管制。两个部正式达成协议，从此时起，对沿海地区灯火的管理将属于“海军的职责”。金上将迅速运用他独有的权力命令：尽管露天游乐场、海滨疗养区和其他商业界提出的异议可以理解，但所有的海岸灯火必须“调暗”──不过他说，“人们认为没必要”全部熄灭灯火。德国和英国海岸早就实行了完全熄灭灯火的管制措施，而金上将在二战期间对灯火管制的最高要求是“调暗”灯火。这样的半灯火管制，并不能把货轮和油轮的船员们从悲惨的命运中完全解救出来；在半灯火管制的情况下，U潜艇艇长们仍然能像没有管制灯火时一样，依稀看到过往船只的轮廓，在有薄雾和低云的天气里看得特别清楚。

　　 至于护航运输队，金上将手里一支还没有呢。他的理由是，他没有足够的护航军舰使护航成为可能和安全的行动。金上将考虑护航军舰时，只想到了驱逐舰。大西洋上的行动和太平洋上的行动都需要驱逐舰，但在金上将的天平上，太平洋的分量永远重于其他地方的分量。他认为，吃水深度和吨位比驱逐舰小的舰艇，没有能力担当护航任务。他说：“就算小艇上的人再勇敢，也无力对付U潜艇那样强硬的敌手。”众所周知，205—208英尺长的“花朵”级驱潜快艇一直是英国人的重要护航力量；165英尺长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伊卡鲁斯号和塞蒂斯号，在5月和6月里把最先入侵美国海域的3艘U潜艇击沉了2艘。尽管如此，金上将依然坚持己见。此时他的理论变成：“如果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力量不足，还不如根本没有。”这一观点，与英国1939年以来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正相反。若再往前追溯，应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7年，英国皇家海军就懂得在海军保护下的护航运输队的价值了。

　　 不过，金上将渐渐被迫改变了观点，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杰·温的规劝。温是一个下级指挥官，而且只是一个皇家海军后备队军官，却被恼怒的英国海军部派到华盛顿，与冥顽不灵的美国海军最高长官理论理论。到3月中旬，人们明显看出金上将的固执脑袋有所松动。早先他没放在眼里的“小艇”，现在被他派去执行护航任务了：有173英尺级的巡逻艇，165英尺级的快艇，从英国海军部租来的147英尺级到162英尺级的皇家海军武装拖网渔船，110英尺级的猎潜艇，还有83英尺级的海岸警卫队小型武装快艇。最初，金上将认为这些“小艇用处极其有限”，一旦建立了护航制度，这些“小艇”却成了从纽约到特拉华湾的短程航运的忠实卫兵。

　　 用这些小艇和其他一些小艇，再加上9艘驱逐舰，金上将和他的属下组织起第一支护航运输队：一支编号为KS.500的南行护航运输队，于5月14日从汉普顿锚地出发。翌日，一支编号为KN.100的北行护航运输队也从基韦斯特起航。5月的后半个月，纽约与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护航通道建立起来；8月至9月，加尔维斯顿—密西西比—基韦斯特护航运输线，给从得克萨斯港开出的油轮提供了保护。最后，加勒比海流域也进入了护航系统。

　　 护航行动在美国东海岸立见成效。在西科迪角和缅因与杰克逊维尔和佛罗里达之间的广大美国战略辖区，3月沉船42艘，4月降至23艘，5月又降至4艘，6月反弹至13艘，7月降至3艘；这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沉船数为零。佛罗里达半岛周围的沉船数量，也呈类似的下降趋势。夏末，护航运输队成为墨西哥湾的常规海运形式后，那一带的沉船同样减少了。

　　 护航的良好效果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金上将在6月21日终于心服口服地说：“护航不止是消除U潜艇威胁的一条途径，而且是保证胜利的惟一途径。”

　　 护航的良好效果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金上将的对手邓尼茨，又把主要U潜艇力量调回大西洋航路，继续推行他的“狼群战术”。邓尼茨早应该知道，单独作战的U潜艇放弃美国海岸，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他从没料到，他的“第二次快乐时光”会这么短暂：如果从U—123号潜艇1月13日击沉西科洛普斯号算起，到7月中旬U潜艇开始撤退，不过六个月时间。

　　 在这六个月里，从缅因到加尔维斯顿再到巴拿马一带的海底，留下了397艘盟国船舶的残骸，还留下了至少5,000个冤魂：其中有美国、英国、挪威和其他国家的商船船员，有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官兵，还有一些普通乘客。这个人员死亡数字，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时人员死亡数字的两倍。还有许多商船虽然没有沉没，但有损坏，伤船上也有人员死伤。

　　 总之，六个月之久的船只和人员的无谓牺牲，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海上灾难之一。美国在船舶、原材料和军用物资方面的损失，是二战中代价最高昂的失败。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在6月19日沉痛地说：“U潜艇在我国大西洋沿岸和加勒比海海域造成的损失，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的整体作战成果。”对于德国人来说，在美国沿岸的作战行动，是二战全过程中最成功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U潜艇战役。U潜艇舰队以沉没9艘潜艇这样微不足道的代价，换取了完全可以与陆地主战场的战果媲美的胜利。人们一定同意史学家格哈德·温伯格的说法：这场近岸水域战役，“还必须看成是美国海军力量遭受过的最惨痛的失败”。

　　 美国海军并非没有值得庆幸之处，因为情况原本可能更糟糕。倘若邓尼茨真得到了他所要的12艘U潜艇，而不是实际到手的5艘作战U潜艇；倘若希特勒没有因为担心有英国人登陆的危险，而在2月把20艘作战U潜艇调往挪威近岸海域执行侦察任务；倘若不是那个奇寒的欧洲冬天使波罗的海结冰，把许多已制造完成的新U潜艇困在港内；倘若不是德国人试图在直布罗陀附近截击开往北非的军用护航运输队，却倒运地损失了13艘U潜艇，其中还包括几艘当时很抢手的Ⅸ系列潜艇；谁都可以推算出，这场战争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德国人在美国海洋里进行的这场大屠杀中，如果说盟国还有什么可以聊以自慰之处，也许可以列举以下三点。

　　 首先，此事发生的时间，正值德国人在谜机上增加第四个变码转子的时间。海神密码开始在德国舰队中广泛使用后，除了2月23日、24日和3月14日三天之外，英国政府密码机构在十一个月里耳目闭塞。对于盟国来说，在2—7月期间，掌握谜机信息已经不能占有特殊优势；因为，盟国无法只靠电讯情报确定大多数独立作战和联络不频繁的U潜艇的方位，也不能全靠电讯情报指挥护航运输队规避U潜艇了。当U潜艇的进攻矛头于8月开始转向洋中护航航路时，靠无线电指挥的U潜艇巡逻线再次形成，盟国当然很强烈地感觉到不能译读谜机密码的难受了。

　　 即使在此时，潜艇跟踪室并非没有情报来源。来源之一是译读本土水域密码，这种密码继续由德国海军在摩托扫雷艇护送U潜艇进出比斯开湾基地时使用；来源之二是破译了由波罗的海的船厂制造的新U潜艇使用的特蒂斯密码；来源之三是有了能辨认各U潜艇无线电发报机信号特征的方法；来源之四是研制出了能显示每艘U潜艇报务员不同敲键手法的波形显示器；来源之五是高频无线电测向仪；来源之六是潜艇跟踪室收集了好久的U潜艇总指挥部的作战理论，各艇长的特点，以及U潜艇的航线、平均航速和续航时间。凭借这些保留下来的情报来源，再加上罗杰·温敏感的直觉和精明的大脑，潜艇跟踪室每天可以拟出一份关于U潜艇活动的判断，或者说“工作假设”。

　　 对于英国战略家和有同样战略眼光的美国海军军官来说，第二件可能让他们感到安慰的事情是：美国沿岸的战斗令人信服地显示出，护航运输队亦是打赢战役的一种手段。这一论断的根据有三。首先，护航运输队把U潜艇引向了军舰；U潜艇艇长们认为，与其徒劳地寻找身手灵巧的小艇，不如“照满地的大黄蜂下手”，于是U潜艇就开到了护航军舰的跟前──军舰能向U潜艇发起进攻的范围之内。第二，U潜艇在攻击受保护商船遭到打击后会气馁，然后会撤退到更适合U潜艇作战的地方──美国近岸水域的战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三，当一支护航运输队到来时，如果一艘U潜艇没有处在适于攻击的位置上，它就会错过船队里所有的船，不得不为另一个机会的到来等候很长时间，因此攻击机会无疑会减少。

