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卑劣地歪曲”·第二十一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关于“纵横字谜”行动的频繁电报往来似乎使形势更加恶化了。耶稣受难日那天，罗斯福又收到了一封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指责说，德国人趋阿斯科纳会议之机从意大利抽调了三个师的兵力派往东线 [ 注：德国只从意大利抽调了一个师，这个师派到了西线。德军的这一调动同阿斯科纳会议毫无关系。 ] 。斯大林还抱怨驻意大利的盟军没有遵守在雅尔塔共同作出的关于从东、西、南三面同时向希特勒发起进攻的决议。
……这一事实使苏联指挥部非常生气，它孕育着彼此的不信任……在这种形势下，盟国之间绝不应该相互掩饰自己的意图。
罗斯福被这份电报激怒了，他要马歇尔和李海草拟一份回电。被斯大林的电报弄得不安的美国三军指挥官担心同俄国的一刀两断会成为“妨碍德国军队迅速崩溃的唯一的意外事件”。他们起草了一份回电，回电的措词勉强做到了既是激烈的又是和解的。
……我们必须重申，伯尔尼会晤 [ 注：由于无法知道的原因，所有的电报都说这一历史性会晤的地点是伯尔尼，而不是阿斯科纳。这也许是为了骗苏联人。许多历史学家为此困惑不解。 ] 的唯一目的是同有权能的德国单官建立接触，而不是为了开始进行任何谈判……这一会晤是一名被视为希姆莱亲信的德国军官提议的。当然，他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在盟国之间制造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使他有隙可乘。我热切希望，关于目前的形势和我的意图的问题，以上的非常清楚的说明能消除您在三月二十九日的电报中所表示的忧虑。
斯大林担心的是，如果允许德国人迅速投降，在意大利北部要求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将会难以得到解决。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斯大林显然收到了他在瑞士的间谍发回的许多假情报。他在四月三日给罗斯福发了另一份电报。作为一份发给盟友的电报，这电报就使人不胜惊愕之至。斯大林在电报中公开谴责西方盟国扮演了叛徒的角色。
……您肯定地说到目前为止谈判并没有开始。您显然是消息不灵通。根据我在军界的同行的看法，及他们掌握的情报，不但已经进行了谈判而且已同德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德国西线司令官凯塞林元帅将向英美军队开放西线，让其向东边推进，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答应对德国人放宽停火的条件。
我认为我的同行们的看法与事实真相出入并不很大，否则，把苏联指挥部的代表排斥在伯尔尼（阿斯科纳）会谈之外就是不可理解的了。
我同样不可理解的是英国人的缄默态度。他们让您来同我就这件令人不快的事通信，他们自己却默不做声。而据我所知，伯尔尼谈判是英国人首先提议的……。
艾森豪威尔最近就柏林问题写给斯大林的充满合作精神的信，可能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怀疑。斯大林继续以讥讽的口吻指出，在瑞士的“谈判”使得盟军可以在“实际上没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推进到了德国中部，而东线则一直在进行激战。
有一个美国人清楚地感到俄国人是不想让步的，此人就是艾夫里尔·哈里曼。他一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就立即致电国务院说，苏联人完全是从他们的自身利益来看待这件事的。
……我军解放的地区，如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食品供应困难，比较起来，红军解放的地区供应条件却比较令人满意。他们从这种形势对比中捞到了政治上的好处……。因而我遗憾地得出结论，我们应遵循的政策是，首先照顾西方和其他地区的盟友，然后把其余的地盘交给俄国。”
他说，支援各反对集权主义的民族和阻止苏联渗透的唯一方式就是帮助这些民族迅速实现经济稳定。
……因此我同意如下看法，即我们要正视现实，按照这个方向来调整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
他的这些结论传到了总统那里。这些结论无疑对总统四月五日致电斯大林一事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是总统自战争开始以来所发出的最咄咄逼人、最激愤的电报：
……令人惊奇的是，苏联政府似乎认为我同敌人达成了一个什么协议，而且事先没有征得阁下的完全同意。
……如果在蒙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之后，在我们指日可待的胜利时刻，这样一种不安情绪，这样一种彼此缺乏信任的气氛竟损害我们之间的完全谅解的话，那将是有史以来的最大悲剧之一。
老实说，您的情报人员（不管他们是谁）如此卑劣地歪曲我和我的部下的行动，我不能不对他们表示极大的愤怒。”
当丘吉尔得到这一电报的抄件时，他简直乐不可支。他认为电报中最后一句话“正符合罗斯福在愤极时的形象”。他立即致电总统说，他“对斯大林竟如此放肆地给总统发来这种侮辱美国名节、因而也是侮辱英国名誉的电报感到震惊”。他给斯大林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电报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和我的同僚都认为，总统给阁下的回电的最后一句话亦即我们要说话。”
哈里曼紧接着在第二天写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通常采取的“宽人为怀和充分尊重人的态度”竟被苏联人看成是软弱的标志。他说，“苏联人对于与我们有关的事每日每时表现出的侮辱和彻头彻尾的傲慢态度，简直是不胜枚举的”。他坚决主张采取报复手段，以使苏联人懂得他们不能“老是坚持目前这种态度而不付出高昂的代价”。
哈里曼坚信，只有采取一种强硬的政策才能对苏联人产生影响。斯大林给罗斯福那份有“如此卑劣地歪曲”一语的电报的回电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显然，被总统的那种受到冒犯的咄咄逼人的语调搞得心神不安的斯大林，竭力想缓和一下气氛。
……我从未怀疑过阁下的正直，也没否认过阁下是可以信赖的。同样，我从未对丘吉尔先生的正直和人们对他的信赖提出过任何质疑。
但是他仍然坚持应该邀请俄国人参加在瑞士召开的会议，并肯定说此种看法是“唯一正确的看法”。他还坚持认为（带有几分正确性）德军在西线抵抗的软弱并不仅仅是出于它们“事实上被击溃”了。
……德国人在东线有147个师，他们完全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从东线抽调15个到20个师去增援其西线的部队。然而，他们过去没有这样做，现在更不会这样做。他们为了守住增列尼采而拼命抵抗俄国人。增列尼采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毫无意义的车站，这个车站之于他们就象泥敷剂对于死人那样无足轻重。但他们却不加抵抗地放弃了德国中部诸如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和卡塞尔等重要城市。您一定会认为德国人的这种态度是非常奇怪的，是不可思议的。
与此同时，斯大林还给丘吉尔拍了一份带有挑衅味道的表示歉意的电报。
……我的电报都是以个人名义发的，是最秘密的。这可以便我清楚而坦率地直抒胸臆，这正是秘密书信往来的好处。但如果阁下把我的坦率的话语视为一种侮辱，那我们间的书信往来将受到妨碍。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我过去和现在都无意侮辱任何人。
