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后方·第三
作者：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
出自————《战争通史》
从顿河到哈尔科夫 第一个春天 第一次撤退 顿涅茨战役
连续三四天，我们都在忙着做同样的事情。积雪在四处融化着，俄罗斯的严寒就像它到来一样飞快地消失着。这里的冬天几乎一步就跨进了炎热的夏天。积雪的融化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军事处境，而是将一切都变得更糟。
现在气温已经从摄氏零下20度骤然跃升到了零度以上。这使得俄罗斯大地整整一个冬天的积雪都几乎在瞬间融化了。在原野上处都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和泥坑。对于忍受了5个月俄国寒冬的德国陆军而言，气温的回升就像是一个来自天国的喜讯。不管有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都脱掉了自己的脏衣服开始了大清洁。士兵们跳进了那些依旧冰凉的水坑里清洗自己。到处都洋溢着一种宁静的气氛，阳光也温暖地照着所有人。这场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残酷战争现在看起来也似乎有了一些温情。我认识了一个工兵营的军官，他的连队暂时驻扎在我们的小屋对面。他来自莱茵河岸斯特拉斯堡对面的凯尔。他对于法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他对德国的了解。他的法语棒极了。我和他用流畅的法语交谈着，在我不得不用蹩脚的德语很长时间后，我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惬意。霍尔斯常常加入我们的谈话以提高他的法语，正如我常常加入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德语一样。恩斯特·纽巴赫——这个我的新朋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生的工程师。他的技艺是无人可比的：他可以把几块旧木板变成一个结实防水的小屋，他也会用一个拖车的油箱做成一个淋浴器，这个淋浴器下面有一盏油暖灯被用来加热里面的40加仑水。第一个使用这个淋浴器的人被一股带着浓郁汽油味的水浇了个透湿。虽然我们反复冲洗这个淋浴器，但是里面的水依然长时间都有一股汽油味。
在晚上时，淋浴器前常常有着一大群又嚷又叫的人，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军官。淋浴时间在晚饭结束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淋浴周围的场景就像是一个喧闹的赛马场，那些首先洗到淋浴的人们常常在回到营房的路上又被四溅的泥浆弄得脏兮兮的。在营地里没有宵禁或其他的规定。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旦做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一整夜开着玩笑和开怀畅饮。我们有整整一周都是这样度过的。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往前线运输了3次，每次到那里时都是静得出奇。我们用马或是马车将部队的给养送到前沿阵地上。在那里，战壕的支撑木桩上到处都挂着洗好的衣服。在顿河的那一边，俄国人似乎也在做相同的事。
在那里我们向一个大胡子士兵询问前沿阵地的情况。他笑着说：“现在战争一定结束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和好了。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前线有过如此的宁静。俄国佬们现在除了喝酒和唱歌外什么也不做。他们胆子大得出奇——他们会在我们的枪口底下从自己的战壕里走出来。不是吗，沃克？”他边问边转向了一个正站在一摊泥浆里的一个士兵。沃克回答说：“没错。我们没法向他们开枪。这可使我们不用担心在探出头时自己的眉心中间会被一颗子弹打中。”
这里现在弥漫着一种欢乐的气氛。战争真的会结束吗？
霍尔斯说：“战争也许真的会结束的。我们这些在前线的家伙总是最后知道这个消息的。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萨杰，也许我们不久后就可以回家了。我们可得好好庆祝一下。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一个从运输队来的老兵说道：“不要高兴得太早。”他冷静的语气给我们乐观的情绪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们像往常一样沿着满是泥浆的道路走着，在路上停下来和恩斯特聊了一会儿天，他刚让一段到处是淤泥的路面重新恢复了通行能力。恩斯特对我们说：“如果情况一直像这样的话，我们只好划船才能通行了。刚才有两辆卡车从这里通过，结果我们后来发现那些我们刚刚费尽全力盖到泥浆上的碎石块已经完全找不到了。要是待在战壕里该多好啊。”
霍尔斯说：“战壕里也是一团糟，士兵们的士气很低落。如果他们将自己的步枪当柴烧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我们的士兵们和对岸的俄国人正在狂欢呢。”恩斯特接着说：“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那边的通讯卡车正在一刻不停地接收电报。通信兵也一刻不停地从那里跑出来。如果通信兵要到司令部的话，他必须从摩托车上下来，穿过这片泥潭到司令部去。”
霍尔斯打趣地说：“也许是总部祝贺你做的淋浴设备的电报呢。”恩斯特说道：“这对我倒是个好消息。但我想如果这些通信兵现在在这里到处跑的话，我们弄不好也马上会向后方跑了。”在我们离开他那里时，霍尔斯向他大声喊道：“失败主义者。”
我们返回营地，一切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大口地吞下刚刚送来的热腾腾的饭菜，正当我们准备到床上聊天的时候，军士长劳斯吹响了集合哨。
我自言自语地说：“天哪，恩斯特是对的。我们又得出发了。”
劳斯对我们说：“我对你们的军容不会提出什么意见，现在只要打好包，我们会在任何时候出发。明白吗？”
有人在一旁抱怨说：“妈的，好景总是不长久。”
有人回答他说：“你想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呆坐着和放屁吗？战争还在继续。”
“打好包”意味着我们将要准备好迎接检阅。我们现在人人的军服都几乎一尘不染，皮带和弹袋都被擦得锃亮并整齐地牢系在身上。至少这是我们在切姆尼兹新兵训练时的成果。当然现在的军纪要比我们受训时松一些。但纪律的严格性完全取决于检阅军官的态度。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检查我们的枪筒里面和我们脚趾的情况，如果有人没有按要求做到，那等待他的就是没完没了的站岗。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到了切姆尼兹训练时不久后的4小时体罚。一个上尉在城堡大院的地上画了一个圈，那个圈完全在灼热的阳光底下。然后我必须背上一个装满沙的背包，那个背包足足有40公斤重，而我的体重却只有65公斤左右。在那里站了两个小时后，我的钢盔被阳光烤得火热，在这之后，我不得不咬牙支撑着自己，几次几乎要晕倒。这次体罚让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好士兵在军营里走路时不能把自己的手放在裤兜里。
所以现在我们都飞快地将自己的东西打好包，并疯狂地擦拭着自己皱巴巴的军靴，花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才将自己的行李收拾整齐。然后我们被批准休息24个小时。不久后，我们这场短暂的休假便成为一场噩梦。
在我们休假的第二天凌晨，我负责午夜到凌晨两点半的岗哨执勤。我站在一个用空弹药箱搭成的台子上，这个台子可以让巡逻的哨兵不至于陷到泥里。在这个台子的旁边有一个被水淹了一半的单兵掩体，那个掩体是为负责守卫汽油库的士兵准备的，现在这个士兵就是我。这个夜晚多少有些温暖。一阵夹杂着雨点的疾风将天空中厚重的白云吹散，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不时从云后探出头来。在我的右边是我们的军车和营房。在我的前面是一片融入天际，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顿河现在与我们这里的直线距离大约有8公里。在我们的营地和顿河之间，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正睡在污浊不堪的工事里。夜风传来汽车引擎轰鸣的声音——现在无论是苏联人还是我们都在借着夜幕的掩护运送部队和给养。有两个巡逻的哨兵经过我这里，我们按照常规打了招呼。其中一个哨兵讲了一个笑话，我正要回答时，从南到北的地平线上突然被一大片升起的照明弹映得如同白昼一样。接着又有第二轮照明弹升起，这时我感到了大地开始颤抖起来，我周围的空气也充满了一种打雷一般的声音。一个巡逻的哨兵喊道：“天哪！俄国人进攻了！”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营地里到处都是哨声和命令声。一群群的士兵从我身边跑过。炮兵们跑向那个被遗弃的机场旁的炮兵阵地。由于没有人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做，我只好待在原地不动。如果现在要穿越苏军炮火运送弹药的话，那肯定是一种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任务。远处交火的声音依然在继续，这里面不时夹杂着我们大炮的声音。前面的火光变得越来越耀眼，那些在我周围奔跑的士兵在火光的映衬下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排不真实的影像。
就像是一个狂怒的巨人正在摇撼我们周围的世界，炮击的力量足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人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虽然我们离前面激烈的战斗还隔着一段距离，但我还是弓起了腰准备随时扑向面前的一个积满水的坑里。两辆没有开灯的牵引拖车向我驶来，拖车的车轮将淤泥变成了飞溅的泥浆。车上有两个人跳了下来。一个人冲我喊道：“哨兵，帮我们一个忙。”他们从头到脚都溅满了泥浆。
炮击已经把天际映得通红，我们正在把油桶滚到他们的拖车上。在稍远一些的地方，我的连队的一些士兵正在牵出一群受惊吓的马，那些马不时地跌倒在淤泥里并嘶鸣着。那两辆牵引卡车回来了几次拉汽油，到了天亮的时候，接替我的哨兵还没有来，而我现在正在思忖这里到底还剩多少值得我守的汽油桶。远方的炮击还是和刚才一样激烈。我感到了一些疲惫和茫然。就在这个时候，一发苏军的远程炮弹落在我身后约100米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开始跑了起来。我现在正着急地找着霍尔斯的身影。
