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的胜利·第二十二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盟军全线推进，所向披靡。在北面，蒙哥马利逐步向汉默尔堡进击，一路上只遇到了一些象征性的抵抗。他所遇到的主要障碍是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指挥的那个集团军。勃鲁门特里特决定采取有条不紊的退却战术。双方都只蒙受了一些轻微的损失，并没有真正地打。勃鲁门特里特已同英国人达成一项君子协定，甚至派了一名联络官去事先通知敌方何处埋有窒息弹。
在蒙哥马利的右翼，布雷德利的三个集团军前进得快得多。巴顿和霍奇斯即将抵达易北河。已经在河的对岸建立了两个桥头堡的辛普森离德国总理府的直线距离不到120公里。这一切并没有使希特勒特别感到不安，因为他已制定了既可以粉碎辛普森部、又可以为陷于鲁尔的莫德尔的士兵解围的方案。他依靠的是他刚建立的第七集团军，这个军由在严重车祸中受伤、现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瓦尔特·温克指挥。
始终身着紧身军装的温克手中只有一个参谋部、几张地图、20万士兵（纸上的数字）。希特勒命令他就从辛普森建立的桥头堡地区发动强大的反攻。他必须打开一条穿过辛普森防线一直到鲁尔袋形阵地的长达350公里的走廊。如果他能作到这一步的话，他就能为陷入重围的莫德尔的B集团军群解围，并同时打垮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
四月十三日，希特勒把莫德尔作战部的年轻军官京特·赖希海尔姆召来，叫他立即担任温克的参谋长。“第七集团军应该在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同B集团军群会师，他们应直接打到莱茵河！”赖希海尔姆曾亲眼见过鲁尔袋形阵地上完全绝望的情景，他认为这个作战计划完全是荒唐的。但元首却说他要使用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一种计谋。“他们曾在夜里穿过我们的防线，不带装备，只有少量的弹药。”他命令赖希海尔姆集中两百辆大众牌汽车，趁夜色混过敌人阵线，在敌人的后方竭力制造混乱，以使第七集团军趁机进行成功的突破。
莫德尔并没有把元首的关于第七集团军的乐观计划传达给他的部下，因为他知道温克根本不可能打到他这里来同他会合。B集团军群的30万人被困在一个直径不相过50公里的环形地带，弹药和粮食最多只够用三天了。局势十分严重和令人绝望。莫德尔的新参谋长卡尔·瓦格纳将军催促莫德尔要求最高统帅部准许他们投降。由莫德尔这样一位忠诚的战士提出要求，可能会促使最高统帅部结束这场已经失败了的战争。
“我可能很难提出这样一种建议。”莫德尔回答说。投降这个主意的本身使他反感。但到天快黑下来时，局势已经明显：不投降是不行了。在柏林和他的被围部队之间，又有三个最大的城市——汉诺威、不伦瑞克和马格德堡落入了美国人手中。莫德尔用一种瓦格纳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说，他责无旁贷地要拯救他的部队。于是他作出了一个空前的决定：下令解散B集团军群，使部队免受投降之辱。他首先命令瓦格纳遣散年纪最小和最年老的士兵，让他们回家去。72小时后，其他的人有三条出路：回家、以个人身份投降、试图突围。
第二天，四月十五日，盟军把鲁尔袋形阵地一分为二。希特勒获悉此情况后，即电令两部分部队靠拢。莫德尔只瞅了一眼这份电报，根本不屑传达这个无法执行的命令。这是徒劳无益的。薄暮时分，东半部阵地陷落了。
第18空降军的李奇微将军派他的副官F·M·布兰茨特德尔上尉打着白旗来到莫德尔司令部。上尉带来了李奇微将军的一封具有骑士风度的信。
在历史上和军人的职业中，再也没有比美国的罗伯特·E·李将军具有更崇高的声誉、更显赫的战功和更忠于自己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的人了。80年前的这个月份，他被占压倒优势的军队包围，他的忠实的指挥部被打散，他本人也失去了继续进行真正的战斗的任何可能，他于是选择了体面的投降的作法。
同样的抉择也摆在你面前。为了一个战士的荣誉，为了全体德国军官的声誉，为了对你的国家的爱，为了贵国的未来，从现在起放下武器吧。你挽救下来的这些德国人将会为贵国人民重新得到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作出有益的贡献，你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将对贵国人民的繁荣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布兰茨特德尔和莫德尔参谋部的一名军官返回来，这个德国军官带来了一个口信：由于受到效忠希特勒的誓言的束缚，将军不能投降。如果他考虑接受李奇微的建议的话，他的名誉就会受到玷污。
