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第八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二月十四日清晨，戈培尔和他的新闻官鲁道夫·泽姆勒到他的老朋友格布哈德医生的疗养院去探望希姆莱。这座位于柏林以北120公里处的隐秘的居所已成了希姆莱非正式的大本营。希姆莱喜爱霍恩利琴的幽静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他正式治疗的是扁桃体炎，但是使他十分不安的是他的神经。元首召开的爆炸性的会议仍然使他心绪不宁，前天，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差点为此动武。
几天前，在戈培尔家午餐时，戈培尔告诉泽姆勒，他打算为一项把握不大的计划寻求希姆莱的支持。这项计划就是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德国总理，希姆莱为武装部队首脑的新内阁。谈话的时候，一个男高音在收音机里唱起了莱哈尔的那首歌：“亲爱的，不要去摘星星”。戈培尔夫人突然大笑起来，戈培尔焦躁地说：“把那玩意儿关上吧！”
泽姆勒没有被获准会见希姆莱。因此当他们默默地乘车返回柏林时，这位新闻官想道，谈得不大顺利。
中午，希姆莱接见了另一个来访者，就是古德里安强加给他的参谋长温克将军。现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真正司令员温克将军急于要回到前线去，因为向朱可夫的右翼发动的有限进攻就要开始了。但是希姆莱说，他们首先应该吃午饭，“然后，我们再谈一谈总的形势。”
温克坦率地说：“午饭后，我没有时间，我要到奥得河的另一边去，我的位置在那里。”
希姆莱知道，他的政敌正在散布关于他的指挥部和前线相距太远的笑话。他不高兴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个胆小鬼？”
“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帝国元首，我只是要到我能当个士兵的地方去。”温克解释说，他要在河东进行战斗，以赢得时间加强奥得河以西的防御，使难民有机会撤走。
温克所面临的问题在军事教科书上没有先例，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实际上是在两条分开的战线上作战：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250公里长的奥得河，部队沿河一字排开，保卫着柏林市。第二条就是保卫波美拉尼亚的阵线，这是一条异常曲折的阵线，它西起奥得河，蜿蜒向东，直到维斯瓦河。再往东去则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袋形阵地，一直通到拉脱维亚的库尔兰地区。最大的一个袋形阵地在但泽。好几队从东普鲁士来的难民努力设法逃到这个前途未卜的避难地。但是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也在开赴但泽的途中，他们把难民的去路切断了。现在，难民们唯一的希望是踏上哈夫河的冰层，穿越一片淡水区，到达把哈夫河与波罗的海分开的狭长地带涅赫伦格，一旦抵达涅赫伦格，难民们就可以继续西行从陆地去但译。
突如其来的暖流开始融化淡水区的冰层。可以通行的地方都以50米的间隔作了标记。头天晚上，当司机们在浓雾中迷失方向时，几百辆车子翻倒，而在南岸等待着的人群冻得要死却不能前进。越来越近的俄国大炮的轰鸣声尤其使人感到可怖。雾气一消散，几千人冒险踏上冰层，向离那儿8公里远的涅赫伦格进发。上午十时左右，走在最前而的人群见到沙丘就在前面，顿时响起了一阵喊声：“涅赫伦格！涅赫伦格！”他们象疯子一样向前奔去，因为冰层很快就要被升起的太阳溶化了。突然，俄国人的炮弹开始在四面八方爆炸开来。难民们惊恐万状，他们不顾路标，乱糟糟地向沙滩奔去。许多人安全地登上了土地，但是几乎有三分之二的人跌到薄得象纸一样的冰层下面去了。
温克对朱可夫右翼发动的有限的反攻包括两次出击，一次在奥得河以东的80多公里处，另一次是从此再往东80公里的地方。第11集团军向南朝乌加滕的方向运动，并继续前进几公里，直抵奥得河与瓦尔塔河的汇合处。翌日或更晚些时候，根据头一次出击的进展情况，第三装甲集团军发起主攻，迫使朱可夫后退，至少要延缓他对柏林的进攻。
第九集团军年青容易冲动的司令员、党卫军军官弗莱克斯·斯坦纳收到这些命令时惊得目瞪口呆：仅用5万兵力和300辆坦克沿瓦尔塔河向南进攻是不可能的。他决定向西南方向作有限的进攻，这样可以使他避开朱可夫必然要发起的反攻，更好地保卫波美拉尼亚。没有经过温克的同意，他直接打电话给古德里安，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最后，斯坦纳喊道：
“要么接受我的计划，要么撤我的职！”
“随你的便吧！”古德里安答道，重重地把电话挂上了。
二月十六日上午，斯坦纳离开设在列车里的总部，搬到南边一所能俯瞰施塔尔加德城的房子里，以便开始进攻。这座房子位于离乌加滕西北部将近65公里的地方。晚上，在施塔尔加德四周所有的公路上排满了一队队的战车。大炮、卡车和坦克已经各就各位了。黎明时将发起进攻。部队听取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傀儡司令的紧急通告，帝国元首希姆莱下令：“前进！在泥泞中前进！在雪地里前进！白天前进！黑夜前进！为解放德国的土地前进！”为了掩饰他自己的悲观情绪，斯坦纳举起双臂说：“这里就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前线！”并且亲自鼓励了他的师的每一个指挥员。
“今年，我们将重新踏上第聂伯河。”他对比利时志愿师司令莱昂·德格雷勒上校说道。他在上校背上亲切地拍了一下。他们将从南北两面夹击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起初，德格雷勒想道：“多么勇敢！真是戏剧性的变化！”接着，在最后几分钟的准备时刻，他觉察到斯坦纳参谋部的军官个个表情严肃，当年，拿破仑在蒙米雷伊发动总攻的时候也就是这种气氛吧。
