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两国的战略分歧有多大·第二

作者：肯特·格林菲尔德·美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战略》

出自————《战争通史》

　　 一般认为，二次大战中的英美联盟是历史上两个大国在战争中能够建立的最亲密、最有效的伙伴关系。他们的战略是从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协议演变而来的；这些协议事关他们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形势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夺取军事优势而协调下一步需要采取或者希望采取的行动。但是，这些协议总是伴随着分歧。分歧的核心是盟国横渡海峡的进攻。美国参战后的六个月中，这场分歧就爆发了，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进攻法国之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这场分歧之激烈，有时看来行将危及英美联盟，而且至今仍在二次大战的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中继续打笔墨官司。

　　 理查德·M·莱顿博士最近根据他对美国陆军二次大战史后勤和战略的研究所写的论著中，唤起了对这场分歧的注意。他的结论是，挑起分歧的假设，特别是美国人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英国人怀疑美国的动机和企图，比美国人怀疑英国人的动机和企图更有充分的理由。简言之，他批驳了在美国关于战时盟国战略的想法中已成为老一套的那种说法。

　　 按照这种说法，美英两国之间在作出决策之前的激烈辩论，来自两种互相对立的战略概念。美国人相信尽可能早地把力量集中于一个决定性的地点，对敌人的腹腔实施打击。英国人则相信正确的战略是：从外围包围圈积极而更谨慎的行动(海上力量和俄国人的抵抗使盟国能够从外围逼近轴心国控制下的欧洲)；为俄国人提供补给使之继续战斗；以炸弹破坏并烧毁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鼓励和武装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只要有机会就从包围圈出击，不断紧缩包围圈，直到把敌人困锁和消耗到如此地步，以致于最后的攻势只需要实施致命的一击。

　　 谈到这个问题时，美国作者们一致地把“霸王”行动(1944年发动的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说成是美国观点对英国观点的胜利。他们坚持说，尽管英国原则上一再表示接受一次决定性的强大进攻，但是他们尽最大努力回避或推迟其执行；坚持说邱吉尔先生既然说服了罗斯福先生把我国部队的主力于1942年11月投入地中海，于是英国人一心要把这些部队无限期地保留在那里；坚持说美国人仅仅由于固执的争辩和压力，加上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决定性支持，才最终得以把盟国战略拉回正确的轨道。其结果是，英国人进一步地表示某些勉强之后，支持横渡海峡向德国腹地进攻，并取得了辉煌胜利。在美国的著作中，一般都把这一点说成是美国正确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战略方针是强加到不乐意接受的英国人头上的。

　　 莱顿博士尖锐地批驳了如下看法：英国人力图回避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仅仅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支持这次进攻的。除了美国人的怀疑以外，他找不到这种回避的证据。他的结论是，确定英美战略方针的一系列协议是受种种实际考虑所支配的，其中在1942-1943年，最紧迫的是获得必不可少的军事资源。两个盟国不得不根据这些实际要求来调整他们的路线、利益和愿望。到头来，他们所遵循的路线与其说符合1942年3月以后美国人一贯表示满意的战略方针，不如说更加符合英国人稳健的战略方针。

　　 基本原则和加快速度的建议

　　 莱顿博士提醒我们，紧随着珍珠港事件把美国卷入战争，英美两个盟国原则上同意它们将要遵循的战略。它们在所谓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达成了这项协议；这次会议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立即召开的，它把邱吉尔先生、罗斯福先生以及英美两国参谋长们聚集到了华盛顿。会议同意的战略如下：

　　 1、首先打败德国，同时遏制日本。

　　 2、在轴心国占领的地区外围形成一道包围圈，借以消耗敌人的力量，一旦盟国的资源允许，即紧缩包围圈。

　　 3、准备采取的手段：海上封锁；全力支援俄国人；战略轰炸；加紧扶植纳粹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在可以有效地使用当地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特别是在装甲方面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的那些地点，以机动部队实施有限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施最后的致命打击。