　　 盟国从1942年上半年的战况中找到的第三个安慰是，西边的海战给了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和皇家海军一段暂时喘息的时间，使他们能腾出手来扩编军队、改进训练、完善战术。我们接下来要叙述的就是，英国人趁这个战斗空隙干了些什么，科学技术人员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941年6月，空军中将菲利普·朱伯特接替空军上将马歇尔·鲍维尔担任岸防航空兵司令。朱伯特决定，他身边的作战室里需要一个顾问，这位顾问可以知道所有的部队军事秘密，可以参与所有的作战行动计划。他想要的不是军人，而是不穿军装的科学家，因为这样的人能对日复一日的反潜战给予客观的、毫无偏见的指导。朱伯特的基本要求是，这个非军事人员要能就一般人认为只属于空军军官职权范围的事情提出建议。于是他选中了帕特里克·布莱克特。

　　 布莱克特是当时最有成就而且涉猎最广的物理学家之一，“他才情卓越、风度不凡、谈吐风趣、气质高贵、相貌英俊……他娶了世界上最可爱的女人，这样的妻子使他不至于过于严肃”。布莱克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皇家海军，30年代中期在航空部担任过科学顾问，当时他是物理学家亨利·蒂泽德主持的“蒂泽德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创建英国雷达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生物学家A·希尔，物理学家H·温珀里斯、A·罗和F·林德曼，后来又加上彻韦尔勋爵。“蒂泽德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却是“作战研究处”的前身。而“作战研究处”这个名称，是雷达发明者沃森—瓦特在1940年首创的。

　　 迫于当时未入阁任职的丘吉尔的压力，蒂泽德委员会才吸收林德曼为成员，但布莱克特一直与他相处不好，两人的关系到二战结束时也没有改善。1939—1940年，布莱克特在法恩伯勒的皇家飞机制造公司工作。他为公司设计了飞机轰炸瞄准器和其他仪器，还亲自随飞机上天试飞。他把物理学家埃文·威廉斯介绍进皇家飞机制造公司，并与他一起研究潜艇的磁场探测。1940—1941年，布莱克特在斯坦莫的高射炮司令部工作了几个月，研究装在大炮上的雷达装置。1941年3月，他接到了朱伯特的邀请。

　　 布莱克特把威廉斯也带去见朱伯特，并向朱伯特明确表示，他已经不再做与设计、生产和试验武器有关的工作。布莱克特后来说：“从一开头，我就拒绝被拉去充当技术产婆。”他的要求是，他要有进行纯科学性质的非日常研究的自由，他要推动对作战行动进行数字思考之风，他要使所有假设服从于量化分析和实验检验；这样，他将“有助于避免靠感情冲动指挥战争”。听到有人没完没了地呼吁更新武器，他很反感。他的结论是：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所需要的，是指挥员、空勤人员和地勤人员“妥善地利用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布莱克特和威廉斯开始深入细致地研究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作战行动的每一方面，甚至对看上去无关紧要的问题也要认真询问并确认其重要性。仅举一事为例。当时，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发现U潜艇目标的概率很低，而且发现的U潜艇中只有1%被击沉，对此必须有一个可测量的解释。布莱克特接受新职位一个月之后，就走访了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作战室──所有的英国水面和空中护航行动都由这里控制。自从1941年3月开始，由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和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共同负责空中反潜战，岸防航空兵司令部虽然继续是皇家空军的一支基本力量，但已经接受海军部的作战命令了。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作战室的墙上有一张巨幅作战海图，护航兵力的位置和U潜艇的估计位置一目了然。布莱克特快速浏览了岸防航空兵司令部飞机的位置，并询问了飞机飞行所需的时间，然后他在一个信封的背面计算出飞机应该发现的U潜艇数目。回到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后，他查阅了当天实际发现的U潜艇数目，结果看到实际数字只是他计算数字的五分之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他一时找不出原因。有一天，一个空军中校随口问：“我们的飞机是什么颜色？”布莱克特茅塞顿开：这正是症结之所在。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轰炸机最初是为陆地上空的夜间行动设计的，外表都漆成黑色。在北大西洋晴朗的蓝色天空或阴晦的灰色天空的衬托下，黑色飞机分外醒目；结果，没等飞机发现目标，观察敏锐的U潜艇就钻进水里去了。布莱克特先用航模试验，然后又用飞机试验。他发现，漆成白色的轰炸机被海面舰船看到的距离，比漆成黑色的飞机近20%。接下来，威廉斯又算出，白色飞机比黑色飞机看到水面U潜艇的机会多30%。发现目标的机会多了，击沉目标的机会也就多了。不出几个月，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用于反潜巡逻的所有飞机，机翼前缘和飞机下表面都漆成了无反光白色。

　　 另一个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这就是深水炸弹的深度设定问题。在早期作战行动研究中，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和海军部有一个普遍的假设：U潜艇一旦发现有飞机接近，就会在飞机发动进攻前潜入约100英尺深度的水下。按照这个假设，深水炸弹就设定在水下100英尺左右爆炸。这个推理似乎滴水不漏，直到威廉斯发现了其中的破绽。首先，如果一艘U潜艇到达那个深度，它还会横向移动一段距离，那么，轰炸机就不会知道向哪个方向投放深水炸弹。第二，到此时为止的攻击战例中，40%左右的U潜艇是在水面，或潜入水下不到15秒，在这些战例中，100英尺的引爆设定使深水炸弹没有丝毫杀伤力。

　　 威廉斯费了不少口舌去说服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军官们：如果深度设定调整为25英尺的标准，在已知攻击次数的基础上，击沉U潜艇的平均数量会增加2.5倍。然后，逐渐有了浅于100英尺的设定：1941年7月开始出现50英尺，1942年1月进展为33英尺，同年7月达到25英尺。随着设定深度的减小，深水炸弹的杀伤力相应增大。布莱克特颇有感触地说：“如此小而简单的战术变化，竟然换来如此大的作战收获，这样的例子实在少见。”

　　 在布莱克特的领导下，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作战研究处发展成一个配合默契、攻无不克的学术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中，两位后来荣获诺贝尔奖(布莱克特 [ cdhyy注：P·M·S·布莱克特，独获194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 和肯德鲁 [ cdhyy注：J·C·肯德鲁与M·F·佩鲁茨共获1962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 )，五位后来成为皇家学会会员(布莱克特、肯德鲁、威廉斯、沃丁顿和罗伯逊)，一位后来进入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伦德尔)。在这些学者中，年龄最大的布莱克特1942年45岁，其他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些科学家和作战研究处的其他人一起，承担了影响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作战成绩的许多问题的研究，研究项目涉及面极广。作战研究处在分析问题时，十次中有九次会发现，现存的作战行动假设和程序已有定论。例如，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认为，与其在发动进攻后打散U潜艇群，不如用迫使跟踪联络艇的下潜的战术使U潜艇群不能联合行动。

　　 作战研究处的分析肯定了这个战术，并使其更加完善。分析显示，为了达到迫使跟踪联络艇下潜的目的，飞机巡逻线不应该设置得距护航运输队过近。研究中的发现令人啼笑皆非：大多数U潜艇目标，都是没追上护航运输队的飞机侦察到的。这就引出一个结论：一个潜艇群中的大部分U潜艇，都集结在受威胁船队后超过20英里的地方，空中反潜巡逻线也应该配置在相应的地方。1942年8月至1943年5月期间，远程空中巡逻的攻击成果，比近程连续护航(这是美国人的教条)多40%。远程空中巡逻不仅大大降低了昼间沉船数量，而且使一个护航运输队遭遇U潜艇的第一夜损失减半，第二夜损失再减半。远程空中巡逻还侦察到，许多U潜艇只跟在护航运输队之后行驶。这说明，一旦跟踪联络艇的工作受挫，U潜艇群的凝聚力就松散了。

