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决胜负的胜利·第五

作者：维尔纳·豪普特 ·联邦德国

出自————《基辅会战》

出自————《战争通史》

　　 是基辅拯救了莫斯科吗？

　　 1941年9月29日，杰斯纳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巨大突出部地区的“西南方面军”已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是尸体和遗物。南方集团军群为继续向东和东南进攻扫清了道路：为进行“台风行动”——即向莫斯科进攻——第2装甲集群已挥师北上，罗姆内、基辅和克列缅楚格之间的沼泽地、森林地和草原变成了后方地区。

　　 现在，德国国防军必须负责清除被歼灭的苏联“西南方面军”的遗体和遗物，恢复平民的正常生活，整顿交通秩序，保护补给基地和消灭匪徒。

　　 后方战区的这些任务由南方集团军群警卫部队负责，警卫部队司令官为冯·罗茨克韦斯步兵上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克里沃伊罗格，参谋长是冯·克罗西克参谋部上校，指挥处处长是斯泰因贝克参谋部上校。9月20日，该司令部下辖以下部队（从南向北）：

　　 第444警戒师（由鲁斯武尔姆中将指挥，部署在基罗沃格拉德-乌曼地区）；

　　 匈牙利第8边防轻装步兵旅（部署在乌曼以西地区）；

　　 第213警戒师（由德劳姆·德·库比埃尔中将指挥，部署在乌曼-别尔季切夫地区）；

　　 第454警戒师（由维尔克中将指挥，部署在别尔季切夫-科罗斯坚地区）；

　　 党卫军第1骑兵旅（由党卫军上校费格莱指挥，部署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

　　 9月20日，陆军后方地区的分界线为：从尼古拉耶夫沿布格河到文尼察西部，接着径直向北经过萨尔内，到达维德格罗杰克，尔后横穿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直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地段。

　　 从9月底起，分界线以西的苏联地区划给了新建立的帝国乌克兰管辖区。驻乌克兰的德军司令官基青格尔航空兵上将（参谋长是冯·克劳泽参谋上校；军需处长是西希廷参谋部中校）负责处理管辖区内的所有军事事务。对于驻管辖区德国国防司令官的职责，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25日签署的一项命令中就已作了规定。其中写道：

　　 “国防军司令官抵御来自外部的意外威胁，保障本地区的军事安全。

　　 协助帝国全权代表完成其政治任务和行政管理任务；统一地向他们提出国防军的要求，尤其是在利用已占领地区补给作战部队方面……”

　　 9月底，驻乌克兰的德军司令官不得不以下辖的少量警戒部队来担负这一辽阔地区的繁重任务。这些部队从未能对从管辖区分界线到布格河之间的整个地区进行过严密的警戒。匈牙利第1山地旅和斯洛伐克警戒师是当时驻乌克兰德军司令官仅有的两个兵团。

　　 德国陆军的作战部队无暇顾及这些“后方事务”，因为它们根据希特勒的新指令已开始向莫斯科发起了进攻。仅在几星期前，希特勒在他的作战指令中还认为莫斯科无足轻重，而是将列宁格勒、克里木和高加索列为重要作战目标，而眼下，在基辅会战结束之后，他为什么又下达了进攻莫斯科的命令呢？是他屈从于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了吗？是不是他发现，由于南方集团军群所取得的胜利，翼侧的威胁已经消除？还是他想在入冬之前抓住正在慢慢消失的最后胜利的机会？这些问题都随着基辅歼灭战的结束应运而生。对于是否由于进行基辅会战而输掉了东方战争这一问题，历史学家和军事家迄今未找到答案。事后的所有争论和分析都改变不了历史，也无法澄清谁之过失的问题，假若存在过失问题的话。

　　 为东线陆军制定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仅在前几个星期得到了实施。尔后，陆军便失去了主突方向。因此，乌曼会战后，南方集团军群的打算、企图和作战行动是由两个在战局开始时尚不存在的因素决定的：其一是出现了新的作战目标，这些目标均不在重点方向上的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轴线上；其二是敌人在基辅地区集结了重兵集团。

　　 在继续向莫斯科总方向发起攻势时，南方集团军群本应掩护友邻的中央集团军群的翼侧。但是在此之前，必须先将苏联“西南方面军”赶出第聂伯河-杰斯纳河突出部。如果在未达此目的的情况下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发起进攻，就可能出现一种在当时和现在都无法知道其结果的势态。

