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克星敦号”沉没·第十三

作者：斯坦利·约翰斯顿·美国

出自————《“列克星敦号”与珊瑚海海战》

出自————《战争通史》

　　 当地勤人员忙着收回“列克星敦号”的防空飞机时，大约从11点45分开始，谢尔曼舰长就陆续收到从下面甲板送来的首批报告了。

　　 这些报告来自机舱、蓄电池舱、医院、各个舱室以及使军舰正常工作所必需的所有部门，那里的人们在战斗中一直坚守着岗位。

　　 早在战斗结束之前，这些官兵就一直忙着补救日本人给“列克星敦号”造成的损失。当第一批炸弹落在附近和命中第一条鱼雷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就开始了。最先是对所有部门进行了检查，把进水的舱室和其他舱室隔开。他们经常要在水线以下很深的地方把木头锯好，塞在舱壁上，以顶住海水的冲击和压力。

　　 第一批鱼雷炸中了左舷舰首的防雷护壳。防雷护壳是沿军舰水线以下建造的非耐压壳体，位于主船体之外，是附加在主船体外部的防水雷、鱼雷的水密隔层，里面形成军舰真正的浮力。这些隔层里通常是填满重量很轻的不易燃的填料，有时也装水，其作用是为军舰提供一道保护墙，在军舰中雷(鱼雷)或触雷(水雷)时使爆炸点离真正的船体远一些。

　　 这样的隔层自然不能完全吸收掉鱼雷的爆炸能量。隔层被炸开一个大洞后，主船体上通常只有一个小口子，把钢板炸开，铆钉炸飞，或是把附近的焊接处撕开，但这第二道破坏对一艘大舰来说影响很小。如果没有这个隔层，主船体就会被炸开一个三到七米的大洞。

　　 “列克星敦号”上巨大的燃油舱、汽油舱和淡水舱是另一种防雷装置。这些很深的垂直油水舱与军舰平行，紧挨着船体。作用在船体上的力通常能被这些油水舱的液体吸收掉。船体内的隔舱是最后一道防线。

　　 “列克星敦号”有六百个隔舱，都可以用水密门和舱口盖关死。哪一个隔舱进水，就设法把水堵住。如果漏洞太大或够不着，就把这个隔舱的水密门关死，用周围的舱壁支持。结果，这些舱壁和水密门就成了军舰的“舰舷”了，因为它们堵住了海水。

　　 说到鱼雷时，应该记住，它在爆炸之前是穿不透有防雷护壳的军舰主船体的，穿甲弹和炸弹也是如此。雷头内装有高度灵敏雷管的鱼雷以五十节速度驰来，在触到船身的一刹那雷头里的炸药就爆炸了，炸不到军舰的要害，爆炸的能量消耗在外面的保护层上了。

　　 这回，“列克星敦号”在四分钟内中了五条鱼雷，全在左舷中部靠前的地方。有两条靠得很近，第二条严重破坏了主船体。由于这里完全丧失了浮力，加上左舷许多被破坏的隔舱进水，结果造成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六度横倾。

　　 希利海军中校率领他那个部门 [ 译校者注：即负责灭火和堵漏的损害管制勤务部门。 ] 的几百人进行堵漏。当“列克星敦号”还在作战时他们就在进行抢修和堵漏了，甲板下面的那些最初的情况现在(大约中午)报告了舰长。希利海军中校报告说，落在左舷五英寸前炮位爆炸的那颗重磅炸弹引起那里的五英寸炮弹链锁爆炸，将军住舱起火，但火势已被控制住，很快扑灭了。总的来说，结构上遭到的破损是无关紧要的。

　　 对于鱼雷给船体造成的破坏和落在船体两侧的重磅炸弹所起到的“触雷”效果，希利也是乐观的。他说，所有隔舱都已顶住，所有舱壁都已加固。他的部属当时正忙着在破洞附近的隔舱里“恢复军舰的本来面目’。

　　 他向谢尔曼舰长保证，那点轻微的横倾很快能消除。这样的横倾对“列克星敦号”的航行没有什么影响，但对飞行作业确很讨厌，可能成为危险苗头。他已经命令损管人员把燃油从某些左舷油舱抽到右舷的空油舱里。这种重量转移可以控制得分毫不差，一小时内就能使军舰平衡过来。他只有一个请求：

　　 “我有个建议，舰长”他最后说，“如果非要再挨鱼雷的话，让它们打在右舷。”

　　 损管人员干的很出色，当我们空中攻击部队首批飞机从二百海里外攻击日本部队于12点40分返回时，飞行员们从空中一点也看不出军舰遭到了攻击。许多人降落后听说我们遭到一支日本海军航空兵部队全力以赴的轰炸和鱼雷攻击并多次中弹，都很吃惊。

　　 “列克星敦号”的飞行甲板在攻击中几乎没受到损害，只是左舷五英寸炮位附近的飞行甲板边缘中了一颗重磅炸弹，炸开一个小洞。在飞行员返航以前，我们已把飞行甲板上的飞机推到舰首，用机翼把这块遭到破坏的不大的地方遮住了(所有飞机全在舰尾飞行甲板上降落)。炮位附近飞行甲板上的这点轻伤无碍飞机的起飞，因为只是伤在离飞行甲板外缘不到两米的地方(飞行甲板宽度有三十多米)。

