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德国·第一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对盟国说来,地中海战争结束和意大利投降显然是值得欢迎的大事,也是以后形势发展的吉兆。然而,德国的军事力量并未因此而有所损伤,从某种程度上说,反而使它摆脱了一个令人头痛的盟友,这个盟友与其说是臂助,倒不如说是累赘。
对垒双方之间显然存在着某种默契,那就是意大利将继续保持为一个次要的战场。德国人以最低限度的必要部队赖在那里,仅仅是为了牵制英美部队,使他们尽可能远离德国本土。盟国也并不因为自己在意大利进展缓慢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给苏联一些安慰,以及迫使德军从西欧撤走部队,西欧仍然是他们打算把主力扑上去的地方。在他们尚未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苏联还得继续单独对付德军,后者并未因为有些部队要留在意大利而在力量上受到很大削弱。为了实施卡萨布兰卡决议,英国人和美国人首先要做的是摧毁德国的工业潜力。这种做法基本上是实行英法两国早在1939年所设计的方案,只是美国的武库为他们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执行计划的手段,从而使这个方案终于有可能付诸实施。我们必须分析一下在使用这些手段时的基本思想、采取的方式和盟国希望达到的结果。首先,应该把什么作为打击目标?就德国方面而言,则是在这场不但展开在俄国的大草原,而且展开在意大利的山岭间,不但发生在大西洋,而且发生在德国的上空的消耗战中,它的政治和经济在1943年秋季又处于何种状况?
一、纳粹战争的经费来源
纳粹德国与战争有关的经济立法,其基础是1939年9月4日颁布的一条法令,这条法令规定:在战争期间,所得税提高百分之五十,某些商品增课消费税;此外,各地方每年的税收须上缴一部分给国家。还有一些法令——特别是1941年10月和1942年4月所颁布的两条法令——规定,国家可以用征税办法吸收超额利润。
这些财政措施还不足以支付德国军备计划的费用。在五年的战争中,费用达六千五百七十亿马克,国家的税收最多只能提供三千一百五十亿马克,就是说连一半也不到。其余部分索自被占领国家,其中以法国负担最重,占欧洲所有被占领国向德国进贡总额的百分之四十。
但是,纳粹政权一方面使德国人民大大加重了经济负担,一方面却为了宣传原因而努力防止物价上升。在1940年6月打败法国之后,希特勒不顾总参谋部的劝告,决定不惜影响军火生产而增加消费品的生产。至少到1943年为止,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一直高于英国人。
为了弥补赤字,纸币越印越多,国债大大增加。德国的国债在战争开始时为三百七十亿马克,当时沙赫特认为已经太高了,到1945年,竟达到了三千八百亿马克。很明显,即使德国胜利了,这样大的数字也是无法偿还的,除非公开采用通货膨胀的手段。
尽管购买力膨胀了,但是纳粹政权聪明地避免了在百姓中间引起疑虑,有四年之久保持了通货的稳定。它把这个成绩归功于必需品分配的严格管理,所以没有人感到匮乏;同时也归功于对工资和物价的极严格的监督(对提高价格的行为惩罚极重)。为了抵消这样的通货膨胀(纸币发行局的存款账目在1938年为五百五十亿马克,到1944年年底达到了二千三百七十亿马克。)所造成的购买力上升的影响,政府只是很吝惜地采用了课税和公债的办法。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德国,大富豪缴纳的所得税反而比在“贵族的”英国要少。至于公债,那也给人一种强制的感觉,因为在爱国主义的宣传下,人们是难于拒绝解囊的。德国政府宁可采取“悄悄的筹款方式”,就是迫使银行、储蓄银行、保险公司等握有资本基金的组织把资金供国家取用。这样,大部分德国人都成了国家的债权人,不过自己往往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只有在德国人对他们的领导人尚保持着信心的时候,也就是在德军尚能以战果使人对德国最后获胜怀着希望的时候,这整个制度才能维持下去。
至少一直到1944年,德国的战争经济还是以尽量不引起厌恶的方式筹措资金。到1945年,纳粹德国在财政上的确已经山穷水尽了,但是使德国人意识到它的财政困境的还是经济的分崩离析。
二、德国战争经济的组织
德国在进入战争的时候拥有现代化的工业,它的军火生产比英国多一倍,原料的储备虽然不是无限的,但也相当可观,而且国内四面八方都建有工厂,这种布局部分地弥补了鲁尔区易受攻击的缺陷。然而,德国的工业是为了速战速决的战争而装备和组织起来的,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942年。到了1942年,它的军火生产事实上已经被英国所超过,而且它对民间的需要还没有施加过任何有意义的限制。
