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之战·第四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1943年9月－1944年12月)
在德黑兰，丘吉尔对于他认为意大利战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这一点谈得并不太多，他主要是谈多德卡尼斯群岛的远征。
这次远征已经以可悲的结局告终，不过英国在这个行动上花的力量不大，而且他仍希望能依靠土耳其的、而主要是美国的支援来重新开始这一远征。时至如今，既然横渡海峡登陆已经不成问题，美国人也就很愿意承认地中海问题对于其盟国的重要性了。他们对1943年的英土条约表示赞许(这个条约似乎说明土耳其愿意参战)，还为能从意大利南部的机场去轰炸德国南部地区而感到高兴。但是有一点他们相当坚决，就是地中海必须继续作为一个次要的战区。马歇尔曾断然拒绝为那个“该死的国家”——他这么叫多德卡尼斯群岛——拿出人员和船只。虽然丘吉尔能够左右罗斯福，但当罗斯福打算把从意大利抽调出来参加“霸王”行动的那些部队再放回原处的时候，遭到马歇尔的激烈反对，这位总统也只好作罢。
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军队就要在意大利从南到北地长途跋涉了。用丘吉尔的说法，“就象一只臭虫在腿上爬”。于是，意大利国内普遍混乱的局面不但继续不已，而且越来越糟，直至发展成为内战。但是，由于丘吉尔固执己见，不轻易认输，因此在英美军队最后应该从哪一个方向举行攻击以使纳粹德国屈服这个问题上，盟国之间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讨论。
一、军事行动
在加里利亚诺河与桑罗河之间意大利半岛最狭窄的部分，山峦起伏，峡谷陡峭，托特在这里布下了战壕、隐蔽炮台、地雷和机枪掩体。这就是古斯塔夫防线，它封锁了罗马的通道，使盟军在整个1943年冬季中在这条防线前停滞不动。
德国在意大利还有大约三十个师，分别归两个人指挥：隆美尔负责在罗马到阿尔卑斯的占领区内维持法律和秩序；空军的凯塞林将军则与克拉克将军麾下的盟国军队对抗，后者从十一月份以后得到朱安将军的法国远征军的增援，最初为两个师，后来增加到四个师。
对德军防御阵地的每一次正面进攻都以失败告终。1944年1月，为了迂回敌军，美军尝试了一次有限规模的登陆，使用了两师部队和八十八艘船只，事先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们选择的地点是安齐奥，就在敌人防线的后面，离罗马尚远。与此相反，丘吉尔主张用大量兵力和物资在罗马北面来一个大的军事行动。如果这样做，势必只能动用为“霸王”计划准备的力量，因此这个主张被拒绝了。这次登陆虽然没有遇到很大困难就成功了，但是卢卡斯将军认为，他的力量还不足以向内地挺进，因此他的行动仅限于一面加固自己的阵地，一面等待美国第五集团军前来接应。凯塞林曾经有过全面撤退的念头，但是这时意识到盟军已经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于是就极力想把登陆部队重新赶下海去。登陆部队一直苦战了一个月，而且亏得海军炮火的支援，才立定了脚跟。
但是盟军并没有突破古斯塔夫防线，虽然他们夺到了一些高地，包括由法国部队夺取的贝佛得儿。德军防线穿过著名的蒙脱卡西诺修道院。在院内的修士和艺术珍品撤出以后，美军、新西兰军和印度军对这个阵地发起了进攻，但是没有成功。1944年2月，轰炸机炸毁了修道院，但是仍无济于事。断墙颓垣成了敌军的掩蔽体，进攻部队的坦克被阻，步兵的一次次进攻都告失败。
克拉克将军坚持正面进攻。然而，盟军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二十一个师对十四个师)，在装备、坦克和飞机方面的优势更大，但是德军的防线坚不可摧。这是1915年堑壕战的重演。
这年春天，朱安将军设计了一次穿越山脉连绵的阿劳恩齐山区的行动。阿劳恩齐山脉雄伟险阻，看上去好象根本不可能举行任何军事行动。但是法国远征军内有摩洛哥部队，他们的装备和受过的训练都长于山地作战。塞弗斯将军的民兵赶着骡子，攀登了大约四千八百五十英尺，登上了德国人认为人迹难到因而不加设防的一群山头。从这里开始，这支部队在1944年5月15日从背后向德军猛扑了过去。