　　 “列克星敦号”的巡航速度也没有减低，它以二十五节航速与舰队保持相对位置。据机电长海因·容克斯海军中校讲，航速还能再快些。他报告说，一颗落点离舰尾很近的炸弹(当时他以为是中了一条鱼雷，因为气浪震撼了整个军舰)，使三个锅炉舱暂时停止工作，经一小时抢修后修复，眼下十六台主锅炉全部工作正常。

　　 下面的报告令人很放心，而且全舰工作正常，这大大提高了舰桥上的乐观情绪。一位军官告诉我：“列克星敦号”的设计师曾经断言，它即使命中十条鱼雷也不会沉没。看来他们说对了。即使是现在，这位“老姑娘”的状况看来也丝毫不严重。那些靠近弹(在两侧爆炸，一共有十几颗，使我们受到强烈震动)完全起到了水雷爆炸的作用，但对军舰毫无影响。

　　 “列克星敦号”的医务部门照管着全舰的伤亡人员。五英寸前炮位上命中的那颗炸弹炸死了许多人，剩下的人也被烧伤或震昏了。医务人员把他们从着火的炮位上抬走，进行了治疗，急救是在过道上进行的，然后送到离那里有一百三十多米的舰首的医院(医院在第三层甲板上)。

　　 敌机的炸弹碎片和机枪扫射造成许多伤亡，其中有些是五英寸左后炮的陆战队员。飞行甲板两侧炮位上的人员遭到靠近弹弹片的杀伤。烟囱上的舰尾对空了望哨有几个人伤亡，也是由于扫射和弹片造成的。译电室和军需勤务部门也有一些人被浓烟熏昏或震昏。

　　 医务人员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烟囱过道上的伤员撤下来。他们在烟囱过道上系上绳索，把箱式钢丝担架吊上去，再把经过急救的伤员在担架上绑好，吊放到二十米以下的飞行甲板上。从弯弯曲曲的螺旋楼梯上往下面的飞行甲板上吊放伤亡人员的时候，这些担架也用上了。

　　 舰上我所熟悉的人当中最先中弹的是性格活泼的沃尔特·吉尔摩海军中校(你可能还记得，我们跨越赤道时，他在军官会议室当法庭庭长)。当军舰命中第一条鱼雷时，这位副舰长就已经下来了。人们发现他倒在译电室隔壁住舱的地板上。这个住舱离一颗一千磅炸弹命中的地方不到二十米。爆炸气浪从甲板横冲过来，冲毁了住舱舱壁。

　　 吉尔摩所在那个住舱的舱壁受到了冲击，爆炸的灼热气浪将他击倒了。吉尔摩的密友马克尔牧师立即给他做人工呼吸，盼他只是被气浪打昏。直到怀特医生从医院赶来，告诉他吉尔摩已经没法得救，牧师才停止抢救。在同一个住舱里，勤务兵几分钟前发现了军舰的牙医沃兹沃斯·C·托贾考茨基海军中校的尸体。炸弹爆炸时他俩压在一起的。

　　 我所在的将军住舱也遭到破坏。袭击刚一结束，我下去拿打字机，才发现这里成了一团废墟，还着着火，到处浸透着化学灭火剂。战斗开始前在靠近炮位的地方堆积了几百发五英寸炮弹，由于遭到空袭，现在已经分散到各处去了。

　　 相对来说这些炮弹中只有少数爆炸，但是没完没了的大火和高热使弹壳里的发射药不断膨胀，最后把卡在弹壳卡口内的弹头顶掉，接着，火舌就舔到发射药，使它哧哧地烧起来，从弹壳里喷出一股灼热的火焰。这使我想起过去我们常把大爆竹一掰两半，点着让它咝咝地烧，看着玩。

　　 看到这种凄惨情景，我就不由地打听是不是有谁看到了杜克。他是菲奇将军的勤务兵，在为我收拾住舱时我们相处的很好。他除了服侍将军外没有战斗任务，军舰进入战斗准备状态时他总是坐在那个小配餐室里玩手风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他，发现他已经被第一颗炸弹炸死了。

　　 马克尔牧师亲眼看到了下面的一些情况：

　　 “我到了主甲板(在飞行甲板下面第一层)，只见烟尘通过过道从后面刮过来。在军舰中间的过道里，有四个几乎赤身裸体的人正在呼救，他们都被严重烧伤了。一个菲律宾厨师帮我把他们抬到过道的吊铺上，把他们身上剩下的衣服脱掉，又给他们喝了杯水，注射了吗啡。一位医护人员跑来为他们上了鞣酸软膏，接手照料他们。

　　 “从五英寸炮位上不断有伤员撤下来，有的伤员是一个人自力撤下来的，有的由同伴搀扶着。吊铺上躺着十二个人了，趁喘口气的工夫我到炮位上看了看。那里有几具僵尸，有的被烧得奇形怪状。陆战队上尉拉尔夫·L·豪泽和几个幸存的陆战队员，在那里照管着还能射击的二号炮”。

　　 此时，我们军舰继续向北疾驶，接近敌人，准备在下午再发动一次袭击。我们已经歼灭了敌人两艘航空母舰，干掉了它的空中防御兵力，敌舰队中的其他舰只就成了我们飞行员的打击目标了。我坐在驾驶室里写上午战斗的经过，只觉得猛的一震，比战斗中任何一次爆炸的震动都厉害。接着，从舰内深处传来低沉的隆隆爆炸声。这时是12点45分。