事实上,虽然纳粹社会从上到下都实行领袖原则,可是战争生产的组织却是乱七八糟的。诚然,战争生产的组织工作主要掌握在全权负责四年计划的戈林的手中,他以这个身份还掌握着经济部、劳工部和粮食部。但是,托特控制着军备部和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建设工程的庞大组织工作。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希特勒本人发出的一些指示使事情陷于瘫痪状态,因为他认为,用不着使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多少,就能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他的目的,他不希望牺牲农业生产,他在原则上认为德国妇女的位置是在家庭里——这种禁令直至战争结束一直妨碍着使用妇女劳动力。1940年到1941年间,分配给民用工业的钢几乎同拨给军火工业的一样多。
所以,1941年德国生产飞机一万二千四百架,坦克五千一百辆,而英国生产飞机二万零九十四架,坦克四千八百四十一辆;1942年,德国的飞机产量是一万五千四百零九架,坦克九千四百辆,而英国生产飞机二万三千六百七十二架,坦克八千六百一十一辆。随着双方的这种增长速度,加上美国的产量,德国在战争初期的优势很快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且战争在苏联正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德国也还需要从它所陷入的有点无精打采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托特在1942年2月15日因飞机失事身亡,希特勒派建筑师施佩尔接替了他。施佩尔接管了托特的两份职务,但是仍然兼管“中央军备计划方案”,并担任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从此以后,在原料和人力的分配上,都将绝对优先照顾军备工业。绍克尔负责按照施佩尔所需要的人数收罗人力。
施佩尔掌管军备部的办法是一切服从于增加生产。他委任工业家担任重要职务,同时让他们继续经理自己的企业,以免因为下令人与经办人之间隔了一层而发生拖延交货或在小事情上纠缠不休的不利后果。在他掌握下,德国的军备生产不停地上升,直至1945年。他几乎能够随心所欲地干,只有在同希姆莱和党卫队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例外。他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负责原料与机器的分配,任用了一些训练有素的专家,并且日益广泛地推行大规模生产和装配线。这样的计划工作取得了累累的硕果。
德国人的消费量直到1943年秋季还没有减少。通过从欧洲被占领地区,特别是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以各种方式榨取原料、制成品和食品,德国的资源增加了四分之一。
煤产量在1941年是四亿零二百万吨,1943年增加到了四亿二千九百万吨。钢产量在1942年达到三千二百万吨,到1943年仅仅上升到了三千四百六十万吨。这是由于希特勒在1938年拒绝了建立鼓风炉的主张,并为了眼前的军火生产而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因而此时德国为他的这个大错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2年和1943年的铝产量分别为三十六万七千吨和三十七万八千吨。稀有金属矿并不缺乏,因为土耳其的铬,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钨,都任凭德国采用。原油产量在1940年是一百五十二万吨,1943年增加到了一百九十八万九千吨;汽油和合成汽油在1940年是一百九十万吨,1943年达到了三百八十三万四千吨的创纪录数字 [ 注:这两个数字分别包括合成汽油一百一十三万吨和一百九十一万七千吨。 ] 。
由此可见产量是在不断上升,然而还跟不上军备工业的需要。纳粹德国的战争工业始终没有达到过与美国兵工厂相等的水平。
三、人力问题
战争进行了四年之后,到1943年秋季为止,德国的兵员损失,包括打死、失踪、受伤和被俘的,已达近四百万人,其中极大多数损失在俄国战场。这时,它的武装部队总兵力是一千一百万,卫星国部队不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再要增加已很困难,不但如此,在其后几个月中又损失了二十万人,而新近征召入伍的新兵,大多数的体格又不完全令人满意。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改组了一些师,减少了它们的员额,可是并没有同时增强其火力以滋弥补,事实上反而削弱了它们的火力。