　　 布莱克特又对深水炸弹进行了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25英尺深度设定，还有其他使深水炸弹杀伤力猛增的研究成果。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人对深水炸弹的重量议论颇多，大家提出的最适重量为35磅、100磅或600磅不等。布莱克特确信，目前的250磅深水炸弹，连同它19—20英尺的杀伤半径，如果使用得当，完全够用了。他在两个范畴内调查了这种炸弹的使用情况：(1)瞄准准确度；(2)连续投弹间隔。(“连续投弹”就是把一批4—8枚炸弹连续投放。在连续投放一批炸弹时，用电动投弹间隔调整器设定炸弹投放间隔，这就是“连续投弹间隔”。一批连续投弹间隔的总和叫做“连续投弹长度”。)

　　 为了进行精确的研究，布莱克特把一个照相机镜头向后安装在飞机的炸弹架上，然后检查攻击照片。照片显示，飞行员一般把连续投弹长度的中心设定在一艘水面状态的U潜艇指挥塔前60码处。布莱克特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飞行员告诉他，这是“前置瞄准”，因为在深水炸弹下落的时间里，U潜艇还会向前行驶一段距离。兵器教范就是这么讲的，飞行员们也是这样受训的。然而，照片显示，前置瞄准这一着并不很灵。布莱克特向朱伯特建议，让飞行员正对U潜艇指挥塔瞄准，尽管这似乎不合常识。飞行员们开始执行布莱克特的建议之后，深水炸弹的杀伤力提高了50%。

　　 最适连续投弹间隔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直到1942年1月布莱克特离开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后，作战研究处的人们才找到答案。飞行员们的现行做法是，设定炸弹间隔为36英尺，但是数字分析表明，这个间隔太小。作战研究处提议，炸弹间隔扩大为100英尺。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参谋处在1943年3月采纳了这个意见。其后，以100英尺间隔投向U潜艇的深水炸弹，杀伤力更大了。

　　 作战研究处还向许多似乎很普通的问题发起冲击，后来形成的“计划飞行与保养”，就是这类研究的成果之一。戈登博士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空勤人员和飞机。此时，一个拥有19架飞机的标准中队，仅有6%的时间(以飞行小时计算)在天上，23%的时间留在地面──即使空勤人员随叫随到、飞机随时可用；30%的时间用于修理或保养；41%用于等候备件或机组人员。如果能有效地使用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现有资源，飞机在海上的战斗力能大幅度提高。今天，我们可以把戈登的研究称为“效率研究”，这个研究使飞行时间翻了一番还多──一个19架飞机的中队，飞行时间从1,300小时提高到4,000小时──对U潜艇的打击力度也以这个比率提高。最后，皇家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分队，全部实行了作战研究处的“计划飞行与保养”。

　　 作战研究处的另一些人，特别是数学家们，研究的是更深奥的问题。诸如：飞机的作战搜索率和搜索宽度，不同飞机和一架飞机内不同观察位置的不同观察范围，目视搜索和雷达搜索的最适高度，对空勤人员眼睛休息的必要要求，对已知观察目标的杀伤可能性，不冻水域航行技术，每艘U潜艇在整个使用期中发现船队的平均次数(7.5)，U潜艇的平均寿命(14次巡航)，巨型北大西洋U潜艇运行模型，等等。正如上文提出的，1942年1日，布莱克特离开了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他的领导位置由威廉斯接手，作战研究处的工作一如既往。1943年2月5日约翰·斯莱塞中将接替朱伯特担任岸防航空兵司令后，作战研究处成为军地两方科学家更密切的联盟。

　　 沃丁顿对此感触颇深：“我们这些非军事‘闯入者’的批评意见，得到的是如此宽宏大量的回应，至少在我的经历范围内，我几乎没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就朱伯特或斯莱塞而言，他们从未担心过这些“钻牛角尖”的科学家是为个人追名逐利，也从未担心过科学家们不尽心尽力。

　　 在列举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中非皇家空军人员的贡献时，绝对不能忘记的一个人，是皇家海军高级联络官佩顿·沃德中校(后晋升为上校)。沃德是个因伤退役的老潜艇艇员，在岸防航空兵司令部里，他就是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和海军部之间存在的紧密而卓有成效的关系的化身。沃德自愿做了许多自己职责以外的工作；朱伯特上任之后，沃德又承担了一个任务──采访所有发现或击沉过U潜艇的空勤人员。沃德把每一次采访的详细记录加以整理分析，大大扩充了作战研究处的攻击数据库。作为许多皇家空军灰蓝军服中间的一个穿海军蓝军服的人，沃德代表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加入了U潜艇评估委员会──评定水面和空中攻击成果的重要跨军种组织。战后，他撰写了一部四卷本得到正式认可的空军海上作战行动史。

　　 当作战研究处的科学家们和联络官沃德大动脑筋的时候，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空勤人员还在自己极低的空中搜索率中艰难度日。

　　 无论狂风暴雨还是滴水成冰，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飞机都得轰鸣着升到1,000至5,000英尺的高度，在灰蒙蒙的大西洋上空飞行几百英里。如此漫长而枯燥的飞行，却很少有机会看到一艘U潜艇。一位空勤人员说：

　　很难用语言形容我们在飞行中经受的烦闷感觉：一小时、一小时又一小时，除了大海什么也看不见。我敢担保，一旦发现U潜艇，许多机组人员不管手里有什么武器弹药都会朝目标的要害部位狠狠地扔过去，就因为这样可以发泄心中的烦闷情绪。

　　 许多空勤人员在附近没有或不可能有援助的地方被敌人的炮火击中。许多空勤人员在海上牺牲，不是因为敌人的攻击，而是因为引擎失灵、天气恶劣、导航失误或油料耗尽。

　　 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座右铭是：“前赴后继。”

　　 比斯开湾是一块略呈三角形的水域，西与大西洋相接，南靠西班牙北部省份，北临法国布列塔尼半岛，还把一只脚伸向英国康沃尔海岸的末端；整个海湾面积86,000平方英里(223,000平方公里)，中心深度15,525英尺(4,735米)。由法国西部港口布雷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帕利斯和波尔多基地开出的U潜艇，都会驶过这片水域。一般情况下，进港和出港的U潜艇必须经过一咽喉口，也就是一片南北长300英里、东西长200英里的交通区。在这个位置上的U潜艇，比其他任何海上位置上的U潜艇都要集中；来往U潜艇的数量，从1942年6月每月45艘，到1943年初每月超过100艘，预计同年春季将增加到每月150艘。直布罗陀海峡也是一个咽喉口，但从那里经过的U潜艇少得多；从德国出来绕过苏格兰北面的北航线是另一个交通区，只供开往大西洋巡逻的新潜艇使用。如果谁想在一个地方找到一大群挤成一堆的U潜艇，这个地方就是比斯开湾交通区。1943年3月，英国海军部谈到邓尼茨和他的U潜艇时说：

　　除了修改战术或者停止进攻，他还可以从已知护航运输队航路全部撤离，就像他已在很大程度上撤离了美国近岸水域一样。但是，他不可能从比斯开湾撤离。

　　 大多数结群作战的U潜艇要进出大西洋商运航道；U潜艇还要进出英国人称为外海的海区──弗里敦、开普敦、印度洋、大西洋狭窄处、巴西沿岸、加勒比海和北美沿岸。无论去哪里和从哪里回来，比斯开湾布雷区中的无雷通道，是每艘U潜艇必经的狭窄的瓶颈。对于一个有神枪手本能的对手来说，比斯开湾好比诱人跃跃欲试的靶心。

　　 朱伯特上将1941年接任岸防航空兵司令以后，一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比斯开湾。像许多在他之前在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工作过的人一样，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拥有那么多重型轰炸机中队的轰炸机司令部，还没有炸毁那些钢筋水泥的U潜艇洞库──那些洞库并没有完全建成而且不堪一击！事实上，轰炸机司令部确实在努力地破坏那些建筑。他们夜间多次突然空袭洛里昂基地：1940年为20次，1941年为16次，1942年初为12次。1941年11月至1943年6月之间，美国第八航空队对圣纳泽尔进行了10次昼间突然袭击，还有其他一些对布雷斯特的突袭。由于轰炸机投弹的准确性差，也由于猛烈的高射炮火使轰炸机损失严重，那些空袭几乎都没有多少建树。空袭给地面造成的后果，只是把基地所在市镇夷为平地。邓尼茨说，在洛里昂和圣纳泽尔，连一只活猫或活狗都看不到了。

