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帝国的最后挣扎·第一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一、德国人反对希特勒
毫无疑问，反对希特勒的种种活动，其最动人心弦的舞台还是在德国本土。纳粹分子是靠合法手段，即玩弄选举制度上台的。他们后来保持政权则是靠非法手段，即通过暴力，使一切有组织的反抗刚一冒头就被消灭，最坚决的反抗者被关进了专 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最早一批集中营。由于当权者采取防范于未然的镇压措施，德国国内的反纳粹运动甚至在战前就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初期取得的巨大胜利，显然使他赢得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拥护。反对他的人们在良心上遇到了一个可悲的难题：在战争期间同自己本国政府作对，这是不是等于把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选择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呢？这难道不是在支持祖国的敌人吗？德意志爱国精神要具有反纳粹的性质，就必须以最大限度的道义热忱为后盾，并且显然要同德意志民族的眼前利益发生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当中不可能有很多的反抗者，而且，在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中，他们很难得到其他抵抗战士的信任，因为这些抵抗战士根本就不承认有这样的德国人存在，而且往往否认德国人当中还有什么好人和坏人的区别。盟国方面对德国人当中的反抗者能起什么作用也缺乏信心。流亡在外的德国人本身处于分裂状态，这一点证明了盟国的不信任是有道理的。无条件投降这个后患无穷的要求，就把盟国的这种不信任心理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
自从德军陷入俄国和德国人民苦难开始加重以后，对纳粹政权的消极对抗就有了发展的趋势。很难断言这种情况是有意识搞的，还是由于灰心失望而愤然出此；是个人自发行动的总和，还是正式组织活动的结果。因触犯军纪而受惩罚的德国士兵有成千上万，谁又能知道他们怀有什么动机呢？
但是，有些方面的人士曾经罗致和组织过积极的反抗。共产党曾搞过破坏活动，并为苏联搜集过情报。学生们，例如汉斯·舒尔和沙菲·舒尔的“白玫瑰” [ 译者注：二人系兄妹，均为德国慕尼黑大学学生。他们利用被称为“白玫瑰”的通信方式在其他大学进行反纳粹宣传。1943年2月因散发反纳粹传单被捕，并英勇牺牲。 ] ，曾经散发过传单。以赫尔莫特·冯·毛奇为首的“克莱骚集团” [ 译者注：系一反对希特勒的青年知识分子与理想主义者组成的集团，但反对以暴力手段暗杀希特勒。毛奇即为该集团首脑，1945年1月被处死。 ] 曾经把贵族、耶稣会信徒和社会民主党人集结到一起。不过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未能成为什么大气候。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不但没有“转入地下”，也不曾进行广泛的破坏活动，他们甚至不曾发行过具有任何重要性的秘密刊物。而且，除了共产党以外，也不曾形成过一种能够取代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行动计划。他们提不出为何而战或为何而和的纲领来，这种纲领本来是有可能使盟国修改对德政策的。他们对德国公众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同时，由于纳粹政权的反对派来自各个阶层，唯一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是他们都敌视希特勒，因此在方法问题上他们也不能取得一致。有些人，即前政界领袖和工会领袖，主张利用宣传和接近群众，这种办法必然相当招人耳目，因此也容易遭到摧残。有些人则认为应当从上边动手，把德国的元首搞掉。但是和平主义者拒绝采用暗杀手段，并且搞宫廷政变就势必要同那些与纳粹妥协的上层人物取得谅解，而很多人对这种做法却是反感的。
