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战争·探测与攻击·第二
作者：迈克尔·甘农·美国
出自————《黑色五月》
出自————《战争通史》
在漫长的海战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战役能与这个战役相提并论。这个战役的战场是几千平方英里的海洋，没有时间的限度，也没有空间的限度。
—— 斯蒂芬·罗斯基尔
关于某些海军史：这些海军史主要记述发生了什么事，但依我看，并没有充分阐述为什么那些事会发生。
—— 斯图尔特·米切尔爵士
(1941年)7月和8月两个月，北大西洋U潜艇作战效率降至最低水平，看上去几乎像是防御一方已经在双方的对抗中打败进攻一方。
—— 于尔根·罗韦尔博士
到本书描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大西洋战役的主要兵力、作战范围和作战趋向早已确定。我们没有必要回顾从1939年9月3日敌对行动开始到1943年5月初的所有作战细节，因为那些内容基本上已经载人史册了；但是，鉴于本章中心内容是逐步展现盟国与U潜艇的武装对垒，从前44个月的数据中挑出一些令人惊讶和令人感兴趣的材料，也许不无裨益。
首先要涉及的是数字。二战伊始，邓尼茨只有39艘作战潜艇，包括22艘Ⅶ系列和Ⅸ系列潜艇──不是他所说的要彻底击垮英国大西洋商运所需的至少300艘U潜艇，也不是希特勒在排到1948年(！)完成的U潜艇建造计划中允诺给他的162艘远洋U潜艇。在这22艘Ⅶ系列和Ⅸ系列潜艇中，仅有6至8艘可以随时部署在阵位上，其余的不是在调运途中就是在修理船台上。
开战之初的一年零五个月里，U潜艇战绩不俗，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1939年10月14日，(京特·普里恩少校的)U—47号潜艇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1940年6月至10月，U潜艇在英国和冰岛近海水域肆虐了五个月之久，给邓尼茨的条形战绩图表上增加了1,395,298总吨位的盟国沉船，那一段时间被U潜艇艇员们称为“快乐时光”。
尽管邓尼茨有如此丰硕的战果，在1941年2月全月中，他的可调用兵力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那些主要靠袭击无护航单独航行的船只所取得的战果，无疑使希特勒大为兴奋，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兴奋而给U潜艇船厂调拨更多的钢材和工人；其结果是，由于战斗损耗，邓尼茨在1941年2月指挥的作战潜艇只有22艘，比开战初期还少。然而，在那一个月中，新潜艇的交货率提高了。到1941年7月底，邓尼茨作战潜艇的数量超过了他最初拥有的潜艇数量。尔后U潜艇的交货率持续上升，只是偶有轻微下降(1942年5—6月，1942年10月—1943年1月，1943年3—4月)，到1943年5月，邓尼茨手中有了433艘现役U潜艇(207艘用于北大西洋战区)。
或许有人以为，随着新编入现役的U潜艇数量的增加，1941年中期后U潜艇的战果也会增加，事实并非如此。从1941年7月开始，U潜艇击沉船只吨位大幅度下降。1941年6月击沉盟国船只305,734总吨位，而后降至7月的61,471总吨位和8月的67,638总吨位。一年前的1940年9月，平均每天有13艘作战U潜艇在海上，平均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击沉753吨，全月击沉船只265,737总吨位。1941年9月，平均有36.5艘U潜艇在海上，平均每艘U潜艇每个出航日仅击沉186吨，全月总战果才208,822总吨位。1941年10月，沉船总吨位降至182,412吨，11月降至91,628吨，12月略升至101,687吨；在此期间，每艘U潜艇每个出航日沉船吨位也相应下降。换言之，1941年全年，作战U潜艇多了，战果却少了。
1941年并不是惟一让人注意到这种作战U潜艇数量与战果不符的年份。正如本书《序幕》中提到的，二战中盟国船只对抗U潜艇的最大月损失(743,321总吨位)是在1942年11月，那个月U潜艇舰队有95艘作战潜艇在海上，平均每艘U潜艇每个出航日击沉船只220吨。再往前追溯两年，也就是1940年11月，海上只有11艘作战U潜艇，平均每艘U潜艇每个出航日击沉船只430吨。U潜艇舰队在二战最佳战绩月中的U潜艇数量是两年前的九倍，而每艘U潜艇的战绩仅是两年前的一半略强。
在接近于本书重点记述的1943年5月的几个月份里，即1943年1月、2月和3月，在大西洋上作战的U潜艇数量分别为92艘、116艘和116艘，击沉船只总吨位分别为218,449吨、380,835吨和590,234吨。单看这些总吨位，的确战果不小；而且，3月里由于重创SC.122和HX.229两支护航运输队，战果显著增加；然而，鉴于这三个月中海上有大量的U潜艇兵力，我们发现每艘U潜艇每个出航日的战果分别为65吨、99吨和147吨。这些数字总起来表明，1943年头几个月里每艘U潜艇的战果，并没有在1941年下半年公布的数字的基础上有所增加。邓尼茨投放到海上的每艘U潜艇，仍然达不到以前创造过的战绩。
回望1941年──我们首次注意到U潜艇攻击力锐减的时候，有人会问，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呢？
已知的一个原因是，1943年3月里突然损失了三个单艇作战的王牌艇长：U—47号艇长普里恩少校，U—100号艇长谢普克上尉，U—99号艇长克雷奇默少校──前两人阵亡，后一人被俘。从“快乐时光”开始名声大噪的这三个艇长，创下的总吨位数从谢普克的156,941吨到克雷奇默257,451吨。这三个人都是铁十字勋章中骑士十字勋章及橡叶勋章得主，因此被捧为其他艇长的榜样。
邓尼茨的女婿京特·黑斯勒中校，是U潜艇总指挥部的作战参谋之一。黑斯勒在战后曾说，U潜艇在1941年7月之前的胜利，并不仅仅是“由于普里恩、克雷奇默和谢普克之类人的指挥能力超群出众；1941年还有一些与他们能力不相上下的艇长，只是那些艇长在作战中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而已。”黑斯勒想到的艇长可能有：1941年12月阵亡的恩格尔贝特·恩德拉斯上尉(U—46号，U—567号)，还有赖因哈德·祖伦少校(U—564号)、阿达尔贝特·施内上尉(U—201号)等人。然而，战后的分析清楚地显示，在U潜艇舰队的全部战果中，某些艇长的个人成绩占了多么大的比例，失去那些人肯定会产生负面效应。据查，占总数2%的30名艇长，二战期间击沉的盟国船只吨位竟占总沉船吨位的3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都是在1935年以前进入德国海军舰队的。只有14名艇长的战果总和占总沉船吨位的近20%，只有131艘U潜艇击沉或击伤6艘或6艘以上船只，而占二战现役德国潜艇四分之三的850艘U潜艇，连一艘商船的边都没碰着。
尽管黑斯勒否认失去三员战将对U潜艇在1941年7—12月的战况有不利影响，但从上面的统计数字看，影响还是相当明显的。史学家大卫·布朗在他的《大西洋之战》中写道：“克雷奇默、普里恩之类人的战绩，足以改写所有的统计数字。……应该重申这些王牌艇长对交战双方的重要性，不能对个人因素的作用视而不见。所不同的是，(盟国的)护航军舰的舰长们活下来改进他们的指挥技巧并使之发扬光大，而U潜艇的王牌艇长们都很短命。”
据称，另一个提及更多并且更有说服力的原因是：1941年2—6月，英国人摸到了邓尼茨和他的U潜艇之间密码无线电通讯的路数。如今，此事已不是什么机密了。德国陆海空三军把一个曾经供商业通讯用的电动译码机，用来进行秘密无线电联络。这种叫做“谜机”的译码机很像打字机，有一个标准键盘，用来敲要译成密码的电文。键盘之上有三个(后来是四个)变码转子，键盘之下正对操作者的地方是一个插接板。据估计，靠变动变码转子调定值和插接板插头配对，这种译码机可以排列出150亿亿(15×10^19)之多的数码──德国密码专家创造出来的这个天文数字，一直使其他国家的密码专家一筹莫展。然而。在1934年，波兰情报机构的数学家通过把六台谜机联合使用，发现了部分奥秘。波兰人设法把他们的发现告之法国密码专家，后来法国人又向英国政府密码机构的密码分析部门透露了这个秘密。
