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同盟·第四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希特勒迫使苏联先成了英国的盟国，后来又成了美国的盟国。这几个并非心甘情愿结合在一起的盟国，都知道有必要在整个战争期间维持它们的一致，而且在战后也要继续保持下去。但是，它们的作战原因和目的，就如同它们的思想和行为一样，都是大相径庭的。
因此，取得谅解很难，相互间很不信任，彼此猜疑，并且经常发生冲突。
这个同盟不断需要调整，在合作上从来没有十分顺当过。再则，几个并非心甘情愿的盟国也不完全同仇敌忾。斯大林把丘吉尔逼了几个月，才使英国对轴心国的卫星国宣战，他本人一直等到1945年才对日本宣战，美国始终没有同芬兰决裂，苏联之所以干涉保加利亚，就是为了引它脱离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这个同盟存在的本身，就带来了各种长期性的问题。美国驻莫斯科使团团长约翰·迪恩将军对它的情况了解得很透，把它叫做奇怪的同盟。
根据三位领导人在他们本国扮演的角色来看，这个奇怪的同盟是否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显然首先取决于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对这个同盟的概念，取决于他们的目的，还取决于他们个人之间能建立起怎样的关系。
一、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之间的关系
他们之间来往信件中谈到的问题是无所不包的，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关系的内幕。丘吉尔和罗斯福试图把斯大林拉进他们的信任和友好圈子里；他们以私人口气给他写信，下了很大功夫去争取他。丘吉尔在给他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重要之极”。丘吉尔把他称之为机密的情况通知斯大林，还要他不外传，好象斯大林真的可能接受这种要求似的。罗斯福对自己能使他人倾心的力量非常自信，因而在1943年5月提议同斯大林举行私下密谈，只让一个译员和一个打字员在场。两位盎格鲁－撒克逊人每次同他见面总是谈笑风生，不拘礼俗。对此，那位格鲁吉亚人也对应得体，因而给他们(特别是罗斯福)的印象是，一个“好伙伴”，可以加以信赖，其坦率虽然有点儿生硬，却也可爱；无论如何，他比那个西伯利亚的冰块莫洛托夫要来得愉快而开诚布公些。
丘吉尔和罗斯福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后尘，也相信政治局准备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爱国主义在苏联要比共产主义更强烈——共产主义的爱国主义，从字面上看似乎就是矛盾的。罗斯福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以为，他同斯大林的个人关系，能消除苏联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在他看来，这是丘吉尔所没法取得的可喜结果，因为丘吉尔是以君主制为基础的帝国主义的卫士。因此，美国总统觉得，聪明的做法是在他的两个伙伴之间保持平衡，于是乎苏联在舞台上的出现，有时就威胁到英美之间的深刻谅解。在总统竞选中败于罗斯福的温德尔·威尔基，后来成为他的驻苏使节，他在到达莫斯科两天之后也说：“美国和俄国的观点并没有那么大的分歧。”
所以，从他们的书信中，人们可以看到这两位西方政治家不断讨好他们的天赐盟友，他们对他怀有一种负疚的感觉，因为他们曾听任他首当希特勒的冲击，所以也准备听取和忍受他的不断埋怨。他们小心翼翼，唯恐勾起他最近的一些不愉快的联想，可是又常常被斯大林冷酷的现实主义态度所唐突。后者讲话从不委婉。他提醒丘吉尔，“当初要不是苏联帮忙，英国根本无法把战争进行下去”；而当英国首相抱怨斯大林在信里对他的批评未免太苛刻时，斯大林回答说；“这是个人交往，所以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你不能把这看作是冒犯。”斯大林不断表现出十分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且总是把通信引回到他所关心的题目和满足他的要求上去。
