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兵工厂·第二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在战争期间，美国为盟国提供了它生产的军备的一半以上——用于对德作战的占百分之三十五，用来迫使日本投降的不下百分之八十六。然而，这样大规模地开动工业，并没有妨碍它动员了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相当于英国动员的百分比，仅低于苏联。1944年，美国武装部队人数达到了一千二百万，其中五百多万在远离本国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作战，除了东欧以外，几乎每一个战区都有美国的部队。美国在向英联邦、苏联和国民党中国提供武器和贷款的同时，还把它的工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个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同德国用大炮代替黄油这一人所共知的公式成为对照的是：美国生产了大炮；也生产了更多的黄油。然而美国取得这样确实异乎寻常的成果，并不需要对其经济思想和结构作出根本的改变。
一、选择和纲领
然而，美国对于战争的来到几乎毫无准备。它没有军队——1939年只有十九万人，其中五万在海外，三百二十九辆轻型坦克——没有武器和弹药储备，勉强有一点军火工业，只占全部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百分之二。
的确，美国的潜力是无限的。在1939年，根据内莱的材料，“美国占全世界资本货物生产的将近百分之四十二，德国占百分之十四或十五，英国占百分之十四，法国还占不到百分之五。”但是，美国虽然已经摆脱了大萧条的泥沼，它的经济仍在经受着萧条的后遗症，没有充分开动起来，原料、工厂和劳动力的潜力只使用了一部分，失业者将近七百万。这样，它就可以接受军备订货，象早期的纳粹德国一样，刺激了它的经济。另一方面，这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而又没有充分开发的大陆，却有着欧洲(除苏联外)早已丧失的原料、能源和空间的储备。在这些资源之外，还可以加上在地理上同美国连成一个整体的拉丁美洲，那里的资源还没有开发，也很少为人所知。
但是，这个和平经济必须“转变”成为战争经济，同时又不把这个国家搞穷。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制订军备生产计划，按轻重缓急适当地分配订货单，提供必要的信贷，为某些工业保证和增加劳动力。由于稳定了物价和工资，所有这一切并没引起通货膨胀和降低生活水平。美国经济是按照“自由企业”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办事的。极权统治实行严格的国家控制，这是美国公众所深恶痛绝的；而且它被认为是同美国生活方式截然对立的东西，因而受到反对。既然如此，那末，怎样来协调生产并把它引向军备的制造而又不必仿效极权统治下那种严格的国家控制呢？然而，经济危机已经使得这位美国总统提出了他的新政，采取了某些试探性的步骤来增加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这就指明了道路。结果，罗斯福总统在把美国经济转变成为他所说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方面，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当美国军界担心任何援助都无济于事时，正是罗斯福总统坚持要援助最迫切需要援助的英国——后来的一切就是由此而来的。英国人事实上同意，新建的部分师将采用美国装备，这便给美国的战争工业提供了第一个推动力。
后来，美国工业的这种趋势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反对：一是不愿意增加公共开支的保守派，一是在新政中崭露头角的“进步”分子，这些人认为非生产性的军事开支一定会损害经济，即便不是这样，形成的繁荣也是人为的。罗斯福不得不在这两类人之间施展他的手腕，而结果总是得心应手。
以军火援助民主国家——后来是只援助英国一国——的决定一经作出，从开头起就必须作出一种抉择，是援外优先，还是把美国军队的重新武装摆在第一位？罗斯福的决定是斩钉截铁的：二者同时并举。他说，“我们将让反对暴力的人使用我国的物质资源；与此同时，也将向我们美国自己提供能够应付任何防御需要的装备。”
作为这个决定的合乎逻辑的结果，1941年7月7日，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奉令“调查为了打败我国潜在敌人所必需的全盘生产需要”。罗斯福从他接到的大量报告中制订出一个纲领，他称之为“胜利纲领”；其中规定了用在军备上的费用数额和美国陆军需要有多少师的兵力。这些估计几乎纯属推测，因为在拟订的时候，心目中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战略。这些估计也没有考虑到需要以怎样优势的力量去对付一个当时还不知道的潜在敌人的力量。这些估计把各种假设性的需要加在一起，而没有真正估量一下美国满足这整个需要的能力。但是罗斯福特别想要激发人民的想象力和鼓起人民的劲头。他在经济问题上的决定，和他同时显示出来的反对日本的决心是相一致的。
因此，珍珠港事件之后，在丘吉尔的同意下，“胜利纲领”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42年初，罗斯福用没有商量余地的语调宣布了一个强制性的计划：“谁也不要说这办不到；它必须办到，我们已经承诺要做到它。”为1942－43年规定的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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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完成这些天文数字，还有待拟订一套办法，然后才能加以实施。
二、经济动员
早在1939年，罗斯福的亲信顾问伯纳德·巴鲁克就已拟出一项全面实行经济动员和由国家控制战时经济的计划。由于技术、道德和个人方面的原因，这个计划没有被总统所采纳。在技术方面，军方还无法制订出一个全盘计划，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打一场什么样的仗以及跟谁打仗。从心理上说，美国公众只要“他们的子弟”还没有遭到射击，就还不会接受这样一套束缚手脚的东西——而罗斯福也完全明白，他是不能仓促行事的。在道德方面，由于美国没有一整批能摆脱私人利益，又受过为国效力训练的高级文官，因而有能力管理这样一部繁重机器的人只能从各大公司借用，这些公司本身将会卷进来，而且这些人很可能难以忘怀自己的来历和旧有的关系。最后还有一点，罗斯福对于取消他自己的某些权力是连想都不愿想的。
