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斯作出的决定·第十八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多少年来，在东欧的历史上，但泽都是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城市。它不仅仅是波兰的主要出海口，而且是波罗的海的最重要的港口。但泽在当时更是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是那些被苏联的攻势截断了退路的德国人逃生的最大出口。同时，它也是东线剩下来的最后几个堡垒之 一。
由于这个堡垒是如此重要，所以希特勒下令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要保住这个地区。朱可夫在奥得河流域的前锋部队已经打到但泽西南360公里的地方。这座堡垒已成了东普鲁士军民逃难的避风港，将近有100万人被围在但泽及其北面25公里处的格丁尼亚港。
三月初，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命令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绕过但泽，完全切断敌人从陆上逃往德国的通路。三月二十二日，他又指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但泽和格丁尼亚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两天后，俄国飞机散发了元帅签署的传单，传单呼吁守敌停止抵抗。罗科索夫斯基警告说，他将要炮击这个港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进行抵抗是不明智的，对你们来说，那只会给你们带来破坏，只会给几十万妇女、儿童和老人带来死亡。对于所有投降的人，我将保证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其他不投降的人都将在战斗中被消灭。
元首司令部当夜就作了答复：“要坚持到底地保卫但泽－格丁尼亚地区的每一寸土地。”对于这两个已经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的城市来说，这简直是死刑判决书。红军的轰炸机开始投掷燃烧弹和炸弹，与此同时重炮也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密集炮击。几个小时后，但泽周围就腾起了一道长五公里的浓烟大火。
市内一片白色恐怖。为了强化抵抗，党卫队把许多士兵吊死在树上，尸体的脖子上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叛徒”，“我是胆小鬼”，“我是逃兵”，“我违抗了上司的命令”。当逃难的大车阻塞了交通时，党卫队就把大车的主人拉出来吊死，以警效尤。武装部队的一些军官们反对这种恐怖行动，他们的反对情绪是如此之激烈，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守卫者之间的公开火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东线局势的恶化也使希特勒同指挥这条战线的指挥官之间的私人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当古德里安和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上校三月二十八日上午从措森前往柏林时，古德里安肯定地认为会上将会出现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很明显，古德里安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想，作为德国边防线上的一个最高级的指挥官，却要把精力耗费在会议室里，耗费在同元首进行徒劳无益的争论上，这该是何等的罪过！
“今天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古德里安愤愤不平地说。特别使他愤怒的是，20万德国士兵将会不可避免地在俄国战线后面几百公里的库尔兰地区陷入罗网。
汽车来到柏林，在布满瓦砾的街上颠簸而行。
他们在已经遭到炮火破坏的帝国总理府旁边停下，然后步行穿过几道走廊。最后，他们被一个卫兵送到一个阶梯口。阶梯的最下一级处有一道铁门，由两个党卫队员守卫着，这就是希特勒的新居——帝国总理府花园下面的巨大掩体的入口。
他们又走下几段阶梯，来到一道地上已有几公分深积水的狭窄走廊。这个走廊实际上是一个配膳室，人们援引希特勒的膳食总管阿图尔·卡南贝格之名称之为卡南贝格走廊。地上铺有格子板，一直铺到一间屋子的门口。他们小心地走过去，然后走下另一道通到掩体最上层的阶梯。12个房间的门朝一间中央大厅开着，这个大厅也是作大弥撒的地方。
古德里安和他的副官穿过这一条通道，然后走下螺旋式的楼梯，又往下走了几步，就来到希特勒掩体的最底层。那里有18个房间，分列两排，中间是大厅。大厅一分为二，一半是候客室，一半是会议室。会议室那边有一个紧急出口，出口前面是四道混凝土石阶，通向总理府花园。会议室的左边有一个地图室，一个元首贴身卫队的休息室，然后就是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六个房间。会议室的右边是医生西奥多·莫勒尔和路德维希·施通普费格（他取代卡尔·勃兰特担任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的住处，还有一个急救室。整个掩体的顶上是六米厚加固的天花板，天花板上面是九米厚的混凝土。这么坚固的掩体如果不成为希特勒的坟墓，就会成为他夺取胜利的坚强堡垒。