德国血统的平民劳动力在当时是三千零三十万人,有将近几百万人在工业部门,其中只有二十八万是妇女。这些数字也很难再增加。自从1940年以来,甚至还因为补充德军的减员而减少了两百万。绍克尔用强迫劳役的办法征召男女劳动力为纳粹德国做工,到1943年秋季,这类劳动力已达六百三十万人,其中一半是自愿的,一半是强迫的。可是这样的人力也不可能再无限地增加,因为在欧洲各被占领地区,已经普遍出现拒绝强迫劳动的现象。那些被征调的人往往缺乏必要的训练或能力,也并不完全可靠,加之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技术熟练程度不同,因而阻碍了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施佩尔求助于战俘的劳动后备力和集中营这个取之不竭的人力来源。他虽然声称尊重保护战俘的日内瓦公约,可是却用非法手段使用战俘,而且由于苏联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所以并不能制止他使用苏联俘虏。1943年7月8日,元首亲自下了一道命令,规定把三十万苏联战俘送到煤矿去做工,连年龄从十六岁到五十五岁的游击队员也不例外。而在这以前,这样的人是要被枪毙的。这些战俘规定由平民加以监视,如行为不规矩,平民有权加以惩罚。
1943年4月,二十万法国战俘转变成为民工。维希政府劝告军官们接受这种变动,虽然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是不能强迫这些人做工的。另一个处置是,已经获准回国的三十万荷兰战俘,又被德国狱吏在同一月里召回,但是他们中间多数人设法弄到了假证明,避免再回德国。1943年9月以后,自愿到德国做工的四十万意大利工人变成了军事拘留犯,生活条件与战俘相似,不过因为他们不是军人,所以不怎么费事就把他们送到军工厂去做工了。
被送去做工的战俘到1944年2月已达一百九十三万人,另外还要加上因为国家已覆亡而沦于奴隶劳动地位的波兰俘虏。因此,如果再把法国“转变为平民”的战俘也算上,这人数总共达二百五十万人,占纳粹德国劳动力的百分之八。这个数字不包括在苏联被占领地区使用的苏联俘虏(战争期间苏联军人被俘人数共为五百万)。这支劳动力很大一部分被用于不需要什么专门技能的农业劳动,但是用在德国各大工业康采恩中的在一百万人以上。
来自集中营的劳动力既不大可靠,体力也差。希姆莱希望把工厂设在集中营以内,这种办法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茅特豪森也曾小规模地实行过。但是施佩尔指出,把机床运到集中营里去是不可能的,而且,在集中营以外进行生产的产量会比在营内高。希特勒在1942年9月同意了施佩尔的主张。于是,集中营(或者毋宁说是集中营的突击劳动大军)设到了工厂的附近。但是施佩尔关于在兵工厂使用犹太人的要求却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对纳粹说来,种族主义优先予军火生产。犹太人在1943年被排除出来,送到了比克瑙。
德国所有的大公司,无论是在飞机工厂,还是在多拉、劳拉和伊本西的装配秘密武器的地下工厂,都不但使用战俘,而且也使用集中营的囚犯。最大量使用这类劳动力的看来是伊·格·法本公司——该公司设在奥斯威辛附近的人造橡胶工厂使用这种劳动力约达六万人。这类人从事生产的范围不大,产值也微乎其微。然而,党卫队由承担着消灭纳粹德国的敌人的任务变成了德国工业的承办商这一点,对于战争期间纳粹政权的演变却具有重大意义。不过,尽管如此,从1939年到1945年,德国工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四、施佩尔的重点安排
但是,在1943年秋季,第三帝国既不缺兵员和人力,也不缺原料或汽油,而且仍然是在自己的领土以外进行战争。然而战争的规模已经扩展到如此之大,以致它不可能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必须有所选择。施佩尔的任务就是把主次轻重确定下来,以便保证按照次序执行。首先被排挤的是农业,它成了工业的牺牲品。
在军备方面也根据当时的直接需要,即对苏战争的需要作了选择。当时纳粹德国在对苏战争中似乎尚有可能战胜,但是再往后就有了战败的危险,因此必须尽量减少这种危险性。然而当时在苏联的战争已经更象1916到1917年在阿尔贡或者凡尔登进行的战争,而不大象1940年的闪击战那样,飞机在空中耀武扬威而过,坦克在地上滚滚向前。在俄国的战争中,两军成百万兵员正面交锋,各为保持自己的阵地作殊死战斗,对这些部队必须充分供给必要的补给品和优质的装备。
施佩尔遵照德军最高统帅部对各种需要的估计数字,满足了统帅部的要求。他把枪支、迫击炮、机枪、轻武器弹药、反坦克武器、机动车辆和坦克,总而言之,就是德军能用以守住阵地或者向前推进的一切武器,列为绝对重点。所以,1943年枪支的产量比1942年超过一倍,1944年又增加了一半以上。
