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境”·第二十三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东北战线出现了近两个月相对平静的局面，朱可夫准备对柏林发起总攻。海因里希趁机修补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防线。他从红军俘虏的口供中了解到：在总攻发起前的几天内，红军将在屈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发动小规模的试探性攻击。四月十二日，红军按预定方案发起小规模进攻。
这时，海因里希开始实施他按照法国人的方法制定的战略：他命令布赛等待三天，然后趁着黑夜把他的第九集团军撤至奥得河对岸的山头，只留一支小部队担任掩护。
在悄悄撤退前几小时，一位不速之客来到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设在普伦茨劳附近的司令部。他就是阿尔贝特·施佩尔。
海因里希对他说：“我很高兴你到这里来。你知道，我的工兵军官接到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
“我就是为此而来，”施佩尔答道。随后，他解释他为什么下达不明确的命令：他想为指挥官们不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提供借口。
海因里希说，他不愿意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摧毁德国的财富。“但不知那些行政区长的态度如何？他们不在我的管辖之内。”
然而，施佩尔希望这位将军施加自己的影响，阻止党的这些官员采取行动。海因里希答应尽力而为，但又说，他本人也可能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得不下令炸毁桥梁，特别是柏林附近的桥梁。他们来到指挥部的候见室，正巧，柏林的司令赫尔穆特·雷曼中将已经等在那里。他是应海因里希的要求来前线研究柏林防御问题的。
雷曼告诉他们，他在首都总共拥有92个缺乏训练的营，都是人民冲锋队。“我有足够的高射炮，两营卫戍部队，以及由职员和厨师拼凑起来的所谓居民防空队。这就是我的全部兵力，噢，还有几辆坦克。”
“俄国人进攻时，你怎么办呢？”施佩尔问。
“我炸断柏林所有桥梁。”
施佩尔皱起眉头：“将军，炸断桥梁，就是切断2百多万人生活所必需的公用设施，你知道吗？”
“那我有什么办法？要么炸桥，要么我掉脑袋。我已用生命担保保卫柏林，并由我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施佩尔说，这些桥上有供水管、煤气管道和电缆。假如这些电线、管道被摧毁，那么医生就无法进行手术，人的生命就会断送。甚至连饮用水都要断绝。
“但是我已宣过誓，我必须执行命令。”雷曼苦恼地说。
“我禁止你炸掉任何一座桥，”海因里希干脆地说：“如果发生紧急情况，你必须同我联系，请求许可。”
“这太好了，将军。但是如果战斗激烈，我必须采取行动时，我怎么办呢？”
“来看看地图，”海因里希提议道。他指着几座没有煤气管道和电缆的桥说：“如果情况严重，你可以炸毁这些桥。只要我仍在指挥，你就不能炸掉其他任何一座桥。”
施佩尔很满意。雷曼也放心了，因为有人替他们承担责任了。
地下避弹室里正举行着一次特别会议。希特勒在会上提出了一项奇特的拯救柏林的战略：德国部队向首都撤退，建立一个牢固的抵抗中心，俄国部队必然会追踪而来。这样，其余德国部队便能摆脱俄国人的压力，并且能从背后进攻布尔什维克。
“俄国人的战线过长，因此，我们能够打赢决定性的柏林战役，”他神秘地说道。这将把俄国人排斥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之外。至于他本人，他将留在城里，激励柏林守卫者的勇气。几名到会者催促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但希特勒不愿讨论这个问题。身为国防军总司令和全国人民的元首，他必须留在首都。
他起草了一份长达八页的声明——这是他最后一份告士兵书——并把它交给了戈培尔。宣传部长阅读这份草稿时想着，这种浮夸的文笔简直使人目瞪口呆，想用绿铅笔改动一下原稿，但他放弃了这个念头，随手将草稿扔进纸篓。随后，他又拾起原稿进行修改。戈培尔没有征求元首对最后修改稿的意见，就将这份文件散发到前线。
东线的士兵们：
我们的死敌——犹大－布尔什维主义——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它妄图战胜德国，消灭我国人民……
在未来的几天和几周中，如果东线的每个士兵都尽到自己的义务，亚洲的最后进攻就会失败……
柏林仍然属于德国，维也纳将返回德国的怀抱，欧洲永远不属于俄国……
此时此刻，全体德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我东线的战士们，并且希望由于你们的顽强和热忱，由于你们的子弹，布尔什维克将被淹死在血泊之中。在命运之神使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罗斯福）丧命的时刻，我们应该看到，这场战争的决定性转折已经到来。
阿道夫·希特勒
哈里曼在离开莫斯科去会见杜鲁门的前一天晚上，拜会了斯大林。在他们的长时间会晤结束时，哈里曼说，德国人宣布红军准备再度向柏林进攻。
“我们即将发起这场攻势，”斯大林承认道。但他试图否认这次进攻的重要性。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不知道这次进攻会取得什么胜利，但我们打击的重点是德累斯顿。我已经告诉过艾森豪威尔将军。”
就在斯大林说这番话的时候，朱可夫正在做进攻柏林的最后准备。他将把他的所有兵力都投入战斗。他在奥得河东岸调集了大量火炮和重迫击炮，准备组织战争史上最大的火炮射击网。奥得河右岸集结了4千辆坦克，其中大部分等待着渡河进入屈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的命令。屈斯特林四周部署了1,750台照明距离为五公里的探照灯，以便为沿大路向柏林挺进的主力照亮通道，并且照花防御者的眼睛。
在朱可夫的野战司令部里，即将召开一次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高级军官会议。军衔最低的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偶然来到这里。他是建筑工业设备部的官员。这个部隶属负责拆除德国及其卫星国经济设施的专门委员会。他的工作是将敌方的水泥厂完整无损地运往苏联，以便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他已从波兰拆迁了许多水泥厂，这些水泥厂年产量可达1百万吨。
尼古拉·布尔加宁将军第一个发言：“战争没有结束！我们打败了希特勒，但没有打败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各地都有，特别是在美国。我们需要开辟第二战线，但资本主义国家拒绝为我们开辟这条战线！这使我们损失了几百万兄弟！”