在纳粹德国内部有两股力量，它们保持着一些独立性，并且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就是教会和军队。的确，教会上层远远不是全都反对纳粹的。胡达尔主教在1936年不是曾经强调过天主教的影响要纳入国家社会主义的范围内吗？格勒贝尔主教曾因他对纳粹政权的卑恭屈膝而被人送了一个绰号，叫做布莱斯哥的弗赖堡“褐衫主教”。相应地，福音派新教和天主教上层，也象人们在公谊会教派、美浓教派 [ 译者注：由荷兰人美浓·西门斯(Menno Simons 1492－1559)创始的一个教派，同公谊会一样，在教义上具有反战倾向。 ] 、耶和华见证会这些小教派中司空见惯的那样，并不鼓励人们去拒绝为纳粹效力。扎恩总共只发现七名拒绝为纳粹服兵役的天主教徒，可是还发现一个牧师拒绝给这七个人当中的一个行最后的圣餐礼。从布道坛上发出的对纳粹主义的谴责，一般说来仅限于斥责新的异教信仰，即使在福尔哈贝尔红衣主教和加伦主教这样的人物布道时，“为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元首”祈祷的声音，也往往冲淡了他们对新异教的斥责。不过事实仍然是：天主教和新教造成了容易接受反纳粹思想的气氛，而遭到迫害的也正是他们，例如有些牧师被送进了达豪集中营。
从希特勒的胜利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军队——也就是最高统帅部，而他们也驯顺地执行希特勒的决定。但是战事的失利破坏了他们对希特勒的信心，也影响了他们同元首的关系。东线的一再失利使将军们的态度起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曼施坦因三次失宠，冯·龙德施泰特两次降职。希特勒日益养成了干预作战具体细节的习惯。1944年初，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军官，实际上也就是纳粹的政治委员，深入到营一级的人员中。军队头领没有取得希姆莱的批示，就不能惩罚武装党卫队的成员。对于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他们更没有权力干预。军队头领们的权威小了，而且还经常被元首讥笑挖苦。当战败的可能性开始显得越来越大时，他们担心德国掌握在这个主子手里会落得个什么下场。有的人急于制止战败的后果变得不可收拾，于是决意把希特勒干掉。
二、1944年7月20日政变
这些人由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元帅带头，决心出其不意地夺取政权，建立自己对国家权力的领导地位。这就是“瓦尔基利计划”。这些密谋者小心翼翼，往往以隐晦的用语探询了德国军方要员的意向。初步试探的结果，使他们确信可以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即令这种支持是消极被动的，也给了他们一些成功的希望。例如，冯·克卢格元帅和隆美尔元帅虽然没有正式答应参加进去，却示意赞同。驻法德军司令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则表示通力支持。
密谋者还让前莱比锡市长格德勒等一些非军人参与了他们的秘密。他们甚至同社会党人勒伯取得了间接的联系，但是勒伯被捕了，而且军方人物受他们阶级意识的影响，也不再进一步谋求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他们的密谋。他们仅仅通过官方途径来进行活动，把希望寄托于群众对国社党的日益不满上。
