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著述(含译)的第三次高潮——清代后期

出自————《兵家学派》

　　在时变势异的新时代中，魏源和林则徐二人慧眼独具。他们看到，中华民族既往堪称辉煌的传统兵学理论和处于领先地位的军事技术，若不摄取新的营养和注入新鲜血液，进行应有的改造和更新，便会在强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成为过时无用之物。他们振臂高呼，倡导人们放眼世界，    采集新鲜资料，编写适合时用的新兵书，使国人从中获得知夷、师夷、御夷、制夷的知识和手段。他们身体力行，首开编译和撰写新书之风。

　　(1) 新书编译的倡导

　　林则徐是清代编译新书的第一人，也是坚持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者。他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受命为钦差大臣后，即在广东与水师提督关天培筹办海防。为了解欧美情况，他设立译书馆，翻译外文书报，以英国人慕瑞(Murray)的《地理大全》为蓝本，编译成《四洲志》。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员翻译外国律例和军事书籍，供将弁阅读。

　　魏源继林则徐之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辑成《道光洋艘征抚记》。书中反映了林则徐的军民结合、水陆结合，在近海或陆上歼敌的战略防御思想，第一次把西方列强视为作战对象的中国军事战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次年(公元1843年)五月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经过10年的努力和三易其稿后，编成100卷本《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卷首”中，明确提出了“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主旨，为清朝后期的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为翻译西方军事书籍和编著新型兵书制造了舆论。

　　(2)对西方军事书籍的翻译

　　19世纪60年代，晚清朝廷为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开始推行以购买和设厂仿制西方枪炮舰船、创建新型海军、建设海军基地为重点的军事自强政策。曾国藩趁机指出：“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若不攻读其书，“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制器之所以然”(《洋务运动》四)，并组织中外翻译人员翻译西方军事书籍，让官兵从理论上熟悉和掌握西方军事知识，指导自己的实践。在此思想影响下，江南制造总局、北京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金陵机器局等十几个比较著名的单位，均参加了翻译工作。

　　对军事书籍的翻译，以江南制造总局为多。该局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设立翻译馆，除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李凤苞等十几名华人著名翻译人员外，还有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傅兰雅(John Fryer)，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orome Macgowan)、金楷理(Carl T.Kreyer)、林乐知(Young JohnAllen)等。他们除翻译军事论著外，还翻译了数理化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矿冶、机械制造等科技应用书籍。据该局总办魏允恭在《江南制造局记》中的不完全统计，从同治七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868-1905年)，该馆共译书178种之多，而译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前的有103种，军事书籍有60多种，200多卷。它们可分为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工程、陆海军技术和战术训练、军事制度考察等五大类。

　　武器装备制造类书籍是翻译的重点，数量最多，除专著外，其他书籍也有不少涉及。如《炮法求新》、《兵船炮法》、《克虏伯炮药弹造法》、《新译淡(氮)气爆药新书》、《爆药纪要》、《制火药法》、《兵船炮法》、《克虏伯炮说》、《兵船汽机》等。它们以文字、图表和数据，阐述西方火药、枪炮、蒸汽舰船的制造方法，供江南制造总局等军工厂的军事技术人员作参考。

　　武器装备使用类书籍有《克虏伯炮操法》、《水雷秘要》、《海军调度要言》、《兵船炮法》等。它们以介绍各种武器装备的使用方法为主，是陆海军进行作战训练的重要参考教材。

　　军事工程类书籍有《防海新论》、《营垒图说》、《营工要览》、《营城揭要》等。它们主要介绍陆上炮台、海口要塞、野战工事、军事交通、军事通讯等各类工程设计、构筑和使用时要注意的问题等。其中《防海新论》和《临阵管见》，论述了海口要塞在战争中使用的得失，反映了西方军界对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沿海炮台、海军基地的建设有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声称《防海新论》是确立其海防思想的重要参考著作。

　　陆海军技术和战术训练书籍有《前敌须知》、《行军指要》、《水师操练》、《船政图说》等。它们以使用后装枪炮和蒸汽舰船为基础，论述新的作战指挥和军事训练的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军事制度考察类书籍有《西国陆军制考略》、《德国陆军考》、《英国水师考》等。它们对欧美各国陆海军的编制人数、武器装备、指挥系统、军事训练、军事教育、后勤保障等制度，都有详细的记载，对晚清进行军事变革、创建海军、采用新的编制、创办各类军事学堂，都有借鉴和仿效作用。聂士成在芦台编练的淮军武毅军，便是仿照德国陆军进行编制和训练的典范。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清廷海军衙门制订的《北洋海军章程》，便是在“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宗庙军规为依归”的思想指导下编成的。

