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在土人当中·第七

作者：斯坦利·约翰斯顿·美国

出自————《“列克星敦号”与珊瑚海海战》

出自————《战争通史》

　　 我们海军的大小舰队一直在海上巡逻，执行日常的和特殊的任务，但是外界对此了解甚少。当布朗海军中将的两支航空母舰部队在莱城和萨拉莫阿痛击日本军舰时，一些美国驱逐舰和巡洋舰正在所罗门群岛以南游弋，担任海上阻击任务。

　　 这回，这些巡洋舰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踪迹，但他们一些侦察机上的飞行员却开始了一段史无前例的探险生活。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危险，有的人碰到了不少心地善良、很有教养的土人，一伙飞行员在无人知晓的罗塞尔岛呆了十八天，成了一个古老的土人首领“穆友”的后代的宾客。

　　 3月10日下午，两名飞行员在一个隐蔽的小海湾里降落。另外一些人是13日上午降落在岛上的。九天后，这两伙人才知道彼此的遭遇。土人为他们传了口信，后来又为他们传递信件，此后又过了好几天他们终于见面。

　　 事实上，这支进行巡逻的巡洋舰小舰队损失的飞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比布朗海军中将的两艘大型航空母舰攻击莱城和萨拉莫阿时损失的飞机要多。参加袭击新几内亚那两个港口的一百零八架飞机只有一架侦察轰炸机未能安全返回“列克星敦号”和它的姊妹舰。可是，连日本人踪影都没有见到的这些巡洋舰却在两天内损失子五架水上侦察机。

　　 由于种种原因，这五架飞机执行侦察任务后都没能同巡洋舰会合。这种情况在海上是家常便饭，因为海上飞行是靠推算，看仪表和罗盘，况且侦察机一出动就多达五个小时，而且要保持无线电静默，以免敌人的耳朵听到巡洋舰，从而测定出它们的位置。

　　 这种随巡洋舰活动的小型侦察机有一个大的中心浮筒，两个翼尖也有浮筒，他们既小又粗糙，是用来在水急浪高的海面上降落和弹射起飞的，一般是从巡洋舰的弹射器上用火炮装药弹射出去，使它在三十米长的滑跑中速度从零一下升到每小时九十海里。

　　 巡洋舰上使用的这些飞机都是老掉牙的敞式座舱双翼机，前面是驾驶员，后座是无线电兵兼炮手，飞机引擎是四百五十马力的气冷星式小型引擎，加满油进行长时间巡航时，速度还不如战斗机，通常每小时大约飞一百三十海里。这种飞机有时也带小型炸弹，但主要任务是观察和给军舰提供观测报告。

　　 这些飞机的飞行员的确是“海军的眼睛”，他们使舰长和高级军官们的观察范围达到方圆数百海里。近几年来，这种侦察机已经成为所有能携带它们的舰只的一支有生力量，有的甚至配置在驱逐舰上。在舰对舰的海战中，它们像陆基观察机一样为舰上的炮手指示目标位置。

　　 我所听到的最精彩最详尽的故事大概要属威廉·I·麦高温海军少尉讲的那个了。他是个细高的年轻人，头发总是梳得很整齐，人也机灵。他像一位说书人一样引人入胜地讲了他的故事，讲得很贴切，有很强的幽默感。麦高温和他的无线电兵米勒以及另外四架海鸥式飞机(巡洋舰上携带的小型巡逻机)的飞行员在过去邪恶可畏的罗塞尔岛上度过了一些日子，光荣的老“列克星敦号”5月8日在珊瑚海海战中被击沉之后，我同得救的舰员一起返回美国，他这时给我讲了这个故事。麦高温所在的那艘巡洋舰参加了对“列克星敦号”舰员的援救活动。

　　 这位年轻海军少尉的故事是从3月10日开始的。他是这样讲的：

　　 “3月10日上午，我们的巡洋舰将我们弹射出去(这里我不能提到任何一艘巡洋舰的名字，因为这些舰只仍在太平洋服役，大部分可能都参加了后来的中途岛海战)。

　　 “我们遵照指示进行巡逻，但什么也没有发现，到了返回的规定时间就飞往会合点了。使我吃惊的是，压根就没有军舰的影子。我按搜索路线又飞了一圈，仍然一无所获。于是，我又围着会合点飞了一大圈，我想，一定是因为出了什么事把巡洋舰耽搁了，所以我就立即降落了，以免把油烧光。