结果，他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就不可抗拒地逐渐加深了。同盟国内部的两个阵营之间本来就隔着一道政治和社会的鸿沟，宗教的感情又进一步加深了它：美国天主教人士就曾经表示反对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搞任何合作。至于斯大林，则错误地估计了美国舆论的重要性和作用。美国驻莫斯科使团团长迪恩将军很快就看出，尽管三位领导人在书信中装出肤浅的亲热，那不过是表面现象，他们互相是十分隔阂的。迪恩应该同苏联军方领导人协作，可是他却无法同他们建立个人关系；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敢邀请他到家里作客，甚至除很特殊的场合之外，连见都见不到他们。他这样向马歇尔叙述他的失望情绪：“不论我们提出什么要求或建议，无不遭到对方的猜疑；苏联人根本不懂得天下会有人舍而不取。结果，连我们的馈赠也引起他们的不信任。”
其实，他们的互不了解和互不信任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的。苏联遭到了入侵，有很长时间处于劣势，甚至陷入了绝境，因而它认为两个盟国并不反对让它逐渐变弱，甚至的确有可能故意要它变弱，以便在和平来临的时候把它们的条件强加于它。尽管英国人和美国人嘴上不提，但他们也并未忘记德苏条约；他们担心希特勒和斯大林也许会认为重温旧梦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以致单独媾和，或者至少达成一种妥协办法来结束他们之间的敌对。在这种已经够暗淡的背景下，波兰问题又即将投下浓重的阴影，双方之间再也不可能长久保持任何甜蜜而明快的气氛了。
然而，三大国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它们犹如一个不公开的俱乐部的会员，凡是要同盟国承担义务的事，都必须由它们三国分别来决定。他们派心腹作为特使来往联系，有时还亲自相互访问；他们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开会确定有关打败德国和实现和平的重大决策。这个同盟就这样踉踉跄跄地一直维持到德国和日本相继投降。
二、英俄联盟
在遭到德军进攻的时候，斯大林唯恐英国接到希特勒的和平建议并马上抓住机会以体面的条件从战争中脱身。在英国人方面，则怀疑苏联是不是真正愿意打。所以比弗布鲁克勋爵 [ 译者注：英国的国务大臣(1941年)和供应大臣(1941年)，后为掌玺大臣(1943－1945年)。 ] 曾经问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法国发生的事情会不会也在你们那里发生呢”？丘吉尔立即请苏联领导人放心，在7月3日写信给斯大林说：“我们将在时间、地理和我们日益增多的资源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力帮助你们。”7月12日，在原则上达成了在战争期间结成同盟的协议。红军的顽强战斗也回答了英国人的疑问。
但是斯大林不满足于口头的许诺，要求签订正式拟就的同盟条约。他认为，英国可以立即向欧陆派出大约四十个师，或到法国，或到阿尔汉格尔，或到巴尔干，因为德军在西欧的军队已被调光了。他在7月18日的信中就是这样向丘吉尔说的。他要求提供装备，而且把所需物资的清单不但交给了英国大使克里普斯，还交给了罗斯福的特使霍普金斯，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呢。
美国人不大愿意为了加惠俄国而减少对英国的供应，因此派往苏联的第一个船队直到8月12日才启碇驶往阿尔汉格尔。至于英国人，由于看到德国人的挺进速度，不免怀疑苏联在欧洲已经打输了。丘吉尔在建议派印度战区总司令韦维尔去莫斯科的时候，无疑就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要不要退而求其次，计划一下英俄在亚洲的合作呢？
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签署《大西洋宪章》的时候，就曾有计划地撇开了苏联，其中的某些条款，如“民族自决权”和“不寻求领土利益”，看来既适用于他们的敌人，也适用于他们的盟友。艾登在1941年12月下半月到莫斯科去了一趟，也未能完全消除猜疑。诚然，丘吉尔曾经写信给斯大林说：“俄国是共产党国家这个事实，并不是拟订适当计划以确保我们的共同安全和正当利益的障碍。”但是，在德国对苏联首都的攻势刚刚被挡住(而且谁也不知道能挡住多久)的时候，斯大林就已经在莫斯科向艾登提出了他对实现和平时的某些要求，即：恢复俄国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势力以及沿“寇松线”重划波兰边界。这就是说，盟国要承认苏联通过签订德苏条约所取得的土地(斯大林则报之以承认英国有权在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和挪威建立并保持基地)。