英国政府密码机构，设在布莱奇利庄园的一幢仿都铎—哥特式红砖大楼里，地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间。这个机构自己对谜机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政府密码机构的研究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指导，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剑桥大学的数学家们。他们造了一台名为“炸弹”的电磁扫描器，把截获的德军密码通讯信号输入炸弹机，密码的内容开始显露。1940年5月22日，英国人首次破译德国空军的密码电文。不久，炸弹机又破译了德国陆军的密码电文。红砖大楼后突然冒出几间白框平房，里面住着负责破译德国电报的专家们。然而，专管德国海军电报的八号屋，却因炸弹机无法攻破U潜艇的密码而伤透了脑筋。U潜艇的通讯密码是由一种名为“海军密码机”的谜机编出来的，比其他密码更复杂。这种密码与八号屋的密码分析家们顽抗了整整一年，终于在1941年冬春之交时投降了。
带领八号屋的人们走出死胡同的金钥匙，是操作用有线变码转子及海军密码机操作人员调定值和配对手册。从1941年2月到6月，八号屋取得了一系列突破，这些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皇家海军的帮助。1月12日，皇家海军在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击沉U—33号潜艇，从俘虏到的一个艇员手中缴获了德国海军的变码转子。3月4日，在挪威海岸附近被击伤的德国捕鲸船克雷布斯号上，又找到了密码表和变码转子调定值。借助这些东西，八号屋译读了整个4月里U潜艇在本土水域的无线电通讯。他们的收获还不止于此。5月7日，在冰岛东部缴获的德国气象船明克恩号上，皇家海军官兵发现了变码转子调定值和6月的密码。两天之后，皇家海军驱逐舰斗牛狗号，在中大西洋强行登上弗里茨—尤利乌斯·莱姆普为艇长的U—110号潜艇，缴获一台有备用变码转子的海军密码机，还有记载每日调定值与配对的本土水域密码手册、军官专用设定、信号及短信号密码本。有了这几样有效期到6月底的东西，八号屋在那一段时间的工作十分顺手。
此外，皇家海军首次缴获了包含北大西洋和地中海大部分海域的德国海军坐标海图。在这张No.1870G北大西洋海图上，陆地为绿色，水面为白色，蓝线画出方格，每一格都由两个字母标示。例如，一艘U潜艇向西驶往纽芬兰，将通过坐标海图的BF、BE、BD、BC和BB格。每个大方格的每个边长代表486海里(50°纬度)，大方格再划分为九个小方格，每个小方格由从11至99的两位数字标示；一个小方格再划分成九个更小的方格，也叫海军方格，每个海军方格边长代表6海里。海军方格能准确地显示舰艇的海上位置。在U潜艇舰队的无线电通讯和作战日志中，U潜艇的位置通常用两个字母加四位数字表示。譬如，亨克的U—515号潜艇在4月和5月交接之夜在弗里敦西南击没4艘商船时的位置是：ET6278。在整个二战期间，U潜艇舰队都用海军方格代替经纬度。
拿到德国海军海图，八号屋的人们真是喜出望外，而后他们开始更准确地译读敌方更机密的电讯。更多的帮助接踵而至。6月28日，在一次计划周密的行动中，几艘英国巡洋舰和驱逐舰的舰员，在挪威海强行登上德国气象船劳恩布格号，缴获了7月的本土水域密码，因此八号屋在那个月长驱直入。到了1941年8月中旬，八号屋已经不需要再突破什么，而能够在50小时之内(9月为41小时。10月为26小时)自己破译当月密码了。8月1—4日和9月18—19日，曾出现过短时间的电讯情报中断期，但是从11月之后直至二战结束，每天都能十分准确地译读德国的密码电文。其间仅有一段困难时期，因为从1942年2月开始，供U潜艇作战时用的本土水域密码停止使用，由一种名为“海神”的更复杂的新密码取而代之。在谜机上增加第四个变码转子编出来的海神密码，使盟国密码专家们在黑暗中摸索了近11个月。
与此同时，自从7月之后，政府密码机构能通过安全线路把破译后的U潜艇电文发给潜艇跟踪室的温和比斯利。在潜艇跟踪室的那幅从北纬73°到南纬5°、从西经100°到东经60°的北大西洋主海区海图上，温和比斯利头一次能自信地标出U潜艇的位置了。潜艇跟踪室收到的敌方密码电报译文，叫做“特种情报”或“Z情报”。温和比斯利再把敌方电文中的基本情报，而不是电报原文，发给总部、基地和舰队司令，这类情报叫做“超级情报”。
潜艇跟踪室的自信度和权威性显著提高。温和比斯利密切注视着每艘U潜艇的动向，这些动向会在U潜艇每天发回总指挥部的方位报告中泄露出来。他们还观察着反护航巡逻线上U潜艇群的组合情况，因为给U潜艇群的命令是用U潜艇总指挥部的发报机发出的。温和比斯利此时所做的工作，是过去用任何可靠方法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为英国护航运输队提供绕开U潜艇聚集海域的规避航线。许多史学家认识到反潜战的这个分水岭：正是新获得的电讯情报，导致1941年7月及后来几个月沉船吨位的骤然下降。
U潜艇在1941年7—12月的失利可能还有第三个原因。在讨论这个原因之前，应该先说说德国无线电监听和破译机构──B机关。在英国政府密码机构研究德军密码期间，B机关的人们也没有吃闲饭。B机关在柏林的工作人员，1939年总数为500人，1942年总数为5,000人，此外在蒂尔皮楚费尔还有72—76人。二战前，B机关的人员就向英国密码频频发起攻势，而且早早打入了皇家海军后勤部门密码、辅助部门密码、海上商运密码和海军一号密码系统；在破译1940年8月20日开始采用的海军二号密码上，B机关也取得了小小的胜利。然而，1941年10月开始出现的海军三号密码，成了B机关密码分析家们全力以赴的突破对象，因为用海军三号密码发出的电讯，专门传递盟国护航运输队的消息。海军三号密码是供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海军在大西洋上使用的密码，通常叫做“英美护航密码”。这种密码于1941年6月创编完成后，很快就成了交流护航运输队离港时间、航线、航线变更、到港时间和掉队船只情况的秘密通讯系统。
1941年12月，B机关首次部分破译海军三号密码电文，两个月后已经能译读百分之八十的海军三号密码电讯了。B机关的这一进展，给盟国护航体系造成了极大威胁；护航运输队的航行和航线变更情况常常提前10至20小时由电报发出，邓尼茨若得到这些情报，就可以直接在某护航运输队航路上预设U潜艇巡逻线。这个情报来源还会把英国海军部每日获悉的U潜艇部署情况反传给邓尼茨，让他大体上了解潜艇跟踪室掌握了多少有关U潜艇方位的情报；不过，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英国海军部极其准确的电讯情报是破译谜机密码的成果。
有时，U潜艇会神秘失踪，德国水面补给油船会在短期内被一扫而光(1941年6月3—15日就损失了5艘油船)，护航运输队会突然变更航线避开U潜艇巡逻线，或者满海的U潜艇找不到一个目标。每当发生这类情况，邓尼茨就为密码的安全性食不甘味，只好去找路德维希·施特鲁梅尔少将商量对策，因为施特鲁梅尔少将领导的海军参谋部第二处(作战处)主管海军密码。施特鲁梅尔总是使邓尼茨确信，英国海军部的情报，来自岸基无线电测向仪的监测、空中的侦察和水面舰船的观察。施特鲁梅尔强调，谜机编出的密码千变万化，无论敌人用何种已知方法和数学分析进攻，都是无懈可击的；即使敌人偶然译读某些电文，那上面的情报早已过时，对作战毫无用处了。
邓尼茨自己的部下分析了那些不明缘由的损失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些损失可能是一般的非密码电讯闯的祸。不过，为了谨慎起见，邓尼茨在密码电讯传输中又加入一系列复杂的方位伪装措施──最终却被英国政府密码机构一一识破。他还严格限制了解U潜艇方位情况的人员数目，以及有权调整U潜艇电讯波长的人员数目。
1943年初，由于交战双方都掌握了对方的密码，大西洋海战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密室里的象棋游戏：潜艇跟踪室的棋子是超级情报，与其斗智的U潜艇总指挥部的棋子是B机关。毫无疑问，双方各有压倒对方的时候。二战后的1945年11月10日，英国海军部电讯处的泰伊中校提交了一份题为《德国反英国密码之成功》的报告。这份“只有3个副本”的机密文件，至今仍以19页的概要形式保存。泰伊在报告中写道：战后从缴获的德军文件中和对德国密码专家的审讯中，电讯处“震惊地”获悉海军三号密码已经被完全破译；这个密码安全性上的失败，“不仅让我们在人员和船只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使我们几乎输掉这场战争”。后来，泰伊又用类似的惊诧语气宣布：“U潜艇在1943年3月成功地袭击HX.229和SC.122护航运输队并造成22艘船沉没的事件，竟可以直接归因于译读我方电讯所得到的情报。”
