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格勒战役·第四
作者：库特·蔡茨勒上将 ·德国
出自————《命运攸关的决定》
出自————《战争通史》
库特·蔡茨勒自1940至1941年任二十二军参谋长。
1942年4月任D集团军群参谋长，同年稍晚些时候就任陆军总参谋长，直到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计划失败后被调离。蔡茨勒将军曾获得铁十字骑士勋章，现年六十岁。
希特勒的意图
希特勒发动1942年夏季攻势的主要目的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
初看起来，这些目标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德军能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跨过伏尔加河，切断俄国的南北主要交通线，而且如果德国能利用高加索地区的油田生产的石油为其战争服务，那末东线整个战局就可能改观，从而对战争的结果产生深远的影响。希特勒的想法正是这样。但是他的宏图大略并不止于此。作为下一步，他还打算派遣快速机动部队通过或者绕过高加索进入印度。
想得倒不错。但是，还有其他必须考虑的因素。
军事目的总是必须与为实现这些目的所掌握的兵力及其他手段相一致。从纯粹战术观点来看，光是达到目的是不够的，因为巩固已获得的成果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有关部队的战线就会拉得过长，那末任何进攻的作战计划不管其目标有多大的吸引力，其本身从一开始就至少包含有失败(如果不是真正被打败)的萌芽。
第一个目标是斯大林格勒。1942年春季，前线离斯大林格勒约有三百英里。高加索甚至更远，离前线三百五十英里以上。而且这两个目标彼此相距也不近。由于两者相隔三百五十英里左右，夺取这两个目标的作战必须分别进行。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眼前是否有充分兵力可用来攻占这样相隔很远的两个目标。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能不能设法调集这样的兵力？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决定采用的解决办法据说是约德尔将军向希特勒提出的。这就是要求德国的盟邦再提供若干个师，从而使东线的总兵力与希特勒对这次即将到来的战役意图相适应。这是那一年第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1941年在东线作过战的每个德军指挥官和士兵都知道，德国盟国的军队经不住这个残酷战场上严峻战争的考验。此外，1941年参与作战的非德国军队，大部分是小分队和优秀部队。它们通常编入德军部队参加作战。可是，到了1942年，这些非德国士兵必须集中起来，组成统一的、单一国籍的军，或者甚至集团军，在远离自己祖国的地方作战。把部队这样组织起来必然会危害到我们整个东线。
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但是希特勒却陶醉于数字，他只看到在他的作战地图上标明的师的数字大量增加。我的前任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肯定认识到并且一再诚挚地向希特勒指出过这个计划固有的危险性。但是，希特勒这个独裁者对他的警告却置之不理。
第一次战役
六月末发动了进攻，德国师是进攻的先锋，友军部队跟在后面。共动用了两个集团军群。左路是B集团军群，由冯·巴克陆军元帅指挥，后由冯·魏希斯陆军元帅接替；右路是A集团军群，由李斯特陆军元帅指挥。希特勒的大本营和陆军最高司令部从东普鲁士迁到乌克兰的文尼察附近。
战役一开始就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七月间占领了库班河畔的克拉斯诺达尔和高加索山脚附近的伏罗希洛夫斯克。抓了大批俘虏。八月底德国国旗在高加索山的最高点爱勃鲁斯峰升起了。同时我们的先头部队抵达了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伏尔加河畔。
在当时看来，我们的首要目标好象已经实现了。但是表面现象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的进军被制止住了。高加索方面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开始进行拚死的抵抗。
最高司令部的危机
我们前进被阻这一事实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李斯特陆军元帅被免去司令的职务。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指派继任人。A集团军群由副司令指挥。