但是，斯大林在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情之后，就没有再在这个微妙的问题上坚持下去。1942年元旦，他签署了《大西洋宪章》的翻版——《联合国公约》。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向他指出，英国缺乏必要的船舶、飞机和兵力，但是他还是不肯相信。
美国的参战打开了新的前景，但是没有立即带来变化。在华盛顿，英美两国军方领导人认识到，在1942年内没有可能在欧洲登陆。1942年5月26日，丘吉尔同斯大林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英苏合作条约，这不过是于事无补的安慰。条约第一部分确认了7月12日签订的战争期间结为同盟的条约，另外加上了一点保证：双方都不单独同希特勒德国谈判——这是双方都生怕对方会做的事情。第二部分表示战后要协力维护和平和保障共同安全，以防止德国再次侵略。
然而，有两项条款表明两国之间的信任是有限度的：缔约双方都保证不为自己的利益取得任何领土，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1942年10月在对艾登的谈话中，丘吉尔用他自己的语言阐述了这两条条款：“如果俄罗斯的暴行摧垮了欧洲国家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一场灾难。”然而，还是必须帮助苏联，使它不在德军的猛击下屈服，于是，租借俱乐都就接纳了苏联。
三、租借法案与苏联
罗斯福派在莫斯科的特使哈里曼有些漫不经心地答应给斯大林四百辆坦克和三百架飞机，从1942年7月起，每月用两个船队运去。但是，运输这些物资却有很大困难，风险也极大。
首先是运输问题。由于苏联海军没有力量提供必要的护航，皇家海军不得不接过这个任务，虽然英国在这一点上根本没有承担过义务。英国海军部申明，它最多只能保证每一个月护航包括二十五艘船只的两支船队；或者每两个月护航包括二十五艘或三十五艘船只的三支船队。作为一个开端，苏联必须接受这个数字。就这样，英国人和美国人虽然承受了很大牺牲，把装备运到俄国人的港口去，可是接受方面总是嫌运去的装备不是数量不够，就是不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一面否认这些装备对战局起过任何有益的作用，一面却又从不问断地吵着要求装备。
最短的航线是经过北极圈的航道，虽然纽约同苏联的不冻港摩尔曼斯克相距达四千五百英里。这条航线要经过奥克尼群岛、法罗群岛、扬马延岛和熊岛，也就是沿着大片冰积块群的南沿行驶，一路上要历经寒冷、雾、北极不晓之夜和冰山，充满艰难险阻。到了春天，又有来自德国潜艇和军舰的危险——夏恩霍尔斯特号和格奈斯瑙号连同它们的护航舰，从布雷斯特逃脱后已派到了北方。1941年8月许下了诺言，可是第一批坦克直到10月才运到，一共才二十辆。斯大林非但不感激涕零，反而抱怨这些坦克装运不善，运到时已经残缺。
1942年5月底，一支共载货十二万五千吨的船队损失了五分之一的货物——三十五艘船损失了七艘，上载坦克一百四十七辆、飞机七十七架。6月底，三十六艘船只中仅有十一艘抵达目的地，运到坦克一百六十四辆、飞机三十七架、各种车辆八百九十六辆。第十四次运输船队出航时正值极区白昼期，午夜时太阳高照，为潜艇充当了极好的探照灯，船队只得半途折回。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认为还是取消下一次运输为好。到1942年底，成绩颇令人失望，而斯大林要末是没有估量到困难，要末硬是拒不正视困难，反正他是连声责备，特别指责某些物资供应量的减少(尤其是锡和铜)，而这些物资是太平洋战争也需要的。
还有一条路线是从波斯湾通过中立国伊朗到里海。这条路线比较安全，但是路程长得多，因为伊朗的港口同美国的太平洋沿岸港口相距一万三千英里。此外，还有许多德国人在伊朗十分活跃，颇具势力——据伊斯拉耶利安说，德国在伊朗有四千名特务。1941年8月25日，俄国人和英国人要求伊朗国王驱逐德国人。由于国王拒绝了这个要求，两国没有提出任何最后警告，便同时出兵德黑兰，迫使国王退位离境，并同他的继承者签订了一项保障其独立地位的同盟条约。