法国和英国采购机关的负责人让·莫内和阿瑟·珀维斯曾经呼吁美国在工业生产上作出最低限度的配合，以便完成他们的任务，但是这种呼吁没有收到效果。1941年和1942年，事情是一片混乱。国会刚一批准拨款，订单就纷至沓来，不是互相矛盾，就是一涌而上。而军事当局却毫不关心这些订货是否可行以及有没有完成的办法。结果是长时间的拖延，原料的短缺和运输上的阻塞。美国陆军的要求，对日作战的要求，租借法案项下的要求(即使是象对苏联的供应品那样急迫)，都无法同时加以应付。而所有这一切，偏偏又发生于盟国在太平洋、非洲和东欧接连遭到惨败的时候。生产出来的军火只能逐月和逐项地加以分配。接受这些产品的单位事先从来不知道将得到些什么，这使它们也无法预先制定计划。一支正在受训的部队会突然发现它的装备拨给了调去英国的一个师，或者给了要开往摩尔曼斯克的一支运输队。在这样混乱的状态中，罗斯福沉着镇静地继续发布命令，要求必须满足一切需要。他确信美国的经济机器一旦开动起来，通过美国人民的决心和干劲，将会证明其力量是用之不竭的。
然而，初期的结果的确引起了总统的纲领是否过于庞大的疑问。专家们怀疑它，并且断定它在若干方面是行不通的。军方则要求在对他们的计划进行比较彻底的研究之后，应当确定一个轻重缓急的次序，并采取措施来获得为实现这些计划所必需的手段。总之一句话，华盛顿当局在逐渐把对战时工业的控制权接管过来，这个过程到1943年达到了高峰。
为了这个目的而成立的组织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购买产品和劳务(即军方所说的采购)，以及沟通和指导生产。实际上，故意地和仿佛是根据原则地留给制造商的控制权，不论它有多么大，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依旧有必要对所获得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分配，并对工资和价格结构、利润额以及税收问题加以监视。毕竟说来，原料的动向是受价格支配的，而通过价格对利润的影响也就刺激了生产。为了使最需要的地方能得到原料，实际上必须禁止其他部门使用原料。最后，对于不听话和效率不高的公司，还可以采取从强制订货到把企业收买过来的强制性措施。
总之，到了后来，联邦当局对什么事都要过问，并且首先就是建立起必要的机构来办事。比如说，当一个问题变得很紧迫时，它们就专门设立一个适当的机关来处理，而不去理会现有的那一套机构。由于权限冲突，便引起了没完没了的混乱和对立；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种全面的灵活性，使负责人员有很大的余地来发挥它的主动性和想象力。此外，各种各样的机构也就逐渐地各得其所和各安其位了。
这样，从1942年9月起，由查尔斯·威尔逊担任主席的生产执行委员会就负责监督军方提出的订货单，以便估计它们对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1942年11月建立的控制物资计划机构则负责监督重要原料，需要量最多的总是钢、铝和铜。每当实业家囤积物资过多，控制物资计划机构就有权出面干预。它可以一连几个月把某一宗原料“冻结”起来。在工会领袖沃尔特·鲁瑟的建议下，罗斯福在1942年年初就已经削减了民用汽车的生产，并限制了电冰箱的产量。
但是最重要的机构还是1943年春由唐纳德·威尔逊领导的战争动员局。这个机构不管经济的日常运转，而是从最高一级的政治水平上，就其认为战时经济所必需的长期或短期决定，向总统提出建议。这从而也就涉及到整个的经济，因为要生产充分的军火，就不能够漫无限制地进行“民用”生产了。还有一个由参议员杜鲁门主持的委员会，负责调查舞弊案件并审查合同。
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部门就这样逐渐地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例如，港口交由一名高级军官管辖，他通常是和平时期的运输专家，穿上了将军的服装。
但是这些都是暂时性的结构，完全是在战争状态下成立的。从1944年2月起，巴鲁克－汉考克报告为复员到和平时期经济作了准备。过后不久，战争动员局在它的名称中加上了“及复员”这几个很有意义的字眼，预示着举国盼望的复员不久即将到来。
三、经济的稳定
美国的经济学家都是凯恩斯勋爵 [ 译者注：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年)，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时，他的“有调节的资本主义”理论，对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制订政策，企图以国家的开支来克服失业与生产停滞现象，曾有不小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等。 ] 的好门生。他们深信，通过间接的控制(即用财政和货币手段以及限制购买力)能够保持经济的稳定。这样，行将来临的通货膨胀，主要通过传统的手段，就被制止住了。
从1939年到1944年，国家开支从一百三十亿美元增加到了七百一十亿美元。由于部分民用生产转变为战时生产，就不能不造成供不应求的情况。据估计，这个差额在1942年已达一百七十亿美元，到1944年，又增加到了九百三十亿美元。首先的一条就是，依靠美国人热心为公的精神来增加税收。在战争期间，联邦收入增加了六倍，几乎完全是靠着不断增加所得税而来的。另一个措施是，通过储蓄把多余的通货排出流通之外，而这种储蓄实际上常常是强制性的。其结果是，公债增加了二千三百亿美元，尽管公债的利息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三。要实行这样的政策，还必须使工资收入者保持象样的生活水平，使物价保持稳定，使购公债者对美元抱有信心，能指望他们作为储蓄而保有的战时公债在战后能比战争期间买到更多的东西。
然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并未消除，只不过是暂时遏制住了(被占领的法国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通过税收和发行公债从流通中所吸收的大量游资，总是不够支付数量越来越大的战争费用。从1939年到1945年，预算赤字比过去一百五十年的联邦支出总额还要大。私人储蓄和公司增加流动现金算是把通货膨胀的势头制止住了。而到了战后，这就制止不住了。
