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第四
作者：亨利·米歇尔 ·法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出自————《战争通史》
历史学家们都想弄清楚希特勒政策后面的真正动机究竟是什么。
难道真象英国人艾伦·布洛克和德国人布拉赫尔所认为的希特勒主要是受权力欲的驱使吗？如果是这样，战争则是这位元首在德国境外扩大自己统治的方法。
从《我的奋斗》、希特勒的讲话及其《桌边闲谈》(从这里看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中的杂乱无章的思想来看，我们可以判断，此人随着事态的演变东摇西摆，让自己的想象力任意驰骋，迅即又变成胡言乱语。看来他对于人类和民族的思想是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为基础的，即在生存斗争中，强者是不可抗拒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得权利；弱者只能承认和接受自己的软弱地位。因此，生活的法则便是，人对人以及民族对民族进行无情的剥削。战败者、退化者、软弱者、堕落者，都活该倒霉！唯有权力是政策背后的推动力，而权力只能在剑头下取得。但目的何在呢？自然是德国的伟大和德国人民的繁荣，他们最终要达到自己在世界上应享有的最高的地位。为达此目标，他们首先要重新发现自己的根本统一，也就是要战胜长期以来妨碍他们掌握权力的种种敌对者——政党、阶级、宗教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力量。然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德国必须保持纯洁，也就是说要避免不纯种族分子(首先是犹太人)的任何玷污。
一、纳粹的反犹太主义
按照希特勒的神话，雅利安这一主宰民族(德意志人则是它的嫡系)是优越民族，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J．比利希正确地指出过，由于对这一神话在德国人民中间坚信不移地广泛流传开来，使他们先是感到气恼，继而变为狂怒，而这种狂怒就要发泄到任何敌对分子身上，直到把他们消灭为止。没有共存或妥协的可能，斗争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把对方消灭掉。在希特勒的神话里，站在所有这些敌对分子最前列，把他们纠合在一起，并且成为他们化身的，正是犹太人。
希特勒和罗森堡从被他们篡改或歪曲了的黑格尔辩证法出发，认为(希特勒的)帝国同(以色列的)反帝国是相互对立的，这个是那个的对立面，二者无法调和。北欧日耳曼人是具备各种假想美德的幻想式的人(这种说法的学术根据牵强附会到了幼稚的地步)，他勇敢，有英雄气概。生活简朴、忠诚，对社会有献身精神。犹太人是这种日耳曼人的对立面；犹太人之于雅利安人，有如魔鬼之于上帝。按照E，弗尔迈尔的说法，“雅利安人是合并成民族共同体的德意志人，是只从这种观点来看待种族的。犹太人则是合并成种族共同体的，他们建立这种对立的共同体，是为了瓦解所有的民族。”而且，正因为这个原故，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而是种族破坏的种子——总之是反种族的。
由于希特勒的指控，就产生了一种假想的犹太人，他们在身体、心灵和道德方面先天地存在着缺陷。在斯特赖歇尔令人生厌的《冲锋队员》漫画集中，他把犹太人的形象画成是肥胖而肌肉松弛的，满脸都是邪恶。戈培尔在宣传中，把犹太人说成“象一个脓包，随时都会玷污纯洁的德意志姑娘”。
根据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应对各个民族所蒙受的一切灾祸负全部责任，因为正是犹太人发明了那种虚伪的民主制度的平等主义理论，从而使强者丧失了力量，犹太人善于在幕后操纵一切具有国际性质的运动，如盎格鲁－撒克逊的财阀统治、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共济会的纲领等。这位元首写道：“犹太人总是知道怎样在国际范围内去联合王公、贵族和资产阶级；正是他又首先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犹太人鼓吹象毒药一样的纯属破坏性的唯理智论。他从思想中抽去活跃因素，结果只能成为毫无生气的、死去的东西——种族、人民、土地。他是以到处漂荡为特点的，并以此作为生存的手段。无论他在哪里定居下来，都只是为了在那里造成祸害。他刚刚结束了在地球表面上到处流浪的生活，以便作为一条害虫在各大民族中间居住下来，并且为了谋求私利而从内部进行吞噬。
另一方面，所有的高级文化，包括希腊和罗马文化，一概发源于“来自北方的”雅利安族；这个民族二十世纪时在德国人民中发扬光大，并且在第三帝国找到了与之相称的环境。