　　 当时，在驾驶室里除我之外只有少尉操舵长所罗门斯。他正在填写那个“大本子”，顺手把震动的时间和其它情况也仔细记录下来。

　　 我望了望他，他也望了望—我。我俩都从眼光里透出一个没有说出口的问题；“怎么回事？”我赶紧跑下去看个究竟，到底是水雷、鱼雷还是我们自己的弹药爆炸了。

　　 军官会议室里没有人，我又转到在飞行甲板下面第二层的下级军官会议室。这里也着了火，一群人正忙着拿手提式化学灭火器和铺设水龙带。硝烟弥漫，我没带防烟面具，只好又回到高级军官会议室，在这儿遇到了几位刚作完检查的军官。

　　 他们告诉我：“我们认为有一颗炸弹延期爆炸了。可能是一颗我们受到攻击时命中的炸弹，钻到下层甲板里，现在才爆炸”。

　　 但很快知道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在这次爆炸二十分钟后，又发生一次爆炸。每次都引起了大火，火势开始在整个下层区域蔓延。不久，内都爆炸造成的损害的程度就充分看出来了。

　　 爆炸是在损管中央部位附近发生的。损管中央部位是指挥所有损害管制勤务的舱室，是波普·希利海军中校办公的地方，他当时正好在场。波普和另外几个在这里值更的人被炸身亡。这标志着对日本人作战阶段的结束，但对“列克星敦号”的官兵说来，却是一连串更加残酷和血淋淋的考验的开始。

　　 在以后五个小时里，我们遭到了比在整个对日作战里还要大的伤亡。舰员们表现出来的英勇和大无畏精神远远不能用勇猛这一类词句来描述他们是如何浴血奋战的。

　　 这些人已经遭到了一百零三架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但是眼下舰上贮存的油料和弹药却成了大敌，使这艘英勇的老舰不断遭到蹂躏。舰员们又奋起进行第二次殊死的战斗。全体舰员不分职务高低，怀着无比坚定的决心，鼓起勇气，毫不动摇地并肩投入了这场长时间的，艰苦卓绝和危险无比的战斗。

　　 他们是不是知道第一声内部爆炸已经敲响了“列克星敦号”的丧钟呢！他们确实不知道，也拒绝承认这点。一连几个小时爆炸越来越频繁，有的人皮肉都烧焦了，有的人几次被气浪冲到钢甲板或舱壁上，但他们的努力终于防止了“列克星敦号”令人心碎的悲剧。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参加海军才几个月，作战时就有这样的胆量，尽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而且战斗也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比如还击的瘾头)。他们在硝烟滚滚的下层甲板过道里默默无闻地同令人窒息的烈火搏斗。人人都十分清楚，“列克星敦号”自己的弹药随时都可能爆炸，把他们送到海底去，但是没有人退缩，仍然忘我地战斗。

　　 舰上至少有六百人是第一次出海。战斗结束后，从军士长到海军上校，所有久经考验的老水手们一致称赞这些新兵象个“战争中的人”——海军中最高的战斗荣誉。

　　 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看到“列克星敦号”最后几小时的情况。我是尽量观察的，又草草作了笔记，这些笔记后来起到了提醒的作用。我同“列克星敦号”的许多人交谈过，其中有H·E·威廉森海军上尉。当我们受到那次主要震动时，他正站在损管中央部位的通道里。

　　 他说：“好象是在舰内通信室(电话交换台)或者是在损管中央部位发生了一次爆炸，很可怕。我被冲到栏杆上，把栏杆都撞断了，碰到交换台上。随着爆炸，从损管中央部位的门里刮过来一股巨大的气浪，把我冲到墙上。这股气浪好象是由无数的火苗和火星形成的，跟汽油引擎气缸爆炸时的火苗很相似。

　　 “火苗映着樱桃红色和白色，火星是深红色。这股风刮了只有几秒钟，带来的全是浓烟，真呛人。我的眼睛被爆炸的闪光晃得有点看不清了，烟把人呛得透不过气来。周围的舱室里有人呼叫，我用最大的嗓门喊道：‘别慌，憋住气，咱们都出去’。”

　　 威廉森说，电灯还亮着，但是过道里全是烟，看不远。他和别人一道从人孔爬到了机库甲板上呼救。舰员们赶来把损管中央部位受伤和被震昏的人撤走。这时，据威廉森说，发生了第二次爆炸。

　　 “大约过了五分钟，我想再下去看看。我还没从人孔钻下去，大概是机械车间发生了一次爆炸，不太厉害，但硝烟烈火刮到了甲板上。我报告机电长，说一定是汽油蒸汽爆炸起火了。在弗雷德里克·W·霍斯海军上尉和罗克韦尔海军少尉努力下，救出了十一个人。霍斯被烟熏昏过去两次，但每次醒过来后又去指挥。”

　　 威廉森说，舰员们用拉飞机的拖车把受伤和烧伤的人送到机库甲板后头。在这期间下面又震了两下。

　　 经机电人员分析，证明威廉森的看法是对的，是汽油蒸汽爆炸。经过调查弄清，一百个辛烷汽油舱在鱼雷爆炸时受到破坏，流出的极易挥发的汽油蒸汽着火，造成了第一次爆炸。

　　 第一次猛烈爆炸把坚固的钢制水密门从折叶上冲落，结实的钢制舱口盖也从螺栓上被扭掉，这样，水线以下几层甲板全被打通了。尤其，从中央损管部位以及前面的下级军官会议室、军士会议室一直到舰首中心医院大约一百米甲板上每个舱室的钢门，都被爆炸气浪冲毁了。