　　上述翻译的各类军事书籍，大多完成于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公元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重点集中于制器用器方面，还缺少当时西方军事格局和战略理论、战略动向等深层次的内容。然而就其总体而言，这些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清军“师夷之长技”的需要。正如王韬所说：“有利器而无善用利器之法，与无利器同。有善法而无能引善法之人，与无善法同。”(《火器说略·前序》)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军事学堂和武备研究机构的设立，以及对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教训的总结，人们对西方军事书籍翻译的重点也随之转移，一些理论层次较高的军事著作，便逐渐被引进到中国并翻译成中文，奉献于军界人士之案前。其中主要有应雄图编、任衣洲译，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出版的《战略学》；清末两江督练公所排印的《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由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人编译，陆军教育研究社刊印，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春发行的《大战学理》。其中《大战学理》是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公元1780—1831年)所著《战争论》在我国最早的版本。这些书籍的翻译和传播，对我国军界研究当时深层次的军事理论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清军学习西方进一步深化的需要。

　　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书籍的翻译和流传，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放眼看世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林则徐和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得以落实的部分体现。这些军事书籍的翻译和流传，仿佛在军事文化领域中流入了一股新鲜空气，冲击了老大而陈腐的大清帝国守旧和排外的保守思想，使传统的军事学因呼吸新鲜空气而增加新的活力，并逐渐萌生出中国新的军事学。也正是在翻译和学习西方军事学的同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研究方式，著述新型军事著作。

　　(3) 新型兵书的编著

　　新型兵书著述家，与一味想从先代武圣的思想武库中，寻找济世良方的泥古排外者不同，他们既不停留于对兵学经典章句的反复吟诵，也不满足于对外国现成军事理论的依样画葫芦，而是力求在吸收其新鲜内容的基础上，融合成适合当时国情的军事理论。他们的著作实践，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初级到高级，由侧重于军事技术的某些方面，延伸到军事学的主要方面乃至深层次的过程。

　　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是新型兵书著述者的入门时期，他们还基本上处于边学习边编著的阶段，大多是在阐述西方军事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编写的《火器真诀》刊行，他在书中以新的方法探讨了枪炮发射的命中精度问题，成为我国第一部从数学角度研究弹道学的著作，对此后军事技术人员研究枪炮射击的问题，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就是对当时清军官兵进行枪炮射击训练和教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刊印的《火器略说》(后改名为《操胜要览》)，则是作者王韬向中国军界介绍西洋枪炮制造方法的著作。沈竹礽〔reng仍〕编写的《泰西操法》，是当时介绍西方军事训练和战术方法的第一部著作。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作者徐稚荪在雕版印刷的《洋防说略》中，明确提出了重点防御和反对处处设防的主张，这在当时尚属少见。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在日军的刺刀威逼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数额割地赔款的灾难，横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野上下对清政府推行军事自强政策30年的效果，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要想改变国家武备虚弱，不被西方国家欺侮，单靠学习西方的枪炮舰船技术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练兵》中所说：中国仿西法练兵已经10多年了，但是军队并没有强大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将帅并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唯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余绪也。”此番议论，颇有见地地指出了过去舍本逐末，仅从次要方面学习西方军事的弊端。于是朝廷和地方的一些大臣和统兵大员，纷纷上奏朝廷，陈述仿效西法军事制度，编练新军的意见。最高统治者也认为日军在战争中“专以西法取胜”，便采纳众议按西法编练军队。

　　最早采用德军营制操法编练新式陆军的，有张之洞在江南编练的自强军13营，聂士成在直隶选练的武毅军32营，胡燏〔yu预〕棻〔fen芬〕在小站编练的定武军10营(袁世凯接管后改称新建陆军)。这些军队的名称虽有不同，但编制的方式和训练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以德军的编制装备为模式，吸取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经验，以及清军几次抗击外军入侵战争失败的教训，全部改用新式武器，编练马、步、炮、工、辎重合为一体的合成军，采用德军操典进行训练，让官兵学习在后装枪炮和蒸汽舰船条件下的作战方法和理论，以适应抵御外侮的需要。这些主张和措施，反映了晚清军事要员和统兵将领，在建军和作战思想上，放弃湘军营制和战法而改习西法的重大转变。