　　 留给朱伯特的问题，是一大堆接近完工的U潜艇防空洞库。他知道人们期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成为一支进攻性力量，而且出击很符合他的个性。于是他决定：从护航运输队中省出尽可能多的兵力，调去攻击进出比斯开湾的U潜艇。在做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无论在岸防航空兵司令部还是在海军部，他都陷入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是保护护航运输队，通过护送商船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而赢得大西洋海战的胜利；还是拿起武器对准满海的U潜艇，通过出击歼灭U潜艇赢得大西洋海战的胜利；这两个任务哪个更神圣？

　　 1941年夏季，朱伯特发动了后来人们所称的“第一次比斯开湾进攻”。参加这次昼间行动的飞机有桑德兰式、惠灵顿式、惠特利式、赫德森式和卡塔里纳式，所有飞机都配备了1.5米波长的ASVⅡ型雷达。这次空袭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作战研究处的分析人员发现，60%的U潜艇没等被飞机测出就先发现了飞近的飞机，马上下潜到安全深度。这一仗从夏季打到秋季。情况越来越清楚，在比斯开湾来往的U潜艇艇长们，随着海湾上空飞机的增加而改变了行动方式：现在他们夜间浮出水面给电池组充电，昼间尽可能潜航。飞机发现U潜艇的次数越来越少；记录显示，到那一年结束的时候，飞机在比斯开湾没消灭一艘U潜艇。

　　 作战研究处处长布莱克特，在海军部飞机攻潜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一个夜间袭击的特别分委员会。布莱克特争辩说，目前所需要的，是夜间趁U潜艇浮出水面充电之机发动进攻的有效方法。这就是说，要有一种发光物，让飞行员看清由雷达首先侦察到的目标。1942年初，技术人员利用惠特利式轰炸机上的雷达拖挂了几个4英寸照明灯，但许多作战实验证明这种方法不可行。此时，一种更有前途的照明灯正在不远处招手呢。

　　 1940年9月，当时的岸防航空兵司令鲍希尔上将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军官和空勤人员提供改进反潜作战方法的建议。随后，他收到一份就夜间攻击水面U潜艇所用的机载探照灯提出详尽看法的建议书。建议书的作者不是技术人员，而是一位空军少校，名叫汉弗莱·利。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行员，去地中海上空执行过反潜巡逻任务，目前他是司令部里的助理人事军官。建议书写道，有一种惠灵顿式DWI型飞机上的探照灯，充上强力电能后可用于从空中照亮磁性水雷，但现在已经不用了。如果把这种灯加上一个可回缩碳弧光灯装在机腹下，可用于照亮水面U潜艇。DWI型飞机已有辅助发动机和35或90千瓦的发电机，安装反潜探照灯很方便。

　　 鲍希尔接到这个建议非常高兴，他把利从办公桌边的琐事中解放出来，让利专职研制反潜探照灯。利要克服的困难很多。第一个困难是：皇家飞机制造公司的机械师们坚持说，飞机拖挂的照明灯用作探照灯更好。虽然利在技术上并不内行，但他没理会机械师们的聒噪，巧妙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如：碳弧光灯的通风问题，在地平经度和仰角时操纵控制灯光射束的问题，强光回照刺眼的问题，减轻重量的问题，等等。1941年3月，建在布鲁克兰德的维克斯工厂安装完成了第一个“利式探照灯”。这是一个海军用24英寸(61厘米)窄光束探照灯，以7个12伏特40安培小时D型蓄电池为能源，在不用扩散透镜的情况下，发光最高亮度为5,000万烛光。5月4日夜间，在北爱尔兰外的海面上，实验人员以英国潜艇H—31号为假设目标做实战演习。利亲自在机首操作，第一架装备利式探照灯的惠灵顿式轰炸机一再发现、照亮和“攻击”目标。

　　 鲍希尔和利都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但一个月之后，鲍希尔的职位被朱伯特顶替，“利式探照灯计划”撤消，利又回到办公桌旁。

　　 新上任的岸防航空兵司令朱伯特，碰巧参与过另一种机载探照灯的研制工作。那种以一个英国空军上校的名字命名的赫尔莫式探照灯，当初的设计是用来在夜间照亮敌人轰炸机的。朱伯特以为，赫尔莫式探照灯也能用于空中反潜。但实践很快证明，这种探照灯对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不适用：繁复的结构和庞大的体积占用了飞机的整个炸弹舱；无法操纵探照灯转动或瞄准目标，只能靠整个飞机的动作带动探照灯转向；装在机首的灯发出的强光，刺得操作员和飞行员睁不开眼睛。朱伯特后来写道：“我不得不承认，大约两个月后，我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利又一次把办公桌清理干净，回到试验飞机棚里。

　　 以后的几个月里，利和他的伙伴们进一步改进利式探照灯，然后进行飞行试验和空勤人员培训，这中间还有沃德所说的“难以解释的”行政拖延。1942年6月初，172中队的5架惠灵顿式轰炸机终于装上了利式探照灯，正式进入比斯开湾作战。有利式探照灯帮助的第一次攻击在6月4日，目标是(泰南特·迪瓦谢罗少校的)意大利潜艇路易吉托雷利号，结果是潜艇受重创。发动攻击者杰夫·格雷斯韦尔少校，驾驶的是172中队的惠灵顿式F号机。6月和7月，装备利式探照灯的惠灵顿式轰炸机，打得U潜艇惊恐万状、无处藏身，德国艇员们只能咒骂那种“该死的灯”。在此期间，5架惠灵顿式轰炸机共发现目标11次，攻击6次。在皇家空军服役的美国空军少尉威利·豪厄尔驾驶惠灵顿式H号机，击沉由加勒比海返回基地的(于尔根·冯·罗森施蒂尔上尉的)ⅨC型U—502号潜艇。此外还有2艘潜艇受伤。

　　 没等利式探照灯再创功勋，邓尼茨就给比斯开湾的U潜艇下了一道命令：(现在)装有雷达的飞机突袭的危险，夜间比昼间更大，今后U潜艇昼间上浮……”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利式探照灯把比斯开湾的U潜艇从夜幕后逼出来──后来证明，这正是利式探照灯在此阶段的主要功绩。比斯开湾的空袭又回到昼间，战果比先前略多：从7月中旬到9月底，常规装备的飞机发现目标70次，击沉U潜艇3艘。

　　 然而，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没抓住比斯开湾给他们的大好机会。从1942年最后几个月直到1943年开始后很久，昼间发现目标数量与击沉目标数量之比低得让人灰心。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原本期待，终于有了25英尺深度引信，有了铝末混合炸药填装的深水炸弹，击沉率会上升到20%，但击沉率始终在6%上下徘徊。

　　 击沉率低的问题，普遍存在于U潜艇大量出没的海域，甚至对在水面或下潜不到15秒的A级目标，从云层里突然发动进攻的飞机仍然命中率不高。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在两种意见之间踌躇良久，难以裁度：是武器不过硬，还是瞄准技术不过硬？机尾射手的报告和作战照片显示，250磅铝末混合炸药深水炸弹，即使到达极好的夹叉轰炸位置，也不能炸伤目标。从照片上看，问题似乎在深水炸弹上；但是，作战研究处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后确定，炸弹没有问题，问题在瞄准上，而瞄准技术是可以通过更多更好的训练提高的。

　　 为了支持这一结论，作战研究处拿出的证据是三个优秀中队有良好的猎潜记录：其中120中队击沉6艘击伤10艘，202中队击沉4艘击伤5艘，500中队击沉4艘击伤9艘。他们的证据还指出，某些飞行员创下了优异的个人成绩，如：120中队的特伦斯·布洛克少校击沉3艘击伤3艘U潜艇；500中队的M·恩索尔中尉击沉1艘击伤3艘U潜艇。布洛克驾驶的是解放者式轰炸机，恩索尔驾驶的是赫德森式轰炸机；两个人平时刻苦练习，在战斗中才有如此出色的表现。作战研究处的研究结果证明，深水炸弹毫无问题，岸防航空兵司令部需要的是神射手强化训练。