更多的苏军炮弹开始落在了我们的营地，营地上火光冲天。我们都趴在了地上，当我们站起来时身上都是泥浆。我们的军士长对我们说：“不要那个样子扑到地上，你的动作太慢，现在看着我怎么做。”一个尖厉的呼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中，我们班的12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扑向了眼前的泥浆中。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将我们肺中的空气都抽了出去，与此同时一大片飞落的淤泥也盖到了我们的身上。
我们浑身脏兮兮地从泥浆里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庆幸的笑容，就像是一群刚从沉船中幸存下来的乘客一样。这时附近又传来几声爆炸，我们又被迫趴到了泥地里。我们向最近的一个弹药库跑去。那片用帆布盖上的小山一般高的弹药堆让我们的胃感到有些难受。如果这个弹药堆被炮弹命中的话，周围100米内的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军士长说：“我的天，这里居然没有人，真是不可思议。”
说完他就爬上了那个巨大的弹药堆检查起了上面的编号，编号代表着这些弹药的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在那里呆呆地注视着军士长的一举一动，脑袋里一片空白。有两个士兵从我们后面挤了进来并向弹药堆上跑去。透过隆隆的炮声，军士长向这两个士兵喊叫着：“这里该你们守吗？”那两个士兵齐声回答道：“是的，军士长先生。”军士长又问道：“那你们刚才在哪里？”其中一个士兵回答说：“我们上厕所了。”
军士长反问道：“你们两个同时上厕所？你们这帮白痴！因为你们的擅自离守已经让我们够麻烦的了。现在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和所属部队。”这时军士长依旧站在弹药堆上。
我在心里咒骂着这个吹毛求疵的军士长，他正在写一个情况报告，平静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近处的爆炸声让我们再次趴到了地上，而军士长依旧站在弹药堆上，无视这一切的危险。军士长对我们说道：“俄国人正向我们的后侧进攻，他们的步兵一定都冲上来了。现在挪挪你们的肥屁股上来帮我！”
我们不安地爬到了军士长所站的弹药堆顶上。前方的火光映照着我们苍白的脸庞。不久后我们就开始忙着搬运弹药箱，大家肩上扛着弹药箱，慌不迭地从弹药堆那里跑开。
天色渐渐放亮了，这时前面的火光也渐渐失去了刚才的亮度。远处的地平线上只是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烟幕，烟幕中不时升起一股股黑色的烟柱。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的大炮开火了。我们还在搬运着弹药箱，此时大家都要快累晕倒了。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坐在一个大弹坑里休息。弹坑很干燥，我在那里呆呆望着我们的155毫米加农炮开火时的情景。霍尔斯与林森也和我在一起。我们都把手捂在自己的耳朵上。霍尔斯一边微笑着，一边随着每一次大炮的开火点着自己的头。
我们已经将近两天没有怎么睡觉了。激烈的战斗依然在进行着，我们正在将一批批伤员送到那些满是积水的掩蔽所里，把伤员放在用树枝搭成的担架上面。医务兵们接着就对伤员开始救治。不久后，这些掩蔽所里就已经人满为患，到处都是从前面撤下来不断痛苦呻吟着的伤员。结果我们不得不把后面来的伤员直接放在满是泥浆的外面。军医在不停地给那些重伤员做着手术。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恐怖的场面——一排排身上满是污泥和血迹的士兵尸体。
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三天清晨，双方的交火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我们所有人的脸都因为疲劳而变成了青灰色。炮击一直持续到了黄昏，然后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就突然停了下来。硝烟所形成的云雾笼罩在弹痕累累的前线阵地上。我们感到自己现在可以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我的意思不是那种尸体腐烂时产生的气息，而是一种战场上特有的当死亡人数达到某种规模时所产生的特有的气息。每个到过战场的人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们营地8间木屋里有两间被炮弹夷为了平地。剩下的6间房子里到处是伤员。大家都快累休克了，我们的军士长劳斯很同情我们的处境，告诉我们可以睡上一两个小时。我们旋即倒在地上沉沉地睡了过去。一个小时后，我们被人摇醒了，这时感到似乎只睡了几分钟时间。
虽然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疲劳而晕倒，但我们仍然继续搬运着那些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同时还必须把那些阵亡的士兵一排排摆好，然后把他们的身份牌取下来。他们的身份牌将随着阵亡通知书送给他们的家人。阵亡通知书上将写着：“为了德国和元首在荣誉之地上英雄般地倒下。”
虽然我们承受了数以千计的伤亡，德军在顿河的最后一战阻止了苏军的突破。庆功活动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开始了。人们把那些重伤员的嘴掰开好让他们能够品尝庆功的伏特加酒。在大约70公里长的战线上，苏军统帅朱可夫将军在该死的“西伯利亚”军团(“西伯利亚”军团就是刚刚围歼了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的部队)的协助下，试图突破我们在沃罗涅日以南的顿河防线。俄国人拼命的进攻被牢牢地挡在了我们坚固的防线面前。数以千计的苏军为这次失败的进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我们自己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我们运输连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在这天晚上出发了。卡车上装满了伤员，伤员们几乎堆在一块了。我和霍尔斯、林森分开了，感到有些不太好受。战场上的友谊是何等弥足珍贵，这样的友谊又由于我们共同的命运而变得牢不可破，这是和平年代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我和两个还算是不太乏味的人在一起继续搬运伤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只要可能，我就会跑到某辆卡车的驾驶座上睡上一会儿以恢复自己的体力。
第二天早上集合哨响了，我睁开眼睛。卡车的驾驶室座位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床。我感到自己终于补上了一些睡眠。但前几天的疲劳依旧让我的肌肉感到酸痛，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从座位上站起来。当我们在外面列队站好时，我看到了每个人的面容都显露着同样的疲倦与憔悴，甚至是劳斯军士长也不例外。劳斯告诉我们说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开向西面的一个地方。作为这个行动的开始，我们必须要协助工兵们装载设备并销毁那些我们拿不走的辎重。我们排着队走过一口大锅领了自己的早点，在吃过早点后加入了工兵们的工作。
我们配发了毛驴。命令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找到附近所有的武器弹药，以免它们落入到敌人的手里。撤退开始了。浑身泥浆的步兵踩着淤泥向西面出发了。开始我们以为会被其他部队轮换，但后来这事并没有发生。整个顿河西岸的德国部队都被命令后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3天英勇奋战之后我们还要撤退。
大多数人那时还不知道在1943年1月后，东部前线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斯大林格勒失守后，苏军强大的进攻势头如今已经指向了哈尔科夫的外围，苏军已经重新越过了顿涅茨克向罗斯托夫挺进。苏军险些将从高加索地区撤下来的德军包围。我们在高加索的部队已经在付出巨大伤亡的代价下从海路退到了克里米亚半岛。我们的战报告诉我们，现在在哈尔科夫、库班甚至是阿纳帕都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我们从来没有从上面听到过撤退的说法。由于绝大多数士兵根本就不了解俄国的地貌，自然也就不知道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不管怎样，只要简单地看看地图我们就可以知道顿河西岸是我们在俄国的最前线。幸运的是最高统帅部及时地命令我们撤退以避免苏军从北部和南部对我们的合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将与别尔戈罗德和哈尔科夫这两个重要的德军基地完全地分开。其实顿河早就不是我们的防线了，苏军已经向北和向南渡过了顿河。我们有可能像斯大林格勒的守军一样被苏军包围，这个想法让我的血液几乎都凝固了。
德国步兵已经连续两天在忙于撤离，他们要么步行，要么乘坐卡车。不久后我们的营地里只有一小批装甲部队驻守了。川流不息的各种军车和人员让那个被放弃的德国空军机场变成了一片狼藉的地方，数以千计的坦克、卡车和拖车，还有无数的人员把厚厚的淤泥都带到了这里。我们就在这样的混乱里面忙碌着。我们必须要清点那些不得不放弃的装备。工兵们正在与我们一起忙着给带不走的弹药装上引爆装置。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点燃了那些弹药。弹药爆炸时的景象足以让任何城市的庆典礼花相形见绌。所有的雪橇、马车和房屋都必须被炸毁或烧掉。有两门巨大的重型榴弹炮无法被拖车从泥泞中拉出。结果我们只好将炸药放到大炮的炮筒里，然后把炮筒尽可能堵死。这两门大炮被爆炸的威力撕成碎块，把致命的弹片抛射到四面。我们所有人都有些欣喜若狂，这种破坏行动让大家都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快乐。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机枪手们阻挡了几批苏军的侦察分队，显然他们是想知道我们正在这里干什么。在结束工作的最后时刻，我们受到了苏军炮兵轻微的骚扰，接着我们就离开了。
和殿后的装甲部队在一起的步兵告诉我们俄国人已经占领了一些我们所放弃的阵地。一个紧急撤离的命令下达了。我拿起了自己的行李试图寻找一辆车子搭上去。这时我们的一个军官把我安排在一辆缴获的卡车上，那辆卡车正装着我们的伤员。那个军官向我刚登上的那辆卡车叫道：“加大油门！我们得走了！”
每个德国士兵都受过车辆驾驶的培训。我在波兰的时候就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我遵照命令坐到了这辆俄国卡车的驾驶座上。在我面前的仪表板上的仪表指针都无一例外地向下指着。仪表板上还有几个按键和一些看不懂的俄文。工程兵们将这辆卡车拴在一辆马克－4型坦克的后面。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我必须要把这辆卡车发动起来才行。我想过从驾驶室里出来对大家说我不会开这种卡车，但担心会被派去执行更困难的任务，甚至是被留在后面，这些想法让我没有勇气这么去做。