1943年3月16—20日的海难，在英国皇家海军史文献上被称为“二战中最大的护航运输队灾难”。战斗还没打响，B机关已经成竹在胸。潜艇跟踪室的报告显示，B机关，后来又加上邓尼茨，预先掌握了SC.122的航线，也掌握了HX.229预定航线和变更后的航线。德国人不知道的，只是到3月15日两个船队在各自的航线上进行了多远。到了那一天，机会来了。格林威治平时19时18分，汉斯·瓦尔克林上尉指挥的U—91号潜艇，在前往指定地点加油的途中，发现并跟踪了一艘向东北行驶的驱逐舰，其位置在海军方格BC3486(北纬49°33’西经40°35′)。瓦尔克林推测，那艘驱逐舰也许在追赶一支护航运输队，就一路尾随其后，结果竟意外地发现了HX.229的位置。多种信息来源说明，1943年3月和5月，美国海军情报机构对德国人破译海军三号密码的情形有所察觉。不过，早在1942年12月，英国政府密码机构就已经从谜机密码电文中发现，B机关正在译读盟国用海军三号密码发出的电讯。自从有八号屋起就是其中一员的弗朗西斯·哈利·欣斯利爵士证实了这一说法。这位军事学院硕士和不列颠学会会员，当年在八号屋工作时蓄着乱蓬蓬的长发，穿着灯心绒裤子，连温都亲切地叫他“灯心绒教授”。1981—1984年，欣斯利写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工作》一书。1996年6月，笔者向欣斯利谈起泰伊的报告，这位过去的密码专家、后来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回忆说：记得让八号屋的人惊愕的是，得知B机关在窥视海军部的机密，英国这边竟没人做出任何反应！
欣斯利告诉笔者：“我们始终留意德国人是否破译了盟国的密码，得知德国人从2月至8月一直在译读英美护航密码，海军部作战情报中心和政府密码机构处境艰难。”负责对此事采取对策的人是威尔逊上校，他在海军部电讯处长的领导下主管海军密码的安全性。“威尔逊迟迟没有推断出德国人破译了海军三号密码，为此他在当时和战后都受到了指责。”当威尔逊终于意识到密码被破译时，他又没能及时更换已失密的密码。“他的托词是，许许多多装密码本的架子堆在工作间各处，得先集中整理才能着手更换，他更换密码的速度已经快得不可能再快了。对于政府密码机构和海军部情报中心工作上的拖延，有不少含蓄的批评之声。那样的拖延实在太反常了。”
至于泰伊，他与威尔逊不同，他可能并没有“被告知”或者“了解”超级情报的内情，“这就是他的幼稚行为的原因”。泰伊(实际上是海军部电讯处) “可能试图通过那份报告为自己辩护，开脱自己的责任”。1943年6月，海军部电讯处终于换用了一套临时密码；8月，海军三号密码全部更换为安全密码，尔后再没有被德国人破译。盟国在新密码的保护圈中打赢了这场密码之战。
然而，赢了纸上的战争并不等于超级情报就是一个关键性因素──无论是在1941年6月后海上战局朝有利于盟国转化的过程中，还是在1943年春季盟国大败U潜艇的过程中。“超级机密”的掌握者坚持说，这些确实是超级情报的功绩，而电讯情报的几个特征，都不支持这样的论断。
从截获谜机电码到破译电文，通常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英国政府密码机构1941年8月、9月和10月的解码时间，分别为50、41和26小时。1942年12月破译德国海神密码后，每月破译当月密码的速度常常比上述时间还要长。24小时里，一支快速护航运输队可能行驶240海里；在同样的时间内，U潜艇可能前进320—370海里。我们从这一事实不难看出，时间上大大滞后的超级情报，可能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作战价值。
此外，在某些关键时刻，德国人曾数次变更谜机变码转子调定值。每一次变更，都是英国政府密码机构的一次危机，英国密码专家们会在一段时间内对德国密码电文束手无策(尽管政府密码机构和潜艇跟踪室可以转而依靠其他准确性较差的情报来源，此问题将在下文中讨论)。德国人增加第四个变码转子后的11个月的情报匮乏期，就是这样的例子。在1943年1月至5月的几个关键性月份中，也多次出现过短时间的情报中断，其中有：1月里的10天，2月里的7天，3月从10日至19日，SC.122和HX.229护航运输队被袭期间，4月26日至5月5日──ONS.5护航运输队战役在720英里的海面上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参阅第四章至第七章)。到解开海神密码时，密码可能已经“并非反常”地存在了72小时，到了作战价值有效期的边缘。
鉴于所有上述理由，要解释1941年6月后盟国保护海上商运所取得的成绩，恐怕还得另找原因。
欣斯利爵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工作》中的某些分析，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他的分析很客观，并未因为自己参与过电讯情报工作而搀杂个人偏见。他确实说过：“U潜艇目前(1941年6月之后)的战果，比他们原本可能、而且确实预计会取得的战果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安排护航运输队规避航线的工作大大改进了，这个改进是在政府密码机构开始译读谜机密码电讯后发生的。”但是，他在书中强调的事实的：
说到商船损失的减少，主要原因是海军部策略的改变。从6月18日起，海军部把单独航行船只的最低航速限定为13至15节。其后，单独航行船只的损失显著下降：4月至6月的三个月中损失了120艘商船，而6月初至12月底的六个月中只损失了25艘商船。
密码专家兼史学专家大卫·卡恩，也在《掌握谜机之谜》一书中同意，电讯情报并非商船损失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反击U潜艇的战争中，情报不总是起支配作用。其他因素的重要性超过了情报的重要性。7—8月的损失吨位降至5—6月损失吨位的三分之一以下，这样的变化与政府密码机构并无关系。更多的护航舰艇出动了，保护护航运输队顺利通过大西洋。护航舰艇的实战经验使护航更有效。单独航行船只的最低速限提高为13至15节。空中掩护增加了。
上面我们已经研究了1941年盟国商船损失下降的三个因素，即：U潜艇舰队失去三个王牌艇长；盟国电讯情报工作突飞猛进；护航体系日趋完善，尤其是实行了13—15节的最低速限。显然，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渐增的，但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最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最为突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花了近三年时间才建立起一整套护航体系，终于止住了严重威胁英伦三岛的商运大出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爆发，英国就在1939年9月制定出战时海运计划，立即部署皇家海军舰艇为商船护航。9月6日，第一支护航运输队起航。到开战的第一个月末，以护航运输队形式航行的900艘商船无一损失，而单独航行的商船被U潜艇击沉39艘。组织护航运输队需要大量军舰：驱逐舰、护卫舰、海岸炮舰和驱潜快艇。开始，配给护航运输队的反潜舰只很少，大多数驱逐舰被派往英国本土舰队，用于对付强大的德国海军水面舰队。1939年9月，英国海军部贸易处以手中现有的海军兵力拟定了三条主要护航航线：
1．OA和OB：从英国驶往北美和非洲
2．HX：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驶往英国
3．SL：从塞拉利昂驶往英国
二战的头四个月，随护航运输队航行的5,765航次的商船，只有4艘被U潜艇击沉。在接下来的夏季中，德国人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机会大大增加。1940年6月德国地面部队攻陷法国，比斯开湾畔的法国西海岸和伸进大西洋中的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很快就成了邓尼茨的U潜艇基地。从此，U潜艇再也不需要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基地出发，也就是说，再也不需要在到达北大西洋航道之前，花很长时间绕道苏格兰了。在法国的布雷斯特、洛里昂、圣纳泽尔、拉帕利斯、拉罗什尔和波尔多，德国人建起U潜艇防空洞库，有些洞库的钢筋混凝土墙有3米厚，深入地下7米的外墙更结实。