　　 轰炸机昼间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德国空军的反击日趋猛烈。1942年夏季和秋季，为了阻断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巡逻线，德国空军出动了各种飞机：福克—武尔夫式190型、亨克尔式115型、容克式88型、梅塞施米特式210型和阿拉多式196型等等。敌人的反击造成了一些盟国飞机的损失和空勤人员的伤亡，但在德文郡的奇维诺尔的235勇士式轰炸机中队，成功地击退了敌机的进犯，敌人的空中攻势渐渐弱下去。

　　 夜间出动的轰炸机继续在比斯开湾频繁发动进攻，但他们有他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法国金枪鱼捕捞队跟着金枪鱼群进入比斯开湾中部，那里正是大多数装有利式探照灯的飞机活动的地方。许多机载雷达尖头信号发出的亮光，其实是金枪鱼船在作怪。金枪鱼船的雷达信号特征，与U潜艇的信号特征难以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探照灯，不仅浪费25%的气力，耗费蓄电池的电能，而且等于公开通知附近的U潜艇，盟军轰炸机在此活动。8月里，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想尽一切办法赶走金枪鱼捕捞队，但无论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宣传、撒传单还是开枪警告，都没能吓跑捕捞队。直到10月金枪鱼汛期结束，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与此同时，有利式探照灯的飞行──其实包括所有的飞行──都遇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邓尼茨的技术参谋们通过分析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盟军飞机之所以能在比斯开湾实施探照灯下的空对海攻击，是因为有机载米波雷达。德国人在突尼斯缴获了一套ASVⅡ型雷达。U潜艇总指挥部的技术人员经过仔细研究，研制出一种雷达预警接收机。这种R.600型接收机，可以测知1.5米雷达脉冲，为U潜艇赢得下潜躲避危险的时间。实际上，这种接收机产生的警告信号的范围，比飞机可收到的雷达尖头信号范围(±10英里)还要大。这种接收机首先由巴黎梅托克斯公司生产，故叫做梅托克斯接收机，后来格朗丹公司也生产了。U—214号、U—107号和U—69号三艘U潜艇，于8月首批安装梅托克斯接收机。接收机的天线架在后来被称为“比斯开横杆”的绞盘横杆上，但U潜艇上浮和下潜时得从指挥塔上扛上扛下。除了这一点麻烦和耽误的时间之外，三艘U潜艇都兴奋地报告了接收机的良好效能。接下来，邓尼茨命令U潜艇舰队的所有潜艇都安装梅托克斯接收机，到这年年底几乎全部安装完毕。德国人的这一对策，使U潜艇恢复了夜间上浮充电。

　　 由于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飞机昼间和夜间发现目标率的骤然下降，加上潜艇跟踪室的温和比斯利从海军谜机上得到的情报，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敌人有了能对抗米波雷达的装备。在这种形势下，比斯开湾空中反潜战的意义大受质疑。朱伯特司令敦促伦敦方面，尽快拿出能击败梅托克斯接收机的10厘米雷达。然而，直到1943年3月，第一个装备10厘米雷达的中队才投入作战行动。在此期间，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惟一可用的策略是：大批出动飞机。所有飞往比斯开湾的飞机继续使用原有的米波雷达，只是装有利式探照灯的飞机除外，因为人们指望利式探照灯能出其不意地抓住U潜艇。这一战术的预期效果是：大批使用米波雷达的飞机，会使U潜艇的雷达预警接收机响个不停──一个一直在响的警报和根本不响的警报同样无用。时间一久，U潜艇上的人就会自鸣得意或麻痹大意。不过，这一战术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发现目标或更多的攻击目标。事实上，1943年1月里，3,136个昼间飞行小时中只发现5个目标，由装有利式探照灯和常规设备飞机进行的827小时的夜间巡逻，只发现3个目标。这是比斯开湾的新一轮低记录期。

　　 U潜艇在北美沿岸残杀商船的六个月里，原来由于战线过长而奔波劳顿的英国皇家海军护航军舰，得到了一个暂时休整的机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训练军官和水兵，安装新型探测设备，练习武器的使用──包括在某些舰艇上练习新出现的刺猬弹的使用。

　　 在苏格兰西海岸外的马尔岛的托伯莫里港内，新编入现役的护航军舰，在皇家海军军舰西部岛屿号带领下进行作战训练。对于新入伍的水兵来说，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训练经历，而且许多水兵到这里才第一次看见大海。分遣舰队指挥吉尔伯特·斯蒂芬森，二战期间在这里共接收过1,132批新兵。他的责任是：在两至三周时间内，把从未出过海的“旱鸭子”训练成纪律严整的半熟练水兵，然后直接派上护航舰艇执行任务。在新兵们眼里，斯蒂芬森颇具传奇色彩，又有些古怪，有人给他起了个“狮子狗”的绰号，也有人叫他“猴子”。

　　 斯蒂芬森的新兵训练并不要求战斗延缓，但要对舰长和值更官进行有效训练就得利用战斗间隙，要到西部海口战术学校学习尤其需要这样的机会。西部海口战术学校是应丘吉尔的建议成立的军官培训学校，在1942年1月开始接受学员时碰巧赶上U潜艇对美国海岸的进攻刚刚开始。在利物浦的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所在的德比大厦东边，有一座泰特与莱尔交易大厦，西部海口战术学校就设在遭过空袭的顶层。丘吉尔派去组织和领导这个机构的人，是皇家海军中校(后晋升为上校)吉尔伯特·罗伯茨。像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联络官沃德一样，罗伯茨也已退役，原因是患了结核病。

　　 罗伯茨受过海军陆战队枪炮军官训练，当过驱逐舰舰长，他把枪炮训练学校的“地板平面图训练法”搬进了他的战术学校。他划出一大块铺着亚麻地毡的地板当做海面，每隔10英寸画一道线代表英里数，还在“战术台”上摆上商船、护航舰艇和U潜艇的木制模型。然后，他拉起绳子，挂上粗帆布帘遮挡他摆出的海面战况，只留几个小孔显示有限的战况景象──类似海上，特别是夜间海上的有限视域。整个地板平面海图可供24个人做练习，或三个8人小组把平面海图分隔成三个空间练习。练习者坐在围绕帆布帘的标图台前。

　　 一组17—20岁的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队员，熟练地按要求移动海图上的舰艇模型，改变海面战况图景──各种战况都是罗伯茨根据对护航组指挥深入细致的采访拟定的。护航舰艇的舰长和值更官们，要对模拟战况中应采取的适当行动做出决定。所有的舰艇运动都用粉笔画出行动路线：U潜艇用绿粉笔，护航舰艇用白粉笔。练习(学员们叫“游戏”)结束的时候，参加者可以检查自己的追击和攻击是成功还是失败。一轮战术训练课为六天，几个月下来，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的年轻姑娘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向那些身经百战的军官们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们下一步最好的行动路线是什么。一个在西部海口战术学校学习过的海军上尉尼古拉斯·蒙萨拉特，战后成了小说作家，他在小说《残酷的海》中写道：“那些年轻姑娘似乎什么都懂，这实在不公平……”

　　 在这些战术练习中，逐渐形成了许多富于创新精神的攻击方法。第一种新攻击法，是在一份作战报告的启发下产生的。1941年12月，HG.76护航运输队从直布罗陀到英国途中，一位很有攻击意识的护航组指挥弗雷德里克·沃克中校(后晋升为上校)，曾指挥36护航组对来犯的U潜艇予以反击。36护航组认为，当时袭击HG.76护航运输队的一艘U潜艇在船队的1英里之外；罗伯茨看了沃克中校拿给他的攻击行动报告，从地板平面海图上摆出的战况图推断出，那艘U潜艇是先从船队后潜入船队中，然后从船队纵队间发起进攻的。考虑到U潜艇攻击后会设法逃跑，罗伯茨随即拟出了在此时抓住U潜艇的对策。一位妇女服务队的姑娘开玩笑说，这个新战术是送给希特勒的一颗“紫山莓”，罗伯茨索性把这个战术定名为“紫山莓战术”。西部海口地区司令诺贝尔，马上向丘吉尔汇报了这个纠正“反潜战术的基本性错误”的方案，并在24小时内把“紫山莓战术”签发到护航舰队。“紫山莓战术”和略加变动的“半紫山莓战术”，是第一个由司令建议普遍采用的护航反击机动战术。在此之前，每个护航组指挥都自行拟定机动战术。