　　淮军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率先组织部下，编写了晚清第一部军事训练条令式的兵书《淮军武毅各军课程》。在其影响下，张之洞组织编写的《自强军西法类编》和《湖北武学》，袁世凯组织编写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刘坤一组织编写的《江南陆军学堂武备课程》等官方军事训练条令式兵书，纷纷应时并放。其中《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还有幸得以进呈光绪皇帝御览，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正式出版。这些兵书虽然也不乏为清王朝卖命献身之训词，以功名富贵引诱将校建功立业之说教，但是其中要求把训练与实战结合起来，实现练为战的目的，并模拟作战对象进行近似实战的对抗性演习等做法，却反映了晚清兵学新的发展动向。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晚清军事改革又有重大的调整，从仿效德国转化为学习日本，开始聘请大批日本教官和顾问，训练清军官兵，其军事著作、兵法操典、军事教科书也随之传入。军事学研究者也就在综合学习欧美和日本军事著作的基础上，编著了一批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包含多种学科的新型军事著作。其中北洋将弁学堂(后名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贺忠良编写的《战法学教科书》，从总体上探讨了军事学体系内的分类，阐述了战争的定义、原则和宗旨，初步论述了战争与战斗、战略与战术的关系等内容，成为中国军事学研究者编著的第一部全面介绍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著作。此外，一些军事学堂、军事研究机构、普通高等学堂也编著了一些军事著作。其中有北洋武备研究所编印的《防守学》、《测绘学》、《地舆学》、《炮学》等。这些军事著作和军事教科书的编著和出版，反映了晚清军事学向多学科、多层次发展的状况和趋势。

　　如果从西学中用的角度来衡量，那么军事技术家徐建寅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成书并刊印的《兵学新书》，堪称上乘之作。该书集当时“兵学之大成”；“上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军事者，无不绘图系说”(《兵学新书·凡例》)。它是包括当时兵学的精义、军制、营规、操法、战法运用、军事技术、军事工程、军事交通在内的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促进晚清军事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述翻译和编著的军事著作外，晚清还出版了一些采用新法注疏古代经典兵书的军事著作，诸如黄石如的注《阴符经》、朱墉〔yong雍〕的《五经七书汇解》、张权时的《武闱三子全书析疑大全》、侯崇的《兵法百言释义》等。当时尤以蒋方震的《孙子新释》最具新意，他在评述《孙子兵法》名言时，既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又征引毛奇、伯卢麦、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家的有关言论作说明。这种注释方法，在中国尚属首创。

　　为了适应晚清军界学习军事的需要，当时还有一些学者编纂出版了不少汇编和丛书式的军事著作，其中有古代经典兵书的汇集，也有当时比较适用而流传较广的西方军事著作的丛书。诸如胡林翼的《兵法七种》(内收《阴符经注》、《黄石公素书注》、《太公六韬注》、《黄石公三略注》、《武侯火器图说》、《孙子兵法》等，其中《武侯火器图说》系不确之书)，南洋公学的《南洋公学兵书五种》，张之洞的《西洋兵书十种》，沈敦和的《自强军西法类编》，廖寿丰的《武备新书十种》，日新社的《西洋兵书二十二种》，两湖译书堂的《中西武备新书》，以及以44种兵书为主体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汇刻》等。这些书良莠不齐，有的是陈说翻版，有的参考价值较大。而《江南制造局译书汇刻》中的44种兵书，在数量和内容上，可堪称当时各兵学丛书之冠。

　　清代后期出版的兵书，主要有翻译、编著和对古代经典兵书的辑注三大类。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实为清代以来所罕见。它们的出版和流传，使徘徊于低谷达200年之久的中国兵学，又获得了上升的活力，形成中国兵书发展的第三次高潮，成为传统兵学向近代军事学过渡的重要标志。它们适应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倡导了注重实际、切合时用、尊重科学、探寻规律的研究风尚，对当时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和新军事学的创立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它们终究没有能脱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把外国军事著作中的民主思想拒之门外。在翻译和编著的军事著作中，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比例严重失调，前者过轻而又缺少深层次的作品，后者畸重而又零乱重复。个别书籍仍存在着照搬照套而不敢越洋人著作一步之嫌，致使日本军事教科书中所宣扬的战争能“启人智”、“振国威”，能使“国家致富强”的谬论，也传入中国。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重新研读中，加以认真清理和剔除的，如同我们在研读古代兵书时，要认真清理和剔除其中封建性的糟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