只有把犹太人这个邪魔彻底驱除掉，德意志人才有可能获得权力。反过来说，随着这种权力的发展，德意志人就更加可以免受这种病毒的感染了。因此，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既是导致行动的思想，同时又是决定政策的现实。种族主义和权力基本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二、党卫队
在纳粹党掌权并同国家合为一体的时候，党卫队是以“保卫部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卫队)起家的，负责保卫纳粹领导人的任务，随后又负责监视其他政党，其实也就是属于间谍和反间谍一类的组织，最后它负责了帝国国内的治安工作。这个组织在1934年已有五万人。由于各种任务汇集在一起，结果在1936年就合乎逻辑地任命党卫队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为全国警察部队的总首领，完全不受内务部的支配。自1933年起，设有一个特殊部门，即“党卫队骷髅”，专门负责管理集中营。战争使党卫队的权势越来越大，并使它成为由于德国的征服而创造出来的纳粹世界的设计师了。
希姆莱个子不大，长相平常，留着齐整的小胡子，瘪下巴，此人确实是个狂热分子。他既不追求权力的满足或演说家的名声，也不要获得世俗的成功。他只是狂热地、盲目地拥护希特勒，深信他是受命来拯救世界的。他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组成纳粹这支精锐部队，即党卫队，使它成为党和国家内部的一种“特殊等级”。
这是一种种族等级。早在1937年，希姆莱就坚持认为，“我们的北方日耳曼血统赋予我们比其他民族都要高得多的创造性天才。”为了保持这种血统的纯洁性，必须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党卫队成员结婚必须先得到自己上级的批准；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重婚，诱拐孩童，以及养育私生子，一律算为合法的手段。党卫队成员有他们自己受教育的专门学校。整套制度在该组织里发展到了极点，希姆莱趾高气扬地称之为“生活的泉源”，德国在世界上扩张的源头。
党卫队成员是按照种族标准遴选的，他们自诩这是合乎科学的，然而尽是一派胡说八道。希姆莱曾经这样谈到这些标准：“我从身体高度要求起，因为我知道超过一定高度的人，就具有正确的血统。我审查他们每个人的照片，向自己提出问题：有没有外国血统的痕迹呢？”
希姆莱1937年还说过：“德国是北方日耳曼族的发源地，是文明的启蒙者。在今后几十年以内，那些反对德国的劣等人将会灭绝。”由于斯拉夫各国被征服，他们就能把这些话见诸行动。
因此，党卫队不仅可以成为正统种族主义的工具，而且还可以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作为纳粹社会等级的创建者。J，比利希写道：“党卫队是主宰种族这一神话发展到了暴力顶点的化身。”
从这种作用看，党卫队是德意志国家的保卫者，它一手掌管着刑事司法工作。然而，由于其本身性质的原故，党卫队是依附于国家而存在的。它具有一个忠实而凶残的奴才的精神状态，随时准备执行交给它的任何任务。有了党卫队，国家及其机构如国防军就得以摆脱那些不值得自己去担负的工作了。党卫队的任务是依靠暴力来为纳粹在东欧实行殖民化铺平道路，并迫使那些天生就活该受奴役的“劣等人”俯首听命。
于是，党卫队使自己的组织多样化起来。它不再只是为国内政治效力的一批突击队员。自从入侵法国之后，它就开始拥有武装部队了。这些部队接受德国国防军的指挥，作为精锐部队使用。但是，当党卫队为了“在后方地区”实施“纳粹秩序”而需要大批士兵时，国防军也听从党卫队的调遣。
党卫队的一切行动只对其领导人负责。他们有自己的法庭，法律如何执行完全根据他们自己对于荣誉与职责的理解来定。因此，曾经有两个党卫队士兵在波兰一座犹太教堂里当场枪杀了五十名左右犹太人，战地军事法庭判处他们长期徒刑。但象许多类似的事件一样，判决并没有执行。原判撤销了，理由是，“一看到犹太人，被告就意识到犹太人是对德国怀有特别强烈的敌意的。”因而他们的行动即便不值得称道，却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党卫队同德国社会其他方面唯一的联系，就是其成员向自己的领导人立下了严格的誓言，当党卫队创建了自己的经济机构时，它就完全变成为国中之国了。不过，希姆莱绝对没有把持德国政策的意思。在讨论有关战略、战时经济或外交等重大问题时，他从不加以干预。他始终是贯彻希特勒意图的忠实走卒，所作所为无一不是经过希特勒本人认可的。可是，他扮演的角色实际上要重大得多，因为他是从内部来塑造当今的德国社会，而由此将会产生出明天的社会来的。
