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攻势。德黑兰会议·第二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1943年7月－1944年5月)
从1943年夏季开始，红军象浪头一样接连发动攻势，开始时在两次攻势之间还有间歇，后来就连续不断，一直到德国战败。
与早先德军攻势不同的是，红军的攻势不受季节的限制，不论是冬是夏都保持着锐气。
先头部队每到一地，都是一俟大部队和辎重赶上，并为下一步进攻建立了稳固的跳板，便立即开拔。在这种凌厉的冲击前面，德军无力招架。他们只能在局部的进攻中和有限的时间里重新掌握主动。有时他们也能重新夺占一小块地盘或者守住他们认为重要的某一个地点，但是，他们即使能延缓苏军的进度，却始终未能打破苏军的进攻。即使他们在开始时得手，可是那种阵发性的努力也是短命的，因为这时他们在这条极长的战线的其他战场上已经被迫退却，最后不得不把所有部队拉到一些新的阵地上。这些阵地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是他们的部队被迫撤往的。
德国将领们在他们的回忆录里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希特勒的“错误”和俄国人的“特点”。他们曾盲目服从他们那个元首达四年之久，而且竞相为他的军事天才大唱赞歌。到了这时，他们才发现他原来是个自修生，或者说是个半瓶醋，一句话，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一个下士。问题的关键在于，到了痛苦的倒霉时刻，就不能继续承认那个人的权威和地位了，因为他仅仅在节节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才享有这种权威和地位。
至于俄国人的“特点”，据这些德国纪事者说，首先是气候条件。它被描写为“冬将军”，总是来得比预计的要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酷，而且主要是跟德国人作对。其次是苏联的兵源用之不竭，他们在美国装备的支持下压倒了德军。最后，苏联的经济和人民的落后性质；公路太少，使摩托化部队行动困难；以及那种“亚洲式”的不顾一切的顽强性，又使得他们哪怕是饿着肚子和即使是陷入重围也仍然要打到底。
如此之类的解释有一个方便之处，就是保护所谓德国国防军将领在战略上出类拔萃和他们的部下能征善战的神话不受损害。因为，把他们击败了的原来是一系列无法克服的不利条件，而不是比他们强的战士。可是这些解释是自相矛盾的。要是没有充分的后勤支持，人们怎么解释俄国人能及时把大批的大炮集中到应该集中的地点呢？要按照精确的计算在彼此相隔数百里的地方发动一系列相互关连的攻势，而且各路攻势严密配合，势不可挡地冲垮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军事天才们所建立的防御阵地。这可不是什么“鞑靼部落”所能办到的。为什么严冬和公路稀少阻碍了德军的进退，却阻挠不了俄国人的进退呢？
事实上，德国人是被比他们高强的对手打垮的。这个对手在人数上当然超过他们，但是在装备和质量上也比他们高强。苏联虽然丢失了最富庶的地区，但是他们生产武器的经济能力仍超过德国(美国租借法案提供的只为俄国本国产量的大约百分之八)。德国人正是被这种经济潜力击败的。再则，德军发现同他们面对的庞大人群，有着比他们炽烈的热情，战斗精神也比他们顽强，不管这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还是为了捍卫一种政治制度。最后，德军不得不在比他们高强的战略思想和后勤组织面前低头，这是因为苏联一代英气勃勃的年轻陆军元帅使战略思想和后勤组织完全符合于苏联境内的作战条件。
一、希特勒与对苏作战
在1943年7月，德国的最高指挥部并无任何变化，元首仍然是政治和军事的最高领导人；仍然保持着一个最高统帅部和一个陆军总司令部。事实上，正象德·科塞·布里萨克将军所强调指出过的，这两个机构已经不再是从属关系了，而是两个并列存在。对苏战争已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而陆总的参谋长蔡茨勒将军对希特勒是唯命是从的。希特勒把作战行动的指挥权抓在手里，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以致有时妨碍了负责具体指挥工作的军官，使他们不敢就地采取他们认为是必要的措施，唯恐元首会不同意。
希特勒有一个思想很顽固，就是对任何撤退行动都不能饶恕，因为他认为撤退意味着没有决心，或干脆就是失败主义。对锰、铁、煤、小麦等战利品，他也是只想紧紧地攥住不放。不过，他倒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在有一次接见了冯·曼施坦因之后，他准许他后撤大约三十英里；古德里安曾因为胆敢违拗元首而被撤了职，但是后来这位元首为了弥补这件事又把他找来，派他担任装甲兵总监。
看来，德国元首已经不认为仍有可能通过击溃苏联而取得胜利。他希望的是使战线尽可能离德国远一些，以待红军精疲力尽，“奇怪的同盟”会因为英美不肯举行登陆而破裂，然后再把当时已经达到制造阶段的新式武器拿来一使用。到了那时，他就能重新处于有相当决定意义的有利地位，使他足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解决这场战争。
但是他已经没有手段可以贯彻他的政策了。诚然，尽管在斯大林格勒吃了败仗，德军和德国人民的斗志仍然是高的。一些孤立的人物，如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在策划暗杀元首的密谋，但是这些计划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到头来都是一事无成。斯大林格勒之战以后，1943年3月德军在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发动局部性反攻，在冰天雪地和泥泞中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这些胜利是短命的，并没有击溃在已经开始化冻的顿涅茨河后面各个阵地上严阵以待的对手。然而德军这时在俄国战场上还有二百零六个师，五百多万人，另外还有十个罗马尼亚师、六个匈牙利师以及武装党卫队师。当时德国的全部武装部队一共是三百二十个师(除了在苏联的二百零六个师以外，二十四个在巴尔干，二十二个在意大利，五十个在法国和荷兰，十八个在丹麦和挪威)。看来德国已经把全部力量都使上了(当时在训练中的部队只有十五个师)，由于已经没有后备部队，要补充在苏联作战中损失的兵员已属不可能。