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不能把这辆俄国卡车发动起来的话，我会被那些布尔什维克们抓住的。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我疯狂地在仪表板上拨弄着上面的装置。接着我突然看见了恩斯特。他正在找一辆可以搭载的卡车。我突然感到自己得救了。
我向恩斯特喊道：“恩斯特！过来，我这里还有位子！”恩斯特高兴地坐了进来。
恩斯特向我说：“我都打算坐在坦克后面了，谢谢你。”
我用一种乞求的口气向恩斯特说：“恩斯特，你知道这个该死的玩意儿怎么开吗？”
恩斯特对我说：“你居然坐在这里却不知道怎么开！”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解释了。前面负责拖我们卡车的坦克已经发动起来了。我们手忙脚乱地试图找到发动卡车的装置。一个坦克手从炮塔站出来向我们示意卡车的启动需要和坦克同步进行，以使得卡车后厢里的伤员少受一些颠簸。恩斯特推了一把仪表盘下面的把手，我们立刻感到了卡车发动机的颤动。我踩了踩油门，卡车的引擎发出几声响亮的嘭嘭声。
外面的那个军官向我喊道：“轻一些。”我向他笑了笑并点了点头。随着牵引我们卡车的钢缆变得越来越紧，我们也加大了油门。我们到底该开多快？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不会往后面走了。这辆重型卡车随着前面的坦克猛地离开了原地，卡车后厢里传出了一片呻吟声和叫骂声。
后来在战争结束我回到法国的时候，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指导我如何开一辆雷诺卡车。他当时颐指气使的态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远洋货轮的船长似的。我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一次荒谬的驾驶课，并最终得到了一张宣布我胜任驾驶工作的粉红色卡片。我没有向他解释我在俄国曾经在一条更像是河流而不是道路的地方开过卡车，而且那辆卡车是被拴在一辆巨大的坦克后面一路颠簸着走的，当时我随时都感到我们的卡车会熄火的。
那个家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的。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讲述历史。而我们这些失败者，则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懦夫和下等人。失败者的回忆、恐惧和情感是不该被铭记的。
我们第一个夜晚的撤退被随后到来的降雨弄得更加艰难。恩斯特和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让卡车能够跟在坦克后面。如果没有坦克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俄罗斯春天泥泞的道路中开出来。我们不时狠狠地踩着卡车的油门，感到卡车随时都有可能散架。坦克的履带已经将道路变成了很深的泥沼，随后到来的雨水又将这些泥沼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泥潭。卡车的挡风玻璃完全被泥浆所盖住了。恩斯特出去试图把挡风玻璃上的泥浆擦去。
卡车的车灯由于泥浆的遮盖也失去了作用。在夜里我们甚至不能看到前面坦克的位置，尽管坦克离我们只有大约5米远。我们的卡车大多数情况都是与前面的坦克呈斜角状态前进的。我们常常被坦克强行拖回到道路上来。每次这种情况发生时，我都会怀疑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是否都还在。在卡车后厢的伤员现在都已经不发出声音了——也许他们都死了？
车队继续向前走，天亮时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极度憔悴。在夜里，我们的车队会拉开距离。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是否我们能够准时到达目的地了。我们前面的坦克会突然从道路上向右离开，因为前面的道路甚至连坦克都难以通行了。接着坦克会开上一片灌木丛生的路基，将挡在前面的所有灌木都压到地里。
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现在都已经成了4个大泥球，尽管卡车引擎还在无力地转动着，但卡车的动力完全需要依靠前面的坦克。然后车队又会突然停了下来。这是我们离开顿河后的第二次中途停车。我们在先前只是在晚上停下来补充燃料。那些坐在坦克后面的倒霉蛋们的屁股一路上都被坦克灼热的引擎“烘烤”着，而他们身上其他的部位则浸透在冰冷的雨水里。一场几乎打起来的争吵在一个工兵指挥官和一个坦克车长之间爆发了，其他几乎每一个人都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吃些东西或是去路边拉屎。
这场争执是这样开始的：
一个我们车队军衔最高的工兵军官向大家喊道：“现在大家休息一个小时！好好整理一下自己！”接着我们车队里的坦克车长便破口大骂起来：“去你妈的！”显然这个坦克车长并不买那个在他看来还很嫩的工兵军官的账。坦克车长说道：“我们睡够了才走。”工兵军官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我们今天早上必须要到别尔戈罗德。显然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军阶。他一边将自己的手放在步枪上，一边接着说道：“我下命令时我们就出发。这里我的军衔最高，你们必须要服从我的命令。”坦克车长回复他说：“如果愿意你就开枪打死我吧，你自己来开坦克。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要走你自己走好了。”工兵军官的脸变成了绛紫色，他没有再说什么。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俩！别呆站在那里，去车厢里看看那些伤员需要什么。”但那个坦克车长依旧不依不饶，他又说：“好的，等那些伤员都死了的话，你可以好好地给他们擦擦屁股了。”工兵军官回答道：“你等着，我会向上面汇报的。”现在他的脸已经给气得煞白了。
在车厢里，虽然经过两天几乎不停顿的颠簸，那些伤员并没有死。他们只是不再出声了，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伤员的绷带上被鲜血所浸透了。除了一个双腿被截肢的伤员外，我们气喘吁吁地把所有的伤员放好位置。他们所有人都向我们要水喝。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让他们尽情喝了许多水和白兰地。我们本来不该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人很快就失血过多死了。
我们把他们掩埋在路边的泥里，并在他们的掩埋地上放上木棍和他们的钢盔。然后恩斯特和我回到了卡车的驾驶室里。我们都想睡一下，但我们两个人都全无睡意，只是在驾驶室里这样斜靠着，谈论着和平时的生活。两个小时后，还是那个坦克车长下令出发，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现在已经是早上9点钟左右的光景了。天色晴朗，阳光灿烂，大片积在树杈间的雪从树上落了下来。
那个坦克车长说道：“哈！我们的将军在我们睡觉的时候离开我们了。也许他喜欢散散步！”看起来那个工兵军官真的走了。他一定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搭乘路过我们这里的另一队卡车走了。坦克车长继续嚷道：“那个狗娘养的家伙现在一定正在写报告呢，如果我再碰到他的话，我一定会开着我的坦克从他身上碾过去，就像对待那些布尔什维克一样。”
我们费了一些气力才从休息的河岸退回到了路上。我们在两个小时以后才到达了一个我已经不记得名字的村庄。这个村子距离别尔戈罗德有大约8公里远。村庄里到处都是从各个部队来的人员。村子里弯曲的道路两边是一排排的小木屋，这些小木屋低斜的屋顶让我联想起了就像是没有前额的人脑袋。村子里被一群群的士兵和沾满泥浆的装备堵得水泄不通，许多士兵正在寻找自己的连队，这里的道路状况要好了许多。
我们将自己的卡车和坦克分了开来，坐在坦克上的那几个工兵现在转到了我们的卡车上。我正在寻找着我的连队，两个宪兵告诉我说我的连队已经去了哈尔科夫，但他们又接着说他们也不太确信，并让我去位于一辆拖车上的军事调度办公室问。我走到了那个调度办公室，问询信息的士兵们把调度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士兵们问询时的喊声。办公室里只有3个心烦意乱的军官负责。我奋力挤到了这几个军官面前，还没有开口就因为加塞被他们训斥了一顿。我想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也许会把我送上军事法庭的。村子里面的混乱让人无法想象，四处游走的德国士兵们一面咒骂着，一面开着玩笑纷纷拥进那些小木屋里。
我们也许应该在这一切混乱安顿下来前找个地方睡一下觉。
这些士兵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找一个干燥的角落睡个觉，但是每间小木屋里都挤满了德国士兵，以至于这些木屋的俄国主人们都没有地方落脚了。由于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找到了恩斯特，他刚刚碰上了一辆战地医务车。从车上他带回了一个医务兵到我们的卡车上来照顾一下伤员。那个医务兵告诉他说：“这些伤员都可以继续留在你们的车上。”恩斯特说：“什么？我们刚刚掩埋了他们中的两个人。至少我们需要给他们换上新的绷带。”医务兵回答说：“别那么固执和愚蠢，如果我把他们定为‘重伤号’，那自然我们会把他们抬下来放在路边上等待进一步的治疗。你们需要尽快到达别尔戈罗德，要不然你们会落入俄国人的包围圈里的。”
恩斯特问道：“现在局势很危急吗？”医务兵回答说：“是的。”
现在恩斯特和我必须对车上的20个伤员完全负责了，其中一些伤员看起来情况不妙。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了。当其中一个伤员问我们，他是否可以马上到医院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恩斯特皱着眉头说：“我们上路吧，也许他是对的。如果我早想到的话，现在也不至于……”
当我把卡车开上路不一会儿，坐在一旁的恩斯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停下来。如果你开车还是这样的话，后面躺着的某个人会因此送命的。把方向盘交给我吧。”
我说道：“恩斯特，但是我是驾驶兵啊，我的职责就是驾驶汽车。”
恩斯特接着说：“别把我的话往心里去。还是让我来吧，像这样我们永远也出不去。”
恩斯特说的是对的。尽管我竭尽全力，但卡车还是不停地从泥泞的路上向路边滑去。
我们现在到达了小村的出口，在那里有一列一眼望不到边的军车正等待着加油。许多士兵已经从车上下来在车边来回地踱步。一个宪兵向我们跑过来。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排队？”