　　 “战术台”上的试验还在继续，不久又设计出一些以水果命名的战术──“菠萝战术”、“醋栗战术”和“草莓战术”；还有一些其他名字的战术──“B搜索术”、“菊芋战术”和“观察者战术”。这些机动战术马上签发给各护航组；在伦敦德里、格里诺克、伯肯黑德、弗里敦、孟买、圣约翰斯、纽芬兰、悉尼、新斯科舍等地，护航组指挥带领手下的护航舰艇进行新战术演习。

　　 当U潜艇于1942年8月初大批返回中大西洋时，迎战他们的就是这些训练有素的护航团队。从那天起直到1943年5月初，两个宿敌之间的斗争一直非常激烈，从没松懈过。然而，正如本章和《序幕》中已经指出的，任何一方都没能打出把对方击倒在地的一拳。德国人搬回来的兵力，也没能阻挠大西洋主要航路上的商运。邓尼茨在外海找到了护航薄弱点──因为北航道需要加强力量，盟国在外海的防御力量可能减弱了。于是，邓尼茨把许多U潜艇派往弗里敦、开普敦和马达加斯加，派往西非和巴西之间的大西洋狭窄处，派往巴西沿岸和马拿马沿岸，还派往加勒比海中的特立尼达以东的海上交通线。

单从总数上看，U潜艇享有值得骄傲的胜利成果。8月里，有86艘U潜艇在海上，各U潜艇与护航运输队接触频繁，共击沉105艘商船517,295总吨位；11月，正如前面提到的U潜艇创下了整个大西洋海战中月沉船总吨位的最高记录。然而，1942年8月至1943年4月期间，海上作战U潜艇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每艘U潜艇每个出航日沉船吨位的下降。其实，自从洋中有了潜水油船，U潜艇的确受益匪浅：作战U潜艇海上巡逻的天数增加，保养间隔期延长；没有多少等待加油的U潜艇积压在基地，减少了由此造成的作战拖延；每艘U潜艇往返比斯开湾的次数减少，因而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飞机在比斯开湾的攻击效果不佳。尽管如此，仍然挡不住每艘U潜艇每个出航日成绩下降的趋势(1943年5月底之前的十二个月里，潜水油船服务过的对象，有在大西洋作战的220艘U潜艇，还有在外海作战的170艘U潜艇)。

　　 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伤亡和快速扩编，U潜艇艇员的经验和技术熟练水平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由于1942年1—7月的强化训练，也由于在此期间安装了高频无线电测向仪和10厘米雷达之类的新设备，护航舰艇官兵的军事素质逐步提高。从1942年8月到1943年4月，U潜艇以9.7艘的月损失率不断沉没，其中2月沉没19艘。在此期间，四分之一的远洋护航运输队安全到港，被袭击的船队中也有90%的船只到达目的地。10月18日开始，英美远征军的几支运兵船队陆续从英国和美国出发，于11月8日在法属西北非洲、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成功地实施了“火炬行动”，而德国情报机构和U潜艇总指挥部事前对盟军的这次行动全然不知。334艘运兵船中仅有一艘受到U潜艇的袭击，而且纯属偶然遭遇。在U潜艇总指挥部的记录上，U潜艇没发现一艘运兵船，连船队模糊的影子都没看到；德国飞机的侦察记录也是一片空白。

　　 邓尼茨原先以为，盟军可能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有一次登陆行动，早就安排了许多U潜艇埋伏在弗里敦和佛得角岛一带严阵以待，结果他在11月8日发现，自己的判断谬之千里。他连忙把U潜艇调往摩洛哥大西洋沿岸和直布罗陀西部海口，妄图袭击新开辟的军需运输线，以期阻挠进入这一带的英美军队的集结。这一次U潜艇行动造成的盟国沉船有：10艘商船、4艘部队运输船和5艘军舰──包括11月11日和12日交接之夜由亨克的U—515号潜艇击沉的皇家海军补给修理船海克拉号。不过U潜艇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8艘U潜艇沉没，19艘受伤，另有1艘意大利潜艇沉没。为这样微薄的收益赔上这么多本钱实在太不值得，邓尼茨在12月初撤回了那一带的U潜艇，派往大西洋上更有利可图的海区。

　　 1942年秋冬至1943年初，交战双方共有三次重要的高层指挥官易位。

　　 从1939年12月以来担任英国潜艇舰队副司令(后来为司令)的马克斯·霍顿上将，1942年11月7日接替诺贝尔成为西部海口地区司令。诺贝尔改任英国海军部驻华盛顿代表团团长。早些时候，霍顿拒绝了英国本土舰队司令一职，因为他认为在那个职位上受海军部的制约太多。在诺斯韦斯的汉普斯特德指挥潜艇舰队时，霍顿与附近的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三年的战争让他确信了一个道理：“没有空军力量的紧密配合，海军舰队无法作战。”──他将把这一信念转化为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的实际行动。

　　 霍顿一走进灰色的德比大厦，就检查了楼内的设施，包括有防弹和防毒气设备的地下作战室。随后，他叫来各部门主管军官述职。他问战术学校的罗伯茨：“你做什么工作？”罗伯茨反问道：“为什么你不亲自上来看看呢？”于是霍顿就上了一趟顶楼。第二天上午9时整，他没带随从自己又来了──来参加六天一轮的战术培训。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对霍顿印象很好，而且好几个军官成了裁减冗员的牺牲者。

　　 作为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霍顿受命进行的工作是：“在他的管辖区域内，保护商运，派放和管理所有护航运输队，制定对抗U潜艇或敌方飞机的措施(军用护航运输队和快速运兵船队仍归海军部管理)”。他把改进和强化训练也当作他的职责。1943年2月，他收到了一艘名为菲兰特号的皇家海军快艇，于是，有时是一艘，有时是两艘潜艇，和菲兰特号一起带罗伯茨的战术学校的学员出海演习。每艘护航军舰加入护航运输队之前，都要到北爱尔兰的拉恩参加训练。海军上校A·贝克—克雷斯韦尔，设计出许多实战中可能遇到的情况，让护航军舰演练。军舰的演练都在岸防航空兵司令部飞机的密切配合下进行，为的是把航行与会合、船间对话与密码通讯、联合攻击等行动做得尽善尽美。此外，在与护航运输队同行的途中，护航舰艇和飞机也可以进行海空协同练习。霍顿继续坚持前任司令诺贝尔创立的一个原则：各水面护航组应该有良好的整体行动意识。

　　 诺贝尔的另一个创举是组建支援舰队，不过他在任期间因军舰数量不足没能实现，只组成了一个示范支援舰队。支援舰队是由受过严格训练并有进攻意识的驱逐舰、海岸炮舰、护卫舰和快艇组成的小舰队，能够迅速赶去援救受威胁和被攻击的护航运输队和近程护航组。在诺贝尔看来，如果条件允许，支援舰队中应该有辅助航空母舰。霍顿举双手赞成诺贝尔的想法。为了尽快组织起支援舰队，霍顿几乎天天向海军部打报告要军舰，最后终于从本土舰队借来了一些驱逐舰。此外，他冒着削减护航组兵力的风险，从每个组中抽调1艘军舰，又凑出16艘军舰。到3月底，五个训练有素的支援舰队组建完成，随时准备去执行他们惟一的任务──追击和歼灭U潜艇。

　　 霍顿的办公室的前玻璃窗正对作战室，侧墙与另一间办公室相连。在邻室办公的是指挥皇家空军15大队的空军少将伦纳德·斯莱特。15大队的几个中队分别驻扎在苏格兰西海岸、赫布里底群岛和北爱尔兰各基地，还有一个分遣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几个中队共同负责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航路的空中巡逻。霍顿和斯莱特都住在办公室，但斯莱特有自己的日程表，因为他觉得霍顿的日程安排有些怪。在霍顿的日程表上，一下午的时间给了高尔夫球场，晚饭后还要上桥牌桌，他在夜间23时30分回办公室，通常穿着“破旧的”睡衣睡裤坐在办公桌前，边喝大麦茶边看着对面的巨幅作战海图指挥护航战斗。一个见过霍顿工作情形的人说，霍顿每每对U潜艇下一步行动做出“准确得近乎神算的预见”。霍顿的前任诺贝尔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赢得了司令部里所有人的爱戴和尊敬，妇女服务队的姑娘们对诺贝尔更是敬爱有加。霍顿与前任大相径庭的行为，招来的议论是“冷酷无情”、“固执己见”、“自私自利”、“刚愎自用”、“过分挑剔”、“令人难以忍受”等等。然而，这位冷峻的老潜艇艇员，正是丘吉尔的理想人选。丘吉尔认为，只有霍顿这样的人，才能率领海空护航部队进入危机四伏的新的一年──抑或可以说成是“以毒攻毒”的新的一年。