英俄这一次的合作已证明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后来出现了困难。在一些部族领袖揭竿反抗中央政府的时候，英国人怀疑俄国人支持伊朗北部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接着，由于英国人在他们占领的地区获得了石油开采权，俄国人也要求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得到同等特权，在遭到拒绝后，他们便在宣传上对伊朗政府展开了攻击。
占领伊朗的主要目的是便于把美国装备运往苏联，可是这件事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英国人无力修筑一条公路，可是伊朗又只有一条从德黑兰到伊朗北部的铁路，而且是单线。英国人从印度征用了铁路车辆，但是印度的铁路车辆本来就不够用。这样一来，倒给印度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反英宣传的充分依据。事情很清楚，走这条路线太慢、太复杂，盎格鲁－撒克逊人不能有效地利用它来向苏联运输物资。
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认为可以利用这条路线向苏联提供军事援助，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曾极力强调这个方面。一个办法是首先让苏联摆脱占领伊朗的任务。丘吉尔向斯大林建议，完全由英国军队来承担占领任务，这样苏联就能腾出四个师到六个师的兵力。斯大林则认为，英国人提出这个建议，是想把整个伊朗置于英国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只想让盟国代他们作战，自己却不肯打。第二个办法是派军队去高加索。丘吉尔建议在1942年初派出两个师，罗斯福则表示可以派出几个空军中队。斯大林又拒绝了，因为他不要西方国家的军队踏上苏联领土。这种疑惧心理还表露在苏方对摩尔曼斯克的英国水兵不断找麻烦上，以致激起了极大的愤慨。斯大林唯有对自由法国另眼相看。戴高乐先是提议派一个旅到苏联去，这个旅当时在中东积极待命，等候英国人的调用。后来还是把诺曼底－涅曼航空团派到了苏联。
租借法案非但远远解决不了盟国之间的困难，反而增加了困难。苏联历史学家故意贬低盟国的慷慨行为。伊斯拉耶利安在著作中说，交货速度之缓慢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还说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帮助红军加强实力还不如对让红军在对德作战中消耗力量来得热心。克拉夫钦科上校估计，盎格鲁－撒克逊人援助的坦克只及苏联自己生产的百分之八点九，其他所有供应品只及百分之一点五，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这个百分比降到了百分之三以下。
然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盟国供应苏联的物资——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共达一百一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大，而且始终没有偿还。从1943年7月到1944年3月，仅就北路面言，就运去了坦克五千辆、飞机七千架、各种车辆七千辆；通过南路运去了铁路机车二千台。除了武器弹药和车辆外，还运去了苏联国内供应不足的各种物资，例如药品。这些援助未能在俄国人最危急的时候起到拯救他们于水火的作用，因为在援助物资运到以前他们已经扭转了莫斯科战线的形势，而且使用这些物资也给他们造成了某些问题。单靠这些援助，并不能保证他们的胜利，同他们本国人民所作的巨大努力相比，这些援助也不能算多。尽管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援助对他们毕竟还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在1942年和1943年的两个困难的夏天，虽然到1944年这种援助的作用就下降了。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对罗斯福说：“倘若没有美国的供应，我们是会打输这场战争的”。这句话不仅仅是为了客气(他从来没有客气的习惯)。在这之前，1942年2月，他也曾对美国给苏联两笔十亿美元的贷款表示过感谢。
四、第二战场问题