　　 气浪把这些压力舱一冲开，气流通过破口自由流通，使大火在整个下层甲板越烧越旺，被气浪冲毁的水密门和舱口盖再也无法阻止火势蔓延了。

　　 给甲板上的水龙带提供水源的防消总管道被炸毁，大火也无法用水扑灭。分散在全舰各处的小型辅助电动灭火泵是可以用来灭火的，但由于水源被切断，毫无用场。

　　 随后，没等从舰上未受到破坏的地方把水龙带接过来，大火就把供电线路烧坏了，使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最需要的照明和电源。远处的辅助电动灭火泵不停地开着，但拉过来的水龙带的水量很小，供不应求。所有的化学灭火器全都用上了，也无济于事，因为损管人员刚刚扑灭一处大火，一次新的爆炸又把火场扩大了。

　　 这时，机电人员发现，大火主要来自无法浇水的一些大型油舱。爆炸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这表明油舱遭到进一步破坏，燃油和汽油向外流得更快了。这些油蒸发到灼热的空气中，或是直接助燃，或是形成汽阱，很快引起爆炸，不断加剧损害的程度。

　　 波及到医院的第一次冲击波把怀特医生从门里冲到过道甲板上，他一支脚折断了踝骨，肩膀受了重伤。这位医生挣扎着站了起来，在后来的三个小时里他不但拒绝让别人照料他的伤痛，而且继续指挥了医院的工作。

　　 第一次内部爆炸后不久，浓烟通过被摧毁的舱室涌进了医院。所有伤员都转移到飞行甲板下面第一层甲板上军舰中部的舰长住舱，在这里建立了临时病房。两小时后，由于火势继续在“列克星敦号”内部蔓延，他们又从那里被赶了出来，撤到前部飞行甲板，最后从这里登上了一艘在一旁待机的驱逐舰。

　　 舰内发生的爆炸把电话交换台摧毁，全舰的通信联络遭到破坏，这样，军舰的航行开始受到干扰。从舰桥通往机舱和另外一两个部门的话筒没有受到破坏，但是同其他部门只好通过传令兵保持联系。

　　 又出现了第二个干扰。一小时后(大约13点50分)，主电缆被烧毁，由舰桥控制的电动舵失灵了。

　　 “列克星敦号”航行时通常是不必使用舵轮和舵链的。舰桥上有一个不大的操纵杆(跟无轨电车司机用的驾驶盘不一样)联接着位于舰尾最下面的机舱里的两个电动机。舰桥这里一动操纵杆，就起动了其中一个电动机操纵着一个很大的液压筒推动军舰上的大舵。

　　 现在主电缆已被烧毁，控制军舰运动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辅助舵机或是安装在液压筒附近的舵轮了。

　　 只要舰桥上通往驾驶室舵轮的辅助话筒能够使用，谢尔曼舰长认为“列克星敦号”还是操纵自如的。但是这个话筒很快也被大火烧坏，舰桥和舵轮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

　　 舰长做出的临时性决定是，从舰桥到舵轮之间用人建立一条活的线路，隔着四层甲板，有一百五十米长。军官们指挥大家用口头尽快地传递舵令，但是从舵令的下达到执行，这中间的延迟是无法避免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弗兰克·弗莱彻海军少将知道我们遇到了麻烦，他命令舰队放慢了速度。“列克星敦号”最初还能保持编队队形，但不久舰首开始左右摆头，而且越来越厉害，最后对周围的其他舰只造成了威胁。

　　 “编队离开‘列克星敦号’，由它自己动吧。”弗莱彻海军少将向舰队下达了命令。因为我们逐渐失去了对军舰的控制，他指示其他舰只离开了我们。

　　 通往舵的电线的修理工作正在进行，一位电工自告奋勇，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工作。这些主电缆是从三脚桅的一根桅柱中穿过的。桅柱是根空心钢管，直径有零点六米。这位电工让别人用一根绳子把他从上面放到电缆断的地方，看看是否能把电缆修好。

　　 很快备好了一根绳子，又在他身上接了一个电话，随后他就消失在这根漆黑的钢管里。人们迅速为他往下松绳子。我想说的是，他成功地割开了电线，但是当他下到管子外面的时候，周围全是火，烤得受不了。他对着电话憋出了一两个字，刚刚被拽上来就昏过去了。

　　 失去了主电缆，不但谢尔曼舰长无法控制操舵，舰内几千只照明用灯袍的电源也被切断了。全舰一片漆黑，照明一直未能恢复。

　　 当然，舰员闭着眼睛也知道走廊和过道在哪里，但是现在那里全是碎片和浓烟。由蓄电池供电的应急照明灯打开了，但是这种带有高倍聚光镜的牛眼电灯在浓烟雾气中也透不过一米远。在下面甲板奋战的舰员都戴着防烟面具，但仍有人熏倒。

　　 14点30分，又发生一次极为猛烈的爆炸，整个舰突然颤动了一下。后来我发现，在我的笔记本里记大事记的地方，我当时写下了“末日”两个字。

　　 这次爆炸毁掉了锅炉舱和机舱的通风系统。通常，电风扇使空气流通，温度保持在人能忍受的水平，在摄氏三十八度到四十度之间。眼下电风扇被炸烂了，通风设备停止了工作，主锅炉里的油在燃烧，主机继续转动，气温一下子升到摄氏六十三度到七十度。