在东面350公里处，辛普森在他的设于易北河附近的野战司令部制定着攻打柏林的最后计划。正在这时，有电话叫他：布雷德利要他立即飞往威斯巴登第七集团军战术指挥部。辛普森认为，布雷德利是要了解第九集团军何时能向柏林运动。他一路上重新审查了他的计划。再过48小时，第二装甲师和第83步兵师将一同向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发起进攻。等他一回来，他就要下达最后的命令。
当他在威斯巴登走下飞机时，布雷德利正在那里等候。他俩互相握手问好。布雷德利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你的部队应原地停止前进，你不能再往前进，你应重新渡过易北河。”
“哦，我的上帝，从哪来的这种命令？”辛普森惊得张口结舌：“再过24小时，我就可以到柏林了！”
“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命令。”
辛普森解释说易北河彼岸几乎没什么抵抗。他认为，通往柏林的道路实际上是畅通无阻的，他可以相当迅速地抵达柏林，因为真正的防线在柏林城郊。他的申述没有任何作用，只好郁郁不乐地回到他的指挥部。“先生们，事情是这样的，”他对其军官们说：“我接到原地停止前进的命令，我们不能向柏林挺进了。”
“这简直是出丑！”一个军官大声说。
辛普森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望情绪。“这就是我的命令。”他镇定地说：“我没有什么说明。”
三月底，促使艾森豪威尔决定避开攻击柏林的决定的原因之一是俄国人离这个城市较近，他们显然会先抵达柏林。两个星期后，辛普森和朱可夫离德国总理府几乎是同样远。辛普森曾说他能在24小时内抵达柏林，那纯粹是吹牛皮。然而，除了几支孤立的德国部队外（其中大部分本不会抵抗，或只能进行些许抵抗），在希特勒和辛普森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部队，只有艾森豪威尔从中作梗 [ 注：六天后，比德尔·史密斯在巴黎斯克里布饭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招待会上说“柏林已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了”。一个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是否是在同俄国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后才在易北河停止前进的。“不，”史密斯回答说：“我们同俄国人达成的唯一协议是关于选择什么地方同他们会师的协议。在互相交换的信件中（大约六至八周以前），我们达成了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会师的协议。” ] [ 注：第二天，德鲁·帕森在《华盛顿邮报》上载文说： ] [ 注：“四月十三日星期五，即总统逝世后一天，美国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波茨坦（波茨坦与柏林的距离相当于布朗克斯到纽约的距离）。虽然官方否认这一点，但这仍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但在第二天，这些先头部队却从柏林周围撤退了，退到了南面80公里处的易北河。命令进行这种撤退的大部分原因是事先同俄国人达成了让他们攻占柏林的协议，也是由于俄国人为使这一协议始终有效而表现出的固执态度。” ] [ 注：哈里·霍普金斯亲笔写文章，气势汹汹地对上文作了回答： ] [ 注：“德鲁·帕森的说法纯属造谣。我们在雅尔塔没有达成任何让俄国人首先进入柏林的协议。事实上，我们甚至连提都没提过这件事。盟军参谋长们同俄国参谋长们以及斯大林只是就总的战略达成了协议。双方都将以最大的效率继续前进。” ] [ 注：这是确实的。但后面的话透露出霍普金斯根本不知道易北河实际发生的事。 ] [ 注：“说布雷德利将军按兵于易北河是应俄国人的要求而为，是为了使他们能先进入柏林，这也是不真实的。布雷德利可以派一个师进入波茨坦，但这就会迫使他把战线拉得太长，后勤供应也会跟不上。任何了解这一情况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能够攻占柏林的话，我们一定会攻占之，那将是我军的光荣。但是德鲁·帕森现在却说总统曾同意俄国攻占柏林，这纯属无稽之谈。” ] 。