在洛里昂港外的凯尔内韦尔，邓尼茨在一个战时征用的城堡中设立了U潜艇总指挥部。1940年7月7日，后来在U—110号潜艇上交厄运的莱姆普上尉，作为第一个在洛里昂接受任命的艇长，登上了U—30号潜艇。以比斯开湾为基地的U潜艇，更加逼近盟国的商运航路，包括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护航运输队航路，以及从直布罗陀和弗里敦开出的单独航行的商船的航路。基地的补给和修理设备，随时为作战U潜艇提供服务。
邓尼茨有了上述三个有利条件，等于手中的兵力和U潜艇的作战时间都成倍地增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邓尼茨曾在UB—68号潜艇上当艇长。1918年他在地中海巡航时，萌发了一个U潜艇战术设想。如今他大权在握，又有了这些有利条件，他用了一年时间，终于全面规划出一个U潜艇新战术。以前，U潜艇都是单艇作战；此后，大部分U潜艇将组成潜艇群，每个潜艇群由一个艇长任指挥，各潜艇间用新型无线电通讯设备进行联络。1939年5月，最初战术设想的21年之后，作为德国海军少将和U潜艇舰队司令的邓尼茨，用新战术在海战演习中小试锋芒，结果证明通过无线电指挥的群体攻击是可行的。他把自己的新战术叫做“结群战术”，后来英国人把这一战术称为“狼群战术”。
在理论性设计中，结群攻击由一艘ⅨB型潜艇在海上指挥；结群战术实战应用后不久，邓尼茨放弃了当初的计划，改用岸上指挥系统。岸上指挥部可以与每艘U潜艇保持联络，而且随时可能得到新情报。这样，邓尼茨和他的作战参谋们能最有效地指挥U潜艇组成巡逻线，使巡逻线刚好切入护航运输队的航线，让艇与艇之间保持平均8至15英里的距离，指引U潜艇向已知或可疑目标挺进。
1939年10月和11月，邓尼茨初次在实战中尝试新战术，但没有成功，部分原因是U潜艇数量太少，不足以结成有效潜艇群。1940年，新战术在海战中得以磨炼，战绩稍有提高。到1941年春季，U潜艇的数量增加了，结群作战所需的高度协调合作精神更深刻地植入了艇长们的头脑，邓尼茨开始正式实施他的新战术。按照这一战术的要求，在巡逻线上首先发现护航运输队的U潜艇，用无线电将目标的位置、航向和航速报告U潜艇总指挥部。然后，这艘潜艇通常不加入对护航船队的进攻，而是作为联络艇跟踪监视船队，随时向总指挥部报告船队的新位置和新航向。
U潜艇总指挥部把命令通过无线电直接发给巡逻线上的其他U潜艇，让那些潜艇向目标聚拢，利用黑夜在水面集中火力围剿护航运输队。U潜艇艇体低，以柴油发动机作动力的速度快，在黑夜的掩护下攻击很有利。结群战术的优点是：集结在一起的U潜艇，就像一群凶恶的狼扑向一群柔弱的羊。结群战术的缺点是：跟踪联络艇和U潜艇总指挥部不断发出的高频无线电信号，极易被盟国侦听和定向，1941年5—6月后还会被译读。然而，邓尼茨紧紧抓住这个法宝不放，直用到1943年5月的大转折，甚至还沿用到以后。
一般说来，横渡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要在海上航行3,000英里，向西行驶需要19—20天，向东行驶需要15—18天。1940年5月之前，平均每个船队有46艘船；那以后直到1943年，船队的船只数多为40艘出头；再往后，船队的船只数又有所增加。1941年5月之前，U潜艇多在西经40°以东、爱尔兰南北两面的英国西部海口地区活动。皇家海军可以从英国、北爱尔兰和冰岛的基地出发，在那些海域上给予护航运输队充足的水面保护。
然而，1941年5月，U潜艇的战场在护航军舰活动半径以外向西扩展，于20日和21日在海军方格AJ(西经40°52’到41°36′)处，击沉HX.126护航运输队的9艘船共54,451吨。于是英国海军部决定，马上开始实行完整的跨大西洋护航──后来叫做“全程护航”。当时，正大力扩充力量的加拿大海军，成了全程护航的主力。在圣约翰斯、纽芬兰一带的一组加拿大海军护航舰艇，把由哈利法克斯开出的HX护航运输队护送至西经35°，然后由冰岛来的英国护航组接替，最后一段航程由英国本土基地来的护航组从西经20°护送至北海峡。皇家海军护航军舰的数量，从1941年6月的108艘，增至11月的134艘。加拿大海军配置在北大西洋上的护航军舰也同样增加了。再有，从9月开始，美国海军驱逐舰护送开往英国的船队到冰岛以南的中洋交接点或作战辖区中转点，再由皇家海军护航军舰接替。到8月为止，在横渡大西洋和直布罗陀两条航路上，护航效率大大提高。正如黑斯勒在《U潜艇战》一书中所说：“不但护航舰艇和护航飞机的数量增加了，而且防御U潜艇的方法也改进了。几个月前，一艘U潜艇就能跟踪一支护航运输队；而现在，整个U潜艇群出动才有可能盯住一支护航运输队。”
大多数驱逐舰的载油量是为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近海作战设计的，为此，英国海军部派出油船加入护航组，延长护航军舰、特别是短程舰艇的续航时间，使军舰能始终与船队同行。此外，英国海军部贸易处在1941年6月18日发出通知，所有过去单独航行的航速为13—15节的商船，都必须加入慢速护航运输队，只有航速超过15节的商船，才可以单独航行；因为，只有以那样高的航速行驶，才可能摆脱最高航速可保持在17—18节的U潜艇。史学家布朗称这一决策为海军部当时做出的最重要的决策。他在《大西洋之战》中记述道，在1941年第二季度，有120艘单独航行的商船毁于U潜艇之手，而在同年下半年，只有49艘单独航行的商船沉没，因为单独航行的船只减少了。
在此期间，U潜艇也有伤亡。到1941年12月31日为止，全年损失U潜艇67艘，其中皇家海军军舰击沉45艘，加拿大海军军舰击沉1艘，盟国潜艇击沉3艘，水雷炸沉5艘，皇家空军飞机独立击沉4艘，与友军共同击沉1艘，其他原因造成沉艇8艘。
1940年，每月平均有13.5艘U潜艇在海上，全年损失U潜艇22艘，平均每月损失1.8%。1941年，每月平均有25.5艘U潜艇在海上，全年损失U潜艇67艘，平均每月损失5.5%。1941年最后三个月，每击沉3艘护航运输队中的商船，就要赔上1艘U潜艇──这个比率是德国人难以承受的。盟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到那一年结束的时候，已经能控制护航运输队航路了。
水面护航舰艇行动效率增加的原因有许多：实战经验增多了，应用潜艇探测器和武器的技术提高了，训练计划更周密了，通过无线电通讯与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飞机配合得更默契了──不过，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此时还没有成为反潜力量的真正成员。
水面护航舰艇攻击水下U潜艇的主要武器是深水炸弹。深水炸弹里面填装的高爆炸药，开头是阿马托炸药，而后是米诺尔炸药，最后，到了1942年夏季，换成由旋风炸药、梯恩梯和铝粉末配成的铝末混合炸药，不过米诺尔炸药一直沿用到1943年底。标准的Ⅶ型“重磅”深水炸弹重250磅，每秒下沉16英尺，由预先设定深度的水压引信引爆时，能形成起始温度为3,000℃的球形气泡，气泡外周产生相当于50,000个大气压的冲击波。冲击波在几毫秒内达到最高峰，以音速在水中运行，其能量直接随传输距离呈正方形扩散。由于水的无边性和高密度，炸弹在深水中爆炸的冲击波比在水面爆炸的冲击波传播得更远更快。据推算，这样的冲击波起始时如果距潜艇不超过20—26英尺，能炸断潜艇壳体，如果不超过50英尺，则能使潜艇受伤。
深水炸弹的冲击波能冲破水的表层，在水面上呈现圆丘形水花，随后爆炸气泡产生的羽状水柱会窜出水面。护航舰艇既“发射”也“投放”深水炸弹，不过通常的命令用词都是“发射”。发射深水炸弹由舰舷的发射炮操作，左右舷各有两个发射炮。投放深水炸弹的位置在舰尾，投放时把炸弹从投放架上推出去，靠重力自然下沉。1941年和1942年，护航军舰的舰长们用各种方式把发射和投放联合进行，通常是5弹一组；然而到1943年，经验显示，最有效的深水炸弹攻击形式是“10弹式”──发射4弹，投放6弹，而且要把5弹设定在目标上面爆炸，5弹设定在目标下面爆炸。发射顺序是：左右舷前部的两个发射炮先发射，接着后部的两个发射炮发射，随后再由舰尾投放6枚炸弹。这种发射方式最后形成一个长轴为前后方向的椭圆形爆炸圈。
1942年12月，Ⅹ型“一吨”深水炸弹投入使用，一般每艘舰艇携载1枚。这种炸弹是专为深潜的潜艇设计的，里面装有2,000磅炸药，在理论上一弹的威力就相当于一组“10弹式”的威力。Ⅹ型深水炸弹装在一个10英尺长的圆筒里，用无烟线状火药由鱼雷发射管射出。护航舰艇上还有其他武器，譬如：4英寸甲板炮和厄利康自动高射炮，把炮筒调到最小仰角可以有效地打击水面状态的U潜艇。护航舰艇对付U潜艇的最后一着是撞击，不过撞击后护航舰艇的头部会受损伤，要花七到八周修理；到1943年5月为止，约有24艘U潜艇被护航军舰撞沉。