　　 第二个重大人事变动，关系到丘吉尔要攻的那个“毒”──邓尼茨。1942年12月，两艘德国重型巡洋舰率领的一支水面舰队奉命出击，本来应该成功地突破北极护航运输队皇家海军护航组的警戒幕，结果反倒被护航军舰追得落荒而逃。为此，邓尼茨把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克·雷德尔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雷德尔是帝国海军的老将，参加过著名的日德兰半岛战役，个性颇为自负，他马上愤然提出辞职。希特勒虽然感到意外，但接受了辞呈。1943年1月30日，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海军总司令，同时仍兼任U潜艇舰队司令。

　　 新职位给了邓尼茨许多特权：他可以直接晋见希特勒，不断索要钢材和造船工人；他对海军参谋部有绝对的权威，再不用求得那些人的点头才能办事；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集中力量打吨位战，用不着分兵去那些无利可图的海域。就在一个月之前的12月31日，他曾在作战日志中写下自己的决心：“吨位战是U潜艇的主要任务……在哪里能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就应该在哪里进行。”

　　 邓尼茨的新职位也有不利的一面，主要因为雷德尔提名邓尼茨为自己继任时有言在先：作为海军总司令，邓尼茨“不能像以前那样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直接指挥潜艇战上”。1942年3月英国飞机大规模空袭圣纳泽尔时，邓尼茨身在洛里昂，就已经感到自己与U潜艇舰队和艇员们之间的距离。警觉到这样的空中灾难也会落到洛里昂的U潜艇总指挥部头上，他知道连洛里昂都住不下去了，只得把U潜艇总指挥部搬到巴黎马雷沙尔莫努里大街的一幢公寓里。他升任海军总司令之后，为了抬高U潜艇舰队的地位，他干脆让U潜艇总指挥部搬进柏林夏洛滕堡区郊外施泰因普拉茨饭店──不过，路上丢了两个装满文件和设备的车厢。1943年3月31日，U潜艇总指挥部在新址开张。

　　 想当初，邓尼茨曾亲临洛里昂和其他U潜艇基地的码头，为他的艇员们迎来送往。正是这样的行为，巩固了他在艇员们心目中“U潜艇之父”的形象，激发起德国海军舰队中从未有过的官兵对指挥员的绝对效忠精神。U潜艇艇员们都尊称他为“狮子”。看如今，那个能鼓舞士气的身影和声音却远离了U潜艇基地，由此引起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邓尼茨把U潜艇总指挥部合并进海军参谋部作为第二处，又任命长期担任U潜艇总指挥部作战分部负责人的埃伯哈德·戈特少将为海军参谋长，这样邓尼茨每天仍然能统观U潜艇作战行动的实施情况。──不过，此后的作战日志中，主要反护航战役的记述还是邓尼茨的语气，反护航的战略和策略也还是由邓尼茨宣布；因此，在本书以后各章中引用的这类作战日志，都视为邓尼茨与戈特二人合写。

　　 U潜艇总指挥部的作战参谋人员总共不过十几个人，多数人是三十出头的年龄(邓尼茨51岁，戈特42岁)。按理说，完全可以把这支队伍扩大，在海军参谋部里再加上情报处(第三处)、通讯处(第四处)、雷达干扰处(第五处)和气象处(第六处)；但是自始至终，只有一小群穿海军蓝军装的德国人面对他们的强大敌手：英国海军部和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联合办公处有一支庞大的队伍，要是再加上政府密码机构人就更多了──仅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就有1,000名以上官兵在工作。

　　 第三个重大人事更迭在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1943年2月5日，空军中将斯莱塞接替朱伯特担任岸防航空兵司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莱塞是皇家飞行队的飞行员，曾参加过凯泽之战，曾在伦敦上空击败德国的“齐柏林”飞艇，曾为执行炮兵观测任务飞越法国战壕上空。接任岸防航空兵司令前，斯莱塞是轰炸机司令部5大队司令兼分管策略的空军副参谋长。1943年1月14日至23日，斯莱塞与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尔特上将一起出席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在卡萨布兰卡市郊的安法宅邸里，丘吉尔、罗斯福和其他盟国最高长官们，就今后作战行动中应优先考虑的问题进行了商议。与会代表通过最后备忘录时，斯莱塞也在场。那份题为《1943年战争实施方案》的备忘录的开头，就是著名的“首要作战任务”宣言：“击败U潜艇必须继续是盟国军事力量的首要作战任务。”

　　 战后，斯莱塞在自传《中心的蓝色》中提到，能把反潜战的战略迫切性提到首要位置上来，功劳最大的人当属金上将。不过，金上将在自传中却没提此事，只是说：“每个人都同意，大西洋战役是首要任务。”斯莱塞认为，“首要作战任务”宣言对反潜战并无实际影响，不过是促使航空部把新交付使用的厘米波雷达从轰炸机司令部调到岸防航空兵司令部而已。然而，直到3月，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第一个配备ASVⅢ型10厘米雷达的中队才投入作战行动。就是这个中队，曾在六个月中用利式探照灯把水面U潜艇打得狼狈逃窜；这个中队承担了击败梅托克斯接收机的重任后，又让趁暗夜浮出水面的U潜艇惊得灵魂出壳。又要开始纯粹的进攻了。应该再发动一次进攻吗？

　　 海军部敦促斯莱塞，立即尽最大可能派遣装备10厘米雷达的飞机去袭击比斯开湾，在德国人研制出10厘米雷达预警接收机之前，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打击敌人。但是，斯莱塞不愿再陷入比斯开湾进攻，于是他向反潜委员会上书申明自己的态度。从1942年11月13日起，反潜委员会成为战时内阁的下属部门，尔后每周在唐宁街10号由主席丘吉尔亲自主持例会。反潜委员会有22名成员，其中有部长、海军将军、空军将军，科学家布莱克特、沃特和林德曼，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驻英国私人代表埃夫里尔·哈里曼先生，斯莱塞也是委员之一。出席每次例会的人数不定，偶尔会有人列席旁听。在这个最高层战时机构3月22日的例会上，斯莱塞提交了一份5页的备忘录，还附上25页的统计学资料，详细分析了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的比斯开湾攻击战况，以及1942年9月至1943年2月为受威胁护航运输队进行空中掩护的情况。这份统计学分析，是当时由沃丁顿领导的作战研究处做出的──斯莱塞对作战研究处的重视和支持不亚于朱伯特。斯莱塞写道：分析显示，在比斯开湾的空中巡逻中，1942年6月至9月，每164飞行小时发现一次目标，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2月，每312飞行小时发现一次目标；而在掩护护航运输队的空中巡逻中，平均每29飞行小时发现一次目标。虽然飞往比斯开湾的(杰弗里·布罗米特空军少将指挥的)19大队确实击沉了相当数量的U潜艇，但杀伤率低得只有攻击次数的7%，与我们投入的力量不相称，在经济上也不合算。因此斯莱塞提议，缩小比斯开湾的攻击规模。他的结论是：“我们的策略应当是，把我们能得到的空中军事力量中最大最实用的部分，集中用在对护航运输队的近程空中掩护上，剩余兵力才能给比斯开湾巡逻使用。”

　　 3月24日，反潜委员会把斯莱塞的提案摆到桌面上，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讨论。海军部发现，他们急欲在反潜战中从防御转为进攻而一头扎进比斯开湾的做法，受到了不少委员的指责。由于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在技术上受海军部控制，所以海军部对斯莱塞的提案格外恼火。然而，一周之后，海军部的爵爷大人们就要回过头来反击了，美国人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我们在第八章中会得知详情。