另一方面，要为实行他们的计划作适当的准备，就需要同仍在台上的纳粹顽固分子象柏林的警察头子赫尔多夫这样的人物进行接触，还要通过前财政部长波匹兹同希姆莱本人接触！人们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密谋怎么能不被察觉而受到制止。
这样，密谋集团人数虽然不多，却鱼龙混杂。因此，他们内部的意见也就不一致。有的人认为自己有办法可以说服希特勒，使他更肯于接受总参谋部的意见。有的人考虑让希特勒担任名誉职务，以限制他的作为——好象曾经有人向希姆莱提出过这个想法。有些胆子比较大的人则想效法巴多里奥对付墨索里尼的办法，给元首来个措手不及，还有以冯·施陶芬贝格上校为首的一小部分人甚至更加坚决，认为要结束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干掉。
密谋者对行动一旦成功之后打算怎么办是很不清楚的。他们知道盟国在卡萨布兰卡作出的决定，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因此，他们总不会指望取得妥协性的和平。看来有些人愿意与英美达成协议，甚至实行停战，以便把全划力量用来对付苏联。另一方面，冯·施陶芬贝格似乎主张同驻在莫斯科的自由德意志全国委员会建立联系。可是，在搞政变以前，他们可能同任何一个外国都不曾有过接触。因此，对政变后的日子还是十分捉摸不定的。密谋者至少打算让全世界知道，纳粹帝国并不仅仅包括德国。他们无疑地认为，做够了的事情就不要再做下去了；他们并且希望摆脱良心的责备，因为他们为那个罪恶的政权效劳得实在太紧密和太长久了。
1944年7月20日那天，当希特勒举行工作会议的时候，冯·施陶芬贝格在拉斯滕堡元首总部的一间房里放了一枚炸弹。他及时地离开了这间房，听见了爆炸声，断定希特勒已被炸死，就逃到柏林去了，于是，密谋者就着手实施他们的计划，把军队调来压制党卫队，并且接管了一些权力机构。负责的人们对于人们期望他们做些什么，往往不甚明确，有时甚至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巴黎那边干脆把党卫队人员逮捕了起来。
但是，一张坚实的桌子和旁边一个人的身体保护了希特勒，他虽然被炸弹震得够呛，却没有死。密谋者已经陷得很深，不能回头了。但是有些人却泄了气。那些动摇的人立即改变了腔调，国民军的头子弗罗姆就是头一个。更糟糕的是，一个名叫雷麦的少校去见了戈培尔，后者一下子就说服他去逮捕密谋案的头领们，而他的任务本来应该是保护这些人的。
结果，此举完全归于失败。密谋集团中真正有实权的人太少；另一方面，狂热效忠希特勒的青年军官又太多了。人民没有动起来，这首先是因为不了解情况，但主要是因为缺乏组织。在巴黎，军方和党卫队彼此心照不宣，认为把这件事丢在脑后才是上策。他们畅饮香槟酒来庆祝他们的和解，装作大家只是一场误会的无辜受害者。然而，先是在柏林，然后是在德国全国各地，这次密谋案是以一场血洗告终的。
三、纳粹的狂热
纳粹头领们惊魂甫定，就利用这个事件来一劳永逸地搞掉他们的对手，即军方的头领人物。官方的说法是，这次政变是“由一批野心勃勃、昏庸愚蠢、罪行累累而又肆无忌惮的将领组成的小集团”搞的。但是希特勒对省长们说，陆军军官和军士中有四分之三都已腐化堕落，决不可能把德国引向胜利。纳粹分子看到军方人士自相残杀，心中暗自高兴。贝克是被弗罗姆逼得“自杀”的，冯·龙德施泰特答应，由他来主持军事法庭，对被告处置得十分严酷。然后是由狂热的纳粹分子罗兰·弗赖施特尔来主持“人民法庭”。他对被告进行侮辱；冯·维茨勒本元帅是双手提着裤子走上他的法庭的，因为裤子太大，背带又被割断了。他还判决了几千人放逐或绞刑。冯·克卢格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自杀了；隆美尔害怕被起诉，也被迫自杀。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死于奥拉宁堡集中营。希姆莱兴高采烈地命令孩子们谴责他们的父母；被弗罗姆处死的密谋案头领们，其尸体被挖出来烧掉，骨灰随风吹散。但是后来弗罗姆自己也没有因此幸免。