水下U潜艇的主要优势是潜航。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海军部反潜处组织了一批科学家，研制出一种能利用声波深测水下目标的仪器──潜艇探测器。这种仪器装在舰船船体下部的一个半圆形舱室里，由那里发出的声波脉冲，碰到U潜艇之类的水下物体时会产生脉冲反射回波，显示水下物体的方位和距离，但(在1943年前)不显示其深度。声波脉冲撞到U潜艇艇体弹回时，在潜艇内部能听到一种有穿透性的响亮的“乒乒”声。美国海军使用的类似装置叫声纳，后来英国人也采用了这个名称。
初期的123型到129型潜艇探测器局限性很大。局限之一是有效距离短，在海上情况良好时约为1,300码(1.2公里)，而且舰艇航速15节以上无效。1942年，随着144型和145型投入使用，探测距离和准确性都有所改进，147型于1943年问世后，潜艇探测器有了测定目标深度的能力；不过，护航舰艇的潜艇探测器的更新换代速度既慢又无规则，到1944年，58%的皇家海军驱潜快艇上用的仍然是旧仪器。
早期潜艇探测器的另一个缺点是，攻击舰艇与目标距离200码之内是探测盲区，U潜艇能利用这个盲区机动规避。后来研制出的“刺猬弹”之类的发射型反潜武器也有同样的缺陷。刺猬弹是一种反潜深水炸弹，带有铝末混合炸药弹头和触发引信；一组24枚刺猬弹由发射炮射出后，在目标潜艇前形成直径120英尺的圆形爆炸圈，或长轴为140英尺、短轴为120英尺的椭圆形爆炸圈，爆炸威力相当于50磅梯恩梯。刺猬弹的探测盲区问题直到1943年夏季才解决。
此外，早期的潜艇探测器无法探知下潜极深的潜艇。U潜艇在水下能以每秒1.5英尺的速率改变深度；U潜艇下潜在深水中，既可以免遭深水炸弹的杀伤，又可以躲避潜艇探测器的追踪。英国人做了无数努力，试图确定数量最多的ⅦC型潜艇的最大下潜深度。1942年，皇家海军测试了缴获的U—570号潜艇(重新命名为皇家海军格拉夫号潜艇)，发现其厚实的艇壳可承受200米深度的水压。二战中潜艇探测器能探测的最大深度为238米。黑斯勒在1941年11月进入U潜艇总指挥部当参谋之前，曾任U—107号潜艇艇长。二战后他在《U潜艇战》一书中提到，到1942年夏季，经过加固的新ⅦC型潜艇，已经达到能下潜200米深度的标准，“这一性能在实战中意味着，紧急情况下U潜艇可以下潜到300米深度而不受损伤”。
英国人在审讯U潜艇战俘时了解到，大多数艇长认为，在受攻击的情况下，下潜200米是最大安全深度。然而，“可靠证据”显示，1943年夏季，一艘U潜艇无意间下潜到340米(1,115英尺)却没有破裂。有意思的是，到1943年初，英国深水炸弹最大设定深度只有550英尺。当年6月，深水炸弹和潜艇探测器记录器的设定才调整到750英尺。
U潜艇还找到了另一个逃避探测的途径：在温暖的水域──如弗里敦等处，海水的温度梯度和密度层次十分丰富，潜艇探测器的声波束容易发生折射。在这类水域活动的U潜艇，通常携带海水测温仪和温度计，以便测量海水的温度和密度。
有一段时间，德国人尝试用无回声涂料覆盖U潜艇艇壳，但那种涂料到了水下往往会脱落。1943年后，德国人开始使用模拟水下U潜艇的假目标。一种代号“发射炮”的假目标，是装有含钙锌的金属小球的气幕弹；钙锌小球接触水会产生氢气泡，气泡反射的脉冲回波与U潜艇反射的回波相似，因此英国人称之为“水下气泡目标”。这种气幕弹由U潜艇操纵室里一个直径6英寸的发射筒射出后，悬浮在约30米(98英尺)深的水中，其气泡遮蔽幕可持续15—20分钟。由于这种假目标不能横向移动，潜艇探测器操作员通常不会被它蒙骗。二战后期，德国人又造出一些更高级的假目标。
从始至终，无论是单艇攻击还是结群攻击，U潜艇规避潜艇探测器的最好方法都是利用夜间进行水面攻击，因为潜艇探测器面对水面目标完全视而不见。利用这一手段，邓尼茨抵消了潜艇探测器带给英国人的较早的优势；要不是英美又发明了两种供舰船用的尖端电子设备──高频无线电测向仪和适应性更广泛的雷达，说不定邓尼茨真会靠夜间水面攻击的战术而占上风呢。
通过一个叫做无线电方位计的变压器电路，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接收机可以测定发出无线电信号的物体的方向。二战的最初几年，英国和美国都有了地面无线电测向站，每天24小时侦听U潜艇无线电信号的方位。到1942年，北大西洋的许多测向站都装备了英国造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接收机和天线，侦听范围从设得兰群岛周围到兰兹角，南到直布罗陀、阿森松岛、弗里敦和开普敦，西到冰岛、纽芬兰和百慕大。
所有分测向站测到的无线电信号方位，都得转给英国斯卡伯勒的总测向站，进而再转给英国海军部作战情报中心潜艇跟踪室。在潜艇跟踪室里，退役海军少校彼得·肯普领导一个从来不超过七个男女成员的标绘小组，在一张北大西洋海图上，用黑色线条标示出由U潜艇无线电信号测得的方位。在来自三个或三个以上测向站的线条会聚的地方，就可以标定某一艘U潜艇的位置。如果有六条以上线条相互交叉，就可以认定一艘U潜艇“固定”在某个25海里的范围内了。在1941年6月八号屋提供更精确的情报之前，这是海军部作战情报中心有关海上U潜艇最可靠的情报来源。在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指引下，护航运输队常常能绕开U潜艇的估计位置。在1942年2—12月德国海神密码造成的电讯情报暂时中断期，高频无线电测向网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2年在美国，美国海军有两套类似的高频无线电测向网在工作：一套在西边的太平洋沿岸，负责监视日本的交通运输；另一套在东边的大西洋沿岸，七个工作站遍布于从温特港和缅因到圣胡安和波多黎各的广大沿岸地区。由东线测向站侦听到的U潜艇电讯方位，由设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部情报中心大西洋分部进行分析，这是一个与英国海军部作战情报中心潜艇跟踪室相同的部门。这两个部门之间自由地交换情报，此外，在渥太华也有一个类似的加拿大海军工作室。起初，美国海军的高频无线电测向技术落后于英国的技术，操作人员计算方位的经验也很少，他们算出的U潜艇方位的准确度只能是：目标U潜艇不出某一个200英里的范围。后来，强化训练提高了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英国和法国赠送的两套性能优良的仪器，又补充了美国设备上的不足。1941年春季，一个美国陆海军技术代表团赴英国访问，归国时带回一整套英国马可尼—阿德科克公司生产的高频无线电测向仪设备；代表团的海军人员说，这些设备“远远走在我们在这方面进展的前头”。
一种比英国技术更早更先进的技术系统，即时自动标示高频无线电测向仪，是由法国工程师亨利·比西尼发明的。他带着自己的发明逃出沦陷的法国，于1940年12月成功地踏上了美国土地。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对比西尼的发明进行了再设计，于1941年秋向美国海军测向网提供首批样机。比西尼发明的高频无线电测向系统，成为美国未来的这一领域发展的基础。
由岸基高频无线电测向仪得到的情报，与超级情报有同样的缺陷。缺陷之一：这类情报常常确定不了目标U潜艇行驶的方向，对护航作战远水不解近渴。缺陷之二：在核对数据、标绘图表和译读电文上的耽搁，使U潜艇有时间从被发现的位置逃之天天。皇家海军早就认定，他们需要的是能在海上直接追踪近距离目标的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
皇家海军的技术人员明白，要把一套测向设备的重量和体积缩小到适合安装在不大的护航军舰上并非易事。德国海军的技术人员也明白这个道理，并且特别强调：高频无线电测向仪接收机所用的天线太大，根本不可能安装在驱逐舰和护卫舰之类的护航军舰上。邓尼茨的技术顾问显然想象不出，不可能也会变为可能；B机关的情报、目力观察和U潜艇的经历都充分说明不可能已经变为可能之后很久，德国技术顾问们还是坚持当初的观点；事实上，直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那些人的脑袋依然顽固不化，总把盟国侦察U潜艇的成功说成雷达的作用。
英国人在1940年解决了测向设备的重量和体积问题。当年3月，他们把FH1型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样机和天线安装在皇家海军驱逐舰长庚星号上。FH1型的运作令人失望，但这一实验证明，舰载测向仪的安装是可行的。1941年7月，皇家海军驱逐舰廓尔喀人号和长矛号装上了经过改进的FH3型──通过耳机对目标数据给予声音显示的测向仪。同年10月，在阴极射线管上进行图像显示的FH4型，达到了所有的实验预期指标，登上了以前属于美国、现在为英国皇家海军服务的驱逐舰利明顿号，1942年3月，这艘军舰随护航运兵船队WS.107开往马达加斯加。