德国陆军并非没有威力强大的武器。他们对虎式和豹式重型和中型坦克寄予很大希望。虎式坦克重六十吨，配备八十八毫米炮一门，机枪两挺。豹式坦克重四十五吨，配备七十五毫米炮一门，机枪两挺。费迪南德式自行火炮重七十吨，装甲板的厚度有将近几英寸。这些坦克和自行火炮加起来共有近六千辆。
但是这些部队要防守的战线长达二千五百英里，其中有一千二百五十英里以上是脆弱的；胶着的只有列宁格勒北面的战线。每个师平均要防守六英里多的战线，每一个装甲师这时只有六十到一百辆坦克，因此装甲师的流动性大了，威力小了。本来，如果补充旧有的师的兵力，就是可以老兵带新兵，但是，希特勒宁愿组建新师，以增加师的数目。这时，陆军已经不再象1939到1942年那样，能够以掌握空中绝对优势的空军为后盾，因为德国已把百分之七十的战斗机用于保卫本土以抵御英美的轰炸，长期派在俄国战场的飞机仅仅三千架。只有少数的轰炸机被派去轰炸苏联后方边远地区，如雅罗斯拉夫的橡胶厂、萨拉托夫的炼油厂和阿斯特拉罕的汽油库。苏联的军火生产几乎不受什么影响了，因为德国飞机实际上已经力不能及。在前线，德国飞机在战场上集中的次数很少，而且飞机数量也不够，德军已经再也不能集中一千架以上的飞机了。
所以，只要算一算数字就能清楚地看出，德军不但再也不能象前几年的夏季那样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且连保护自己的战线也极其困难。作为预防措施，陆军总司令部战战兢兢地提出了缩短战线的主张。但是，希特勒想要重新掌握主动，决定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一场新的进攻。
二、苏联的作战
红军在1943年7月的时候兵力达六百万以上，因此在人数上对德军占优势，虽然还不是压倒优势，但是已足以从一个地方抽调一些部队到另一个地方，从而大大增强某一个战区的兵力，更主要的是，红军的后备力量几乎是无限的。此外，红军的坦克、飞机、尤其是火炮的数量都超过敌人，计有火炮十万门，坦克近六千辆，飞机八千余架。这时，红军已经把一种新式的一百毫米反坦克炮和LA－5战斗机投入作战，后者配备炮两门、火箭六枚，能携带炸弹四百五十磅，时速三百七十五英里。
苏军指挥当局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要考虑的战线只有一条，因此他们可以制订长期的战略，用不着考虑其他战场上的形势可能如何发展。苏联的历史学家把苏军指挥工作的组织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败退阶段，在这个阶段，各地区的司令官或多或少自己相机行事。然后，在稳定时期，统帅部用派代表到战场传达指示的方式掌握战争。到了不断发动攻势的时期，最高统帅部亲自指挥每一个战场。
这样划分责任引起了斯大林“元帅”个人的作用问题。今天苏联的历史学家们想要缩小他的作用，但是看来任何决定都非经他批准不可。至于他本人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了计划过程，虽然更难估计，但是却不能完全加以否认。即使他已不再被认为是“科学的指路明灯和天才的军事理论家”，就象华西列夫斯基元帅1953年3月9日在《真理报》上所形容那样，但也必须看到：现在对他的那些苛刻的评判只涉及到俄国遭受挫折的时期，不涉及取得胜利的时期。不能把初期的挫折全都记在他的账上，而又否认他在胜利时期有任何功劳。
苏联的战略是适应战线异常之长这个特点的。因为战线长，所以不可能象色当战役那样在敌人防线的狭窄地段举行决定性突破；要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就得注意避免把“探针”向敌人防御阵地伸得过远，而是要不停地在整个战线打击他们。通过接连发动的、几乎是不间歇的正面纵深作战，这个目的达到了。几个集团军群——苏联历史学家称之为“方面军”——在三百多英里到六百英里长的广阔的地段上发动攻势。但是，在选定来举行决定性攻击的经过仔细划定范围的战线上，进攻部队集中兵力在夜间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也有一种无法辩驳的好处。俄国人在每一英里战线上竟投入了三千到五千人，坦克八到十五辆，火炮六十到一百门。
在突破口达到一百二十到三百英里的纵深之后，敌人为了堵住缺口而不得不从其他地段抽调部队，进攻部队就停止推进。但是，与此同时，俄国由于拥有比德军充足的预备部队(苏联由于人口众多而使预备部队源源不断得到补充)和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又能够准备其他的攻势，再接再厉打击敌人。再则，在某一段战线行动起来的时候，其他战线并非静止不动；协同性的进攻使敌人无法迅速判断主攻方向，因此反击也来得很慢。
采取这种战略的前提是，庞大的部队要掌握巨大的机动性，而且必须完全了解和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后勤问题，因为只有先把疏稀的铁路和公路网修复，才能不断地推进(在个别情况下，俄国人用人工渡口和“水下浮桥”的办法解决了渡河问题)。在这种战略下，德军不得不打一场与他们受的训练不一样的战争。诚然，坦克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已经不能再实现决定性的突破了，它们犹如上古的巨兽，被围在摸不清头脑的斗争中，而俄国人正是极力要在这当中把对手拖得精疲力尽。苏联空军全部上了战场，包括战斗机、轰炸机和战术飞机。战争末期担任空军司令的诺维科夫元帅在谈到空军的战术时说(他显然是转述斯大林的信条)：“只有通过各军兵种之间的密切合作才能在战争上取得胜利；因此空军的根本任务是帮助和支援武装部队。”
与德国空军在1939和1940年的做法和英美空军的策略不同，苏联空军并不是一开始就去轰炸敌人的远近后方，以便摧毁交通线或敌人的经济潜力。苏联战略的特点之一是，用“游击”部队使敌人的后方陷于瘫痪，这些“游击”部队不是小股的破坏小组，而是以一切可能的办法组织起来的真正的部队。它们分散在广大的地区，通过无线电台直接受最高统帅部指挥，在红军逼近时展开行动，并同红军配合作战。
这种防御方法简单而有力，并且能随时适应条件的变化。从概念上说，这种方法同1914－1918年时期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虽然威力比那时强大得多。俄国战略家为他们不幸的法国同事们提供了事后的证明：炮兵和步兵的确再次成了“战场的主宰”，只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们非有坦克和强大的空军支援不可。