朱可夫一言不发，其他将军纷纷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一位将军说：“现在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我们挖掉了法西斯主义的根子。现在我们应该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美国”。
泽洛村可能是海因里希防线最重要的地段。村南不远是奥得河左岸。村子中央位于一座小山头上，屈斯特林－柏林公路穿村而过。朱可夫准备在这条公路上发动最猛烈的进攻。红军只要占领这座山头，便可沿着一马平川的大道直达柏林。
防守泽洛的部队的人员和装备最清楚地表明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可悲的状况，他们是戈林的空军第九伞兵师的新兵，只受过两个月的步兵训练。连队的军官都是斗志昂扬的飞行员，但是对地面战斗的战术一窍不通。
格哈德·科德斯年仅十八岁，是一位中学校长的儿子。他是这些守卫者中的典型人物。他的团是匆忙拼凑起来的，占据着山脚左侧的阵地。这个团的士兵们只有手榴弹、冲锋枪、步枪和反坦克火箭筒，以及六门高射炮和几门反坦克炮。
四月十五日晚上，俄国人开始断断续续地炮击他们的阵地。上级命令他们挖掘更深的战壕。他们毫不怀疑，上级将把德国部队的主力撤至山顶，让他们留在前沿佯装主力。凌晨2点，俄国远程大炮和迫击炮突然开火，在120公里宽的战线上连续齐射。在泽洛落下的炮弹最多。科德斯万分恐怖，觉得每寸土地都被炮弹掀翻了。
火炮射击突然停止，与此同时，屈斯特林－柏林公路两侧突然被灯光照得亮如白昼。几百辆坦克轰隆隆地向山头涌来。德军防线前大约一公里处是一块平坦的沼泽地，那里有有一些散兵坑。在黎明前的灰暗夜色中，守卫散兵坑的德军士兵撤向科德斯的阵地。他们边跑边喊：“俄国人来啦！”科德斯把头探出战壕，看到一幅令人恐怖的景象：他举目望去，遍地都是坦克。当第一批坦克的轮廓变得比较清晰的时候，又出现了第二批坦克，一群群步兵紧跟着坦克，跳跃前进。
山顶上数百门伪装起来的德国大炮立即开火，向俄国人倾泻雨点般的炮弹。霎时间，可怖的炮声震耳欲聋。坦克接连中弹起火，坦克乘员被抛出车外。残余的步兵奔跑后退，发出剌耳的尖叫声。空军士兵们向他们开枪射击，红军士兵开始丧失勇气。几辆T－34坦克突破了防线的侧翼，试图翻过山头，冲上柏林公路，但很快被击毁了。黎明时分，遭到重创的进攻者撤退了。
空军的年轻小伙子们损失很小。他们充满信心，甚至感到自豪。“这还不错”，科德斯想。他和他的战友们接到命令：匍匐撤向山头，这时，他们精神大振。他们被派去防守半山腰的树林。他们的正面是视野开阔的山坡，身后是可以藏身的树林。他们觉得这块阵地很安全。但他们不知道，虽然撤到半山腰，他们仍然处于海因里希防线的前沿。此后不久，他们再次成为朱可夫攻击的主要目标。
就在红军再次进行大炮密集射击之前，海因里希把主力往后移动了一下。他不仅因此而挽救了数千人的性命，而且争取了一点时间，因为俄国人如果看到散兵坑和炮弹坑里空无一人，肯定会担心中埋伏，并且犹豫不决，因此不会立即向山头发起很可能取胜的进攻。
当天下午，克莱勃斯打电话给海因里希，祝贺他在泽洛第一天的战斗中取得的战果。可是身材矮小的海因里希将军毫不乐观。他说，俄国人在泽洛四周都遭到了打击，他们肯定会发起更猛烈的进攻。“在傍晚之前，我们不要相互称赞。”他告诫道。
戈林的空军已经成为步兵。战士们蹲在柏林公路沿线的战壕里。部署在泽洛村两边和山坡上的12门88毫米火炮，八门105毫米高射炮和几门四管高射炮朝坡下瞄准，炮口几乎擦着趴在工事里的空军战士的头皮。
将近傍晚时，科德斯看见一辆红军坦克小心翼翼地从公路拐弯处驶出来，向泽洛开来。显然，这辆坦克企图引诱德军开火，暴露德国人的阵地。但是德国人没有任何动静，坦克继续爬坡。科德斯离这辆坦克很近，连身子探出炮塔的坦克车长的严厉表情都看得一清二楚，他突然尖叫了一声，一颗88毫米炮弹炸断了坦克履带。坦克乘员跳出坦克，跑下山坡。山上传下了命令：“不许射击，不要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前沿的士兵越来越烦躁。他们甚至盼着早点打起来，在红色的晚霞中，科德斯看见，从山坳的树林里驶出一队坦克，向山坡爬来。只有一门德国炮开火，这些坦克立即后撤，躲进树林。
战场上出现了两个小时的奇怪的沉寂。科德斯觉得世上一切生命都停止了活动。19点，他突然听到坦克的轰鸣。根据声音判断，至少有40辆坦克。声音越来越响。坦克爬上了公路左侧，靠近他这边的山坡。他在马达的轰鸣声中，又听到从更远处传来的沉闷的隆隆声，好象有20多辆坦克从另一边爬上来。
空军士兵们相互告诫不要射击，他们神经质地看着附近的散兵坑，心中暗想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命令。科德斯听到一名炮手叫喊：“不等这些混蛋开火，我的炮就能击中他们！”
一辆坦克的巨大轮廓出现了，这是科德斯从未见过的最大的坦克。他吓得全身发抖。
“别怕，”一位年纪比他大的士兵跳进他的散兵坑说。“你现在别动，除非坦克压到我们头上。到那时，你就用火箭筒揍它。”
科德斯又发现了一些坦克的轮廓。马达的轰鸣和履带发出的金属声交织在一起，非常可怕。大地都颤抖了起来。他举起火箭筒。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嘶哑的喉音：88毫米炮弹从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在前面的坦克上爆炸了。顿时，火焰四起，金属碎片和弹片雨点般地落进散兵坑。至少六辆坦克中弹起火，可是其余坦克仍然源源不断地涌上来。坦克清楚地暴露在火光之中，面对重炮的毁灭性火力，坦克束手无策。大约800名俄国步兵穿过熊熊战火，呐喊着冲向山头。“他们简直是一群疯子。”科德斯想着。
空军士兵的步枪和冲锋枪一起开了火，数百名俄国人仰面倒地。其余的人继续呐喊冲锋。大部分俄国人中弹倒下，最后，就象在防波堤上撞得粉碎的大浪一样，进攻者败退下去。
科德斯精疲力尽，瘫倒在地上。他终于可以休息了。突然，一辆德国反坦克装甲车从他眼前穿过，越过了公路，开始射击。在耀眼的火光中，科德斯看见公路另一边的20辆坦克。第一辆坦克起火了，笨拙地向后退，而其他坦克仍然缓慢地前进。俄国步兵出现了，他们为坦克指引通向德国重炮阵地的道路。
科德斯和左侧的所有士兵转过身去，向那边射击。一门四管高射炮猛烈扫射，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掠过他们头顶，在俄国步兵中间爆炸。十多名俄国步兵象木棍似地倒下去。第二辆德国反坦克装甲车越过公路，用机枪扫射剩下的步兵。
“天啊，还有四辆！”科德斯的一位战友手指着公路另一边的一群坦克叫道。
“已经被击中了，”从另一个散兵坑里传来的声音说：“它们动弹不了了。”
其中一辆原地不动的坦克的炮口突然喷出一条火舌，就在科德斯身后的那门四管高射炮连同炮手都被炸向半空。
“用火箭筒把这些坦克送上天去！”科德斯身后一个人吼道。