　　 当时看来不可能设想一项进攻德国腹地的计划，也没有制定这样一项计划。
但是仅仅三个月之后，美国人就提出了这样一项计划，如果采纳这项计划，那就会根本背离“阿卡迪亚”协议。他们建议盟军立即发动一场迫使德国退出战争的进攻。一项代号为“波列罗-围歼”的计划，要求把当时盟国所能获得的全部人力、物力都集中在联合王国(“波列罗”)。这项计划将立即付诸实施，并且有权优先得到盟国全部新的人力、物力，以便在1943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围歼”)。为此需要四十八个师，其中包括三十个美国师约一百余万人，其余部队由英国提供。同时，美国还得提供一支强大的空军部队，与英国空军协同行动，支援这次进攻。进攻突击的正面从勒阿弗尔到布洛涅将部署六个师七万七千人，一万八千台汽车，二千二百五十辆坦克。

　　 除了这个总计划外，美国人还有一项附加的计划，即“大锤”计划。这项计划就是为1942年9月横渡海峡准备一支突击部队。到那时，在英国只有三个半美国师。只有可供输送两个师突击上陆所需的登陆艇。“大锤”计划只有在两种紧急情况下才准备实施：(1)如果俄国人濒于崩溃，则实施牵制，使他们不致于屈服；(2)或者在德国人陷于土崩瓦解这种未必可能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小规模进攻就足以使他们完蛋。

　　 “波列罗-围歼”计划最初是由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制定的。对这个处来说，它解决了一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美国被珍珠港事件抛入防御地位，尽管进行了初步动员，它还是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眼看着它那些未组建完成的部队和器材被分散，零敲碎打地用去满足来自世界各地的增援要求。谁也看不到这种消耗的尽头。12月15日，马歇尔将军把年轻的艾森豪威尔上校带进他的作战计划处，2月份任命他为处长。1月，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为了制定一项有关各方都同意的共同战略方针的斗争，把我搞得精疲力尽。每个人都一头钻进自己的琐事堆中。我们必须到欧洲去打仗，必须停止在世界各地浪费资源。”

　　 在这种混乱状态下，艾森豪威尔那个处制定了1943年横渡海峡，经法国进攻德国的计划。这项计划是如此美好地合乎逻辑，如此全面地体现了作战原则，而且如此完善的满足了美国人停止分散其力量，把力量动员起来尽早结束欧洲战争的需要，以致于包括雄心勃勃的年轻的美国航空兵在内的陆军部都爱上了这项计划，同时也为海军所接受。罗斯福批准了这项计划，而且在4月间派遣马歇尔将军和哈里·霍普金斯到伦敦去对英国人进行游说。

　　 使美国人感到欣慰和欢欣鼓舞的是英国人接受了这项计划。艾森豪威尔在笔记中写道：“……终于……我们都接受了统一的作战方针！现在……我们不需要在黑暗中彷徨了。”美国人立即实施在联合王国集结部队的“波列罗”计划。但是，英国人很快就开始表示对“大锤”计划的不安，最终肯定那是一个轻率的、行不通的任务。“大锤”计划本来是美国方针的次要组成部分，美国人也不能操之过急，因为执行这项计划所需的大部分兵力必须由英国人提供。但是，美国人拒绝放弃这一计划。6月，当美英两国的参谋长们在“大锤”问题上陷于僵局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去见罗斯福先生，建议美国停止对整个“波列罗-围歼”计划的支持，全力转到太平洋去打日本。总统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样做有点象发出威胁，“端起你的碟子回家去”。7月，他派遣哈里·霍普金斯、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到伦敦去，并且严令他们同英国人商定某种计划，以便在年底前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的作战。