德格雷勒是比利时雷克斯党的领袖，此人三十八岁，富于热情，是100万其他非德国志愿军人的楷模。这些志愿人员认为战争涉及到整个欧洲的未来。在比利时，敌人称他为法西斯式的纳粹，但是他认为自己完全不是这种人。对他来说，雷克斯主义是对时代的腐败的反抗，是革新和德政的运动，是一场反对混乱、无能、不负责任和不安定的战斗。
当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入侵俄国的时候，德格雷勒对他的同伴说，象比利时和法国这样一些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应该志愿加入希特勒的军队，并且积极参加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战斗。只有这样一种战斗的兄弟情谊才能锻造出一个新的正义的欧洲。德格雷勒越来越狂热，他认为，如果非德国人不加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神圣的战斗，他们在新的欧洲将没有发言权，而德国人将变得过于强大。虽然有人给他提供高官厚禄，他还是作为普通一兵投身战斗。他对他的部下说：“只有当希特勒在我胸前挂铁十字勋章时，我才愿意见到他，那时，我将有权与他平起平坐地谈话。然后我要问他：‘你打算要一个统一的欧洲呢？还是只要一个强大的德国？’”
在前线战斗的四年中，德格雷勒受过七次伤。当他终于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时，他向元首提出了关于统一欧洲的一系列问题。希特勒听取了他的意见，并预言，欧洲下一代青年将会互相了解，亲如兄弟；俄罗斯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全体欧洲青年将在这个实验室里试验性地和睦相处。
德格雷勒常常把话题扯得很远，希特勒却总是宽恕地听着。有一天，他和蔼可亲地说：“假如我有一个儿子，我希望他能象你一样。”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无间，以至有一天，德格雷勒甚至说：“我常常听到人们说你是疯子。”希特勒只是笑着说：“假如我和大家一样的话，我就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好了。”
二月十六日拂晓，德格雷勒带领他的士兵步行上前线，在夺取了制高点以后，他爬到了一个机关枪的掩体里观察斯坦纳的坦克发动的主攻。当虎式、豹式坦克在雪地上滚滚向前驶出去的时候，他想，早年的那股劲头已经没有了。坦克小心翼翼地朝着一片树林开过去。他看到好几辆德国坦克在到达树林前就着了火，但是其它的坦克消失在丛林里，几分钟以后，又从另一侧出来，追赶着红军战士。接着德国步兵开始冲进树林。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如果他们生气勃勃地前进，阵地将会得到巩固。但是，他们犹豫不决，德格雷勒十分失望，真想踢他们几脚。
夜幕降临时，斯坦纳只前进了12－13公里。虽然朱可夫的第68军后退了，但是他们撤退得非常缓慢，并且次序井然。午夜以后，德格雷勒奉命返回第11集团军总部。当他登上山岗前往斯坦纳的住地时，施塔尔加德城正遭到苏联人的轰炸。他坐在一个花园里，眺望着起火的城市，那些中世纪路德教堂轮廓分明的塔楼黯淡无光，笔直地呈现在红色和金黄色的天幕上。他想道：“可怜的施塔尔加德啊！”这些东方的朴实无华的耶稣教堂的塔楼与比利时马利纳市的灰色的圣·罗博天主教大塔楼以及布鲁日市的钟楼堪称姐妹之作。他感到眼前的悲剧正是他自己的悲剧，他开始哭了起来。
翌日，二月十七日，战斗猛烈地进行了一整天。一小批“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不断地打击着投入战斗的俄国坦克群。几百辆坦克被烧毁了，但是另外数百辆坦克犁破雪地前进着。斯坦纳顽强地继续战斗。傍晚，他在朱可夫的侧翼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苏联人从通往柏林的路上调回两个装甲师，以阻止斯坦纳继续前进。
深夜，温克奉命立即到柏林向希特勒报告他的部队进展的情况。当疲乏不堪的温克离开德国总理府时，天已破晓。再过两个半小时，第三装甲集团军将要开始行动。温克急于回去督战，他告诉他的司机赫曼·多恩说，把车开往什切青。温克足有三个晚上没有合眼了，他刚要昏昏入睡，这时多恩把笨重的拜耳式汽车停靠到路旁。他说：“将军，我困得睁不开眼。”
“我们必须回到前线去。”温克说道。他接过了方向盘，在昏暗的公路上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前进。他把一支没有点着的烟放进嘴里嚼着以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不到一小时，他睡着了。：车子猛烈地撞到了铁路拱桥的桥墩上，多恩和一位睡在后座上的指挥员被抛出了车外，跌在铁路的路堤上。温克被卡在方向盘的后面，失去了知觉。悬在桥上的车子突然起火，后座上几挺上了子弹的手提式冲锋枪开始爆炸，枪声惊醒了多恩，他虽然身受重伤，还是爬上了路堤，打破了车窗的玻璃，把衣服已燃起火的温克拖了出来。多恩扒去了上司的大衣，推着他在地上浪来滚去，以便把火熄掉。
当温克恢复知觉时，他已躺在一张手术台上，他颅骨骨折，五根肋骨受伤，多处挫伤。没有温克，德军垂死的反攻毫无胜利的希望。
本应从南部嵌入朱可夫右翼的另半边钳子根本没有动起来。德国人不得不全力以赴投入这场钳形攻势，以击退俄国人的进攻，因为红军的一支部队已经进入了距德累斯顿130公里的本兹劳城。这支五颜六色的部队充满了异国情调。满脸油渍的士兵坐在斯大林式和T-34式坦克的顶端，屁股下面垫着色调浓重的毯子。他们又喝又唱。跟在后面的是一队重炮，炮手们躺在绣花的垫子上，奏着德国的口琴和手风琴。再后面是挂着水晶灯的古老的四轮马车，里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青年军官，他们戴着大礼帽，打着雨伞，并以醉汉的威严用小型望远镜观望步兵部队。另一辆卷起顶篷的四轮马车装满了狂笑痛饮的士兵。