就这样，俄国人大大发挥了炮兵的威力，使之达到了几乎是无限的程度。尤其是，他们最充分地利用了喷射式火箭炮组，部队里把它亲热地取名“喀秋莎”，或者奉承地称之为“斯大林风琴”。它的优点是火力迅猛而集中，部署极为灵便，就位后很快就能准备好发射。苏联从1943年开始组建自行重武器师，到1943年年底已经组成了七个师，另有十三个独立旅和一百一十七个独立团。
一般说来，战斗以火箭炮齐射开始，每一门都一次发射出八枚火箭。在作了这样的火力准备之后，坦克向前进攻，继之以步兵，在步兵占领地形的同时，工兵挖掘防御工事。在战果巩固以后，“喀秋莎”便用来对付敌人的反攻，特别是对付坦克，它们打散敌人的兵力集中，使敌人难于布置新的防线。这种火箭炮的炮火有时能把距离两英里半到四英里之间目标一扫而光，使步兵能够立即加以占领。
三、“堡垒”军事行动
1942－1943年冬天即将结束时，南部地段的德军战线不得不从顿河后撤到顿涅茨河，南段与中段的衔接处形成曲线，奥廖尔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德军战线向东突出，但是在这两地之间，俄军已深深地向西楔入，形成一个袋形阵地，历史上称之为“库尔斯克突出部”。
希特勒决定缩小这个袋形阵地。古德里安和冯·曼施坦因只希望发动一次有限进攻，时间不晚于五月，意图是打乱和推迟意料中的俄军攻势(事实上德军似乎已经把在此之前一直是俄国人专用的拖延战术接收过去了)。与他们的主张大不一样，元首在从不向他说一个不字的蔡茨勒的附和下，决定把装甲部队的一半投进去。德军总共集中了三十三个师，包括九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师，总兵力达九十万，坦克二千七百辆，飞机两千架。
准备这场大规模进攻是需要时日的，所以，虽然最初打算在五月份动手，但是一直到七月才开始。俄军已有察觉，并且知道有虎式和豹式坦克(他们曾缴获一些坦克并找出了它们的弱点)，为歼灭这些坦克作了准备。因此，俄国人建立了纵深防御阵地，集结了十一个常规集团军，三个坦克集团军和三个航空集团军，平均每十五英里部署四个师，中段战线平均每五英里四十辆坦克，两百多门迫击炮。他们对敌军的组成和进攻方向，对他们的实力和进攻时间表，估计得都是正确无误的。他们把百分之五十的自动步枪、机枪和反坦克枪专门用于对付飞机；他们的步兵在专门布置的地形上进行了训练；苏军司令部侦察到敌军兵力部署的变化，并随之而相应改变自己的部署。为了对付这场大厮杀，准备工作做得再好没有了。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把苏军的这种计划归功于斯大林——不过这是“非斯大林化”以前的事情了。据他说，斯大林否定了一项立即进攻戈麦尔和哈尔科夫的计划，然后，为了遏制德军的进攻和强渡第聂伯河，斯大林决定先制止敌人推进的锋芒，迫使他们进行一场消耗战，然后再粉碎他们。在这第一阶段防御之后，其实甚至在这个阶段尚未结束的时候，就从斯摩棱斯克向亚速海发动攻势。选择这个进攻方向是因为要在西南方获得丰硕的战果，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保卫高加索的部队不至于同来自斯大林格勒方向的部队断了联系。
由此可见，两个阵营都完全明白他们即将交锋的这场战役的重要性。希特勒在给德军的指令中强调，“这次对苏战争的成败可能取决于这次战役的结果”。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之战的战果是前功尽弃还是得到巩固，将取决于这个战役。但是，在对垒双方中，这次是俄国人在各个接连的阶段中制订了最雄伟的计划。
库尔斯克战役开始于1943年7月3日。俄国部队采取主动，用密集的反击炮火阻止敌军在预料中的进攻，后来，德军终于发动了进攻。到7月5日晚上，德国在苏联第十三集团军的地段切出了一块纵深四、五英里的袋形阵地，但是他们到7月8日晚上似乎已经失去了劲头，前进的速度慢下来了，他们楔入的袋形阵地，深度只不过七英里半。
四、普罗霍罗夫卡“大混战”
德军楔入最深是在7月9日，向奥博扬方向楔入了二十二英里。然后，他们企图向库尔斯克的南面迂回，于是在7月12日展开了苏联历史学家称之为“普罗霍罗夫卡大混战”的坦克大战。
双方各出动坦克一千余辆，在飞机大炮的支持下，相斗于一片面积有限的土地上。俄国人的命令是“叫敌人鲜血流干”。由于双方短兵相接，因此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自行火炮都无法发挥威力，后者因为没有辅助武器，已证明在遭到近距离攻击时犹如泥足巨人。战场上硝烟弥漫，尘土滚滚，震耳欲聋，一颗颗穿甲弹穿透对方坦克的装甲板，使弹药纷纷爆炸，炮塔炸成碎片。
双方都几乎没有步兵参战，在纵深只有两英里半的区域里，完全由坦克进行战斗。由于彼此犬牙交错，难分难解，所以除了稀稀落落地有些火炮和反坦克炮在射击以外，炮兵难以发挥作用。同样，轰炸机也没有直接参加这场“大混战”，因为已经难以区分敌我了，它们只能轰炸战场外面的供应车队。康斯坦丁上校说得很对，规模如此宏大的坦克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空前绝后的。
德军虽然已经竭尽全力，但是他们的进攻并未成功。冯·克卢格和冯·曼施坦因在7月13日被召到元首的总部。7月17日，陆军总司令部从库尔斯克前线抽走了两个装甲兵团，因为苏联在别处发动了进攻。在这同时，盟军在西西里的胜利和墨索里尼的垮台，也使元首无暇他顾。“堡垒”战役是德军企图在东线夺回和掌握主动权的最后尝试。这个企图以失败告终。
五、1943年苏联的夏季和秋季攻势
但是，德国人还一度以为他们已经使俄国部队无力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了，他们很快就知道自己想错了。横贯南北的整个战线逐渐移动起来。
为了保持向意大利派遣部队的可能性，希特勒下令把部队撤退到某条“哈根线”。实际上它只是纸上防线，因为德国元首曾禁止在第聂伯河上修筑任何防御工事，唯恐因此而鼓励了他的那些动不动就产生防守思想的将军们。
苏联陆军是按集团军群即“方面军”布署的。从拉多加湖到斯摩棱斯克的沃尔霍夫方面军、西北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都待命不动。但是从斯摩棱斯克到黑海，一次规模巨大的推土机式的行动开始了，领导这次行动的是一些在此之前默默无闻的将军，现在他们的名字已经由于他们的赫赫战功而载入史册。
第一次进攻7月12日在“西部方面军”的左翼开始，由索科洛夫斯基(他在1939年时还是一位准将)指挥。9月27日攻占了斯摩棱斯克。
波波夫指挥下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为库尔斯克突出部解除了从北面遭到任何攻击的危险。他在8月5日攻下奥廖尔，17日攻下布良斯克，在9月底已经逼近莫伊列夫。他在左面得到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中央方面军”的支持。罗科索夫斯基是一位曾同高尔察克海军上将打过仗的老将，在1939年的时候是骑兵准将。