斯大林早在1941年9月就提出了一个紧急要求，从那以后，这个要求就成了他同两个盟国的整个关系中不断出现的主题。“苏联在独自奋战，处境艰危，唯一办法是在其他地方牵制住德国三十个师”——这是小小的昔兰尼加战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事实和数字充分证明了他讲的话前后矛盾。根据缴获的德国文件，苏联历史学家估计德国在苏联投入的兵力是：1941年6月，一百九十个师；1942年11月1日，二百六十六个师；1943年7月1日，二百三十二个师；1944年5月1日，二百五十九个师；1945年5月1日，二百零六个师。这就是说，在那些日子里，用于对红军作战的敌军的百分比分别为百分之七十、七十二、六十六、五十三、六十。随着时间的推移，压力有所减轻，但是从未完全消除。总之，从苏联参战之日起，直到战争结束，它在这场联合斗争中挑的担子最重。
的确，斯大林很乐于忘记这样的事，即1941年6月以前，英国和法国曾孤军对德作战，而当时苏联正在向德国祝捷，并且向它提供装备。终于，法国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垮了下来。斯大林干脆采取了债权人讨债的态度。十分明显，他对举行一次登陆的困难和登陆成功所需要的巨大资源是毫无所知的。丘吉尔不得不告诉他：“你们幅员辽阔，所以不容易理解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海运线允许的条件下生活和战斗。”
丘吉尔尽管对克里普斯说过，归根结蒂，“斯大林不过是自食其果”，但他还是很想解救这位难以应付的伙伴。早在1941年夏天，他就考虑在挪威采取行动，他的军事顾问们好不容易才向他证明这件事是办不到的。
1942年4月，罗斯福请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去华盛顿。斯大林的这位左右手谈来谈去总离不开第二战场问题。但是当罗斯福提出减少运给苏联的装备，以便为开辟第二战场准备必需的物资而加速其实现的时候，莫洛托夫却生气了。他两者都要。罗斯福同马歇尔商议后，答应在1942年内开辟第二战场。于是，为了使斯大林满意，就制订了“波列罗－围歼”作战计划。
后来，在这项计划证明不可行而代之以“火炬”作战计划的时候，把这一决定通知给斯大林的尴尬任务，就由主张改变这项计划的丘吉尔承担了。他在1942年夏天前往莫斯科。斯大林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他固然理解“火炬”作战计划的重大战略意义，但是“他以最明确不过的语言表示，不能同意把开辟第二战场推迟到1943年”。
当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形势危急的时候，美国人提出了一项规模缩小了的“波列罗”计划翻版，其代号为“痛击”。但是英国人担心，即使这个缩小了的翻版也仍可能危及“火炬”计划的成功。他们还怕万一失败，代价高昂，后果严重，而迪埃普袭击战战果无几，似乎也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当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成功时，斯大林还是慷慨地向盟国表示了祝贺，赞许它们的一切行动，甚至包括“对达尔朗的利用”。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说：“你们一定懂得怎样利用魔王和他的奶奶”。
但是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告捷后，他有了依恃，很快又重新进逼了：究竟什么时候才真正开辟第二战场？他要求最迟也不得超过1943年春天。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拟出那个要他们的共同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方案，一部分原因正是为了使斯大林满意。但是斯大林对于盟国对德国所要进行的直接攻击不过是加强轰炸这一点表示非常失望。他认为，同“火炬”行动一样，突尼斯战役和后来的西西里登陆也都不是所需要的真正的第二战场。
因此，丘吉尔在1943年2月答应在1943年8月或9月举行横渡海峡的登陆。但是到了那个日期，虽然意大利的崩溃看来已为期不远，可是“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还远未完成，不得不再度食言。斯大林对这又一次的食言会采取什么态度呢？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忐忑不安。于是，为了消除误会，他们提议同斯大林会晤。