　　 “我们在海上漂了几小时，从电台里测听母舰可能发出的指令，但什么也没听见。黄昏时，我们决定飞到最近的陆地上去，那正是罗塞尔。我在环绕岛子的外珊瑚礁里降落，对海岸做了一番观察之后开始滑行。米勒站在机翼上，给我指示方向，躲开珊瑚礁，在离海岸大约五十多米的沙滩上我们贴地了。

　　 “由于不知道土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在飞机里等了一阵，手提机枪也做好了准备(所有的海军飞机都配有这种小型机枪，供机组人员紧急降落时使用)，我们贴地大约十分钟后，附近海岸出现了三十来个土人，有的人挥舞着胳膊，打着好象表示友好的手势，说明他们没有带武器。我们也打手势，让他们到飞机这边来两个人。大概有六个人蹚水朝我们走过来。

　　 “这几个土人长得矮小结实，皮肤的颜色从牛奶咖啡色到巧克力棕色不尽相同，几乎每个人的浓密头发上都插着一把经过精刻细雕制成的五齿梳。不少人的耳朵和鼻子上还挂着闪亮的骨制或贝壳装饰品，长长的耳垂下带着各种颜色的装饰物。所有的人都穿着一种类似裙子的衣物，其实就是用一条拖到膝盖的带子把一块布系在腰间。有的人身上还刺了字，经常是用二厘米长的蓝字把名字刺在胸脯上。

　　 “这群人的首领名叫孟吉，他向我们打招呼：‘你们好，飞行员！’。我们听到他讲英语感到很吃惊，但又对他能讲一口标准的皮钦语感到高兴。我们同他聊了三十分钟，了解到这个岛上没有白人，也没有镇子，但不远的地方有一所教会。我们决定到那去，希望找到人，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孟吉不太愿意带我们去，但在收下我们的铅笔，纸和手电筒镜片等礼物后，他同意领我们去了，还让那些人帮我们拿东西。”

　　 这时，我问麦高温是否知道罗塞尔的历史。他说不知道，于是我到舰上的图书馆找了一本我以前看过的杂志，那上面详细记载了这个岛上土人的历史。文章作者在这个岛上住了两年。他指出，在上个世纪，岛上的土人捉住了三百二十七个海上遇难的中国人并把他们杀死吃掉了，仅剩了一个，从此罗塞尔岛声名狼藉。他还列举了许多关于罗塞尔岛上的部落吃人的例子。

　　 吞食中国人的宴会是穆友首领搞的。遇难者乘的是法国船“圣保罗号”，1858年在这个岛子的珊瑚礁触礁沉没。船长和八名船员乘一只小船去新喀里多尼亚求援，但是援兵四个月之后才到。来的是法国军舰“斯蒂克斯号”，舰上的军官们发现只活下来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讲了发生的情况，穆友把他的三百二十六位同胞放到离海岸不远的一个荒凉的珊瑚小岛上。

　　 穆友给中国人提供粮食和淡水，使他们活下去，但是部落每次举行宴会(这是常事)他都要拿一些中国人作主菜，而且很快只剩了一个人。

　　 最后杀害一个白人的事发生在1892年。被害者卢西恩·菲奥利尼是从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充军地逃亡出来的，他从诺乌岛乘一只小筏子到了罗塞尔。当问到这些土人为什么要杀他时，他们的理由是：“他向部落里的女人献殷勤，引起了部落的不和。”

　　 文章是这样描述这个岛的：它是个崎岖多山的火山岛，长二十海里，宽十海里，位于路易西亚德群岛东端，海面波涛汹涌。土人男女老幼共一千二百人。作者写道：岛上鳄鱼、蛇蝎成群，蚊子、白蛉成灾，丛林里到处都是艳丽的兰花和世上罕见的其他奇花异草。

　　 “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看完这篇文章之后麦高温笑了。“幸亏那时我不知道这些。那些土人向我们表示友好，而我对他们还是疑心重重。要是我看过这篇文章的话，我的疑心就会更重了。”

　　 这几个飞行员把飞机系好，把机枪拆下来，并把弹药移到岸上，随后又取出了降落伞、干粮、水壶，机枪和自卫手枪，让土人把这些都扛到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密码和航空地图都销毁了。

　　 接着，麦高温讲了去教会的情况。他和米勒只拿了手枪、烟幕手榴弹和水壶，花了四十小时才走完十公里多一点的路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走的很慢，时刻要留神脚下，免得扭伤脚脖子。树根和岩石很滑，难得站住脚。