斯大林在同一天发给盟国的其他电报，虽然表面上是挑衅性的，但也表明他准备表现出通信达理的态度。例如，他对罗斯福说，由于“英国和美国的大使背离克里米亚会议的规定”，波兰问题已经陷入了死胡同。不久，他又表示他对于“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感到不耐烦。
总统的“如此卑劣的歪曲”的怒吼在苏联引起了一种积极的不安。
罗斯福看了关于波兰问题的电报后，立即致电丘吉尔：
……我们应该更好地仔细地研究一下斯大林的态度的影响和我们下一步应采取的步骤。我是不会不同您商量就承担任何义务和发表任何声明的，我知道阁下也会这样。
他俩终于一致感到斯大林已经改变了态度，根据丘吉尔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出现了“取得进展的某种希望”。
正当外交官们争吵不休之际，英－美－法军队粉碎了德国的西线。但这一成功并未平息英国指挥官们对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的决定的指责。当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皇家空军元帅A·W·特德四月三日参加英军指挥官会议时，他力图使将军们冷静下来，说艾森豪威尔直接同斯大林通信是迫不得已，唯一的原因是蒙哥马利关于部队运动的说明矛盾百出。
“我感到惊奇的是，艾克竟认为必须借助斯大林来核实蒙哥马利的说法。”布鲁克讥讽地说。
第二天，英军的指挥官们在一封长长的电报中要求他们的美国同事考虑“英美军队尽早攻占柏林的好处”。但丘吉尔想了结这场争论，他确信美国人是不会改变初衷的。4月6日，他致电罗斯福说：
……我认为这场争论已告结束，为了向阁下证明我的诚意，我要引用我所懂得的很少的几句拉丁格言之一，即：“爱情的争吵乃是爱情的一部分”。
但是，几天以后，在以讨论“纵横字谜”行动为借口而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他按捺不住又提起了柏林问题，说应该“到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去同俄国军队握手，如果情况允许就攻进柏林”。
艾森豪威尔不能让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他继续致电马歇尔进行没完没了的解释，但马歇尔已不再需要什么论据来反击英国的指责了。蒙哥马利现在也确信继续争论没什么好处。他好心地致电艾森豪威尔说：
……我很清楚您所希望的东西。我应完全彻底地粉碎北翼，尽我之所能排除布雷德利在主攻中所遇到的敌军。
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正全速向易北河挺进。德国首都已不再是盟军的攻击目标，但辛普森对此却毫无所知。所以，当布雷德利命令他停下来“喘一口气”时，他丝毫没有感到不安。几天后，布雷德利给他打电话说：“前进！”辛普森就叫他的参谋部“全速向柏林推进”，并决定用艾萨克·怀特将军的第二装甲师和第30步兵师或第83步兵师沿着马格德堡到柏林的高速公路发起最后冲锋。他手中有充足的物资供应，有足够的载重十吨的重型卡车担任运输，官兵精神饱满，斗志高昂。
希特勒的各条防线都在土崩瓦解，但成千的盟军战俘却仍在向巴伐利亚南部的堡垒地区转移。四月五日凌晨，汉默尔堡的战俘在寒冷的蒙蒙细雨中来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发祥地纽伦堡。
伊·格·法本公司的工人使人想到这里曾遭到过大屠杀，但现在机器仍还在运转。马路上到处停着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卡车。人们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来来往往。街上看不到孩子的踪影。当战俘队伍到达该城城郊时，天空放晴了。卫兵叫战俘们停下，用一个小时吃饭。和卡瓦诺神甫在一起的那几个人坐在几棵枞树下晒太阳取暖，吃着红十字会发的罐头。接着，人们就地躺下稍事休息。快到中午时，他们听到城内发出警报，接着就是一片乱哄哄的声浪：“快点，快点！”突然，警报器停止了嘶鸣，代之以一阵短促而可怕的扫射的枪声。战俘们都站起来环顾四周。南面8百米处，在一片荒凉的开阔沙地后面，有几条路基加高的铁路。再往远处，一字排开的是弹药仓库、烟囱和庞大的袖罐。
一群德国人，其中大部分是士兵，攀上铁路路堤向战俘们走来。
“瞧，德国佬跑来了！”
卡瓦诺神甫看见远处蓝色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些类似蝇粪的黑斑点，那是两队14架轰炸机。接着，又出现了两队。飞机在作弧形飞行、留下一条条白色的气流（两队从南面，另外两队从西面作弧形飞行）的同时，投下了一些照明弹。一个战俘叫道：“天哪，我们在攻击的目标里面！”
神甫跳起来叫道：“忏悔吧！”于是他给周围的人反复诵念赦罪的语句。正在这时，炸弹开始在工厂上一颗接一颗地爆炸。卡瓦诺神甫头上蒙着一条毯子，祈祷着上苍，大地在他的脚下震颤。轰炸停止了，他抬眼四顾，但见工厂浓烟滚滚，大火熊熊，在弥漫的烟火中，有人四散奔逃，有如一些小小的洋娃娃。
突然，有人尖叫了一声：“卧倒！”从震耳欲聋的高射炮火中可以判断，另一队轰炸机来临了。炸弹雨点般落下来，爆炸声连成一片，令人胆战心惊。弹药堆被炸着了，大火呼啸而起，墙壁纷纷倒塌，声音盖过了第三队轰炸机的嗡嗡声和投弹声。
“这大概该结束了吧。”卡瓦诺心里估计着，掀开毯子瞥了一眼天空。散落的烟尘把周围弄得一片昏暗。人们紧紧地把身子贴在震动着的地上。第四队轰炸机投完弹后，又来了第五队。爆炸掀起的尘土和沙子溅得越来越近，沙土、小石块、尘埃，一鼓脑儿地往战俘们身上盖。有人在呼喊：“医生！医生！”
神甫站起身来，为他碰到的所有毫无生气的人们祝福，冒失地从一个人面前跑到另一个人面前。等他跑到这一排人的前头时，他开始清醒了。“我可能忘了谁吧。”他想着，于是又折转回来。
“神甫，帮我们把这个人救出来！”一个军官大声说，同时凝视着躺在满是水的弹坑里的一个受伤的美国人。另外五名军官也目瞪口呆地看着伤员。神甫摇晃着他们说：“快点，采取行动吧！把他拉出来！我还有别的事。”
他向约翰尼·洛什走去。洛什脸朝地躺在那里，旁边坐着他的朋友吉姆·基奥。
“喂，神甫，”洛什不顾疼痛笑着说，“我真高兴你没被炸着。”
“约翰尼肋部炸伤了，神甫。”基奥解释说。
神甫看了看洛什的衬衣。衬衣已经浸透了鲜血，裹在他的腹部，这是为了防止肠子流出来。神甫知道他已濒临死亡了，于是给他赦罪，竭力安慰他。
“您认为我会摆脱死神吗，神甫？”
“当然我希望你能度过难关，约翰尼。几分钟之内我们就给你找个医生来。”
神甫发现道格拉斯·奥德尔也坐在一个弹坑里。两个人把一个止血带（一件撕破了的衬衣）紧紧地绑在他剩下的一截腿上。
“瞧，神甫，可以说我比较倒霉，”奥德尔指着他那被炸断的抛在几米以外的另一截腿笑着说：“我身体的一部分在那里。”他说他不知为什么在神甫来后现在竟感到很好。
约翰·马登上尉走上来说：“神甫，有一个新教布道牧师被炸死了，其他几个牧师要您去一下。”神甫跟着马登走去，找到了斯科坎普布道牧师。卡瓦诺神甫俯身给他擦圣油，看见他那布满煤烟的前额上已经有油状十字印记。
伤亡是惨重的。许多人受了伤，24人死亡。卫兵们把尚能走路的大约400人集合起来，又开始向南进发。活下来的四名布道牧师，三名医生和七名军官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把死者整理排好，然后坐下。他们已疲惫不堪了。
德国士兵中的一名中士请求卡瓦诺神甫给他一支烟，神甫递给他一包。突然，他觉得天旋地转，一阵晕眩，他完全昏过去了。醒来时他看到一个人正端着一杯水喂他。这个人是一个德国人，坐在他旁边的草地上。他俩看到眼前许多人惨死的情景，说不出一句话。