　　 一位锅炉兵后来告诉我：“我们感到爆炸是在舰尾前面不远的地方发生的，比舰中部厉害。风扇停转之后，我们热得头脑都不清醒了，开始眩昏，头疼的很厉害。”

　　 谢尔曼舰长问了问航海长“从这里到最近的陆地的距离和到澳大利亚最近的海角的距离。”几分钟之后，传来了命令，要标一条到澳大利亚海岸某个海角的航线，所罗门斯操舵长正在做航路绘算，这时，显然锅炉舱里不能再呆人了。

　　 16点，终于下达了锅炉熄火和放弃机舱的命令。

　　 命令传给了当时负责在舱下观察的迈克·科芬海军少校。他亲自察看了锅炉舱和机舱的每一个角落，看看是不是所有的机舱人员都听到了命令。他命令他们把火熄灭(对“列克星敦号”来说是关闭供油管)，打开安全阀，把锅炉里的蒸汽放掉。当十六台主锅炉的蒸汽从烟囱排掉时，上面的排汽声音大得吓人。

　　 飞行甲板上的所有人都很理解这个声音。舰尾四个巨大的青铜螺旋桨停止了转动，这艘大舰逐渐停了下来。

　　 机舱通往甲板的所有正常出口都被大火切断了，火势已经向后蔓延到机库甲板，实际上正在机舱上面燃烧。为了保证下面的每个舰员都出来，容克斯和科芬海军少校一直坚持到最后，指挥舰员们从迷宫似的狭窄过道和应急扶梯最后上了后甲板。

　　 灭火人员在塞利格曼海军中校领导下继续顽强地同大火搏斗(波普·希利牺牲后由他负责这项工作)。我在舰上好几个地方都碰到了塞利格曼海军中校和他的灭火队和救护队。每次爆炸都有一些伤亡，其他的人肺里也都充满了烟或是眼睛熏得看不见东西。当伤员或眼睛看不见的人被抬到飞行甲板上治疗时，其他人又冲上去，戴上伤员的防烟面具，下去前赴后继地干起来。

　　 灭火和参加救护，从来没有招呼过人，也没有必要，上面总有人等着拿到一顶防烟面具，好下去战斗。

　　 这时，下面几层甲板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地方成了火海。火场附近的舱壁烧得通红，厚厚的油漆层开始剥落(十七年来反复涂漆，漆层有两厘米厚)，一片片燃烧的油漆成了传播大火的火种，穿过旁边的舱壁使别的地方也着火了。

　　 大火吞没了机械车间，那里还存放着二十颗一千磅炸弹，这些炸弹是准备那天下午装到轰炸机上去攻击敌人的。那里还有四十八条鱼雷，里面装有成吨的只有海军才知道如何制造的高爆炸药。这个舱室位于机库甲板，离火场很近。

　　 正当塞利格曼从一个人孔向外钻时，又发生了一次猛烈爆炸，他象风道里的羽毛一样被吹了回来。塞利格曼以及其他一些人这天下午几次死里逃生。一位目击者这样说：

　　 “副舰长好几次象香槟酒瓶塞子一样，从他走过的水密门和人孔里被气浪冲出来。”

　　 烧伤人数无法估计，但从医疗记录上看，至少有半数是烧伤和炸伤的。大部分伤员不是被烧伤就是被气浪冲到舱壁上，连烧带撞，受了伤。

　　 16点30分，谢尔曼舰长派传令兵告诉塞利格曼，让下面所有人员都上来。

　　 为了保证在各个舱室奋战的每一个人都接到这一命令，人们在烟熏火燎的过道里四处搜寻。军舰在正常情况下用扩音器传达这个命令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现在没有电，只好用人一个门一个门，一层甲板一层甲板地去摸。

　　 一些传令兵下到火场周围和下面的甲板去传达这个命令，因为底舱观察水位和泵站的人也要通知。

　　 当塞利格曼海军中校问谁知道通往被火隔开的一个舱室的路时，出现了许多动人的场面。一个有色人种勤务兵走上前去，说他要去。

　　 “你肯定知道路吗？”塞利格曼问。“很可能你永远回不来了，你意识到吗？”

　　 “我明白。”勤务兵回答。

　　 中校说：“好吧。非常感谢你自告奋勇。去吧，祝你走运。我就在这儿，回来后向我报告。”他摸到了路，找着那些人之后安全回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件事使我个人大失所望。我穿过浓烟，摸到了塞利格曼海军中校的住舱，去取录音带。我们一共录了十几盘。头一盘是中队长们讲的攻击“龙鹤号”的事，很精彩。还有几盘是我在“列克星敦号”遭到攻击时录制的，除了录上了日本炸弹和鱼雷的爆炸声，飞机引擎声和我们自己的炮声外，在攻击结束后我还加了十五分钟的解释。

　　 我把录音带倒回来听了听，效果很好。我知道这些录音对海军是有用的，还想自己留一盘呢。有好几次我下去取，但都在半路上被别的事耽误了，下达全体舰员到飞行甲板集合的命令后，我才又想起这件事。这次，我穿过浓烟回到住舱，但太晚了。大火和爆炸把副舰长的住舱完全毁掉了，录音机全碎了，所有东西都毁了。

　　 我赶紧到海图室把最后一刻的情况记下来，完成我的笔记。桌上放着一个带小皮套的天文钟，我想这可能是达德利海军少校的东西，就随手递给他，但是他说：“这东西已经好几年不走了。”