然而，在攻克别尔哥罗德之后，苏军攻势中范围最广阔的一场进攻是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南面发动的，虽然这个行动是在把“堡垒”战役所造成的创伤养息好了之后，一直到8月3日才开始的。瓦杜丁(打败保卢斯的主要人物之一)指挥的“沃罗涅什方面军”和科涅夫(出身农民，1917年时任政委)指挥的“草原方面军”，以哈尔科夫为目标，发动了钳形联合攻势，8月23日攻克该城。
再往南，是曾经参加法国外籍军团的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和托尔布欣指挥的“顿河方面军”，托尔布欣也出身农民，在1915年时是一个二等兵。“西南方面军”在9月初拿下了斯大林诺，“顿河方面军”则沿亚速海挺进。
德军处处后撤，已无立足之地。能固定使用于东线的飞机只有一千五百架，而且机上人员需要休整。作为预防措施，德国空军的修理工厂和供应仓库也后撤到了波兰境内。
10月1日，前线推到了戈麦尔，经过切尔尼戈夫的西面，靠近墓辅、切尔卡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和美利托波尔。只有渡过刻赤海峡在克里米亚展开的尝试没有成功。斯大林决定暂时不去动克里米亚，命令托尔布欣向敖德萨进发，因为克里米亚一旦成了孤岛，自然就瓜熟蒂落了。
苏联的攻势在整整一个秋天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即使有停顿，也只是为了使各集团军群能够重新集结部队，而与此同时它的友邻部队又转而进逼敌军。
到10月7日，第聂伯河上已经建立了三个桥头堡，其中两个在基辅的北面和南面。14日攻下了扎波罗热，25日攻下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在第聂伯河河湾地区的德军大有被包围的危险，亏得克里沃伊罗格这个据点奋力抵抗科涅夫部队的围攻，他们才算突围而出。
托尔布欣先后攻下了马廖波尔和彼列科普，至此，克里米亚四周已被切断，斯大林的计划实现了。基辅在11月6日被攻克。11月15日，苏军开始在全线同时推进。在北部，索科洛夫斯基逼近维切布斯克，罗科索夫斯基攻下了戈麦尔，瓦杜丁攻下了日托米尔。
冯·曼施坦因在11月17日发动了旨在拖延时间的反攻，再次攻下了日托米尔，但是由于未能达到基辅，日托米尔得而复失。到1943年年底，从斯摩棱斯克到赫尔松，俄国部队已经推进了大约一百九十到二百五十英里，歼灭或重创敌军一百个师。同时，使希特勒大失所望的是，苏联同它的英美盟友之间的联盟并未破裂。
六、“三大国”在德黑兰
1943年10月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进行了准备，接着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开罗同蒋介石举行了会谈。在这以后，按照不同的地位、脾性和方式分别在本国负责同盟事疽的三位领导人，从11月28日至12月1日首次在德黑兰举行了会谈。在此以前，他们只是信件来往和派遣特使，只有丘吉尔曾分别同另外两位伙伴进行过私下会谈。
从表面上看，罗斯福和丘吉尔既然私交很深，似乎常常可以联合起来对付斯大林(这时他对苏联作战的目的和要求已经开始有所透露)。其实，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自知没有履行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而意大利战役又只能算是塞责而已，所以他们在斯大林面前是不免感到尴尬的。另一方面，那位被戴高乐将军称为“政治上的老调情者”的罗斯福，也打算要去征服斯大林。这位俄国领袖简直是太乐意这样了，他邀请了这位总统来主持会议，并为美国总统能以友好态度听他讲话而感到高兴。
罗斯福甚至想到过背着丘吉尔去同斯大林单独会见。他曾向斯大林建议，“两个感情一致的人……在太平洋最北面的某个地方……会晤”。他对布利特说：“斯大林要为他的国家谋安全，如果我把我国能给的一切都给他而不要求任何回报，那么，君子以德报德，他就不会去兼并任何地方，会为建立世界和平与民主而努力。” [ 注：后来丘吉尔听到这种令人吃惊的打算时大为惊愕，而罗斯福却把责任归咎于“下级”。 ]
罗斯福对他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佩金斯谈到他如何打破了同斯大林之间的冰块时说：
开头三天我丝毫没有取得进展。我无法同斯大林建立任何个人联系，虽然他不论要我做什么我全都照办了……他端正、死板、严肃，不露笑容，没有一点人情味可容人接近……我觉得在私人交往上毫无进展，相当泄气……想了一夜之后，我打定主意，好歹再试一下……我在谈判桌旁一坐下来就开始打趣丘吉尔，说到他的英国脾气，说到约翰牛，说到他的雪茄烟，还有他的一些习惯。斯大林开始感到兴趣了。丘吉尔涨红了脸，绉起了眉头。他越这样，斯大林越笑，终于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三天来我第一次看到了光明。我继续说下去，直到斯大林同我一起放声欢笑，这时，我称呼他“约大叔”……从这以后，我们建立了个人的关系……坚冰打破了，我们之间象人与人和兄弟与兄弟一样地谈话了。
至于斯大林，他处处对罗斯福表现出很尊重，还邀请他住到苏联大使馆去，把自己住的房间让给他。这一天结束时，在频频举杯和酒醉饭饱以后，两位盎格鲁－撒克逊人发现他们的这位斯拉夫伙伴是一个性格愉快和脾气很好的人。总之，是一个好人……除了一件事情：他用毫无感情的声调发表了一个惊人的声明，说要使世界摆脱普鲁士军国主义，就非得枪毙五万个德国军官不可。斯大林最后把这番话说成是开玩笑，但是却引起了丘吉尔的愤然抗议。
三大国的领袖在分手时发表了如下声明：“我们怀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里，我们即将作为事实上、精神上和意图上的朋友而离去。” [ 注：但是英国人，特别是艾登，远不如美国人乐观。 ] 实际上，斯大林利用苏联人民的痛苦遭遇和红军的战绩，在许多问题上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
七、在德黑兰作出的决定。第二战场