那些留在ⅩⅢB军官战俘营的俘虏们即将被飞速向汉默尔堡前进的美军第14装甲师解放。第二天（四月六日）早晨七点钟，集中营的指挥官冯·格克尔将军对美国医生伯恩特少校 [ 注：伯恩特由于“不服从命令”而被古德上校解职，但几分钟后古德又恢复了他的职务，命令他留在集中营同其他医生一起照顾伤员。 ] 说他的同胞即将接近此地并很快会占领集中营。“我已得到柏林的命令，叫我同我的卫戍部队撤退。因此我把指挥美国战俘的任务交给你，委托你保护集中营中里的你的同胞。我还求你给我一点面子。”他指着几百米以外的一幢房子说：“我把妻子和小姨子留在这幢房子里，我要求你在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亲自负责他们的安全。我很为她们的安全担心，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集中营被解放后，俄国战俘营也即将被解放。”
隆隆的炮声越来越近。伯恩特派了两个医生在将军屋前站岗。伯恩特从医务室的三层楼上望去，看到美军坦克正爬上山岗开来。那场面真是好看极了。美军一边前进一边开炮，但没有遇到回击。坦克离集中营只有100米时，伯恩特的两名助手展开了红十字标记和美国旗帜（在床单上涂上红汞水和亚甲蓝而做成的旗帜）。12个国籍的战俘跑出集中营，鼓掌欢呼。有些人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有几个人甚至去拥抱坦克。
伯恩特找到作战部队的指挥官，第47坦克营的詹姆斯·兰恩中校，告诉他说应该立即把沃特斯送进医院。第三集团军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巴顿命令查尔斯·奥多姆上校于17时乘飞机离开巴顿司令部去接回他的表弟。
第二天（四月七日）早晨，巴顿到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第34初级疏散医院去看望沃特斯。上校虽然消瘦而虚弱，但仍然显得神采奕奕。医生们说他会活下去，很可能不会瘫痪。上校问道：“你知道我在汉默尔堡吗？”
“不，”巴顿回答说：“我只知道在那个集中营里有美国战俘，所以我就派部队去了。”
在东北方向120公里处，两个寻找助产士的德国女人在默克尔斯盐矿被美军第90师的宪兵抓住了。在交谈中，一个妇女指着那个矿井偶然说：“那里藏着好多钱。”
在这之前不久，巴顿也听说在盐矿处发现了十亿巨款（与德国的帝国银行的储备差不多）。巴顿为此事亲自给埃迪打了电话。埃迪认为这笔钱是德国的全部黄金储备。巴顿命令埃迪去寻找这笔财富并且要找到它。他说，如果这真的是其黄金储备，如果向德国人宣布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些储备，他们的纸币就会失去价值。
盖伊从巴顿手里夺过话筒，说：“马德，不要把黄金运走！”
第二天，埃迪说，默克尔斯盐矿里的确有一大部分德国黄金储备。他估计相当于2,000万美元的黄金和27.5亿德国马克。总数是8,400万美元，这是世界上最大数量的存款之一。在650米深处的加固的地下室里还有一笔巨额财富，埃迪没有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些无价的艺术品，其中包括从柏林凯撒－弗雷德里希博物馆转移到这里的一些珍贵的艺术品。
巴顿迅速向东来到魏玛。这里是席勒、利斯特、歌德的祖国，是昔日魏玛共和国和布痕瓦尔德共和国所在地。这个建在一片丘陵之上的集中营居高临下，俯瞰全城，离著名的哥德橡树园不远。自从集中营建立以来，在这里处决了5万6千名囚犯。通常这里有七万名犯人，最近由于转移了一些犯人，只剩下2万1千人了，但很多未被火化的尸体还埋在深坑里。
在巴顿快到集中背时，集中营的指挥官不知是该向犯人们祈求呢还是该对他们进行威胁。他对他们说：“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是最坏的人。”他要求犯人们在美国军队面前为他的善良美言几句。与此同时，为了威慑任何可能的反抗，他决定处决46名政治犯。
将要被处决的政治犯中有一名是医生彼得·增克尔。他是布拉格前市长，几年来久经考验的反纳粹分子。当他看到将被处决的人的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时，他就象其他的犯人一样决定躲藏起来。他烧掉了他个人的一切纪念品、照片和信件，给他的妻子和全家人写了一封诀别信。一个朋友给他埋了发，刮了胡子，修剪了他那浓密的眉毛，然后把他藏在另一间小板屋里。在整整一夜中，年满花甲的增克尔不得不不断地改变藏身之处。
处决46名犯人的命令使集中营里的两个抵抗小组团结起来了。这两个小组一个由共产党人组成，另一个由反共人士组成。他们达成协议，不交出要处决的人。秘密的口号从一个小屋传到另一个小屋：任何犯人都不出席早点名。早晨八点是点名的时间，随着这个时间的临近，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点名的钟声响后，2万1千名犯人中没有一个人到院子里去。增克尔透过石砌的墙基的缝隙向外看去，看到有一个人影走来。这是一个法国工业家，德国卫兵把他打发回来，以向其他的犯人表示，只要他们听话就不会发生什么事。
指挥官立即再一次命令点名，但仍然无一人前往。他派集中营警察到小屋去找那46个人。表面上，这些找人的警察极为认真，简直认真到了令人可笑的地步，他们竟然打开桌子的抽屉寻找。但他们显然不想找到任何人，因为他们也听到了越来越近的巴顿部队的隆隆炮声。
在密谋暗杀希特勒的人中，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牧师狄特里希·波霍弗，前最高统帅部情报部部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助手汉斯·奥斯特将军都将被处死，绝无被释放的希望。他们被送到位于德－捷边界的弗洛森堡集中营。一同被送去的还有许多“有身份的”犯人，其中包括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前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财政能手希尔马·沙赫特博士以及约瑟夫·“奥克森泽普”·米勒。米勒曾在一九三九年劝说教皇充当英国人和反纳粹政权之间的中间调停人。
四月八日，米勒被从牢房带到绞刑架前。有人对他说：“最后的一幕即将开始。你将在卡纳里斯和奥斯特之后被绞死。”当时，这里比布痕瓦尔德更为混乱。不知为什么，他又被带回牢房，但又被立即带到绞刑架前，让他站在那里。最后，有人对他说：“今天我们想饶了你。”接着他又被送回牢房。
夜里，盖世太保的一个军官来到施拉勃伦道夫牢房，神色显得很尴尬，问施拉勃伦道夫是不是狄特里希·波霍弗。他回答说不是。这个军官就出去了，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问他是不是波霍弗。米勒也遇到这种问话，他睡着后，将近四点钟时被一个孩子的声音唤醒了，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头脑发晕了。许士尼格的妻子和孩子、沙赫特博士、哈尔德将军和托马斯将军正被带进一架准备飞往达豪的飞机。
两个小时后，有人叫各牢房的门牌号，米勒听到卡纳里斯要求允许给他的妻子写几句话。又过了两小时后，一个卫兵进来打开米勒的手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困惑地说：“他们对我说你是头号罪犯。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处置你。”
米勒走向牢房的小窗口，他看见外面院子里有两个外国军官（其中一个是英国间谍，叫彼得·丘吉尔，被捕于一九四三年）。丘吉尔的同伴问米勒：“你也是要被绞死的高级军官吗？”
“我想是的。”
“你的朋友们已被绞死了，人们正在牢房后面火化他们的尸体。”
飘浮在空气中的小小的棉絮团似的碎片通过铁窗飞入米勒牢房。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这可能是卡纳里斯和奥斯特的被烧焦了的肉体，不禁毛骨悚然。