　　 “我们在教会里受到本地传教士萨特潘的欢迎。他用皮钦语告诉我们，他和岛上的另外三名传教士是从西北一百海里的米西马来到这里的。他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熟透的香蕉、炸南瓜、煮鸡、煮的薯类和马铃薯。我们美美地饱餐一顿，因为那天早上5点之后我们一直没有吃东西。”

　　 饭后，麦高温问萨特潘有没有地图，我还记得麦高温说话时眼珠滴溜转的那个劲头。他说，看到萨特潘拿出一张美国海军航道测量局出版的南太平洋高空天气图，使他惊讶不已。

　　 麦高温微笑着说：“你猜不着萨特潘是从哪儿弄到这张图的。他是从一个瓶子里得到的。真的，是这样！有一天，他在海滩上发现一个瓶子，里面还有一张英文字条。这是远在几千海里之外的一位美国海道测量人员扔到海里的。萨特潘给这个美国人写了封信，告诉他是在哪儿找到的瓶子，那位海道测量人员又把这张图寄给他，作为谢意。当然，这是给我们的天赐，对我们来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张图更好的了。”

　　 第二天，麦高温和米勒回到飞机上，整个白天一直用发报机想跟盟军部队取得联系，但无结果，收到的尽是悉尼发的新闻和广播节目。他们把飞机作了拆卸，把罗盘、仪表等一切能拆卸的部件都拆下来。那时，他们心里一直盘算着，如果有可能就乘一只土人的小船到新几内亚去。但是，幸亏没这么干。

　　 第二天下午，麦高温同土人一起在教会旁的一条小溪里洗澡(他刚到罗塞尔时还准备同他们交战呢)，跟他们一起商议如何脱离这种困境。这位年轻海军少尉是这样回忆的：“我用英语向孟吉提出一个问题，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今天晚饭能不能让我们杀只鸡？孟吉转身向其他的人简单说了几句就突然停住了口，有二、三十个土人立即聚在一起，嚷嚷起来。有的皱着眉不满地嚷着，有的抡着胳膊，扯着嗓子高喊着什么。这种局面持续了好几分钟。

　　 “突然静了下来。孟吉转过身用英语跟我说：‘好吧！’

　　 “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了我们提出这么个芝麻大的小事究竟说了些什么。”

　　 3月13日，由于想乘船去米西马(据说有两个美国人在那里开一家金矿)，他俩去看一只土人的小木船。路上，遇到一个土人小孩，说有四架大飞机降落在岛的那一边了。

　　 麦高温接着说：“我们想，这一定是造谣，是想从我们手里捞点礼物。但后来又有一个孩子告诉我们完全同样的消息。这回他描述的那些飞机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尤其这个土人说清了涂在机翼上的徽章)我这才肯定那些飞机准是美国巡洋舰上的。于是，我给那些飞机机组人员写了一个便条。”

　　 这四架飞机正是美国巡洋舰上的。机组人员是J·M·布兰特海军上尉，利兰·L·怀尔德海军少尉，约翰·H·格雷夫斯海军少尉和约瑟夫·B·扬海军少尉，还有无线电兵霍恩·卢卡斯，赫尔格德和欧文。3月12日，他们同样没能和军舰会合。这四架飞机在集合点相遇，最后看到巡洋舰没来，只好降落了。

　　 他们在风急浪高的海上漂了一整夜，风速达每小时十八节 [ 译校者注：约合9米/秒。 ] ，布兰特海军上尉是这样描述的：“我们把干粮和救生筏放在身边，因为飞机随时都可能被大浪掀翻或者打碎。我和卢卡斯几乎刚一降落就严重晕海，而且由于日晒和飞行中发动机的烘烤，我俩都口干舌燥。我们每人吃了两片麦乳精片当晚饭，喝了一点水。”

　　 夜里，布兰特的飞机漂过来，靠上了那三架飞机，他们从一个座舱然后又到另一个座舱跟其他飞行员反复讨论了眼下所处的困境，决定第二天早上发报报告他们的去向(这样做是允许的)。他们在海上又等了一天，盼望巡洋舰来找他们，但结果却白白受了更多的折磨。布兰特说：“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打到机翼上，漩涡似的大浪不断冲击着整个机翼，一股股巨大的压力压向翼尖浮筒。大约午夜时分，一个大浪把整个飞机托起来，机尾被接踵而来的另一个浪头压住，结果左升降舵被向下折弯了，靠在水平安全面支柱上。