九月末，哈尔德上将也被解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那时我是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我突然被召到大本营，但是没有告诉我要我去干什么。我乘飞机前往，刚一到达，希特勒就象他惯常所作的那样对我训话，他一个人足足说了几个小时。他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我不可能打断他的话。希特勒对东部前线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对进攻的中断表示极为不满。和往常一样希特勒不去认真研究一下这一情况出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即目标选择错误，能使用的手段不足，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相反，希特勒却选样了对他方便得多的做法：指责部队和他们的司令。他特别恼怒地提到李斯特陆军元帅和哈尔德上将的所谓无能。
他忽然停止不讲了，最后又说：“所以我决定任命你为陆军总参谋长。”这样就结束了他的训话。这是他惯用的方法。每当他犯了错误，他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然后就撤职，另委派新人接替。他决不会从他的计划夭折真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他能够这样做，虽然纠正不了过去的错误，但至少可以减少他的错误对今后的影响。
我接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并且很快就发现，由于东线进攻的中断，在最高司令部里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气氛。对一个来自前线的作战参谋来说，这种气氛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完全是难以置信的。这种气氛是怀疑和愤怒的混合物。谁也不信任他的同事。而希特勒对每个人都怀疑。
许多军官认为自己失宠了，因而显得十分沮丧。希特勒发脾气的对象不仅是李斯特和哈尔德，约德尔也在阴云笼罩之下。希特勒的愤怒是针对整个东线部队，尤其是东线部队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司令。那时，他深居简出，疑神疑鬼。他同任何一个将军都不握手。他也不再和自己大本营和参谋部的人员一起吃饭，而是自己一个人吃。参加参谋会议时，他走进会议室，向大家生硬地点点头，阴郁地皱着眉头听取顾问们的汇报。然后再次对与会的军官们生硬地点点头就离开了会议室。
李斯特和哈尔德成了希特勒进攻失败的替罪羊。据当时我所听到的情况，约德尔一时失宠的内情多少还复杂些。约德尔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也是希特勒最亲密的军事顾问。希特勒曾派他作为私人代表前往高加索。他的任务是迫使指挥员和士兵再次发动进攻，这样至少有可能越过高加索山脉。但是约德尔到达高加索不久，就认识到部队已疲劳不堪，再前进一步是办不到的了。
约德尔回到大本营，向希特勒说明这种看法，但没有被采纳。希特勒向他叫嚷道：“你的任务是迫使指挥员和士兵们前进，而不是来对我说那是办不到的事。”希特勒公然把约德尔关于高加索的报告比作第一次大战中有名的亨茨施报告。(亨茨施上校是1914年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他关于西线战况的报告，导致德军的退却。后来德军在马恩河上的失败就归咎于他。)事实上约德尔已经完全失宠了。希特勒已在认真考虑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接替人选：他的继任人是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将军。
在大本营存在的这种气氛下，不可能对局势进行任何坦率而客观的讨论。这只能产生一种结果：我们对战争的指挥必然受到妨碍，后果却要在战场上艰苦奋战的士兵来承担。
这就是我接任总参谋长新职后所得到的初步印象。这些印象远不能令人感到放心。
东线形势
如果说大本营的气氛是令人苦恼的话，那末东线的整个形势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我们北线的两个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冯·屈希勒指挥的北部集团军群和由冯·克卢格陆军元帅指挥的中部集团军群都没有直接参加夏季攻势，因而他们的防区暂时比较平静。但是由于他们后方没有相当数量的后备队，关于未来的预兆未必是幸运的。在前线的这一地段有几个潜在的危险地点，特别是列宁格勒东北的拉多加湖以及德缅斯克“口袋”，在那里有一支德军几乎被包围，只剩下一条狭长的通道尚可通行。
对于参加夏季攻势的其他两个集团军群来说，两个未来的危机已在酝酿之中。第一个危机是与斯大林格勒西北的冯·魏希斯陆军元帅的B集团军群漫长的左翼有关：这个侧翼完全由非德国人组成的师防守。第二个危机是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之间的一个大缺口所造成的，我们的机动部队可以而且实际上已在这片广阔的草原巡逻，但就是建立不起一条防线。