物价飞涨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危险。在1941年期间，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十，食品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二十。物价管制势在必行，跟着而来的当然就是要把工资固定下来。国会的绝大部分议员反对实行前一项措施，这些人通常是私人、特别那些农场主利益的维护者。工人的工会则以现行立法为理由反对实行后一项措施。
1942年4月28日，物价管理局给最日常的消费品规定了最高限价。于是在价格上耍花招的现象就盛行起来，特别是制造一些新产品，只是同限价条例范围内的产品稍有不同罢了。物价管理局发现它审查和订价的工作越来越复杂。然而到1942年的下半年，它终于把这年年初猛涨的物价压低了下来。
但是工资却沿着一条恰恰相反的曲线走。从1942年上半年到下半年，工资指数从百分之零点六增加到百分之一。于是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项稳定法案，使他有权在1942年11月1日以前发布一项按当年9月15日水平“稳定物价、工资和生活费用补贴的通令”。成立了“经济稳定局”来实施这项决定，其主席是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贝尔纳斯。
物价的上涨和物价与工资的竞相追逐算是暂时制止住了。1943年4月，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三。1943年4月8日，罗斯福下令守住这条线，冻结物价和工资，禁止物价管理局提高物价。1943年夏，联邦当局进一步进行了干预，给农业主拨了四亿美元的津贴，以降低商品价格。同时，对食糖、肉类、油脂、咖啡和石油实行配给。这些措施很有效，生活费用的上涨几乎完全制止住了，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批发价格比零售价格管理得还要好。战争结束后，物价曲线再度开始上升，1948年比1939年上升了一倍，涨得最显著的是纺织品和食品，涨得较少的是燃料和房租。然而，这并没有妨碍国民生产总值，在扣除了物价和税收的增加之后，它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事实上，一涉及不断改进的新式武器和战争装备，如果不顾具体情况去规定价格，就有可能发生严重的错误。为了防止公司获取超额的利润，陆军当局在同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留有一定的伸缩余地，以便在制造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实际的成本确定价格。反过来说，这就无法刺激公司降低它们的主要成本。罗斯福总统实行了修改合同的革新措施，从而破坏了不追溯既往的立法原则。这在当时叫做重新谈判，它意味着先前确定了的价格可以重新审查，因而限制了公司利润的幅度。靠这样的办法节省了近一百亿美元。这抑制了奸商大发横财。但是，为国防合同进行生产的公司依然是有利可图的，这一方面说明了美国的战费按比例来看比英国的高得多，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对于雇主利润的增长和工薪的冻结，工会表示抗议是完全有理由的。
四、人力
1943年秋，充分就业实际上已经实现。七百万失业者填补了参军者留下的空缺，或者踏上了军备工业提供的新工作。熟练工人已经明显不足，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各州和加利福尼亚。
一批国会议员再次提出了早已由罗斯福的一项决定解决了的老问题。孤立主义重新抬头，他们根据丘吉尔说的“只要给我们工具，我们就会把事情办完”，提出了“只给武器不给人”的口号。这个运动的倡导人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他享有经济学者的名声。他担心由于劳动力短缺，生产可能下降；他指出，敌人已经被削弱了；他认为，船只不足便不可能把大量兵员送往海外。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也随声附和，为的是竞选，因为多一个人免役，就多一张选票。
陆军部长史汀生支持参谋部反对减少武装部队人员的意见。他鼓吹实行“国民服务队”，授权政府控制一切非战斗人员的就业。罗斯福在向各种“智囊人物”的委员会征求意见之后，下令在武装部队中减少几十万人，后来的情况证明这是一个很合时宜的措施，因为陆军当局无法把所有在理论上应该征募的人都征募来。
然而，也许是由于工会不情愿——政府没有设法使工会十分密切地参与战争的努力，这是一个错误——或者是出于对自由公民权利的尊重，罗斯福没有实行史汀生所要求的“国民服务队”。1944年，这个要求本来已在考虑之中，但受到了代表家庭利益的团体和女权运动组织的反对。因此，人员和专家的就业一直不曾受到单一机构的直接控制，实事上甚至不曾按照明确的政策来处理过。这方面的事务分散在许多机构手上，如公务员委员会，战时人力委员会、劳工部等等。结果是，军方和工业界都一直不曾得到充分的满足，到战争结束时，还有四千四百万美国男女没有工作，或者并不寻求工作。
政府只限于采取一些应付局面的临时补救办法；雇用黑人——1941年，罗斯福设立了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以防止在劳动市场上对有色人种加以任何歧视；在农业中使用了六万名墨西哥人；从拘留在美国的四十二万五千名德国和意大利战俘中放出十二万五千人来工作；让退休者和病残者回来工作。妇女就业的比例不象本来可以办到的那样大。
另外一件需要严重注意的事情是，严格遵守社会立法，以免引起罢工。象福特家族这样势力雄厚的雇主，拒绝在他们的工厂里实行社会立法，陆军当局对于给这些工厂合同就很犹豫，唯恐社会摩擦会引起罢工。实事上，1941年的一场大罢工就曾使航空工业几乎陷于瘫痪，政府不愿用法律去限制罢工权利，而宁可进行调解。
珍珠港事件使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工会作出了爱国的诺言，保证不再鼓动罢工。但是还是发生了一些罢工，据说这是“不负责任分子”搞起来的，政府在1943年做出了反应，制订了一项法律，规定在罢工前三十天要发出通知，并授权总统可以接管为国防所必需的工厂。
五、美国的力量
尽管陆军有种种需要以及由于这种需要而造成的非生产性开支，美国各种物品的产量在整个战争期间仍在不断增加。在三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工厂比以前十年建立的还要多。发现和开发了铁矾土矿，铝的产量增加了五倍，合成橡胶从五万吨增加到七万吨，小麦收获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煤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二。尽管小汽车和家庭用具的产量略有减少，民用消费其实还不断有所上升。