　　 结果便是“火炬”计划和1942年11月对北非的进攻。

　　 紧缩包围圈：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攻势

　　 “火炬”决策使美军参谋长们深感失望。在作出这项决策的当天，艾森豪威尔说这一天“很可能作为‘最黑暗的日子’载入史册”。它打乱了美国人精心安排的计划。他们看到自己可用的全部力量，包括根据“波列罗”计划早已集结在联合王国的部队、装备、飞机和登陆舰艇被拖进地中海。陆军参谋长们肯定“火炬”计划将使1943年的“围歼”不可能实现，这就再次陷入了没有总计划来指导他们的军事和生产力量动员的状态了。对美军参谋长们来说，“火炬”计划意味着盟国战略已经背离了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而走进了根本无法对德国实施决定性打击的死胡同。

　　 1月间，当邱吉尔、罗斯福和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1943年的行动时，双方都衷心同意他们这一年的三项主要任务：消除德国潜艇的威胁，竭尽所能援助俄国，集中两国空中力量轰炸德国。伤脑筋的问题是在地中海干什么。“火炬”计划宣布的目标是占领北非，重新打开经地中海到中东和远东的交通线。邱吉尔先生和罗斯福先生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使用在北非的胜利之师进攻西西里，不仅确保这条交通线的安全，而且作为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的一个步骤。邱吉尔先生运用他那不幸的花言巧语说，这一着将“打中轴心国的下腹部”。

　　 美国人别无它法，只好同意进攻西西里。显然，这一行动的军事意义在于使仅有的与德军保持接触的英美部队可以充分用来消耗敌人，直到可以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任何目标。美军参谋部和参谋长们从正在展开的前景不安地看到，地面部队和两栖输送部队逐渐陷入地中海，将使英国人可能成功地反对甚至在1944年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因为卡萨布兰卡会议使他们更加深信英国人坚持执行一种边缘战略，一名被激怒的美国军官称之为“边缘蚕食”，史汀生部长后来称之为“针刺作战”。当英国人为一项“灵活”的战略而争辩，同时反对对1944年的“围歼”计划承担压倒一切的义务时，美国人早就根深蒂固地怀疑他们存心巩固他们在地中海的帝国利益。

　　 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金海军上将那严厉而不妥胁的头脑中，怀疑变成了坚信。他曾极力支持“波列罗-围歼”计划，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尽快地结束欧洲战争。1943年春，他轻而易举地就从他的美国同僚们那儿赢得了“扩大”和“保持”对日本的“持续不断的压力”的权力。这是背离盟国关于进行战争的基本协议的。在英国人看来，美国人似乎在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坚持把我们在欧洲的力量投入对你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起次要作用的战场，那么，我们就坚持保留我们不断增长的资源的大部分，以便用于对我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战场。”

　　 美国陆军参谋人员从卡萨布兰卡回国时确信他们上了英国人的当，参加那次会议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顾问魏德迈将军写到：“……我们输得精光……我们来了，我们听着，我们被征服了。”他们决心使这种情况不再出现。从5月份召开的与英国人的又一次会议(“三叉戟”会议)开始，美方参谋人员去参加与英国人举行的一系列最高级会议——8月魁北克会议(“象限仪”会议)、11月至12月的开罗-德黑兰会议之前，他们把自己武装起来，预见英国人一切可能想象出的论据，采取对抗措施，并拥有一批专家作后盾；这些专家的公文包里鼓鼓囊囊地装着各种研究报告和统计数字。美军参谋人员还致力于说服罗斯福先生站在他们一边。他们把自己不断增长的说服力和聪明才智，集中用于促使英国人承担一项不可避免的义务——1944年春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