这样，党卫队就肩负着三重任务，即狠狠地对付他们心目中的劣等人，剥夺他们的财富，把他们置于死地。为了做到这些，党卫队获得一切特许，而且在集中营中似乎干得很顺利。希特勒是早在1933年就把集中营交给党卫队管理的。
三、集中营
纳粹一开始掌权，德国就建立了集中营。这些集中营起初是用来监禁那些反对纳粹政权的本国人的，如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拒服兵役分子等，目的在于，使他们不能危害政权，并“对他们进行改造”。因此，1934年就在巴伐利亚省建立了达豪集中营，1937年在魏玛附近建立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38年在奥地利建立了茅特豪森集中营。当时，纳粹党人倾向于把这些集中营看成是模范监狱，并且为之洋洋得意——他们曾经把达豪集中营的照片册分发给被占领国的纳粹附属机构，作为它们效法的榜样；穆塞尔特的照片册就是在荷兰发现的。
不过，从一开始这些集中营就显示出某些始终不变的特点，即一方面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毫无区别地混杂一起，而由后者担任所有的低级行政职务，负责管理政治犯，从而政治犯很快便同这些刑事犯有了接触：另一方面，“改造”是采取蓄意侮辱与虐待的方式，如彻底毁灭人的个性，以便摧毁一切反抗。
战争爆发后，除纳粹德国内部的敌人外，又加上外国的敌人，犯人数目增多。于是，又在被占领国建立起新的集中营。最大的集中营都设在波兰，如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和施图特霍夫等。东普鲁士的拉文斯布吕克有一个女集中营，在汉堡附近的诺因加默、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弗洛森堡和孚日山的纳兹魏勒－施图特霍夫，也设有男集中营。中心组织设在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在这里起草一般指示并接受集中营指挥官们送来的报告。有的集中营联结在一起，如布痕瓦尔德和多拉，奥拉宁堡和格罗斯雷申，它们下面又各设有许多大小不等、时间长短不一的分营。成批的政治犯被派往那里从事某些特殊的劳动，同时依然归主要集中营管理。这样一来，大德国全境便星罗棋布地到处都是集中营及其分营，例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就管理着约一百个分营。
1941年，经希姆莱同意，治安警察头目海德里希把所有的集中营划分为四类：一类关押的是有可能改过自新的被放逐者，二类是因年龄或健康关系，其劳动产量低微的人，三类是对纳粹德国危害性较大但仍有用处并且能够改好的拘留犯，最后第四类，是完全不可救药的分子，因而所受的待遇最为严酷。
这种纯粹从警察角度作出的专门分类，实际上始终是一纸空文。事实上，随着战争的进展，集中营发展得很快，它们总是无法应付所接受的任务。一方面，集中营变成一座座国际城市，一座座未完成的通天塔 [ 译者注：《圣经》故事：巴比仑人拟建一通天塔，上帝发怒，把他们弄得语言不通，以致不能完成。 ] ，老老少少、有着各种不同社会背景以及说各种语言的人杂居在一起，如布痕瓦尔德平均收容四万名犯人。另一方面，第一类犯人当中也加进了各国共产党人，苏联战犯，被称为“夜与雾”的抵抗运动战士，以及大批的人质或偶然抓来和抓错了的人，此外还有少数失宠于占领当局或被它抛弃的通敌分子。
因此，所有集中营采用的等级制度都是一样的，大体上也都是按照相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最高的机构是指挥部，有集中营指挥官及其助手，他们居住在靠近集中营环形防线的别墅里。党卫队负责看守和使用犯人，主要分成为政治与经济两个组，政治组掌管犯人的档案，经济组负责军粮供应并安排犯人应做出工作。党卫队人数很少，如茅特豪森集中营有犯人七万名，党卫队只有二百六十人。党卫队平日不同犯人接近，只是偶尔来要一通威风，使犯人们不要忘记他们是驻扎在当地的。集中营所有的日常事务都由被称作“卡波” [ 译者注：来源于意大利文capo，指集中营中的劳役队队长。 ] 的犯人来经管，这些人是由党卫队委派担任低级职务的，他们负责管理各地段、营房、伙房、车间、秘书人员和病室。这些人大都是被放逐的普通刑事犯。
于是，集中营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连同其生活规律和社会等级制度就这样发展了起来。被放逐者到达以后，先剃了发须，再剥光衣服(真正的精光)，然后穿上看去可笑的旧衣服，有时还作纹身，编上号码，并按国籍和被拘留原因佩带显眼的标记。这是各种颜色的三角形，“普通刑事犯”是绿色的，“政治犯”是红色的，破坏治安犯是粉红色的，拒不服兵役者是紫色的，等等，上面还附有字母，如T代表捷克斯洛伐克，F代表法国，N代表荷兰，等等。“夜与雾”分子有时标着NN。犯人不准接受信件和包裹，不得在集中营各处走动，完全生活在孤立的一排排房屋里。