在整个战争期间，虽然发生过种族暴力行动(主要在洛杉矶和底特律)，但还是保持了全国一致的团结。外交政策是两党都同意的。在竞选总统中败于罗斯福的温德尔·威尔基后来成了他受信任的代表，被派往国外执行使命。民权仍然受到充分尊重，新闻自由依然保持，选举象和平时期一样举行。美国仍旧是民主的楷模，它在战胜极权统治的时候没有背弃民主的原则。
同时，美国为自己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虽然它不得不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白手起家，而且征募、训练和装备工作又不得不齐头并进。征召来的人都被分配到最适合于他们的知识能力和原来职业的岗位上。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人送到空军和辅助部队，陆军需要十三万六千名军官，其中1942年和1943年需要十一万二千名，这件事遇到了困难。为了数量往往就得牺牲质量，训练高级军官的问题一直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一个士兵的初步训练为期只有十三到十七个星期，包括应征，体格检查，基本训练和专业训练。一旦编入部队之后，训练不足的情况就看得非常明显了。于是就在英国，后来还在法国设立了军事训练营来进行补救。由于武器和装备不足，又缺少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训练工作进行得也不美满。事实上，装备必须轮流使用，军官必须从作战部队中进行抽调。
在新建立一个师的时候，事前三个月就选派出师长、副师长和二百名高级军官；这些人接受各种课程的训练；然后同原建师老兵中挑出的一千名已经受过训练的士兵编在一起，接着就配备其余的军官和军士，这些人以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领取这个师的装备，准备接纳这个师其余的一万三千名到一万五千名士兵。最后，这个师有三十五周的时间来训练成为战斗师。但是有时在师的指挥官已经开始行动的时候，他们的部队还不曾有过机会进行演习。
1940年，魏德迈中将在罗斯福的请求下，作过一个粗略的估计：美国陆军(包括空军部队)人力需要是八百八十万人。事实证明了他的估计大致不差。另一方面，在陆军的结构方面也发生过计划上的错误，比如说，过份依赖高射炮部队，结果不得不大量地重新分配高射炮兵。最主要的错误是，在计划成立的二百个师中，准备建立六十一个机械化师，五十一个摩托化师；后来证明这个数目必须有所缩减，因为即使美国的工业也担负不起这样一个任务。
到1940年底，美国终于有二十三个师可供作战了；1941年又建立了十三个师；到1943年，增加到了九十一个师，其中步兵师六十七个，骑兵师三个，装甲师十六个，空运师三个。
这些兵力的装备反映出美国的经济力量。陆军总共拥有坦克九万六千辆，野战炮六万一千门，步枪七百万支，卡车二百三十万辆，无线电一百二十万台，雷达二万台。派往海外的兵员达五百万名以上，其中包括二百七十万名开往太平洋地区，一同运往的还有生产出的全部二千一百万吨军火中的一千一百万吨。1944年圣诞节，经由纽约处理了军邮二百六十万袋，经由旧金山的达七十五万袋。
特别是空军，它是白手起家的。慕尼黑协定后，罗斯福曾要求霍普金斯对美国航空工业的潜力进行一次大致的调查。他要求航空工业的生产能力达到每年二万架和实际产量达到一万架。但是，美国军官对空中战争毫无理解，当新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要他的副手们估计一下他们的要求时，他们只要求一千五百架飞机。但是从1940年到1945年，制造的飞机是三十万架，引擎是八十万台。
罗斯福和往常一样，想拟出一个巨大的制造计划来推动生产：到1942年10月1日，要生产出一万八千架飞机，训练出一百万人。但是从选定原型，把它制造出来，直到投入成批生产，就得费去许多时间。B－17型轰炸机是1938年设计的，到1941年才交货。
罗斯福批准了空军参谋部提出的成立战略轰炸机司令部的计划。它的建立，装备和训练完全得从头开始。到1941年11月底，空军已拥有三十万人，九千架飞机；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拥有十万多架飞机，一百万名机械人员，二十万名驾驶员，其中包括驾驶运输机和气象观测机的女飞行员一千五百人。
在造船方面，为了对付潜艇所造成的破坏，从1941年6月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美国就在特拉华湾，普吉特海峡周围，在密西西比河以及五大湖沿岸建起了一百四十个船坞。这些都是装配船坞，它们把从铁路运来的全国各州工厂所制造的部件装配成船。由于最大限度地实行了标准化，某些类型的船只，如自由轮 [ 译者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量生产的标准货船。 ] ，建造周期可以缩短一半。船的产量从1942年的七百四十六艘增加到1943年的二千二百四十二艘和1944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一艘。
整个来说，美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由于采用了美国通常的“利润动机”的办法，把政府的巨额开支，范围广泛的采购权力和能鼓励生产的固定价格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还采取了一些矫正的措施来限制超额利润，通过强制性的合作和建立原料和信贷方面的先后次序来限制竞争。当然，美国人从来就是非常富有的，他们的前进势头并没有因为欧洲受到的艰辛而放慢下来。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战争损害，也从来没有受到入侵的威胁。
可是他们的经济和人口潜力似乎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如果从一开头就采取伯纳德·巴鲁克所主张的极权制度的国家控制办法，成就也许还要大。没有疑问，如果那样做，他们还可以避免许多混乱，并赢得时间。不过那样做会违反他们自愿合作和自由主动的信念和传统，这也就是莫斯所说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 [ 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英雄，据说，他为人类从天廷偷了火种，因而被天神囚在高加索。这里指自我牺牲精神。 ] 精神”。要是采取别的办法，更多地着眼于纪律和服从，较少地着眼于启发人们去行动和创造的兴趣，那说不定就会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