我们的东线部队处境困难，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失，他们过去打得很漂亮，而且现在还在英勇战斗。如果了解到他们在许多情况下已不停顿地战斗了快十八个月，而且敌人几乎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那末他们的表现就显得更加突出了。结果他们的装备损失严重。他们自己已紧张过度，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部队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充，不论兵员或武器都不满员。他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而现在却要求他们去完成一项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也只有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这就是1942年9月末东线的形势。希特勒当然是了解全部情况的，但他对我们军队面临的巨大困难却置若罔闻。我们担负进攻任务的两个集团军群已筋疲力尽，但他还坚持要他们尽最大努力继续前进。他决意要把整个斯大林格勒都打下来，并占领高加索油田和高加索地区。由于攻势在全线都已停止，他决定发动一系列小规模进攻以便把整个攻势再度带动起来。在斯大林格勒城内他命令突击队发动一系列的攻击，以便一条街一条街，甚至一幢房子一幢房子地占领全城。在高加索，他同样命令进行一连串的战术性进攻。事实上他是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在缩小的范围内把攻势继续下去。
我在任总参谋长头几个星期内，彻底地研究了东线的形势、我军的状况以及敌军可调用的兵力。然后我要求希特勒准许我提出一份长篇详细的绝密报告。这一要求被接受了。
我的形势报告
我在报告的开头就确切而详尽地谈了从德国角度如何看东线的形势，接着又同样叙述了敌人对形势的看法。敌人的看法是根据陆军总司令部“东部外军”情报处的细致工作的结果写成的。报告的第二部分论述了从德俄双方形势的分析中必须得出的结论，还谈到了预计在今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可能发生的事。我在报告的结尾部分提出了五个明确的要求。
报告的第一部分文字通俗，一般人也能听懂，而且还有大量的统计数字、图表和地图来加以说明。例如，分项具体列举了在战线各个战区德军和友军在每一英里地段内有多少士兵、重武器、反坦克炮和火炮等等的精确数字，同时列举了参战俄军的同类数字以资对照。这极其突出而明确地显示了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此外，还有关于俄国的人力、装备、武器弹药储备量的统计数字，敌人兵工厂和坦克工厂的月产量数字以及从美国运来的不断增加的各种补给物资的统计。有这些统计数字作补充就使情况更加清楚了。
如果要对敌我力量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以便能够估计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那末了解这些情况是必要的。作为总参谋长，我总算把这些事实摆清楚了，使得它们不容争辩。考虑到希特勒的个性，把事实说清楚本身就是胜利。这一次，当我汇报的事实使他不高兴，或者这些事实有他所说的“失败主义”的味道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打断我。通常他会命令发言的人不要再讲下去，甚至发一阵脾气来中断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但是，他喜爱数字和统计资料，而我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所提出的大量数字和统计资料，以及我准备的一目了然的图表，也许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种可能是，他也许不想在我们相处之初就招惹一个“新人”生气。
无论如何，我感到高兴，在我担任总参谋长职务后做了头一件事，就是坦率而不加掩饰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了希特勒。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是现在到了我报告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就是从这份总参谋部报告引伸出来的五个要求。这五个要求如下：
1．夏季攻势的结果，使我们东线要占领的地方和我们用于占领地的部队的规模不相称。一句话，地广兵少。若不调整，必出大事。
2．东线最危险的地区，无疑是由斯大林格勒延伸到中部集团军群防区右方边界的漫长而兵力薄弱的侧翼。此外，这个地区是我们力量最弱、最靠不住的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部队防守的。这造成了巨大的危险，一定要加以消除。