俄国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图十分清楚：他们对输氧的分量控制得不多不少，刚刚使俄国人既不至于窒息，又不能真正强大起来。因此，迈斯基大使写道，苏联在斯大林格勒获胜后，盟国估计苏联已脱离了危境，能够照顾自己了。罗斯福或他的军事顾问们肯定没有这种想法，但是丘吉尔是否有这种想法就难说了。无论如何，英国首相是一位精于使美国人放弃自己的计划而接受更符合英国利益的目标的艺术能手。他的这种做法并未逃过俄国人的注意，所以他们开始指望由罗斯福来满足他们的心愿。但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同苏联之间要取得任何进一步的谅解，首先必须圆满解决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与莫斯科的波兰流亡政府之间的深刻裂痕。
五、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前的波兰问题
英国是为了维护波兰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而参加战争的。波军败北后，波兰人仍继续在自己的国土上和国境外战斗。如今，波兰人不但遭到德国人也同样遭到俄国人的肢解、压迫和摧残。希特勒对苏联的侵略，迫使波兰人和俄国人骤然参加了同一个阵营，但是事态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他们是盟国，然而在作战目的上，具体来说就是在与波兰领土有关的目的上，却完全背道而驰，以致使两国成为不可调和的仇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两个盟国之间左右为难。同时，英国人对波兰有约在先，美国人虽然在这方面比较不受约束，但是既然罗斯福高揭为争取种种自由而战的义旗，他又怎么能因为一个大国是美国的盟国就牺牲一个小国来遂这个大国的野心呢？一句话，就是怎么能把他不让希特勒得到的东西却让斯大林得到呢？
波苏分歧很引人注目，其实也很简单：波兰希望在战后恢复它的1939年边界，而斯大林则打算继续保持他通过德苏条约所并吞的波兰东部领土。
设在伦敦的西科尔斯基将军的政府，由当年反对毕苏斯基元帅独裁统治的四个民主党派代表组成，然而他们并不因此而亲俄。不过西科尔斯基意识到，苏联加入盟国阵营是一个重要的新因素，必须加以慎重考虑，所以他就着手去同斯大林达成协议。他没有为俄国人在波兰造成的损失要求任何赔偿，只要求得到应享受的权利，就是承认里加条约所规定的波兰东部边界(1939年边界)，以及释放全部被俘，被放逐或在苏联被拘留的波兰公民(据他估计共有一百五十万人)。他认为这样就已经够宽洪大量的了。
斯大林只愿接受“苏德条约已经失效”这一含糊的提法。这不足以当作一项保证，但是波兰人在英国的压力下只好装做满意，虽然在这以前已经有三位部长辞职以表示异议。然而，在1941年8月，波兰同俄国达成了一项军事协议，其中规定在被红军俘虏的波兰人中间组织一支波兰军队，由苏联用美国根据租借法案给予波兰的装备予以装备和补充。
可是俄国人在1941年12月亮了牌。斯大林向艾登提出，拟议中的英俄协定应该附加一项议定书，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的权利。对此，丘吉尔的反应极为剧烈。他写信给艾登说：“这样让与领土是违背我们正在为之战斗的宗旨的。在和平实现以前谈不上划定边界的问题。”斯大林没有坚持下去，因为德国人毕竟还在莫斯科的大门口。他甚至在《大西洋宪章》上签了字，但是提出了一项意味深长的保留，由代表他签字的苏联驻伦敦大使口头表示说，“宪章本应该适应历史条件、需要和特殊情况”。
西科尔斯基将军很现实，没有往疼处碰。他在去莫斯科访问的时候，只是象提到一件不说自明的事情似地顺便强调说，“1939年边界决不能修改”。但是军事协议的实施又谈何容易！斯大林对这支波兰部队显然是不大喜欢的，他们衣衫褴褛地从苏联监狱和集中营里释放出来，要由囚禁他们的人把他们武装起来。西科尔斯基不得不同意，这些波兰部队与其在欧洲随红军作战并且将来有一天同他们一起打回波兰，还不如把他们派到伊朗去，由英国人加以训练和装备。这支新军的指挥官安德斯将军惊讶地发现，在释放出来的十八万战俘中间，军官寥寥无几。西科尔斯基向斯大林表示诧异，斯大林仅仅回答说，事实上已经把他们全部释放了。尽管安德斯的发现使关系冷了下来，波俄还是签定了一项援助条约，其中措词含糊地规定“战后进行友好合作”。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美满，但也没有破裂。