纳粹头领们把军权夺了过来——希姆莱被任命掌握治安军。纳粹分子终于能够把由贵族掌握的德国国防军变为被地道的纳粹主义所驱使的人民军队了。他们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关于逃兵问题的：对逃兵家属可以处以枪决，不请假就外出的士兵处死刑。还发布通令要大规模征兵，老年和青少年被征入国民军服役，病残者也不例外，还专门把患胃病的人编成一个营。
这次暗杀事件使希特勒的健康受到了损害。他一年以前就已患神经病，现在更恶化了；他的左臂和左腿痉挛得更厉害，耳朵也有聋的迹象。这种情况使得他对谁都更加不信任，只有他的那位占星术家兼医生是例外。他终日躲在那间钢筋水泥地下室里，老是自言自语，再也不听别人讲话，对不同的意见一律不假思索地加以拒斥，甚至不愿从头到尾地听取一个汇报。他更爱发脾气了，发完脾气之后就是一阵情绪沮丧。不过他对胜利的决心和信念却丝毫未减。
戈培尔坐上了纳粹帝国的第二把交椅，负责动员人民的工作。尽管他的宣传机器依旧弹着老调：什么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啦，西方文明面临毁灭的威胁啦，雅利安种族有灭种的危险啦，可是他开始更多地强调需要搞全面恐怖，以及“神人决战”引起世界末日 [ 译者注：北欧神话：众神和巨人决战，结果同归于尽，世界毁灭。 ] 的可能性。希特勒给他这个忠实的代言人指明道路。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反对认输，即使退却也不肯。他考虑要谴责日内瓦公约 [ 译者注：指1864年在日内瓦签订的国际公约，规定战时保护和善待伤病员和战俘等。 ] ，把德国投入血海。他宣称：“如果战争失败，民族也必须毁灭。”德国的头领们用这种办法来使人民害怕最糟糕的局面到临，以便刺激他们作疯狂的挣扎。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胜利的一切希望：他们不是有秘密武器能够扭转战局吗？
四、德国的秘密武器
的确，德国人的科学和技术已搞出了一些发明，将使空战和海战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地面部队还没有这种东西，因此并不能改变东线的战局。然而这引起了西线英美方面的严重忧虑。
在潜艇方面很早就作出了一些改进，比如用过氧化物作燃料，以使潜艇能更快地下潜；使用音响鱼雷；放出一种名为“阿美罗狄蒂”的浮标，它可以扰乱雷达以迷惑敌方飞行员；最后还有一种爆炸物，炸开时能使敌方以为被追逐的潜艇已被炸毁，因此不再追逐。但是，所有这些改进都收效不大。
1944年年中开始使用的“斯诺克尔”就不同了。通过一对垂直的管子，潜入海中的潜艇能吸进海面的空气并排出废气，因此潜艇在水下可以使用柴油引擎，而不用行动量程很小的电力推进，这样潜艇就几乎可以无限期地潜在海下。而且，飞机几乎无法发现它。缺点是管子长度有限，因此不能潜得很深，潜艇的速度也降低到六海里。
由于有这一发明，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潜艇战又突然激化了，对盟国形成了很大的威胁。直到1944年9月，最后一批德国潜艇才从地中海绝迹。在那以前，德国已从克里特岛和爱琴海的岛屿上撤走了三万七千人。直到1945年4月，盟国护航队还在英国沿海受到损失。由于飞机完不成侦察潜艇的任务，不得不增加护航舰只。甚至在1945年3月，邓尼茨海军上将还派了六艘潜艇到美国东海岸。美国情报机关发现了这支潜艇突击队，但是出动了四艘航空母舰和四十艘驱逐视才算击沉了其中的五艘。
由此可见，盟国受到的威胁并非微不足道。不过配备了“斯诺克尔”的德国潜艇一直为数不多。由于盟国不停地轰炸德国海军造船厂，这种东西的生产受到妨碍，最后完全停顿了。盟国如何能对付德国这种种新的发明，这本来是很难说的，但是这些东西却没有能够及时地或者大量地投入使用。这些发明是很不简单的。邓尼茨曾经命令制造一百艘一千六百吨级的电动潜艇，水下航速为每小时十五海里，载有三倍于普通潜艇的电力设备，所以潜水航程能达一万五千英里，艇上配备的武器包括装有自动追踪弹头的鱼雷。但是，到1945年5月，这种潜艇还在波罗的海处于试验阶段，只有八艘在不列颠群岛和挪威之间投入现役。