3．对东线的兵员、装备、武器和弹药的补给极不充分。每月的损失超过了补充。这必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4．与1941年相比1942年俄国人在训练和指挥方面都有了改进。应该认清并重视这个事实。我们方面必须更加谨慎小心。
5．这一条详细叙述了关于如何改进部队的后勤工作；如何善于使用铁路以保证有更大的机动性；以及其他主要是技术性的事项。
使我吃惊的是，希特勒听了这些结论和要求而没有发火。实际上，这些要求好象还给他留下了点印象。我讲完之后，他微笑着说：“你太悲观了，在你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在东线碰到过比这还要糟的境遇，但我们还是过来了。这次，我们也一定能度过目前的难关。”至于我的最后结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尽力缩小其意义。例如，他说：“当然在前线的一些地点，德国士兵是处于劣势，但是他们的素质远比敌人优越，而且我们的武器也好得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更好的新式武器。”
希特勒就这样驳回了我的报告，而且认为我提出的要求就算解决了。作为总参谋长，我希望我说的情况至少有某些部分会在他脑子里留下印象，我希望他会考虑我的意见，更希望我的报告终将产生效果。我以往曾听说，为了说服希特勒接受某一观点，必须反复讲。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就是这样做的。我特别重复了我的五个要求。与此同时，在俄国发动大规模反攻之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事呢？
德国的准备
我的五点要求给希特勒留下的印象比我所预料的或者比他承认的要深刻得多。特别是他现在认识到了从斯大林格勒到中部集团军群之间漫长的侧翼所构成的危险。这就证明了，只要不断重复并且态度坚决，希特勒的顾问是有可能促使他注意他们的意见的。我就是采取这种办法才使希特勒认识到B集团军群左翼存在的危险。一旦他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就有三种可能的解决办法。
第一种是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把斯大林格勒防线西撤，从而缩短甚至取消受到威胁的侧翼，并腾出大量部队用于其他地方。这样我们就会有一条牢固的新防线，同时还可以建立一支必不可少的驻在防线后面的机动后备部队。谁都看得清，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这需要放弃斯大林格勒，也就是说需要抛弃我们夏季攻势的主要成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要纠正最高统帅部早在计划夏季攻势时就已犯下的错误，虽然现在来纠正是晚了一点。
这种解决办法是希特勒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当他的面哪怕是暗示一下这种解决办法，他都会发脾气，因为从原则上说．不管情况如何，他都不能同意放弃任何一寸土地。就斯大林格勒的情况来说，由于他那年10月对德国人民所作的有名的讲演，这个原则(如果能称之为原则的话)就更加不可动摇。他在那次讲演中说：“德国士兵到达哪里，必定在哪里生根立足”。他又说：“你们尽可放心，没有谁能把我们赶出(斯大林格勒)。”他的这些话使他变得更加固执，因为当时对他来说，保住斯大林格勒已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所以无论如何也无法使他改变主意。
第二种解决办法，实际上是第一种办法的修正案。按这种办法，我们将暂时保住斯大林格勒，但要做好必要的准备，以便在往后的日子里，至迟要在俄国反攻前夕撤退。这是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包含了折衷办法所固有的一切不利条件。但是它至少是一种解决办法，尽管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在关键时刻到来时俄国的气候会容许我们撤退吗？这个问题使得第二个解决办法成了一个危险的办法。总之，希特勒拒绝接受这个办法，也不肯命令就此作出计划。然而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他喜欢第二个办法，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办法让他有拖延的机会。每逢要做出不愉快的决定，只要能拖，他总是拖到以后再说。为了掩饰这种犹豫不决的习惯，他把它说成是为了“让时机成熟”。
第三种应付即将来临的危机的办法是：撤退当时防守受到威胁的地区和靠不住的非德国军队，代之以素质高、装备好并有充分后备队支持的德国师。对于这个解决办法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十分缺乏必要的后备部队和装备。为了用德国部队来替换匈牙利等非德国部队，就必须从东线的其他防区抽调德国部队。要德国部队作侧翼转移，在平时就很困难，何况俄国的交通条件又恶劣。同时还存在这样一种很现实的危险，即；预料中的俄国反攻会在部队换防时发起并打击受威胁的侧翼。因此这种解决办法也被排除了。