丘吉尔向两位伙伴阐述了他的“地中海战略”。他主张在意大利尽可能迅速推进；另外，或是与此同时，或是在此以后，把战争打到博斯普鲁斯地区和巴尔干。他没有确切地说明究竟打到巴尔干的什么地方，但是，当时英国人对铁托正寄予很大希望，首相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对他的战斗精神已作了好评，而且，也正是因为瞩意于铁托，英国人在把米哈伊洛维奇考验了一番以后已在不久前完全舍弃了他。丘吉尔发现斯大林和罗斯福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起来反对他。斯大林极力强调说，应该优先考虑在法国大举登陆，一面横渡海峡，一面从地中海登陆，双管齐下，前者以“霸王”为代号，后者以“铁砧”为代号。
直到举行第三次会议，而且经过了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单独会谈，才决定在1944年5月开始“霸王”军事行动。斯大林为了对他的两个伙伴施加压力，起初说苏联只有在登陆之后才发动攻势，但是他后来还是答应在与登陆行动差不多的时候发动攻势，而且将在几个地段展开进攻，以便把尽可能多的敌军牵制在东方。三国的总参谋部之间将要建立密切的联系。
这个重大决定使英美在西方的战略最后肯定下来，是斯大林为他们解决了分歧。今后意大利将成为次要的战区了。
斯大林对巴尔干的兴趣并未逃过他两个伙伴的注意。显然，这位格鲁吉亚人想把巴尔干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出于同一原因，他反对丘吉尔所提出的建立“多瑙河联邦”的主张。斯大林把眼光放得很远，而另外那两位虽然不是蠢人，可是在当时并未想到红军有一天会强大到足以使这种又庞大又遥远的目标成为具体的事实。斯大林表现出对铁托并不太支持，这似乎证明英美当时的那种态度是有道理的。他应艾登的请求才向南斯拉夫游击队派出了代表团，自己却不提出这个主意。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斯大林已经初露马脚。他使英美承认了苏联在太平洋获得不冻港出海口的权利，罗斯福甚至暗示苏联可以收复旅顺口和大连，而这件事他在几天之前还对蒋介石讳莫如深。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正式的条款：除了把佩萨莫交给俄国人以外，芬兰还应该恢复它1940年的边界，同德国绝交，自己把德军赶出芬兰，向苏联付出相当于它一年的国民收入的战争赔款。芬兰是唯一向美国偿还了全部债务的国家，而且美国政府并未对芬兰宣战，所以，罗斯福为芬兰人辩护，但是白费了唇舌。在苏联兼并波罗的海诸国的事情上，斯大林说了一句话——“按照人民的意愿”，暗示这个问题已经根本解决了。
至于西欧，斯大林明白地表现出不感兴趣。他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当时在北非和意大利所做的事情表示赞成，还承认直布罗陀的领域可以扩大。他曾鼓励法国共产党既支持戴高乐，又不同吉罗破裂；他说，照他看来，贝当仍然代表“那个统治阶级已经腐朽透顶”的法国。这样说等于是叫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于尊重法国的领土完整用不着过于操心。斯大林甚至提出，比塞大和达尔喀应该成为国际基地。
事实是，他在养精蓄锐，以备在波兰和德国取得他想要取得的东西。
八、波兰问题
据波兰总理米科拉伊齐克说，艾登在去莫斯科之前向他表示，苏波之间恢复良好关系的唯一希望，在于波兰放弃1939年被俄国占领的领土。对此，米科拉伊齐克当然大为惊恐，于是就想要再多打听一些英国的意图。在丘吉尔和艾登动身去德黑兰之前，他作了一番努力，想同他们会晤。但是英国人拒绝见他，因为他们已经作出了一个违反波兰利益的决定，所以对于这个1939年的盟国尤其觉得难以为情。波兰总理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表示坚决反对任何侵占波兰领土的行为，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他就立即宣布废除波苏协定。
所以，在德黑兰会议上作出的有关波兰的决定保守了秘密。 [ 注：罗斯福极力坚持要保守这个秘密，因为他即将进入竞选期，不愿得罪几百万波兰裔的美国选民。 ] 事实上，斯大林的方案已被接受。波兰边界将向西“挪动”，而以德国的领土来补偿，波兰将得到东普鲁士、包括什切青在内的波美拉尼亚和德属西里西亚，但是要把俄国人根据苏德条约取得的波兰领土放弃给俄国人。斯大林还加上了柯尼斯堡，他强调说，“到了那时他就能扼住德国的咽喉”，而且苏联在西北部还没有不冻港。他还要求得到利沃夫。不论他的伙伴是谁，也不论他是同谁谈判，反正要说服斯大林改变他的政治目的是永远办不到的。
丘吉尔和罗斯福什么都同意了。丘吉尔甚至冷漠无情地用三根火柴比划了东欧的新边界。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只要波兰政府接受，他也就接受。他还提议，在波兰和俄国恢复外交关系以前，先不要把协定确定下来。但是斯大林对这一点默不做声，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自有打算，而另外那两个人也有意地不去鼓励他把打算明说出来。
于是，波兰这个希特勒侵略的第一个受害者的命运，就在没有它参加和也没有让它知道的情况下决定下来了。它的领土将要在英国首肯下遭到宰割，而英国当初宣战正是为了保护波兰的领土完整。波兰又一次成了三大国之间秘密协定的议题，它挡在它们协定中间，于是它们就牺牲了它，以便维持这个协定。丘吉尔不忙于把英国背信的事情公开出去，一直到1944年1月，他才向米科拉伊齐克提到这个协定。米科拉伊齐克枉然地提醒他注意：当初英国支持的是按照1921年里加条约划定的波兰边界，而不是支持它当时所赞成的“寇松线”。
1944年2月22日，丘吉尔把有关波兰边界决定的大致条款通知了下院，这等于说，这种决定已是不可更改的了。但是，他的确代表波兰人向斯大林说项，要求讨论一下有无可能把波苏边界划在里加条约所规定的线与寇松线之间的某处。斯大林断然拒绝了。在整个这件事情上，美国放弃了他们主张的领土问题留待和平以后解决的原则。他们把波兰问题交给有关各方去解决，这等于是听任波兰自生自灭。波兰提出了保证波兰两部边界的要求，丘吉尔和斯大林答应可以这样做，但是与此同时，丘吉尔又向波兰政府透露了苏联的一个要求：波兰政府的组成需要研究和改变。这是从根本上对大西洋宪章庄严原则的莫大嘲弄。
九、德国问题
波兰问题的解决办法预示了德国的命运，因为按照这个解决办法，德意志人居住了不知多少世代的领土将被剥夺，大批德意志血统的居民将移居他乡。这只不过是纳粹德国将要在它的征服者手中受到的严厉处置的一个方面，征服者们在要严厉处置它这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