在柏林，希特勒的财政部长卢茨·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明白，战争已无可挽救地失败了。他想使德国人民避免更大的苦难。他是狂热的天主教徒，曾在罗得岛和牛津大学就学，对英国的感情很深。他决定把他对德国命运的忧虑直接告诉给戈培尔。宣传部长可能会说服希特勒同西方媾和。
戈培尔说，胜利的可能性比人们一般想象的要大得多。布尔什维克同英美之间的分裂正日益加深。“我们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警惕，伺机利用他们正在发生的彻底的决裂。”这个时机两三个月之后就会来临。
“我也认为他们会彻底分裂，”伯爵说，但他认为等到他们最后分裂就太晚了，“我们已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军事形势已经无望。我们应派正式的有能力的代表到国外通过象布克哈特博士或教皇这样的中间人进行谈判。”
奇怪的是，戈培尔竟然毫无难色地同意了这一主张，甚至透露说已经为建立这类接触采取了秘密措施。到目前为止他所知道的是，美国人和苏联人并不反对这一建议，但英国人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 注：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进行过这类会谈的东西。 ] 。戈培尔指出：“从我们方面来说，谈判的障碍来自里宾特洛甫。”他说，不幸得很，他不能在元首面前公开批评外交部长，因为有些流言说他想夺外交部长的职务。“你应该明白，元首是不会也不愿听取那些他并没要求别人发表的意见的，特别是当这些意见是出自并非负责有关事务的人们之口时更是如此。再者，七月二十日的事件给他心理上带来的痛苦超过了肉体上的痛苦。这一背叛行为是一场可怕的震动，从而使他更多疑更孤僻了。但我知道元首是多么欣赏你的正直与真诚和多么尊重你的意见，因为他知道你从来没有为自己要求过什么。”戈培尔停了一下，然后问道：“如果我为你安排一次同元首的会晤，你觉得方便吗？”
还没等惊得目瞪口呆的伯爵问答，戈培尔又接着说：“会晤时你开始可以简短地汇报一下你主管的部门的形势，元首就会同你讨论总的形势，这就可以使你很容易地谈起真正的问题。请记住，元首是不能容忍失败主义的。你措词必须巧妙而谨慎。”他以开玩笑的神气看着伯爵。
“你可以以我的名义同元首讨论问题 [ 注：后来根本就没有进行会晤。施威林·冯，克罗西克最近写道：“我不知道这是由于戈培尔犹豫了呢，还是由于希特勒拒绝见我。” ] 。”
但戈培尔立即恢复了往日的狂热。他叙述了在给元首朗读卡莱尔描写七年战争的绝望日子的篇章时的情况：被在俄国的明显的失败弄得垂头丧气的腓特烈大帝说，如果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服毒自杀。卡莱尔写道：“英勇的国王，请您再等一等，您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你那交好运的太阳正隐在云后，它即将驱散云雾来照耀您了。”果然，二月十二日，俄国女皇驾崩，给腓特烈大帝的命运带来了神奇的转折。戈培尔说道：“听完这段故事后，元首的眼中充满了泪花。”
突然，他喜形于色地说，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为元首卜算的星象图曾预言，一九四一年以前德国会不断胜利，然后是节节失败，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上半月遭到惨败，四月下半月将取得暂时胜利，接着又是一段暂时休战，直至八月份才有和平。在此后的三年内德国的处境困难，但从一九四八年开始德国就会东山再起。
第二天，戈培尔给伯爵送去了那张星象图。伯爵虽然对星象图的预言不甚了了，但还是对关于四月下半月可能会发生的事的推测感到吃惊。
如果说德国的形势可能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改观的话，这在西线却似乎是相本不可能的。四月十一日一清早，霍奇斯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第三装甲师的B独立团迅速地向德国中部的诺德豪森包抄上来，希特勒的神奇的超级武器，即维尔纳·冯·勃劳恩的飞弹就部署在那里。
勃劳恩遇到了一场车祸，现在正在休养，上半身和左臂还糊着石膏。他在复活节后的星期日听到报告，说美国坦克已经到了南面几公里的地方。他担心党卫队要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炸毁制造V－2飞弹的成吨的宝贵的资料和建造计划。他应该抢救这些东西。
勃劳恩命令他的私人助手迪特尔·胡策尔和庇恩蒙德试验场的设计主任伯恩哈德·斯特曼把那些文件资料藏到安全的地方去。“最好的地方可能是旧矿井或地窖或其他类似的地方。我没有确切的想法，时间又太紧。”
需要三辆奥佩尔牌卡车才能把重达14吨的资料运走。四月三日，这个小小的车队向北面哈尔茨山脉驶去，这条以产矿泉水而闻名的山脉里，有许多矿井。斯特曼和胡策尔花了整整一个白天拼命寻找一个合适的隐藏地方，最后终于在偏僻的德兰登村庄找到了一个被抛弃的铁矿井。36小时以后，所有的资料都用一列小火车运进矿井中心，然后用人力搬进去。
疲乏的胡策尔心想，任务完成了。第二天，他又和他的同伴回到这里，炸塌了通向井中心的坑道。后来，矿井老看守又小心地引爆了一堆炸药，完全堵住了矿井。只有斯特曼、胡策尔和老看守知道埋藏这些宝贵的资料的确切地方，而这位看守却根本不知道这些资料的重要性。
四月十日，庞大的诺德豪森V－2飞弹地下工厂停工了。火箭专家、工程师和工人（一共4千5百人）都解散回家，苦役犯被送到了附近的集中营。500名专家则由党卫队将军、V型武器计划特别专员汉斯·卡姆莱用他的私人列车送到了南面500公里处的奥伯拉梅尔高。
第二天，四月十一日，第三装甲师的韦尔伯恩分队从北面接近诺德豪森，与此同时，洛韦拉迪分队也从南面向这里接近。两位指挥官已接到情报部门的警报，说他们“将会在诺德豪森地区碰到非同寻常的事”。他们起先以为这是指该城的集中营，那里有5,000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室外或营房里。但是，在诺德豪森东北几公里的哈尔茨山梁的分支处，他们不期遇上另一群身着肮脏睡衣的囚犯。囚犯们告诉他们说，在山的下面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
两位指挥官向宽敞的隧道看了一眼，看见一些货车车皮和装有短尾翼导弹的卡车。他俩同独立团的情报军官威廉·卡斯蒂尔深入山中腹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工厂。卡斯蒂尔认为那是一个“魔术师洞穴”。V－2飞弹和V－2飞弹的部件整齐地排列着，那些精密的机器都可良好运转。
巴黎战争物资技术情报主任霍尔加·托弗托伊上校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立即组织了一个“V－2特使团”。使团的任务是撤出1百枚V－2导弹，并用船把它们运往新墨西哥的怀特·赞德斯试验射击场。但谁也没有多嘴告诉托弗托伊，一旦战争结束诺德豪森就是苏联的地盘，因此，他只是按常规行事。
在东南约75公里，巴顿的一个装甲先遣队终于进入魏玛。在俯瞰城市的山岗上，布痕瓦尔德的战俘们几乎不能忍受集中营里的紧张气氛了。解放只是按分秒计算的事了。中午，所有的党卫队员都撤走了。对于彼得·增克尔来说，那些疯狂的纳粹分子撤走的情景简直是使他欣喜若狂的一幕。最后一辆卡车一开走，战俘们就缴了那些不幸的岗哨的械，占领了了望哨，接着又在大门上挂起了表示欢迎的白旗。
下午，美国坦克爬上丘陵，开进集中营。战俘们纷纷钻进坦克。增克尔一眼就认出了随军记者爱德华·R·莫罗。他大声说：“我是在布拉格认识你的！”但莫罗根本认不出这个骨瘦如柴的人。增克尔补充说：“我是增克尔。”几小时后，莫罗在伦敦电台报道说布拉格市市长还活着，现在布痕瓦尔德。