两位军官受到几名卫兵搜身检查后，获准进入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帝国的重要人物。整个掩体内的各个房间都回响着通风设备发出的刺耳而单调的声音，那声音象是呻吟。尽管有这些运转良好的通风设备，但室内的空气仍散发着一股霉味。
过了一会儿，元首拖着那两条似乎挪不动的腿从旁边房间里来到会议室。午间会议开始了。首先是布赛将军报告了他解救屈斯特林的毫无结果的行动。当布赛试图解释为什么三次进攻都没成功时，希特勒冷冷地打断他道：“是我在指挥！是我应负下命令的责任！”
这种蛮横地打断别人说话的作法并没有使布赛陷入慌乱，因为在这以前他曾同曼施泰因多次参加过这类会议。但是，古德里安却坐不住了，他打断希特勒的话说道：“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讲话。昨天我已经口头和书面详细向您解释过，不应该因为屈斯特林进攻失败而责备布赛将军。”
他似乎越说越生气，嗓门也越来越高，怒不可遏：“第九集团军用尽了给它的弹药。部队尽了自己的职责，伤亡人数非常之大就是证明。因此，我要求您绝不要责备布赛将军。”
希特勒一下子被击中了要害，他气得几乎站立不住了。但古德里安并没有被吓倒，他干脆勇敢地把希特勒和他几个星期以来争论的一个问题索性端到了桌面上来。他以原告的口气问道：“元首是否要把库尔兰的那个军撤下来？”
“绝不！”希特勒挥舞着右臂吼叫着。他的面孔气得死灰般惨白，而古德里安则愤怒得涨红了脸。将军威严地咄咄逼人地向希特勒一步步走去。约德尔的助手奥古斯特·温特尔将军从后面拉住了古德里安，威廉·布格道夫则力图拉希特勒坐下。
温特尔和约德尔两人现在都去照顾古德里安，让他离希特勒的桌子远一点，并努力使他息怒。但古德里安却继续朝元首叫喊，声音大极了，他已不能控制自己的嗓门了。弗赖伊塔格·冯·洛林霍芬担心古德里安会被捕，于是跑到前厅给将军的参谋长打电话。他简短地向克莱勃斯将军报告了这里发生的事并要求他不要挂上电话。他返回到会议室，对古德里安说有人打电话紧急找他。20分钟内，都是克莱勃斯对古德里安讲话。当古德里安回到会议室时，他已能够自制了。
希特勒回到座位上，紧绷着脸，两只手仍然颤抖着。然而他也恢复了平衡。他平静地说：“先生们，我请你们大家都离开这个大厅，陆军元帅和上将留下。”当只剩下凯特尔、古德里安和希特勒三个人时，元首说：
“古德里安将军，你的健康状况需要你马上休六个星期的病假。”
“我这就走。”古德里安说着准备告辞。
“请你在这里呆到会议结束。”希特勒以同样平静的口气说。
古德里安坐下来，会议继续进行，就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古德里安觉得好象是过了好几个小时，会议终于结束了。但是，他还不能走，元首希望他再呆一会儿。“请你多多保重，”他关切地说：“六个星期以后，形势将更加危急，到那时我更需要你。你打算到哪里去？”
凯特尔提议他到德国西部的一座水城利本施泰因城去。但古德里安讥讽地说那里已被美国人占领。凯特尔又好心地建议说：“好吧，那么哈尔茨山脉中的萨什萨城如何？”
古德里安说他将找一个今后48小时内不会被占领的地方。他起身行礼告辞，在凯特尔的陪同下，他走出总理府，来到自己的汽车旁。凯特尔说他对古德里安没有反对元首要他休假的建议表示高兴，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当古德里安回到他在措森的私人寓所时，已经是掌灯时分了。
“今天会议开得很长嘛。”古德里安夫人说。
“是的，”将军疲乏地说：“而且这是最后一次，我已被解职了。”
他俩互相拥抱在一起。
现在，在欧洲每个中立国家的首都流传着停战的消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能要算说德国正在寻求同俄国媾和的传闻。几乎只有那些正积极搞这种媾和活动的人们才相信这种消息。
这类谈判在三月中旬就开始了。当时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曾邀请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将军到他办公室一晤。“作为一个政治家，我除了谋求同苏联媾和以外别无其他效忠本国的办法。”里宾特洛甫对日本大使这样说，但同时又觉得没有必要说明希特勒对此事毫不知晓。“这就能使我们把东线的兵力用于西线，真正集中我们的力量同英美作战。”
大岛浩认为，现在来考虑这一措施已为时太晚了。但他一言未发，只静静地听着里宾特洛甫的解释。里宾特洛甫强调说，由于日本同苏联已经签署了一个中立条约，现在俄－德媾和就能进一步使德国和日本得以集中其军事力量反击英国人和美国人并把他们打败。
“我们本可以通过日本外交俱乐部在东京或莫斯科进行接触，”里宾特洛甫接着说，“但我倾向于避免在东京或莫斯科这样干。最好能通过中间人日本驻斯德哥尔摩武官小野寺·真少将同苏联外交专员莫洛托夫在别的什么地方会晤，这样的话事情就会一举成功。”大岛浩犹豫不决，但他答应试着了解一下小野寺·真的意见。
三月二十五日，日本驻柏林武官小松三彦中将给小野寺·真发去了一份电报，电报说：
大岛浩大使希望同您严肃地谈谈，接电即请来柏林一晤，德国空军会保证您的飞机通行无阻……又，切毋向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和东京透露大岛浩大使找您面谈事。