　　 我从计程仪上看到了“列克星敦号”自参战以来所走过的距离的数字。它跟汽车上的里程表不同的是，还能显示军舰前进的速度。“列克星敦号”的咖啡壶放在桌子上，我真后悔没有把它带走，作为纪念品送给舰长。

　　 测出经纬度以后，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列克星敦号”将要沉下去的这里珊瑚海的深度了。我一眼看到了放在海图室里的无线电测深仪，我问操舵长能否用它测出这个最后的数据，他伤心地摇了摇头，说：“不能用了，没电。”

　　 在无线电室，由于电台关掉后几个小时没事干，一位守机员正忙着打扫架子上和交换台上的灰尘。

　　 一艘驱逐舰靠上来接收伤员，并且帮助灭火。水龙带接过来以后发现水量很小。这时，传来了全体舰员到飞行甲板集合的命令。

　　 大约17点，我站在舰桥上，只见菲奇海军少将在指挥台上探着身子对谢尔曼海军上校说：“哎，特德，最好是让舰员离舰。”

　　 这是弃舰命令，丝毫不带戏剧性，只不过是两位老水手之间讲的一句话。将军和上校都看到，再也没有办法拯救“列克星敦号”了。几分钟前，塞利格曼海军中校已经分别向他俩报告，一次毁灭性的爆炸迫在眉睫。炸药的温度早已大大超过了理论爆炸点，随时都可能爆炸。一位飞行军官知道这个情况后很伤心，他很想看看鱼雷究竟热到什么程度，于是溜进了机库甲板。他避开火头来到存放鱼雷的地方，把手往光滑的雷头上一放就惊叫着缩了回来，滚烫的金属雷壳把他的手掌烫起了泡。

　　 执行弃舰的命令是塞利格曼的任务。他立即让几十个干不同工作的人忙了起来。有的搬出沉重的绳子，一头固定在飞行甲板的栏杆上，一头放到海里，其他人放下了救生筏。这种筏子是椭圆形的，长三点三米，宽二点七米，四周有一圈软木，里面是绑着绳子的木格子底，上满人之后筏底要沉到水里一米多，筏子上的人就站在齐腰深的水里。

　　 有的人为某些舱室第一批撤走的人登记，分发备用的木棉救生衣，为舰员离舰做最初的准备工作。弃舰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这时，弗莱彻海军少将在他的旗舰“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得知放弃“列克星敦号”的决定，他在回答时问谢尔曼海军上校需要什么援助，上校打信号答复后，派来了三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准备接走“列克星敦号”的舰员。

　　 舰队的其他舰只继续向远方驶去。“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必须始终保持着空中巡逻，这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因为保卫我们的只有这样一道空中防线了。我们的一些飞行员也参加了巡逻。在几小时前，谢尔曼舰长根据通常的预见就命令“列克星敦号”的飞机到“约克城号”降落，“约克城号”尽其可能接收了这些飞机。这样，“列克星敦号”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飞机得到拯救，参加了以后的战斗。那些飞机都是没有在战斗中受伤的飞机，成了对“约克城号”的物质增援，大大超过了它本身损失的飞机数目。

　　 从两舷放下的大约十七八米长的绳子刚一系好，舰员们就捋着绳子滑到水里，爬到筏子上。这时大约是17点15分。一艘驱逐舰靠在右舷，接走了顺绳子滑到该舰甲板上的四、五百人。马丁海军少尉，跑到充满浓烟的舰长住舱，从床底下把直打哆嗦的韦格斯救走。马丁少尉把这只小狗(它无疑是航空母舰上最佳游泳能手)揣在救生衣里，让舰长的陆战队勤务兵斯威夫特把它放到驱逐舰上。

　　 当这艘驱逐舰载着“列克星敦号”的伤员和几百名舰员驶离我们时，舰上自发地喊了起来，最后汇成了对谢尔曼舰长表示致意的三次强烈的欢呼。在此沉闷的时刻，这确实使人精神大振。欢呼的舰员们都是这位舰长领着参加战斗的。他们知道他是个行家，因此到最后还向他欢呼致意。

　　 大部分舰员从左舷舰尾下到水里。军舰顺风而去，留下了一排有一千米长的游泳的人流和满载的筏子。除了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外，所有其他军舰都在右舷，跟着这排人流，尽快把他们从水里捞上来。

　　 即使这样迅速地干，把舰员从水里捞到舰上也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每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只有一条摩托艇。战时海军舰只出海时都把小艇撤掉，“列克星敦号”上的小艇也撤掉了。弃舰工作一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样，我们能够留在后面看着别人离开，并有足够的时间最后到处看看，把发生的事情记下来。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有的人走到飞行甲板边上，往下边看了看，耸了耸肩，又走回来，说：“下面人太多不行，我得等一会儿，到人少了再说。”

　　 我到高炮甲板转了转。落了一颗重磅炸弹的前左炮位惨不忍睹，但是使我吃惊的是，幸存下来的炮手们还在那里操纵着那门大难不死的高炮。舰中部左舷有一个用绞链伸出舷外的炮座，上面是一座四联装20毫米炮。尽管其他炮位仍然伸出舷外，但我发现这个炮位被重重地推进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当那里十二名炮手正在操炮的时候，一颗炸弹贴着这个平台掠了过去，落在下面的海里，气浪一下子把沉重的炮座推进去了，炮手们被甩到甲板上。他们一纵身站起来，把可以拆下的炮身和炮弹挪个地方，又投入战斗(炮座变形，无法再伸出舷外了)。