在莫斯科，哈里曼大使使用了他很早以前就对他的上级提出的办法。他在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陪同下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哈里曼借此机会对163名美国飞行员在波尔塔瓦被迫降一事提出了抗议。迫降的借口是其他一些美国人自己轻率地行动，例如，一名美国飞行员被指控带走了一名自称是他的同胞的波兰人。美国的一架轰炸机由于中弹降于波兰的一个机场以进行维修，后来未经允许就又起飞了。斯大林宣称，这些情况只能证明这类迫降事件有其明确的原因，美国人“同波兰抵抗运动串通一气反对红军”。
“您这是攻击美国最高指挥部不正直，”哈里曼反驳说：“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赫尔利试图制止他，但哈里曼继续谴责斯大林“怀疑马歇尔将军的光明正大”。
“我以性命担保我没有非议马歇尔将军，”斯大林反驳说，口气稍稍缓和了一点：“我不是说他，而是指的一个更年轻的军官。”
赫尔利激动地把话题转到了中国问题上。他说他倡议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政府之间进行的谈判，并保证说他们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打败日本，在中国组成一个自由、民主和统一的政府”。他说罗斯福曾指示他要让中国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方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并让他就此事同丘吉尔商量。首相和艾登赞同让中国自己去组织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和民主的政府，以便把中国所有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打败日本。
会谈结束后，赫尔利给斯退丁纽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元帅感到满意并答应给予帮助。他说鉴于总的形势，我们可以依靠他的完全的支持，以便立即采取行动使中国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并说他完全承认蒋介石的民国政府。总之，斯大林毫无保留地赞同在会谈中提出的美国的对华政策。
然而，哈里曼却认为赫尔利上了斯大林表面真诚的当。他认为斯大林“最终不会同蒋介石合作，一旦俄国转入远东作战，他就会出于利用的目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乔治·凯南也是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他十分熟悉俄国人的作法。他也不同意赫尔利的那封信，他还说，在他看来，当俄国染指满洲、蒙古和中国北部以后，它不会真正因此而感到满足。
可悲的是，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一心想帮助苏联，却忽略了斯大林用言辞使大家满意的手法和他那可疑的彬彬有礼的态度，从而使我们错误地相信苏联会支持和同意我们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
在最近三天中，杜鲁门感到总统这副担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重”。星期日在海德公园参加罗斯福的葬礼回来后，他着手准备第二天下午在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稿。临睡前，他祈祷上帝保佑他能应付局势，很好地完成他的任务。第二天四月十六日一清早，他读了哈里曼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驳斥了“斯大林关于波兰委员会会议的一些说法”，要求“我们要反复声明不能同意为华沙政权恢复名誉”。
艾登和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上午也来了，三个人着手就波兰问题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最后拟就的电文措词客气，但坚持主张不顾波兰政府的反对邀请米科莱契克和在伦敦的另外两个波兰人出席会议。杜鲁门通过无线电把电报发给了哈里曼，叫他立即亲自去交给斯大林。