三天后，即三月二十八日，小野寺·真乘一架瑞典飞机在德国滕泊尔霍夫机场降落，并立即被领到日本驻德使馆，接着就在那里同大岛浩大使、小松三彦将军以及大使馆另外三名官员商谈。
“正如你所知，德国同时在东西两线遇到了麻烦，局势变得有些绝望了。”大岛浩说道。他叙述了他同里宾特洛甫进行的奇怪的谈话。几个人都认为所提出的建议成功的希望不大。但他们都同意一点：同斯大林打交道，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都是可能办到的。不管怎么说，值得试一试。于是他们决定小野寺·真返回斯德哥尔摩同苏联驻瑞典大使进行接触。
第二天，大岛浩通知里宾特洛甫说，小野寺·真同意与苏联人进行接触，里宾特洛甫这时才第一次透露说希特勒根本不知道这一建议。他要求日本大使在元首同意之前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大岛浩返回大使馆，等待答复。将近午夜时，他应邀立即前往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希特勒拒绝了！”里宾特洛甫把他迎进去后激动地对他说。元首对他说：“我绝对相信我最终将在东西两线取胜。”但里宾特洛甫对日本大使说，再过些时候，可能会有另一次谈判的机会，“希望小野寺·真能看到这一点”。
当大岛浩行走在这个部分遭到摧毁的城市的昏暗的大街上时，他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个问题：里宾特洛甫怎么会有这种如此荒唐离奇的想法？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断然回绝了里宾特洛甫的建议，并且绝对坚信自己会胜利。希特勒的乐观情绪使他深受震动，他决定把这一问题报告给东京 [ 注：虽然大岛浩把德国人探索媾和一事报告给日本，但这一报告根本没传回国，这一情况现在还是第一次披露出来。小野寺·真将军证实了这一情况。 ] 。就在古德里安被解除指挥职务的那天，即三月二十八日，艾森豪威尔正准备做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决定。最近两个月军事形势的发展迫使最高统帅部重新考虑给德国的心脏以最后一击的计划。现在，朱可夫已经在离帝国总理府仅65公里的奥德河上建立了桥头堡，霍格完整无损地占领了莱茵河上的一座大桥；巴顿已迅猛地插入法尔茨地区，风驰电掣般地穿过这一地区并在奥本海姆渡过了莱茵河。所有这一切，在六个月以前有谁曾想象得到呢？
艾森豪威尔认为，德国人最多只能在柏林再坚持几个星期。现在，在多尔斯顿的辛普森的先头部队离柏林中心的直线距离还有460公里的路程，并且中间还隔着雄伟的哈尔茨山脉和滔滔的易北河。在这种情况下盟军怎么能首先到达德国首都？另外，如果艾森豪威尔仍象战场上的指挥官们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把主攻方向指向柏林，可以肯定，那将会使“整个战线的其余部队动弹不得。”
这样，攻击柏林的计划就应放弃了。艾森豪威尔要包围鲁尔地区，把主攻方向指向西南，指向慕尼黑和莱比锡。已经在向莱比锡进军的部队要继续前进，尽快地同俄国人会师，与此同时，其他的部队进入巴伐利亚和奥地利，以摧毁德国的“民族碉堡”。据传，希特勒准备在那里进行最后的绝望的抵抗。蒙哥马利将放弃攻打柏林，转而向西北进军，占领位于汉堡正北的波罗的海的巨港卢贝克湾，切断在丹麦的和在挪威的德军的退路。
这就是艾森豪威尔决定不攻占柏林的公开理由，但也可能还有人事方面的理由。他知道，美军的几员老将，特别是布雷德利、巴顿、辛普森和霍奇斯，觉得自阿登战役以来没有充分使用他们。新的计划将给艾森豪威尔提供必要的辩解理由，以便把主动权交给美国人。向莱比锡和慕尼黑突击的任务将交给布雷德利完成。这样，一旦完成了对鲁尔的包围，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就必须与他将打一处，兵合一家了。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起了作用，这个因素促使艾森豪威尔的看法逐渐成熟起来。丘吉尔曾把莫洛托夫的一封信拿给他看了。这封信谈的是“纵横字谜”行动，信中充满了怀疑和尖酸刻薄的言辞。难道还有什么姿态比把新计划透露给斯大林更为宽宏慷慨或友好的吗？那无疑会证明，人们完全可叫信赖美国人，美国人作战是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的。
无论如何，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所以，他在三月二十八日下午立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没有征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意），把它交给了在莫斯科的迪思，要他转交给斯大林并带回“详细回答”。
艾森豪威尔对斯大林说，他决定把主攻方向指向柏林以南，把进攻德国首都的机会让给俄国人：
……在确定我的计划之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计划应该在攻击的方向及其具体安排方面与您的计划尽可能地协调一致。因此，您能否把您的打算告诉我？这封信中提出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与您可能采取的行动相一致？盼告。