米哈伊尔·科里阿科夫是一名俄国上尉，空军的随军记者，身材矮胖。他随着一群步兵到一个乡村天主教堂里去参加安灵弥撒。他厌恶地望着这种荒唐的场面。维持秩序的监督哨并不理睬这群醉汉。坐在美国吉普车里的军官们匆匆而过，无暇顾及这一切。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上校军官，力图阻止这种恣意的放荡行为，但他自己也是醉熏熏的了。
在本兹劳，科里阿科夫在一个小公园里拜偈了库图佐夫将军的墓碑。这位俄罗斯英雄是在这里追击拿破仑的时候牺牲的。雕刻在大理石上的是用德文写的颂词：
库图佐夫－斯摩棱斯克亲王率领俄国军队胜利追击直抵此地。他把欧洲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使它的人民摆脱了奴役地位。他在这里结束了他光荣的一生。人们永远纪念他。
他悲伤地想着，俄国人的变化有多大呀。这时，他听到一声尖叫，看到一个姑娘跑进公园，她的衣裙被撕裂，长统袜垂到足踝上。姑娘停下来，以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两个戴着坦克兵钢盔的士兵从后面追来，他们兴冲冲地朝上尉笑着，好象是邀请他一起来寻欢作乐。
科里阿科夫问：“你们是属于第三集团军的吗？”他们傲慢地回答：是！他们的司令员，雷巴尔科中校亲自指挥了每一次进攻，他发誓要为他的被德国人抢走的女儿报仇。在德国的边境上，他对他的士兵说：“等待已久的时刻，复仇的时刻到了！我们大家都有报仇的理由：我的女儿，你们的姐妹们，我们的俄罗斯母亲，我们的被蹂躏了的祖国！”
这支军队所到之处血流成河。科里阿科夫问坦克手，他们想要让这姑娘做什么。其中一个人回答，让她在连队厨房做饭。科里阿科夫断然地说：“她是不会替你们干活的。”
那个喝醉了的中士抓住姑娘的手臂大声嚷道：“我们的长官等着她呢！”
科里阿科夫挺身上前拦阻，中士只好无可奈何地把姑娘放了，他边走边嘀咕着说，“总部的密探！”
这件事情使科里阿科夫想起最近和一位波兰铁匠的谈活。波兰人问：“上尉军官，为什么世界上要进行战争？打了六年了，从德国一直打到这儿，打到了俄国，打到了俄国的心脏，一直打到伏尔加河，然后又打回来，又打到这里，现在，又要打到德国的心脏地区，打到柏林和德累斯顿。为什么呢？俄国的一半土地已被践踏，现在德国又处于战火纷飞之中，这样下去，就要烧得个精光了。”
科里阿科夫想，回答是简单的；德国人焚烧了俄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行径杀戮了几百万妇女、儿童和老人。现在俄国人响应了伊里亚·爱伦堡的号召：“以一双眼还一只眼”，“以一池血还一滴血”，向德国人索债。
现在，甚至连斯大林也为这种残暴的行为感到不安了。他说：“希特勒分子来去匆匆，但是德国人民将永生不灭。”二月九日《红星报》的社论反映了他的忧虑：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句老话。但是不能照章办理。虽然德国人公开抢劫并强奸我们的妇女，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这样做。现在和将来都不能这样。我们的战士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这样作并不是为了怜惜敌人，而是因为他们有人类的尊严和良知……他们懂得，破坏军纪只会削弱战无不胜的红军……
这一告诫既切实可行又合乎道德。
我们的复仇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愤怒不是无理性的。在盛怒冲动之下，有的人可能会在被征服了的敌人们领土上破坏对我们有用的工厂，这种态度只会对敌人有利。
在三次空袭德累斯顿之后的第四天，这座城市的一些地方还在继续燃烧，几千名死里逃生的人，其中包括英国战俘，正在解救幸存者。
十五岁的约阿希姆，巴尔特为好奇心所驱使，独自在城里闲逛。他穿着一件女孩子的上衣，拖着一双木履，痴呆呆地凝望着火焰喷射器焚烧阿尔特马尔克广场上堆积如山的尸体的情景。他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由于从尸体上偷窃手镯、戒指和手表而被抓了起来。他们靠墙站着，然后被枪毙了。
小伙子博多·鲍曼在阿尔特施塔特车站前帮助堆放尸体。尸堆长达100米，宽10米，高3米。几千具尸体被装上船运到下游。其余的尸体被撒上石灰，运往布鲁斯台地，用火焰喷射器烧掉，还有的尸体被放到壕沟里或者堆到马路边上用稻草、沙土或碎砖破瓦盖上，使幸存者看不见它们。
车站地区清理完毕后，博多和他的一队人来到大花园处置1万多具尸体。赤裸着双手收拾这些死尸实在是难为他们了。最使博多恶心的是那股烤焦了的人肉的气味，这股气味与烟和腐烂味混在一起，令人作呕。
清晨，汉斯·科勒和他的父亲回到了德累斯顿。他们正要穿越通向旧城的一座大桥时，有一个人说：“别过去！他们要大家都参加人民冲锋队。”
“现在，你往西走，一直走到美国战线那边，”赫尔·科勒对他的儿子说：“然后一直等到这一切都结束。”
他们互相拥抱后，年轻人开始向西进发，他们身边没有食物，也没有钱，在阴冷的蒙蒙细雨中走着。
戈培尔可能利用德累斯顿的大屠杀挑起瑞士、瑞典和其它中立国家的愤怒的感情。但是，这次轰炸还不仅仅是给德国人提供了宣传的机会。二月十八日，戈培尔与他所在部门的官员们开会，会上，他激动地说：“敌机飞行员既然可以在两小时内屠杀成千上万的平民，那么，日内瓦公约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由于公约的约束，德国人不能对敌机机组人员的“恐怖主义战术”进行报复。他说，如果公约无效了，他们就可以以“屠杀平民罪 [ 注：轰炸德累斯顿的道义性问题，不仅德国人和中立者，而且盟国自己也对此表示怀疑。轰炸后第三天，皇家空军驾驶员C·M·格里尔森上尉在巴黎举行的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空军打算轰炸比较大的居民中心以造成德国经济的崩溃。格里尔森就是针对德国对“恐怖轰炸”的指责说这番话的。第二天上午，美联社记者在电讯中引用了这句话，并在美国广为传播： ] [ 注：空军盟国领导人采纳了期待已久的决定，对德国居民中心进行恐怖轰炸，以加速希特勒的覆灭…… ] [ 注：这篇报道在英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两周以后，当理查德·斯托克斯在下议院谴责对大城市狂轰滥炸的行径时，这场争论达到了高潮。