科德斯和另外两个人爬下山坡。现在，这四辆坦克开动起来，朝泽洛冲去。坦克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一个人开火了，只见火光一闪，第一辆坦克的炮塔被击中。火光闪过之后，坦克里发出弹药爆炸的沉闷声音。
科德斯打着了第二辆坦克，另一个人击中了第三辆，这些坦克都燃烧起来。第四辆坦克的车长挥动着双臂，这辆庞大的坦克开始旋转，向坡下退去。科德斯举起冲锋枪一扣扳机，车长应声摔在公路上。坦克轰隆隆地逃跑了。
最后，向科德斯这边冲击的40辆坦克中的15辆坦克接近了山头。坦克同山头上几乎是平射的大炮展开了决斗。整个山头如同喷吐着岩浆的火山口，到处是一片混乱。这时，又出现了红军的坦克，但是炮弹的呼啸爆炸声和马达轰鸣声混杂在一起，人们无法辨别这些坦克驶向何处。
“别管坦克，单打步兵，”有人叫道。科德斯跃出散兵坑，朝着活动的身影开枪射击。一个俄国人跌进他的散兵坑，两眼射出疯狂的光芒，被打掉下巴的脸上淌着血。科德斯把急救包递给他。当这个俄国人看清他是敌人时，就爬出散兵坑，摇摇晃晃地走下山去。
“让他去吧，”年纪稍大的步兵说，“他不会伤害任何人了，他永远也回不去。”
二十三点三十分，战场突然安静下来。既没有枪炮声，也没有坦克履带的转动声。科德斯已经习惯了这种相对的平静，他听到防线外伤员的呻吟和后撤坦克从远处传来的嘈杂声。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但阵地总算守住了。他周围的散兵坑里填满了死人和奄奄一息的伤员。后边的情况也不妙。起码有30％的空军士兵被打死。所有火炮中，仅剩两门88毫米火炮。没有大炮和援兵的补充，科德斯和他的战友们只能在散兵坑里坐等下次进攻。
同一天下午，将近傍晚时，第七装甲兵团在海尔——伸向但泽湾的狭长半岛顶端的一个村庄——登上了停泊在离海岸一点五公里海面上的六艘船。但泽激战的幸存者从这里出发去参加保卫柏林的战斗。
1万多难民争先恐后地抢夺船上剩下的空位子。呆在这个狭长半岛的沙丘上，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它既是空袭的目标，也是地面炮火袭击的对象。傍晚时分，船队中最大的“戈亚号”船已经快满员了。指挥第七兵团登船的军官维尔纳·于特纳看见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婴儿从火车轮渡走过来，登上了“戈亚号”。然后，丈夫转向上了年纪的父母，他不但没有帮助父母登上甲板，反而将他们突然推下火车轮渡。“你们已经不中用了！”他叫道：“你们太老了！”当轮渡驶向沙滩的时候，两位老人看着自己的儿子，神情恍惚。儿子站在“戈亚号”船上，瞪着冷酷无情的眼睛，甚至没有向父母挥手告别。
晚上七点三十分左右，船队由两艘驱逐舰护航，向西北方向驶去。这是一个月光明亮、天气寒冷的夜晚。库尔特·阿多梅特同其余装甲兵一样，由于摆脱了俄国人，激动得无法入睡，他在甲板上溜达着。士兵和难民挤在通道上、舱房和船舱里，他估计船上至少有74人 [ cdhyy注：原文如此，似乎应为7000人 ] 。他登上上层甲板，仔细观察着夜色。23点，他听到码头上传来的炮声。他在黑暗中仔细搜索，发现了目标——一艘船。他无法辨认这是什么船，但他深信，这艘船很可能已经向俄国潜艇报告了船队的位置。可是，他疲惫不堪，无心为此担忧，倒在一堆箱子上睡着了。半夜，一声巨响把他惊醒，紧接着又是一声爆炸的声音。船上灯火全熄，他在黑暗中听到了几声命令。短时间的沉静之后，接着就响起了咕噜咕噜的声音。海水通过鱼雷炸开的两个大窟窿涌进船舱。
于特纳正在巡逻，忽然听到两声爆炸。他看看手表，时针指在二十三点五十六分。船身迅速向右舷倾斜。扩音器里传来喊叫声：“逃命吧！我们中了两枚鱼雷！”
难民们向梯子挤去，紧紧抓住前面的人。船上载着7,000人，但总共只有1,500件救生衣。水手们拼命挣扎，企图放下救生艇。可是，在船沉没前，他们来不及把任何一只救生艇放到海面上。“戈亚号”继续倾斜，弹药箱、货箱和背包滑下甲板，落入大海。人们死死地抱住拦杆不放。船上混乱不堪，一片绝望的呼喊声。于特纳看见一些士兵开枪自杀。他沿着梯子登上上甲板，看到几百人跳进大海。他差一点要同他们一起跳海，但转念一想，别人会掉在他头上。于是，他继续爬梯子。刚攀到一半，一个浪头打来，他被卷到身后的小伙子身上，俩人一块掉进大海。他正落在一个救生筏旁边，于是就爬上了筏子。
阿多梅特感到“戈亚号”在抖动。突然，这艘船仿佛被劈为两半，阿多梅特落进海里。海水冰冷刺骨。母亲们疯狂地呼喊自己的孩子。一只救生艇上黄色亮光一闪，他看见了在海水中挣扎嘶叫的人。这真是一幅地狱的景象。救生筏上的人推打企图上筏的人，甚至向他们开枪。然而，阿多梅特终于登上了一只大救生筏。
一股巨大的火焰窜出翻滚的海面，大概是沉船上的锅炉爆炸了。趁着短促的火光，于特纳看见人们拼命摇着双手，呼叫救命。他救起了五个人之后，发现筏里的水已经浸过脚面。在海水中挣扎的人咒骂希特勒和德国领导人，甚至大骂上帝和圣人。母亲看着孩子被海水吞没，发出痛苦的惨叫。于特纳再也无法支持了，他掏出手枪准备自杀。但他想起了全家老小，把手枪抛进大海。
于特纳发誓，如果能侥幸活下来，他一定要重新做人。一些人抱着木板向救生筏游来，试图上筏。筏子快沉没了，他知道自己应该作出一个可怕的决定。他和其他人一起把筏子边上的人推开。他想道，不这样作，大家会一起淹死。可是，他每次推开一个人后，总有一种犯罪的感觉朝他袭来。他并不比那位把父母推下轮渡的年轻父亲好多少。
那些在海水中绝望呼嚎的人很快被波罗的海吞噬了。阿多梅特听见的只是波涛拍打救生筏的声响。他彻底绝望了：他们离陆地有150公里。在他身边不远处，出现了一点微光。他听到一声德语的呼唤。
他被拉上救生筏时，曾经想过，仅仅20分钟内，这么多人丧了命。谁来通知他们的亲属？没人通知。今后许多年里，妻子将盼望丈夫，男人盼望妻子儿女，母亲盼望儿子，可是，谁能知道，就在今夜，黑暗笼罩着的大海已成了近7,000人的坟墓。死里逃生的人总共只有170名。
四月十七日清晨五点，泽洛高地上还是一片漆黑。正在打瞌睡的科德斯睁开双眼，隐约看见一团团的黑影沿公路右侧向高地移动。他焦急地等待着身后传来令人欣慰的炮声，可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坦克的滚动声越来越近，突然间，响声大作。
天空开始放亮，科德斯看到几百辆满载步兵的T－34坦克沿公路两侧慢慢爬上来，掀起漫天的尘土。科德斯发射了两枚火箭。他身后一个人叫道：“别打子！弹药没了！”
夜里打得非常出色的空军士兵们惊慌失措，纷纷跳出散兵坑，乱哄哄地向山头撤退。科德斯扔掉了冲锋枪、皮带和钢盔，飞快地穿过空无一人的泽洛村。
几分钟后，红军战士登上山头，望着脚下向西伸向柏林的公路：他们离希特勒的地下避弹室只有83公里了。
海因里希知道布赛的防线遭到了致命打击，不仅在泽洛，而且在南面30公里法兰克福要塞附近和北面30公里处的弗里岑都遭到沉重打看。可是，直到第二天，他才明白泽洛惨败的严重性：第九伞兵师放弃了山头，现在通向柏林的大门敞开了。大批俄国坦克翻过山头，已经沿公路向首都方向推进了25公里。
海因里希还没从这一惨败消息中清醒过来，又接到布赛的一封电报：另一个灾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降临了。科涅夫的两个坦克军——第二军和第四军——在法兰克福的南边突破了布赛的右翼和舒埃纳尔的左翼。显然，科涅夫将从南面向柏林挺进，在柏林城西同朱可夫会师，迂回包围柏林。