一台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能在高频波段上测定一艘U潜艇发往基地或另一艘U潜艇的无线电信号，甚至能根据地波确定目标U潜艇的远近(最大探测距离25—30海里)。如果有另一台舰载测向仪测出的方位与前面的方位交叉，那么就有了相当准确的定位；于是就可以派一艘护航军舰直奔确定的方位而去，向水面状态的U潜艇发动进攻，把它赶走，或迫使它下潜，而后潜艇探测器就派上用场了。如果发出无线电信号的U潜艇是一艘跟踪联络艇，这一行动的意义尤为重要，因为U潜艇一旦潜入水中，观察和通讯都大受限制。就这样，海上测向使岸上测向不可能实现的进攻性作战行动成为可能。此外，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还能提供连舰载雷达都无法提供的数据，因为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侦听距离大约是25英里，而271型雷达对水面状态和半潜状态U潜艇的监测距离只有3,000—5,000米(视海面情况而定)。然而，雷达作为“主动”测向测距系统已经十分普及，因而影响了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生产速度。1942年，皇家海军和加拿大海军拥有的舰载测向仪数量很少，但到1943年春，每支护航运输队中起码有两艘护航军舰装备FH3型或FH4型测向仪了。
在美国，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系列称为DAQ型。这种根据比西尼的设计生产出来的产品，比英国产品滞后许多个月。尽管美国在1942年3月就决定生产舰载测向仪，实际生产上的延误却使美国军舰到1943年才装上高频无线电测向仪。1943年5月22日，美国护航航空母舰博格号第一次成功地打了一场反潜攻歼战，但测定U潜艇方位的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是刚刚在利物浦安装的英国货。由博格号上的复仇者式飞机发动的攻击，最终以U—569号潜艇的沉没及汉斯—彼得·欣施艇长和全体艇员的投降而结束。博格号舰长兼第六支援舰队指挥爱尔斯·肖特中校在作战报告中写道：
从博格号驶离贝尔法斯特的那一刻起，新安装的高频无线电测向仪一直在监听。博格号上的三个无线电报务员，在专程前来协助此次航行的英国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中尉J·埃尔顿的指导下操作测向仪。实践证明，高频无线电测向仪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场最终使一艘U潜艇全艇投降的攻击，直接依靠高频无线电测向仪提供的方位……毫无疑问，是这艘U潜艇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为自己写下了死亡证书。
直到1943年8月，美国护航航空母舰卡德号上的飞机，才靠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打了第二个反潜胜仗；不过，在那之前几个月，盟国反潜战大局已定。与此同时，从1942年6月到1943年5月，配备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英国护航军舰让新装备大显身手，一路追踪着饶舌的U潜艇发报机无意中提供的方位，把U潜艇打得狼狈不堪。
邓尼茨完全明白，英国人正试图侦听他和U潜艇之间的通讯联络。尽管德国海军参谋部的技术专家认为不可能靠高频信号测定U潜艇的准确方位，邓尼茨还是小心翼翼地对U潜艇使用无线电加以限制。当必须进行无线电联络时，如报告最新方位、护航运输队踪迹、潜艇损伤情况时，他还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如用短信号、字母密码(一个损伤或方位报告可以只用四个字母表示)、快速频率转换、以短脉冲群发出的电子压缩电文，等等。邓尼茨煞费苦心的限制和防范，没能堵上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接收机敏锐的耳朵；那些花样百出的密码电文，也没能难倒测向站和政府密码机构的密码专家们。
与一个护航运输队交火之前，在巡逻线上待机进攻的“狼群”一般都在“无线电寂静”的状态下进行观察，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参阅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燕雀”潜艇群)，U潜艇发送午间和黄昏位置报告时，无线电信号会骤然增加。然而，一旦一艘跟踪联络艇报告发现船队，这艘U潜艇与总指挥部的无线电联络就多起来；其他U潜艇一参战，很快就会加入这场喋喋不休的电讯对话。1943年2月4—9日，U潜艇的“步兵”潜艇群和“双刃剑”潜艇群袭击SC.118护航运输队时，两个艇群的潜艇在72小时内共发报108次，光U—402号一艘潜艇就在四天的战斗中发报41次──所有这些无线电信号，都被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监测到了。
邓尼茨不是没有心理准备，他很明白，由他直接指挥和控制战斗时，通讯网络活动频繁，被无线电测向仪侦听的风险很大。但是，在战争结束前他从没有意识到，在海上作战的U潜艇被自己的指挥系统完全出卖了；当然，他也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岸上指挥命令”一直被政府密码机构和潜艇跟踪室译读。
由于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巧妙地利用了U潜艇对无线电通讯指挥的依赖，也由于英国人的严格保密措施，直到1943年5月，舰载高频无线电测向仪仍然是盟国反潜战的主要工具，而且将在大西洋上的两场护航战役──ONS.5和SC.130战役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详情参阅第四、五、六、七章和第十章)。
ONS.5护航运输队横渡大西洋期间，装备FH4型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皇家海军驱逐舰邓肯号(B7护航组指挥彼得·格雷顿中校为舰长)曾随行保护。在该舰因燃料耗尽而撤出战斗前，测到U潜艇的107次发报。装备FH3型高频无线电测向仪的皇家海军护卫舰泰号，侦听到135次发报。5月3日前，两舰探测结果形成交叉定位；5月3日后，邓肯号撤离。5月中旬，还是这两艘护航军舰，又在格雷顿指挥下为SC.130护航运输队护航。在SC.130横渡大西洋期间，护航飞机不仅提供了极好的空中掩护，还与这两艘护航军舰共同用高频无线电测向仪发现U潜艇目标104次。后来，格雷顿在《护航运输队护航指挥官》一书中写道，邓肯号和泰号“能极精确测定我们附近的U潜艇无线电信号，并迅速派飞机出击”。
战场另一边的邓尼茨在分析这场战役时，当然把英国人的胜利说成是雷达之功。U潜艇总指挥部5月20日的作战日志记述道：
这些攻击只能归因于性能极好的雷达测向装置。那些雷达能使飞机在云层之上发现潜艇，然后从云中发动突然袭击。令人惊讶的是，根据截获的有关飞机行动的电讯情报，当时只有一至两架机器(飞机)为船队护航。然而，每架机器对每艘潜艇监测次数频繁，不到一刻钟一次，全天不断。由此可见，敌人雷达的视线几乎从未离开过我们的潜艇。
德国史学家于尔根·罗韦尔在《护航战》一书中总结道：“如果我们分析1942年6月至1943年5月的护航战……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作战行动的结果，总是决定性地依赖于有效地利用高频无线电测向仪。”
这一时期，护航军舰和护航飞机对雷达测向的有效利用也越来越进步。1943年5月5日与6日交接的那个海雾弥天的夜晚，ONS.5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军舰赢得了盟国反潜战中最关键的一仗(见第六章和第七章)。姑且说这场战役是新型舰载厘米波雷达的功劳；但是，在1942—1943年的反潜战中，凡是能见度正常的情况，高频无线电测向仪首先发现的U潜艇都比雷达多。
当时，英国人用缩写RDF作为“无线电测向技术”的名称；同是美国海军少校的塞缪尔·塔克和F·弗思，则根据“无线电定位与测距”的英文缩写创造出“雷达”这个名称。现代读者对这两个名称都不陌生。不少对此有所了解的读者知道，这两个词说的是同一种电子技术，这种技术用于飞机航路的调度、天气预报、警察的手提式车辆估速器等等。雷达不是像高频无线电测向仪那样被动地接收无线电信号，而是主动地发射一束短无线电能量脉冲(过去通过天线发射)，脉冲束遇到有形物体，如飞机之类的固体物和云之类的飘浮物，即有回波返回。物体的回波在阴极射线管上显示，雷达操作人员能根据回波形式判断目标的质量、方位和距离。