　　 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是求之不得的，但可行吗

　　 在每一次会议上，英国人都乐于同意接受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进攻计划，作为盟国的一项主要目标。但他们拒绝对一项有明确日期的决定承担义务，直到他们能够预见到保证届时的作战行动有成功把握的条件。他们郑重其事地争辩说，唯一正确的战略是保持灵活机动，即直到最后一刻还有采取变通办法的自由。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灵活性与组织、集结和装备一支庞大的远征军，并及时提供装备以满足其多种专业需要这一复杂任务是不相容的。英国人为他们表示的同意所附加的条件，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英国人意在回避或者无限期地推迟通过法国对德国实施直接打击，而热衷于推行边缘战略和没完没了的机会主义。美国人对于他们心目中邱吉尔先生的癖性有某种理由感到不安，他们甚至担心英国人会力图拉他们去进攻巴尔干。使他们深感宽慰的是，斯大林在德黑兰站在他们一边，坚持让“霸王”计划(现在的代号)和对法国南部的辅助进攻(“铁砧”计划)优先动用盟国的全部资源。英国人对此未表示反对。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现在算是破釜沉舟了。

　　 即使是这样，甚至在“霸王”计划开始后，美国人仍然怀疑英国人希望把美国部队用于地中海，因而加紧敦促对法国南部发动进攻，而这次进攻一再被推迟，直到8月15日才最后登陆。到这时，美国人已打破了英国人的最后要求——需要若干个美国师投入意大利北部的强有力的突击。的确，英美双方在地中海的利害冲突就是在这种争吵中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的。美国人第一次不顾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参谋长们一致的军事判断，而一意孤行，让他们感觉到(正如邱吉尔先生希望华盛顿知道的那样)：我们受到了虐待，并感到愤慨。

　　 莱顿博士在上述著作中振振有词地争辩说，如果说1943年英国人不情愿为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而牺牲在欧洲的其它计划，那么，他们怀疑美国人真实意图的理由，同美国人怀疑英国人真实意图的理由同样充分。如果更仔细地考虑配套的问题，或者说得更庄重些，考虑战略的后勤保障问题，那么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因为，美国人所坚持的对法国沿海发动强大突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的登陆舰艇，而这些舰艇只有美国人才能提供。

　　 在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上，登陆舰艇问题，首先是坦克登陆舰(LST)问题，作为1944年横渡海峡进攻计划的关键因素而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一项1944年春横渡海峡的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规模与他们1943年的“围歼”计划大体相同。英国专家们立即表示反对，并推翻了美国人的如下设想：届时将获得足够的为实施他们所建议的大规模进攻所需要的各型登陆舰艇。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更多的登陆舰艇，那么，盟国的最大希望就是在1944年春对武装设防的法国沿海以三个师实施首次突击，同时在海上保持两个师作为后续梯队。据估计，而且有理由这样估计：1944年的突击部队不需要象1943年的那样大，因为现在看来，联合轰炸攻势到1944年5月时将把德国空军驱逐出法国上空。但是，以五个师进攻“欧洲堡垒”和盟军准备在1943年7月以八个师发动对防御薄弱的西西里沿海进攻相比，前者的初期突击力较弱，兵力几乎比后者少一半。面对这些事实，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以如此薄弱的兵力，加上两个空降师实施横渡海峡的进攻计划。当时一共只有二十九个师，包括集结于联合王国准备投入滩点占领区的那些师。盟国进攻部队就是准备从这二十九个师抽调部队组成。

　　 显然，这种规模的进攻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必须具备很有利的条件。一是盟国的空中优势，二是在法国只有少量的德国师抵抗进攻。既然如此，英国为了力争把德国陆军师从法国引开，盟军应在地中海对德国人施加更大压力(当时，在该地区的德军正被打得节节败退)。美国人则继续争辩说，这就违背了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兵力的原则。他们至少搞成了一项联合宣言，指出在地中海一切未来的作战行动都应该纳入为横渡海峡的进攻铺平道路的计划。