艾登对他第一次同杜鲁门的会晤“很满意”，他致电丘吉尔说：
这次会晤给我的印象是，新总统是诚实而友好的，他明白自己所承担的新职责，但他并未感到自己应付不了。他对阁下的评价充满了热情。我认为他会成为我们的忠实的合作者……
十三时二分，杜鲁门走进众议院大厅，所有的人都起立，报以热烈的欢呼。他抬头骄傲地看了看主席台，发现了杜鲁门夫人和玛格丽特。
“议长先生……”他开始演讲。
“等一等，哈里”雷伯恩低声说：“让我哈你作作介绍。”
杜鲁门总统开始对全国发表第一次演说。他保证继续奉行罗斯福制定的战争与和平的政策，要求全美国大力支持他。他重申一定要使德国无条件投降，一定要惩罚战犯。
“美国的战争战略已经确定，这种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们的已故最高司令……”
“我希望全世界都要知道，这一方针应该是并将一定是无可变更的和不受约束的！”
他还清楚地指出，罗斯福制定的外交政策不会被抛弃。“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来说，最主要的是各国要继续合作，各国应该集中必须的力量挫败轴心国统治世界的阴谋。”
很显然，这个出身中产阶级、表现得既骄傲又谦虚的身材矮小而精力充沛的人，由于个人的和政治上的联系，仍是忠于罗斯福制定的所有政策的。例如，他虽然想对俄国表现得更强硬一些，但这对他来说却很难做到。美国人民毫无保留地拥护罗斯福的友好政策。总统最后给斯大林、丘吉尔和哈里曼的几封电报似乎充分证实了美国人民的这种态度。他曾要丘吉尔尽可能地把苏联问题大事化小，因为类似“纵横字谜”行动所导致的局势似乎“每天都在出现，而在大多数情况，都可以解决”。他还曾嘱咐哈里曼要“把伯尔尼（阿斯科纳）的误会看成是次要的事”，并对斯大林说：“这样的次要的误会今后再也不会发生”。
但这些电报并不能证明罗斯福日益增长的要坚决支持丘吉尔反对斯大林的决心。他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决心只是在给英国首相的一封电报的结尾部分表明过，他当时曾这样写道：“但是，我们将是强硬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政策才是好政策。”然而，对于一个新总统来说，遵循这条行动路线就太棘手了。
就象他以前的几任总统一样，杜鲁门并不了解作为一个政府首脑必须面对的那些可怕的问题。例如，只是当罗斯福去雅尔塔后有人才向他透露白宫里有一个秘密的地图室，而他到现在还没有去看一看。因此，这位新的政府首脑对处理如此繁重的事务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只有靠自己敏锐的思想和顽强的意志才能防止在今后犯严重的错误。
四月十七日上午，杜鲁门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出席的记者异乎寻常地多（大约350名）。电台和报刊杂志社的记者都试图挤进他的办公室，但许多人仍不得不呆在走廊里。他用一种惯常的生硬而又和蔼的态度，或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或根本不予理睬。
一个记者问他是否想会晤诸如斯大林和丘吉尔这些盟国首脑。
“我十分高兴会晤他们，包括蒋介石元帅在内，”他回答说，“如果戴高乐将军想见我，那我也很高兴。我希望会晤所有的盟国首脑。”
四月十八日，杜鲁门正在了解德国占领区的情况，丘吉尔给他发来了一封电报，要他们的军队迅速地尽可能远地向东深入，并要稳固地守住这些地盘。这实际上是杜鲁门并不熟悉的一个棘手问题 [ 注：在这之前，丘吉尔为攻占柏林事向杜鲁门作了最后一次试探，但杜鲁门的回答同罗斯福的回答别无二致——毫无保留地支持艾森豪威尔。 ] 。“在我担任总统的头五天中，我觉得仿佛过了五个一生……一夜之间，从副总统的地位登上总统宝座，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晚上，他写信给他的母亲和妹妹：
……甚至在宣誓就职以前，我就不得不作出两个世界性的决定：继续进行战争，继续在旧金山举行和平会议。星期六和星期日我都花在处理总统的葬仪上了。星期一，我向国会谈了我的打算，为此我花了整个星期日下午和半夜的时间，一直到第二天上午11点钟才准备好讲稿。但我认为我也得到了一些鼓舞，因为从各种表面现象来看，我的演说把国会和全国都动员起来了。我利用星期一下午接见了各界人士，作出了一些涉及到几百万人的决定。星期二上午，我会见了全城的记者，其中许多人向我提问，持续了可怕的15分钟，但这场考验已得到成果。
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要准备对正在战斗的男女战士发表五分钟的广播讲话，上床休息时已是深夜一点多了。这一天比以前更忙乱。我现在正准备休息，但我想最好还是给你们写几句话。祝愿你们都健康平安。