同时，波兰军和英军夺取了蒙特卡西诺，在安齐奥登陆的部队也发起了进攻，由于克拉克将军企图首先进入罗马而没有服从亚历山大的命令，德军逃脱了包围，但是他们不得不撤离罗马。盟军在6月4日开进罗马。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的宣传机构还在巴黎的街头巷尾贴满了画着蜗牛爬行的大幅宣传画，用以形容盟军进展的缓慢。
德军撤退到了托特组织修筑的其他设防阵地。这些防御工事在从比萨到里米尼的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距离内封锁了通往半岛北部的交通，它们是沿着进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屏障——托斯卡·亚平宁山脉——修筑的。这就是哥特防线，由战壕、防坦克障碍物和筑在各山口的两端和中间的钢骨水泥碉堡组成。
8月底，英国第八集团军在里米尼地区发动进攻；9月2日，希腊军队攻占里米尼。美国第五集团军也相应地占领了比萨和卢卡。在中部，印度部队向山区挺进。11月10日，攻克弗利；12月5日，攻克拉文纳。但是，盟军尚未进入平原，天气就变坏了，进军受阻，只得停在原地过冬。在意大利的部队已经没有其他事可做了，因为他们不得不让一些兵员抽调出去参加诺曼底战役，所以力量已经减弱。
在此期间，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率领下的法国第一集团军于6月17日夺取了厄尔巴，俘敌两千名。攻下这个岛屿，他们就能阻止敌人的舰船使用该岛与意大利大陆之间的海峡。
二、盟国与意大利
英国人和美国人这时还不准备向意大利伸出欢迎之手，因为它把法西斯主义摔掉得未免太快了。当然，人民对盟军的欢迎非常热烈，以致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意大利有四千万法西斯分子，四千万反法西斯分子。”美国人已经承认，英国的利益在意大利有优先地位。但是，英国人却被一些互相冲突的要求弄得左右为难。
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刚刚开始露出眉目，丘吉尔固有的保守思想便抬头了。他认为，经过法西斯政权二十年的统治，意大利中产阶级的民主意识已经丧失殆尽，因此现在只剩下了两个派别：一派是国王和贵族，国王已经由于摆脱了墨索里尼而在某种程度上赎补了前愆；另一派是共产主义，丘吉尔相当草率地把整个意大利抵抗运动也划入了这一派。因此，英国人只同情和支持国王和巴多利奥，希望他们在王国各地加强他们的权威，还允许他们建立一支小规模的军队。至于抵抗运动的志愿战士，英国人认为只不过是一些多余的士兵，甚至还可能是出乱子的根源。丘吉尔有时任性地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例如他拒绝同斯福扎伯爵这样一位重要的政界人物打交道。因此，象在希腊一样，英国人在意大利也希望看到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头面人物继续执政，尽管这些人曾经跟法西斯主义，甚至跟纳粹德国同流合污。对于他们的天然盟友——抵抗力量，英国人却持对立态度。
但是，与此同时，出于长远打算，英国人希望战后在地中海有一个衰弱的意大利，所以他们只是点点滴滴地帮助意大利恢复元气，而且这个国家稍稍有点混乱，也并不完全违背他们的愿望。
美国的政策也并非没有矛盾。他们在北非和南斯拉夫支持了吉罗和米哈伊洛维奇，可是在意大利却不一样了，他们遵守自己的诺言，对意大利人民和法西斯政权加以区别对待。由于注意到巴多利奥的无能和反法西斯政党的能量在增长，或者还出于传统的对君主制度的敌对和唯恐重犯在达尔朗身上那样的大错误，他们逐渐表现出赞成在意大利把法西斯主义打扫干净以后复兴意大利。他们主要支持教会和基督教民主党，认为这样就无发生颠覆活动之虞了。他们还希望使意大利的经济能重新振作起来，哪怕仅仅是为了减轻美国的负担。但是他们听任通货膨胀继续发展，以致1943年7月的物价已是1938年的六倍，到1944年4月竟然飞涨到了三十五倍。