　　 在五英寸炮位上，炮手们仍在坚守岗位，防备日本人傍晚可能攻击。在这里我听到，敌机的扫射和炸弹破片给他们造成了伤亡。他们告诉我，一位炮手正忙着从扬弹机往自动引信装定机里装五英寸炮弹，这时一波鱼雷机用机枪扫射，飞了过去。这位炮手不停地干着，又连续从扬弹机搬起两发炮弹往装定机里放，突然一头栽倒牺牲了。他几分钟前就中弹了，可是直到他倒下始终坚守自己的岗位。

　　 第二艘驱逐舰在右舷接走了更多的伤员。我发现炮手们正忙着往下卸20毫米炮炮管和弹夹(这些炮管在打红了之后是可以更换的)。他们知道，这艘驱逐舰也有这种型号的小口径炮，所以把炮管卸下来，使它不至于同军舰一起沉掉，造成浪费。

　　 大火已经烧到存放五英寸炮弹的地方，为了防止它们在舰上爆炸，炮手正在把炮弹抛到海里。

　　 我回到飞行甲板上，正好碰上汉密尔顿海军少校。他身边围着一群他的中队的飞行员、机械员、炮手和飞行勤务人员。他正在跟他们谈论战争的命运，就象课堂上讲课一样，然而他们脚下的甲板已经受到烈火的侵袭了。一个机械员走来报告说，他刚为少校的飞机装了一台新的手摇泵。汉密尔顿诙谐地说：“使你花了不少时间。”

　　 那个人答道：“是这样。我从库存里挑了一个新的，费了半天劲才装好。下面的火大得吓人。”

　　 汉密尔顿笑了笑，又继续讲。他对就便坐着或站在身边的人们说：“我们中队参加过多次战斗，至今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而我们却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这要归功于我们的维护保养人员，因为在对敌作战中从未发生过任何机械故障。我们团结一心，遭到攻击时互相掩护，所以才取得了胜利。”

　　 我们三三两两地呆在机翼下面，大部分机翼上都有今天战斗中留下的累累弹痕。有人对我们喊道：“谁想吃冰激凌，这儿有的是。”这是几个活泼的小伙子想起舰上的小吃部的冰激凌很快就要到大卫·琼斯的宫殿去了，因此他们跑下去提了几大桶上来，还拿了纸杯和木勺。

　　 冰激凌很受欢迎，因为自凌晨1点以来饮用水保温桶(饮水喷泉)就干了。烈日当空，站在滚烫的飞行甲板上，冰激凌真是清凉可口。尤其是，早饭后我们还没有真正吃顿饭。午饭时，大家都在战位上，厨师做了三明治和咖啡配上苹果，大家传着吃，现在大部分人都饿了。

　　 我同汉密尔顿呆了好一会儿，边吃冰激凌边听他同飞行员们开他那架飞机的玩笑。这架飞机曾出现一个怪毛病，控制一门前炮的射击协调器不好用了，结果汉密尔顿把螺旋桨打穿了不少洞。

　　 维修人员尽力进行了修理，因为每次都要毁掉一个新螺旋桨，而螺旋桨又不能象蘑菇那样长出来。最后，他们更换了协调器，检查了电气系统，5月7日晚上甚至更换了引擎。

　　 5月8日上午，这架飞机是由罗伯特·B·巴肯海军上尉驾驶的。在飞机升空之前，地勤组长提醒这位飞行员，舰上最后一副这种型号的螺旋桨已经装在这架飞机上了。几小时之后，他回到了“列克星敦号”上，引擎一停，地勤人员大失所望，螺旋桨上又有洞了。巴肯说，他拦截了一架日本鱼雷机，瞄准之后才想到火炮的毛病。他犹豫一下，但还是按了射击按钮。射击时又出现了往常那样的震动。这回他没在乎。日本飞机被击中起火，掉了下去。他估计，这架日本飞机是被炮弹和一部分螺旋桨碎片击落的。

　　 有的飞行员把自己的黄色小橡皮艇拿出来给了顺着绳子往海里滑的机械员。这种小艇载一个人绰绰有余，坐上几个人也湿不着脚。拉姆齐中队的一位地勤组长进到一只小橡皮艇里开始划。他腰上挂着一支信号枪，帽子潇洒地斜扣在头上。拉姆齐朝他吹了声口哨，他划了回来问道：“什么事，中队长？”

　　 拉姆齐说：“没事。我只是想说，你这副样子很神气，到澳大利亚只有四百海里。”

　　 达克沃思海军少校走过来，对我说：“我说，你现在已经给报纸写好了报道吧？”

　　 我回答说：“写好了。可你还没为我出过力呢”。

　　 “有一桩事你可以报道。我们在最后一小时里操纵‘列克星敦号’象哥伦布操纵‘圣玛利亚号’一样，操舵、通信、电罗经和自动舵全部失灵，又回到了使用磁罗经、人工舵和口头传达口令的时代。”他这样说着，笑了。

　　 容克斯海军少校告诉我们，是一个新兵报告最早命中的那一条鱼雷的。这个小伙子给损管勤务部门打电话，说一条鱼雷在他的舱室水线位置上炸开一个大洞，洞的绝大部分在水线以上。

　　 “你怎么不把它堵上。”一个好动感情的军士长说。

　　 小伙子回答说：“洞太大了，我堵不了。从洞里能看到一艘巡洋舰。”