他引用了最近《曼彻斯特卫报》的一篇报道： ] [ 注：二月十三日晚上发生了什么？德累斯顿有100万人，其中60万人是从遭到轰炸的地区撤下来的以及东部的难民。熊熊的大火无法控制而蔓延到狭窄的街道。由于缺氧而造成大批人的死亡。 ] [ 注：斯托克斯这时以尖锐的讽刺口气指出，俄国人夺取城市，好象并不破坏城市。他问道：“你们打算从那些破烂不堪、疾病猖獗的城市里得到什么呢？但愿疾病、肮脏和贫困不是不能控制或克服。我非常想知道，此时此刻，人们是否明白这一点。当我听到部长（空军部长西尔·阿奇博尔德·辛克莱）谈到加强破坏时，我想：“在战争时期，对于一个英国内阁部长来说，这句话说得多么好呀！”斯托克斯提请大家注意美联社据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格里尔森的记者招待会讲话所作的报道。他很想知道，是否从现在起，“恐怖轰炸”将成为政府的政策。 ] [ 注：这个讲话强烈地打动了西方的良知，致使丘吉尔感到需要给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和空军参谋长西尔·查尔斯·波特尔写一封信： ] [ 注：我觉得，纠正轰炸德国城市问题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这些行动的唯一目的是增加恐怖气氛。尽管还有其它托词，否则，我们将要控制的国家则是一个完全被摧毁了的国家。我们将不能从德国获得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建设物资，而生活必需品暂时还要由德国人自己去解决。摧毁德累斯顿是一个涉及到盟国轰炸准则的严肃的问题。与其说是为了敌人，不如说是为了我们，今后应从严研究军事目标。 ] [ 注：外交部长已同我谈及此事。我觉得必须更准确地集中轰炸军事目标，如石油中心和交通枢纽或临近战区的后方，而不是单纯地进行恐怖活动，肄无忌惮地进行破坏，即使这种破坏能使敌人胆战心惊。 ] [ 注：看来，首相忘记了，正是他自己通过一封致辛克莱的措词强硬而带有讽刺意味的信发动了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的。波特尔看了丘吉尔的信以后，他提醒首相注意，轰炸机指挥人员忠实地执行了政府的命令，不应受到指责。 ] [ 注：丘吉尔撤回了这到信，又写了另一封信。信中把“恐怖轰炸”改成了“轰炸一个地区”，回避了德累斯顿的问题。他合情合理地写道：“我们应该注意，不要使我们的进攻给我们自己带来的长远的害处比目前给予敌人的打击还要大。” ] ”而把属于英国和美国空军的全部战俘处死，以阻止德累斯顿事件重演。
人多数与会者持反对态度，特别是鲁道夫·泽姆勒，他提请大家注意“这样的行动给我们招致的巨大的风险，以及落入敌手的我们的自己的人可能遭到的报复”。戈培尔不理睬他们的警告，他要他的新闻发布官了解一下德国人手中的盟国飞行员的数字和盟国手中的德国飞行员的数字。泽姆勒再次反对。戈培尔的助手在桌子底下赐了他一脚，他不吭声了。
这天晚上，戈培尔把问题提交元首，元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他要等待一下。后来，里宾特洛甫和其他人终于使他打消了念头。
其他的德国人尽力想获得和平而不是复仇。二月十八日，欧洲四国各报刊登了谈判的消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德国人言不由衷，而在瑞典和瑞士的德国人赞同最近举行的柏林会议的成果。会上，希特勒沉默不语，给党卫军沃尔夫将军和里宾特洛甫的印象是，他同意他们与西方讲和。
党卫军和外交部竭力要独自去完成这同一件事情，这一点并不十分令人感到奇怪。希特勒从慕尼黑起就挑动他的下属互相攻击，以促使他们作出更大的努力。若干年来，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直是死对头，他们的共同之点是，只要元首责备一句，他们就要闹胃病。目前，他们竞争的重点是和谈这笔交易。两个部门斗争十分激烈，几乎达到了交战的状态。
这场争取和平的行动与为拯救集中营战俘而举行的谈判紧密相连。然而，希姆莱的努力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要搞点讹诈。显而易见，几百万条生命可以成为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的本钱。有两个人鼓励他这样做，一个是他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医生。他是一个一八九八年出生在波罗的海海岸的爱沙尼亚人，他并没有学过医。他外貌和善，身材矮小，身体肥胖，行动笨拙，但他擅长“推拿疗法”。欧洲有钱有势的人都争先恐后地来向他求医。战前，希姆莱已经得了严重的胃病。他自己克服病痛的努力反而使病情更加恶化了。于是，克尔斯滕被召来治病。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希姆莱完全要听命于他。克尔斯滕已经施展他的影响，把很多集中营里的战俘从死亡下拯救出来。有一次，希姆莱说道：“克尔斯滕每给我按摩一次，他就向我讨去一条生命。”
第二个人是希姆莱的间谍头子，党卫军的瓦尔特·施伦堡准将。他赞同克尔斯滕所做的一切，并且正在说服希姆莱，对政治犯和战俘表现出人道精神，以此向全世界表明，希姆莱不是一个魔鬼。施伦堡在官场上虽然列位于帝国保安总部的头子希姆莱的副手，党卫军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之下，但是他聪明能干，应酬自如，并直接地和希姆莱打交道。施伦堡个子矮小，三十三岁，受过耶稣教会的熏陶。他早就认为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引向彻底的崩溃，他不断地敦促希姆莱探求和平的每一个可能性。