　　 困境：如何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

　　 在“三叉戟”会议上已经十分清楚的是，限制1944年横渡海峡进攻前景的关键性的一项装备是坦克登陆舰。这一点使美国人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坦克登陆舰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1943年时只有美国人拥有生产所需数量的坦克登陆舰或其它大型登陆舰艇的设备。坦克登陆舰与小型登陆舰不同的是，只有生产海军大型舰艇的造船厂才能建造。更有甚者，美国参谋长们曾经同意把建造坦克登陆舰作为美国的责任，但是他们已让合格的造船厂全力生产其它类型的舰艇了。海军造船厂的生产能力已首先用于建造护卫航空母舰和驱逐护卫舰，以消除潜艇的威胁。这一点被认为是正确而适宜的，因为，英美两国参谋长们在1月份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确定反潜作战可以优先地动用盟国一切资源。到3月，海军造船厂生产上述两种舰艇的高峰已过。但是与之争夺优先权的是这一艰巨任务，即建造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美国舰队以取代在珍珠港被炸得七零八落的那支舰队，同时为海军提供装备，以便把日军赶出太平洋。当轮到生产坦克登陆舰时，金海军上将肯定会要求把大部分这种舰只用去实施太平洋作战(他根据“三叉戟”会议上对他的授权，正在和尼米兹海军上将计划这场作战)，发展海军对日本人的攻势。

　　 英国人清楚地觉察到所有这些事。这一点使他们得以想到(并且说出来)：“如果我们1944年发动横渡海峡的强大进攻——你们是如此坚持这一进攻有权优先动用我们两国的共同实力——那么只有你们美国人能够提供保障进攻胜利所必需的工具。”

　　 与此同时，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采取了一项实际的步骤，这一步骤比当时所能预见的任何步骤都更为重要。那就是建立一个在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领导下的小型司令部，此人被任命为COSSAC，即(未来的)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在“三叉戟”会议上，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拨给摩根将军一支按当时预测所同意的兵力，指示他在这一兵力范围内制定一项1944年5月1日发动横渡海峡进攻的计划，并且估计为保障其成功所需的条件。然后他将呈报这项计划，以便审议盟国是否能够确有把握地采纳这项计划。

　　 摩根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为执行这项复杂、艰巨而令人困惑的任务，显示了卓越的远见和目标的专一性。从一开始，摩根将军就指示他的参谋人员不要作为计划者去思考和行动，而要作为未来的最高统帅部的前身去思考和行动。当盟国领导人8月间在魁北克再度会晤时，他的计划即准备上报。在这次会议上，盟国首脑——罗斯福先生、邱吉尔先生和两国参谋长们，采纳了这项计划。现在他们授权摩根将军经他们的批准，可下达必要的命令，以便集结兵力，并进行他的计划规定的各项准备活动。

　　 “霸王”行动已经从规划阶段进入到按批准的具体计划进行准备的阶段了。但是，对它的前景谁也不乐观。它的执行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以“三叉戟”会议上赋予的有限兵力(即五个师的海上登陆突击，加上两个空降师的支援)为转移。盟国已把实施这项计划作为他们在欧洲的主要目标，但是规定了将要使用的兵力的最高限额，从而严格限制了它们1944年的这项主要作战对它们资源的要求，而它们的其它计划则占用了美国生产的成果。现在美国所生产的弹药和补给品的数量之大开始超过人们的预计。

　　 英美两国陆军参谋部，对批准的进攻规模不大这一点都不满意。邱吉尔先生要求把兵力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但是没有采取行动。如果组建一支更加庞大的进攻部队而没有拿到足够登陆舰艇去运送他们的合理希望，那么，增加兵力是没有意义的。登陆舰艇，特别是坦克登陆舰，仍然是问题的焦点。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在美国人手里，具体地说，在顶住总统干预的金海军上将手里。