海因里希连忙给地下避弹室打电话，请求希特勒允许他把比勒的部队撤出法兰克福要塞，投入南线堵住缺口，但希特勒不同意，说必须守住法兰克福。海因里希只得把其他部队投入反攻。海因里希挂上电话，灰心丧气。他怎么能用争相逃命的部队去发动进攻呢？
四月十九日，从泽洛到弗里岑的所有高地都落入俄国人手中。晚上，海因里希给接替了古德里安职务的克莱勃斯打电话，要求他同意把布赛的部队全撤下来，以便防守柏林。
海因里希听到对方叹了口气。“希特勒决不会同意的！守住所有的阵地吧！”海因里希把听筒放下，他知道同克莱勃斯商量是毫无用处的：这个人不仅绝对服从希特勒，而且他总是低估险情。当人们告诉他，俄国人用一个师的兵力进攻，他就会说：“不到1,000人。”
奇怪的是布赛本人也不愿撤退。“我们将坚守奥得河防线，直到美国人从我们后面打上来。”他对海因里希说道。
“美国人愿意跑到这里来吗？”海因里希问道。他听说东、西方划定了分界线，但不知美国人是否真的会遵守这条分界线。
布赛对此充满信心。他说：“美国最大的利益是阻止俄国人占领柏林。”
戈培尔在希特勒五十六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对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处于前所来有的险境之中。”现在的确不是用传统的祝愿来为元首祝寿的时候。“我只能说，元首不愧是艰难困苦的光荣时代中的光辉典范。我们应该感谢他，只感谢他一人。全靠元首，德国仍然存在。全靠他，西方及其文化和文明才没有统统落进横在我们面前的无底深渊……
“我们的敌人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出现贫困和灾难，混乱和毁灭，失业和饥饿……而我们则有明确的革新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在我国和所有实行过它的欧洲国家显示它的效力。但是，欧洲在两者之间选择了无政府主义，今天只得为此付出代价。”
他承认战争即将结束。但是他预言，几年之后，德国将会重新繁荣昌盛起来。“我们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将会有许多更加美丽的新村庄和新城市，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将重新成为所有善良国家的朋友……人人都有工作。秩序、和平与繁荣将取代今天的地狱。”
随后，他更加令人吃惊地预言：唯独元首能够指出取得这种胜利的道路。“如果历史能够写道，这个国家的人民从未放弃他们的元首，元首从未放弃他的人民，那就是胜利。”对于一位忠诚的纳粹分子来说，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德意志民族信任自己的元首，那么元首的精神就会象凤凰一样取得胜利，在短暂的失败灰烬中再生。
希特勒与戈培尔的想法恰恰相反，他希望在56岁生日前取得一个真正的胜利。他仍然决心命令温克的第12集团军在莱茵河上发起进攻。然而，温克已经自作主张，调过头来打俄国人了，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却一无所知。为了从空中掩护温克，希特勒最近下令所有喷气式战斗轰炸机都由他宠爱的战斗英雄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指挥。
半个月前，鲁德尔试图说服希特勒取消这项任命。他说，他只会俯冲轰炸，打坦克。“我不能下达连我自己也无法执行的命令，这是我一直引以为荣的。”
希特勒对他说：“你的任务不是飞行。我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人，但这还不够。我需要能够迅速组织和完成军事行动的人。”然而，希特勒同意暂缓执行这项决定，让鲁德尔返回捷克斯洛伐克的空军基地，继续每天飞行，执行战斗任务，尽管他右小腿的截肢伤口尚未愈合。
斯科尔兹内曾到柏林一所医院里去探望过鲁德尔，他估计鲁德尔一定非常沮丧。恰恰相反，鲁德尔笑着用单脚灵巧地跳跃。他说：“我将重上蓝天。”
“你怎么飞？”
“我的机械师为我做了一根金属带，套在断腿上，这样我就能踩到踏板了。”
“鲁德尔，你疯了。你仔细想想。首先你的伤口还没愈合，还张着大口。你这样不能上前线。你会得坏疽病的。”
“我必须出去。”说着，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把断腿搁在地上，然后把全身重量压在伤腿上。“我必须锻炼我的断腿。”几天后，斯科尔兹内给医院打电话询问鲁德尔的伤势，医生叫道：“这个疯子已经走了！”
希特勒想，只有如此坚强的人才能圆满完成喷气式飞机的任务。希特勒选择鲁德尔的决定使戈林的参谋长卡尔·科勒尔将军目瞪口呆。希特勒对这位将军说：“经验本身无关紧要。鲁德尔是好样的。空军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小丑，都是装腔作势的人，仅此而已。”
四月十九日，希特勒把鲁德尔召回柏林。当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会议室时，希特勒起身热情欢迎他，首先向他讲了一通德国过去的技术优势。希特勒说，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扭转败局，使德国获胜。鲁德尔对希特勒的记忆力和丰富的技术知识感到惊讶，但他也注意到，希特勒神经质地眨着眼睛，双手颤抖，话题经常重复，这是他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
希特勒又对鲁德尔说，他希望鲁德尔立即指挥所有喷气式飞机，扫清温克部队上空的敌机。“我迫切希望由你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由于你的勇敢，你是唯一获得德国最高勋章的人。”
鲁德尔第二次加以拒绝，并且提出借口。他说：“俄国人迟早要和盟军会师，从而把德国割成两半的。因此，喷气式飞机不可能完成战斗任务。”希特勒却高兴地说，各部队指挥官都已向他保证，今后部队不再后撤。
鲁德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战争不可能以在东、西两线同时取得胜利而告结束。“但在一条战线上获胜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在另一条战线停战的话。”
鲁德尔看见元首脸上流露出一丝疲惫的微笑。“谈何容易。我争取了很长时间，希望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可是同盟国不同意，他们从1943年起就提出要我们无条件投降。我个人的命运当然无关紧要，但是任何理智的人都懂得，我不能同意让德国人民无条件投降。甚至现在，谈判仍在进行，但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度过难关。让新式武器再给我们带来胜利。”希特勒说，他再观察几天，如果总的形势有所好转，他就要再次把鲁德尔召回柏林。他希望那时鲁德尔能接受这个任务。