这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情，所有的谈判都是在希特勒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实那也无济于事，因为，卡尔登勃鲁纳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他讨厌并看不起施伦堡。他继续敦促希姆莱不要搞可能使希特勒不快或者更糟的方案。这些警告出自于卡尔登勃鲁纳之口显得格外有份量。卡尔登勃鲁纳是一个两米高的巨人，前额宽大而扁平，一双褐色的小眼睛炯炯有神，他的两腮长且下陷，他那死灰色的脸颊上有一块马刀砍过的伤疤，他双肩粗壮，两支手臂象类人猿似的晃来晃去。卡尔登勃鲁纳生于一九三○年 [ cdhyy注：原书如此，可能为1903年之误。 ] ，出生地就在希特勒的家乡的附近。他出身于一个生产农具的家庭。他的父亲打破了传统当了一名律师。儿子继承了父业，并于二十一岁时，参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由于刻苦努力和坚持不懈，卡尔登勃鲁纳才有了当时的地位。
起初，他的上司希姆莱反对消灭犹太人，后来，他还在克尔斯滕面前承认过“消灭种族不是日耳曼的作法”。帝国元首厌恶暴力——虽然他曾下令枪决了一个搞同性恋的侄子——但当他第一次目睹处决人的时候，恶心地呕吐了。仅仅是由于他近乎神秘地相信希特勒所作的一切都是对的，也是由于希特勒使他感到十分可怕，希姆莱才留在刑场，无情地看着最后一个人倒下去。有一次，在给国防军军官会议的批示中，希姆莱用他那细小的笔体写道：“处决抵抗组织的全体领导人和重大的抵抗分子，这是很残酷的，但非常必要……我们应该残酷无情，对上帝负责。”
这个人有时是可笑的，他总是很痛苦，天性怪癣，终于把暴力当作了自己的必由之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刽子手。一九四三年他对党卫军的一群将军说：
在我们之间，这一点完全要开诚布公地讲，但是我们决不公开谈论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说，要消灭犹大人，灭绝犹太种族。你们大多数人应该知道，当100具，或者是500具，或者是1000具尸体并排地躺着，这意味着什么。要坚持住，同时（由于人的软弱除外）要做一个勇敢的男子汉。这就是使我们没有软化的原因。这是我们历史上光蒙的一页，但是，这一页从未载入过史册，将来也不会。
一年之后，他在波森坦率地对军官们讲了灭绝犹太人所面临的困难：
我们被迫作出坚定不移的决定，这个种族一定要在地球上消失，然而组织这项工作是我们最最艰难的任务。但是我们迎着困难上，我们做的很好，先生们，我希望能这样说，我们的首长们和战士们没有因此在精神上和灵魂上受到损害。危险是相当大的，因为在龙潭和虎穴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小径，他们或者成为没有心肝的浪子，从令后再不能珍惜人生，或者成为意志薄弱的人，经受神经衰弱的痛苦……关于犹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全部的话。现在你们全都知道了，你们最好自己知道就行了，或许以后，甚至很久以后，我们再来想一想是否要就此向德国人民多讲一点。但是我认为最好不说。我们这些在场的人已经担负起责任，行动上的责任和思想上的责任。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为好。
希姆莱对克尔斯滕说：“为了创造新的生活，大家要踏过死人的肉体，这是伟大的不幸。美国人不是无情地灭绝了印第安人吗？但是我们要创造新生活，我们要净化土地，否则，它将永远不会结出果实，这就是我应该挑起的重担。”
在大规模屠杀的重负压迫下，希姆莱的胃痉挛病越发严重了。他更加处于唯一的一个人的影响之下了，此人就是减轻他的病痛的克尔斯滕。现在，克尔斯滕在施伦堡的帮助下，正在利用他的威信诱使希姆莱拯救那些尚未被他杀害的犹太人。克尔斯滕从来都是服从别人的人，如今却不得不自作主张。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和忠实的追随者，有人却唆使他背叛他的元首，他天性胆小，有人却鼓励他成为英雄。此时此刻，他考虑着这种行动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可怕的后果，在举止轻率迷人的施伦堡和身躯魁梧的卡尔登勃鲁纳之间犹豫不决。最近，施伦堡在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他说服了希姆莱去秘密会见前瑞士总统让·玛利·米西。米西答应给每个获释的犹太人一笔瑞士法郎救济金，试图平息自由世界对德国的愤慨。希姆莱欣然同意每隔15天把1,200名犹太战俘遣送到瑞士。
里宾特洛甫的下属之一，彼得·克莱斯特博士，也开始了和犹太人世界大会举行的试验性的谈判。他已经会见过这个组织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吉勒尔·施托希。在斯德哥尔摩旅馆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施托希提议谈判释放将近4,300名关在各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人命的买卖凌辱了克莱斯特，他说，即使是半开化的中欧也不愿意出面搞这种交易。唯一使他感到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寻求一个不使德国遭到灭顶之灾的结束战争的办法。
施托希说：“这不是一桩商业交易，这完全是一种救人的交易。”
克莱斯特回答说：“我不能也不想介入这场‘交易’，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令人厌恶的和肮脏的，同时也因为这种个别的活动不可能解决所有犹太人的问题。”
他坚持，这件事只能从政治上去解决。他说，罗斯福是在摩根索一类的有影响的犹太商人的推动下，才同反犹太主义的第三帝国战斗的。这一点以及无条件投降的方式只会加强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因此，全部犹太人和欧洲人将被毁灭，从而把疆土留给布尔什维克。克莱斯特继续说：“如果保存犹太民族可以换取保留欧洲，那倒是值得我去冒生命危险搞一场真正的‘交易’。”