但是，增克尔远没有得救。最近一些年来，就象在其他一些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一样，共产党人秘密地掌握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而增克尔自一九二○年以来就是一个激烈的反共分子。共产党人凭借他们的铁的纪律和勇气，占据了集中营里最好的地位。他们可以决定一切，可以叫谁去领导厨房、医务室和焚尸炉，可以决定谁去集中营外面的工厂里做工。共产党人甚至可以从杀人的瓦斯房里救出他们的人。
长期以来，增克尔就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同共产党人作对，他竟能活下来，这简直是奇迹。共产党人无意让他恢复在布拉格的重要政治地位。在一次谈话中，莫罗发现了共产党人的这一打算，并告诉了增克尔。增克尔在黄昏时躲进了附近的森林。几小时后，他截了一辆民用卡车，在黎明时来到美军司令部。这时他才感到真正获得了自由。
上午，在布痕瓦尔德以西100公里处，艾森豪威尔、巴顿和布雷德利乘一个德国人勉强开动的电梯进入默克尔斯矿井，去仔细检查帝国的黄金储备。
到底层后，他们摸索前进。隧道里光线很弱，头上是半圆形拱顶。他们偶然发现了几袋金币，价值几十亿的金条，名画，装满金牙的盒子。巴顿看了看几幅画，都是从凯撒·弗雷德里斯博物馆弄来的。
矿井的看守指着十几个钱袋说，这30亿德国马克是最后的纸币储备，“他们迫切需要这些钱支付军饷”。
“告诉他，”布雷德利对翻译说，“我想，用不了多久，德国军队就不要再给士兵发军饷了。”他转身对巴顿说：“如果我们还处在战利品归士兵所有的古老的海盗时代，你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巴顿笑了笑，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在第12集团军群司令部进午餐时，巴顿表示，他并不因为记者抗议禁止公布关于默克尔斯的新闻而惶恐不安：“我认为我是正确的。”
“好吧！让我见鬼去！”艾森豪威尔说道，“到你说这句话为止，你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你对你的话那么有把握的话，那你就错了。”
巴顿瞥了布雷德利一眼，布雷德利笑着问道：“乔治，为什么要保密呢？你准备怎样处置这些钱呢？”
巴顿满脸微笑地说，第三集团军内有两种看法。一半人主张把这些黄金做成金质奖章，“给第三集团军每个婊子养的一个……”，其他的人主张，把赃物藏起来，直到国会采取严格措施反对军队在和平时期占有财富为止。第三集团军也可以用这些钱来购买新式武器。
艾森豪威尔摇摇头，转身对布雷德利说：“他总是有话说！”
午餐后，他们乘观测飞机前往第20军设在戈塔的指挥部。戈塔就在埃尔富特附近。军司令沃尔顿·H·沃克少将向他们汇报了情况，然后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北奥尔德鲁夫集中营。
“如果你们不看看这些供鼠疫患者住的陋室，你们就简直想象不出这批德国佬卑鄙到什么程度。”
这些美国人还没有走进栅栏，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就扑面而来。栅栏后面，在不很深的坑里躺着3千2百具一丝不挂的皮骨嶙嶙的尸体，还有一些尸体就扔在路上，满身都是虱子。看到这种场面，艾森豪威尔不禁脸色发白。在这以前，他还只是听说过这类恐怖的事情。他惊得目瞪口呆，说道：“我认为这超过了一个美国人的头脑所能想象的范围。”
布雷德利气愤得说不出活，巴顿则走到旁边呕吐去了。但艾森豪威尔觉得他有责任去看一看集中营的每一个角落。在门口等待车辆的时候，一个美国兵不小心碰了一下一个德国卫兵，笑了笑表示歉意。艾森豪威尔看着这个年轻的美国兵，以冰冷的口气说：“你竟仍然对他们恨不起来。”他转身对同伴们说道：“我要让所有还没有上前线的美国部队都来看看这个地方。有人对我们说美国士兵不知道为何而战，现在至少该知道美国士兵为何而战了。”
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艾森豪威尔分别致电伦敦和华盛顿，紧急要求两国政府派议员团和记者来。他认为，应当立即让美国和英国公众看到纳粹党野蛮行径的证据。
晚餐结束时，巴顿请艾森豪威尔喝酒。艾森豪威尔脸色仍然苍白，他说：“我不能理解一个被强迫作出这种事的人民的情神状态。我们的士兵是绝不会象德国人那样来处置尸体的。”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能理解这种行为的。”巴顿的副参谋长说：“我们曾让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排队去参观一个集中营，这个城市的市长及其夫人回去后气愤地割破了自己的手以示抗议。”
“好，这是我听到的最令人鼓舞的事，”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这意味着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还有一点同情心。”
晚餐后，当艾森豪威尔同巴顿单独在一起时，他在双方保证严守秘密的情况下对巴顿说，第九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应当立即停止前进，而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则应绕道向南。接着，他自动地透露了他没向任何集团军的指挥员透露过的看法：“从战术角度来看，美国军队攻占柏林是根本不明智的。我希望没有任何政治势力来迫使我攻占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既没有战略价值也没有战术价值，攻占它只会使美国军队承担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流亡者和盟国战俘的负担。”
巴顿惊讶极了。“艾克，我不明白你怎么能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巴顿说道：“你最好是攻占柏林，而且要快，要继续向奥德河推进！ [ 注：后来，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里，巴顿又当着盖伊将军的面压艾森豪威尔攻打柏林。他说48小对内即可攻占柏林。艾森豪威尔问道：“但这对谁有利？”巴顿犹豫了，但他抓住艾森豪威尔的肩膀说：“我认为历史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 ”
四月十二日下午，戈培尔，他的助理和助手维尔纳·瑙曼博士驱车向东，来到驻在奥德河附近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向布赛及其参谋部的人讲了腓特烈大帝的故事。他已对施威林·冯·克罗西克讲过这个故事。座中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讥讽地问道：“那么，这一次又是哪一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
“我不知道，”戈培尔回答说，“但是命运之神的锦囊里有各种高招。”
上午十一点钟，在离佐治亚温泉三公里半的号称小白宫的别墅中，罗斯福总统想休息一下。由于天气不好，华盛顿邮机未能起飞，早班邮机在中午以前是不会到的。罗斯福无事可做，于是决定呆在床上阅读亚特兰大《宪法报》。
“今天上午我感觉不大好。”他对年老的黑人女仆莉齐·麦克达夫尔说着，把报纸放在一本尚未读完的廉价的侦探小说上，小说名叫《宪兵杀人犯》，他正读到“尺寸之地”那一章。
一小时后，他又坐在皮沙发里同他的两个表妹（玛格丽特·萨克莉小姐和芳拉·德拉诺小姐）以及他的老朋友温斯罗普·拉瑟弗德夫人聊天。他身着深灰色西装，一件坎肩，一条哈佛红领带。他讨厌穿坎肩，喜欢打蝴蝶结，但有人要给他画像，所以只好如此。他的秘书威廉·哈西特拿来信件，总统开始在信件上签名。其中国务院的一封信使他觉得很有趣。“这是典型的国务院的信，”他对哈西特说道：“空洞无物。”
一个身材高大，神志庄重的妇人把画架放在窗台前。这就是伊丽莎白·肖玛诺夫夫人。她已经给总统画了一张水彩画。她还另外给总统画了一张，罗斯福想把那一张送给拉瑟弗德夫人的女儿。