但是也有一种相反的看法：国防部门虽然成了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但是它既没有改变结构和社会关系，也没有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新政和它的左的倾向并没有恢复。如果说社会地位低下的阶层——有色人种、工人、小农场主——从战争中多少得到一点好处，那也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紧张的结果，而不是当局有意识采取的任何措施所造成的。到头来从战争所创造的繁荣中得到好处的，基本上是比较富饶的地区和境况比较富裕的社会阶级。
尽管如此，根据经济状况的分析，形势的进展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繁荣是从货币开支和预算赤字的基础上得来的。要是在战前，人们会认为这种做法是径直走向破产。从这里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大大地帮助了战后的充分就业和对经济危机的处置。最后还有一点：战前萧条年代窒息了科学研究，妨碍了发明创造，而“脑力动员”带来了科学进步，其中特别壮观，对未来影响特别大的，就是发现了使用核能的原子弹。这样，技术就昌盛了，从而造福于美国人民。
六、租借法案
罗斯福总统肯定没有把他提出来的“美国是民主国家兵工厂”这一口号仅仅看作是宣传。1941年年底，他决定把美国生产的军备四分之三运往租借法案各受益国家。美国总参谋部认为这样一个比例太高了，担心会危及美国部队的武装。珍珠港遭到袭击，使得看法不得不有了改变。这一事件证明，毕竟还是得在一定的限度内回到“美国第一”这个口号上来。
租借法案项下的援助是不断增加的，1941年为一亿八千九百万美元，1942年达到三十二亿美元，1943年达到六十六亿美元，1944年是七十三亿美元，后来在1945年减至三十亿美元。
主要受益者是英国，但是苏联得到的那一份也颇为可观，在北非建立的新法国军队也是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1941年，美国人给英国人提供了一千辆坦克，五千一百九十四架飞机；1942年提供的坦克是四千三百八十九辆，飞机是六千八百四十七架。租借法案的全部援助占去了美国生产的百分之十六，但在美国的坦克产量中则占到了百分之三十八。武器是供应的一个主要项目，但也包括原料、工厂、食品、租船以及船舶修理等劳务。
七、拉丁美洲
早在1940年春，罗斯福就曾经说过：“美国要保持它在西半球的安全和政治经济地位”，就必须“保障中美和南美的经济繁荣，并通过这个半球内部的合作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来建立这种繁荣”。事实上，美国从拉丁美洲输入它所消费的咖啡百分之九十，糖百分之八十五，铁矾土百分之七十八，钨百分之七十，锡百分之三十九，铜和铅百分之二十五及原油百分之三十。保持这个重要的供应来源，并确保轴心国家不能染指，这是很重要的。在军事方面，由于存在一个同情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所以纳粹德国在某个南美共和国制造动乱，甚至取得一个立足点，并非完全不可能。岁月虽然消逝，但门罗主义并没有变得只是久远的回忆，它仍然留在美国人的心上。罗斯福提醒，甚至夸大德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渗入南美的危险，肯定能够打动他的同胞们的心；在他的“胜利纲领”中，包括要成立一支武装部队，用以参加可能在拉丁美洲爆发的任何战争。
德国的宣传给这种担心火上添油。它渲染美国资本家对南美的剥削，并散发大量西班牙文宣传品和影片，在从美国佬压迫下解放各国，特别是解放波多黎各和古巴这个题目上大做文章。它做得很巧妙，不攻击民主，而攻击美国的寡头和帝国主义。德国宣传机关在蒙得维的亚，包了一家广播电台，用以向普拉特河沿岸 [ 译者注：指南美东海岸各国。 ] 各国进行宣传。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国家已经同美国发生龃龉。墨西哥没收了美国的石油公司，而美国则说在墨西哥有“共产党和国社党阴谋”。1940年5月，美国海军武官写文章说，墨西哥政府准备把有人向它告发的任何美国间谍驱逐出境；说墨西哥在期待着德国的胜利，以加强它对付美国的地位。在巴西，瓦加斯总统于1940年6月通知德国大使，他坚决要保持巴西的独立，他个人同情极权国家，讨厌民主制度。在阿根廷，英国的利益和法国的文化影响是很大的。但是那里的广播电台、电影和《草原》报上出现了德国宣传，不过它的外交部长坎蒂洛是非常反对德国的。然而在法国战败之后，由于害怕过于严密地受美国控制，阿根廷政府就向德国保证说，它打算实行纯粹的阿根廷政策，同所有交战国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要同德国保持友好关系。
因此，美国势必要克服妨碍它手足的潜在敌意和经年累月的不信任情绪，尽管情况并非普遍都是这样，美国同智利、乌拉圭和巴拿马的关系还是极好的。它着手来发展美洲大陆上两个半部之间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团结。1939年11月15日，美国在巴拿马成立了一个专家机构，即美洲国家财政和经济委员会。后来美国又召开了一系列泛美会议：1942年1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同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1945年2月在墨西哥举行，“查普特庇克公约” [ 译者注：1945年3月8日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国在墨西哥城附近的查普特庇克举行第四次美洲国家外长会议，签订了一项公约，宣称对于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攻占，都是对所有缔约国的侵略，缔约国将共同使用武装力量进行抵抗。 ] 则奠定了有效的共同合作的基础。