施托希插话说：“你应该和伊瓦尔·奥尔森谈谈，他是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外交官，是罗斯福总统派驻在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他和总统有着直接的联系。”
几天以后，施托希兴奋地告诉克莱斯特，据奥尔森说，罗斯福总统想用“政治手段”来赎取集中营里的150万犹太人。这正是克莱斯特想采用的政治解决战争的办法。他高兴地把施托希的话全都转告了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福尔凯·贝尔纳多特伯爵。但是，伯爵只以一种怀疑的神态表示满意。克莱斯特接着又把这些话对韦尔纳尔·贝斯特说了。此人和克莱斯特一样，属于党卫军，是丹麦政府内的纳粹代表。与贝尔纳多特相反，贝斯特竭力劝告克莱斯特直接与希姆莱的助理卡尔登勃鲁纳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
克莱斯特认识卡尔登勃鲁纳。他回到柏林后，告诉卡尔登勃鲁纳，施托希答应以一项“从政治上解决战争的办法”来换取150万犹太人。卡尔登勃鲁纳了解施托希和犹太人世界大会之间的联系。他开始来回踱步，突然，他停住步，用浓厚的奥地利口音说：“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把鼻子伸进什么地方！我要立刻把这件事告诉给帝国元首，我不知道他对这件事，对于你们，会作出什么决定。”克莱斯特被软禁起来了，不准他同里宾特洛甫谈话。卡尔登勃鲁纳告诫他说：“这件事没有搞清以前，不要走出你的花园大门。”
几天以后，卡尔登勃鲁纳派人把克莱斯特请来，和蔼地、亲切地同他握了手说：“帝国元首决定抓住瑞典人提供的机会。”他看到克莱斯特十分惊奇，便补充道：“我们手中掌握的，不是150万犹太人，我们有250万犹太人。”第二件出人意外的事情是，克莱斯特亲自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了谈判，同时，他还把两千多个犹太人带到瑞士，以示信誉。
克莱斯特回来以后，没有到家就被叫到警察总部。这一次，卡尔登勃鲁纳望着他威胁地说：“犹太人的事情，你不用过问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关于这件事，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做的，将来你也没有什么好做的，这件事再也与你无关了。就这样！”卡尔登勃鲁纳没有解释这个计划之中的突变：施伦堡只是对希姆莱说派克尔斯滕士处理这笔交易。他干吗要和里宾特洛甫分享这个荣誉呢？
克尔斯滕到瑞典去了。他开始和瑞典外交部长克罗斯蒂安·根瑟商谈释放斯堪的纳维亚集中营里的战俘。希姆莱曾对他说过，如果第一步得手，克尔斯滕可以直接和施托希谈判。同根瑟举行的谈判非常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贝尔纳多特到柏林来，和希姆莱本人作最后的安排。
里宾特洛甫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瑞典驻柏林大使无心地给希姆莱送来正式信件，要求接见贝尔纳多特的时候，他才明白过来，在瑞典的会谈是他的对手背着他进行的。
希姆莱担心里宾特洛甫会把这件事告诉希特勒，他打电话给卡尔登勃鲁纳，恳求他立即告诉元首，贝尔纳多特要到柏林来访问，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希姆莱还打电话告诉爱娃·勃劳恩的内兄，党卫军军长菲格莱因，要他“摸一摸”希特勒的底。
第二天，二月十七日，菲格莱因打电话来说元首只作了一个扼要的评论：“在总体战中，这样胡闹是不能成就任何事情的。”
惶惑不安的希姆莱深怕自己抢先，同时，他也明白，这可能是他唯一的一次向世界表明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机会。害怕占了上风，他决定不与贝尔纳多特打交道。当施伦堡打电话来通知说，伯爵刚从瑞典到达时，希姆莱说，他由于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反攻“太累了”，谁也不想见，但是施伦堡却指出这次会见可能给帝国元首带来巨大的个人好处。希姆莱难得顶住施伦堡的劝说，这次也仍然如此。他同意接见伯爵，但坚持要持谨慎态度，因为施伦堡可能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服里宾特洛甫首先会见贝尔纳多特，以免外交部长在希特勒面前搬弄是非。
施伦堡“放风”说贝尔纳多特与希姆莱很可能谈成，帝国元首可能要做出一件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事，即把德国从灭亡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诡计奏效了，第二天，二月十八日早上，里宾特洛甫召见了克莱斯特。他以责备的口气说：“贝尔纳多特伯爵就在城里，他要会见希姆莱。”他说，他想尽快地与伯爵会谈。
在瑞典公使馆，克莱斯特在大厅里碰巧遇见了贝尔纳多特。贝尔纳多特同意会见里宾特洛甫，但是伯爵与卡尔登勃鲁纳和施伦堡已有前约。希姆莱正等着要看一看里宾特洛甫在下水之前将会作些什么。
贝尔纳多特来到柏林郊区的卡尔登勃鲁纳的富丽堂皇的住所。伯爵是一个举止文雅、坦率、纯真、天真而又世故的人。他的父亲是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兄弟。他一时高兴，潇洒地穿上红十字会的制服，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手杖，好象他生来就带着这根手杖似的。他心爱的一张照片是他穿着童子军短裤，精疲力尽地靠在一棵树上照的。有些朋友认为，他的美国夫人埃斯特尔·曼维尔，用这张照片来嘲弄他。