如果您同意立即彻底摧毁德国军队，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协调彼此的行动，尽我们的努力改进我们的先头部队之间的联络。为此我随时准备把一些军官派到您那里去。
六个月以前，艾森豪威尔曾写信给蒙哥马利说，柏林显然是最重要的攻击目标。“在我的头脑中没有丝毫怀疑的是，我们应该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迅速向柏林发动进攻。”一直到三月二十八日夜间，蒙哥马利还认为艾森豪威尔仍然坚持这一想法。这时，他收到一封信，信上说一旦完成对鲁尔的包围，就应把辛普森的部队还给布雷德利，而布雷德利则正在向莱比锡发起主攻，蒙哥马利今后的任务就仅仅是“保护布雷德利的北翼”了。当时，蒙哥马利已经与盟军主力一起开始向柏林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的信不禁使他目瞪口呆。信的最后几句充满乐观的话并没有使他得到多少安慰：“正象你所知道的，形势很好……。”
两支美国军队正在对工业区鲁尔进行大规模钳形包围，钳形包围圈的北边是辛普森，南面是霍奇斯。他们两位并不知道，一旦两军会合之后并把莫德尔的整个集团军群包围起来时，美国就如愿以偿了：辛普森仍归布雷德利指挥，美国军队担任盟军主攻任务。
辛普森一翼的前锋是第三装甲师，第三装甲师的前锋是理查逊的战斗分队。三月二十八日深夜，沃尔特·理查逊中校接到命令，叫他到罗伯特·豪兹那里报到。理查逊有点恼火。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战斗，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认为，这样下去，还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在豪兹指挥部里，他碰到了他的老朋友、得克萨斯的同乡萨姆·霍根中校。他俩曾在法国的阿登和莱茵兰肩并肩地战斗过。
平时一贯平静安详的豪兹此时也激动起来，他对两位中校说：“我们必须前进，我们的目标是这里！”
他指了一下地图上的帕德博恩市，意味深长地凝视着理查逊。帕德博恩位于东北160多公里处。
理查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说：仅仅用一天的时间到达帕德博恩？”
豪兹点了点头。“明天上午你向帕德博恩进发，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进军！占领帕德博恩飞机场。”他又转身向霍根，命令他从左翼掩护理查逊，右翼由韦尔伯恩的部队掩护。“一鼓作气，攻下帕德博恩。”随后将军又解释说辛普森的第二装甲师将同他们会合，这样，整个鲁尔就被装进一个口袋里了。
理查逊喜欢这类任务，他乐得忘掉了疲乏。他一回到指挥部就对他的军官们说，清晨六点钟就开拔。他解释说，豪兹给他只下了一道命令，那就是：“向那里挺进！”他们可以自由地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前进，穿过田野，或走羊肠小道，或走宽阔的大路……，只要能在一天内拿下帕德博恩就行。理查逊四点起床，只身乘吉普车向前侦察了五公里，以便使战斗部队能更快一些出发。理查逊侦察后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于是返回驻地，检查全队，看看是否带足了储备汽油。
早晨六点钟，理查逊的部队出发，以每小时50公里的最高速度向北挺进。他命令部队绕过一切大的障碍，必要时可以从田野上开过去。部队的前面是一辆半履带式车和几辆吉普车，接着是理查逊的吉普车和三辆没带装备和没载步兵的谢尔曼式坦克，再后是17辆满载步兵的谢尔曼式坦克和三门90毫米的潘兴式大炮，最后是理查逊的参谋人员，一支配备90毫米大炮的炮兵中队，17辆谢尔曼式坦克，一些轻型坦克和一长队装载人员、弹药和食品的卡车。这是一支能征惯战的机动部队，虽然普遍感到疲乏，但人人都渴望打仗。
整个上午都没遇到什么大的抵抗，部队整齐地威风凛凛地向北进发。中午，他们击毁了一列德国客车，然后穿过几处似乎并无防备的军事设施。最后他们遇到一处障碍，理查逊凭借前面的坦克杀开一道缺口，并不恋战，继续向前开去。
在夜幕快要降临之前，理查逊看了看车上的里程表，已经开出了120公里。但正在这时，浓雾朦朦，无线电联络中断了。别无他法，只有继续前进。在到达布里隆几分钟后，理查逊通过无线电收到师长莫里斯·罗斯将军的命令：理查逊部队应扫荡布里隆。理查逊报告来电收到。但他认为仍须按豪兹的命令行动，所以他没理睬罗斯的命令，仍旧一个劲地往前赶路。在离帕德博恩还有将近50公里的地方，他迷路了。他带着几辆车走在前面，观察该走哪条路好，同时派部队到布里隆侦察。理查逊要侦察的部队快去快回。
过了一个多小时，理查逊才从一个老百姓口中得知，通往帕德博恩的捷径就在他前面。但天气已很晦暗，雾又那么浓，以至于必须有人在前面带路部队才能前进，他跳下吉普车，亲自在前面步行探路。这时，派出去侦察的部队回来了。理查逊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去了那么久。夜色越来越深沉，一个年轻的中尉从第一辆坦克上跳下，向理查逊跑来。
“跟我前进。”上校说。