总统继续批阅信件。肖玛诺夫夫人把一件海蓝色的短披风披在总统的肩上，然后开始作画。13点钟时，罗斯福看了看手表说：“我们只有一刻钟的时间了。”
突然，罗斯福举起左手按住太阳穴，接着手沉重地滑了下来。
“您忘了什么事吗？”萨克莉小姐问道。
罗斯福闭上眼睛，用轻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我头痛得厉害。”他身子向前倒去，失去了知觉。这时是十三点十五分，正好过了一刻钟。
过了一会儿，负责照顾总统的海军医生霍华德·布鲁恩少校来了，叫人把总统抬到他的卧室。总统呼吸急促，脉搏达104次，血压高得无法量。布鲁恩明白，这是脑溢血。他在罗斯福的臂上注射了氨茶碱和硝化甘油。
十四点五分，布鲁恩给在华盛顿的总统的私人医生海军上将罗斯·麦金太尔打电话说，罗斯福仍然神志不清。麦金太尔打电话给在亚特兰大的前美国医学协会主席詹姆斯·波林，要求他赶快到温泉去。
劳拉·德拉诺打电话给在白宫的埃莉诺·罗斯福，告诉她说富兰克林摆好姿势画像时昏过去了。过了一会儿，麦金太尔也给这位美国第一夫人通了电话。他说，他并不感到不安，但他认为他们今晚应一起去温泉。他劝她不要取消下午的约会，因为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会前往温泉会引起太多的议论。
于是，罗斯福夫人到萨尔格雷夫俱乐部，她将在那里观看为一家商店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演出。
波林博士沿着他熟悉的小道于十五时二十八分到达小白宫。他发现总统“头上正出冷汗，面如死灰，呼吸困难”，脉搏微弱得几乎摸不出来。十五时三十二分，总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波林给他的静脉注射了一针肾上腺素，总统的心脏又跳了两三下，接着又停止了，永远停止了，时间是当地时间十五时三十五分。
同时，华盛顿时间十六时三十五分，罗斯福夫人还在萨尔格雷夫俱乐部主持和欣赏钢琴家伊娃林·泰纳的演奏。十六时五十分，有人在她耳边小声说她有电话。这是总统的新闻秘书打来的电话。他以激动的声音说道：“请立即回家来。”
罗斯福夫人没问为什么，她已猜到“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事”。但她觉得“应遵守礼仪”，于是又返回招待会。她为钢琴家鼓掌祝贺，然后宣布告辞。
她来到客厅，厄尔利和麦金太尔告诉她，总统已经去世，自昏倒后就再没醒过来。她立即派人去找副总统杜鲁门，并准备当晚乘飞机前往温泉。
哈里·杜鲁门正在国会大厦主持参议院会议。他正在利用威斯康星的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作冗长的令人厌倦的发言的机会给他的母亲和妹妹写信。
参议院会议于十六时五十六分休会，杜鲁门走进萨姆·雷伯恩办公室，想去喝一杯清凉饮料。这位参议院议长递给他一怀威士忌，他突然想起史蒂夫·厄尔利刚才曾来电话叫杜鲁门给白宫回个电话。一分钟后，厄尔利在电话里声音激动地对杜鲁门说：“请你赶快来，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大门进来。”
杜鲁门后来写道，当时他一点也不觉得震惊，他以为一定是罗斯福突然从温泉回来了。但雷伯恩却看到他当时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杜鲁门办公室秘书说他突然闯进办公室，神情很激动地说：“我要到白宫去。”
十七时二十五分，杜鲁门来到白宫，并被立即领入第三层罗斯福夫人的办公室。他后来写道，只是当地看到总统的妹妹安娜·伯蒂格和厄尔利也在场时，他才明白“发生了非常的事”。
埃莉诺·罗斯福向他走去，神态文雅、安详、庄重。她把一只手臂放在杜鲁门的肩头，平静地说道：“哈里，总统逝世了。”
副总统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他终于说道。
“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呢？”她回答说，“因为现在首先感到烦恼的是您。”她告诉他说她是多么为他和美国人民感到惋惜。
接着，她给她的几个儿子发了一封电报：
父亲安息了。他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圆满完成你们的工作。
十七时四十五分，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和斯退丁纽斯在一起碰头。斯退丁纽斯在此前不久才接到叫他来白宫开会的电报。作为国务卿，宣布总统逝世的任务应由他来完成。当他走进罗斯福夫人办公室时，他已经泪流满面。杜鲁门请斯退丁纽斯和厄尔利立即召集内阁会议，并再一次问罗斯福夫人他能为她作点什么。她问她坐公家的飞机去佐治亚是否合适。杜鲁门向她保证说，这很好，正是她应做的事。
他来到位于大楼西端的总统办公室，在那里给他的夫人和女儿打了个电话，叫她们到白宫来。他又给最高法院院长哈伦·菲斯克·斯通打了电话，叫他立即来主持总统就职宣誓仪式。
斯退丁纽斯、华莱士、史汀生、摩根索，珀金斯、伊克斯、威尔德、福雷斯特尔和利奥·克劳利等各位部长，以及参议院议长雷伯恩，议会多数派领袖约翰·麦科马克和少数派领袖约瑟夫·W·马丁，还有其他一些人物，都齐聚白宫办公室。
十八时刚过，杜鲁门宣布会议开始。他对他们说，他要十分悲痛地向他们宣布，总统逝世了。“这是罗斯福夫人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的，她说总统‘象一个战士一样去世了’。我现在要说的只是，我试着接这个班，因为我知道他希望我这洋做，也希望我们大家这样做。我希望各位都留在内阁，我相信诸位会给我以帮助，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这样，我肯定能彻底贯彻总统制定的路线。”
这天下午，全体美国人民都感到震惊。在白宫，人们匆匆地准备好了新总统的就职宣誓仪式。在举行仪式时，杜鲁门站在最高法院院长斯通的面前，左边是他的夫人和女儿。杜鲁门夫人的眼睛哭得红肿，当她的丈夫用左手拿起圣经时，她似乎感到害怕了。杜鲁门没有举起右手，最高法院院长平静地提醒他举起右手宣誓。“在这种情况下，”福雷斯特尔心想，“斯通的沉着坚定使仪式具有了庄严的气氛。”
杜鲁门跟着斯通说：“我，哈里·杜鲁门，在此庄严宣誓，忠实地挑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重担，为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而竭尽全力。”当时是十九时八分。
除了新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外，其他的人都走了。大家在桌子周围坐下。杜鲁门正要讲话，厄尔利突然闯进会议室说，记者们问旧金山会议是否按原计划于四月二十五日举行。
“会议将象罗斯福总统生前决定的那样如期举行。”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直视前方。杜鲁门对全体内阁成员说，他打算“继续执行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他补充说（这正是他的典型作风），他要作一位真正的总统，对他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他希望他们都坦率地发表意见，但最后任何政治判断都要出自他一人。在短短的几分钟中，杜鲁门已表明，他不怕公开讲出自己的心里话。简短的会议结束后，史汀生留了下来，说要同总统商量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我希望您了解一下正在执行的一项庞大的计划，这就是关于使用威力大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种新式炸弹的计划。”史汀生明确说这就是他日前能说的全部情况。