致以深切的情意。
哈里
杜鲁门把哈里曼从莫斯科召回来，要同他单独谈话。他们于四月二十日中午会面。总统希望从这位大使那里得到关于俄国人的第一手情报。
在哈里曼看来，苏联认为可以同时成功地继续奉行两条政治路线，一是同美国和英国合作，一是通过采取独立行动扩大苏联对其邻国的控制。斯大林的几个顾问错误地理解美国的宽容慷慨态度，把这种态度视为软弱的表现。他说：“我认为苏联政府丝毫不想同美国决裂，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重建其国家。”他断定，美国可以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由于以上的原因，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
哈里曼强调在个别问题上还存在困难，但杜鲁门打断他说：“我并不怕俄国人，不管怎么说，俄国人对我们的需要超过我们对他们的需要。”他打算表现得强硬些，不过要公开坦率地表现。
“我认为，我们正面临着欧洲遭到野蛮入侵的局面，”哈里曼提醒总统说：“今后一定会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我们现在就应确定将来应该采取的态度。”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可以同俄国人找到共同的行动基础，但我们必须恢复我们的政策。必须放弃认为苏联政府会在国际问题上按照指导世界其余地区的原则行事的幻想。”
杜鲁门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交换条件。他并不指望斯大林会百分之百地给他所要求的东西。“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得到百分之八十。”
哈里曼问总统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波兰问题是同旧金山会议和美国参加联合国问题紧密相联的。杜鲁门立刻回答说，除非波兰问题按照雅尔塔确定的方式得到解决，否则参议院就决不会批准美国参加联合国（不管这个组织如何）。“这正是我打算直率地告诉莫洛托夫的事，我准备对苏联政府采取强硬态度。”
在晤谈结束时，哈里曼以推心置腹的口气说道，他急于要回华盛顿的原因之一是担心杜鲁门不了解（罗斯福直到最后才了解）斯大林正对已达成的协议嗤之以鼻。“我怕您抽不出时间来研究最近的电报。但是应当说，您很好地看了这些电报，我们对形势所见一致，这使我从心里感到宽慰。”
在这段时间中，正象原来预计的那样，欧洲的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4月17日上午，莫德尔的计划开始实施，在他的亲笔指令下，B集团军群残部溃不成军。这位身材矮小的骁勇的元帅转向他的参谋长说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了证实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已做了应该做的事？作为一名败将，下一步该做什么呢？”他停了一会儿，接着，他自己作了回答，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答，它决定了他的命运。“过去，败将们都服毒自杀。”
关于温克，莫德尔确有先见之明。这个新编第七集团军根本不可能抵达鲁尔。温克也根本没有发动这种毫无希望的攻势。他只好尽他的本分坚守易北河战线，他的左翼已经受到了霍奇斯势不可挡的攻势的威胁。温克命令马克斯·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继续坚守哈雷和莱比锡，以保护这一翼。然而霍奇斯却在4月17日拿下了哈雷，把莱比锡孤立起来了。
莱比锡在历史上就是一颗珍珠，它也是德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正是在这里，马丁·路德在宏伟的圣－托马斯教堂第一次布道；巴赫在这个教堂里奏了整整27年的管凤琴，最后就埋葬在这里；瓦格纳也是在这里受洗礼的。德国最大的纪念碑之一——国家战役纪念碑也矗立在这里。这座高达1百米的纪念碑使人记起1813年战争结束时的情景。德国的统计学家曾仔细地作过一番计算，认为修建这样一座纪念碑所必须的石头和水泥如果用货车来装运，车队将长达55公里。这不大象是一座纪念碑，而更象是一座堡垒：再过几天它就会成为一座堡垒。
莱比锡市的防务实在可怜：汉斯·冯·庞塞特手中只有第106摩托化步兵团的750人和作为后备力量的一个摩托化营（250人）。剩下的是第14防空师的几支部队，人民冲锋队的几个营和该城的警察头目威廉·冯·格罗尔曼少将指挥的3,400名警察。