　　 “第二天(3月13日)天亮的时候，我爬到安全面上，用劲把升降舵弄正了。

　　 “日出后，我看到在我们后面一海里有一架飞机，另外两架在前面大约五海里的地方。我是6点15分起飞的。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虽然只有一个升降舵可以工作，飞机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却操纵很顺手。

　　 “上尉在空中发了报，等了十分钟，没有回答。之后，那三架飞机也起飞了，我们一共四架飞机飞向一百三十海里之外的罗塞尔岛。他们先在这个岛的上空盘旋，看岛上有没有敌人，镇子或是栖身之地，然后降落在一个废弃的椰子种植园附近的小海湾里。

　　 “降落前我们发现椰林里有几个穿着红色围腰的土人，一个别致的村庄里有三四间茅舍和一群牛。”布兰特接着说。

　　 “这个种植园是属于奥斯本先生和他妻子的，他们是一直住在岛上唯一的白人。土人告诉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他俩一月份就走了。他们的家是一座舒适的红顶平房，坐落在种植园里七十五米高的山岗上。

　　 “我们留下四个人看守飞机，其余四人去找干净的水源，这在当时是顶顶重要的。”布兰特说。“我们在刚才提到的那所房子里找到了干净的雨水。当我们回到飞机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土人聚在那里。从他们那儿我们听到，三天前还有一架飞机落在岛子的‘那个角上’了。”

　　 后来，飞行员们发现，土人不懂得距离。他们说一段路只需要走几个钟头，实际上可能要走好几天。

　　 怀尔德的飞机从其他飞机的油箱里加了一些油，飞往二十五海里以外的塔古拉岛察看。怀尔德很快就回来了，他看到一些土人站在一只大“战船”上，吓得够呛。怀尔德从塔古拉返回刚降落在湾口，飞机就没油了，他只好划回岸边。

　　 那天下午，布兰特和另一个飞行员跟向导去找土人所说的飞行员。他们穿密林，蹚激流，在几乎直上直下的山间石路上刚走了一个小时就要累垮了，只好写个字条让土人先送给麦高温和米勒，而他俩开始往回走，返回自己的飞机那里。

　　 黄昏时分，飞行员来到奥斯本的那所房子，按布兰特的说法是“调查粮食情况。”

　　 “显然，奥斯本曾想到，可能会有飞行员困在岛上。他给上人留话说，他可能不回来了，让他们帮助有困难的白人飞行员。我们看到，他有十五到二十头牛，十五只鸭，七到八只鸡和一只火鸡。我们还从土人那里听说，奥斯本有一条二十八吨的船，藏在岛的另一边的一个海湾里，叫‘叶拉吉里号’。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后，就决定在这个岛上取食，把所有飞机上的罐头食品节省下来，留着乘船去库克斯城或汤斯维尔时用。

　　 “到那所房子一看，我们大吃一惊，一个叫泰皮的土人已经在床铺上放好垫子，正在铺床单，显然他是奥斯本的仆人和得力助手。他泡了茶，又烤了一只鸡，虽然硬得跟橡皮似的，但是鸡汤味道很好。房子里还有一小袋砂糖，一包茶叶，两磅面粉，一坛子淀粉(有一夸脱)、三坛子西米和一袋盐。”

　　 其中一个飞行员后来讲到，尽管奥斯本已经走了几个星期，但是土人对他的东西，特别是贮藏的食物一点没动，这使他非常吃惊。土人从来不动这些食物，完全靠自己的东西，打的鱼或家禽生活。显然，传教士和奥斯本向他们灌输了尊重白人财产的思想。

　　 “14日下了一整天热带暴雨。在我们送去的信里提到，请那两位飞行员(麦高温和米勒)到奥斯本家来见我们。他们没来，我们断定他们不是没收到我们的信，就是也听说了‘叶拉吉里号’的事，正在找这条船呢。我们决定派两个人向相反的方向去找，希望能找到麦高温。格里夫斯接替泰皮做饭，用那只鸡身上剩下的东西为我们做了一顿汤元。”布兰特说。

　　 15日早上，怀尔德和布兰特登程，开始了要走五天的艰难路程。星期日那天走了一小段路后，泰皮告诉他们，安息日他不工作。这下把他们难住了，但泰皮给他们找了另外两个人，接着为他们领路。

　　 天黑时，他们还没到达麦高温可能在的那所教会。他们派了一个人送信，让那两个飞行员等他们，最要紧的是等着住在奥斯本种植园那里的八名飞行员上了“叶拉吉里号”之后再开船。天黑后，送信的人收下送给他的一个美元带上手电筒出发了。我们后来听说，他半夜一点左右在北岸的一所教会里找到了麦高温。