此外，从1944年年底起，海战在战略上就不重要了。六个月以前，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这说明希特勒早在1938年就决定孤注一掷地打一场速决战是错误的，也说明盟国把对德作战置于对日作战之上是很明智的。
喷气式飞机也是一项投入作战已为时过晚的发明，而且拖延的责任也在希特勒本人。螺旋桨推进的飞机已经发展到了极限，因为超过一定的速度，桨片就击不动空气了。早在1939年8月，一架亨克尔式飞机就曾经利用空气直接进入引擎的办法，使其排出的力量大大快于进入的力量。这种喷气推进的方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飞行速度和高度——时速达到五百六十英里，三分钟就能飞到三万五千英尺的高度。英国飞机到1941年5月才第一次进行这种飞行，至于美国，则完全忽视了航空学的这个方面。
但是希特勒对这项发明的兴趣并不很大。他深信他的一切希望所系的胜利已经唾手可得，因而在1939年和1940年两次削减了用于新研究工作的拨款，并下令增加生产当时流行的飞机。后来，等到盟国轰炸机开始要把德国炸成一片废墟的时候，这位元首又只顾得去进行报复。这时他对喷气式飞机的确发生了兴趣，特别是梅塞施米特飞机公司制造的，但是只限于轰炸机。喷气式飞机装上炸弹之后，速度就大为降低，而且因为耗油量大，达不到轰炸英国所需要的航程。在这些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之后，希特勒照例大发一通雷霆，可是这也许能吓倒人，可吓不倒机器。
直到1944年6月，他才批准生产喷气式战斗机，而到了11月，他才发出喷气式战斗机生产优先于其他一切的命令。希特勒把所有空军专家全部撤职(空军战斗机部队监察长加兰将军也是其中之一)，而把完全不称职的希姆莱派去负责这项工作。这时，梅塞施米特公司又制成了另一种完全新式的飞机，即火箭推进式飞机。这种飞机的第一次试飞早在1941年就进行了。1944年年底，这两种类型的飞机开始成批生产，它们的机动性和进攻性能引起了轰动，1945年3月，派往柏林执行轰炸任务的盟国机队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沉重损失。希特勒一向总会因胜利而产生没有边际的妄想，这一次也是如此。他幻想把柏林街上的断垣残壁清除干净，变成梅－162式和梅－163式飞机的跑道，认为它们的大批出动，可以扭转对俄国的战局。但是，“勃兰登堡皇族的新奇迹” [ 译者注：1756－1763年普奥七年战争，俄国支持奥地利，正当普鲁士濒临绝境时，俄国女皇伊丽沙白逝世，亲普鲁士的沙皇彼得三世登位，战局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机，挽救了普鲁士勃兰登堡皇族的腓特烈二世。 ] 是不会再有的了。
这一切都已为时过晚。盟国的轰炸机把飞机装配工厂炸得稀烂，尽管施佩尔曾下令把它们疏散。地毯式轰炸也摧毁了这种新式飞机的巨大跑道，因为它是很容易被发现的。接着，盟军的推进就有可能使得飞机装配厂和起飞跑道都被占领。希特勒的错误和纳粹分子的无知，使德国惊人的优秀技术先是受到阻碍，后来干脆被取消了，而把这种优势转到自己的敌手方面。这种情况表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此了。
然而希特勒更感兴趣的是冯·布劳恩的飞弹。V－1(德文Vergeltungswaffe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意思是一种报复手段)是一种喷气推进、无人驾驶的小飞机，高度二千九百英尺，时速三百七十五英里，可载半吨炸弹飞行一百八十五英里左右。德国人曾在1944年6月13日轰炸登陆作战时使用过，但只是用来轰炸伦敦，实际作战时并未使用。在三个月里，发射了七千五百枚V－1，其中有一半在飞行途中爆炸，没有击中目标，或者被战斗机截击下来。但是另一半炸毁了英国首都二万五千幢房屋，炸死六千人，使伦敦人再次生活在1940年闪击战的悲惨日子里。后来V－1就只用来轰炸安特卫普港。