我们说道：“宪兵先生，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你看我们正拉着伤员，是医务所的人告诉我们的。”
那个宪兵说：“伤员？还是重伤员？”他用一种世界上每个警察所独有的怀疑的语气问道。
恩斯特说：“当然是了。”
宪兵拉开卡车后面的帆布向里面看了看说：“他们看起来并不像你们说得那么严重。”
他的话音未落，车厢里就传出来一片咒骂声。其中一个伤员说：“你这个狗娘养的该被送到前线去。让我们过去，否则我会用我剩下的这只好手掐死你的。”那个愤怒的伤兵用力站起来，他脸色煞白，看起来他就要向那个宪兵扑过来一样。
那个宪兵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作为一个要处理一群身经百战前线老兵的军事警察而言，他们的地位比那些在大城市中处理小资阶层交通违章的普通警察的地位相去甚远。他只好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好吧，你们离开这里吧。”当我们的卡车再次开动时，他向我们狠狠地骂了一句：“赶快滚到别处死吧！”
当我们把定量供应的汽油加到了油箱时，我们向别尔戈罗德方向驶去。通往别尔戈罗德的公路上到处都是泥坑，我们不时被迫要驶离公路以避开路面上的大泥坑。在右侧，我们看到了一列与我们并行的车队。车上的士兵看起来是要开往战场。我们被一批新的宪兵拦了下来，他们查了查我们的身份证和目的地。但当我们提到自己的目的地时，我们必须要向这些宪兵询问方向了。其中一个脖子上挂着记事本的宪兵声音沙哑地告诉我说，我们必须要在前面100米的地方开下公路向哈尔科夫方向走。我们上路后随即便后悔了。因为这条新路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泥泞的沼泽，我们很快就可能耗尽自己的燃料。
我们的车经过了一些因为机械故障或是没有汽油而被遗弃的德军卡车。在沿路不远的地方，我们被大约50来个步兵拦了下来。这些步兵看起来脏得一塌糊涂。他们迅速地包围了我们的卡车。他们里面还有一些伤兵。有几个伤兵已经把自己的脏绷带扯掉了好让伤口露在空气里。
他们扶着卡车向我们说：“伙计们，给我们腾出一些地方来。”
恩斯特回答他们说：“你看我们没有地方了，放手。”
但是我们没法摆脱他们。他们现在已经登上了后门，正踩在我们的伤员身上并和他们挤在一块。我和恩斯特都向他们喊着不要这样，但这一点儿也没有用，他们现在已经把后车厢挤得严严实实的。我们车门外面还有一个可怜的家伙正在用一双血糊糊的手摸着我们的车门向我们说：“带上我。”另外一个人还向我们挥舞着一个估计快作废的通行证。但一辆军用吉普和两辆卡车的到来马上恢复了这里的秩序。
一个党卫军少校从吉普车里走了下来。他问道：“车上的这一大堆人是怎么回事？难怪你们溃败得那么快！这太不像话了！看起来你们车上至少有100个人。”
剩下没有上车的士兵迅速地闪开了路。恩斯特向这个军官敬了礼并说明了情况。少校说道：“很好。现在你们带上5个人，我们带上5个人，其余的人继续步行直到有其他的车队愿意搭你们。我们走吧。”
恩斯特向他说我们的汽油不够了。少校就命令随行的几个士兵给了我们大约20升的汽油。几分钟后我们再次上路了。我们不断经过一群群走在泥浆里向我们挥手需要搭车的士兵，但我们没有停车。到了中午的时候，油箱里的汽油快用完了，我们到了某个即将开赴前线部队的集结地。在这里我几乎被编入了这支部队而成为一个步兵。
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地方等到明天早上才可以走，我们还有大约15升的备用汽油。正当我们就要出发时，突然听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响声。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我们听到了大炮的隆隆声。由于我们一直以为现在自己离前线还很远，因此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我们那时不知道我们所走的道路与刚刚形成的别尔戈罗德－哈尔科夫防线平行。
在放下两个重伤员并又搭载了3个轻伤员之后，我们出发了。就在那天的中午，一切又陷入了混乱。
我们的卡车正在一列大约有10辆卡车的车队中间。我们刚刚经过了一列巨型的坦克车队，这些坦克看起来就像是刚从一个“泥浆海”里冒出的怪兽一样。这些坦克一定正在准备开赴前线。我们可以听到左面的大炮声。恩斯特和我互相用焦虑的眼神看了看。后来，我们被一群正在架设反坦克炮的士兵拦了下来。
当我们的车减慢速度时，一个军官向我们喊道：“你们下来准备挖战壕，俄国人就要来了。”
这一次终于有人告诉了我们战场的情况。我不明白俄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出现在这个地区。恩斯特加大了油门。后面的两辆卡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5架飞机。这几架飞机飞得并不很高。我向恩斯特指着这几架飞机。
恩斯特大喊道：“这是雅克式战斗机，赶快隐蔽！”
我们车队周围除了一些低矮的灌木外，几乎没有什么可隐蔽的地方。空中传来一阵机枪射击的声音。我们的车队正在飞快地向前面一片可以提供一些隐蔽的凹地驶去。我把头探了出去。我们的两架福克式战斗机出现在天空上，他们击落了两架俄国人的雅克式战斗机。
一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俄国空军都不是德国空军的对手。甚至是在普鲁士的防御作战中，只要有一架梅塞施米特109战斗机或是福克式战斗机出现，10多架伊柳辛式装甲攻击机就会落荒而逃。德国空军依旧保持着相当的实力，俄国飞行员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
剩下的3架苏军战斗机中的两架正在逃离战场，但我们的飞机已经紧紧咬住了它们。另一架正向我们的车队俯冲下来。我们的一架福克式战斗机紧跟在它的后面。
我们跑到了道路的低洼处隐蔽起来。那架苏联飞机在非常低的高度飞向我们的车队准备扫射。我们前面的车已经停了下来，那些还能走的人都从车里跳了出来跑到泥泞的路边。我也打开了车门跳了下来，整个扑在了泥泞的地上。这时我听到了机枪的扫射声。我双手放在脑袋后面，眼睛也本能地闭上了。我听到有两架飞机从我头顶飞过的巨大轰鸣声，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爆炸来自离我们有大约三四百米远的一架雅克飞机的坠毁地，一团巨大的黑色烟柱从那里升了起来。
一个肥胖的士官喊道：“这架飞机不会再给我们带来麻烦了！”他听起来对自己能够活下来非常高兴。
又有几个人欢呼着德国空军的胜利。
“有人中弹了吗？我们接着走吧。”一个军官大声向车队叫道。
我向自己的俄制卡车走去，一边走一边用手擦去那些附着在军服上面的泥块，我突然注意到我的车门上有两个圆洞。这两个圆洞周围的漆已经掉了。我紧张地打开了车门。在驾驶室里面看到了一幕我永世也不会忘记的惨状——一个男人依旧如常地坐在驾驶座上，但他的下半部脸已经被打飞了。
我哽咽着喊道：“恩斯特！恩斯特！恩斯特！你怎么了？恩斯特，快说话呀！”我慌乱地在这个血糊糊的面孔上寻找着一些熟悉的轮廓。“恩斯特！”我几乎都要哭了。
外面的车队即将要离开了。我后面的两辆卡车正不耐烦地鸣着喇叭催促着。
我向最前面的第一辆卡车跑去，并对他们说：“嘿！停车，我这里有一个伤员。”
我后面那辆卡车的门开了，两个士兵探出身来说：“年轻人，你到底走还是不走？”
我回答道：“住嘴！我这里有一个伤员。”
那辆卡车上的人回答说：“我们这里有30个伤员，赶快走吧，医院离这里不太远。”
他们的声音和卡车的噪音盖过了我的声音，卡车都从我的身边经过。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辆装满伤员的俄制卡车旁边，还有我快死的朋友恩斯特。
我喊叫着：“你们这些白痴！等等我，不要走！”
我大哭了起来，绝望之中拿起了自己放在卡车里的步枪。我现在眼里都是泪水，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我用手指找到步枪的扳机，并将步枪瞄向天空。我对天打了5个弹夹的子弹，希望其他卡车上的人会因此停下来帮我。但一辆车也没有停下，一辆辆卡车依旧从我身边驶过，并将泥浆溅到路的两侧。
在极度沮丧中我回到了驾驶室，打开了自己的急救包拿出绷带来。
我对恩斯特说：“恩斯特，我会给你包扎。别哭。”
我那时已经崩溃了，恩斯特没有哭，在哭的是我。他的衣服上满是鲜血。我手里拿着绷带，看着自己的朋友。飞机的子弹一定是打在他的下巴上，他的牙床已经和被打碎的骨头混在了一起，伤口里的肌肉还在不停地抽搐着。
在一种几乎要休克的状态中，我试图将绷带放在他伤口的巨大创面上，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试图用吗啡针穿过他厚厚的衣裤，但没有成功。我现在哭得像一个小男孩一样。我将我的朋友推到座位的另一侧，将他抱在自己的怀里，现在我身上的衣服已经被他的血浸透了。他眼睛睁开了，里面闪烁着痛苦的神色，他正在呆呆地望着我。
我一边哭一边喊道：“恩斯特！恩斯特！”
他缓缓地抬起自己的手放到了我的前臂上。我哽咽着发动了汽车并尽量不让车开得太抖。
接下来的15分钟里，我沿着前面车辆在淤泥里留下的印迹向前开着。恩斯特捏着我上臂的手时紧时松，仿佛是想表达他痛苦的程度，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我强忍着自己的眼泪开始祈祷起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把一切能够浮现在脑海里的任何东西都说了出来，“上帝，救救他，救救恩斯特。他相信你。救救他吧，向我们显现你自己吧。”
但上帝没有回答我的祈求。在这辆灰色的俄国卡车里，在这片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正在进行着一场绝望的努力。这个男人正在与死神奋争，而那个年少的我正在与绝望奋争。那个守望一切的上帝却什么也不做。这个濒死的人现在呼吸越来越困难，他可怕的伤口处随着呼吸而产生了夹杂着鲜血和唾液的大气泡。我考虑过所有可能的选择：我可以回头向车厢里的人求救，或者强迫他们来照顾他，甚至是用枪逼他们也在所不惜，或者我还可以杀了恩斯特，使他的痛苦能够短暂些，但我知道我没有能力这样做。我还从来没有被迫杀过任何人。
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现在自己脏兮兮的脸上只剩下眼泪留下的痕迹。我不再哭泣了，红红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车头正中竖起的排气管，排气管刚好把车前面的地平线分成了两半。恩斯特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每一次他的手用力时，我都会被一种恐慌所包围。我无法看他那张可怕的脸。现在空中有几架德国飞机飞过，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这些飞机上的人祈求着帮助，希望奇迹能够发生。也许那些飞机是俄国人的，但这已经无关紧要。
恩斯特抓住我的手开始抽搐了起来。现在他的手是如此用力地抓住我，以至于我不得不停下车来，以备最坏的情况发生。我转过脸去看着他残缺的面庞，现在他的眼睛好像在定定地看着某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眼睛里浮现着一种奇异的神色。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以至胸口都有些疼痛。我不敢相信这即将要到来的事情。