1944年9月，英美发表了一项声明，把苛刻的停战条款放宽了一些。他们放松了对意大利行政工作的控制，并且同意意大利政府向他们派出代表。
当巴多利奥希望迅速化敌为友的时候，英美的举动使他感到失望，于是他就指望苏联来调整这一平衡。1944年1月，意大利外交大臣普鲁纳斯在那不勒斯同维辛斯基会面。俄国人表现出谅解的态度，因为他们一贯的政治方针就是要把所有反德力量拉在一起。莫斯科要求意大利共产党和南斯拉夫的铁托对国王表现出和解的态度。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先是对巴多利奥政府采取决不原谅的态度，但是后来也有了希望和解的表示(法国抵抗运动对意大利仍充满敌意)。阿雅克肖解放以后，戴高乐在那里讲了几句话，意思就是为了驱散过去的乌云，而且还回忆了“拉丁友谊”深厚的历史根源。1944年7月，他会见了普鲁纳斯，向他保证法国不打算对意大利提出任何领土要求，还对他谈到了成立欧洲联邦的事，这个联邦的基石将是法意和解。为了推行这个计划，驻阿尔及尔公使顾夫·德姆维尔被任命为法国驻罗马大使。这个计划并非没有要暗中对付强大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动机。
三、萨洛共和国
党卫队从大萨索山把墨索里尼救了出来后(这个行动可能得到墨索里尼的前警察首脑塞尼斯的通风报信和帮助)，墨索里尼又站在德国一边为“捍卫意大利的荣誉和民族爱国精神”而投入战斗了。他宣布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政府设在萨洛的加尔达湖畔。他下了动员令(其实只能说是再动员)，并把武装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格拉齐亚尼元帅。
法西斯主义就这样跟君主制分道扬镳。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必须恢复本来面目——共和、社会主义和对资本主义斗争；法西斯主义必须从根本上振兴，朝正确的方向重新起步。
事实上，这个新政府缺乏任何立宪的基础。部长会议在它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召集特别制宪大会，可是后来不得不把会期推迟到战后。法西斯党在1943年10月草拟了一个纲领，阐述了理论原则。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承认劳工第一，保护私有财产(因为这“使一个人的人格完满起来”)，规定公用事业一概归国家掌握，并且将所有职业团体合并为劳工总会。这些规定虽然承认了群众有权享受社会公平，但是并未给他们以民主权力，政治生活仍然完全由法西斯党垄断。
新法西斯党招纳了二十五万党徒，建立了四个步兵师，送到德国兵营加以训练。事实上，这个党在意大利北部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虽然象米兰的舒斯特尔红衣主教这样一些知名人物直到最后还把墨索里尼奉为合法的执政者。在法西斯主义初期出钱支持过它的工业家，被《人民意大利》的蛊惑宣传搞得心神不宁，到了末期就对它敬而远之了。工人群众对工矿企业里的法西斯党代表根本就不予理睬，并加紧了罢工和攻势。至于政府机构，它的权力只是事实上的权力，没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大大助长了传统的地方独立情绪。
此外，党魁们自己的意见也不一致。老牌党魁如法里纳齐、帕沃里尼和布法里尼之流在向德国人献媚上各不相让。他们忌惮《人民意大利》，终于把它压制了下去。他们甚至还密谋反对那位领袖。党魁里的少壮派比较狂热，这些人造成了一种严酷的和清教徒式的气氛，遭殃的是黑市投机商和反叛者如齐亚诺伯爵。齐亚诺伯爵由德国交给了他们，经军事法庭审讯后判处了死刑，在维罗纳与四个同党——其中有德波诺 [ 译者注：艾米利奥·德波诺元帅，原为墨索里尼的忠实信徒，也是领导向罗马进军和把墨索里尼拥上台的四巨头之一。 ] ——一起被处决。整个审讯是在一群人骚动喧哗的威胁下进行的，以致审判官和身为齐亚诺岳父的墨索里尼只能屈从。在这些激烈的新法西斯党徒中间，博尔盖塞亲王率领了一股叫做“马斯”的海军快艇同盟军作战，直至最后覆灭。还有一些年青人，直到末日还为他们的领袖和法西斯主义卖命，但是这样的人只是少数。