同样,坦克产量1942年是九千三百九十五辆,1943年增加为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五辆,1944年增加为二万七千三百辆,即两年时间里增加了将近两倍。古德里安断言,生产数量的这种增加是靠降低质量而取得的。据他说,坦克专业军官本来希望德国设计师袭用苏联T-34的设计,但是德国设计师“对自己的设计能力却过于自负”。另外,缺乏“合金钢”也是一个障碍。事实上,看来施佩尔主要是急于用减少坦克型号的办法来简化生产过程,所以,他在经希特勤同意之后发出指示,命令从此以后只生产虎式和豹式坦克,而后者在当时尚未大规模生产。古德里安认为,这个决定是在俄国战场招致失败的原因,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决定之下马克Ⅳ型坦克停止了生产。这种说法看上去很象是遁词。虽然虎式坦克车身太高,马力不够强,活动范围也不够远,但是豹式的性能已证明是良好的,况且很快就在1944年年底出现了性能比对手更优良的威力很大的新型坦克,如发动机为六百马力,配备八十八毫米炮一门、机枪两挺的六十八吨的科尼兹虎式坦克。看来德军战败的责任的确很难加在施佩尔的身上。
既然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空军在苏联战场上已经仅仅成为陆军的辅助力量,那么,在施佩尔作出的决定中空军自然就要受到委屈。飞机生产虽然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但是他可以减少对飞机生产的原料供应。戈林对此难以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因为他经常象卖假药似地胡吹胜利,可是从不列颠之战到斯大林格勒之战,德国空军却一次接一次吃败仗,以致他的威信已经大大下降,元首对他的信任和给他的权力也因之减少了很多。
施佩尔下令不再在人工合成汽油的生产上过分花功夫,因为1942年开始建造的工厂由于缺乏人力和装备而不能完工。他认为,在奥地利齐斯特多夫地区发现的大油田将足以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再则,在以后的两年里,罗马尼亚石油能满足德国的需要(估计1943年是六百九十七万吨)。而且,如果占领了高加索的油井,问题就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在人力方面,尽管戈林和米尔契激烈抗议,他也同样不让航空工业得到任何优先照顾。航空工业是年轻的工业,它的工人当然也比较年轻,因而也就最适宜入伍当兵。戈林吹嘘空军能凭自己的力量打赢战争以及希特勒相信这种牛皮的时代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
五、德国的飞机生产
至于飞机制造,当初在拟订计划的时候考虑的是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因此戈林决定把力量完全集中于能够迅速投入成批生产的飞机原型,重点放在对作战说来最直接有用的种类上。这种决定的必然结论,就是停止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在战争延长时,德国只得继续制造型式并无改进而越来越落后的飞机,它们的对手却是美国生产的完全新式的飞机。在这种情况下,从1941年年底以后,德国空军不得不放弃夜间轰炸,因为英国皇家空军的夜航战斗机使德国轰炸机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德国轰炸机续航力没有加长,当战场在俄国辽阔的国土上延伸时,它就越来越缺乏进退的能力。此外,飞机的设计既经不住俄国的严寒,也受不了撒哈拉的酷暑。
容克88的情况很能说明德国航空工业的停滞状态。这种飞机在1936年开始生产,时速三百三十三英里,能携带两吨炸弹飞行一千二百五十英里,性能在当时超过任何可能的对手,因此投入了成批生产。在1939年到1945年之间,它的武器配备有了改进,载重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生产的架数是一万五千架,但是速度照旧。到1943年,它的性能已经大大劣于美国的同类飞机,并且在遭到美国战斗机袭击时很容易被击毁。
事实上,一架飞机从图纸到正式生产,需要五年时间,譬如说在1940年开始研究的话,要到1943-1944年才能产生成果。因此,在这类生产中要紧的是在一开始就不能落后。1944年,施佩尔布置把以前的某些设计拿出来重新开始研制,可是已经太晚了。喷气飞机的制造就因为一开头的失策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它一度停顿之后就再也没能赶上来。
为了利用德国在战争初期的空中优势,戈林没有花任何时间去安排航空工业的结构。飞机制造厂根本没有专业分工,而是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等什么都造。有些厂不是仔细选定一种型式,然后千方百计地使这种飞机迅速投产,而是几种型式同时进行,例如亨克尔公司在1942年同时制造三种发动机。由此可见,他们忽视了大规模生产的规律,以及通过合理使用原料、机床、人力、维修、仓库等等而能够达到的种种节约效果。飞机制造商无所不用其极地来维护自己公司的利益和名声,以至于争论不休,而更主要的是使得飞机生产的型式过多:1942年生产的型式有二十四种,1943年有二十三种,1944年有二十七种。