我喊道：“恩斯特！”
我将我的朋友扶起坐在了座位上，我自己则开始祈求上天能够救活他。但是他的身体却陡然靠向了车厢的另一侧。恩斯特死了！他死了！妈妈！帮帮我！
我在惊恐之中靠在了车门上，任凭自己浑身无力地颤抖着。我现在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一切只是一个噩梦而已。当木然地坐着思考时，我还远远没有了解战争无法用人类言语描述的恐怖。我试图忘掉这个噩梦并梦想着生活中种种美好的事物。但现在我的双眼看到的只是我脚上沾满泥浆的靴子。
从后面的车厢里探出两个脑袋来。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站起来将自己背向他们，然后又下车走了几步。这个简单的动作又唤起了自己对于生命和希望的一些感觉。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太严重，这只是一个我必须忘掉的噩梦而已。现在有两个伤员也从车上下来去小便。我开始幻想整个在俄国的德国士兵都会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突然我开始想念起法国人，我们的报纸都报道说法国人马上就要参加我们的战斗了，第一个法军军团已经从法国动身，我还看到了相关的照片。
我突然感到了一股愤怒贯穿了我的全身。我要为恩斯特报仇，这个可怜的家伙甚至连一只苍蝇也没有伤害过，他的一生都用来让那些战壕里瑟瑟发抖的可怜的士兵们如何过得更像个人样。还有他做的了不起的淋浴器。法国人就要来了，我就可以跑上去拥抱他们了。恩斯特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德国同胞一样对待他们的。
一个伤员问我：“发生什么了？”他灰色的绷带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我们没有汽油了吗？”
我回答说：“不是。我的朋友死了。”他们向驾驶室看了看。
其中一个人说：“妈的……这也不算太差，至少他没有受太久的痛苦。我们应该把他埋了。”
我们3个人把已经开始变僵的尸体从驾驶室里抬了下来。我像一个发条人一样走着。我看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土堆，我们决定将恩斯特葬在那里。我们没有铲子，所以只好用钢盔、枪托和自己的手来刨开泥土。我把恩斯特的身份牌和证件取了下来。现在其他两个人已经将泥土推到了恩斯特的身上，在我最后看了一眼恩斯特残缺的脸之后，我们便将泥土完全地盖在了他的身上，并用靴子把土踩实。我感到自己生命里有一样东西已经凝固了，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现在的情形更糟了。我们把一根木桩立在了恩斯特的坟墓前，木桩上面放着恩斯特的钢盔。我用自己的刺刀尖在木桩上歪歪扭扭地刻下了几个法语字：
“这里安息着我们的朋友：恩斯特·纽巴赫”
为了防止自己再一次的情绪失控，我转身跑回到了卡车上。
一个后面的伤员现在坐到了原来恩斯特的座位上。那个家伙看起来傻呵呵的，一上车就倒头呼呼大睡起来。开了不到10分钟，卡车的发动机便开始抖动起来，接着便熄了火。卡车的抖动唤醒了我旁边这个睡着的伤兵，他问道：“出什么事了？”
我回答说：“没有，只是我们没有汽油了。”他说道：“该死，那我们怎么办？”
我回答说：“我们只好走路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走走应该不错。轻伤员可以帮助重伤员。”
我朋友的死让我在顷刻间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我多少为同车的人因为卡车没有油要受些罪而感到有些幸灾乐祸。和我一起的同伴用目光上下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走不动路的。我们好多人都还在发着烧。”
他傻呵呵的自信让我感到愤怒。这个人显然是一个不会问事情究竟的“二百五”。在他被派遣到顿河前线后，一发俄国炮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几块弹片打到了他的身上。自从那以后，他就一直靠消炎药活着。
我对他说：“那好啊，你可以待在这里等待救援或是俄国佬，我自己得走了。”
我下车跑到后门，用脚踢开了后挡板，向大家解释了情况。车厢里面简直臭不可闻。有些人甚至没有听清楚我在说什么。我为自己粗鲁的行为感到害臊。但是现在除了走路外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吗？大约七八个人费力地站了起来，这几个人脸上都已经胡子拉碴，可以看出他们在发着烧。我突然心里感到难受，我不愿意再坚持这些人下车步行。当这几个人爬下车后，他们在议论着车厢里剩下的没法走路的几个伤员该怎么办。
他们说：“让车上那几个重伤员站起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干脆不要告诉他们，把他们留在这里，也许后面的人会帮助他们的。后面还有部队会赶上来。”
我们上路了，虽然为那些没法站起来走路的伤员感到难过，但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
我是这里唯一没有受伤的人，也是唯一有枪的人。我把恩斯特的枪给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背。不久后，一个满是泥浆的三轮挎斗摩托车赶上了我们并停了下来，尽管我们没有向他们招手叫停。车上坐着两个装甲部队的士兵，其中一个人慷慨地将自己的座位让了出来，他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下了车和我们一块儿步行。那辆摩托车最后竟然装了3个伤员开走了。
再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了。他文雅的举止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如今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但是还记得我们一路谈论了许多很深的话题。他告诉我苏军的反攻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这片广袤的乌克兰平原上，我们很有可能随时会遇上苏军的装甲部队。我的嗓子开始感到发干，但是我的伙伴看起来对于自己和我们的军队充满了信心。
他说：“现在春天到了，我们就要反攻了。我们会把俄国佬们重新丢到顿河里去，然后我们会回到伏尔加河。”
当一个人正处于低谷时，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满怀激情和信心的人真是令人惊讶和振奋。我几乎感到是上天把他送到这里让我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恩斯特还活着的话，我会更高兴的。
一直到了晚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农舍。我们小心翼翼地接近着这间农舍。俄国游击队常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和我们一样，他们也需要从农舍中获取休息和食物。
和我一起的那个装甲部队的士兵现在走到了众人的前面，他手里紧握着枪，缓慢而小心地走向那所房子。他在房子背后消失了一会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一些焦虑。但是他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向我们挥手。这个农舍属于一群当地农民，他们细心地照顾我们的伤员们。农舍里的女人们给我们煮了热腾腾的饭食。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痛恨共产主义，他们被从自己在维特布斯克的小农场赶了出来，被迫来到这里的共产主义公社劳动。还告诉我们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屋子借给德国士兵使用。他们这里还有一部水陆两用的大众牌德国军车，这辆军车是由于机械故障被其他德国部队丢弃掉的。他们告诉我们当地的游击队从来没有骚扰过他们，因为这里常常有德国士兵住着。那个和我一起的装甲部队的士兵多少对于农户家里有一辆军用汽车感到不太舒服。这些俄国人也许在撒谎，也许这部车是他们偷的。我们试着发动了一下这辆汽车，发动机能够发动起来，但是车子的传动系统坏了。
那个装甲部队的士兵说：“我们明天修吧，现在该休息了。我来站第一班岗，你可以在午夜时换我。”
“我们要站岗执勤？”我惊讶地问道。
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这样。我们不能信任这些人，所有的俄国人都善于撒谎。”
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晚上要受到焦虑的煎熬了。我走到农舍后面的房间里，那里简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里有一堆麻袋，几捆干的向日葵秆、绳子和木板。我把这些东西拼成了一张粗简的床。当我准备将自己的军靴脱掉时，我们这个同伴阻止了我。
他说：“别这样做，明天早上靴子干了时你会没法穿进去的。你必须让这双皮靴在你穿着的时候干掉。”
我正想说这双湿漉漉的军靴会让我的脚没法干……但我终于没有说。我们靴子是湿的或是我的脚是湿的，这有什么区别。这个家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看起来和我一样脏，但是他却充满了意志和激情，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信念。
我说道：“我太累了。”他听到我的话笑了。
我躺了下来，现在我肩膀和脖子的肌肉酸痛得厉害。我望着屋子里的黑暗，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害怕。在我头顶上的屋顶横梁已经隐没在了黑暗之中。我睡得很沉但却很少做梦。养尊处优的人们只有在吃得过饱的时候才会做噩梦，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噩梦中的人们而言，睡眠只是一个被时间所吞没的无底黑洞，就像是死亡一样。
一阵风让我从沉睡中醒了过来。我缓缓地坐起来。大天亮了，晨光从开着的屋门照了进来。我昨天的同伴正靠着门边的一个衣柜沉沉地睡着，我腾地站了起来，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可能已经死了。我已经懂得生命和死亡靠的是如此紧密，以至它们两者间的转换常常是不引人注意的。早上清新的空气中不时传来远处隆隆的爆炸声。
我冲到那个士兵面前奋力地摇晃他，接着他像一个醉汉一样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喊道：“醒醒！”这次他一个猛子站了起来并本能地去伸手拿枪。我几乎被他吓着了。
他问道：“什么……发生了什么？妈的，现在已经天亮了。我居然站岗睡着了，真他妈糟糕！”
他看起来是如此恼怒，我尽量控制着自己不笑出声来。他的粗心大意也让我们两个人睡了一晚上的好觉。突然他把枪指向了敞开的门口。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转身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外国口音，那个昨天晚上接待过我们的一个俄国人正站在门廊里。他向我们重复着说：“同志们，今天早上看来情况不妙，爆炸声很近。”