格罗尔曼更多的是一名警察头目，而不大象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他坚决反对把人民冲锋队投入毫无希望取胜的战斗。他说，这等于是屠杀儿童。“警察归我指挥。”他对庞塞特说，他无意把警察交给任何人去干任何事情，“我们自己的部队太弱了，不能进行真正的抵抗，因为部队再也没有任何重武器了。”“所以，”他解释说：“为保卫城市所作的努力是完全徒劳的，只会荒唐地使75万居民遭受危险。”
正当霍奇斯指挥第二和第69美国步兵师对该城进行包围时，格罗尔曼和庞塞特却在各行其是。庞塞特上校指挥他的主力部队在市政厅周围建立防线，并派他的最精干的300名士兵秘密占领了那座庞大的纪念碑，而格罗尔曼却在准备投降。四月十八日，他在电台宣布占领了指挥部，并将尽其所能代表市民的利益。下午四点钟，他终于与第二师的指挥官瓦尔特·罗伯逊通了电话，宣布莱比锡投降。
罗伯逊要格罗尔曼命令冯·庞塞特放下武器。接着，他同第五集团军的指挥官克拉伦策·许布纳进行了接触。许布纳在电话中告诉霍奇斯，他将去谈判莱比锡投降的问题。霍奇斯回答说，他只能接受无条件的投降。在这段时间里，格罗尔曼终于叫通了庞塞特的电话。当时庞塞特正同他的部下在那座纪念碑那里。“我根本不打算投降。”庞塞特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但格罗尔曼派了另一名军官去见美国人，再一次表示献城投降。这个军官在暮色苍茫中被带到了查尔斯·B·麦克唐纳上尉的指挥所。麦克唐纳22岁，当时是第二师23团G连连长。
“他知道我是一个上尉吗？”麦克唐纳问翻译：“他愿意向一个上尉投降？”
回答充满了热情：“愿意！很好！”一个小时后，麦克唐纳的吉普车行驶在莱比锡的街道上，所遇到的许多市民或者十分惊异地停下来莫名其妙地在一旁看着，或者竭力挥手表示友好。在警察局，麦克唐纳遇到三位戎装整齐的德国军官。麦克唐纳心中暗暗思忖，是否应该行礼？为了不致产生误会，他还是按照德国的方式两脚跟咔嚓一靠拢行了军礼。
麦克唐纳被一直带到了格罗尔曼办公室。将军急忙迎上来向麦克唐纳伸出手。他戴着单片眼镜，红润的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神采。在麦克唐纳眼中，他好象是一位好莱坞描绘的显赫的纳粹党人。饮了一杯法国的白兰地酒后，他俩坐下来谈判。格罗尔曼说他将十分高兴地命令所有的警察部队投降。但当麦克唐纳要他让所有的武装部队放下武器时，他不得不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道：“我根本无法控制冯·庞塞特上校，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指挥部设在哪里。”但他认为，大部分武装部队已经离开城市了，庞塞特不会成为麻烦。美国第69师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师是从城东南进城的，在前面开路的是兹威博尔中校率领的坦克部队。
兹威博尔的部队接近纪念碑时，庞塞特的部下开火了。一直以每小时16公里的速度行驶的兹威博尔的坦克部队就开足马力以比平时快三倍的速度在通向市政厅的大街上急驰。由于速度快，所以每次转弯时都有一个步兵从坦克上摔了下来。到达市政厅前的最后一条街时，兹威博尔从一个意大利难民口中得悉，这里至少有2百名党卫队士兵。他带领剩下的65个人（有160人已从急驰的坦克上摔了下来或被敌人的枪弹击毙）趁夜色小心地隐蔽起来。
黎明时分，第69师的一个步兵连试图攻打市政厅大楼，但遭到了猛烈反击而退了下来。兹威博尔调动他的几辆坦克和一些反坦克炮去支援他们。
当兹威博尔的作战部队接近时，有两位姑娘，加布里尔·赫尔贝纳和她的朋友，正在一个十字路口。在坦克放慢速度之前，她们一直以为这是德国坦克。坦克里有一个人叫道：“停一下，小收子们！”
一个人从炮塔探出头来说：“到掩蔽所或地下室去吧，市政厅就在这广场尽头，我们要进攻了。”这人笑了笑，缩进去了。过了几秒钟他又探出身来，手里拿了些糖果，扔给两位姑娘。但是，两位姑娘吓得面如土色，赶快钻进一个掩蔽所。这些敌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兹威博尔把部队分成两组，和步兵连一起发动进攻。然而，美国人又一次被德军的装甲拳、机枪和步枪挡住了。发动两次徒劳无益的进攻后，将近九点钟时，焦急的兹威博尔决定智取而不采用强攻。他说服了一个德国消防队员，说如果他同意把最后通牒送进市政厅，就可以避免许多人死亡。最后通牒是这样写的：如果市政厅里的指挥官不立即投降，再过20分钟美国人就要用重炮、火焰喷射器和一整个师的兵力发起进攻。