　　 中央集团军群有可能已到达莫斯科的保障地带，但是南方集团军群却可能被阻止在第聂伯河畔。这样，中央集团军群可能出现一个暴露的、大纵深、长距离的南翼，它的安全只有大批新锐师才能保障，而德国当时并没有这么多新锐师，然而，苏军在南翼却有一个新组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而且根据铁木辛哥元帅和叶廖缅科将军的战略才干，他们是决不会放过突击中央集团群军翼侧的机会的。

　　 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不同于陆军总司令部——及时地判断到了这一情况，因此认为，必须先肃清中央集团军群南翼和南方集团军群北翼的敌人，然后再继续向莫斯科发起攻势。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日志在9月1日记下了这样一句话：

　　 “要想进攻莫斯科，必须先击败布琼尼！”

　　 陆军总司令部的观点与此相反。它认为，基辅会战会耗费时间和兵力，从而影响中央集团军群对莫斯科的进攻。这一观点也不无道理。陆军总司令部不相信苏军防御的坚韧性，因此，迟迟不批准进行这次会战。后来，陆军总令部认为，苏“西南方面军”固守第聂伯河突出部，是为了赢得时间和阻止德军进攻莫斯科而付出的代价。

　　 苏联领导人有意将“西南方面军”作为莫斯科的牺牲品的说法，是令人怀疑的。苏军阻止德军进攻其首都，并非仅此一着，别无他法。敌各集团军只需撤至经过加固的苏拉河阵地，就会威胁到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内翼，而德军要想歼灭这些敌军就会在时间和人力上付出更大代价。

　　 我们不知道促使斯大林下达“坚守命令”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今天，俄国人撰写的历史书籍对此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强词夺理，令人难以相信，如果说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样——在考虑问题时，想得更多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军事利益，倒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斯大林来说，主动放弃第聂伯河突出部，就意味着放弃乌克兰农业区和工业区，因此，他执意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坚守”，从而正好中了对手的下怀。

　　 通往会战的道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是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命令第17集团军从克列缅楚格桥头堡向北进攻，当陆军总司令部的希望——苏军向东撤退——没有实现时，会战就已成为不可避免了。因此，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对于这次会战的形成和实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集团军群司令部命令它的集团军在500多公里的半圆形战线上，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实施向心突击，迫使苏军不得不反转身来迎接这一会战。这样一来，苏军200多公里宽的绵亘正面便被割裂了。南方集团军群进入顿涅茨盆地的道路打通了。

　　 从整个战局的角度来看，基辅会战是否合乎时宜，地点是否适当，能否避免呢？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不能仅以希特勒1941年8月21日签署的原则性指令为依据。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早在制定“巴巴罗萨行动”计划时就已开始了。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那些漏洞百出的作战决心引起的指挥危机，而是整个战争指导方面的危机，它使得德国未能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来集中兵力兵器，胜利完成“巴巴罗萨行动”。

　　 还有一个问题是：基辅会战的胜利为什么被断送了？

　　 斯大林和俄国最高统帅部在基辅会战中遭到失败后，清楚地认识到，是“坚守命令”导致了“西南方面军”的覆灭。俄国领导人——与希特勒相反——从中吸取了教训。在东方战局的尔后阶段，苏联军队还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坚守，头两次还可看作是斯大林防御思想的体现，这两次指的是苏军强大部队1941年冬末1942年初春在沃尔霍夫合围圈中和哈尔科夫南部进行的坚守。

　　 但是在1942年夏天，俄国的战略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时已不再“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坚守了”。苏军懂得了，在德军进攻时，向后方纵深地区撤退。对于俄国领导人来说，这也不再是涉及到威望的问题，而是为了消耗德军的兵力。因此，德军的攻势终于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惨遭夭折。

　　 莫斯科命令部队进行的最后一次坚守，是1943年夏在库尔斯克突出部进行的。苏军在这里进行坚守，是因为它已判明德军的行动并决定要实施反攻，这一次，苏军在确信其已调集了充足兵力、达成了兵力兵器的优势之后，没有从库尔斯克突出部撤退，粉碎了“堡垒行动”——德军在东方战局中的最后一次攻势。

　　 由于从基辅会战中吸取了教训，苏联的战略前进了一步，而德国的、更确切地说是希特勒的战略则倒退了（从1942年起开始执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坚守”的战略）。这一进一退的变化最终对东方战局的影响，似乎可以这样来表述：

　　 苏联领导人从基辅歼灭战中吸取的教训拯救了莫斯科，从而也拯救了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