柏林的空袭警报刚刚结束，新闻秘书鲁道夫·泽姆勒在宣传部的防空掩蔽室里接到一个电话。德国官方新闻署的一个人在电话中说：“喂！听我说，现在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罗斯福死了！”
“你开玩笑吧？”
“不。路透社的一条电讯说，‘罗斯福于今天中午逝世’”。
泽姆勒在电话里又大声念了一遍这条电讯。掩蔽室里那些昏昏欲睡的人们顿时跳了起来，鼓掌欢呼，笑着，互相握手祝贺。宣传部的女厨师用手在胸前划着十字，大声说：“这就是戈培尔博士很早就对我们说过的奇迹！”
泽姆勒又给第九集团军打电话，对方说戈培尔刚走，很快就会到达柏林，接着，帝国总理府打来电话，要戈培尔一到就给元首回电话。一刻钟后，戈培尔的汽车在宣传部门口停下。刚遭到轰炸的阿德隆旅馆和总理府的火光照亮了宣传部的大门。好几位参谋部的成员纷纷奔下台阶跑去迎接戈培尔。“部长先生，”一个记者说：“罗斯福死了。”
戈培尔转身走向英格·阿贝策特尔夫人和宣传部里的职员。他们兴奋地聚集在戈培尔周围，戈培尔激动地说：“现在，拿出最好的香槟酒，我们给元首打电话。”
泽姆勒禁不住大声对他说着这件新闻。戈培尔激动得脸色发白。他说道：“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接着他又有点怀疑地问道：“这确实吗？”
在他给元首打电话时，差不多有十来个人都凑过来倾听。“我的元首，”他心花怒放地说：“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上早已载明四月份下半月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时刻。现在恰恰是四月十三日！午夜刚过。命运已把您的最大的敌人置于死地。上帝并没有抛弃我们，他已两次把我们从野蛮的杀人犯手中拯救了出来。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四年，您的敌人曾用来威胁您的死神现已降到了我们的最危险的敌人的头上。这简直是奇迹！”他听了一会儿元首的说话，接着说杜鲁门可能比罗斯福温和，现在一切都可能做到。
戈培尔挂上电话，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滔滔不绝地发起议论来。泽姆勒从没看到他如此兴奋过，仿佛战争差不多已经结束了一样。
巴顿同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一直呆到深夜，正要上床休息。他的手表停了，于是打开收音机想同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对对时间。他听到的正是宣布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奔向其他几位的宿舍，敲布雷德利的门。
“有什么事吗？”布雷德利问。
“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告诉艾克，总统逝世了。”
他们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三个人一起呆到凌晨两点钟。他们想到罗斯福的逝世可能对今后的和平事业产生的影响，不禁忧心忡忡。他们不相信美国会有第二个人能象罗斯福那样老练地同斯大林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
当丘吉尔第一次听说罗斯福已逝世时，他简直觉得这是“晴天一声霹雳”，“深感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给正在克拉里奇的巴鲁克打电话，声音里充满了深沉的痛苦，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不，温斯顿，你应留在这里工作。”巴鲁克答应在起程前往华盛顿之前来看丘吉尔。当巴鲁克来到唐宁街10号时，丘吉尔仍躺在床上，显得惶惶不安，他又一次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巴鲁克再一次肯定地说他最明智的作法是不要去。他自己同罗森曼法官乘圣牛号飞机起程，开始作漫长而痛苦的旅行，向华盛顿飞去，这时正是中午。在飞机上，巴鲁克的脑海里浮现出他第一次在阿尔巴尼亚见到罗斯福的情景。
有人把罗斯福去世的消息告诉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他觉得这是“历史之神在振翅起飞”。他怀疑这是否就是“长期以来所盼望的命运的转机”。他打电话给戈培尔，祝贺他最近的预言得到应验，劝他“立即给新闻界发指示”。他认为新闻界既不要侮辱也不要颂扬美国新总统，特别是不应提及罗斯福和戈培尔之间的敌对情绪。“现在出现了新的前景，新闻界不应笨拙地破坏这些前景。”
戈培尔表示同意。“这一消息将彻底改变德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因为他们可以和应该把这一事件看成是命运和正义的威力的体现！”
伯爵十分兴奋，立即挥笔致书戈培尔：
我个人认为罗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决，但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是我们应排除万难而争得的礼物 [ 注：这里是套用哥德的话：“当你尚无把握得到父辈的馈赠时，你就应为得到它而排除一切障碍。” ] 。罗斯福之死扫除了同美国人进行接触的一切障碍。现在他们应利用上帝提供给他们的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促使谈判开始。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途径是由教皇进行斡旋。鉴于美国的天主教徒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集团（而相反美国的新教徒则分散于许多小派别之中），教皇的声音在美国可能具有很大的份量。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军事形势的严重性，我们就应当机立断……
在四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戈培尔嘱咐新闻界在评价杜鲁门的问题上要客观，不要作过多的断言，不要说任何激怒新总统的话，不要流露出对罗斯福之死兴高采烈的情绪。但是，下午的时候，这位宣传部长的兴高采烈的情绪就已开始减弱了。当布赛将军在电话中问他罗斯福之死是否意味着他在前一天所说的形势已来临时，他却言不由衷地回答说：“啊，这我也不知道。等着瞧吧。”
从前线来的报告表明，美国总统的更换丝毫没有使敌人的攻势有所缓和。这一天晚些时候，戈培尔打电话给泽姆勒和他的参谋部的其他成员说：“命运之神可能仍很严峻，仍在嘲弄我们，我们可能高兴得太早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总统之死感到高兴。一名被关在柏林南面55公里处的卢肯瓦尔德ⅢA军官战俘营的美国记者爱德华·贝蒂发现，集中营有几名卫兵似乎从心里感到难过。在这以前，贝蒂根本不了解罗斯福对欧洲被压迫人民所具有的意义。整个这一天中，总有一些波兰人、挪威人和法国人找美国人握手致哀，充满了同情。前挪威军队司令奥托·卢格给集中营里军阶最高的美国军官罗伊·赫特中校写信说：“世界失去了一位巨人，鄙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营里军阶最高的英国军官，空军中校史密斯写道：“我们大英帝国失去了一个热情而忠实的朋友……按照我们的愿望，他应该活到亲眼看见战争的胜利。他为夺取这一胜利费尽了心力，表现了非凡的气魄和勇气。”