我们走出了小木屋，在我们前面屋子的房顶上，一些农场里的俄国人正在观望着地平线。我们听到了一些连续的爆炸声。
一个乌克兰人对我说：“布尔什维克们现在很近了，看来我们要和你们一起离开这里了。”
我的同伴问我说：“那些伤员在哪里？”看起来他还在为自己站岗时睡着这件事恼火着。
一个俄国人回答我们说：“他们还在你们昨天安置他们的地方，只是有两个人已经死了。”
我们困惑地看了看他，接着我的同伴说：“现在你来帮助我们。”
有两个重伤员已经死了，现在还有4个伤员也快不行了，其中一个人正在抱着自己的右臂呻吟着。他伤口处的脓已经从绷带里面渗了出来。
我的同伴向那个俄国人命令道：“在那里挖两个坟墓，我们必须把他们埋掉。”
那个俄国佬依旧笑着说道：“但我们不是士兵啊。”
我的同伴此时已经把自己的步枪指向他命令说：“你……挖坟墓……两个坟墓。”
俄国人看着黑洞洞的枪口，眼睛快速地眨了眨。然后他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其他人马上和他一起开始挖坑了。
我们开始更换伤员们的绷带，正在此时，听到门外的院子里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我们立刻跑了出去。几辆装甲车开到了院子里来。一群德国士兵正在飞快地向饮水槽奔去。他们后面还跟着四五辆马克－4型坦克。一个军官从吉普车上下来，我们向他跑了过去汇报了情况。
军官对我们说：“很好，现在帮我们把伤员抬上车，然后和我们一起出发。”我们试图把那辆大众牌水陆两用军车发动起来，但依然没有成功。我们把车从农舍里推出，然后一个士兵在车的引擎里丢了一个手榴弹，不一会儿，这辆汽车就被炸成了碎片。现在更多的车辆来到了这里。其他人向我们来的那个方向出发了。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东南方向的爆炸声越来越激烈了。那条穿越农庄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各个部队的士兵。不管有谁停下来，我们都会问他们自己的部队在哪里。但是没有人知道。看起来我的第19运输连现在已经到了远离前线的更西的地区。不一会儿，我和一帮从各个连队抽调而组成的临时部队走在了一起。这个连队后来给我带来了许多的麻烦。我们看来走在一条与前线平行的道路上，正向苏军突击部队的正前方走去。在离我们较远的北方，苏军正在向南进攻，他们企图包围那些仍然在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三角地带的德军。我们连续两天走在满是深深车辙印的道路上，目前我们唯一的麻烦只是车辆的机械故障，这些车辆自从我们1941年进入俄国时就一直使用着。德国部队因各种各样的机械故障而被迫抛弃了大量的卡车、牵引车和坦克。
俄国战场上使用最为频繁的就是我们的坦克了。坦克被用在许多连坦克的设计者们也没有想到的地方。坦克是俄国冬天唯一能够开动的车辆，一辆坦克牵引着5辆卡车走在积雪覆盖的小路上成为了一个常见的景象。它们同时也被投入到了对付苏军反攻的作战中，但我们许多的坦克，如马克－2型和马克－3型，在面对着俄国人的T－34坦克时就不再是对手了。直到后来我们的豹式和虎式坦克才挡住了苏军T－34和KW－85式重型坦克的进攻。
但不幸的是，就像在空中一样，我们在欧洲东西两个战场的作战使得我们的坦克数量大大少于敌人的总和。我们实际上正在俄国3000公里长的前线拼命抵挡着苏军在武器和人员数量上的优势。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克拉考市以北的维苏拉地区用2.8万德国士兵，36辆豹式坦克和20辆虎式坦克面对由60万人组成的苏军两个军，还有7个装甲旅，近1100辆各式坦克。
我们在第二天中午时到达了离哈尔科夫东北部约25公里的一个叫奥切尼的小村庄(我有些记得不太准了)。这个地方到处是浓烟，我们可以听到战斗正在附近进行着。前面指挥官乘坐的吉普车加速向前开去，我们也从卡车上跳了下来。闪烁的火光在离我们南面约两公里的地方，那里就是前线所在的地方。和我一起下车的士兵们正在一排篱笆边撒尿或吃些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没有学会在危险面前保持一种冷静和超然的态度，无论如何，我正在竭力掩饰自己的焦虑情绪，也许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那辆吉普车现在回来了，两个军官登记了一下我们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被编成15个人为一组的小分队，由一个军士长所指挥。
一个军官站在了吉普车的座位上开始向大家讲话：
“我们顿河集团军群的后续部队仍在陆续到来，他们会被用来维护已经疏通了的通道，这个通道可以让我们的士兵们不被布尔什维克们包围。现在你们要去那些通知你们去的阵地，你们要在那里等候下一步的命令。祝大家好运！希特勒万岁！”
我正想说我是运输兵，但我突然为这个念头感到害臊。现在弹药箱被打开了，士兵们开始领取弹药。我身上的弹药袋和衣服口袋里已经装满了子弹，我还领了两枚手榴弹，但我还不会用这种手榴弹。我们排成一列走向村子的边缘，经过了一些被苏军燃烧弹烧毁的房子。一些人在废墟里走着，另一些人在照顾伤员。村子里还有一些德军车辆在燃烧。一个上尉命令我和其余四五个士兵跟他走，我们沿着一条还算完整村里的街道向前走着。突然一排炮弹从我们头上掠过，我们马上扑在了地上。炮弹落在了离我们大约有七八百米的村子中间。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敌人炮弹留下的弹坑，在这条街道上时不时还躺着几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我们紧贴着村里的建筑物走了大约15分钟，然后听到了自动武器开火的声音。在离我们前面大约100米的地方，迫击炮弹正像雨点一样落到那里。我们迟疑了片刻，接着就看见了从爆炸烟尘里跑出来的几个人。
我们的上尉喊道：“注意！”
我们马上蹲了下来，有的人甚至趴了下来准备开火，但当我们看到那些人穿着德国军服时，都站了起来。那些士兵跑向了我们，还有一些士兵正在从后面的烟尘里继续跑出来，有几个人还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声音里带着恐惧、愤怒和痛苦。我看到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枪，而是双手紧紧地捂着自己受伤的右大腿，他跑两步，跌倒了，站起来，又跌倒了。另外两个人在他后面蹒跚地跟着。我听到有人用法语说道：“是我！”我正想看看到底是谁在用我的语言时，一排炮弹落向了这批奔跑的士兵，他们赶忙寻找着最近的掩蔽所。
有两个人正在不顾危险跑向我们。他们跑到一扇门面前，将门踢开后就站在门里开始用法语咒骂起来。我惊喜地听到了他们在用法语，于是我竟想也没想，从街道对面向他们的房子跑了过去。我如同一阵旋风似的跑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对我的出现丝毫没有在意。我抓着他们一个人的枪带说：“嘿，你们是法国人吗？”
他们向我转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外面一间中弹燃烧的房子。一个人说：“不，我们是瓦隆师的人。” [ 译者注：瓦隆师由比利时的志愿者组成，属于德国党卫军部队的一部分。 ] 外面又是一排爆炸让我们本能地眨了一下眼睛和缩着脖子。他们接着说：“那些狗娘养的对付我们就像是对兔子一样，他们从来不抓俘虏，这些杂种。”
我对他们局促地微笑着说：“我是法国人。”
他们中的一个回答我说：“那你得小心点儿，俄国人是从来不会让志愿者活着的。”
我回答道：“但我不是志愿者！”
我们所在的街上再次被新的一轮迫击炮火命中，现在的炮火要比刚才那次离我们更近。离我们大约2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屋顶坍塌了下来，接着撤退的哨音响了起来。大家开始拼命地向我们来的方向跑去，身后响起了一阵机枪的声音，我们中有两三个人中弹跌倒在地，痛苦地在地上号叫着。我们几乎撞进路上的一个德军机枪阵地，两个在那里的机枪手由于我们挡在他们前面而不能向对面的俄国人开火。
与我们所在的街道成直角的一条街上聚集了几群士兵，他们正散落在街道的废墟中。上尉再次吹响了自己的哨子命令大家集合。突然间有两辆马克－3型坦克开到了我们这里，上尉正站在街的中央挥手示意坦克往前开。上尉向坦克里的人简单交代了一下，接着坦克就转向了我们刚刚逃过来的那条街道。上尉再次召集了大家，我们动身跟在了坦克的背后，坦克在满是废墟的街道上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我从街角跳到了一堆瓦砾上，恐惧地向四周看着，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也找不到前面有什么可供射击的目标。
坦克消失在了我们前面的烟尘之中，但不久我们再次看到了它们，它们正向前面射击着。很快我们又回到了刚才开始撤退的那个地方，接着进入到了一个被农舍环绕的池塘边，这里是一片开阔地。我们的坦克正在绕着池塘前进，并把前面一切拦阻的物体都压为平地。在池塘的另一侧，可以看到有人正在向四处奔逃，我们站在池塘边上向那些奔逃的人开枪射击。另一支德国连队到了我们的右侧，他们正向一个藏匿着敌人的木屋里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坦克现在已经在池塘的另一侧，它们正在碾平那些敌人刚刚夺取的阵地。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向俄国人开枪了。他们从那个我们士兵投进手榴弹的房子里跑了出来。至少有10支步枪向那些奔跑的俄国人开火了，最后没有一个俄国人从地上再爬起来。正向前面推进这个事实让我们突然感到现在是我们在控制着局势，这使得大家的士气高涨了起来。我们已经将数量上远远超过我们的敌人赶了出去，这正像以前在俄国所做的一样，我们现在感到似乎我们就要成就一番伟业了。
枪声和伤者的呻吟声让我们愈加奋力地追击着这些俄国士兵。他们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如此之多的伤痛。一支进攻的部队要远比一支防守的部队更加勇敢，而且这样的部队更可能创造奇迹，德国军队往往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把一门俄国的加农炮转了过来并迅速地瞄准目标开炮了。这门加农炮和我们的坦克默契地配合起来，将自己致命的炮弹准确地打向敌人的目标。
坦克开始返回，我们将负责这里的防守了。
在上尉的指挥下，我们将自己尽可能隐蔽好，随时准备迎接苏军的反击。我们可以听到周围到处都是枪炮声。天开始下起雨来。
一直到黄昏，我们与敌人的交火还没有停下来。俄国人开始变得大胆起来，他们正在试图反攻。随着夜幕的降临，让我们恐怖的时刻开始了。双方的交火几乎停了下来。上尉让人去取一些照明弹来。在我们的西南方，地平线被不时的炮弹爆炸照亮着。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我们正在参与的是第三次与苏军争夺哈尔科夫的战役。整个前线大约有300公里长。由于夜色和降雨，我们这里的战斗现在基本结束了。在我们后面传来一些自动武器射击的声音，我们的车辆正在借着夜色避开俄国人的炮击。我们以为我们会随时可能看到俄国佬向我们的阵地冲过来。一辆大众牌军车熄着灯从我们后面开了上来，司机向我们小组的领导说了些什么。然后给我们小组中的4个人发了一些防步兵地雷。