因此解决问题的三个主要办法，一个也没有选用，其中两个办法是由于希特勒的固执而放弃了，第三个办法则由于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剩下的只是些可以称为次要的权宜之计，总参谋部很清楚这些权宜之计不可能根本扭转局面，甚至它们是否真的会有点用处，也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如此，我们还将做我们能够做的事，哪怕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以待敌人发动进攻后，使我们最后能够实行第二种解决办法。也许在危险成为现实而不像现在是假设的时候，希特勒会明白过来，并命令采用这个主要的解决办法。
当时采用的一些次要的权宜之计是：
在受威胁的侧翼的后方，成立了一支小后备队。这支后备队只有一个装甲军，下属两个装甲师，一个是德国的，另一个是罗马尼亚的。就各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力量很薄弱的军。
从最高统帅部后备力量中抽调一些反坦克营，组成德国小部队，掺入各个非德国师。派这些小部队去是为了支撑受威胁的战线。希望通过这种“支撑战术”使非德国师坚强起来，并鼓励和帮助它们抗击敌军。如果非德国部队被打垮，支撑部队就要坚决顶住，以限制敌人渗透和突破的范围。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就能为我们的反攻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这是一项经过慎重考虑的计划。然而它的不利条件也是显而易见的。万一处在支撑部队之间的友军垮得太快，或者彻底崩溃，而且万一我们无法及时调集充分的反攻部队，那末支撑部队的处境就会极为困难，并终将全军覆没。所以这种支撑战术的价值也是值得怀疑的。
为非德国部队的高级参谋部配备了由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和通讯部队组成的联络小组。友军的高级参谋部和同级的德军司令部比较起来既缺乏经验，纪律性又不强，同时它们的指挥渠道和通讯系统既笨拙又缓慢。希望派了新的联络小组后这方面的弱点能得到弥补。
当时大规模进行了无线电欺骗活动，其目的是为了不让敌人知道在受威胁的侧翼并无德国军队这一事实，而且也是为了使敌人对我们在这个防区的实力作出错误的判断。
这些仅仅是当时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它们要求进行大量复杂的参谋工作，十分注意细节，并且要求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专家们都清楚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但是由于我已经谈过的原因，还是尽可能有效地执行了这些措施。然而，执行这些措施本身就有危险，因为如果使希特勒相信一切必要的准备已经就绪，他就会过于自信。因此有必要再三提醒希特勒注意局势的严重性和我上面提出的五个要求，更要提醒他注意只存在两种真正的解决办法。尽管希特勒大发雷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至于我在报告结束时提出的第一点、第二点、第四点和第五点(后来我还不断提到这几点)，希特勒终于接受了下来，已开始按此行动。不幸的是，他往往满足于权宜之计或折衷措施，而这些权宜之计或折衷措施又经常是很晚才采取。
可以而且已经采取的一个措施是：建立一个配备有必要的通讯设备的长期性侦察系统，为受威胁的侧翼进行侦察。这就要求陆军总参谋部，空军总参谋部的有关部门、情报部门和B集团军群司令部密切配合。B集团军群司令和他可信赖的参谋长和我们一样对局势是担心的，他们在上呈希特勒的形势报告和对敌人意图的估计中提出了他们的忧虑。我们进行的综合性侦察很快就证实了我们的疑虑。在受到威胁的侧翼的对面，敌人正缓慢而稳步地加强其部队。这是不容争辩的。此外，通过审问俘虏和逃兵，也开始了解到在这个地区已有素质优良的俄国师。从这一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俄军进攻即将开始。
对俄国意图的估计
现在看来，俄国最高司令部的想法和德国总参谋部的想法一样。他们决定进攻B集团军群的左翼，以此作为先导开始他们的冬季攻势。这一战役如果成功，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们的欺骗措施并没有使他们受骗上当，他们很清楚这个地区是由非德国军队防守，按照他们的估计，非德国军队防守并不坚强。