　　 “我和怀尔德呆在一个茅草棚里，它盖在离地面两米高的木桩上。”布兰特接着说，“土人给我俩每人一个椰子和煮香蕉。他们当中有两个人坚持要横着睡在门口，保护我们。途中还有一次，夜里蚊子很多，大约两点钟我们醒来，看到一个土人整夜都在生火，让烟飘进草棚，把蚊子赶走，这也使我们很吃惊。”

　　 3月16日他们到达了萨特潘的教会，看到了麦高温遗留下来的几件东西，完全证明他来过这里。萨特潘还告诉布兰特：“麦高温两天前找‘叶拉吉里号’去了，两个钟头之内你们能赶上他。”

　　 布兰特悦，他和怀尔德无法确定这句话是反映麦高温在丛林里走路的速度太慢，还是纯粹对我们的奉承(我们腿上打着绑腿，走路非常慢)。

　　 3月17日他们到了“叶拉吉里号”那里，发现这是一艘极适于航海的小帆船，有两台柴油机，各带动一根轴，甲板上有四桶柴油，每桶五十五加仑。这条船长二十二到二十五米。船长叫诺果，他接待了他们，很冷淡。布兰特在他关于这些事件的正式报告中说，通过同诺果简短的交谈发现下列情况：

　　 1.诺果有大量嚼槟榔的习惯；

　　 2.他要到岸上去找个船工和一些‘开开’(食物)；

　　 3.他是我们遇到的头一个不太友好的土人，显然是怕我们偷他的船。这话倒对，因为我们对他讲了这层心思；

　　 4.我们从船上找到了一张本岛地图，看到我们弄错了方向，走了一大半冤枉路，要是走对的话，根本用不了五天，一天就可以找到船了。

　　 布兰特和怀尔德在船上呆了一天。3月18日，他俩决定，如果需要的话，就把船弄到手，准备驶往澳大利亚。

　　 布兰特说：“刚过中午，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我完全被一种幻觉缠住了，大白天我坐在那里‘梦见’我们得救了。我心里盘算着要是突然看到天上有一架救生机的话，我应该怎么办。于是，我扯下我的圆领汗衫，系在身边的一根棍子上，作为识别标志。然后我又爬到桅杆上，同时，招呼舱里的怀尔德从小隔子里把一个镜子拿出来。

　　 “我沉浸在遐想之中，突然真事发生了，在远处的山头那边出现一架巡逻轰炸机。我完全被这个意外的情况愣住了，接着，我就按照我的那个小计划行事。怀尔德除了拿镜子以外，还拿来了一面澳大利亚国旗。

　　 “镜子可能引起了飞行员的注意(他离我们大约七海里)，他或者发现了这条船。他转向九十度朝我们飞来，在上空七十米高度转弯飞走了。

　　 “我们既惊讶又感到沮丧，因为这位飞行员没有做任何认出我们的表示。我们希望他在岛的那一边把在那里的其他人接走，第二天再来接我们。我们还这样想过：‘要是他看到我们的长胡子和澳大利亚国旗而认为我们只不过是两个不想挨炸弹的老椰子商，那可怎么办！’(后来知道，我们这个想法是对的)”

　　 怀尔德后来讲到这件事时说：“诺果船长再也没有出现，但他派了两个人来帮忙，有一个叫汤姆的一天来三次，给我们做掺有椰子和南瓜的大米饭。

　　 “一连三天我们一直吃这样的饭，外加一点香蕉和桔子，虽然米里虫子很多，但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在这以后的两天里，他们收到了住在奥斯本家里的那些人的信，说一架由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中队长驾驶的卡塔林娜式飞机已经找到了他们，维修人员也来了，他们的飞机经过检修、加油就可以起飞了。一天之后，他俩乘小船、爬山、又乘小船过了一条河，最后乘一条摇桨船才到了奥斯本的种植园。

　　 在布兰特和怀尔德上路的时候，我们的朋友麦高温海军上尉和米勒到了“叶拉吉里号”那儿，他们一眼就看出这是一艘很适于航海的船。随后，他俩一直到了奥斯本那里，受到留在那里的六个人的欢迎。麦高温是这样讲述这次路程的：