事实上，集中营越来越拥挤，食宿等条件日益变坏，犯人的命运也就变得十分可怕了。“卡波”一时心血来潮，就会有人受到体罚，诸如在轻微的借口下鞭打，罚饿，驱使不停地干活直到精疲力竭，生病也得不到医药治疗。为了求生存，这些可怜的犯人之间被迫进行了可怕的自相残杀。后来，由于几次试图建立政治组织，加强集体团结，这种斗争才稍有缓和。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共产党人出面来进行这种工作的，他们最同心协力，最有纪律，其中尤以德国共产党人表现得突出；这些人在集中营生活的时间最久，最富有经验，还担任较多的低级行政职务。
随着战局的发展，生活条件每况愈下，致使犯人的死亡率很高，而当他们开始为德国军用工业劳动时，死亡率便更加升高了。1942年以后，军用工业劳工的组织工作由党卫队波尔将军主管。党卫队握有极大的权限，它们可以向工业康采恩提供一支无须花费分文而且服服帖帖的劳工队伍，这支队伍还不断地由逃跑而又被抓回来的战俘以及那些企图逃避强迫劳动的人来加以补充和扩大。这样，就有好几百万人受雇于德国最大的几家公司，如I．G．法本，H．戈林，克虏伯，勒希林等。还有些被放逐者被派往多拉、劳拉或特克拉等地为避免空袭而在地下修建的秘密工厂去干活。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受雇于萨克森豪森，在那里从事伪造英镑和美元，由一个名叫F．施文德的奥地利商人发行。这些钞票被用来收买人的良心或让人们替他们干其他勾当，例如土耳其特务奇切罗，他就被愚弄而得到这些假币。这些假钞票大都伪造得十分逼真，以致瑞士银行都肯接受下来。
这样，党卫队通过集中营就设法达到了自己的全部目标：它使纳粹德国的敌人不能造成任何危害，在判决他们慢性死刑的同时，还迫使他们为帝国的光荣而流汗。集中营成了德国最大的经济企业。战争爆发以后，党卫队就拿定主意，对于这些“劣等人”的奴隶群，由于他们自身的种族或民族来历，或由于吃了败仗的原故，就注定要使他们处在不可避免的卑贱地位上。“犹太人问题的解决”使党卫队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四、犹太人的命运
即便在战前，德国犹太人也被斥为无国籍者，对他们采取了种种歧视和侮辱性措施。德军接连取胜后，纳粹便有可能在整个欧洲占领区普遍实行这些措施了。
犹太人不准在公众机关供职，不准从事自由职业，不准在任何足以影响舆论的机构——如电影、广播、新闻、出版、戏剧等界——担任重要职务。犹太人的名字都列在户口调查的另册上；他们必须佩带黄星标记；他们的身分证和配给证以及住宅都须标上特殊记号；他们不准去共公场所，如咖啡馆、公园、博物馆、剧场、电影院以及图书馆。在波兰，犹太人配给的食物数量较少，而且非经许可不得到处走动。
剥夺犹太人不动产的事情日益增多，借口是他们依靠欺骗手段从居住国获得这些财产，而他们又必然会出卖这些国家。于是就在“经济雅利安化”的名义下，搞起一场大骗局，住在各国的德国人纷纷受托管理犹太人的企业。这种财产的移交对于占领当局所扶植的保证人说来固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同时德国公司也同样借此从被占领国经济中捞到很可观的油水。
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通过电影(如《舒适的犹太人》)、讲演、展览会、小册子、报纸文章以及大学讲课等方式，开展了诽谤犹太人的运动。
除了为压服、剥夺和侮辱犹太人而采取的这些措施之外，犹太人还被迫组成种种联合会，以便于德国当局进行统治。如果没有这种联合会存在，占领当局就代为组织起来，然后强迫犹太人参加，如法国的犹太人总会，荷兰的犹太人公会。这些组织可以起到协助占领国制定并执行各种决定的作用。各联合会有时在专为犹太人办的报纸——如荷兰的《犹太人周报》上公布这些决定；它们还募集必需的款项以偿付犹太团体应交纳的罚款，拟定名单，由占领当局决定逮捕哪些人质，拘留哪些嫌疑犯，或指令哪些人去从事强制劳动。这些联合会都由知名的犹太人负责主持，这些人在教派内都具有一定的威信，足以鼓励同教的人变得更加驯顺，然而他们却无权改善他们的命运。
在东方，特别行动队则又恢复了传统的集体迫害。他们煽动当地居民，以莫须有的罪名声讨犹太人，然后鼓动掠夺、洗劫商店和谋杀等行动。他们指望借此来获取人们来同德国进行合作。在波兰的利沃夫城，他们利用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居民中的败类连续搞过三次集体迫害，惨遭杀害者达一万人。在南斯拉夫，为了对游击队活动进行报复，枪杀了两千名犹太人。1941年6月29日，在雅西消灭了八千名犹太人，有的当场被杀死，有的是先抓起来而后才处决的。由一个特别委员会经调查后判定的德国人在波兰的罪行录，其篇幅长得怕人。然而这种在小城市搞的屠杀只不过供党卫队练练本事罢了，并不能为“犹太人问题”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五、马达加斯加计划