雷达技术是英美两国在1934—1935年的共同发明。英国一方的发明者是生于苏格兰的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沃森—瓦特，他在斯劳的伯克郡附近的国家实验所主管无线电室的工作。在美国，有几位物理学家和无线电工程师参与了雷达的研制，最主要的是罗伯特·佩奇、阿尔伯特·泰勒和利奥·扬，他们都在华盛顿市阿纳科斯蒂亚的美国海军研究实验所的无线电室工作。沃森—瓦特被公认为“雷达之父”，由于他最初的研究，英国工程师们才能建立起第一个英国雷达站。这个著名的雷达站提供的德国轰炸机的距离、航向和高度，协助皇家空军在1940年赢得了抗击德军空袭的“不列颠空战”的胜利。
英国工程师们很快设法使雷达装置小型化，于1940年秋季开始装备在皇家海军护航军舰上。第一种小型雷达286型(波长1.5米)，可以测定在半径1,000米的范围内行驶的U潜艇；除了无月的夜晚或有雾的天气，通常由一个嘹望哨兵在露天操作雷达。到1941年3月，约有90艘护航舰艇装上了雷达。同年同月，271型(10厘米或S波段)雷达安装在皇家海军驱潜快艇红门兰号上。271型雷达于1941—1942年普遍在护航舰队使用之后，对U潜艇的探测半径一下子扩大到3,000—5,000米。到1942年5月，271型雷达已经竖立在236艘皇家海军的各种军舰上了。
是一种叫做谐振多空腔磁控管的奇特装置，使271型雷达得以问世。这种电子管的发明者约翰·兰德尔和亨利·布特，都是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物理学家。谐振多空腔磁控管的中心构造，是在钻有6—8个对称孔的铜块上植入的阴阳极结构。这一结构产生的高频无线电振荡，使雷达以9.7厘米的波长工作──通常称这种雷达为“10厘米”或“厘米波”雷达。由于这种雷达的出现，雷达技术的功率、距离和准确性，在原有米波雷达的基础上向前跨越了巨大的一步。英国最有造诣的海空作战研究专家兼物理学家帕特里克·布莱克特教授说过：“这是二战中研制出的最关键的技术成果之一。”
厘米波雷达的窄水平波束宽度，使护航军舰能在夜间和有雾时单独发现、确定和跟踪监视附近水面上的U潜艇。从这种雷达第一次用于作战直到1943年，其射束从未被德国人在海上的任何雷达预警接收机收到过。趁黑夜从水面上接近护航运输队的U潜艇艇长，根本不知道雷达正在“画他的图像”。在不远处的护航舰艇的作战指挥室里，U潜艇在271型雷达的平面位置指示器上暴露无遗。与外接天线同步转动的圆形阴极射线管荧光屏中心发出的放射状扫描线，每次转过U潜艇的位置，屏上就出现一个明亮的磷光点。
1940年9月，物理学家亨利·蒂泽德率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英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赴美国访问，随他们一同到达华盛顿的行李中有一个律师用的箱子，箱子里的科学产品和蓝图之中，有一个手掌大小的谐振多空腔磁控管。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并不意味着英国人多么慷慨大方；英国人明白，他们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必须借助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力。代表团的成员都在不列颠空战中参与过最高决策。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不久就可能被敌人侵占；如果旧大陆(欧洲)吃了败仗，继续战斗的重任就会落在新大陆(美洲)的人们身上。
美国雷达专家们十分感激英国同行的馈赠，他们知道这份礼物使他们少走了两年的弯路。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史学家詹姆斯·巴克斯特，在1947年出版的《与时间赛跑的科学家们》一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动：“1940年蒂泽德代表团带到美国的谐振多空腔磁控管，是在我们海岸到岸的最贵重的货物。”
然而，我们不应当不加鉴别地把推崇之词都给厘米波雷达；并不是只靠厘米波雷达，也不是主要靠厘米波雷达，打赢的大西洋海战。厘米波雷达本身并不是战争的赢家──当然，有人会说它是战役的赢家，因为在ONS.5护航运输队水面战役的最后阶段(见第七章)，厘米波雷达是最关键的技术手段。在护航舰艇与U潜艇之间水面对抗的常规结构中，厘米波雷达的地位降至五种共同驰骋战场的新技术之一。五种新技术中的前四种，以投入使用的时间顺序排列为：(1)高频无线电测向；(2)雷达；(3)水下听音效能(利用潜艇探测器收听U潜艇推进器的空化噪声之类的水下噪声)；(4)潜艇探测器回声接触。第五种新技术是船间通话系统，这种美国研制的超高频无线电话于1941年初问世，一年后普遍安装在护航舰艇上。这种通话系统在低功率和短距离内有效，不干扰高频无线电测向仪工作。有了船间通话系统，护航组指挥能随时指挥属下舰艇的运动，还能与空中的护航飞机对话，水面护航军舰也能在舰与舰之间协调攻击动作。这些新技术让我们看出，到1943年5月诸战役打响的时候，每一艘大西洋护航舰艇都是一个拥有高精尖电子技术的操作平台了。
在参加反潜战之初，英国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投入的各类轰炸机有：安森式301架，赫德林式53架，维尔德比斯特式30架，桑德兰式27架，伦敦式17架，斯特兰拉尔式9架。1936年加入皇家空军而且数量最多的安森式飞机，后来退役了，1941年底由惠灵顿式、哈利法克斯式、惠特尼式和其他设计更先进的飞机取而代之。不久，维尔德比斯特式、伦敦式和斯特兰拉尔式也相继退出战场。用美国客机改装而成的赫德森式轰炸机，继续大量销售和使用。
不过，在最初的一长串机种名单中保留下来的主要飞机，事实上也是不屈不挠地战斗到战争结束的飞机，是桑德兰式水上飞机。盟国飞行员们称这种飞机为“女王”；而U潜艇艇员们看到这种飞机疲惫的飞行动作，称它为“疲惫的蜜蜂”。桑德兰式水上飞机，是英国海军部为远程反潜空中巡逻配备的，算得上反潜战中数量排位第二的飞机。排位第三的是惠灵顿式──这种双引擎轰炸机并不是为作战设计的，却在比斯开湾大展才干(见第八章)。1941年，两种美国设计的轰炸机也参战了，而且表现极好。一种是四引擎波音B—17重型飞行堡垒，另一种是加固双引擎PBY—5和PBY—5A卡塔里纳水陆两用机。
四引擎加固B—24解放者式重型轰炸机，因其综合性能良好最受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欢迎，在搜潜和猎潜方面也最成功。比起飞行保垒，解放者式轰炸机操纵起来更困难，保养需要更多时间，通风量更大，但人们看重的是解放者式的航程。为远程飞行改造过的解放者式的机型结构中，拆掉了油箱的自动封闭衬套、大部分装甲钢板、涡轮增压器和机腹炮塔，所以整体重量减轻了。这种机型起飞时能携载2,000加仑高辛烷汽油和8枚250磅深水炸弹(水压引信重力炸弹)，以150节的经济航速航行时，低空作战最大航程为2,300海里。在远洋航路上，这种飞机可以为受U潜艇威胁的护航运输队提供空中掩护，迫使跟踪的U潜艇下潜(1943年5月前U潜艇一发现盟国轰炸机临空就会下潜)，这样的行动降低了跟踪联络艇的航速、机动性和视程，进而也就减少了召集潜艇群的可能性。就是这种从大西洋两岸飞往大西洋上空作战的解放者式轰炸机，1943年5月在新参战的舰载机的协助下，最终封闭了冰岛和纽芬兰之间的“空中缺口”。
1941年6月，皇家海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120中队收到了第一批解放者式Ⅰ型轰炸机，9月开始派其中的9架从北爱尔兰和冰岛的基地起飞，在载油量允许的条件下，向西南飞往自己续航力可靠极限。可惜，在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中，这样的飞机少得可怜；因为，美国海军总司令(1941年12月30日以后)欧内斯特·金上将，把大多数解放者式轰炸机囤积在太平洋战场上，而归皇家空军调遣的解放者式轰炸机，几乎都被轰炸机司令部要走了。到1942年9月，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只有120中队有6架超远程解放者式Ⅰ型轰炸机。岸防航空兵司令向航空部副部长抱怨说，超远程解放者式轰炸机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了”。120中队还有2架航程为1,800英里的解放者式Ⅱ型，3架航程为1,680英里的解放者式Ⅲ型。其他中队只有两种卡塔里纳式飞机：航程为1,840英里的PBY—5和航程为1,600英里的PBY—5A。然而，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急需超远程飞机去执行远洋护航任务──在纽芬兰、加拿大、直布罗陀和西非都没有远程飞机。岸防航空兵司令部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重要兵力，其中包括：1941年10月到1942年1月之间，166名空勤人员连同他们所在的几个卡塔里纳式轰炸机中队，全部被海运到了海外的基地。