法国和波兰抵抗运动曾经把这种新武器的情报送给盟国。V－1的部件有些是在雇用被流放者的地下工厂里制造的，特别是多拉工厂。1943年8月，盟国根据这些情报，在V－1还没有发射之前，就得以侦察出设在法国的绝大部分发射场，并用飞机予以炸毁，接着又炸毁了设在佩内明德岛上的工厂——这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的空袭。最后，盟军在欧洲大陆的推进，使英国领土不在V－1的航程范围之内。这时是1944年年底，德国的V－1产量每月已达二千枚。
接着在1944年9月出现了V－2，它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它的可怖。这是用酒精和液态氧燃烧所产生的气体为动力的火箭推进武器。V－2垂直发射，上升至二十五英里的高空，以每小时三百一十英里的速度飞行，然后再以每小时约九百五十英里的速度自由下落。它们超过音速，不等人们听见就爆炸，因而战斗机和高射炮对这种东西毫无办法。伦敦中了五百多枚，安特卫普中了一千多枚。
盟国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是袭击它们的发射场和工厂。所幸V－2到1944年11月才得以大规模生产，后来又由于德国难以得到必要的酒精和液态氧而受到阻碍。此外，希特勒一心想着进行报复，所以把V－1专门用来轰炸伦敦。据英国儒贝尔空军中将说，德国如果把这些V－1用来轰炸朴次茅斯－南安普敦地区的话，就会使盟国横渡海峡的船队极端困难，要是德国提早六个月使用的话，那就会对盟军登陆构成严重的威胁。
德国人没有来得及完成他们的A－9、A－10和A－14。A－9是装有机翼的V－2，航程能达到一千二百五十英里以上。A－10是一种八十五吨的火箭导弹(V－2的重量只有十三吨)。A－14的航程实际上是无限的。德国也没有能使用他们所准备下的大量毒气武器，其中特立伦是一种危险极大的毒气，1945年5月仍在制造中。最后，在制造本世纪绝对武器原子弹方面，德国人走错了方向，被美国人抢先一步。
德国的新武器给战争增添了一个新的方面，使人窥见富有启示性的未来。从这些武器中可以看到，将来一支军队能否取胜，势必有赖于科学发明，因此今后的谍报工作将完全倾注于窃取科学和工业情报上。但是，要使发明变成有效的武器，显然就一定得依靠技术进步和工业力量。从今以后，战略将与生产率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否能取得胜利，将视领导者们在只能作出一半估计的几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而定。后来人们把这种选择的能力称之为“逆睹”的能力。纳粹德国残存下来的人们今天把种种罪名推到希特勒身上，指责他作出了那些不幸的决定，这样说是很容易的 [ 注：梅塞施米特写道，“如果他们听了他的意见，每月就可以及时地制造出一万枚V－1来。”——不过这话是战后说的。 ] 。在交战各国的首脑中，只有他势必要承担这种罪责了。不管怎么说，德国并不具备——或者说不再拥有——必需的人力和经济潜力，既能有效地在俄国战场上进行一场比数量的战争，又能对英美两国进行一场按钮战争。希特勒这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设法取得突然而又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就象他在战争初期所取得的那样，以扭转注定了的命运。他选择了阿登山脉来做上演这场胜利戏的舞台——四年前他在这个地方彻底打败过法军，这似乎是一个吉兆。
五、希特勒的最后一掷