单就德国的犹太人而言，曾经一度有个解决办法，就是允许他们多少出于自愿地离开德国。纳粹当局一方面使得犹太人原来居住的地方日子越来越难以忍受，同时对于他们到别处去寻找栖身之处不加留难，唯一的默契是只要他们放弃大部分财产。这样，在战前就已经有几十万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离开了家园。这也就说明何以战争期间失踪的德国犹太人的比例在欧洲是最低的了。这同一政策也说明何以1940年秋，有上千名犹太人未经事先警告就从巴登省被送往尚未占领的法国去了，以及何以德方曾经企图把数千名波兰犹太人越过分界线，偷偷地运往苏联占领区去。
可是，为数众多的波兰犹太人却使希特勒感到棘手。正如他1940年3月曾对一个德裔美籍人士科林·罗斯所说的那样：“困难的问题就在于找不到足够的地方……我欢迎任何积极的建议。”他们的确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就是把犹太人从并吞的波兰领土上赶到“总督辖区”，使那里成为类似“犹太人保留地”。但这不过只是通向更好地解决问题的跳板而已，正如希特勒曾经坦率地告诉过科林·罗斯的那样：“卢布林的犹太人已经多得象挤在一起的沙丁鱼了。”
1940年夏天，一度有过要在战争结束后把犹太人通通赶出欧洲的想法。还要把这种“解决办法”写进和约中去。经过一番调查后，选中了马达加斯加这个地方，要把侨居那里的二万五千名法国人撤走，然后把犹太人遣送去。当地的海军和空军基地由德国掌管，犹太人在听命于希姆莱的德国总督的统治下，管理岛上其余的地方。犹太人在欧洲的财产可以用来作为开发这个地方以及建立适当的起码设施的基础。这样，犹太人既可以丧失其民族性，又不会成为德国人，他们将成为“马达加斯加托管地的公民”。
尽管这个计划当时曾在各有关部门之间进行过详尽的讨论，可是似乎并没有向维希政府提出过，而根据停战协定，它是保留对该岛的全部支配权的。海德里希似乎对这一计划不太热心。而且，由于入侵苏联带来了连“马达加斯加计划”也无法解决的种种问题，同时这次入侵也开辟了新天地，使海德里希看出有可能采取其他解决办法，其中包括“最后的解决办法”。
六、犹太人区
以前，在波兰和立陶宛的某些城市，曾经有过犹太人区，现在则是把犹太人一概塞进犹太人区去，使他们同外界完全分开，以此作为隔离犹太人的一种好方法，从而更便于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些战前不是住在犹太人区里的人以及各地零星的犹太人聚居点的居民通通被送进了犹太人区。这样，每个犹太人区都变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犹太人世界，周围筑有墙垣，犹太人只是在到本市其他地方去干活时才走出围墙。在区外面，德国人重又在非犹太人中间掀起反犹情绪；在区内，种种可怕的现象比比皆是，如男女混杀在一起(每十人一个房间)，强迫劳动，营养不良，突然搜捕，大肆报复。在没有犹太人区的城市，便马上建立起犹太人区。波希米亚的“保护人”海德里希曾经把犹太人关在荒废而古老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碉堡里；在贝尔格莱德，拉德马赫尔在决定不把多瑙河中间的一座岛拨给犹太人居住之后，决定让南斯拉夫犹太人住进了吉卜赛人区。在华沙犹太人区，硬被塞进去的人竟然超过四十三万五千名。
在犹太人区里面，也还算是有着某种家庭生活和独立的行政管理。由德国人指定的“犹太人联合会”在犹太警察协助下，颇有点象市政委员会那样管理区内事务。它们出面同纳粹谈判劳动合同问题，颁布有关犯规违章的处罚条例。关于它们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众说纷纭的，不少人都持批评的态度。据说有的联合会还干出这等事来，竟然替纳粹当局开列为进行报复而处以绞刑的犹太人名单。大多数联合会总是尽量想方设法满足德国人的要求，指望自己可以免遭迫害，并保护亲人们的性命。但马措尔着重指出，这些出于无奈的内奸中间，确实也有许多人曾经甘冒很大危险进行反抗，有些人曾经掀起骚动，也有人因绝望而自杀了。
在罗兹，有一个名叫鲁姆科夫斯基的人，禀性慈祥，原是一个小制造商，已经年过七旬，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务。他建立起各种机构，差不多象是一个小宫廷了。他的相片象那位元首的一样悬挂在各个办公室里。他巡视学校，主持婚礼，发行印有他本人肖像的本地货币和邮票。但是他并没能够拯救犹太人区，或其中的某些居民，甚至也没有能够保住他自己，因为纳粹的所作所为逼得这些受害者都得作出悲剧性的选择，到头来唯有死路一条而已。