在美国战俘的牢房里，赫特中校命令宣读讣告。人们静默一分钟致哀，好几个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这一天，杜鲁门忙得没有一点空闲。在去白宫的路上，他把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叫上了他的汽车。“在历史上，”总统说：“很少人堪与他比肩。我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我默告上苍，愿我能不辱使命。”
在白宫，杜鲁门把斯退丁纽斯召来，叫他准备一份简述与苏联有关的问题的文件。接着，他又回到国会大厦，去询问国会的领导班子是否同意召开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以使他能在四月十六日对他们讲几句话。
“哈里，”一个参议员说：“你是想要来的，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
“你知道我是很想来的，”他带着中西部人的鼻音回答说：“但我希望能得到你们全体宽厚的支持和友好的欢迎。”
各报采访头版消息的记者和摄影记者在参议院门口排成了一道人墙等待总统光临。总统同他们一一握手。
“孩子们，”他说：“现在为我祈祷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感到意外，但当我昨天得悉所发生的事时，我顿时感到月亮、星星、所有的星球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我要承担一个人从未承担过的可怕责任。”
“祝您交好运，总统先生。”一个记者大声说。
“我本来希望你们不这样称呼我。”
这一天中，他收到许多唁电和充满鼓励的信件。斯大林发来的电报说：
美国人民和美国失去了象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一位世界性的伟大政治家，一位战后和平和安全的捍卫者……
在莫斯科，罗斯福的逝世激起了人们真诚的悲痛和对未来的某种忧虑。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都套印了黑框。城内下半旗，最高苏维埃也静默致哀。（即使是作为敌人的日本新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上将也对美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美国赖以获得今天的杰出地位”的人物表示“深切同情”。但日本的宣传家们却编造故事，说罗斯福是忧虑而死，并把总统最后说的那句“我头痛得厉害”篡改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杜鲁门收到了丘吉尔写来的充满同情的信。他说他要给丘吉尔去一封电报，谈谈他“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和建议”。15点钟，他接见了斯退丁纽斯和波伦，他俩对他谈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杜鲁门准备了另一封致丘吉尔的电报：
斯大林给阁下和给罗斯福总统的回电使我们下一步行动显得极为重要。虽然除去某些例外的情况外，他暗示不会出现令人乐观的局面，但我坚信我们应该对他进行另一次试探。
正当杜鲁门还在起草这份电报时，斯退丁纽斯拿来了哈里曼发回的电报。这位大使刚刚谒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希望能象同罗斯福一样同杜鲁门密切合作。哈里曼向斯大林提议说，使大家对苏联愿意继续合作的愿望放心的最好方式就是派莫洛托夫前往旧金山。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对哈里曼说，如果杜鲁门正式邀请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然后前往旧金山的话，他就派莫洛托夫去。
杜鲁门要斯退丁纽斯起草一份请帖。
罗斯福夫人守着丈夫的遗体，登上开往华盛顿的列车。整整一夜，她都呆在卧铺上，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一切，“望着夜里到各个车站甚至交叉路口来向总统遗体告别的人们的激动而悲伤的面容”。
四月十四日上午十点钟，列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安娜·伯蒂格走进运送遗体的车箱，同她一起上来的还有她的哥哥埃利奥特·罗斯福准将及其夫人演员费尹·埃默森。接着，杜鲁门、哈里、华莱士和伯恩斯都来向罗斯福夫人致意。
六匹马拉着一辆灵车，车上放着盖有一面旗帜的棺材。在几十万人的注目下，马车走上通向白宫的制宪大街。自从林肯逝世以来，还没有一个总统的逝世如此深深地牵动美国人民的心。许多人在无声地哭泣，有些人表情严肃而坚强，或者只是痛苦地呆望着。美国人民现在还很难相信，这个自一九三三年以来就是他们的总统的人已经去世了。杜鲁门看到，一位年老的黑人妇女正些在路边用围裙蒙着脸失声痛哭。
当罗森曼及其夫人走过白宫柱廊时，她喃喃地说：“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时代的终结！”罗森曼也认为，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他想起罗斯福应在前一天做的杰斐逊纪念日的演说词，特别是罗斯福亲笔写的一句话：“让我们怀着伟大的、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在杜鲁门返回政府办公室几分钟后，哈里·霍普金斯来了。
“你感觉怎么样，哈里？”杜鲁门发现他脸色惨白便问道。“我希望你不要怪我在这个时候把你叫来，但我需要知道你所了解的关于同俄国的关系的全部情况，即你所了解的关于斯大林、丘吉尔的情况以及开罗、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情况。
霍普金斯说他很高兴帮忙，他深信杜鲁门会继续执行罗斯福的政策。“而且您知道该怎样执行这种政策”。他俩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匆匆吃了午饭。“斯大林是一个直率而极端固执的俄国人，”霍普金斯说：“他是一个战士，一个不顾一切的俄国人，他首先考虑的总是俄国。但同他谈话可以很坦率。”
霍普金斯说他打算在五月份退休，但杜鲁门要他留住，如果健康状况允许的话。霍普金斯说他再认真考虑一下。
杜鲁门及其夫人和女儿为参加葬礼前往白宫。棺材已放在法国式的门前，周围已摆满了鲜花。200人将参加送殡行列。其中有个叫罗伯特·舍伍德的人觉得有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子他的肩膀，原来是霍普金斯。他脸色“苍白得可怕，面颊上似乎没有一丝血色”。伍舍德想，罗斯福逝世了，他似乎再也没有理由活下去了。
杜鲁门走进来时，没有一个人起立。伍舍德肯定地认为，“这个举止稳重的人甚至没有注意到众人这一缺乏礼貌的举动。如果说他并不计较这一点，那也是因为他明白在场的人们还不能把他和他的崇高职务联系起来，现在压在人们心头的只是总统已经去世这一令人悲伤的现实”。然而，罗斯福夫人一跨进大门，大家都恭敬地站了起来。
仪式结束后，霍普金斯请伍舍德等人到乔治城他的家里去。霍普金斯疲乏地躺着，伍舍德坐在他身边。“天哪！”霍普金斯说，深沉的眼中闪出一道光亮：“现在我们要开始独当一面地工作了，我们本该这样做的。但是，这些年来，一切都太容易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他在那里，我们有接近他的特权。”
显然，霍普金斯还有理由活下去。
但是，他认为他本人和整个内阁应该辞职。“杜鲁门周围应是他自己的一班人马，而不应是罗斯福的这班人，”他说：“如果我们还在那里，我们就会总是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们会想：‘总统是不会这样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