此外，萨洛共和国唯一真正的力量是德国人决定要让它存在。但是德国人已经再也不相信任何意大利人了；希特勒本人既不愿意墨索里尼留在罗马，也不想要这个社会共和国征集的军队去跟盟军作战。双方的联系是通过德国方面的拉恩大使和意大利方面的安富索大使，但是墨索里尼本人则处于迪切罗夫上尉的严密监视之下，此人是德国元首借给他当副官的德国人，是一个十足的大总管。
德国军队的首领们把意大利当作被占领国一样对待。墨索里尼在他认为他的权力遭到过分的嘲弄时曾提出抗议，但这一切抗议都如石沉大海。法西斯党魁们甚至不能随意走动。有一次格拉齐阿尼元帅到了乌迪内，一个德国军官就问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宣传部长帕沃里尼在的里雅斯特为了等待批准他举行一个会议，一直等了几个星期，而当他宣称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的城市时，就被命令离开那里。
德国人的行为往往极端残忍。他们不但全面推行排犹法律和驱逐意大利犹太人(在此以前意大利犹太人尚未遭到重大迫害)，而且还采取不分青红皂白的集体制裁手段。1944年3月23日，罗马有人企图袭击坐在一辆车子里的德国警察，该市的司令官迈尔泽将军想要把那一带的房子和居民用炸药统统炸掉。希姆莱主张迁走大批居民并且把大片地方夷为平地。希特勒的决定是，一个德国人遭到袭击，就要枪毙二十个意大利人来抵偿。凯塞林把这个数字减到了十个。驻罗马党卫队首领卡普勒在阿泰亭壕坑处死了三百三十五名人质。希特勒早就想吞并朱丽安·威尼托，这时他下令派两名德国长官——赖内斯和霍费尔——统治这个地方以及的里雅斯特和南提罗尔。根据惯例，意大利文字从这几个地方的所有公共建筑上消失了，甚至墓碑也不例外。
在他们的德国盟友和保护者的心目中，新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力量，准备用来维持内部的法律和秩序，它的军队只能用来打内战以对付游击队。
四、解放委员会
在当时弥漫于意大利的混乱与内战气氛中，各解放委员会扩大和巩固了自己的权威。但是它们达成协议的仅仅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德国人。1944年3月，米兰委员会采取了坚决反对巴多利奥政府的立场，要求成立“特别政府”，“由参加抵抗运动的各反法西斯党派组成，给予它们以充分的宪法权力”。米兰委员会的这个行动无异于宣布它打算代表抵抗运动接管新意大利的领导权。从它所控制的军队以及它对德军和新法西斯党人所作的艰苦斗争来看，它要求这种权利是有道理的。
罗马委员会亦步亦趋。它要求维克托·埃曼努埃尔退位，由他的儿子翁伯托亲王摄政。但是在谈判过程中，国王在英国支持下保住了地位。他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陶里亚蒂宣称，君主制问题的解决必须等一等，他同意在一个民族团结的联合政府中同巴多利奥合作。
他这番话使得以斯福扎伯爵马首是瞻的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大为震惊。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力量举足轻重，这些政党只好让步。国王答应在罗马解放后把权力交给王储。这是一个完全符合宪法的解决办法。但是，政府还是作了一些变动。1944年4月21日，巴多利奥组织了一个由政治活动家组成的政府，人称“六党政府”。这是对反法西斯政党的让步，但是社会党人和行动党还不满意，并拒绝妥协，结果造成了紧张，并导致博诺米辞去解放委员会主席职务。盟军进入罗马，正好给他们带来了他们所希望的合法的解决办法：翁伯托亲王得到了王国中将的称号，并答应在和平来到后，让国民选择他们希望国家所实行的制度，他不施加任何影响。巴多利奥辞职了，由博诺米接任。这是民主的胜利，这种胜利也表现在一场严厉的清洗中，这场清洗打击了以法西斯主义为自己的事业和靠法西斯主义发迹的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