犹太人区在经济上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在特莱西恩施塔特，从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女居民，每百人分成一组，在一个“杰出人物”的管理下，每天被迫劳动十个到十二个小时。这是一幅生产资料联合管理的讽刺图画。从理论上说，每个居民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食宿免费的待遇，然而商店时常是空无一物，配给卡片很少能够兑现。这些不付给职工工资的特殊商行是种种非法交易的温床。德国老板和“杰出人物”攫取一切利润。聪明的人、不老实的人以及地位优越的人则依靠黑市自肥。1942年11月以后，利沃夫的犹太工人就成为党卫队的财产了，他们把这些工人包给各公司使用——有些是犹太人经营的，而这些犹太人从个人来说是雇主，但从整体来说仍是奴隶。
在这些注定要逐渐灭绝的居民区里，人们的健康状况可悲得很，而且瘟疫流行。在相互猜忌的气氛中，告密者十分猖獗。不过，也还有一定的文化生活，人们以极其急切的心情表现出某种要活下去的意愿；也印行报纸，举办音乐会，上演戏剧，甚至有时还出现一种冷酷的幽默。党卫队有时候以这些艺术活动的恩主自居，予以支持，即便第二天他们就会把作者、表演者拉出去杀掉。事实上，犹太人区只是“犹太人问题最后解决”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
1942年初，希特勒在两次讲话中都宣称要消灭犹太人，这样，原来要把他们送出欧洲的计划就取消了。纳粹政策的这一本质上的变化，是党卫队在苏联行动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他们不是奉命去立即处决犹太人和共产党领导人(在纳粹眼里，这两种人只是有着不同身分的同一敌人罢了)，从而来“保护德国国防军”吗？先是进行大规模的枪杀(在基辅，两天内就杀掉三万四千人)，跟着在大片柴火堆上烧掉尸体。后来，党卫队又搞起简便的巡回毒气间来了；他们还用卡车排出气体把受害者窒息而死。可是党卫队发现此法不太实际，因为受害人死得缓慢，这样致死的人数就有限了。在他们请求下，德国化学家造出一种叫做齐克隆－B的毒气，试验效果良好，能迅速致命。
鉴于这种种情况，显然是出于海德里希的建议，就在柏林附近的万湖作出了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决定。海德里希又亲自写信把这一决定通知外交部，它显然也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一行动首先是在波兰开始的，那里是党卫队的试验场，由卢布林地区党卫队头目格洛波克尼克负责。这一行动的代号是“赖因哈特行动”，以纪念新近被捷克抵抗运动在布拉格处决的那个“伟人的”赖因哈特·海德里希。
办法是在若干集中营里设置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间和大型焚尸炉。在离开奥斯威辛几英里的比克瑙的一块旷地上，建成一整套房屋，而为避开耳目，事先曾把附近居民通通赶走了。希姆莱曾经亲临视察过这些房屋。在马伊达内克，则认为不必采取这类预防措施。从卢布林就可以望见该营地，结果那里活着的犹太人在完全明白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的情况下，从他们的犹太人区可以望见焚烧自己同胞尸体的黑烟。
1942年11月，有几个纳粹地方长官对这种“最后解决办法”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在剥夺对德国战时经济极为宝贵的劳动力，于是便找出一种折中办法，即健康的犹太人先派去做工，让他们干到筋疲力尽为止；其余的经过定期“挑选”后，加以消灭；凡由于某种理由未予消灭的，要施行绝育手术——把集中营的犯人当作白鼠的一种可怕的实验。
现在需要做的就只是把牲口赶到屠杀场门口去了。这样，好歹在各被占领国当局的合作下，就几千人一批地被拘捕并集中在欧洲各地。在罗马尼亚，安东奈斯库是值得称许的，他使这些措施迟迟未于执行，一直拖到无法执行了为止。在法国，1942年7月16日，在博纳－拉－罗朗德、皮蒂维埃和德朗进行了“大逮捕”，那些不幸的人们通通被塞进冬季运动场里临时搭起的拘留中心。在荷兰，他们被集中在韦斯特波尔克营，然后就用火车把他们“往东”拉到比克瑙营地的大门口。
犹太人区慢慢地空无一人了。7月22日，华沙各犹太人区的犹太人联合会自己宣布“大行动”开始了；到1943年7月再也没有任何犹太人正式地居留在里沃夫了。9月1日，鲁姆科夫斯基在罗兹把医院一律腾空，病人尽数移交给纳粹。1943年6月21日，希姆莱下令把东方地区所有不适于干活的犹太人一概送到集中营去。在匈牙利，负责这一行动的艾希曼特别急于把犹太人送进毒气间去，从1944年3月到6月，在外交官韦森迈耶尔的协助下，他居然把四十万犹太人运送出境，而当时红军已经逼近，连德国国防军运送部队都苦于找不到卡车，可是这位艾希曼却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当希姆莱认为绝育手术是合适的时候，还是这个艾希曼曾经设法把混血的荷兰犹太人送到比克瑙。此人甚至下令把一千一百二十七名犹太人从罗马押运到比克瑙，而当时希特勒本人则要把这批人关押在茅特豪森集中营作为人质。由此可见，党卫队是怎样嗜杀成性。