　　 魁北克会议后一个月，海军下令建造登陆舰艇。10月，美国造船厂开始以每月大约下水二十艘的速度建造坦克登陆舰。但是金海军上将声称，除留下三个月的产品以外，其余全部产品都是穿过中太平洋实施大规模两栖进攻所需要的，而这一进攻是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发动的。罗斯福先生对他的这一要求没有表示明确的拒绝。只有11月、12月和1月这三个月所生产的坦克登陆舰被分配给“霸王”计划。稍后摩根将军指出，答应给他的新造坦克登陆舰，加上从地中海调去的坦克登陆舰，仍然不能满足他的计划所规定的“霸王”行动的最低要求。11月5日，金海军上将从分配给他的坦克登陆舰中拨出二十一艘奉送。对此，莱顿博士指出，这很难说是“一份慷慨的礼物”。因为这些登陆舰是超过了他原先需求估计的多余产品，而且他所提供的这些额外登陆舰在5月1日发动“霸王”行动时不能全部及时送到。这一行动(距今不足六个月了)仍然严重地缺少登陆舰艇。如果执行“霸王”计划，那很明显，缺少的登陆舰艇，或者要从美国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太平洋抽调，或者从英国人主要利益所在的地中海抽调。1943年11月、12月开罗-德黑兰“摊牌”会议前夕的形势就是如此。英国人曾发出通知，他们将要求重新审查地中海作战和“霸王”计划的关系。因此美国人为英国人将要采取的立场而怀着紧张和不安的心情前去赴会，意识到只有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坚决支持才能挽救“霸王”计划。

　　 事实证明英国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盟国领导人在德黑兰与斯大林会晤后返回开罗，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规定盟国的资源和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必须服从1944年5月的“霸王”计划。这就是美国人从“三叉戟”会议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结果。但在英国人看来，这却是美国人做出的让步，因为，破天荒地第一次把太平洋的登陆舰艇作为“霸王”行动的后备。而这些舰艇是那位对英国人的意图持顽固的怀疑态度的金海军上将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甚至不允许同英国人讨论这件事。

　　 围绕冬季和春季在地中海作战的手段问题还将有一次激烈争吵；开罗-德黑兰协议认为，地中海的作战行动是求之不得的。随着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于1月间开始抓“霸王”计划，他们要求对诺曼底的进攻要大力加强，这就对登陆舰艇又提出了新的更大的要求。如何满足这一要求，而同时又能弄到足够的登陆舰艇输送三个师在法国南部登陆(美国人坚持与“霸王”行动同时开始发动的“铁砧”行动)？在意大利，1月间对安其奥的两栖进攻遭到了令人沮丧的失败。邱吉尔先生说：“我本来希望，我们抛上岸的[部队]是一只野猫，但结果却成了一条搁浅的鲸鱼。”现在安其奥的滩头需要设防和加强。弄到足够的坦克登陆舰和其它登陆舰艇满足所有这些需要，是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才智和气质的极度考验。但是通过“犹豫和转向”，调整和重新估计，通过推迟“铁砧”行动，为大大扩展了的“霸王”行动凑集了登陆舰艇。历史上一支最大的登陆部队于6月6日越过海峡；这支部队受领的目标是向德国腹地进军。谁也不怀疑英国人为使这次进攻成功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英国的贡献和持慎重态度的理由

　　 回首往事，人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英国人就采取了大量实际的措施，为进攻法国的成功铺平道路。如果说他们拒绝了“大锤”行动的话，他们并没有回避早在1942年8月单独承担越过海峡，对迪埃普实施的那次伤亡惨重的偷袭。那是一次失败。但是，英国人认真地从中吸取了教训，这些教训对于促成“霸王”行动的成功是有价值的。正是英国人发明并首先设计了战争工具——坦克登陆舰，有了这种工具，抢渡英吉利海峡就成了切实可行的军事行动。正是邱吉尔先生设想出，他的工程师们大胆地独创性地建造成必不可少的沿海人工港，1944年整个夏秋，盟国远征军才得以靠这些人工港从海滩获得补给。摩根将军是一名英国军官，他完全忠实于横渡海峡的思想，他有一名能干的美国副手和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但是自始至终，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合作和支持比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更为积极。正是这位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把一个模糊的计划推进到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而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促成贯彻执行“霸王”行动的坚定协议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英国人1942年迫切要求我们进入地中海；1943年春，该地区的英美两国军队把非洲的轴心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接着盟军进攻西西里，从而促使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导致巴多里奥的意大利投降。盟军随即在意大利本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役，牵制、疲惫了巴多里奥投降后希特勒派驻意大利的德国师，通过武装和补给铁托的游击队不断消耗希特勒派驻巴尔干地区的德国师。采取的这些措施符合英国人的论点。英国人的这些论点也许出于他们本身的政治利益，但是这些论点是有军事意义的。“象限仪”会议以后，不是美国人，而正是邱吉尔先生和他的军事参谋长们强调实施一项更为强大的横渡海峡进攻的必要性，而且肯定地说，他们全力以赴地保证了海洋运输，并采取其他措施以确保集结兵力，促使这次进攻成为决定性的行动。早在1943年5月，英国人就组建了一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为这次进攻制定具体计划。与此相反，美国人在10月份以前并没有作类似的准备。总之，可以雄辩地说，“霸王”行动之所以能确保成功，应归功于英国人(还有罗斯福先生)的现实主义态度。