坦克的灯上蒙上了一层蓝布，隆隆地开了过来，离他越来越近。理查逊加快脚步，但第一辆坦克继续接近他，他向旁边跳了一步，穿过马路，跳进一个深坑。但坦克象一只优秀的猎犬似地也跟了上来。于是他跌跌爬爬地退向马路，但坦克却继续向他冲来。这时，他看到第二辆和第三辆坦克忽左忽右地尾随着第一辆坦克行进着。再后面，他免强可以看清一个红十字。见鬼，为什么救护车也开到前线来了？最后，第一辆坦克看到他打出的信号，急闪了一下戛然停住，第二辆坦克来不及刹车，撞在第一辆坦克上，发出一声震耳的金属碰击声。过了——会儿，又传来另外两声低沉的金属碰击声。
理查逊咆哮着，对第一辆坦克的驾驶员大发雷霆。他转身对那个年轻的小队长说：“天哪！坦克手们究竟遇到了什么事？”
中尉大为震惊，他跳上坦克炮塔，探身向里面看了看，叫道：“不好！里面尽是香槟酒。”
理查逊爬上坦克，看见驾驶员坐在炮塔仓底板上，抱着两瓶香槟酒，目光呆滞无神。上校随即跳到路上，对中尉说：“把坦克引上大路，让它停在路上，把香槟酒扔出来，打开所有的顶盖。”他想，这样一来，冰冷而潮湿的夜雾一定可以使这些醉醺醺的士兵醒过来。当他转身向第一辆救护车走去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这是医生斯卡特古德。
“我们应该回到布里隆去。”医生神色诡秘地嘲讽地说。
“天哪，怎么回事，斯卡特？”理查逊以怀疑的神情问道。
“上校，我把真相告诉你……”
正是他在布里隆发现了一个满是香槟酒的仓库。
理查逊通过无线电叫他的助手立即把至今还呆在布里隆的部队赶出来，不出来就开枪。然后他迈开双腿在马路上大踏步走着。走了几公里后，雾渐渐散了，上校这才又跳上他的吉普车。
午夜时分，他又看了看车上的里程表，发现已走了175公里。一路上伤亡的士兵全是醉鬼。再走12公里就是帕德博思，那是有一所坦克学校和党卫队增援部队的一个训练团。他命令部队原地停下，叫他们关掉发动机，吃晚饭，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第二天上午大概要连吵带骂才能把他们叫起来。
英军指挥官们对艾森豪威尔的决定的愤怒之情是在预料之中的。布鲁克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首先，他根本没有权利直接同斯大林交涉。其次，他的电报是不可理解的。看来纯属信口开河，同我们事先一致同意的安排是完全矛盾的。”
愤怒的英军参谋部的指挥官们没有征求丘吉尔的意见就给美军参谋部的指挥官们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他们说，艾森豪威尔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是越权。更为糟糕的是，决定改变进攻方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他们还强调指出，英国情报界对关于所谓“民族堡垒”的谣传根本不感兴趣，在决定未来的战略时，不应予以考虑。
面对这种激烈的反驳，马歇尔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电报中列举了英国军队的主要指责并要求他作出解释。当时艾森豪威尔也对最初的想法产生了怀疑，于是立即致电莫斯科的迪恩，要求他不要把信交给斯大林，如果还为时不晚的话。迪恩回电说他将扣住信件等待新的命令。艾森豪威尔如释重负。
正如那些军事首脑们一样，丘吉尔也觉得艾森豪威尔干了一件大蠢事。在战争的头几年，丘吉尔也曾象罗斯福一样迫不急待地要打垮希特勒，因而，他常常放弃了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但是，自从雅尔塔会晤后，他越来越坚信东方面临的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危险，随着胜利的临近，政治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苏联“已成了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必须立即建立一个对付苏联日益增长的影响的阵线……。在欧洲，这个阵线应该尽可能地建立在东方……柏林应是英－美军队的首要目标”。
集多愁善感和犬儒主义于一身，一副保守党人的贵族派头但又略带一点庸俗，这就是丘吉尔其人。但是，丘吉尔也证明了这样一点，即尽管有错误，他仍不失为虽善于作出现实主义判断的西方领袖。在一个月中，他多次试图使罗斯福相信，他们应该保持强硬和团结，以反对斯大林未来的侵略。
“如果我们不想承认彻底失败，那么我们就别无他路可寻。”他曾在一封也可称之为辩护词的信中对罗斯福说：“我们应该坚持我们对雅尔塔声明的解释……，在这个前景下，难道现在不是就波兰问题共同致函斯大林的时候吗？”
在丘吉尔反复提出的论据和莫洛托夫那封带侮辱性的信件在他心中燃起的怒火的驱使下，罗斯福终于在三月二十九日致电首相说，现在已到了“直接同斯大林讨论一下苏联态度的主要方面……”的时候了。他把给斯大林的信的抄件发给了丘吉尔：
我不能对您掩饰我的不安。怀着这种不安的心情，我想对自我们召开雅尔塔会议以来出现的共同关心的事件进行一番分析。我们过去共同作出的决议是好的，其中大部分内容已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没有权利使他们失望。他们都希望我们执行会上做出的决议，特别是执行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但迄今为止，令人失望的是执行情况没有什么进展。坦率地说，我对这种状况的原因感到困惑不解。我应告诉您，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不理解贵国政府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我希望能使您明白，全面而迅速地解决波兰问题对我们的国际合作计划的成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因难以及我们在克里米亚作出决议时曾估计到的那些威胁盟国团结的各种危险将会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出现。