事实上，所有反法西斯政党的内部都是分裂的。与行动党共处的是“自由与正义”运动的进步分子和赞成过激的民主和经济自由化的自由主义者。基督教民主党内有同天主教统治阶层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教士势力的代表，但是也有基督教左派的人士，这些人中间甚至有人自称“天主教反教士派”。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强硬”派在萨勒诺出版了一种叫《苏维埃》的报纸，批评陶里亚蒂的民族联合政策。
这些差异常常引起领导人与基层之间的分歧，前者比较懂得妥协的价值，后者则由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对已经垮台的政权的谴责更加铁面无情。但是在当权者中间也出现了另一种分歧，即两代人的差距，实际上这是两种人之间的冲突，即从国外结束流亡生活回来的老年人，他们比较偏执和重形式，经历了1943年以后斗争的年轻人，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比较现实。
解放委员会是党派联合组织，它的内部纠纷势必更加层出不穷。共产党想使解放委员会成为革命的集团，借此可以更广泛地吸收党员，扩充自己的力量。相反，稳健派把解放委员会视为临时凑合的组织，到解放以后便应该为了保护政府的权威而解散。因此，解放委员会并没有制订出任何前后一贯的原则，而只不过是向工人许愿说，法西斯的家长式统治将要消失，人民的社会民主制度将要建立起来。为了不损害战时所需要的联合，共产党人很少谈自己的意图，尤其是没有宣布任何为农民打算的改革计划，他们只是要求农民不要把任何农产品卖给德国人——在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这是一个严重的失策。
五、游击队
在处于纳粹占领军及其新纳粹帮凶铁蹄下的意大利北部，抵抗战士的处境与解放区的抵抗运动大不相同。他们还在继续作战，而且是唯一还在作战的人们。他们牵制着当时在意大利作战的德军二十六个师中的八个师。1944年3月，北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功地在所有工业城市组织了长达一星期之久的罢工。它控制着在城市里进行破坏和其他袭击活动的“爱国行动团”，以及在农村活动的“爱国行动队”——最初开始的地方是艾米利亚。
的确，抵抗运动并不是哪一个特定社会阶层所独有的成就，在游击队里，学生、正规军人和自由职业者同工人并肩战斗；城堡或教堂常常掩护被追捕的抵抗战士；都灵军事委员会遭到搜捕后，一位将军，一位大学教授和一位工人站在一起受审判。
但是，总的说来，人数最多、组织最完善和最活跃的是共产党和行动党的人。前者即“加里波的”小组，占大约百分之四十，后者就是“自由和正义”小组，约占百分之三十。其余的是社会党人、军人和无党派人士。博诺米的自由党在北意大利解放委员会里甚至连代表也没有。
因此，称雄的是行动党支持下的革命分子。他们不同意简单地完全恢复原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哪怕是这些结构肃清了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精神也不行。他们要求来一次“革命”，改革国家和社会，他们还主张召集解放委员会大会，在人民起义后立即掌权。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没有这么性急，因为他们认为，当盟国军队还在意大利的时候，推行如此大胆的计划还不是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纲领。结果，北意大利解放委员会同罗马政府之间以及同盟国之间都发生了冲突。