　　 二次大战中，英美两国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成就。但相互怀疑的事实也是存在的，由于除了美国人的疑心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而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人怀疑英国人从来不信守他们对大规模横渡海峡进攻的一再保证，总是提出这样的先决条件：当进攻日期临近时，形势必须是大有成功的希望。这个先决条件当然是合乎情理的。

　　 无可否认，英国人对待“围歼”计划和“霸王”计划的态度比美国人更为谨慎。鉴于英国人过去的经验和他们在1943年的处境，这是不足为奇的。

　　 1942年，英国人为所遭受的新的、可怕的创伤而痛苦，这使他们对德国人的力量比我们更敏感。1942年春，美军参谋长们坚持“大锤”计划，这一点无疑地证实了英国人的这种印象：美国人在军事方面既鲁莽，又缺乏经验。一年后，马歇尔将军承认，“大锤”计划很可能是自杀性的。尽管英国人对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怀有真诚的敬佩之情，但是他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即他们两人在实战中连一个团都没指挥过。自然，他们确信自己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智慧的优势，并且倾向于把美国人看作聪明但固执得象令人讨厌的孩子。他们也不能消除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可怕回忆。那次大战中，他们第一次把一支大规模的地面部队投入欧洲大陆，并且看到整个一代年轻的英国人被毁掉了。“英美两国青年的鲜血染红了海峡之水，海滩上布满了他们的尸体”——这一想法萦绕在邱吉尔的脑海中，当美国人炫耀他们有强大无敌的资源可以作为横渡海峡进攻的后盾时，英国人想起了上次大战中美国人所作的同样的，但除了人力之外，并没有兑现的保证。这一次我们加倍兑现了。到1944年，我们在决定性的地点按时提供了堆积如山的器材。但是，1943年时，英国人面临的事实是，美国人为1944年5月1日横渡海峡进攻提供了仅够一场规模不大的进攻所需的坦克登陆舰。

　　 随着“霸王”行动开始时刻的逼近，英国人盘算着“霸王”行动将使作为世界强国的英国的基本实力遭到多大损失，这是他们持慎重态度的一个重大理由。他们面临的事实是，到1943年秋，他们的经济和军事人力已动员到所能忍受的极限了。他们的损失要比美国人大得多。一场大规模的“霸王”行动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招。即使成功，他们也无法弥补所受的损失。他们的国力同美国相比不仅将相对地衰落，而且将绝对地衰落，将使大不列颠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二流或三流国家。这次进攻的失败将意味着，即使不是毁灭，那也是战争的延续。完全可以肯定，英国将无力支持下去。1943年秋，英国人深思熟虑地权衡了这种前景，并以他们特有的现实主义和勇气接受了这种前景，作出了对“霸王”行动的最后承诺。