他特别有资格来完成现在这使命。尽管他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但他具有更可宝贵的品质：他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在谈判中，他从不妥协，他能兴致勃勃地进行连续几小时的谈判。如果谈判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他就开始讲各种故事。他的极可贵之处是诚心诚意地帮助不幸的人。他坚定地认为，从根本上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正直的，可以说服他们去做正确的事情的。
卡尔登勃鲁纳谨慎有礼地用切斯特菲尔德和杜博内特香烟招待客人。伯爵和蔼地接过香烟想到：“毫无疑问，是从法国抢来的。”卡尔登勃鲁纳用冷淡和审问的目光看着贝尔纳多特，并问他为什么他想要见希姆莱。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安排一次会见是非常困难的，他能否替公爵转送一封信件？他又点燃了一根香烟——他每天要抽四包烟，他那被尼古丁熏黄了的短而粗的手指使施伦堡想起大猩猩的手指。
卡尔登勃鲁纳问道：“你这样作是否有官方的指示？”
可以理解，贝尔纳多特想直接与希姆莱谈判，因此他决定尽量少讲话。
“没有。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不仅瑞典政府，而且全体瑞典人民都同意我所陈述过的观点。”
卡尔登勃鲁纳说，他对时局感到遗憾，希姆莱也是渴望在他们两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是，为了防止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比如扣押人质。
施伦堡指出：“如果瑞典也被卷进反对德国的战争，这对德国将是一场大灾难。”
伯爵当场被间谍头子的绅士风度所打动，他认为此人与其说象一个德国人，更不如说象一个英国贵族。施伦堡也同样被伯爵所感动。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国际舞台上至高无上的人物，他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瑞典特别希望恢复北欧的秩序。有这样一个联系人，瑞典就有可能被说服去和西方进行和平谈判，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振奋的前景。
卡尔登勃鲁纳问贝尔纳多特，是否他有具体的建议。伯爵建议，瑞典红十字会应该被允许到集中营去工作。伯爵感到意外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不仅点头表示同意，而且“完全赞成”贝尔纳多特亲自与帝国元首会面。一小时以后，他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谈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只是听着：自他在暖洋洋的炉火旁坐下来起，外交部长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话。贝尔纳多特急于想知道，他的讲话还要持续多久，他悄悄地拨动了他的计时表。
里宾特洛甫一上来就论述起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区别。他指出，如果德国在战争中失败，不到六个月，俄国轰炸机将抵临斯德哥尔摩上空，红军将枪毙皇族一家，其中包括伯爵。他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伯爵想到，他好象一只鹦鹉，不停地重复着纳粹的陈词滥调。最后，里宾特洛甫说，对人类幸福作出最大贡献的，还要数“阿道夫·希特勒，毫乏疑问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结束了讲话，贝尔纳多特揿住了他的计时表，整整67分钟。
翌日，二月十九日，施伦堡驱车把贝尔纳多特送到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盟国不断的空袭使人在旅途上提心吊胆，特别是患血友病的伯爵，对他来说，少许划破一点伤口也许就是致命的。途中，施伦堡以一种意料不到的坦率向伯爵吐露，不能信任卡尔登勃鲁纳，他说，希姆莱是一个没有定见的人，常常被最后一个讲话的人的论据所打动。
在霍恩利琴，伯爵首先被介绍给格布哈特医生，医生忧郁地指出，他的医院已被从东部来的80名逃难的儿童占满了，要给他们截肢，因为他们身上有的部位已冻坏或被子弹打穿了。贝尔纳多特猜测，这番话是想要引起他的同情心。随后，施伦堡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身材不高，没有佩戴勋章，身穿党卫军蓝制服。他有一双纤巧的手，指甲经过一番细心的修剪，他就是希姆莱。贝尔纳多特感到他十分和蔼可亲，甚至当谈话开始变得冗长，他便开玩笑。他的外貌一点也不狠毒，显得很快活。每次提到元首的名字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伤感。
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早已被希姆莱矛盾的性格弄得困惑不解。奥斯陆大学校长迪里克·塞普教授是挪威的热忱的爱国者。他最近曾对贝尔纳多特说过，希姆莱是一个特别偏爱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空想家。
贝尔纳多特问道：“既然德国毫无胜利的可能而还要继续进行战争，你不认为这是荒谬绝伦的吗？”
希姆莱回答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每个德国人就要象雄狮一样战斗。”他还说：“军事形势是严重的，甚至是十分严重的，但不是绝望的，不存在俄国人穿越奥得河战线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贝尔纳多特说，激起瑞典人愤怒的是逮捕人质和杀害无辜的人；当希姆莱驳斥他后一点的时刻，贝尔纳多特举出了具体的例子，希姆莱激烈反驳说，显然，伯爵消息不灵通，他问伯爵，是否还有具体的建议。