有了政府密码机构破译德国海军密码的成功，加上潜艇跟踪室对U潜艇相当准确的定位，从1941年5月9日起，英国海军部有可能区别对待受威胁的护航运输队和不受威胁的护航运输队了。这样一来，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就能集中力量保护受威胁的护航运输队，也就能更有效地利用宝贵的空军兵力。然而，在没有远程飞机的情况下，从空军基地起飞的飞机的活动半径只有450英里，如果活动半径以外有受威胁的船队，飞机飞到船队所在位置时已经坚持不了多少时间了。岸防航空兵司令开始发愁，因为“护航飞机把大量时间浪费在飞往目的地的途中，而跟随(受威胁的)船队的时间最多不过两三个小时”。
直到1943年2月，也就是岸防航空兵司令约翰·斯莱塞中将接管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之时，120中队依然是惟一能执行远程行动的中队。120中队的飞机大部分在北爱尔兰的奥尔德格罗夫基地，有一个分遣队驻守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中队的财产中，只有5架超远程解放者式Ⅰ型，12架为适应超远程飞行而改装的解放者式ⅢA型。在英国南海岸怀特岛附近的桑尼岛上，一个配备改装ⅢA型的新中队正在筹备，还不能参加护航行动。在霍姆斯利南岛的502中队，正在等待改装成远程飞机的哈利法克斯式Ⅱ型轰炸机，也无法出航。此外，由于金上将的决定，纽芬兰基地没有解放者式轰炸机。3月里，SC.122和HX.229两支护航运输队被U潜艇疯狂追杀时，罗斯福总统质问金上将：应该用来护航的解放者式轰炸机都跑到哪里去了？
当时，归英国调遣的解放者式轰炸机并不少，但没有被派去参加反潜战，而是(在丘吉尔的授意下)由皇家空军航空参谋部派去对德国进行夜间空袭了。1943年头六个月，盟国一直酝酿着跨越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行动。为此，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和轰炸机司令部围绕一个问题争论不休：歼灭在海上作战的U潜艇和摧毁U潜艇制造厂这两个目标，哪一个更能为此次行动的物资供应铺平道路。这场纸上谈兵式的争论，在当年3月里趋于白热化。双方的争论焦点，从怎样分配轰炸机对德国的打击更有力度，扩展到这样的问题：让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把U潜艇消灭在海上更好，还是让轰炸机司令部把U潜艇消灭在船台上更好？
在这场辩论中倾向于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一边的史学家在思考若非大多数远程解放者式轰炸机都集中在陆地战场上，盟国能提前多少时间和多彻底地消除U潜艇的威胁。战后的分析显示，德国的军用物资生产，总体上并没有因为盟国的空中轰炸而大幅度减少，那些“没了房子”(轰炸机司令部用语)的德国人，也没有因此而丧失斗志。克莱·布莱尔在一本新近出版的书中写道：“大量研究证实，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只要有100架解放者式重型轰炸机这样的反潜兵力，就可能在1941年夏季打垮U潜艇，从而免除盟国在以后几年中巨大的航运损失。”这样的说法也许失之过激，因为，下一章要描述的攻击程序的重大改进，在1941年还没有完成──不过这个观点自有它的道理。
海上空战史学家艾尔弗雷德·普赖斯特认为，1941—1942年期间，皇家空军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对U潜艇的攻击比以前有力得多，所以用不着100架超远程轰炸机就够了。他的观点是：3个中队，约40架轰炸机，“就可以──后来确实──大大有助于消除U潜艇在中大西洋对护航运输队的威胁”。把这样数量的轰炸机从轰炸机司令部调往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并不会明显削弱对德国本土的轰炸攻势。他指出，毕竟有许多次，轰炸机司令部一夜之间就损失过如此数量的轰炸机。
到1942年底，没有一架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飞机配备厘米波雷达。直到1943年2月，各方面的技术问题得以解决，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和轰炸机司令部对装备的激烈竞争得以缓和之后，设在英国赫里福德和佳斯特郡的莫尔文(1942年5月之后)的飞机生产部长途通信研究所，才把ASV(机载水面舰艇探知雷达的缩写)Ⅲ型10厘米雷达装在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的解放者式、惠灵顿式、桑德兰式以及其他侦察轰炸机上。自从1940年以来，岸防航空兵司令部使用的一直是ASVⅡ型米波(1.5米)雷达，这种雷达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有几个：最大搜索距离只有10英里左右，海面情况不好时回波不清，光栅显示图难以识读，蹩脚的结构造成多次探测困难和失败，备件长期短缺，操作者没得到良好的培训，等等。
设在米德尔塞克斯郡诺思伍德的岸防航空兵司令部，1941年12月回顾到此时为止的海上空战，算来算去只打沉了区区几艘U潜艇和缴获了一艘U潜艇，其中多数还是和水面舰艇的共同战果。从一开始，这支皇家空军海上力量就以进攻性而不是以防御性目标树立自己的形象，不过到此时，岸防航空兵司令部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岸防航空兵司令部处于如此窘境，并非因为他们没有承担自己的义务。除了反潜战，岸防航空兵司令部还有其他任务，如保卫英国近海水域和破坏敌人海上商运；然而，到1941年，他们的主要责任显然直指U潜艇了。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歼灭U潜艇的数量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是由于诸多原因造成的，譬如：轰炸机数量不足，特别是远程轰炸机不足；搜索目标手法单一；攻击程序完成得不好；缺乏适用的雷达，等等。然而，1941年5月以来，岸防航空兵司令部至少正在执行一个无可置疑的任务，这就是集中兵力对受威胁的护航运输队进行人们称之为“稻草人行动”的空中侦察巡逻，而让不受威胁的护航运输队自己照顾自己。
丘吉尔首相的内阁调整政策，以适应越来越关乎全局的大西洋之战，其后，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短缺的轰炸机逐渐得到补充。不过丘吉尔说，岸防航空兵司令部目前最需要的，是空潜战新战术和训练新战术的时间。读者在第三章中会看到，U潜艇在美国沿岸水域发动的一场大规模进攻，导致大西洋护航运输队航路上的U潜艇作战行动减少，意外地帮助岸防航空兵司令部找到了训练时间。
人们也许期望，军事装备的增加，敏锐的判断和英明的指挥，甚至飞行员熟练的技术和勇猛的斗志，都可以使新战术得以实现；然而，尽管上述每一个因素都是新战术的基本前提，新战术却没有通过这些途径实现。打开通向空潜战新战术之门的是一群非军事人员──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其他学者，后来，人们把这些人叫做“密室里的科学家”、“穿灰色法兰绒裤子的先生”。这些不穿军装的人研究了无数复杂的探测与攻击问题，让那些穿军装的人惊异的是，他们居然都找到了答案。不过，首先让我们看看，1941年12月7日和后来的日子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