几分钟后，150名德国人举着手走了出来。美国人在楼内发现了弗赖堡市长，他的副官和他们全家人的尸体。他们都自杀了。
现在，莱比锡内唯一进行认真抵抗的地方是纪念碑，庞塞特在那里扣压着17名美国战俘。美军用八门炮轰击这个庞然大物，但无济于事，有些炮弹甚至一接触那些花岗岩石就弹了回来。如果这样下去，那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代价巨大的包围战。第273团的汉斯·特雷福斯上尉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告诉他所在的团的团长C·M·亚当斯上校说，他认为应设法使庞塞特投降。特雷福斯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九三六年同他的父母逃到美国，六年后成了纽约市立学院的大学生联谊会成员。
十五点钟的时候，特雷福斯在该团候补军官乔洽·奈特和一名手持白旗的德国战俘陪同下爬上通向这一建筑物后面的纪念品商店的阶梯，庞塞特和另外两名德国军官走出来同这几位谈判者见面。
特雷福斯对庞塞特说，抵抗是荒唐的，“你们绝无胜利之可能，战争已经打败了，现在应放下武器，避免伤亡，才是明智的”。
“我个人已经接到元首关于绝不投降的命令。”庞塞特回答说。他拒绝释放17名美国俘虏或用他们来交换德国俘虏。但是，双方达成了停火两小时以撤退伤员的协议。
医务人员抢救着12名伤员，特雷福斯则继续同庞塞特在纪念品商店前谈判。将近17点钟的时候，他终于说服了庞塞特，到纪念碑里去继续谈判。
在莱比锡市内其他地方，战斗已经结束，但仍然不时有人放冷枪。美国部队聚集在大街上。美国兵乘着吉普车或卡车来回奔驰，向纳粹旗帜行礼。一个美国兵用一个黑梳子做成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唱着《霍斯特·韦塞尔》，逗得连德国人也哄笑起来，其中有些人多少年来大概还是第一次放声大笑。
半夜时分，特雷福斯和庞塞特还在谈判。“如果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庞塞特说：“我甚至根本不会跟你讲话，再过四年，你我就会在西伯利亚重新见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特雷福斯说：“现在牺牲这些你可以用以对付俄国人的士兵不是很可惜吗？”
“是的，但我现在接到了不准投降的命令。”
“我肯定你是知道霍姆堡亲王的故事的，”特雷福斯引用克莱斯特的一个戏剧说：“他没有服从命令，却为选帝侯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又过了一会儿，特雷福斯告诉庞塞特及其军官们说，师部刚才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庞塞特主动走出纪念碑投降，他的部下就可能追随他投降。庞塞特接受了这一建议。四月二十日清晨两点钟，他走出了纪念碑大门。纪念碑的战斗结束了。
正当特雷福斯要释放其他的德国人的时候，奈特上校说这中间有一点误会。师指挥官埃米尔·F·莱因哈特原只允许庞塞特走出纪念碑，其他的德国人应该暂时呆在纪念碑内，特雷福斯又来到其他的德国军官面前，想说服他们接受新的条件。他说如果他们答应不逃跑，他将为他们争取在莱比锡48小时的行动自由。只有一名德国军官要求按起初的协议办事，特雷福斯也就很快放了他，因为他觉得不能食言。他劝奈特批准48小时这一时限。“但是，”奈特说：“那我们就必须在不让莱因哈特知道的情况下保护好纪念碑内外的这些人。”
德国士兵被解除了武装。与此同时，特雷福斯把约15名德国军官打发走了。48小时后，当他再召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如约赶到了，只有一名军官没来，他走了，只留下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
整个西线各据点的德国人都按一种奇怪的条件投降了，有时，美国人只给市长挂了个电话，就解决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投降问题。
西线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凯塞林却认为应尽力坚持警卫首都的易北河一线，这样就可以使希特勒把其全部兵力投入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最后战斗。
但指挥这一战线的指挥官根本不这么认为。瓦尔特·温克将军在没有接到命令、甚至没有请示元首指挥部就指挥他的第七集团军放弃美国人，掉头东向，踏上了去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