罗斯福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美洲国家事务的调协人。从1939年9月到1941年12月期间，进出口银行给拉丁美洲十六个租借法案俱乐部成员国拨出了二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贷款，美国从拉丁美洲各国的进口增加到二十三亿美元，到1945年声拉丁美洲各国对美国的出口达到三十亿美元，占它们总出口的三分之一。美国派出技术专家去帮助拉丁美洲各国搞经济现代化。一些规模宏大．的工程兴建起来了，从阿拉斯加到巴塔戈尼亚 [ 译者注：指阿根廷南端。 ] 的泛美公路——衔接南北美洲之间的公路就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美国资本对拉丁美洲的控制是更加严密了。为巴西在森林中心地区建立它第一个大型冶金企业沃尔塔·雷东达的就是美国资本。在智利，美国资本挤走了欧洲的利益，垄断了它的铜矿，——如它垄断了秘鲁的铅矿。美孚石油公司提供了委内瑞拉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二，经手其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这个公司还建立了炼钢厂和铁路。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增加了两倍；墨西哥进口的百分之九十来自美国，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输往美国。在古巴，美国人垄断了糖产和铁矿。在中美洲，全部农产品的出口都掌握在联合果品公司手中。
有一些纠纷并没有得到解决。1944年2月，美国拒绝承认阿根廷的法雷尔政府。它冻结了对阿根廷的信贷，并召回了大使。庇隆上校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这是个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但思想上受到社会主义的启发。他把外国拥有的公用事业全部收买了下来。在整个拉丁美洲存在着一股民族主义的暗流。
不过，整个说来，美国还是保持住并加强了它的控制。南美国家从中也得到了好处：巴西的工业生产增加了三倍；到处都在开发新的富源；美国佬的公司带来了高工资，改善了卫生和医疗条件。但是它们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新的利润落入欧洲血统的统治阶级手中，土著居民依然贫穷落后。
哥伦比亚总统洛佩斯给本国印第安人分配土地，委内瑞拉总统梅狄纳·安加里塔为工人建筑住宅，美国人对于这一类社会改良措施即使不是心怀敌意，也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甚至把这些事看作是危险的共产主义影响。事实上，在战争期间，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确在拉丁美洲扎下了根。早在1942年8月，在蒙得维的亚就成立了一个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产党打进了拉丁美洲劳工联盟；在危地马拉，政府在1944年转到了工会领袖手中，在古巴，1945年有三个共产党人参加了政府。
这样一来，美国引起了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出于社会原因，第二方面是出于对外国的恐惧和憎恶。美国也并不总是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虽然被压迫阶级把它们二者视为一体。不过，在战争期间，这种双重的敌意并没有引起严重事件。相反，拉丁美洲国家迫不及待地要表现它们支持取胜的一方，温顺地对德国和日本宣了战，但拖延的时间长短不一：墨西哥是在1942年5月，巴西是在1942年8月，玻利维亚是在1943年4月，哥伦比亚是在1943年11月，巴拉圭、厄瓜多尔、秘鲁、智利和委内瑞拉是在1945年2月。唯独庇隆领导下的阿根廷“上校”政府相当倔强，以至于美国和英国召回了它们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使。庇隆为了能加入联合国，到1945年3月才决定参战。
八、英国的战时生产
在两次大战之间，早在1929年，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们和财政部门的专家们就十分周密地拟出了一套关于战时经济的理论。这种理论所依据的原则是：通过无情的税收从一开头就抑制通货膨胀，实行一套贷款制度，特别是由政府普遍控制已经冻结的物价和工资，降低利润，实行配给，指导对外贸易。这是这个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它同美国的制度截然不同。因此，英国在经济方面已经有了进入战争的准备，只要把理论运用到实际去就行了。
但是这个理论并没有在恰当的时候付诸实行，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外交领域一样，内维尔·张伯伦的领导造成了灾难深重的后果。一直到宣战的时候，政府始终不愿意要求全国作出太大的努力，把工业转入军火生产本是当务之急，可是由于害怕引起财政困难，它放慢和推迟了这件事。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十足的危险性肯定已经能够容易地估量到了，可是国民收入也只有百分之七用于重整军备计划。
战争爆发时，政府给自己规定三年的时间来把国家的资源完全动员起来。它主要关心的是保持财政稳定和保存看来很快就要枯竭的美元储备。因此，它竭力限制向美国订购军备。到1940年1月才征用了商船：到1940年6月，还有一百万人失业。
丘吉尔一上台，财政问题就退到后面去了。他同克雷孟梭一样，打仗是为了取胜，其他一切都要服从于胜利的需要。但是，要花很多力量才能做到这一点。1940年6月，制订了征用工业的法律。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军事工业中的就业人数增加了二百万，到1941年7月，全国适龄人口有百分之四十或者参加了军队；或者被征入工业中。举国上下投入了战争，其坚决果断胜过其他任何国家。英国人的热心为公和爱国精神使得政府用不着采取强制手段，就有足够的自愿人员来满足各种需要。劳动指导的制度组织得很好，使得每一个工人如果不参军，就只能在军事工业中工作，比如，一个人要是不参军，就只能去当矿工。
科学家也没有被遗忘。他们被组织在由加拿大工程师查尔斯·古迪夫领导的杂项武器发展管理局中，人们有时把它叫做“插科打诨局{Wheezers and dodgers)”。他们在丘吉尔的经常刺戳下工作达五年之久。他们的发明绝大部分是很实：用的，例如为在沙漠上作战的军队生产饮水机器，伪装船只和河流的方法，人工港湾和浮动公路。不过也有一些可以说是属于科学幻想之列，例如一个用火箭推动的大鼓状物，其中装满烈性炸药，用来炸毁大西洋墙。这项发明被放弃了，因为对实际操作的人过于危险。
全体人民这样巨大的努力，靠的是他们全心全意的献身精神，他们的资源和经济潜力倒在其次。这样的努力有时取得了极好的成果，但时常也还有所不足。他们抑制通货膨胀的斗争差不多做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这要归功于征税、削减进口和降低生活水准——同1938年相比，整个生活水准降低了百分之十四，食品消费降低了百分之二十。