然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向贝奈斯领导的捷克政府提议成立波捷联邦，作为以后两国合并的第一步，从而消除由于波兰在慕尼黑协定后参加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而进一步加剧了的宿怨。贝奈斯只同意成立两个分离国家的邦联，但是可以设立某些联合组织，如部长委员会、总参谋部、外交政策代表团和议会代表团。1942年1月，两国代表团发表了声明双方原则上取得一致的联合宣言，并号召其他欧洲国家参加。苏联政府认为这无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防疫线再次出现，立即对之表示了敌意。贝奈斯为了安抚苏联政府，提议建立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三边合作，但是没有成功，而且这个比较笼统的建议，反而遭到了波兰人出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否决，使邦联的想法在刚萌芽时就被掐死了，贝奈斯缩回到自己的营帐，而波苏关系显然也没有得到改善。
但是，在德军尚威胁着俄国的生存的时候，苏联居然还如此露骨地表露出其对波兰的意图，那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当局势看来已经转危为安时，他们又会是怎么样呢？
六、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波兰问题
事实上，在1942年初，斯大林又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他发布了一项法令，使在离乱中从波兰东部流入苏联境内的数十万波兰人成了苏联公民——波兰政府在英国人的压力下决定对此不提出抗议；另一方面，他组织了由万达·瓦希莱夫斯卡领导的波兰爱国者同盟。瓦西莱夫斯卡是波兰女作家，共产党员，丈夫是苏联乌克兰人，她本人是红军上校。一个设在莫斯科的波兰人组织，对波兰合法政府保持独立而自行其是，这只能意味着有形成异己运动的危险。这次，波兰政府向它的英美盟友强烈地表示了怨意，但是他们似乎无动于衷。
事实上，迫于一种显然可悲但又无可避免的需要，英美两国的看法也在逐渐起着变化：既然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仍无法兑现，他们继续要求苏联几乎是单独地承当德国人凌厉的冲击，那么，又怎么能拒绝让它在将来的西部边界上得到满足呢？反正，为这种满足而付出代价的可能是德国，因为德国肯定不属于《大西洋宪章》的受惠者之列。在这种种利害冲突下，作为最弱者的波兰不大可能不成为牺牲品。
何况，英国人自己也已经开始对在伦敦的波兰人的态度感到厌烦了。波兰人的报纸不断攻击苏联；他们向艾登披露了自己的希望和野心，那就是在苏联被削弱以及德国被摧毁以后，波兰可能成为中欧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西科尔斯基在1943年初去访问罗斯福的时候，毫不隐讳地想为了波兰的扩张而取消波兰走廊和东普鲁士飞地的愿望。他谈到奥得河是波兰的西部边界，可是他对东部的领土要求一点也不放弃。
1943年3月，艾登和罗斯福达成了一项协议，同意苏联在战后保持比萨拉比亚和它在1940年攻占的芬兰部分地区。诚然，罗马尼亚和芬兰都是敌国，而罗斯福又强烈反对在波罗的海诸国方面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这项协议却是走向承认苏联1941年6月边界的第一步。
但是，1943年4月突然发生了一个令人惊骇的事件。德国人在卡廷 [ 译者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一小村镇。 ] 发现了埋在那里的几千名波兰军官的尸体，于是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苏宣传。他们是不是安德斯在俄国没有找到的那些军官的尸体呢？以前就曾有一些波兰外交官在莫斯科被捕。有两个波兰犹太人社会党(崩德)的领导人，他们曾在苏联避难，并在苏联要求下成立了反法西斯组织世界犹太人委员会，后来被加上私通纳粹的罪名处决了——象斯大林的所有的敌人一样，他们也是受尽耻辱然后被杀害的。西科尔斯基将军要求国际红十字会派人调查，被苏联拒绝了。然而调查工作还是做了，是由德国人做的。调查的结论是，苏联确实犯了那些罪行。被兰人接受了这个结论。《真理报》反唇相讥，指责西科尔斯基是希特勒的帮凶，却没有为这种指责提出任何证据。斯大林同设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断绝了关系。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说来，正如对中立国的舆论界一样，事情已无可怀疑，这桩骇人听闻的罪行是俄国人干的，要末是斯大林处心积虑地要消灭波兰的军官阶层，要末是他的下级人员在德国人进攻时由于惊恐而出此。