德国空军的上层领导都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戈林尤其不学无术。他们不是技术上的行家,只不过是一些象乌德特之流的名飞行员。某些技术问题或者超出他们的经验范围的决定,他们就未必能理解其重要意义。牺牲重轰炸机而增加施图卡式中型轰炸机的产量,就应由乌德特负责,因为他醉心于俯冲轰炸的冒险效果。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支持他,见人就保证说,德国空军有了这样的武装,就一定会所向无敌,戈林听了也感到非常满意。这两个人铸成的大错,导致他们两人的自杀,乌德特死在不列颠之战失败之后,耶顺内克死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他们这种可怜下场,也不足以弥补他们犯下的错误。
戈林在1942年9月下令缩短从制成原型到投入成批生产之间所需要的时间。下命令容易,要实际办到却是另一回事了。总之,由于机构臃肿,手续繁琐,要缩短过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戈林这道命令的结果是,飞机或是匆匆忙忙送到军中,可是经使用证明不行,或是达不到预期的性能。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都只得把生产停下来,时间耽搁得更多。
直到1944年3月,戈林因为他那句大言不惭的口号“德国天空不可侵犯”被盟国的空袭打得粉碎而失势时,施佩尔才通过他的副手绍尔接管了飞机生产的领导权。这已经为时很晚了。
这种状况所造成的第一个后果是,虽然德国的飞机产量在不断地逐步增长着,可是这是一种骗人的假象,因为新型飞机在其中所占比重很低。在1942年到1945年之间实际输送给军队的一万八千架轰炸机中间,新式轰炸机还不到一半,其余都是1939、1940和1941年已经在战争中使用过的,在这期间只是多少作了些改进。
第二个后果是,德国空军无法应付它承诺的所有任务。这并不是由于经费不够,因为它的经费在1939年是三十亿德国马克,到1944年已增加到一百二十亿。原因是它的任务枝蔓而驳杂,所以必须在某些迫切的却又互相矛盾的需要之间作出选择,而元首却拿不定主意。为了保护兵工厂,向在东线作战的军队提供武器,必须保卫德国领空以抵御英美空军的袭击,这是第一个需要;为了满足这个需要,必须有更多更好的战斗机。但是,要支持在苏联作战的部队,则意味着除了战斗机以外,还要有中型轰炸机、侦察机和运输机。最后,若要对盟国以牙还牙,那就只能用重轰炸机轰炸它们的本土,可是重轰炸机的产量从战争一开始就有意减少了。
负责掌握空军经济问题的米尔契将军想把战斗机列为重点。他拟订的计划是1942年每月生产一千架,1943年每月两千架,1944年每月三千架。这是空战的防御观点,它就象主张德军从俄国战场后撤一样,是希特勒所不愿理会的。于是米尔契在计划中加上了每月生产轰炸机一千架,这样一来,两个指标都没有达到。
首先,盟国强化了的空袭似乎就是恣意侮辱元首。元首曾幻想飞在四万五千英尺以上高空的轰炸机连成一条线似的出现在伦敦上空,而且这些飞机还同样能飞去炸毁俄国在乌拉尔的工厂。亨克尔设计了一种时速三百六十英里,续航力近四千英里的四引擎轰炸机,这种飞机威力很大,可是第一架飞上天去却已是1944年春季的事情了。一直到1944年7月,希特勒才明确下令减少飞机的类型,不惜放弃正在制造的样机。这时他终于对包括喷气式飞机在内的一些新武器表示首肯,可是这个决定要到1945年才能开始见效。
但是,绍尔在1944年年中提出的一个报告表明,纳粹盟国和被占领国家的人力来源已经枯竭了,机床的生产也已经一蹶不振。要改进飞机的作战性能已经来不及了,甚至要防止飞机质量下降也很困难,因为某些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和武器都供应不上。
所以,曾经在1939年保证德国陆军屡战屡胜出德国空军,到了1944年已经承担不了所有需要它承担的任务了,无论是为在苏联作战的地面部队提供支持,还是阻止盟军在意大利或法国登陆,甚至早在1943年它已经无力有效地保护重要的工业区以避免盟军的空袭。
六、英国人和轰炸德国
同希特勒不一样,丘吉尔瞩目于未来的而不是眼前的胜利,这就促使他作出了一些更加冒险的决定,因为它们不是根据对已知形势的分析,而是根据类似先知式的预见面来的。例如,他毅然决定在轰炸德国的效果上冒一冒险。总之,在1943年以前,英国唯一的出路是把战争引入敌人的国土,而且在1942年来证明英国的这一决心。在诺曼底登陆以前,这也是帮助苏联的唯一办法,因为这可以牵制住德国的战斗机和高射炮,不让它们用于苏联境内。