鲁德尔走出会议宣时已经很晚了，午夜已过。他走进候见室，看见许多人等候在那里，急切地盼望第一个进去祝贺元首56岁生日。
希姆莱和舍伦贝格在格布哈特大夫的诊疗所里，举着盛满香槟酒的杯子，为希特勒干杯。希姆莱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他神经质地来回转动手指上的蛇形戒指。同希特勒一样，他的体力渐渐不支，身体就要垮了。近一个月来，十几个人不断催促他作出重要决定。他到处许诺，但转眼之间，又要变卦。
希姆莱可能把最大的希望都寄托在克尔斯滕和舍伦贝格身上：他终于同意会见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领导人古莱尔·施托希。但当他获悉施托希即将乘飞机前来德国时，他的决心又减弱了。他担心卡尔登勃鲁纳听到风声向元首告密。舍伦贝格竭力安慰他，说卡尔登勃鲁纳到奥地利去了。会晤可以在柏林城北克尔斯滕的家里秘密举行。
“除了我的副官勃兰特之外，我唯一绝对信任的人就是你，”他对舍伦贝格说道。希姆莱承认，只要希特勒仍然执政，同西方谈判就不可能。但是他们何时能摆脱希特勒呢？他们既不能开枪打死他，又不能监禁他，甚至连逮捕他都不行，因为这会使战争机器完全崩溃。
舍伦贝格说，没有问题。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迫使希特勒辞职，或者用武力解决他。
希姆莱刚刚鼓起的勇气被这一席话打消了。他脸色变得苍白：“假如我对元首这样说，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当场毙了我。”
在希特勒生日的前夕，希姆莱面临的所有问题似乎都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力劝希姆莱说服希特勒，通过教皇或者布尔卡特，提出和谈的要求。“难道元首不能现实地、不抱幻想地认清形势吗？我真不知道他还等什么！”
希姆莱轻轻地咬着拇指说道：“仅仅因为元首的看法不同。但他决不会说出这些看法。”
伯爵怒气冲冲地说：“那你就应该尽量疏远元首。”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活着，根本不可能恰当地结束战争！”希姆莱恐惧地环顾四周，用拳头堵住嘴，好象要把这些不忠诚的话语堵回去。伯爵暗想，他是不是“突然疯了。”随后，希姆莱垂下手，歇斯底里地反复地说，他不能答应做什么事。
希姆莱刚从边门悄悄地离开伯爵的办公室，劳工部长弗朗茨·泽尔特就跨进了伯爵的办公室。泽尔特说，他听说伯爵准备同希姆莱谈谈，他想从中帮忙。施威林·冯·克罗西克说，他刚同希姆莱谈过。泽尔特建议他们一起去见希姆莱。
“最好你单独和他谈谈，”伯爵向他建议道：“假如我们两人一块去，他会烦躁不安，不采取任何行动。”
泽尔特走进希姆莱的办公室。对他说道：“你应该想想办法。我们应该迫使希特勒举行和谈。这已经不是个人的事了，因为这关系列全体德国人民的命运。”
希姆莱不容分辩地说，他忠于元首。
“我的好希姆莱，”泽尔特打断他的话说：“你只有一事可做：杀死希特勒。”
希姆莱离开办公室向格布哈特的诊疗所走去。那里有更多的问题等待着他，克尔斯滕同世界犹太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诺贝特·马祖尔（他代表施托希。由于种种原因，施托希决定不来）刚刚乘飞机到达柏林。一辆盖世太保的汽车把他们送到克尔斯滕的别墅。别墅坐落在离此地几公里的库特哈尔茨瓦尔德。此外，贝尔纳多特伯爵也将到达柏林，他还想见一见希姆莱。
希姆莱极度烦躁，用站不住脚的借口加以推托。他怎能同时会见两个人？这两次会议不能延期吗？最后，百般无奈，希姆莱要求舍伦贝格前往库特哈尔兹瓦尔德同马祖尔举行“预备性会谈”。舍伦贝格欣然同意。这时午夜已过，他们为元首的生日干了一杯香槟酒。
但是，希姆莱一直如此优柔寡断，使舍伦贝格感到懊丧。舍伦贝格叫醒了克尔斯滕，把希姆莱的决定告诉他。为了找到“打动希姆莱的办法”，他们无休止地讨论来，讨论去。直到清晨4点，他们才勉强作出决定，加倍努力，迫使希姆莱就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几小时之后，盟军飞机的空袭和一颗炸弹的爆炸把舍伦贝格从睡梦中惊醒。午饭时，克尔斯滕把他介绍给马祖尔。“今天是元首的生日，希姆莱晚上才能见你，”舍伦贝格用非常有把握的语气说道，同时暗暗祷告，但愿如此。不一会，贝尔纳多特从瑞典公使馆来电话找舍伦贝格，说他只在柏林逗留24小时。舍伦贝格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希姆莱今夜将在格布哈特大夫那里同他见面。
马祖尔一下午都在院内散步，同佣人们聊天。这些佣人是一个教派——大概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他们不愿举手高喊：“希特勒万岁！”（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配用这个词），因此，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们被关进了监狱。其中三人还向马祖尔叙述了他们在布痕瓦尔德度过的可怕岁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起，情况开始好转，”他们说道：“因为大批犹太人被关进那个集中营，看守们残忍虐待囚犯的欲望在犹太人身上得到了满足。”
在克尔斯滕、舍伦贝格、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以及其他人鼓励希姆莱同西方谈判的同时，卡尔登勃鲁纳和党卫队将军，盖世太保长官海因里希·米勒劝告希姆莱要谨慎行事。他们尤其不赞成希姆莱同犹太人接触的危险举动。
在盖世太保中负责“犹太人问题”的党卫队中校卡尔·阿道夫·艾希曼，比他的上司更公开地反对这种接触。他对红十字会的一位代表抱怨说，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犹太人得到的食物和药品比许多德国平民得到的还要好，这是因为希姆莱下了一道密令：要“人道地”对待犹太人。艾希曼坚信自己非常正确，因为这种做法是对元首不忠的行动。他接着说：“我本人不同意采用这些办法。”
过了一会，艾希曼怒气冲冲地闯进米勒的办公室。同党卫队的许多成员一样，艾希曼刚收到一张假证明。证明上写着，最近几年，他在一家民用公司工作。
“艾希曼，发生了什么事？”盖世太保的长官问道。
“队长，我不需要这些证明。”艾希曼庄重地轻轻拍着腰间的手枪说：“这就是我的证书。如果我走投无路，这就是我最后的依靠。我不需要其他东西。”
然后，艾希曼向希姆莱告别，希姆莱似乎情绪乐观。“我们一定能达成协议，”他拍着大腿说道，“我们会遭受损失，但这是好事。”希姆莱承认自己犯了一个绝大的错误。“假如能够重新开始的话，我要象英国人那样建立集中营。”