这封信的调子虽然不象丘吉尔所希望的那样强硬，但至少是前进了一步，它将使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信更站不住脚。现在是在各条战线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了。
罗斯福发出这封信第二天，他正准备出发去温泉度假。他同内阁成员们一一进行简短的会晤。他对弗朗西斯·珀金斯说：“我将动身到旧金山去主持召开会议，发表演说和会晤议员们，这种会晤主要是出于礼貌，但也是出于个人理由。”虽然当时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仍然放低了声音悄悄地说：“然后我和夫人将去英国，埃莉诺和我要去作正式访问。”一想到即将进行的访问，他不禁笑了。“很久以来我就想访问英国，我要亲眼去看看英国人民……。我已经叫埃莉诺定做一些衣服，定做一些漂壳的衣服，以使她真正具有贵妇人的风度。”
“但现在是在打仗呀！”珀金斯小姐反对说：“我认为您不应该去，这是危险的。德国人已开始追踪您。”
罗斯福低声说：“欧洲的战争五月底就会结束了。”
总统还同贝尔纳斯和卢修斯·D·克莱进行了谈话。克莱刚被任命为驻德副军事长官。克莱对这一任命是不满的，因为他想到太平洋地区服役，所以他只是默不作声地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总统说，他对一个同时是工程师和将军的人到德国服役很高兴。他问克莱能否在中欧作出类似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事业以缓和煤炭的逐渐匮乏，克莱还没来得及回答，罗斯福就谈起了他在德国学习的事。他当时就“对德国的傲慢和土气产生了厌恶情绪”。
会晤结束后，贝尔纳斯开玩笑地对克莱说：
“将军，您说得太多了。”
“先生，虽然总统给了我讲话的机会，但我认为我几乎没有对他说什么，因为他的面色使我很吃惊。”
“您的印象使我感到很不安。”贝尔纳斯说。
贝尔纳斯常常见到总统，但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已迅速恶化了。
当罗斯福离开办公室准备乘去佐治亚的火车的时候，海军上将李海陪在他的转椅旁边，一直把他送到白宫南门。他说：“总统先生，您去度假，这很好。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因为当您不在白宫时，我们要比您在这里时空闲得多。”
罗斯福笑了。“这很好，比尔，趁我不在，你们就痛痛快快地玩吧，因为我一回来就会有一大堆活儿要你们干，那时你们要拼命工作。”
在奥肯切的华沙机场上，波兰抵抗运动的12位领导人登上一架飞机。有人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这是要他们到朱可夫司令部去同朱可夫开会。
有几个波兰领导人对由秘密状态改为公开活动犹豫不决，但大多数人却认为，朱可夫的邀请证明俄国人是讲道理的，只有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才能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安全。作为真诚的保证，苏联人同意释放被关押的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中右派组织全国民主人士组织主席亚历山大·兹维任斯基。苏联人还答应把抵抗运动领导机构的八位代表直接从朱可夫司令部送到英国，以使他们能同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取得联系。当然，会议结束后，其他的代表将被安全无恙地送回国。
在这种谎言和希望的蒙骗下，12位波兰人天真地登上了苏联解放者号飞机 [ 注：在几小时前，波兰抵抗运动的另外三位领导人也被苏联人绑架上了飞机。 ] 。他们一上飞机就看到了兹维任斯基，不禁大为诧异。他自己也被弄得晕头转向。兹维任斯基对他们说，苏联人曾把他带进了一个地下室，拳打脚踢，粗暴地揍了他一顿，接着突然把他带上了飞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飞机起飞了。这些波兰人不久就发现他们是在向东飞。正当他们焦虑地作着种种猜测的时候，一个和气的年轻的苏联上尉对他们说，他们将去莫斯科。他说，朱可夫突然被召回莫斯科了。
有几位波兰领导人认定，他们是被绑架了，但其他的几位却认为在莫斯科开会是合乎逻辑的，他们在那里可以同地位最高的苏联军官谈判。再说，苏联人不是实践了释放兹维任斯基的诺言吗？
飞机飞行了几个小时，发动机不停地隆隆作响。几小时后，飞机发动机发出劈啪喀啦的噪声，接着就向一个雪坡滑翔下降。没有任何人受伤。但面对这白茫茫的一片荒野，他们感到十分失望。等了好长时间，几百名民工才在雪地中开辟出一条路。他们被带到一个车站，上了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到莫斯科时，他们已饥肠辘辘，疲乏不堪。