英国海军希望加强对海军护航队的空中掩护,陆军希望加强战术飞机对地面作战活动的支持。但是,尽管它们提出了要求(丘吉尔充分理解这种要求的紧迫性),也尽管阿伦勃洛克提出了悲观看法,认为想把什么事情都放在同时去办就有通盘皆输的危险,丘吉尔还是贯彻他本人的主张,即增加重轰炸机的生产及其在作战中的使用。英国航空工业的缺点曾使他遇到障碍,但是美国的帮助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并坚定了自己的态度。
所以,从1941年起,英国把一支战略轰炸机部队——轰炸机司令部——投入了战争。在开始阶段并不成功,大部分炸弹落在离目标很远的地方。再则,由于缺乏远程战斗机,轰炸机只好在夜间出动。轰炸目标的选择主要是看地点的远近和当时的气候条件,而不是根据军事上的重要性来定。效果是令人失望的。即使在月明之夜,投弹也无法准确;领航上的毛病经常发生,敌人伪装出发光物就能使机上人员上当,即使命中了目标,机上人员返航时对破坏程度也总是估计过头。到了1941年年底,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只有五分之一的轰炸机是在预定目标的半径三点五英里以内投弹的。
后来飞机靠各种技术装置改良了性能。到1942年,马尔文学院的雷达研究中心创造了奇迹。依靠雷达的指引,飞行员可以不必亲眼目睹就能找到目标。丘吉尔曾经下令在进行空袭时从飞机上撒“窗户”,那就是撒下带状银箔,干扰敌人的雷达屏,使敌人难以辨别友机和敌机。但是直到1944年,英国才普遍使用甚高频雷达(试验是在上一年的十一月进行的),使轰炸机得以真正看到要轰炸的目,机上人员不再是仅仅记录物体的反射信号,而是能从雷达屏上看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的图象。
从1943年以后,轰炸机司令部完善了在夜间出动一千架飞机对重大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的战术。首次使用这种战术是1942年5月30日对科隆的空袭。在轰炸开始前几分钟,飞机投下照明弹照亮目标,并用各种干扰和迷惑装置保证突然袭击效果,然后轰炸机按照预定时间表每二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一批飞临上空。在炸弹扔下去的同时,摄影装置自动摄下轰炸区的照片。次日,通过检查飞行员、机械员和报务员的记录,就能查出任何失误,以便更好地准备下一次空袭。每次空袭前,都要把机上人员集合起来传达作战任务,使人人都充分掌握与自己任务有关的情报,包括气候条件、详细飞行计划、途中敌人高射炮的炮位、有关目标的具体情况和地理特征。
但是,英国人虽然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却缺乏有利地使用这种方法的手段。他们的重轰炸机不够,要由美国提供。
七、英国人和地毯式轰炸
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很爽快地就接受了丘吉尔向他推荐的空中作战的作用:难道这不正是可以立即在欧洲使用美国装备的唯一途径吗?进行空中作战的目的有三个:破坏纳粹德国的军事、工业和经济潜力,涣散德国的士气和民心,削弱敌人的防御能力,从而为横渡海峡的登陆行动作准备。
美国在英国设立了空军基地,并不断予以加强。美国的B-17和B-29飞机号称“空中堡垒”,类如空中的巡洋舰。它本身配备威力很大的武器,可以自己对付战斗机,所以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它的续航力很长,能携带许多吨的炸弹,并且因为有陀螺式瞄准装置,可以在高射炮射程够不到的高度准确投弹。总之,它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摧毁的。B-29在1943年7月开始成批生产。这种飞机重六十一吨,能携炸弹九吨,续航力三千余英里,时速三百六十英里,高度可达将近四万英尺。
英国人和美国人作了分工。英国人继续夜袭,因为投弹不容易准确,就专门轰炸大的区域,即城市中心。这种轰炸是一种“恐怖攻势”,造成了一片片废墟,破坏很大,受影响的主要是平民。美国飞机在白天出动,着力于袭击命中可能性最大的要害部位,但是选择目标并定出先后次序当然是一件重要工作。
对城市的选择没有什么困难。从汉堡开始,城市一个接一个遭到地毯式轰炸,有些城市甚至轮到了几次。1943年扔在吕贝克、罗斯托克、不来梅、斯图加特、纽伦堡、鲁尔工业区和柏林的炸弹达十三万五千吨;尤其是柏林,十平方英里多一点的面积挨了五万吨炸弹,疮痍满目,一百万人无家可归。1944年,盟国的空军基地设到了意大利和法国,离德国本土越来越近,轰炸机也随着越来越深入德国腹地。天天晚上,就象振奋精神的连祷一样,英国广播公司都要宣布皇家空军的一千架轰炸机又把某某德国城市陷入火海之中。驻意大利的美国飞机由于续航力不容许它们来回,就在苏联境内着陆。盟军的损失并不太大,在接连三次对汉堡的轰炸中,出动轰炸机二千六百五十架,仅损失五十八架,即百分之二点二五;柏林因为距离较远,防守也较严,所以轰炸时损失较大——在1943年12月的空袭中损失的比率是百分之九。损失最大的是1944年2月对莱比锡的空袭,其比率为百分之十。到1944年10月德国的干扰站被摧毁以后,盟国轰炸机的损失就下降到了几乎等于零。