由于实行了配给，管制了物价，征收了税收，发展了经济实惠的日用品和津贴了生活费，上述种种限制和这些限制所造成的艰苦就由全国人口平均承担了。没有发生营养不足或死亡率上升的现象，甚至健康水平也没有恶化。社会公正和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黑市，是战时英国经济突出的特色；工资能跟得上物价的上涨；甚至在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就制订出了范围很广的社会改革，例如1942年12月实行的国民保险的贝弗里奇计划，后来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战后一些国家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的范本。
为了满足国家的粮食需要，可耕土地的耕作被放在饲养牛羊之上。七百万英亩牧场种上了庄稼，粮食产量增加了一番。铁和铁矾土的产量增加了，尽管德国突袭造成了破坏，工业生产继续上升，至少1943年以前是如此，而消费品的产量并没有很显著的下降。
然而，这些积极的成果被就业、采煤和军火生产这三个方面的失败所抵消了。这种情况说明，不管英国人民当时所处的危急局面要求他们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但是他们的领袖丘吉尔所要求于他们的仍然超过了实际的可能。
1941年，熟练劳动的短缺变得很明显了。从1942年起，这种短缺成了普遍的现象。这就证明了有必要规定军队人员的最高限额为二百万左右。缺乏合格人力的情况日益严重，在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五十五在军事工业中工作。由于出生率低，每年适于参加国民服务队的人数下降了。事实表明，必须延长工作时间，对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妇女实行义务国民服务，雇用爱尔兰人——尽管他们讨厌英国人，英国人内心也同样讨厌他们——并且把二十万德国俘虏调来做工。
可是，并不是每一个重要部门的缺陷都能够弥补得起来的，而且1943年以后生产也停止上升了。工党的贝文当时担任劳工大臣，这就保证了工会方面最大限度的合作。贝文不喜欢按军事工业的需要用行政方法来强迫工人改换工种，但是他也不得不听从政府对劳动力的安排。他没有能满足每一项需求，也没有能防止罢工的发生，虽然由于罢工而损失的工时比1914－1918年要少。
正当英国需要有最大限度的动力供应时，它却在煤矿工业上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原因在于采矿设备陈旧和错误地以为只要不出口就可以确保国内的需要。从1940年到1945年，煤产量从二亿二千四百万吨减少到一亿八千万吨，缺煤的危险早在1941年就隐隐出现了。直到那个时候，政府还只是通过职业性组织来进行间接控制。这种办法势必要加以改变，到1941年6月，政府设立了燃料动力部，在技术、工资和社会问题上进行了越来越多的干预；采取的办法包括机械化，露天开采和实行煤的配给。对煤矿实行了征用，把它们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但矿主继续领取红利。
的确，矿工们的情绪，仍旧非常紧张。因此，主张将煤矿工业收归国有的人越来越多。1944年，在对城市建设和主要的公用事业实行国家管制的同时，矿工的儿子贝文提出了将煤矿工业收归国有的建议。1945年3月，由工程师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技术调查报告(即里德报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人力的短缺，煤矿工业和运输业的困难，武装部队规模的日益庞大，以及它们需要的不断增加——所有这些薄弱环节和互相矛盾的需求，不可能不影响军备工业。而且，在类似美国“胜利纲领”的珀维斯计划中，为了给自己鼓劲，军备工业规定的目标非常高(确是高得过头了)。军备工业也不是组织得尽满人意的，给三个军种供应装备的工作由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来负责。根据“外围战略”制订计划的工作也有错误，例如在制造远程轰炸机的问题上就是如此。事实证明，由于缺少必要的工业潜力，这种战略是办不到的；而且美国的战略计划一经制定，这种战略也就部分地被取代了。但是这种计划工作的错误给当时已成为惯例的“联合作战行动”造成了损害。特别是英国人不象美国人那样，他们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制订一个长远的军备计划，他们总是不得不应付一些紧急情况——1940年是需要小型船只来应付潜艇的威胁，1941年是在利比亚的战事中需要坦克。武器类型的再三变动，加上大工厂很少，这就使得难以采用成批生产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坦克的月产量只达到六百二十六辆，远远不敷陆军的需要。1942年，拟订了一个月产飞机二千三百架的雄心勃勃的生产计划，但是产量从来没有超过二千架。1942年工厂生产了坦克八千六百一十一辆，但是1943年只生产了七千四百七十六辆，1944年产量还有所下降。同样，飞机制造在1943年和1944年也到达了二万六千架的极限。
从1944年以后，工业开不动的情况是越来越明显了，以至于政府主要关心的是取得美国的同意，不等战争结束就着手改建经济，并在德国投降到日本．投降之间这段时期中——当时估计这段时期会很长——就转向和平时期的需要。原子弹缩短了这段时间；1945年9月，杜鲁门总统停止了对英国的租借法案援助。英国不仅没有获得与它作出的巨大努力相称的成果，而且就要陷入麻烦多端、无以自拔的困境。
九、英联邦
然而，英联邦却还是向它提供了援助，尽管远比战争开始时所期望的为少，而且从长远来说，这种援助是被一种势将使英联邦脱离大不列颠的不可抗拒的趋向所抵消了。
加拿大的麦肯齐·金总理的确宣布要坚定不移地忠于宗主国。加拿大成立了一支军队，从1942年起就投入战斗，参加过对迪埃普的袭击、意大利的战斗、诺曼底登陆以及后来在法国和德国打的几次战役。加拿大在五大湖建立了造船厂，为自己建立了一支商船队，到1945年，这支商船队的规模已经相当于1939年法国的船队。
加拿大总理尽管表示矢忠，但是他认为自治领与大不列颠的伙伴关系要通过自由协商，不能用严格的集中来保持，而这种集中恰恰是丘吉尔和阿伦勃洛克这样两位脸皮很厚的帝国主义者仍然抱着的理想。内政问题有时会损害到英加的合作关系。例如，法裔加拿大人反对征兵的原则；1942年4月27日，他们当中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投了反对票，而全国其他地区居民则有百分之八十投了赞成票。参军的法裔加拿大人对于他们担任军官的人数很少感到不悦，因为军令用的全是英语。加拿大政府所以要同贝当保持联系，派有外交代表驻在维希，就是为了安抚这些占少数的法裔加拿大人。