　　 1942年1月，布莱克特离开了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作战研究处，成为海军部作战研究处总顾问。他以新头衔的名义召集了一批有名望的科学家，组织起一个与海军部作战研究处相似的学者团体，连威廉斯都在1943年1月随他走进了白厅。布莱克特用自己极注重实践的大脑钻研的问题，涉及到海军作战行动的各个领域──他在一项研究中得出的护航运输队最适船只数的结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几年来，每支护航运输队的船只数都在45艘上下，但布莱克特找不出这个数字最初是怎么定出来的，依据是什么。一般认为，多于45艘船的船队目标太大，因而危险也太大。

　　 1942年深秋，布莱克特查阅了1941—1942两年间的护航运输队统计资料，结果惊讶地发现，平均有32艘船的船队损失率为2.5%，而平均有54艘船的船队损失率仅为1.1%。这些数字与常识相悖，所以布莱克特明白，他的学者们得拟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解释这些统计数字。一个论据就摆在眼前：54艘船的船队占据的海面比32艘船的船队更大，而海上环形警戒幕并没有以相应的比例扩大。几个星期的艰苦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据发现：(1)大船队与小船队被敌人发现的机会几乎相等；(2)U潜艇突破警戒幕的可能性，只取决于护航舰只的线性密度，也就是说，取决于环形警戒幕上每英里的护航舰只数；(3)U潜艇突破警戒幕后，大船队和小船队被击沉的商船数相等──因为目标商船总是多得让U潜艇打不完。综观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在护航舰只线性密度相同的情况下，无论一支护航运输队中有多少船只，被击沉的绝对数字是相同的，这就是被击沉船只的比率与护航运输队船只数成反比的原因。今后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减少护航运输队航次的方法减少被发现的护航运输队的数目；因此，护航运输队的船只数应该增加，以便航行商船的总数不减少。

　　 尽管布莱克特手里有了这些数据，还是很难说服海军参谋部增加每支护航运输队的船只数。海军参谋部的人担心，一支由60艘船组成的护航运输队易受正面攻击──U潜艇越来越多地采用正面攻击战术；此外，船间通讯联络和整个船队的调动也有困难。然而，布莱克特最终还是把海军参谋部争取过来了。接下来，在3月3日的例会上，海军部得到反潜委员会的批准，在到港一支船队再派放一支船队的基础上，开始派放由60艘或更多艘船只组成的护航运输队。一支由61艘商船组成的HX.231护航运输队，3月29日从哈利法克斯起航；为这支船队护航的B7护舰组，有1艘护卫舰(指挥舰)、1艘驱逐舰和4艘驱潜快艇(见第四章B7护航组)。在一个支援舰队和几架解放者式轰炸机的协助下，HX.231护航运输队中95%的船只安然抵达伦敦德里。布莱克特后来写道，他很遗憾没能早些认识到护航运输队船只数量的重要性。本来，仅上一年就可能有200艘船免于灾难的。

　　 当时，所有参与反潜战的武装部队，正酝酿着一场防御与进攻的大辩论。在2月5日提交反潜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布莱克特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防御派和攻击派各有各的道理：“防御的价值”在于保全商船，“进攻的价值”在于攻击U潜艇。一份统计资料让人们首次注意到水面护航的防御性价值。按照1942年后六个月北大西洋商运损失计算，年平均损失210艘船只，而护航舰只的平均数目为100艘。统计资料显示，每次受攻击时被U潜艇鱼雷击中的商船比例数字，随护航舰只数目的增加而减少；把护航舰只从6艘增加到9艘，预计会减少约25%的损失。假如上述六个月里再有50艘护航舰艇，就会少损失52艘商船(25%)。换句话说，每艘护航军舰每年可以保全约1艘商船。

　　 在确定水面护航的进攻性价值时做出的假设是：击沉1艘U潜艇，就保全了这艘U潜艇在以后几个月中可能击沉的商船。如果护航舰艇击沉7艘击伤8艘U潜艇，并把击伤8艘U潜艇看做相当于击沉2艘U潜艇，每击沉1艘U潜艇平均保全3.6艘商船，因为统计资料显示，每艘作战U潜艇每月击沉0.4艘商船。从进攻的角度看，这100艘护航舰艇中，每艘每年保全0.7艘商船。

　　 在防御和进攻的数据对比中，防御一方占了上风。考虑护航飞机的作用时，布莱克特做了类似的假设和计算。他算出，从防御的价值看，在上述六个月中，飞机从空中掩护受威胁船队时，按出动40次的平均使用期计算，每架远程飞机通过防御行动约保全13艘商船。反之，当飞机不承担护航任务而实施进攻性行动时──例如，比斯开湾进攻以及其他搜索任务和大规模空袭──1架飞机出动40次所得到的防御价值，是保全3艘商船。计算结果又倾向于防御一边。

　　 从3月到4月，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的人们一直为防御和进攻问题争长论短，不断有人批评现行策略──“护航运输队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是护航部队的基本目的”──不够积极。一些人甚至认为，把支援舰队当做近程护航组的辅助力量是浪费支援舰队的进攻潜能。没人责怪霍顿缺乏进攻精神，因为霍顿早就渴盼有一天能痛痛快快地“出击歼敌”。不过，霍顿也在慎重地探讨防御与进攻问题。

　　 他首先认真思考了近来与敌人的接触情况和敌人的新动向。

　　 4月里，16支护航运输队遭到袭击并有损伤，但没有重大损失；受损失最大的一支船队被鱼雷击中4艘船。在16支船队中，7支是横渡大西洋护航运输队：

HX.231—234、ON.176、ON.178和ONS.3。U潜艇艇长们仍然更喜欢夜间在水面发动攻击，尽管雷达和照明弹使U潜艇的夜间水面行动比一年前更危险。现在，U潜艇常常拼命赶到护航运输队的前头，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如果水面攻击得手的可能性不大，可以改为水下攻击。U潜艇常趁第一次攻击造成的混乱进行后续攻击，而且潜艇与潜艇之间往往拉开1英里或2英里的距离，一艘跟着一艘从同一方向开过来。夜间被护航舰艇发现并驱逐的U潜艇，一般在当夜剩下的时间里不再尝试进攻；因此，只要能发现U潜艇，战斗就打赢了一半。

　　 根据敌人近来的策略，U潜艇多从船队的正横方向发起进攻。敌人对东向船队的进攻比对西向船队的进攻多，无疑因为西向船队不载货物而且在头600英里有一级空中保护。敌人经常发动攻击的地方，主要在纽芬兰东北500—700英里的区域，他们推测那一带在冰岛和爱尔兰基地的飞机的巡逻半径之外，而且来自纽芬兰的空中护航一般不大注意这片海区。

　　 然后，霍顿还要顾及护航工作的其他许多方面。在过去的一年里，所有沉没的U潜艇都是在攻击护航运输队之前而不是之后被击中的。U潜艇处于水面状态时，护航舰艇能最有效地对付它们，因为此时潜艇探测器不再是惟一的探测工具；由此可见，迫使U潜艇下潜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对1942年后六个月潜艇探测器丢失观察目标的分析显示，64%的U潜艇都是在不到200英尺深的海中脱离观察的。商船界逐渐出现紧张情绪，因此，决不能把护航运输队当做“诱饵”，也就是说，不能把商船的沉没看做一个指示U潜艇存在并可能消灭U潜艇的方法。

　　 照此情形，霍顿在这场防御与进攻的辩论中等于投弃权票了。没有任何最近的数据有助于解决防御与进攻问题。是防御还是进攻？他终于决定，目前的战略“应该仍然是护航运输队安全准时到港”。可是，没有理由说明，他不可以通过防御和进攻两条途径达到此目的。他允许护航组“在各种情况下锻炼主观能动性”，这样，护航组就有权发动看起来是谨慎的、必要的、适当的进攻，同时保证受其保护的船队不过分暴露于敌人的攻击之下。4月27日，霍顿向自己统领的所有英国和加拿大护航组及支援舰队发了一份电报，电文说：“主要问题是数量问题。无论任何形式的战争，在决定采用进攻方式还是采用防御方式的时候，对方的兵力都必须是考虑的重点。”

　　 看来，防御与进攻的问题不会在西部海口地区司令部里得到答案了，但这个问题会在海上得到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