“你提出一些改善时局的措施不是更好吗？”
帝国元首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我提不出什么东西。”
贝尔纳多特建议希姆莱释放集中营里的挪威人和丹麦人，并把他们交给瑞典人。这种并不过分的要求却招来了一连串对瑞典人强烈的谴责，这种谴责对贝尔纳多特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那可能是由于希姆莱常常感到恐惧而引起的。希姆莱痉挛地眨了眨眼说：
“假如我同意你的提议，瑞典各报将用大字标题报道，战犯希姆莱，由于害怕受到惩罚，企图赎买他的自由。”但是他又说，他可以按照贝尔纳多特的要求去做，如果瑞典和盟国向他保证，停止在挪威的破坏活动。
伯爵反驳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接着，他又改变了话题：“瑞典红十字会非常想从你这里得到许可到集中营里去工作，特别是在关押挪威人和丹麦人的集中营里工作。”
希姆莱回答道：“那或许是很有益处的，我毫无理由不许可。”
伯爵开始习惯于希姆莱出尔反尔的态度，他要求希姆莱再作些小的让步，希姆莱当场同意了。贝尔纳多特进一步想知道和德国人结了婚的瑞典女人能否回到她们的祖国。
希姆莱皱皱眉头答道：“我并不想把德国的儿童送到瑞典，在那里会有人唆使他们憎恨自己的祖国，他们的伙伴们会朝他们脸上吐唾沫，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德国人。”
伯爵指出，他们安然无恙会使他们的父亲感到高兴的。
“毫无疑问，他们的父亲宁可看到他们在小木板房里长大起来，而不愿他们在一个象瑞典那样敌视德国的国家的宅邸里苟且偷生。”希姆莱回答道，但他同意尽力而为。贝尔纳多特把他逼到了进退无路的地步，他的情绪一下子变了，“你会觉得那是感情用事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是，作为一个士兵和德国人，我发誓忠于阿道夫·希特勒，为此，我决不能作出任何违背国家元首意愿和计划的事。”刚才，他作出了一些可能使希特勒恼火的让步，而观在他开始详细地重弹希特勒关于“布尔什维克威胁”的老调，并预言假如东线彻底失败，欧洲必然完蛋。
伯爵说，“但是，在战争的某个阶段，德国曾经是俄国的盟友，这点怎能和你刚才所说的相吻合？”
希姆莱答道：“我知道你会这样说。”他承认那是个错误。他开始以缅怀的心情谈到他青年时代在德国南部的生活，他的父亲曾经是巴伐利亚一个亲王的家庭教师。接着，他又谈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军士长的生活以及他在国家社会党诞生时参加的党的活动。他说，“那是一段光荣的岁月，我们这些党员经常面临死亡的危险，但是找们不害怕。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着我们，他帮助我们，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辉的年华！当时，我能为我所认为的德国复兴而战。”
贝尔纳多特问到了犹太人的境遇。
他说：“你承认不承认，象别的种族一样，在犹太人中间也有勇敢的人？我有许多犹太人朋友。”
希姆莱答道：“你说的对。但是，在你们瑞典，没有犹太人问题，因此，你不能理解德国人的观点。”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结束的时候，希姆莱答应在贝尔纳多特返回瑞典之前，对他所提出的要求给予最终的答复。贝尔纳多特向希姆莱赠送了礼品，希姆莱对斯堪的纳维亚民间艺术深感兴趣。礼物是一件十七世纪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中妖精会面的作品。
希姆莱说，他“深力感动”，并问施伦堡，是否已为伯爵选择了好的司机。施伦堡说，他已配备了最好的司机。党卫军元首强笑着说：“好吧，否则瑞典报纸将会用大字标题报道：‘战犯希姆莱谋杀贝尔纳多特伯爵’。”
在柏林，施伦堡向卡尔登勃鲁纳通报了会晤的情况。帝国保安总部头子说，他对帝国元首施加了“不正当的影响”。盖世太保的头子党卫军少将海因里希·米勒抱怨说：“这类事是常有的，那些自认是政治家的人想使希姆莱接受他们的某一种想法时总是这样。”米勒说：“目前这种情况，那是‘纯粹的乌托邦’。”
贝尔纳多特回到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外交部长似乎比以前更愿意帮助伯爵，但是他的骄横的好心只会刺伤贝尔纳多特的感情。贝尔纳多特尽快地彬彬有礼地告退了。
里宾特洛甫立即把克莱斯特博士请来，并让他坐到贝尔纳多特刚刚坐过的那把靠近炉火的扶手椅里。他问道：“贝尔纳多特到底是什么人？谁是他的后台？除了有关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命运问题外，他到底要干什么？”
克莱斯特发现扶手椅里有一个装满了公文的皮包。当他把公文包拿起来时，一张护照从里面掉了出来。
里宾特洛甫问道：“那是什么？”
“是你的最后一个来访者的公文包。”克莱斯特把公文包递给了他。他想，里宾特洛甫一定要检查包里面的文件。但是，里宾特洛甫只是把公文包装进了一个很大的信袋里，他说：“我请你把这个还给贝尔纳多特，我肯定这是他丢下的公文包。”
克莱斯特很受感动，这似乎是“在一场总体战恶化的过程中见到的唯一的骑士的风度。”
就在希姆莱希望谈判能够带来有利于德国的和平的时候，他的集团军群正在土崩瓦解。斯坦纳不得不被迫把他的部队全部撤退到出发点以内。第三装甲集团军的主攻，由于没有温克在指挥部监督作战，毫无进展。东线的彻底完蛋指日可待，其它的德国要人，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除外，也都认为，德国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外交上，或者无条件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