罗斯福主张把德国分割成六个自治区，即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黑森(和南莱茵兰)、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另有两个地区——基尔－汉堡地区和鲁尔－萨尔地区置于联合国保护之下。一句话，他希望剥夺德国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基础：普鲁士的领导力量、领土的统一、以鲁尔和汉堡为主要基地的德国经济力量。科德尔·赫尔拟订了一项计划，要对整个德国实行军事占领和三国管理，使德国彻底非纳粹化和非军事化，并使它付出大量战争赔偿。摩根索比这更进了一步，主张全都取消德国的工业，使它降为纯粹的农业经济——这也正是德国曾经企图加诸被征服国家的命运。
丘吉尔也认为普鲁士是泛德意志主义的温床，但是他担心罗斯福主张恢复的那些小国可能是死胎，他建议类似恢复哈布斯堡帝国的办法，建立一个同奥地利和匈牙利联合的“象母牛一样和顺的大多瑙河联邦”，包括巴伐利亚、巴登、萨克森和符腾堡在内。
斯大林的政策比较含糊，他的意图也比较神秘莫测。他在正式场合的讲话中总是对“德国法西斯”和“优秀的德国人”加以区别。他不愿“把希特勒匪帮同德国人民混为一谈”，因为“希特勒转瞬即逝，但德国人民却是永存的”。所以，应该摧毁的不是德国，而是“希特勒的国家”。斯大林并未忘记，战争还没有过去，必须防止德国人或是由于惧怕，或是由于狂热的爱国情绪而矢忠希特勒。因为这个缘故，他虽然原则上同意要德国无条件投降，却表示了某些保留。
可是在避开了公众的耳目和没有任何德国人听得见的场合，他对伙伴们述说的却是另一种观点。早在1941年12月16日，当时德军尚在敲打莫斯科的大门，他就向艾登谈到了肢解德国。在德黑兰，他毫不隐讳地赞成罗斯福的方案，甚至要把德国分割得更小和更弱。他也反对丘吉尔的联邦方案，认为其中包含着德国重新统一起来的危险。他说：“德国人全都一个样，北方人和南方人毫无差别，打起仗来都象野兽。”
在德黑兰会议上，德国尚未在三个盟国之间成为不和的根源，反而促进了它们的联合——不过是以牺牲波兰的利益为代价的。德国未来的命运，也同样笼罩着已成为红军和苏联禁脔的整个东欧。
十、1944年苏联的冬季和春季攻势
苏联1944年的冬季攻势比1943年的夏季攻势更带局部性，但是攻势一直没有停顿，也没有一个战区静止不动。最高统帅部加强了已经取得的阵地，为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作好了准备。夏季攻势的方向是根据政治原因选定的。它向南发动进攻，打击多瑙河流域诸国。当时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已经因为德军遭到挫败而陷于慌乱。
在北部，列宁格勒已经完全解除了威胁，德军的一些据点在二月份被攻克，红军三月份到达了纳尔瓦和派帕斯湖。
瓦杜丁在收复日托米尔之后向北面的普里皮亚特河方向和南面的布格河方向推进。一月份，冯·曼施坦因发动的一次局部性反攻，把他阻止在文尼察。朱可夫代替了瓦杜丁。朱可夫出身农民，当过工人，1917年时在军队里是一名军士，曾任他所在团的苏维埃委员。他做过保卫莫斯科的组织工作，担负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协调任务。他和科涅夫共同指挥了喀尔巴阡山脉方向的大规模进攻。这场进攻在3月15日开始。
进攻力量之猛和范围之广，使整个德军战线崩溃了。三月份，科涅夫攻下乌曼，渡过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在他的左翼，马利诺夫斯基在二月份终于完全消灭了克里沃伊罗格德军的抵抗，4月10日攻克敖德萨，同月13日也到达了德涅斯特河。罗马尼亚部队已经丢失了特兰尼斯特里亚，他们的雄心壮志已经烟消云散。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必须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进行自卫。可是，希特勒把他们的最后七个师扣留在克里米亚不放，他们又怎能保护得了自己呢？
希特勒事实上拒不同意耶内克将军打开“彼列科普缺口”，开辟一条向北的退路，也不听安东奈斯库的苦苦哀求。希特勒这样做是听了邓尼茨将军的主意，邓尼茨认为，如果丢了塞瓦斯托波尔，就会严重影响黑海形势；他还认为有可能从海上为守军提供补给品，那样就能使他们坚持相当长的时间。戈林担心罗马尼亚的油井会遭到从克里米亚起飞的飞机的轰炸，这种担心对希特勒也起了影响，因为这正是德国元首想起来就害怕的事情之一。他还担心，在黑海采取任何撤退行动，对于象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样动摇不定的盟友和土耳其这个犹豫不决的中立国会产生巨大的反响。但是，在攻克敖德萨之后，红军从北面向克里米亚进攻，不到一星期就占领了整个半岛，德军的大炮丢了四分之三。希特勒批准撤退伤兵，而不允许其他人撤退。由于他需要找一个替罪羊，于是就撤了耶内克的职。但是，到了5月8日，德国守军不得不仓促搬退，十五万人溃不成军。5月12日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这一次，希特勒又是在离战场几千英里之外，在对实际形势并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了影响深远的决定。
希特勒把冯·曼施坦因革了职，用早先也已被他革了职的古德里安代替了蔡茨勒。但是更换将领并不能防止德军混乱地溃退到科韦尔、卢兹克、塔恩诺布尔、斯坦尼斯拉夫、雅西和蒂拉斯波一线。
俄国人乘机休整，并且迅速修复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遭到的破坏——特别是交通。早在1943年这种重建工作就成了国防委员会主要关心的工作。在1943年和1944年，修复了两万五千英里铁路和主要的发电站；煤产量恢复到了四千四百万吨，钢产量恢复到了近三百万吨，铁产量也达到差不多的数字。据苏联历史学家估计，在这两年期间苏联解放区的生产总值增加了两倍。
由于人力和机器不够，国防委员会作了安排，由重建的企业同曾经接替它们生产而在“东部各州”新建的企业直接挂钩。这样，顿巴斯的每一所工厂，都在乌拉尔有一所与它同一部类的孪生厂向它提供机器，即使乌拉尔厂的产量因此受到限制也在所不惜。又一次大迁移行动开始了，但是这次是往回走了。人力还不够时，就用征召的办法。十二万集体农庄庄员转业到了煤矿。
军事上和经济上所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光用苏维埃国家的组织形式和苏联共产党的推动力是解释不了的；这里面包含了人民意志的极大激扬，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游击运动上。