斯大林这时在苏联编成了科斯久什科师。这个师身穿波兰军服，由来自被兼并的波兰领土而在红军里服过役的波兰人担任军官——事实上这是一支与安德斯军队分庭抗礼的军队。苏联给予瓦西莱夫斯卡所领导的波兰爱国者同盟以正式支持，这时这个组织已有一些没有被拘留但是被压制得不声不响的波兰共产党人加入。这是未来波兰政府的胚胎；也许还是苏联有朝一日唯一会承认的政府。
英国人和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取得某种妥协，但是西科尔斯基在7月4日因飞机失事身死。他的继任者米科拉伊齐克是温和派，但是缺乏他的前任那样的权威，他的国防部长肖申科夫斯基则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
因此，1943年9月，艾登提出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魁北克商定的妥协方案，答应俄国人以寇松线为他们的西部边界，并把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给波兰作为补偿。米科拉伊齐克拒绝了这笔交易，表示他无权通过修改波兰的东部边界而割让国土。他不无远见地说，这样的方案只会使波兰成为苏联出附庸。
三大国决定1943年秋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波兰问题和第二战场问题将是会上要讨论的首要问题。
七、秘密谈判
然而，这三个“奇怪的同盟”却互相怀疑对方企图背着自己去同敌人谈判。1943年2月，党卫队高级军官霍亨洛亲王同美国设在日内瓦的情报机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在日内瓦的接触，使莫斯科夫为不安。
1943年3月，美国国务院得知罗马尼亚通过阿根廷驻巴黎大使——这个圈子兜得很曲折——提出的含糊建议，说希特勒希望同英国人和美国人讲和，以便把部队保全下来对付共产主义。科德尔·赫尔不想把这件事情进行下去，但是看来也没有向俄国人提及此事。
在差不多的时候，据说希姆莱曾通过瑞典人向美国人探问“无条件投降”方案的确切含意。他没有得到答复。此事有哈里森致罗斯福的一封电报为证，美国人也公布了这封电报，但是瑞典人予以否认。
匈牙利人在1943年初开始同英国人接洽，想通过谈判退出战争，保全其政府，并参加对德作战以保护匈牙利不被苏联占领。有没有把这种联系告诉俄国人，谁也说不上。
但是，俄国人有自己的特务，对消息一贯非常灵通。里宾特洛甫的一个合作者彼得·克莱斯特也曾经对俄国人进行过试探。克莱斯特把此项任务透露给一个名叫克劳斯的国籍不明的商人，此人是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常客，据克莱斯特说，他是一名苏联特务。据说德国人通过克劳斯通知俄国人，他们准备在东都退回到1914年边界——这是通过德俄之间的私下安排解决波兰问题的另一种办法。莫洛托夫把这种接触的情况告诉了哈里曼，但这是在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他说克劳斯是个德国特务。
1944年1月，轮到俄国人着慌了，《真理报》提到里宾特洛甫和英国人在开罗进行谈判。丘吉尔不得不写信给斯大林，断然否认这种谣言。
这些活动的意图究竟是真的想要“拆伙”呢，或者仅仅是交战国为了摸清敌人脉搏，即使在战斗正酣的时候也总要通过比较正式的代理人保持的那种接触呢？总之，这些谈判的尝试没有一次是有结果的，但是如果走漏了风声或者把这种接触继续下，声那只能在第二战场和波兰问题之外，平添一个使盟国之间加深不和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每一方都生怕它们当中有一个单独媾和，撇下另外两个自己去应付困难局面，以至于大家的账得由各人单独去向希特勒德国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