到底有多少犹太人死于这种“最后解决办法”呢？关于这个问题的专家L．波利亚科夫和B．马克同意以色列统计学家所估计的六百万人，也就是占全部犹太人的百分之四十强。不论从惨重或肆无忌惮的程度来说，在人类历史上这都是最残暴的罪行，因为这些不幸者的死亡对于德军的胜败丝毫不起作用。这些人之所以被杀害就是由于一种以权力欲和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由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其所具有的全部巨大组织能力和科学知识来加以运用的，因为这个国家的纪律观念和爱国主义已是完全反常的了。
八、犹太人甘愿让自己遭受屠杀吗？
如此众多的犹太人遭到屠杀，使人不禁要问，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否都甘愿束手待毙。难道他们不能想出别的办法来吗？也许是由于多少世纪以来犹太人遭受迫害的记忆所产生的一种返祖现象，容易形成逆来顺受的性格。他们知道风暴终有止息的一天的。由于屈服和祈求使许多犹太人葬送了性命，然而他们毕竟还是生存了下来，盼望着好日子的到来。
但纳粹党人在大量消灭犹太人时，还是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千千万万犹太人到死一直是受愚弄的，他们走进毒气间，却丝毫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初，在离开自己的家庭或犹太人区时，他们也都相信，一旦按照现今主子的命令转移到别处之后，他们就会获准过太平日子了。那种“解决办法”是如此不可思议地惨无人道，他们哪里想得到呢！等到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
纳粹分子也颇善于运用“连坐”的办法。德沃耶茨基曾经作过分析，对于那些被拘留在靠近俄国前线的人们说来，“树林的召唤”就意味着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去战斗；可是在他们转送之中或在他们关在集中营和居留区时，他们的家人要留在后方城市里充当人质。这样，他们如果想逃跑或者从事反抗，就会有人唯恐自己遭到报复而去告密。
最后，住在集中营的人无时不受到严密的监视。正如韦勒斯提醒我们的那样：“犯人日夜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共同生活：一起睡觉，一起盥洗，一起大小便，还一起死去。在如此密集的情况下，任何秘密都是保不住的。”
尤其惊人的是，尽管如此，秘密计划和暴动的确还是发生过，这是极端绝望的情绪所促使的，但有时也是经过周密准备的。公寓或犹太人区的居民团体和集中营的民族或政治分支机构变成了抵抗组织。虽然里沃夫的暴动计划流产了，可是1943年10月14日在索比博尔，三百名犯人在杀死九个党卫队成员后，终于逃跑了。在克拉科夫、比亚威斯托克和特雷布林卡，有时经过持续好几天的战斗，最后犹太人区才被“消灭”。特别是在华沙，1943年1月德国人第一次的屠杀企图被四个犹太人战斗团体(共计组成了五十个)成功地搞垮了。4月间，德国人不得不调动坦克、大炮和喷火器。战斗进行了四周，进攻者被迫使用高爆炸药炸毁成排房屋，以便逐个地消灭地下掩蔽体。直到5月15日，党卫队的斯特罗普将军才能够宣布：“犹太人区已不复存在了。”
因此，在大战期间，犹太人的确进行了自己的战争，而要他们做得更多确实是困难的。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世界上其他人对于纳粹党人犯下的滔天罪行究竟知道多少？他们为制止这些罪行又做了什么呢？
九、梵蒂冈的沉默
在伦敦，盟国已从波兰抵抗运动那里了解到纳粹所干的种种罪恶勾当。尽管他们尚不清楚全部恐怖情况，还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对纳粹德国发出了警告，威胁要给以报复。就是在战争进行期间，盟国已决定战争结束之后，要设立特别法庭审判战争罪犯。这些威胁和决定部分是出于心理战的考虑。
事实上，在欧洲甚至在德国人民中间，很可能也没有人充分意识到这种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罪行的规模如何庞大；受害者除犹太人外，还有吉卜赛人，而且斯拉夫人也受到威胁。这种罪行是史无前例的，在二十世纪也是使人难以置信的。国际红十字会对此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只是在战争快结束时才设法派人进入这种集中营，可是这种在弥留之际的巡视已无济于事了。梵蒂冈也一言不发，因而招来人们的猛烈抨击，并引起非常激烈的争论。F．吕利埃写道，梵蒂冈对待德国的政策，“使许多罗马天主教徒的良心深受谴责”，并且“几乎使一切有头脑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这究竟是个什么政策呢？