艾希曼告别了上司，回到库菲斯滕大街办公室，同手下人告别。“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对他们说：“当我知道帝国的5百万敌人（犹太人）已经象畜牲一样死去时，我会在我的坟墓里高兴得手舞足蹈。”
四月二十日一整天，希特勒反复对来向他祝寿的人说，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将在柏林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下午，他在戈林和戈培尔的陪同下，在总理府花园内接见阿图尔·阿克斯曼和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希特勒感谢孩子们在保卫柏林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精神，并且颁发了奖章。
希特勒走进地下避弹室会见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随后，他接待了凯特尔。“我永远忘不了你，”他紧紧握着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的手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在我遇刺时救了我，你把我救出了腊斯登堡。你决定并且做了必须做的事。”
凯特尔没有向希特勒祝贺生日，他低声说，他自己在七月二十日的暗杀事件中也是全凭运气才幸免于难。接着，他突然说，在柏林变成战场之前，应该立即举行和谈。
希特勒打断他说：“凯特尔，我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将在柏林或者柏林城外战处。”
“这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凯特尔心中暗想。但是，还没等他开口，希特勒就结束了这次谈话，向他伸出于：“谢谢，请你把约德尔找来。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
希特勒同约德尔密谈之后，开始慢腾腾地接见军政领导人——鲍曼、里宾特洛甫和施佩尔——同每个人握手交谈几句。大家都劝希特勒趁着公路仍然畅通，赶快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但是希特勒一口回绝。他说，从现在起，帝国分成两半，由两个分开的司令部指挥，邓尼茨负责管理北方。南方本应由凯塞林负责，可是希特勒想让戈林前往南方，这可能是出于当前的政治需要。他说由上帝作出选择吧。他建议司令部的各参谋部分成两部分，划归南方的参谋部立即赶奔贝希特斯加登。戈林问希特勒：“我亲自前往南部，还是派我的参谋长科勒尔去？”
“你去，”希特勒说，“科勒尔去北部。”
希特勒和戈林过去的关系是那么密切，现在，他们却彬彬有礼而又冷淡地分别了。戈林赶到卡林霍尔，他的侍从长罗伯特·克罗普带着14辆满载衣物和艺术珍品的汽车已经等候在那里。直到翌日清晨，戈林才启程。他下令炸毁他的豪华公馆，以免剩下的珍宝落入俄国人之手，其中包括满满一屋子火车和铁路模型。帝国元帅的汽车向贝希特斯加登驶去，但是他叫克罗普在纽伦堡附近的老家屋子前停了下车，以便最后看一眼那些藏在地窖里的油画。
希姆莱返回他的司令部后，舍伦贝格告诉他，马祖尔在克尔斯滕家里，贝尔纳多特在格布哈特大夫那里，他们俩人都要求同他会谈。最后，善于说服人的舍伦贝格把希姆莱送上车，驱车向北，去见马祖尔。他劝希姆莱不要翻老账，也别谈他的星相哲学。“你直截了当把将来的打算告诉他。”
凌晨二点三十分，汽车到达库特哈尔茨瓦尔德。克尔斯滕冒着倾盆大雨走到车前迎接。他把希姆莱拉到一边，建议他对犹太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采取宽宏和蔼的态度。他说，这是向全世界表明德国现在开始采取人道措施的机会。
看来希姆莱很想讨人喜欢。“我想掩埋同犹太人斗争的战斧，”他说到，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了令人不快的字眼。“假如是我个人说了算，情况会截然不同。”他同马祖尔一见面，没喊“希特勒万岁！”，而说了声“你好”，并说非常高兴见到他。克尔斯滕命人备茶上咖啡，马祖尔偷偷打量希姆莱，只见他身穿笔挺的军服，上面缀满勋章，脸刮的铁青。虽然天色已经很晚了，但他没有任何倦意。马祖尔想，他本人比照片上的希姆莱好得多；他那不可捉摸的眼神和又圆又小的眼睛可能是凶暴残忍的标志。马祖尔暗想，假如事先对此人一无所知的话，他决不会相信“这个人就是制造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的罪魁。”
希姆莱一上来就老调重弹：“居住在我国的犹太人是外国人，他们一贯制造不和，曾经多次被赶出德国，他们总是又回到德国。我们执政之后，准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人道的移民解决办法并同美国的一些组织举行谈判，以便迅速解决移民问题。但是连那些被认为是犹太人朋友的国家也不愿接受犹太人。”
马祖尔——一个高个子瑞典人——冷冷地提醒希姆莱说，把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人民驱赶出去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在战争期间，”希姆莱继续说着，仿佛根本没有听见马祖尔的话：“我们接触了东方的犹太无产阶级，这给我们带来了新问题。我们不能被这种敌人缠住。犹太人有严重的传染病，特别是伤寒。我的数千名促秀的党卫队队员被这种传染病夺去了生命。此外，犹太人帮助游击队员。”
马马祖尔问道，自从犹太人被圈进犹太区之后，游击队员怎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呢？
“犹太人向游击队员传递情报，”希姆莱答道：“他们还在犹太人居住区开枪打我们的部队。”马祖尔想，这就是希姆莱对犹太人在华沙贫民窟进行的英勇战斗所作的解释。
“为了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希姆莱继续说道：“我们修建了焚尸炉。这样，我们可以火化许多传染病患者的尸体。现在，焚尸炉仅仅用于这项工作。”
“东方的战争异常困难，”希姆莱继续说：“我们本不愿向俄国开战。但是我们忽然发现俄国拥有两万辆坦克，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因为这关系到我国的命运，要么战胜敌人，要么向敌人屈服……德国士兵只有采取冷酷无情的态度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一个村庄朝我们开枪，我们就烧毁整个村庄。俄国人不是一般的敌人：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心理。哪怕是身陷绝境，他们都不投降。如果说犹太人遭到这场战斗的野蛮摧残，别忘记德国人民并没有幸免。”