　　 “我们爬的山坡几乎都是陡峭的，蹚过鳄鱼出没的沼泽，那里有时水深齐肩，有时泥巴过膝。这样走了几小时，我们才到了岛子南岸的海滩。我们在海滩上走着，看到一架PBY飞机顺着我们走的方向往东飞。尽管我们用维利式信号枪打了信号，但他还是没发现我们(后来知道，这是一架在珊瑚礁间搜寻我们水上飞机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卡塔林娜式飞机)。

　　 “他飞走了，我们感到有点丧气，但并不太厉害，因为这是第一次表明已经派飞机巡逻到这个岛子来了。我们都希望他能看到停在奥斯本种植园那边海滩上的飞机。最后一段路是乘一条摇桨船，沿着海岸大约划了三海里。”

　　 麦高温说，奥斯本的房子跟土人告诉的差不多，铁皮屋顶的坚固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俯瞰一片六十英亩的椰林。他和米勒同那六个人寒暄一阵，大约半小时后，给他俩端上一顿饭，有“烤牛排、加盐的马铃薯，这是我吃的最香的一顿饭了。”(前一天格雷夫斯他们杀了一头奥斯本的牛)。

　　 “第二天上午，大家在奥斯本家附近休息，让泰皮去摘椰子。突然，泰皮在树上喊了起来，说他听到了飞机声，我们什么也没听到，但也不敢象上次那样错过机会，所以赶紧把发烟弹准备好。泰皮坚持说他听到了飞机声，还指了指背后北边那座小山。大约十五分钟后，一架PBY飞机突然从海岸那边以不到四十米高度飞过来。我们点燃了发烟弹，又打了维利式信号枪，进行烟火显示。

　　 “他几乎立即转向朝陆地飞来，从我们头顶飞过去。我们又用闪光信号灯打了信号，不一会儿他就在离我们不远的环礁里降落了。当他在上空盘旋的时候，我和格雷夫斯跑到海滩，发动了一架水上飞机，他刚一降落我们就滑到了那架卡塔林娜式飞机停泊的地方。”

　　 麦高温、扬和那四名无线电兵乘卡塔林娜式水上飞机到图拉吉去了。在那里，决定派维修人员和运汽油来，这样，海鸥式水上飞机就能起飞了。21日，麦高温和扬带着一个六个人的澳大利亚技师小组回来了，还有一名军官，那四名无线电兵留在图拉吉作一点治疗。

　　 在这以后一周时间里进行的工作是检查所有的飞机和引擎、修理布兰特那架飞机的升降舵。澳大利亚人带来了工具，但是几乎没有备件。他们需要铆钉时就把一根铜管切成小条，再把小条制成适合的铆钉。他们的足智多谋还表现在安装两台拆下来的引擎和修理双翼机的机翼上。总的来说，这些澳大利亚人东拼西凑总算完成了所有任务，给飞行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段时间我们过得不错。”布兰特后来跟我说，“吃的菜是用杀的两头牛同土人换来的，每次杀牛我们只吃一小半，其余的都送给他们。

　　 “我们得在两天内把肉吃完，不然肉就坏了，天很热，除了牛肉，我们还吃了六只鸡、六只鸭子和唯一的一只火鸡，还有在礁石里抓的两条大鱼。”

　　 27日，一架肖特·森德兰式四引擎大型水上飞机从莫尔兹比港运来了一部分汽油和许多食品。其余的燃油将从澳大利亚用水上飞机运来，当天，到图拉吉治疗的四名无线电兵乘一架卡塔林娜式飞机回来了，又坐森德兰式水上飞机到莫尔兹比港去了。四名澳大利亚技师占了他们的位置，再加上米勒，他和麦高温在一起。

　　 森德兰式飞机上的军官还给飞行员带来了命令，让他们开着飞机去莫尔兹比港、汤斯维尔、布里斯班，最后到悉尼。听说要去一个大城市，飞行员都非常高兴，简直有点欢喜若狂了。只要再有一点油他们就可以动身飞往四百四十海里之外的莫尔兹比港了。

　　 28日早上，他们正坐在那里吃早饭时，从他们自己的攻击部队来的两架巡洋舰水上飞机在小海湾里降落。他们这个时候来，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他们是来接这些流浪的飞行员回去工作的。就这样我们的遇难飞行员们向要返回基地的澳大利亚人告了别。过了不一会儿，我们自己的飞行员驾着五架飞机返回了自己的舰上，赶在中午吃饭前到达了。

　　 布兰特海军上尉在他的书面报告结尾作了遗憾的说明，表达了飞行员们对这个突然改变的计划的想法。他最后写道：“我们只好丢下无线电兵返回部队，而他们都在澳大利亚痛痛快快地休息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