北意大利解放委员会要求博诺米政府同意他们有权代表政府行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为意大利不能有两个政府。但是社会党和行动党的部长们在这个问题上与部长会议主席持不同看法，因此他们退出政府有几个月之久。最后，一致同意把政治问题推迟到战后再解决。共产党和博诺米在这个妥协办法上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但是，各解放委员会取得了起义期间在各自的地区里进行清洗的权利。
北意大利解放委员会已经组织了一支单一的地下军：“志愿自由军团”。罗马政府派卡多纳将军去领导这支军队，此人是盟国中意的人物。北意大利委员会并不怀疑卡多纳的正直或品质，但是只承认他作为军事顾问的权限。这一次又是共产党做了调解人。1944年10月，卡多纳被一致接受为起义军领袖，但是要由共产党人隆哥协助他，并由行动党的费尔鲁齐奥·帕里担任他的参谋长。这三个人又由北意大利委员会派代表协助工作，这也就确认了委员会的集中控制和权力。
盟国对这支政治动机如此强烈的起义部队并不怎么信任，本想把它限于搞一些盟国自己决定的破坏活动。1944年11月，亚历山大将军认识到，他的进攻部队在进入波河平原之前就得停下来，所以要求各游击队解散。如果照办的话，他们岂非就要赤手空拳地听任德军和新法西斯分子的摆布？但是如果不照办，那么，没有盟军的装备，他们又怎么继续为战呢？
1944年12月，北意大利解放委员会派了四名代表到罗马。梅特兰·威尔逊将军代表英美两国政府终于承认北意大利解放委员会拥有实际权力，条件是委员会要答应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经济资源，执行盟军司令部的命令，以及要把解放了的地区的管理权交给盟军。一句话，就是北意大利解放委员会要从事战斗，但是不能发动革命。
博诺米政府跟着盟军军事领导人的脚步走。它授权北意大利民族委员会在意大利尚被占领下的地区中代表政府。委员会将代表罗马政府行事，它承认罗马政府为唯一合法当局。
就这样，意大利站在盟军一边，从法西斯时代杀出一条生路，并逐渐恢复它的独立。但是它的前途还不十分清晰，它还不知道当和平来到时会有一些什么条款强加于它，因此，到了1944年年底，抵抗运动的推动力量——国家再生的希望，已经受到了一些挫伤。虽然解放全国的步伐慢下来了，但是这个前景是否至少已经在望了呢？
六、英美关于战略的争执
在意大利战役之前和进行期间，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打赢战争的最好方法继续进行无休无止的讨论和争论。拉尔夫·英格索尔曾透露了这种长期紧张状态的内情，他这样归纳双方的观点：“美国人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直接的方法摧毁敌人的武装力量” [ 注：拉尔夫·英格索尔著：《绝密》，纽约，哈考特·布拉斯出版社，1946年版。 ] 。英国人的确也为同样的目标而奋斗，“但它是通过一种能保护英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利益的战略”。既然美国人手中掌握着行动的手段——海运和武器，以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掌握着人力，所以，英国人终于在理论上顺从了他们的思考方法，横渡海峡登陆应该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这个战役是关键性的最后的一仗，因此取名“霸王”作战计划，这个名字的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它的含义。
实际上，无论在安法，在“三叉戟会议”上，在德黑兰或者在1944年1月的阿尔及尔会议上，丘吉尔总是一有机会就企图修改这个行动计划。丘吉尔有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有时又采取转弯抹角的方法，比如说在爱琴海搞一次小规模的行动。实际上他主张的就是通过对巴尔干发动一次进攻，来扩大意大利战争。他稀奇古怪地把巴尔干叫做“欧洲的软肚皮”，如果可以加以比喻的话，这也是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因为它布满了崇山峻岭，只有一两条难走的道路可以通行。看来丘吉尔是想在中欧预先阻止俄国人。他在1943年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时，肯定并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因为那时他认为红军已经疲惫不堪，不会越出苏联的国界，而他最担心的倒是希特勒和斯大林别达成什么新的协议。一直到后来的“冷战”时期，他才发现自己很难否认，他曾经有过如此英明的预见。