忽然，话题一转，希姆莱开始抱怨那些关于集中营的流言蜚语：“那些错误的说法是由集中营这个不确切的名称引起的。我们本应把集中营叫作‘改造院’。集中营里不仅有犹太人和政治犯，还有刑满后尚未释放的刑事犯。由于建立了集中营，在一九四一年，也就是战争时期的一年中，德国的犯罪率下降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犯人必须从事艰苦的劳动，但是德国人民也在艰苦工作，集中营的管理确实非常严格，但也是公正的。”
马祖尔简直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希姆莱怎么能够矢口否认在集中营内犯下的罪行？
“有时会出现差错，这我承认，但是我也惩办了当事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党卫队旗手卡尔·科赫不就是因为虐待囚犯而被处决了吗？”
“这类罪行太多，无法挽回了，”马祖尔希望打断希姆莱的自我辩解：“为了将来，我们终将不得不在各国人民之间架设桥梁，所以，今天在德国占领的国家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应该继续活着。”马祖尔特别要求保全瑞典和瑞士的犹太人的生命，克尔斯滕支持他的要求。希姆莱把关在各个集中营的犹太人数字告诉了他们，但马祖尔认为这些数字过分夸大。例如，希姆莱声称在匈牙利留下了45万犹太人。“但是有谁感谢我呢？”他唉声叹气地说道：“布达佩所的犹太人朝我们的部队开枪。”马祖尔对他说：“假如你在匈牙利留下了45万犹太人，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原有的85万犹太人中有40万人已经被流放或杀害。”马祖尔觉得，希姆莱大概把拉封丹寓言中的一段话奉为信条：这只动物太可悲——因为它在受到攻击时，竟然自卫。
希姆莱继续说：“我一直希望集中营能够不经抵抗地获得解放，这正是我所答应的。我甚至交出了贝尔格－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领导权。相反，请看我得到了什么：贝尔格－贝尔森集中营的一名看守被绳索捆着同已经死亡的囚犯拍了照。现在这些照片在全世界散发。我放弃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而美国坦克却开火射击。医院中弹起火，然后他们拍摄尸体的照片，现在用这些照片到处宣传我们的所谓暴行。去年，我允许2千7百名犹太人前往瑞士，报纸马上借题发挥，对我进行攻击，说我释放这些人是为自己寻找借口。我不需要任何借口。我只做我认为符合人民需要的事，我承担全部责任。我并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
他的怒火转向报纸。“报纸拼命给我脸上抹黑，过去12年中，报纸没有对任何人采取过这种行动。但我不怕。甚至在德国，大家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写有关我的文章。报纸发表的关于集中营的无稽之谈被人利用来反对我们，这更促使我继续控制集中营。”
马祖尔迅速打断了希姆莱那些自怜自叹的话。他说，报纸上的那些文章不是犹太人写的。他继续解释道，不仅犹太人，而且其他国家也都关心援救幸存的犹太人的工作，这将对盟国起很好的作用。马祖尔本人也是犹太人。他一想到必须同这个使成千成万的人遭受虐待的罪魁祸首进行谈判，就禁不住气得发抖。他的一个姐姐和两个亲人死于集中营，但是他不能因为个人感情而影响拯救成千上万人生命的使命。
马祖尔特别关心离此地不到30公里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囚犯的命运。他想知道确实情况。希姆莱迟疑不定，克尔斯滕建议由他们中间的两个人查阅这个集中营女囚犯的名单。舍伦贝格知道希姆莱不愿意当着马祖尔的面翻阅名单，便把马祖尔请到另一间屋子讨论议事日程规定的其他问题。
他们开始浏览名单时，克尔斯滕强调要坚持3月份达成的协议。希姆莱突然要求克尔斯滕飞往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讨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
“你要尽力说服他：人类真正的敌人是苏维埃俄国，只有我们德国人能够同它交战。”希姆莱不等克尔斯滕回答就继续说：“我将把胜利拱手让给西方盟国。只要他们给我留下赶走俄国人的时间。如果他们给我留下武器，我还来得及把俄国人赶走。”
在马祖尔重新走进来时，希姆莱说，他立即释放拉文斯布吕克的1,000名女犹太人，但他明确表示，这些人到达瑞典的消息要严格保密。为此，他建议把她们称作“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马祖尔心想，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正反映了希姆莱的特点，他不希望再因为犹太人的问题招惹麻烦。
四点三十分，舍伦贝格心里嘀咕着，贝尔纳多特在格布哈特大夫的诊疗所整整等了一夜，大概已经不耐烦了。五点，希姆莱同马祖尔告别，同克尔斯滕一起走出来。
“啊，克尔斯滕先生，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希姆莱长叹一声，感慨地说：“我们曾经希望德国的强盛和安全，但是我们在身后留下一片废墟，一个破烂不堪的世界。欧洲应该团结在一面旗帜之下，这仍然是千真万确的，否则，一切都将毁灭。我总是希望做得完美无缺，但经常采取违背自己真正信念的行动。克尔斯滕，请相信我，我确实是违心地这样做的，对我来说，这是痛苦的。但是元首命令这样干，戈培尔和鲍曼在一旁给他施加不好的影响。作为一名忠实的士兵，我必须服从，因为没有服从和纪律，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现在，我只有权决定我应该活多久，因为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历史将对我作出什么评价？决心报仇的小人将篡改伪造历史，我为德国的未来做下的好事都将归功于后人，而其他人所做的许多坏事则将归咎于我。德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与国家社会主义同归于尽，这才是真正的悲剧。那些活下来的人，那些即将管理德国的人对我们丝毫没有兴趣。同盟国可以任意摆布德国。”
希姆莱疲惫地坐进汽车，抬起手，好象是最后告别。“克尔斯滕，我忠心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精心治疗。”他眼含热泪。“我最后的时间将用来思念我可怜的家庭。永别了。”
太阳升起时，希姆莱和舍伦贝格来到诊疗所。贝尔纳多特发现，希姆莱精疲力尽，但却非常激动。希姆莱仿佛猜出了他的心思，说最近几天他几乎没合眼。他们坐下来共进早餐。疲劳并没有影响希姆莱的食欲，尽管他不得不用指甲顶住牙齿的颤抖。
希姆莱拒绝满足贝尔纳多特提出的那些并不过份的要求，他不同意把斯堪的维亚的囚犯从丹麦送到瑞典。这真是不可思议。随后，他自己提出把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的所有妇女交给红十字会。仅仅几小时前，他还只同意释放1,000人。后来，他走进自己的房间。