　　 “那就把水密门关上，别去管它就是了。”军士长告诫他说。

　　 飞行甲板上只剩下不多人了。正在离开的是盖勒海军上尉。他从十几米高的飞行甲板滑到海里，游出去有一百米。后来我见他又转身游了回来，不一会儿就顺着一根绳子爬了上来。

　　 “你怎么回来了？”一个飞行员问道。

　　 “噢，我在那儿有点儿孤单，那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你们什么时候来？”他回答。

　　 没有人急着离舰。后来点名知道，舰上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员都得救了。听了汇报后，谢尔曼舰长发现只失踪了百分之八的人员。这些人肯定是死于空战、轰炸和鱼雷攻击，也有灭火和舰内爆炸时牺牲的。舰长确信，发布弃舰命令时活着的人全部得救了。

　　 我和舰上的飞行军官爱德华·艾尔德雷奇海军少校最后绕飞行甲板走了一圈，碰上了显得有些担心的布雷特海军少校。

　　 那天早些时候，当他攻击日本人返航降落时，我就责备过他不刮脸。现在他的胡子更长了，我说：

　　 “怎么还没刮脸？”

　　 他答道：“噢，我没有东西刮。那颗炸弹把我的住舱全炸毁了。更糟糕的是，那天夜里我给你看的那份手稿也给烧了。两年的努力白费了。”

　　 吉米说，据他所知，他手下的人全离舰了，他也准备离开。我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此我和艾尔德雷奇在右舷后边找了个地方，一直等到停在那边的一艘巡洋舰派一只摩托艇来。

　　 我离开的准备工作包括把所有的笔记都放到衬衣上部口袋里，但愿不会把它弄湿。然后挑了一根头上有个大结的绳子，一下一下小心地往下滑。艾尔德雷奇有点大意，没有握紧绳子，刷地一下滑到水里，手掌火辣辣的，一只腿也蹭破了。

　　 我爬上了一个筏子，后来又上了一条摩托艇。这条摩托艇还把几个装满人的救生筏拖到那艘巡洋舰，所有的人都上了舰。我留在摩托艇上，同舵手一起又去捞别人。

　　 这次我们开到“列克星敦号”的左舷，那里有些人在水里已经游了好长时间了。那些在筏子上的人，只要我们开到他们身边就安全了，但是其中有的人差不多也精疲力尽了，要是不尽快把他们弄到舰上，也会遇到麻烦。

　　 我们呼呼地开过了“列克星敦号”舰尾，没有去拖筏子。那个舵手操纵引擎和舵，我把游泳的人拽到艇上。拉上来的第一个人是军舰的气象官乔治·拉林海军上尉。他只穿一件衬衣，是个游泳能手。他夫妇俩都是我的好友，我向他打招呼：“回家可不是这样的，乔治？”

　　 “这可是最容易想家的时候。”他说。

　　 我们不断从水里把舰员捞起，当驶到第二侦察机中队的H·B·尚克海军少尉身边时，已经捞起差不多六十人了。他正侧着身子游泳，一只手举着一个水瓶(后来我们发现瓶子是空的)和一听五十支香烟。

　　 “快接住，约翰斯顿先生。”他举着手说。

　　 我接过后插手把它们扔给身后已经救起的人们，许多人躺在船板上想把肺里的海水咳出来。一转脸的功夫，尚克已经上了艇。他找到了香烟，嘴上叼着一支，拍着我的背说：

　　 “有火柴吗？”他问。那时我没有。“谁有火柴？”

　　 我们回到那艘巡洋舰时又路过了“列克星敦号”的舰尾，这时它又发生了一次猛烈爆炸，把军舰中部的飞行甲板炸飞了，窜出了大火。几乎是同时，火光一闪，一千磅炸弹爆炸了，军舰剧烈地震动起来，黑色的滚滚浓烟直冲云霄。甲板和两舷钢板的碎片象雨点一样撒落在方圆几百米的海面上，威胁着所有在水里和小艇上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塞利格曼海军中校和谢尔曼海军上校当时正顺着绳子从“列克星敦号”往下滑，结果被舰上的爆炸震得松开了手，俩人都掉到海里。

　　 刚过了几分钟，飞行甲板的后头又被炸飞了。鱼雷的雷头一炸就把飞机冲进了海里。这时，谢尔曼海军上校和塞利格曼海军中校正往一条摩托艇游去，然后转移到一艘巡洋舰上(那里已经挤满了八百多名“列克星敦号”的幸存者)。他俩是最后离开“列克星敦号”的，并且刚刚进行完最后一次检查，看看是否全体人员都已经离舰了。

　　 塞利格曼后来向我讲了这件事：

　　 “我们朝舰尾走过去，我催促舰长快点行动，因为我知道那些炸弹早就该爆炸了。他好象在想什么，突然停下来，让我等一下，就朝上层建筑跑去。我看到，他跑进作战住舱，过一会儿出来的时候，他头上端端正正地戴一顶一号帽子，就是那顶最新最重的镶着金边的帽子。

　　 “我们一面往边上走，他一面笑着说‘我听说战争结束后不会有金边了。我不想用那顶黄棉布帽代替它。我想，还是把最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塞利格曼说，当他俩来到舰尾时，舰长命令他先滑下去。他找了根绳子往下滑，但是谢尔曼海军上校站在上面，若有所思地回头凝视着浓烟滚滚的军舰。

　　 “快点，舰长。别等了。”塞利格曼催他说。谢尔曼海军上校朝下看了看他，慢吞吞地说：“我在想……我离开了军舰，要是大火灭了，那我不显得太愚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