他们4个人转身消失在夜色里，他们的任务是去池塘两侧布设地雷。5分钟后，我们听到了池塘左边传出来一声惨叫，一会儿负责池塘右边埋雷的两个士兵回来了。又过了半个小时，我们推测去池塘左边的两个士兵一定是碰上了苏军的侦察兵。
随着夜色的加深，大家都开始被浓浓的睡意征服，这时我们目睹了一幕让我不寒而栗的悲剧。我们刚刚向一些怀疑是敌人的目标投了大约十几个手榴弹，这时一个尖厉的喊叫声从我左边的掩体里传了出来。这个声音持续了大约几分钟，似乎是从一个正在奋力搏斗的人口中发出的。然后有人大声喊救命。这让我们所有人都从自己的掩体里站了出来。大约有10个人向那个声音传出的地方跑去。夜幕突然被几道子弹的轨迹划破，所幸的是，没有人受伤。
我们跑到了猫耳洞的旁边，在那里有一个俄国兵举着自己的双手，他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左轮手枪。在猫耳洞里，两个人正在奋力地搏斗着，其中一个是俄国兵。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他的身下是一个我们的人。我们里面有两个人死死抓住了他拿匕首的手，我们的军士长用自己的战壕铲向那个俄国人的后脖子上砸了下去。那个俄国兵立刻就松了手，他下面的那个德国士兵也侥幸逃脱了喉咙被割断的命运。他现在浑身是血，另一只手拿着那把俄国人的刀，一只手捂着自己流血不止的伤口。
他像疯子一样愤怒地问着：“还有一个人在哪里？”
他大步追上了那两个正被押回去的俘虏，转眼之间把那把匕首刺进了一个俄国人的肚子里。他大叫着：“现在割喉！”他一边说，一边满眼凶光地准备把剩下的那个俄国人也捅了。
我们不得不用力抱住他，以免他再干出傻事来。
他号叫着：“放开我。我要教教这些野蛮人如何使用刀子！”
上尉愤怒地向他吼道：“闭嘴！在俄国佬没有向你们扫射之前，现在所有人都滚回到你们的掩体里。”
那个浑身是血的狂人已经被两个士兵拖到后面包扎去了。我也回到了我和另外4个人待在一起的掩体里。我非常想睡觉，但是一种紧张之后的疲劳让我难以入睡。白天发生的事情现在慢慢地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连绵的雨水完全浸透了我们的衣服并让它沉甸甸的。附近的池塘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我们掩体里有两个人开始打起了呼噜。这个夜晚似乎长得没有尽头。为避免自己的精神出问题，我不停地和几个醒着的同伴聊着天。远处传来了我们撤退卡车的轰鸣声，敌人的进攻在天还没有亮之前又开始了。我们掩体上方照明弹的白光让大家都感到睁不开眼睛。我们彼此在刺目的白光中看着对方，炫目的光亮让我们没有血色的脸愈发的惨白。
到了黎明时，敌人各种口径的炮弹打到了在我们后面大约300米的那条街上。从我所在的掩体向外看去，我们的阵地上不时有其他的钢盔从地上冒起来，钢盔下面的面容无一例外地浮现着极度疲惫的神情。我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儿维生素饼干的残渣，这是我最后的食物了。持续的失眠和疲倦让我们难以对局势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只能是在这里浑身湿透地发抖。如果现在有一小群俄国人向我们冲来的话，我们恐怕也难以挡住他们。
幸运的是俄国人没有进攻。我们只是在此遭到了迫击炮的又一轮轰炸，这次有九个人受了伤。太阳终于升了上来，我们感到了一丝暖意。当太阳升到头顶时，我们依旧待在自己的掩体里。没有人给我们送食物，但是一名第三帝国的士兵应该学会忍受寒冷、酷暑，雨水、饥饿和恐惧的。我们的肚子开始因为饥饿难受起来。到了下午6点钟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要放弃我们的阵地。但是撤退是需要一些谨慎的步骤的。我们带着自己的武器穿越了很长一段距离，最后面的两个人负责在沿路安放地雷。当我们撤到了村里第一间房屋的废墟时，我们终于可以直起腰了。大家在废墟里找着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我记得我生吞了3个生土豆，它们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们回到了在24小时前出发的那个十字路口，那条我们出发时走的道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土堆。目所能及的地方到处都是德国陆军的卡车残骸和房屋的残迹。在冒着烟的卡车残骸边上躺着几具沾满泥浆的德国士兵的尸体，这些尸体已被摆放整齐等待掩埋。
一些工兵正在点燃一些作为路障的卡车。我们搀扶着伤员穿过了这一切的混乱。在离我们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群比我们要多的士兵，他们也在带着自己的武器和其他的装备向后面撤退。我们跟随着上尉到达了新的集结地点，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才接到了正式撤退的命令。现在没有一个德国士兵留在这个已经满目疮痍的村子了。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军士长正一个人等在一栋村里的建筑前面为那些掉队的士兵指引集结的地点。我们的上尉看起来对于部队继续向西撤退的决定感到非常不满。
我们步行了大约20公里，苏军的侦察兵不停地在袭击我们。他们常常对即使是孤零零的一个德国士兵也会开火。我们大约卧倒了30次以躲避俄国人的炮火。我们抵达了一个被遗弃的德军机场。我们猜想那些机场上的木屋里可能会有一些可以吃的东西，于是用临时拼凑的担架抬起了队列里的四个伤员向木屋走去。当我们到达木屋的时候，大家都有些累得站立不稳了。但我们最后也没有进到木屋里面去，一个极度恐怖的场景让大家停下了脚步。
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建在木屋旁边的掩体，看到掩体的底下有一具尸体，尸体旁边有两只瘦弱的野猫正在啃着这具尸体的手，我感到有些作呕。
和我同行的伙伴喊道：“滚开，你们这些该死的猫！”
每个人都跑过来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上尉也和我一样感到作呕，接着他向掩体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这两只野猫飞快地从掩体里跃了出来跑到了野外，爆炸把一些人体组织炸到了天上。
我们中间有人说道：“如果猫在这里吃死人的话，那么我们大概不会找到什么食物了。”
机场上还有两架机翼上涂着黑色十字架标记的双引擎德国飞机。它们看起来都因为机械故障而不得不孤零零地留在了跑道上。我们听到从天空中传来一阵令人不安的声音。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脸转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这时才突然意识到我们现在正站在机场宽阔跑道的中央，周围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提供隐蔽。
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四处散开寻找掩蔽所。这时天空中的6个小黑点向我们快速地俯冲下来。我立刻想到了那个野猫待过的掩体，其他6个人同样地想到了那里。虽然我已经用尽气力跑到那里，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那里已经有4个士兵了，他们脚下正踩着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我焦急地扫视这个拥挤的掩体，真希望这个掩体能够变大一些。也许我们判断错了，也许那些飞机是我们的……但飞机引擎的声音是不会错的。
飞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我们都已经尽力低下身子。我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闭上双眼，试图借着捂住自己的耳朵来消除爆炸对自己的影响。我感到一阵狂怒的风暴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以为这次死定了。我抬起头看到敌人飞机的编队在它们升到更高的空中时分开了，地上的士兵们已经纷纷站起来跑向更好的掩蔽处。现在这几架俄国飞机恢复了紧密的飞行编队向我们这里俯冲下来，我感到了一种不祥的兆头，开始像一个疯子般地狂奔起来。然而身体的疲惫让我没法跑得再快些，我的军靴让我跌跌撞撞地跑不起来。看来我没法及时跑到那边的路沟里了。
在绝望中我扑倒在了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我立刻感到了飞机就在我的头顶上。第一拨的爆炸让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我拼命地用手指刨着泥土，就像是要把自己埋起来一样。我可以感到大地被炸弹撕裂的声音，还有凄厉的惨叫声。尽管我闭着眼睛，但爆炸炫目的光芒还是打到了我的眼里。我在原地一动不动大约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但我却感到像是永世一样漫长。
当我抬起头向四下望去时，看到了那两架双引擎德国飞机像火把一样烧了起来。那几架俄国飞机在远处又重新编队准备第二次的攻击，但这一次它们向不同的方向俯冲下来。我再一次竭尽全力奔跑起来，这一次的目标是前面的那些木房子，看起来它们是一个挺好的庇护所。只跑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距离时，俄国飞机开火了，火箭弹射向了那些我准备要去的木屋子。那些木房子转眼之间便像是火柴盒一样被炸得粉碎。那几架俄国飞机终于消失在了远方。每个活着的人也从地上站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呆呆地看着爆炸后留下的火焰，看着天空，看着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我们的上尉已经失去了他一贯的冷静，虽然他没有受伤，但是他正从一个伤员飞奔到另一个伤员那里。
有人骂道：“他妈的，再来一次这样的袭击，我们谁也没法活下来……”
上尉叫道：“闭嘴！”他正搀扶着一个伤员。他接着说道：“战争从来不是好玩的。”
我们围到了上尉的周围。他拉起了一个身上满是泥土和血迹的可怜的家伙，那个家伙现在居然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因为疼痛而号叫，但后来我们注意到他的确在放声大笑着。有人说道：“那个人是我们这里的哲学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他的朋友告诉我这个人曾经一直坚信自己会毫发无损地回家的。我们3个人试图帮他坐下来，但此时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了。他依旧不停地大笑着，他的笑声不时被他的自言自语打断。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的话语，而这些话语现在依旧在搅扰着我。他的大笑并没有任何疯狂的成分，这更像是一个恶作剧的受害人发出的笑声，而直到戏落幕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曾经的愚蠢。没有人质疑这个思考者，但他正通过自嘲和痛苦来试图解释这一切：“现在我懂了……现在我懂了……这太简单了……连白痴都明白……”