民主人士组织的一位成员兹比涅夫·斯蒂普科夫斯基和其他两位代表登上第一辆汽车。车子经过外交部，在一座华丽的建筑物前停下来。身着俄国秘密警察成员服装的卫兵在那里巡逻着。
“这是哪座大旅馆？”一位代表看到这座宏伟华丽的建筑物后，惊奇地问道。
“这是一座监狱。”斯蒂普科夫斯基回答他说。
门开了。汽车开进一个大院。大院四周是高墙，高墙上的窗口有铁栅栏。
“这简直不可能！”他的同志天真地叫起来。
这些波兰人走出汽车，被带进单人牢房。斯蒂普科夫斯基气得撕碎了那张授权他在伦敦领导同波兰和英美人士谈判的证件。他把它放在嘴里嚼烂吞了。虽然他的喉咙干渴得难以忍受，他终于还是把碎纸片咽下去了。这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冷冷地对他说道：“把衣服脱下来！”他脱下大衣，摘下帽子。那女人又说：“我叫你把衣服脱下来！”他把衬衣脱了。她又吼叫起来。于是他把裤子也脱了。在仔细全面地检查了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以后，她问道：“你有梅毒吗？”然后就走了。
俄国秘密警察的一个人进来，把他衣服上的扣子全都扯下来，把帽子撕成两半，把大衣卷边撕开，又把鞋底撕下来。一名看守拿去了斯蒂普科夫斯基的戒指、手表和钱包后，命令他重新穿好衣服，并把他带到走廊上，一直走到另一间屋子，在那里又对他进行了搜查。最后，他被带到上面一层第99号牢房。这是一间深绿色墙壁的牢房，墙上有一个小窗子开向昏暗的院子。这就是卢比安卡监狱。
“现在你到家了。”看守说完，关上了门。
艾森豪威尔让红军攻占柏林。他觉得应避开政治理由、坚持强调“纯军事”因素才能解释这一决定（即使在他实现了巴顿的预言并用诡计成功地夺取了美国最高政治宝座时他仍这样说）。事实上，恰恰相反，1945年春，战胜德国的军事因素早已具备，德国的失败几乎已是既成事实了。
艾森豪威尔这一行动是由美国军队所独有的发展史决定的。在战前，美军是一支人数不多的专门化的军队，它所关心的仅仅是那些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问题，从不考虑政治联盟或政治友谊。这些军人有意不按文职人员的思想方式考虑问题，他们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国家的军事安全。他们的天职就是准备防御未来的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只以这样一条原则为根据：这种外交政策是对美国的军事安全有利还是有害？实际上，军人们只履行自己份内的传统的职责，并不理会公众舆论或政治的是非曲直。
在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他们在估计长远的目标时表现了一种保守的现实主义。这个长远目标就是要在亚洲和欧洲建立力量的平衡。他们竭力劝总统谨慎从事。避免同德国和日本一刀两断。与此同时，霍普金斯、伊克斯、摩根索和国防部长亨利·史汀生都对罗斯福施加压力，要他援助英国。他们不断地制造麻烦，反对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两线作战的挑衅性行动。但是罗斯福最终还是确信只有进行干预才能拯救世界。所以，虽然军人们都建议“不要采取任何仓促的军事行动”，美国还是在一九四一年秋仓促向日本宣战了。
顿时，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的权力出人意外地扩大了，而文职领导人也心甘情愿地把空前的责任交到了他们手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史汀生说：“我干不了这个了，现在是您和诺克斯——陆军和海军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而史汀生也肯定地说，他现在的责任是“支持、保护将军们，为他们说话。”
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即英美第一次在华盛顿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就决定建立统一的指挥部。于是，由英国参谋部的首脑们及其美国同行组成的联合参谋部就应运而生了。英国方面是有组织的。美国人明白，如果不想让英国人占上风，也应该组织一个美国阵线。这样，他们就组成了一个美国三军联合参谋部 [ cdhyy注：参谋长联席会议？ ] ，由陆军参谋长、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组成。几个月后，又加进了第四个成员，即总统身边的参谋长海军上将李海。李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是总统的老搭档，他同罗斯福的个人关系可能要超过除霍普金斯以外的任何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三军联合参谋部也日益成了美国的政治指挥中心。
后来，哈里·霍普金斯“发现”了马歇尔这个人材，推荐他任总参谋长。起先，霍普金斯还是马歇尔和总统之间的中间人，但到了1943年，马歇尔总参谋长已经取得了罗斯福的信任，也就不再需要这个中间人了。
由于有如此通天的关系，李海和马歇尔几乎完全控制了处理所有的军事问题的权力。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这两位战时的和来自海军的共和党部长，甚至无缘见到联合参谋部的首脑和罗斯福。他们的影响渐渐地下降，连后勤供应问题的处理权也落到了次长帕特森和福雷斯特尔的手中。