这种作战方式以1945年2月13日轰炸德累斯顿而登峰造极。这场空袭持续十四小时,炸死十三万五千人——比广岛的还要多。到处是可怕的景象:烧焦的尸体上卷着片片火舌,一堆堆不成形状的血肉和骨骼说明那里曾有一群群的人挤在一起,想躲而无处可躲。袭击者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德累斯顿不是工业城市,所以防守非常薄弱。要找到工业目标却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盟国对德国工业分布一无所知,对它们的位置只是略略知道大概。战争爆发时,英国的一些专门研究德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对德国的工业潜力有过一个分析,这个分析也是丘吉尔接受了的,但是它对潜力严重低估,比实际低了大约一半。另外还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德国对欧洲的剥削,推翻了英国最初的假设。
鲁尔因为距离近和工业高度集中,所以在1943年成了主要的空袭目标,但是德国的战时生产似乎并未因之受到什么影响。于是就另外选择特定的目标。离法兰克福不远的施魏因富特的轴承工厂几次遭到轰炸,因为据认为这个厂对德军的摩托车辆关系重大。其他目标是潜艇基地(特别是洛里昂的基地)以及潜艇制造厂和修理厂。从1944年春季开始,大型的合成汽油工厂遭到空袭,普洛耶什蒂的炼油厂遭到轰炸达三十次以上。受到同样遭遇的有发电站、车皮调度场、水力发电站,等等。
这些空袭每次都付出了重大代价:在1943年10月对施魏因富特的一次空袭中,损失飞机百分之二十;第一次空袭普洛耶什蒂时出动飞机一百七十七架,损失五十四架;轰炸默内水坝倒是成功了,却损失了飞机百分之五十。短短几个月里,驻英国的美国第八航空队损失飞机四千七百架。据估计,轰炸机平均寿命为一百六十天;飞行员也自知难免一死。
因此,必须通过空袭飞机制造厂来摧毁德国空军,但是德国的飞机厂分布很散,而且不但有伪装掩护,还往往设在地下,因此要把它们侦察明白加以打击是很困难的。
正是在这种形势发展到紧要关头的时候,1944年年中出现了打破局面的转折。防御能力业已证明不如预想那么好的飞行堡垒得到了战斗机的护航,为它们护航的飞机是美国的P-51野马式,以及洛克希德式和雷电式远程战斗机。于是不列颠之战又开始了,但是这次是在德国上空进行。盟国的战斗机在德国本土搜索和歼灭德国的战斗机,把它们击毁在空中或机场上。效果很快就见分晓:美国轰炸机的损失率,从1943年10月的百分之九下降到了1944年3月的百分之三点五。
然而,盟国始终没有绝对掌握空中优势,有时候德国空军也靠集中兵力而重新掌握局部优势,但是总的说来,它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疲惫不堪了。随着轰炸技术的不断改进,盟国的损失日益减少,造成的破坏日益巨大。可以汲取的一条教训是:空中也同陆地上一样,胜利不是可以予取予求的。
八、轰炸的效果
盟国对轰炸的效果老是估计过高,看见瓦砾成堆便误以为破坏严重。从涣散民心的角度看,他们的确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虽然并非决定性的。戈培尔用“盎格鲁-撒克逊蛮子袭击平民”的宣传口号激励德国人的斗志。在被占领国家的城镇遭到空袭时,民众对“解放者”所造成的无意义的破坏感到极为不安,因为这说明英国广播公司关于只炸军事目标的保证不过是谎话。整个普罗旺斯抵抗运动对马赛遭到的一次空袭表示强烈抗议,他们指出,只要给他们必要的指示和炸药,他们能把这事干得更好些,自己的损失也能轻些。布列塔尼的一位法国内地军领导人形容某次规模很大而指挥甚糟的空袭时说:“对百姓而言,产生的效果是心惊胆战,对盟国的朋友而言,是沮丧失望,对敌人而言,是毫无影响。”但是,在德国的那些被炸得无法居住的城市里,千百万人或是离乡背井,或是在艰难的环境中苦度光阴,这种状况久而久之不可能不削弱他们的体力和消磨他们的意志,并使前线部队听到这种情况后意气消沉。
就经济方面而言,效果不如预期的那么好。认为摧毁六十个“关键性目标”就能使德国俯首帖耳的看法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坦克和飞机生产起来比较困难了,速度也许也慢了,但是,由于施佩尔分散了工厂,所以到1944年年底为止,产量还是继续上升。在1944年8月底俄国人占领普洛耶什蒂地区的时候,十四座炼油厂中间有五所尚在生产,油产量为空袭以前的三分之一。同样,人造橡胶的产量虽然没有象计划的那样上升,但也没有下降。这些效果当然不是无足轻重的,但也不是决定性的。直到1945年,德国空军才开始缺乏燃料。