十一、游击战
希特勒自以为是克劳塞维茨 [ 译者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军事学家。 ] 的信徒。但是，克劳塞维茨在他著名的公式“战争是政治的延长”中所说的政治，是指对需要和目的的合乎理性的、统一的概念。“消灭苏联”既不合乎理性，而且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也就是说，不但是狂妄的，而且是错误的。进行无限制的战争并不是政策。事实上是手段反过来支配了目的。这种偏差正是克劳塞维茨指出过要防止的。他在著作中写道，要警惕“战争力学”，它会使人因为把精力集中在逐日的战事上而忘记引起战争的原因，以致战争的目的随着战场上的失利或得胜而变更。
对于苏联国内的反共分子或者非俄罗斯族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情绪，德国元首没有决定过一种首尾一致的态度。诚然，在弗拉索夫组织的“俄罗斯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下，达本多尔弗集中营成立了一个训练宣传工作人员的学校。这个委员会还出版供苏联战俘和支持它的人阅读的报纸，以致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人不断增加。但是，一听到在库尔斯克战役中那些变节分子又成千成万地投奔了苏军的消息后，希特勒大发雷霆，下令在四十八小时内把弗拉索夫的部队调到西方！约德尔坚持要弗拉索夫签署一封致他的支持者们的公开信，表示赞成这种调动。据波得·克莱斯特说，在1944年年初，“东方营”的总人数是六十五万人，其中包括土库曼人十一万，高加索人十一万，鞑靼人三万五千，哥萨克人六万。但是这些部队没有任何自主权，而且分散在德军的各部队里，每一个战区都有这种人服役——在法国的里昂、洛里吊、罗德兹、奥列龙等地方都有他们的踪迹。这些人确实是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征召入伍的，但是德国人完全把他们作为雇佣军对待，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在苏联各族人民中间起到煽动叛乱的作用。
另一方面，德国人的暴虐行为本身，已经足以使苏联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占领当局。在人民中间进行组织工作的是红军的一股股溃散部队，因为德军在挺进途中顾不得俘虏他们，只是把他们击溃了事。看来，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红军都没有料想到游击队的自发反应会如此强烈，对德军作战的规模会如此可观。当时党组织在德国人的镇压行动下已经瓦解，而红军则象任何国家的正规军一样，对这些由人们志愿结合起来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队伍是持怀疑态度的。
抵抗运动最初的领导者往往是与党并无联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孤立的个人。接着，共产党就着手从莫斯科组织这些人的行动。他们通过无线电播发指示，出版报纸并用降落伞进行空投，派顽强的共产党员组织者去参加这些队伍。党逐步地控制了每一线的游击运动，甚至还组织了各种会议。对游击队员的思想灌输工作由政委掌握。他们的精明做法之一，是把游击队员视为已经表现出不愧为共产党的人，视为似乎是响应号召争取成为共产党员的人。
同红军的联络至少在理论上说很容易，因为列宁对颠覆战术的规则有过论述，战前苏联的军事训练制度中也有这方面的教育，而且举行过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配合行动的演习。但是，由波诺马连科领导的游击战总参谋部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据波诺马连科说，苏联秘密警察的大头目贝利亚曾同他作对。据说统帅部对游击队的作用也表现过某种怀疑。
无论如何，由于苏联幅员辽阔和德军已经攻入内地，所以必须实行某种分散主义。不过，到1943年下半年，已经做到了差不多完全由中央进行指挥。在那以后，当红军挺进时，就负起了控制和调动自己战区附近游击队的责任。红军给游击队空投武器，向他们发指示。游击队领导人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参加了特别训练班。
因此，苏联的抵抗运动显示了一种独创性，因为它在活动上是努力同设在本国国内而不是设在国外的正式政府和正规军配合的。要估计苏联抵抗运动的重要性，这是相当困难的事。举一个原因来说，苏联的历史学家很少谈到苏联国内的通敌分子活动情况，而通敌分子的活动与抵抗运动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抵抗运动正是对这类人的克制力量。再则，某些关于抵抗运动的介绍免不了宣传性的倾向。苏联共产党认为抵抗运动是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的一个环节，是介乎反资本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之间的运动。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抵抗运动非常活跃。他们铲除占领者指定的市长和其他权力当局；他们暗暗地掌握了那些取代集体农庄的组织，以便向游击队供应食物；他们传达莫斯科电台发布的种种指示。尤其是，他们早在1942年就转入直接行动，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有时投入行动的人数达数千人之多，破坏的目标是车站、铁路线、水库，德军仓库和桥梁。此外，他们还在顿巴斯破坏工矿，使占领者控制下的煤、铁和工业品产量大大下降。到1942年年底，在斯摩棱斯克地区活动的游击队达一万九千人，在布良斯克一带活动的达两万人。在同一时期里，游击队在广大的地区重新建立了苏维埃机构(在维阿兹马建立了五十八个农村苏维埃)，在布良斯克周围方圆近四千平方英里以内有五百多个地方得到了“解放”。一支支运输车队由游击队护送着，胜利地穿过德军防线而进入列宁格勒——有一支运输队的车辆达二百二十辆之多。一支由列宁格勒学生组成的游击队袭击了二十四个机场，使二十三列火车出轨，破坏了一百四十辆汽车，缴获了八百支步枪。游击队还袭击敌人的小股驻军(有时敌军达几百人之多)，以致德军在那年冬季放弃了大部分村庄。