　　 美国的战略过分僵硬吗

　　 英国人责怪美国人的军事思想僵硬，这是不公道的。邱吉尔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宣称：“总统(罗斯福)受到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偏见的压迫。”他还通过一次著名的大发脾气让我们知道，他自己感到如何遭受“美国人斩钉截铁的、合乎逻辑的、大规模的、成批生产的思想方式”的压迫。看来英国人对美国人工业生产体系的能力或限制条件都没有充分理解。美军参谋长们之所以坚持在一次大规模行动开始之前很久，就应制定有目标日期的计划，这是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大批量生产的经济条件下，如果不这样做，他们无法为一次大规模进攻准备好用复杂的机械化装备武装起来的部队；这些装备的生产必须通过整个战时经济提前安排，而把它们输送到遥远的海岸，则需要准备和编组一支拥有各型舰艇的舰队，更不用说这一切需要互相协调了。鉴于我们成批生产复杂而多样化的现代战争工具的体制是高度分散的，有理由认为美军参谋长们远不是僵硬的理论家，而是在求实精神的指导下，坚持严格遵循总的、有明确日期的目标。当邱吉尔先生把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1944年春的某一天为横渡海峡进攻日期描绘成是美国人成批生产思想方法的典型时，正如戈登·哈里森指出的，这就等于谴责美国人拥有成批生产的经济。英国人思想的必然结果是灵活性，一有机会就抓住它，把部队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以便利用敌人的弱点。“火炬”行动的经验应该足以表明，一旦一支大部队投入战斗，同时大规模的海外基地和通信体系建立起来，要这样做是不容易的。这一事实是邱吉尔先生那无止境的想象力似乎从来不理解的。

　　 最后，必须对美国人说一句公道话：当罗斯福先生让金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放手大干，从而使英国人深感焦虑时，他无异赞同一种更适合于全球性两线作战的战略，而不是严格遵循德国第一的方针。

　　 分歧的解决

　　 在关于横渡海峡的进攻和地中海作战的辩论中，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固执地坚持他们的看法；他们激烈的有时是白热化的辩论给他们的战略打下了烙印。但是，他们的辩论总是以对下一步的行动达成妥协而告终。我认为有两种力量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一是罗斯福先生和邱吉尔先生的决心：英-美联盟的团结必须高于一切。二是常识，或者换一个更合适的说法，那就是理智地处理出现的具体问题的能力。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为这种能力感到自豪，把它作为法理学和事务管理方面的两国共同的传统品质。由于他们决心相依为命，每走一步都必须取得一致，因此他们实际执行的战略反映了双方的思想。他们在整个1943年，一步一步地走向美国人所向往的集中兵力进行的大规模进攻，但是，这种逐步的前进也容许英国人所相信的保持较多的灵活性和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在他们所执行的计划中，双方都在合理的程度上赢得了他们所争取的东西。敌人控制下的地区周围的包围圈已经收紧了，直到变成绞索。敌人的城市遭到了轰炸和烧毁。他们的空军已被逐出法国上空。南斯拉夫和法国的抵抗力量已经武装和组织起来。“它的军队已被分散，受到俄国和盟国向心进攻的牵制和消耗，直到它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预备队实施反攻。就这点来说，英国人鼓吹的战略占了上风，大见成效。” [ 原作者注：《横渡海峡进攻》一书作者戈登·哈里逊语。 ] 假若美国人如愿以偿，1943年就发动“围歼”行动，那会是一锤子买卖。如果搞错了，就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难免导致英国人所害怕的一场大屠杀。另一方面，“霸王”行动到来时，“它是美国人所一贯为之奋斗的力量竞赛，盟国把打进德国腹地所需要的力量作为这一竞赛的后盾。” [ 原作者注：《横渡海峡进攻》一书作者戈登·哈里逊语。 ]

　　 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会饶有兴趣地注意到，随着事件的展开，美国人在欧洲逐步推行的战略，而且他们认为是明智的战略，更接近于1941年12月“阿卡迪亚”会议上英国人提出的、美国人当时接受了的战略，而偏离了1942年春美国人提出的、并为之大吹大擂奋斗了一年多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