国务院的声音也被窒息了。当然，外交（而不是军事）仍是它的职责。但是，在战争期间，这个外交也仅局限于处理中立国、小盟友的问题和制定新的世界组织的计划。罗斯福甚至不让国务卿赫尔插手大型的军事会议。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赫尔这样写道：“我没有参加任何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因为总统并未邀我参加这类会议。我曾多次地向他强调过这个问题……。关于军队从何处登陆、军队在战胜希特勒的行动中穿过大陆时应走哪条路线之类的问题，无论是罗斯福还是高级军事将领都从未同我商量过，虽然我早就得悉了所要采取的决定。他们也没同我谈起过原子弹的问题。”
另一方面，马歇尔和李海的影响却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的提议只有很少几次被罗斯福驳回过：一次是在一九四二年入侵北非的问题上，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三年在对印度洋发动攻势的问题上。这两次，罗斯福采取了联合参谋部首脑们的意见，但后来又迫于英国的压力而改变了主意。总之，所有关于战争的决定都是罗斯福、霍普金斯和联合参谋部的首脑们作出的。这样，军人就越来越介入政治了。
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的权力和影响日益扩大，他们支持政府的政策，他们曾为政府的巩固作了不少工作。而英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却仍然保持着他们那种军人的观点，他们常常公开地激烈地发表不同于政府的观点，有时一直要吵到作出决议为止。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们才支持丘吉尔。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一般来说都是同意罗斯福的关于战争如何进行的设想的 [ 注：但在一九四四年三月，马歇尔和其他的美国将领曾对罗斯福施加压力，要他确定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力式，以便德国人民放心，但他们没有说服罗斯福。 ] 。一言以蔽之，他们已不再是纯粹简单的士兵，而是政治家式的士兵，他们常常同深思熟虑的文职官员唱一个调子。在这方面，他们的反对意见对罗斯福是不会起作用的。三军将领现在同他的关系十分融洽，他们本能地知道他要作什么，他们把自己的观点掩藏起来，而不是坦率地向他陈述。换言之，军人的观点同文官的观点之间已经失去了平衡，没有任何人发表纯军事的观点了。
T·基特里奇上尉这样写道：“在三军联合参谋部的历史上，总统的确曾有过几次决心公开地反对他们的观点。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总统同李海、马歇尔、金以及阿诺德的争论通常可以使他们事先就了解总统的看法。毫无疑问，他们常常发现，同明知不会被采纳却公开地把意见讲出来从而遭到否决的作法相比，最好是同意总统的提议然后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
这样，三军联合参谋部的首脑们名义上是求得恰当和协调（一种十分危险的协调），实际上却没有尽到他们的基本职责——纯军事方而给总统当参谋。他们甚至变得容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以至于他们也竭力要以美国人员的最少伤亡换取战争的胜利。这样一来，一个轻而易举的军事行动（例如攻打柏林）也被认为是只会带来无谓的伤亡。实际上，在柏林死伤一点人是有助于确保美国未来的安全的，但这一点显然不在他们考虑之中。
当然，三军将领们也承认俄国将要成为欧洲决定性的大国。然而，在1942年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不但投票赞成支援苏联人，而且还作出了“尽一切努力”赢得他们的友谊的决定。一年后，他们表示同意罗斯福的意见，以使三大国之间的合作能在欧洲恢复权力的平衡。他们说，国家的基本政策的“目的是努力维护三大国的团结，采取预防未来的世界冲突的措施”。
虽然这种同俄国协调一致的愿望是出自求得俄国帮助反对日本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完全是乌托邦。如果是在五年前的话，这批人一定会嘲笑这种梦想的。三军将领们忘记了他们的基本的军事职责：首先要为国家的未来安全采取措施。
归根结底，这种所谓的军事观点并不会导致战争的胜利，而只会导致一种难以维持的刺刀下的和平。三军将领们本应该提醒他们的总统：实际上争夺权力的斗争会永远存在，联盟只是暂时的，今天的敌人可能会成为明天的朋友，反之亦然；在欧洲和亚洲贯彻实力地位政策虽然从哲学和道德观点来看是极为令人遗憾的，但仍不失为以后年代中不可避免的东西。
然而，人们也不能过份责备这些三军将领，迫使他们改变了思想方法的正是美国人民。倘若他们坚持那种置身于国家之外的军事观点，强调诸如无条件投降或同俄国的合作之类的计划应该受到限制或至少应有所节制的话，那么，他们就有被解除指挥职务的危险。美国要的是彻底全面的胜利和一个崭新的完美的世界。罗斯福的事业和理想已赢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