在红军转入攻势的时候，游击活动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因此，库尔斯克战役是以德军防线后面的破坏活动为前驱的。红军甚至有计划地朝游击队控制地区的方向发动进攻。另一方面，游击队有时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与进攻途中的正规部队会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两重任务：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同时又建造桥梁、修复公路和占领具有战术意义的地点。
还有一点也同样可以肯定，这就是德国人根本没有料到会遇到这种作战方式。希特勒在1941年7月说过，“游击战将使敌对分子归于消灭”，但是事隔一年，令人丧气的是，他注意到，这些游击队已是“东线的一大威胁”了。在理论上，德国治安警察负责预防性行动和镇压小的集团，而国防军则负责主要作战行动。但是事实上，这两个系统不得不多少出于自愿地互相合作。德国陆军成立了一支特别部队，这支部队的建制越来越大——冯·曼施坦因写道，在他指挥下的军队里，这种部队的人数相当于一个兵团。因此，党卫队师、匈牙利部队和其他特别部队以及正规师纷纷从前线撤下来对付后方的敌人(在1943年撤下了正规军八个师)，可是往往又根本找不到这些敌人的踪影。
对居民采取报复行动，只不过增加了人们对占领者的憎恨，采取扫荡行动需要大量的部队，而收获却少得可怜，布下的罗网总是有漏洞，要不然就是有人通风报信，没等撒下网去鸟儿就已经飞走了。德国将领没有什么人找到有效的对付办法。在布良斯克地区，施密特将军把一个民团交给一个名叫卡明斯基的俄国平民指挥，还把土地、农场和牛羊分给农民，企图叫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抵抗游击队。还有一些军官用德军精锐部队同当地的通敌分子混合组成了反游击部队。1944年5月德军出了一本《反游击战手册》，收集了这一类经验。这类办法取得了好效果，但是使用不很普遍，而且通敌分子也不愿真正死心塌地去打仗。再则，随着红军不断取得胜利，通敌分子不断减少，他们对居民所能发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小。
十二、苏联的间谍工作
苏联在世界各地都有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者，因此情报来源极其丰富。但是苏联的“特工机关”也未逃过斯大林的大规模清洗，直到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改组妥当。苏联间谍网的活动情况很难估计，人们所知道的不过是已被敌人破获的组织，而这些组织未必是组织得最精密或者最可靠的。各种来源传递的情报，一般说来都互有出入，甚至互相矛盾，谁也不知道它对于收受它的当局在决策时起到多大作用。这方面的书写了不少，有专家写的，也有畅销书作家写的，可是这些作品不但没有把真相说明白，反而使情况更加模糊。这通常是由于言过其实所致，但是也有出于个人原因或者国家安全的原因而对有些事情略而不谈。
大家知道，1941年12月德国谍报局在比利时破获了一个苏联间谍网。1942年8月在柏林当地也破获了一个间谍网“红色乐队”，这个间谍网按说应该能够发回有关1942年夏季德军攻势的有用的情报，但是苏联历史学家说，这场攻势使红军感到意外。
在瑞士，据说间谍网“红色三”的活动非常重要，以致有两位作者居然直截了当地说，“战争是在瑞士打赢的”。但是，人们在读到瑞士军队的情报机构向这些苏联间谍递送情报，而当莫斯科对瑞士武装部队表现出不正常的好奇心以后，瑞士便停止了这种做法时，很难不产生疑窦：这是为什么呢？据说，俄国人在美国情报处里也有间谍，菲尔比就是其中之一。
反谍工作在战时有很大进展，使用了用汽车装载的侦察装置，能准确地判断无线电发报机的地点。间谍只有经常改变地点，才能逃过这种侦察。但是这样做必须有许多接应点，必须在当地有广泛的对他们抱善意的人。抵抗运动的组织因为得到本地人的同情，要比一批专业间谍容易做到这一点。
当然，各被占领国的共产党人无疑会很乐于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通知苏联的，因为在1941年6月以后这已经成了一种爱国的义务。但是他们知道些什么呢？虽然从战后揭露出来的情况中可以看到某些特殊的渗透例子，但是共产党的社会成分以及战前的对他们不信任的气氛，都意味着他们登上高级负责职位的机会很少。根据丑声四布的战后一些人“投奔东方”的事件看来，人们很可以怀疑苏联在战时究竟得到过什么积极的同情，尤其是在原子科学家中间。
有一件事无可怀疑，这就是一些隐蔽的共产党人，或者自称为叛逃者的人，参加了法西斯主义的党派组织，包括纳粹党在内。德国新闻记者佐尔格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惊人和最出名的间谍就属于这种情况。佐尔格在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任新闻专员，取得了大使和日本某些要人的信任，还利用了狂热到在战时愿意背叛自己国家的少数日本共产党人为他效劳。由于他的情报，据说斯大林对于日本对西伯利亚的意图感到十分有把握。由于佐尔格已被揭露，所以人们相当多地知道他的活动情况。但是近来一些为他写传的人揭示了这样一点：他提供的情报有正确的，也有虚假的情况和不可靠的预言。我们难道真能肯定地说他任何时候也不会把他当时所帮忙的人引入歧途吗？
在大德意志和大亚洲是不是也有象佐尔格这样的间谍呢？这并非不可能，但是这些人还没有为人们所知道，大概也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可以肯定的是，间谍提供的情况总是片面的和不完全的；任何一个政府或者总参谋部如果完全根据间谍的情报作出决定，那就非常危险。举例说，用空中侦察去了解苏联境内的德军调动情况，就能比柏林某一个机关内的某一个官员收集到的零零碎碎的情况更准确和更可靠。还有一点也很显然；苏联在三大盟国中间享有一种特殊的和不容轻视的地位。当然，它这个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力量强大、军队英勇善战，但是除此之外，莫斯科还是全世界共产党的罗马教廷，全世界的共产党结构并未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而完全崩溃。当苏联正规部队开始围攻德国堡垒的时候，正在从内部破坏这个堡垒的其他战斗部队将公开走出来，首先是在被占领各国，但是在同德国结盟的国家里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