德国的武器生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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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投弹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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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一、要把为支持作战行动而举行的空袭与对德国工业目标的空袭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
二、表列数字不包括1943年10月以后从意大利南部起飞的飞机投弹量。
三、虽然德国军备生产在1944年仍然上升,但是这主要是在头六个月;下半年的产量已急剧下降。
在大部分情况下,德国人以他们的才能和勤劳弥补了损失。施魏因富特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头几次轰炸使一些车间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最后一次轰炸却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因为施佩尔及时地把各车间保护、隐藏和分散开来。轴承工厂仍然是盟国空军参谋部头等重视的目标,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些工厂在哪里。而且直到1945年,这些工厂的产量一直稳步地上升着。盟国能不能干得好一些呢?
从所使用的手段和预期的效果来看,轰炸的成绩颇不足道。斯帕茨将军认为这是盟军当局的过失,这种看法很难令人同意。斯帕茨将军认为盟军当局没有为空军提供一切必要的装备,因为他们不理解“战略轰炸能使局面为之根本改变的可能性”。这是一位总是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了解和充分的支持的负责人物的观点。事实上,罗斯福和丘吉尔都相信战略空军的效能,对它的支持也是毫不吝啬的。
那么是不是应该同意塔尔莱特上校的看法呢?他认为扔在城市上的那五十三万吨炸弹是浪费,在整个德国土地上投掷的两百万吨炸弹本来可以使用得更恰当些。他认为盟国应该把炸弹集中用于两个目标;汽油生产与交通运输。这种观点看来已被战争的进程所否定,因为战略轰炸在某些情况下是卓有成效的。盟军掌握了制空权,飞机是优越的,目标容易接近,与地面部队能够配合行动,这些都意味着无坚不摧,对V-1和V-2工厂以及发射场的空袭成功,就证实了这一点。如果在更早的时候对轰炸目标作更明确一些的选择,也不可能削弱德国的空军和空防效率——根本不可能,因为选中的目标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要是在1944年7月以前袭击交通,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因力那时盟军尚未攻打德国的门户,不需要为了保护盟军而拦截敌人的大批增援。
事实上,战略轰炸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不过这种意义的体现是间接的,而且它的作用也是要在过一段时候以后才表现出来的。由于战略轰炸,大量工人从生产部门转到了修理部门,军人因为不放心家庭和财产的凶吉,士气大大低落,战略轰炸在这方面起了难以估计的作用;1943年以后调到防空部队和高射炮阵地的人将近二百万,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派上前线的,德国空军的整个部署被打乱了,1941年6月德国空军百分之六十五集中在东方,而三年以后只有百分之三十二了。
大德国的战争努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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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战略轰炸并不足以赢得战争的胜利,有如法国和英国在1939年所认为的以及丘吉尔在1943年仍然希望的那样。但是,如果把战略轰炸同大规模的地面活动结合起来,它就能够创造令人称赏的成绩。在1944年6月以后,通过战略轰炸而获得的完全的制空权,使陆军在登陆时有了依靠;反过来,随着陆军的挺进,轰炸机得以更深入内地,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提高了战斗效率。但是德国空军早已经被逼得处于守势,尽管希特勒暴跳如雷,尽管他不时枉费力气地想要制造重轰炸机,也无济于事。到了1943年,空袭已完全是单方面的行动了;德国只能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飞弹能够回敬敌人,而且要加利奉还。
简单一句话,要打赢战争只靠摧毁德国的城市和工厂是不够的,主要还得靠盟国的陆军去打仗,而且要打胜仗,首先要在苏联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