实际上，如果比较一下双方的主张，可以看出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提出了两种战略观点，这两种观点决定于他们各自的物质资源和历史经验，事实上是体现了两个民族的固有特点。
美国的战略观点是一个富于自信的年轻民族的观点，它对战争的打法决定于它的工业力量。美国在战争中没有什么企求，既没有什么要收复的，也没有什么要取之于他人的。因此，它希望尽快结束战争，赞成壮观而迅速的解决办法。它的计划完全以军事考虑为基础。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就从来没有被请去参加过由罗斯福总统最亲信顾问组成的“小内阁”会议。美国军方只怕英国强迫他们分散兵力；美国的政治活动家们则担心，如果跟着他们的盟友“进入巴尔干”的话，他们就会随着英帝国主义卷入欧洲错综复杂的争吵中去。一般地说，他们不信任欧洲的政治活动家，认为他们“狡猾”。美国虽然基本上已经是世界大国，但是当时它还没有全面的全球政策，旧的孤立主义基础也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美国的计划很简单。他们希望尽快把战争打赢，这个任务一完成，小伙子们就可以回家了。
至于英国人，他们从悠久的历史中学会了估计失败的代价和忍耐的好处。他们担心横渡海峡举行进攻势必带来流血，这将使英国变得衰弱。他们批评美国人即使不是缺乏头脑，也是过于天真乐观，才会把他们要实行的这个庞大计划的困难估计过低，才会排除其他一切方案而非要这样干不可。阿伦勃洛克认为，美国人的推理太死板，太简单化，不懂得建造船只、装备和训练部队以及运输大量的装备是何等重大的问题。因此，他和丘吉尔始终主张同样的计划：从北面和南面威胁德国，把德国炸得粉碎，让德国去同俄国拼得筋疲力尽，然后，在最后一刻再把它致于死命。这样可以免得自己过分费力，还可以避免无谓的杀戮。除此之外，丘吉尔甚至当英国正在丧失作为世界强国手段的时刻仍然希望保持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他在想战争胜利后的欧洲，尤其是战后的英联邦。
双方都怀疑对方另有动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互相蔑视。英国将领对美国将领的评价很低，因为美国人不曾在印度打过仗。美国将领生于摩托、坦克和飞机的时代，把他们的英国同行视为自尊自大的过时人物。但是，有关这种讨论和纠缠的情况，当时的参与者在事后的回忆中有些言过其实，两国的历史学家也跟着他们那么说。其实，双方到头来总是达成协议的。英国历史学家埃尔曼写道：“在盟国之间有一种总的和谐气氛，对于已经作出的决定，双方都感到自己是完全满意的。”这样说并不过分。
最后一次争吵发生在意大利战事正酣的时候，争论的问题是有关德黑兰会议上已决定了的在法国南部登陆的事。这个行动只有同诺曼底登陆同时举行，才能充分具有意义。但是，谁能止得住胜利军队的步伐吗？在意大利境内指挥战争的将军们——亚历山大、克拉克和朱安——交出他们的资源并非心甘情愿。他们说，假使这些资源继续由他们掌握的话，通往布伦纳隘口和塔尔维斯的道路对他们就畅通无阻，以后就是巴伐利亚和维也纳了。丘吉尔成功地推迟了“铁砧”计划(在法国南部登陆计划的代号)，但是当他在八月初企图取消这次行动的时候，却惹起了普遍的反对。因为，取消这个行动就会危及“霸王”作战计划的结果。
“霸王”计划已属神圣不可侵犯。为了它的成功，已经集中了大量的资源，这样巨大的工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证它以胜利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