中午，希姆莱派人把舍伦贝格叫到床前。希姆莱躺在床上痛苦地看着舍伦贝格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舍伦贝格恼怒地说。他忙碌了几天，安排秘密会谈，可是会谈毫无结果。
下午，在乘车沿着拥挤的公路驶向司令部的途中，希姆莱说，“舍伦贝格，我为即将发生的情况担心。”
“这应该给你增添行动的勇气。”
晚饭后，舍伦贝格批评“卡尔登勃鲁纳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撤走所有集中营囚犯的这种不现实和盲目的态度”。他说，这是犯罪。
“舍伦贝格，你别插手此事，”希姆莱象刚受到责备的孩子似的说道：“因为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格－贝尔森没有撤空，希特勒好几天大发雷霆。”
在所有集中营中，国际红十字会最关心萨赫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这两座集中营位于朱可夫进攻柏林的必经之路上。红十字会代表菲斯特大夫赶到拉文斯布吕克——位于离地下避弹室29公里的奥拉宁堡郊区——已是4月21日凌晨三点了。一些囚犯已经被带出棚房，冒雨整队，准备出发。东面16公里，朱可夫的大炮令人不安地怒吼着，菲斯特当即要求集中营长官党卫队上校凯因德尔把萨赫森豪森交给红十字会。可是，凯因德尔一口拒绝，借口说他接到希姆莱的命令，在俄国人到达前，除医院之外，集中营人员全部撤退。就在这时，希姆莱在库特哈尔茨瓦尔德向马祖尔保证说，集中营的撤退行动已经全部停止。
大约四万名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疾病缠身的囚犯排成两大行，在看守们的驱赶下，冒着倾盆大雨朝西北方走去。掉队的立即被打死，扔进壕沟。菲斯特大夫尾随这支可怜的队伍。仅走出六公里，已有20人被打死，都是头部挨了一枪。
“当自己的妻子被奸污时，丈夫甚至不反抗，这样的人有什么用！”这是戈培尔在说话。他在庆祝希特勒生日之际发表的那篇充满花言巧语的讲话中曾预言，一个奇特的胜利将从表面的失败中产生出来。他刚刚又向前迈了一步。他难过地向自己的副官们承认，这场战争输定了，这不是由于希特勒，而是因为人民放弃了他。“国家社会主义的所有计划和主张非常崇高，这样的人民接受不了……现在，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他而带讥讽的表情，扫了副官们一眼说道：“你们为什么同我一起工作？现在，人家就要切断你们的喉管了！”他大步朝门口走去，又回过身来说：“但是，如果我们辞职，大地将会颤抖！”
他也承认某些文官领导人的失败，然后，他号召文官领导人牺牲个人。“现在，我全家老小都在家里，”他含着眼泪说：“我们留在这里。先生们，我要求你们留在各自岗位上。如有必要，我们将会知道怎样死在这里。”
反复无常的戈培尔在这一天中忽而绝望，忽而愤怒。他听说两位秘书骑白行车逃往农村之后，埋怨他的新闻官说：“我现在问你，怎么能够发生这种事？现在怎么能保证办公室按正常时间上下班？”
西线的所有司令部流传着一些谣言：柏林的领导人完全丧失了信心，最高统帅部正在迁往贝希特斯加登。只有一个人对这些谣传感到欢欣鼓舞，此人就是海因里希，这些消息意味着希特勒也将撤往南方，部队可以有秩序地撤退。
俄国人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防线上撕开了六个缺口。这是红军自莫斯科大战的艰苦岁月以来一直等待的最后总攻。朱可夫及其参谋人员六天没有合眼，靠白兰地硬撑着。朱可夫打开的两个最深的突破口分别在泽洛和北面40公里的弗里岑。第一路红军越过泽洛，继续西进，逼进柏林。目前这支部队离最后目标——地下避弹室只有36公里。另一路经过弗里岑向更远处推进，现已到达柏林正北。这支部队接近了萨赫森豪森集中营。这一路的目标是迂回包围柏林，然后从背后——柏林西南发动进攻。那时，朱可夫部队将同出乎意料地从南向北推进的科涅夫部队会师，全部完成对柏林的包围。
海因里希告诉克莱勃斯，他愿意在城外保卫柏林。他命令雷曼将军阻截突破泽洛的俄国人。雷曼运用法国马恩出租汽车的经验，命令80个营的人民冲锋队搭乘出租汽车、地铁和火车全速开赴东线。四月二十一日午前，海因里希再次打电话问雷曼，多少营进入了新的阵地。
“13个营，”雷曼答道：“但大部分人赤手空拳。有武器的人也只有五发子弹。此外，许多人军服不整。”
中午，突破泽洛的俄国人离柏林已经很近，开始用重炮轰击柏林外围。当地下避弹室内隐约听到了微弱的炮声时，克莱勃斯和约德尔正在汇报海因里希的情况。“布赛和曼特菲尔守住了阵地，”他们说：“但是朱可夫在他们的阵地和弗里岑之间打开了缺口。俄国部队已经抵进奥拉宁堡，可能包围曼特菲尔集团军。为了反击这支部队，海因里希将一支小预备队——党卫队将军弗莱克斯·斯坦纳指挥的一支坦克部队——部署在柏林以北50公里一线。”
希特勒精神大振，灰心丧气的情绪一扫而光。对他来说，斯坦纳如同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一样，是个神奇的人。今年一月，他从波美拉尼湾发起的拼死进攻减慢了朱可夫的前进速度。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察看地图。最后，他抬起头，两眼放光。“反攻，”他兴奋地说：“斯坦纳向东南方向进攻，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打一个漂亮仗，就叫以解救柏林，保护曼特菲尔免遭包围。”
“让手下士兵后退的任何军官必须在五小时内枪决！”希特勒说道。
没人反对，命令立即下达给海因里希。海因里希违心地向斯坦纳转这了希特勒的命令。
在斯坦纳最近几个月接受的所有不可能执行的命令中，这个命令是最荒唐的。他的装甲部队名存实亡。他总共有1万人，都是从什切青和但泽乘船撤出来的。他要用这些精疲力尽的人和少得可怜的坦克进攻至少拥有10万人的强大装甲部队。
下午，海因里希获悉，科涅夫正迅速向柏林挺进。十八点四十五分，他打电话告诉克莱勃斯，布赛的第九集团军必顶在夜里撤出战斗，否则将陷入重围。面对柏林方面的沉默，他接着说：“我是出于良心，为士兵着想。”
“元首对自己下达的命令承担全部责任。”克莱勃斯冷冷地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要对我的士兵负责。”
晚上，克莱勃斯打电话给海因里希，激动地告诉他，舒埃纳尔顶住了科涅夫向柏林的挺进。“敌人同后续部队失去了联系，”他说：“元首请你注意：他不改变让第九集团军坚守阵地的决定。他认为，只有第九集团军原地不动，舒埃纳尔才能重新发起进攻。”
“舒埃纳尔什么时候进攻？”
“两、三天后。”
海因里希断定，到那时，布赛早就被包围了。“这太迟了！”他冷淡地说，随后挂上了电话。
他说得对。舒埃纳尔的进攻仅仅暂时拖延了科涅夫的攻势，随后，科涅夫则更加迅猛地向柏林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