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各省却觉得自己几乎就是美国的一部分，美国当然也力图利用加拿大的资源来谋求它自己工业的发展，在这里投下了大量的资本。在五大湖周围和温哥华区建立了一些新的工厂，而没有太多地去考虑边界问题。1940年8月，加拿大把自己的防御同强大邻邦的防御联系起来了；1941年4月20日，通过海德公园协约，加拿大把它的经济也同美国连到了一起。由于英国隔得太远，加拿大后来的贸易交往差不多全是同美国做的。许多法裔加拿大人前去新英格兰工作，特别是去佛蒙特州。
但是，加拿大经常地注意着，要在美国世界(它正在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中保持自己的权利，维持国家的统一。史末资元帅说，战后的世界将为大国所统治，这在加拿大引起了震动。大西洋宪章也伤害了加拿大的感情，因为它的口气似乎是要由英美独霸世界。
尽管如此，加拿大还是完全忠心的，它极其积极地参与了战争。到1944年12月31日，加拿大武装部队扩大到了一百多万人，占全国年龄在十八到四十岁之间的男人的百分之四十。但是战争意味着加拿大的解放，使它能够指望在英联邦这个组织中享有更多的自由活动余地。
南非初期曾经踌躇不决，后来终于还是在非洲战区参加了战争，但仅限于在非洲。在攻占了埃塞俄比亚之后，有两个师在第八集团军对隆美尔作战中声誉卓著。它的一个旅占领了马达加斯加；1944年有二十七个骑兵营驻在中东，比英国出的兵力还要多。南非的损失是很大的：在托布鲁克有二万三千人被俘。1945年，复员的志愿人员有二十二万人。但是，这种努力主要是史末资元帅担任总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时的个人成就。舆论并不全心全意地支持他，因为有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主张南非脱离英联邦；此外，军队有三分之二是荷裔白人，三分之一是英国人。
澳大利亚比较忠心一些。柯廷总理甚至想建立一个常设秘书处来加强英联邦。澳大利亚建立了一支军队，建造了八十艘从七百到一万三千吨的船。但是在日本发动侵略后，澳大利亚把军队都用来防守自己的国家。他们把自己置于美国的防御安排中，在美国将领指挥下作战。澳大利亚的工业、港口和运输工具所以能现代化，也是得力于美国的工厂和装备。
新西兰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萨维奇总理切望能得到磋商，不愿在英联邦中仅仅扮演一个执行人的角色。当事态已经清楚地表明英国不再能保证新西兰的防务时，它派了一个外交代表机关常驻华盛顿。但是新西兰还是竭尽全力来参加英联邦的共同努力。1942年7月，新西兰的武装部队已达十五万四千人，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只有在印度，英国才遇到了真正的严重挫折。然而在危急的时候，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表示了同情。甘地曾经说过，“我们不谋求在英国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独立。”但是，国大党在1940年7月要求在总督的控制下成立一个临时的全国政府。丘吉尔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等到新加坡失陷之后，英国才不得不派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来重开谈判。他表示英国政府将发表一项声明，答应给予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甘地和尼赫鲁当时把这个建议比作是“一个破了产的帝国开的期票”。
英国人利用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土邦王公们之间的争斗以及印度个这庞大国家的种姓、社会和地域上的分歧玩弄花招。1939年，印度军队总数为三十五万三千人；到1944年10月1日，达到了二百六十四万一千人。但是印度人从来不被提升担任高级军官，只有很少数例外。同时，英国人对印度的剥削也令人吃惊，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印度拥有的很少一些车皮被用来装备从伊朗到里海的铁路。1942年，英国人把战前每月只有一百条船次的印度洋航运减少了一半。饥荒接踵而至，1943年夏，在孟加拉造成了一百五十万人的死亡。
从1942年以后，事情就已很清楚，英国光凭它自己的力量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只是由于租借法案和罗斯福好心地继续把英国当成美国的平等伙伴，英国才得以在盟国的联合中保持住它的地位。历史之不讲道义莫此为甚，因为英国曾勇敢地孤军奋战，顶住了纳粹德国的进攻；正是它坚持了战斗，才使各国人民能保持自由。但作为报偿，它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局面：它的资本和市场在全世界各地消失了，它的帝国崩溃了，它的工业潜力削弱了，并且不得不承认它自己的权力已经不可挽回地缩小了。
另一方面，战争肯定在把美国推到权力的顶峰。它参战的时间比所有盟国都要迟，在它置身局外时，别国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它拾起英国丢下的一片片遗产。很明显，它成了突然从天而降的救星来解决1939年开始的这场全球性戏剧的。英国对它的依赖，美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不可能不使它得到最重要的发言权，首先是在盟国间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会谈中，后来是在给战后世界定型的会议桌上。
但是在1943年，它的机会还没有完全到来，仍然是苏联在首当德国军队的进攻。
| 美国战时经济和生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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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这里仅指陆军和空军，而且只包括实际作战的武装人员，如将海军和各种辅助人员计算在内，动员人数达一千二百万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