教皇庇护十二世就职之前，曾任教廷驻德使节，梵蒂冈对德的缔约就是他经办的，从而梵蒂冈就给予了第三帝国以国际承认。当时，纳粹政权还没能依靠军事胜利取得使自己变为不可一世的那种声望和势力。后来，教廷那份《焦虑不安》通渝确曾谴责过国社党的某些过火之处，然而并未谴责纳粹党那套理论本身，也未谴责其作为基础的种族主义。就是这样还是惹得希特勒怒不可遏，以之为借口在德国掀起一场猛烈的反天主教运动。
庇护十二世当选教皇以后，他对德国人民特别厚爱，不断表示友好，经常关怀他们。从字里行间，依稀可以看出他是把人民同其政权区别开来的，然而这种区别极其微妙，不是显而易见的。当战争就要爆发时，教皇却要求弱国，要求受威胁的国家，也即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波兰，为维护和平而作出让步。后来，教皇通过向被瓜分了的波兰派驻教廷显贵，似乎承认了纳粹德国依靠暴力而造成的既成事实。
如果我们还补充指出，梵蒂冈从未直接干预过德国政府，而总是仅仅同意大利政府打交道；同时它一方面在不断地发表和平宣言，进行和平游说，而另一方面却拒绝提出任何足以导致谴责侵略者的具体建议，那么显而易见，梵蒂冈在阻止纳粹政策执行方面，是从未做过任何事情的。对荷兰、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等国相继遭到侵略，教皇是有所触动的，然而并没有因此提出任何抗议。由于不断接到为纳粹受害者发出的呼吁，教皇曾想方设法减轻罗马天主教徒、特别是神父(尤其是被关在达豪集中营的)的苦难，但是对于犹太人所遭受的可怕待遇却一声不吭。然而到1942年底，看来他肯定是知道了全部情况的。
这样，庇护十二世对待他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是极为慎重的。诚然，这种态度并不等于视若无睹，更不能说是表示赞许。许多受到威胁或迫害的人(包括许多犹太人)都在梵蒂冈或意大利的宗教团体中找到了避难所。教皇私下里也时常谈到自己对事情是关怀的，甚至颇感痛苦。梵蒂冈广播电台发出的声音还是毫不含糊的，以致鼓舞了早期抵抗运动在法国发行的几种小册子。而且最后，庇护十二世坚决拒绝承认进攻苏联是什么十字军行动。可是事实仍然是：当时唯一能够大声疾呼痛斥纳粹滔天罪行的国际权威是梵蒂冈，而梵蒂冈却缄口不语。
对这种行为背后隐藏着的动机，我们只能加以臆测。是否教皇受到那种不准他干涉另一国事务的教义约束呢(其实这是凯撒的东西归凯撒 [ 译者注：出自《圣经》。意思是：凡事各有所归。 ] )？是不是这同一教义导致他对克罗地亚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乌斯塔施政权给以事实上承认呢？该政权信奉天主教，并着手强迫这个新国家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改宗。庇护十二世是不是耽心他会使德国的罗马天主教徒和神父的命运变得更加不幸呢？这就意味着把保全教会放在作为基督教根本的人道主义原则之上了。
因而人们不能不怀疑，梵蒂冈是不是认为，它是在两恶之间取其轻者，考虑到教皇本人的贵族气质和社会背景，以及当时罗马教廷普遍存在着的情绪，很可能促使庇护十二世到共产主义的唯物论和无神论中去找罗马天主教教义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真正的和最可怕的敌人。德国人反对这个敌人，尽管方式不对头，它毕竟代表了西方文明，甚至还可能是它抵御亚洲的堡垒，因为教会依然在德国存在。西班牙的“赤色”野蛮人对教堂和修道院所干下的种种暴行毕竟还是人们记忆犹新的。
至于说到教皇的沉默可以解释为出于可能取得“真正和平”的考虑，那就意味着过于高估或过于低估教皇的言论对国际视听所能起的影响了。不管梵蒂冈采取什么行动，它都是根本无力建立起“真正和平”来的。另一方面，即便庇护十二世对消灭犹太人的暴行提出坚决的抗议，并在全世界天主教报刊上发表出来，也未必就能阻止或放慢大屠杀——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死。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种抗议会给大多数人以启示，会促使罗马天主教徒拒绝同纳粹进行合作，也许还会使德国天主教徒不再那末屈从，更不用说千百万良心不安的人会从而得到慰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