希特勒又一次不得不强制他的将领们接受他制订的计划。莫德尔和冯·龙德施泰特承认，进行一次反攻会有好处，但是他们认为，只有收缩在埃克斯－拉－夏佩勒的突出部，以便如果一切顺利，能推进到马斯河，拿下列日，才有可能进行反攻。希特勒拒绝了这个“一钱不值的方案”。他下令三个集团军在一条长达六十英里的战线上发动攻势。他把主要力量放在北面，指向安特卫普；次要力量摆在中部的布鲁塞尔方向；南面展开掩护作战，以保障整个战役。在斯科泽尼的指挥下，党卫队一个旅穿美军制服将夺取马斯河上的桥梁，并用破坏行动在敌后造成大混乱。在这之后，还向马斯特里赫特和布雷达方向以及从科尔马向施特拉斯堡方向进一步展开进攻。这次进攻订于12月16日发动。据天气预报，届时将有几天大雾，使美国空军飞机不能起飞。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主要目的是使英美两国丧失对胜利的绝对信心，因为自从6月6日以来，这种信心使它们抱有强大的希望。但是希特勒也希望这次攻势能完全成功，那样就可以切断敌方经安特卫普港得到的供应，甚至象过去把英国远征军切断在敦刻尔克那样，把北面的英国和加拿大几个集团军群切断和孤立起来。为了达到这个颇有雄心壮志的目标，在阿登集中了二十八个师，在阿尔萨斯集中了六个师，后面这六个师由希姆莱指挥。所有能动用的坦克都重新调集拢来了，不过坦克用的燃料要实行定量供应。德军希望燃料能从敌方缴获，因为在他们首先推进的地区内，敌方就有大量的存油。
艾森豪威尔已经布置好了自己的部队，以便早日发动攻势。他合乎逻辑地把十六个师部署在阿登山脉以北，十个师部署在以南，而在阿登山脉后面只摆了五个师。这样，他的部队就在一条长约九十五英里的狭长战线上展开。德军把这个战役的秘密保守得很严，美军完全没有料到，尽管零零星星地也得到过一些情报。他们对这些情报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在列日方向会有一场规模有限的进攻。
在这个战役的第一阶段，德军一切顺利，尽管他们是沿着一些狭窄和弯曲的公路运动的，并须跨过几道河流，在先用V－1对列日和安特卫普进行了轰炸之后，德军五个装甲师按计划向前推进。但是美军守住了圣维特和巴斯托尼(它们曾经是德军的两个真正坚固的据点)，而德军装甲部队也没有能夺得几乎近在眼前的大量存油，因为美军及时地把它放火烧掉了。
美军到12月18日才发觉对方进攻计划的规模很大，局面严重。在南面，巴顿所部原订21日发动的攻势被取消了，他虽然抗议，还是调走了他的一个师。然而，尽管艾森豪威尔以停止对法军的供应相威胁，戴高乐将军还是拒绝为了缩短战线而放弃施特拉斯堡。在北面，全部盟军都交给蒙哥马利指挥，他对于把救星的角色交给他来扮演倒是颇为高兴的。
德军没有能夺取巴斯托尼。派来从事暗中破坏的特务未能完成任务，他们大部分被抓住，由于回答不出关于美国棒球和橄榄球的细节问题而暴露了身份，接着就被枪决了。12月24日，天空云开雾散，盟国空军可以出动了，立刻就掌握了制空权。但是，这时德军已经进抵离第朗约四英里处。希特勒出来过问这个战役，他不管已经取得的成就，下令停止向这个方向推进，而是转向北面前进。这是因为他的目标是拿下安特卫普，而且这个战区的司令是党卫队的泽普·迪特里希，元首要给他一个立大功的机会，以增加纳粹政权的声望。
英美反攻开始后，希特勒反对任何退却。不仅如此，1月1日，希姆莱还按原计划向施特拉斯堡发动了进攻。德拉特尔奉戴高乐命令，在这里固守，寸土必争，而美军却想退到马奇诺防线。希姆莱只建立了一个小的桥头堡，并推进到离施特拉斯堡十二英里处。1月5日，局势倒转过来了。在阿登，蒙哥马利在北面和西面发动了进攻。1月15日，德军全面撤退。尽管争夺施特拉斯堡之战持续到1月21日，但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掷”已经失败了。
从这以后，德军就只能拼命打防御战了。它的最好的装备全丢了。虽然一些将领被撤换，希姆莱却被提升为维斯杜拉河一线的总司令，但是这也弥补不了德军的损失！还剩下最后一线希望，也就是最后一个念头：希特勒能指望他的对方发生分裂吗？法美之间以及美英之间确实有过一些争吵。特别是蒙哥马利声称他们的胜利全应归功于他，并且在记者招待会上同布莱德雷争论起这个问题。戈培尔巧妙地抓住了这件事，在还能够使用的阿纳姆电台广播了一篇反美谈话。他把这篇谈话说成是蒙哥马利的，而美国人也认为它来自英国广播公司！盟国的团结一致是否牢固，最好的证明是它们取得的胜利。如果希特勒曾经一度认为，随着促使那个“奇怪的联盟”成立的威胁归于消失，联盟本身也将破裂，那末，雅尔塔会议就要把他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剥夺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