也许我们可以向他追问这些话的含义，但他的口里猛然流出一股鲜血，他就这样死了。我们掩埋了这场空袭中的死难者，然后就疲惫地躺在了地上，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那些被摧毁的木屋烧过后的灰烬。
夜幕降临了，我们被大炮的射击声所惊醒，听起来这些炮声一直在尾随着我们。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饥肠辘辘和干渴难耐。虽然一直在休息，但是大家都觉得没有力气。我们彼此都狐疑地扫视着对方，怀疑是否有人私藏了几块饼干。但显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吃的了。即使如果有人藏着什么的话，我们也不会责怪他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做同样的事。
在黑暗中，在摆脱顿河前线那些尾随着我们的照明弹的光芒之后，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敌人装甲部队开来的熟悉的声音，所有人的心再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中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们紧跟着上尉，上帝知道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但没有人说话，我们的腿都沉得像铅块一样。
上尉终于开口了：“也许俄国人会从这里经过而没有发现我们，这里有谁是反坦克手？”
我们的机枪现在架设起来作为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过度的疲劳让我的太阳穴在沉重的钢盔下面突突地跳着，我因而幸运地不能清楚地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我们不再往前走这个事实至少让我孱弱的身体可以得到一些喘息的时间。我知道随着自己呼吸回到正常，我的恐惧也将回来，也会慢慢明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首先进入到我们视线里的一群黑魆魆的东西看起来是一些装甲车，它们都没有开灯。我们睁大眼睛想要看清，但夜色实在太黑了。然后我们听到了坦克履带声，这种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随着这些声音的越来越近，我们的恐惧也愈发强烈起来。当我们一些人试图查明这些坦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时，另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我，只是把自己的脸尽力伏在地上。有两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离我们大约30米的地方，另一个在离我们大约10米的地方，我们身下的大地剧烈地颤抖着，我们的头发也一根根竖了起来。突然有人喊了起来：“马尔他十字架 [ 译者注：德军标志。 ] ，我的上帝……同志！帮帮我们！”
即使对德语很烂的我而言，刚才的喊叫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救命的信号。我猛然跃起跑了起来。这显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所作的，我的动作被大家当作了一个战斗的信号，现在几乎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并开始奔跑，只有上尉和几个谨慎的士兵还趴在地上。后来我意识到即使是德国坦克也可能向我们开火，他们也许会把我们当作俄国人。而且，这些坦克也可能是俄国的坦克。
我们终于让坦克里的人认出了我们，我们遇见的装甲部队是古德里安将军所统率的第25装甲师的一部分。这些装甲部队的士兵装备极其精良，他们不是我们这些撤退部队中的一部分。他们让我们坐在了坦克的后面，坦克灼热的引擎把我们的屁股烫得难受。没有人问我们吃过饭了没有，直到几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哈尔科夫。在哈尔科夫，我们终于吃上了热腾腾的浓汤，虽然俄国人的炮弹不时落在城里，但这份热腾腾的食物却让我们有了天堂般的感受。
在哈尔科夫市我第一次看到了巨大无比的德国虎式坦克。在几个小时后，我还目睹了俄国有名的喀秋莎火箭弹的弹雨接连几个小时倾泻在正在卡尔科夫郊区行进的德国部队中间，这些威力巨大的火箭弹给我们造成了惊人的伤亡。我们乘坐的坦克把我们一直带到了哈尔科夫市，在这里顿涅茨克战役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了。这一次德国陆军再一次夺取了哈尔科夫，德军一直控制着哈尔科夫市，直到这年9月的别尔戈罗德反攻失利后。
黎明来到时我们正躺在城市西北角的一些沙坑里休息。我们这批人已经被一些负责遣送散兵的部门的人细细调查了一番，由于他们不知道我们大多数人的部队在哪里，我们最后的安排就是被编成临时的连队。这种情况是所有人不愿意见到的。由于这样的临时连队不仅削弱了原属部队的作战能力，而且那些临时被拼凑在一起的士兵也缺乏应有的协调和默契。由于这些士兵往往被原属部队列为失踪或阵亡，他们实际上常常被视为是可以被牺牲掉的部队。现在这里一长溜的士兵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不知是在那里睡着还是醒着，大家都在等待着被编入临时部队的命令。
我依然还记得顿涅茨河河谷的风光，河岸有着宽达十多公里的沙滩。前线现在离我们大约有30公里远。德军的进攻是从北面和南面开始的。依托着顿涅茨河的天然壁垒，我们的坦克部队现在正在突入苏军炮兵阵地。那些炮兵已经在匆忙的进攻中渡过了顿涅茨河，而现在河上的所有桥梁都被摧毁了，这些大炮没法退回去。实际上，这次苏军犯了一个和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同样的错误，尽管这个错误的规模多少小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在他们急于把我们赶出阵地的过程中，补给线过于拉长，而且低估了我们反攻的实力。在哈尔科夫郊外的斯拉维恩斯克－吉利斯科夫地区，大约有10万苏军被我们完全包围了，在一周的战斗中，其中有约5万人阵亡，其余的人则成为我们的俘虏。
当然，在那时并不知道哈尔科夫战役的情况，我是一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的。现在的顿涅茨克战役对我来说和顿河战役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硝烟，四处是恐慌、警报、谣言和无数的爆炸声。
我已经被重新安排了，和一群与我一样脏兮兮又面色憔悴的人一起等待着下一步的命令。这时一个宪兵递给我一张纸。这些宪兵的职能也包括重新组织走散的士兵。看起来我所属的第19运输连就在附近，而这里3个其他的士兵也是第19运输连的。
我们尽快地离开了这里。我们迅速的行动主要是担心被组成一个临时的作战编制。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方向感如此之好，而这里是如此的混乱，恐怕即使是候鸟到了这里也会找不到北的。手上的纸条只告诉我们大致的集合地点。而对于我们这些刚到这个陌生城市的人来说，要去找到这个地方的某个街角，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于原来大街上的那些路牌如今早已经被战火弄得面目全非而难以辨认了。
经过了两天的艰苦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运输连。与此同时，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党卫军旅去为他们架设电话线，这个旅随即被送上了战场。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党卫军士兵冒着俄国人猛烈的机枪火力冲上火车路基的情形。
我们现在躲在炮弹炸开的一个下水道里等待着党卫军控制住这个地区，在付出巨大的伤亡后，他们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这个地区。在离我们不远的水泥墙那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和各种武器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又参与了给一个炮兵阵地输送弹药的任务，这个炮兵阵地已经连续几天与顿涅茨河对岸的苏军炮兵展开了殊死的炮战。我们现在正把他们所需的沉重的炮弹运送到阵地上。
我在那里遇上了几个我们运输连的士兵，他们正在修理一个掩蔽所。我认出了其中一个人是奥林海姆。
我大叫道：“嘿！是我们！”接着我与另外3个和我在一起的我们第19连的士兵跑向了他。奥林海姆愣愣地看着我们，似乎他被闪电击中了一样。他喊道：“又来了4个人！上帝一定与你们同在！劳斯已经在很早前就把你的名字给画掉了。现在我们连还有30个人没有回来。我们以为你已经被编入了那些临时部队了。”
我说道：“别再提那些倒霉事了，霍尔斯在哪里？”
奥林海姆回答道：“那个家伙非常走运，现在他在特拉福达被人照顾着，而我们则在这里挖着该死的土。”
我说道：“怎么？他受伤了？”
奥林海姆说：“他的脖子上被弹片割了一下，和重伤员放在了一起，他说他一直昏迷了两个小时才苏醒过来。但是这个家伙总是爱吹牛。”
“还有林森呢？”我问道。
奥林海姆说：“林森很好，他在那里更换一辆坦克的履带。”
现在劳斯军士长来了，我们条件反射地向他敬了礼。
劳斯和我们几个人边握手边说：“小伙子们，很高兴见到你们，真的很高兴。”他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充满了激动的神情。接着他退后了几步命令我们说：“现在每个人向我报名，要像我教你们的那样清楚无误。”
我们遵照劳斯军士长的命令报了名。不一会儿，比我要高大和健壮许多的林森把我从地上激动地抱了起来。虽然我们非常辛苦，但是我们的再次重逢让这一天成了欢乐的时光。
两天后，我到达了离前线大约有40公里的特拉福达。有一个家伙让我搭他的车去那里，现在我可以去看霍尔斯了。我在一大群伤员里找到了霍尔斯，所有人都在放声高歌。春天终于来了，那些重伤员被人推着走在两排野梨树中间。霍尔斯无法抑制见到我时的喜悦之情。我被那些甚至是失去了一只手的伤员们从地上抬了起来。我喝完了他们开的酒，结果我没有遵守送我来这里的那个士兵的约定，他在一旁等了一会儿便不耐烦了，他没有和我打招呼便离开了。我在很晚的时候才被另一个士兵开车送了回去。霍尔斯让我答应再来这里看他，但是几天后医生便通知霍尔斯可以返回部队了。
霍尔斯已经非常厌倦了那个脏兮兮的地下室，我们决定申请参加摩托化步兵连队。我们早就厌倦了挖工事和作为其他部队的“女佣”这样的工作了。
这个决定几乎很多次送了我们的命，但如今我并没有后悔自己成了作战部队的一员。我们找到和经历了今生再不可能找到的战友之情，这种深厚的友情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越是经过艰难险阻，这种情感就愈发历久弥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