我们仍然无法确实知道在漫长的侧翼防线上，他们究竟选定何处作为进攻点，是靠近斯大林格勒的罗马尼亚人防区，还是往西的意大利人防区，还是更往西的匈牙利人防区。从纯粹战术观点来看，进攻侧翼最西点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而俄国的最高司令部不会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看来他们宁愿选择一种较谨慎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他们不会把战线拉得太长。
11月的上半月——在这以前希特勒的大本营和陆军总司令部已从文尼察搬回东普鲁士——关于未来俄国进攻的情况变得愈来愈清楚。他们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西北，很可能就在罗马尼亚人防守的地区。我们还搞不清楚的是：俄国人究竟在哪一天发动进攻。
进攻之前
虽然希特勒多次拒不接受主要解决办法，但他还是允许我们按照我们的权宜办法来加强受威胁的前线。但是即使那个时候他还是不愿意放弃攻占斯大林格勒的计划。盛怒之下他命令在斯大林格勒城区内继续进行逐屋争夺战，结果是第六集团军遭到了更多的无谓牺牲。能调用的最高统帅部的最后一批后备部队——几个第一流进攻工程兵营——乘飞机赶到斯大林格勒，他们要用“新的突击战术”攻占建筑物集中的地区。但是这些营全都被消灭了。与此同时，斯大林格勒西北方面日益增长的威胁却愈来愈明显了。
十一月初希特勒发表了一次政治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谈到：
“我想在靠近某一个城的某一地点到达伏尔加河畔。那个城恰好是以斯大林本人的名字命名的……我想拿下那个城市：我们是不吹牛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这个城市只有很少的几块面积不大的地方还不在我们手中。现在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军队不前进得快点？’但是我不愿看到第二个凡尔登，我选择了用有限进攻的办法来达到我的目标。时间是无关重要的。”这是一篇奇怪的演讲，因为希特勒讲这些话时既是最高统帅，又是党内的鼓动者。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即：一旦希特勒向德国和全世界宣布了他的意图，他就决不再变动，因为实现他的意图，对他说来成了一个和他个人声誉有关的问题。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一旦牵涉到独裁者们的声誉时，他们都是非常敏感的。此外，希特勒是一个政客，而不是一个军人。他用这样的方式宣布自己的意图，目的是想一劳永逸地向他的指挥官和士兵们说清楚他们要达到的目标，从而增强他们的意志和决心。希特勒以为，他讲过的话人们会牢牢记住。他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在那些正在斯大林格勒浴血奋战和濒于死亡的高级指挥官、下级军官和士兵听起来是什么滋味。他也不了解他的这些话对陆军总参谋部和总参谋长会产生什么影响。顺便提一句，希特勒作演讲之前，并没有与我商量过。我是在广播中才第一次得知演说的内容。
在十一月头几个星期里，我再三向希特勒提出我的基本要求。通过侦察，我们对情况的了解日趋完整。我们和空军紧密合作，袭击了俄国部队的集结地。除此以外，我们再不能做别的什么事了。但是还有一线希望：尽管如此，也许还有可能在最后时刻说服希特勒接受主要解决办法。我的办法是向他不断地、反复地讲事实，以期最后说服他。
与此同时，总参谋部全体人员，上至各部的部长，下至上尉军官，都完全和我一样感到担忧，都不安地等待着俄国的进攻，因为我们当时知道这已是迫在眉睫。如果俄国进攻成功，其进攻的方向势必使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所有德国军队处于绝境。预见到灾难临头而无法防止，看到唯一的补救办法被唯一有权力的人希特勒弃置不顾和加以拒绝，真是令人寒心。
B集团军群司令和他的参谋长对形势的估计和我完全一样。他们也认为，当时只有采用主要的解决办法才能避免即将发生的这场灾难。他们也为自己无法影响局势的发展而感到痛苦。他们所能做的，只是通过提交报告和形势估计来促使希特勒注意真实情况。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受威胁的地段上，以便能够尽早发现关键时刻的到来。
当然我们试图用空袭和远程炮轰击来摧毁敌军纵队和集结的部队，但是正象经常发生的那样，靠这种办法最多只能推迟俄国人进攻的日期。只有我们拥有全面的、压倒一切的空中优势，并能用强大的空军不断袭击敌人的铁路、公路和军队集结地，才有可能完全制止这样一场进攻。我们既不拥有空中优势，也没有需要数量的空军。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俄国严酷的寒冬来到了。我们知道，现在进攻不会再拖多久了。
俄国进攻开始
1942年11月19日清晨，当时驻在东普鲁士的陆军总司令部收到下述电报：斯大林格勒西北全部罗马尼亚阵地遭到猛烈炮轰。我们联络人员采取措施把这份电报毫不拖延地经B集团军群转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获知进攻已开始。我们也知道，进攻一定会像我们预见到并多次向希特勒汇报过的那样发展下去，尚待了解的只是我们对俄军实力的估计是否正确。
我们向B集团军群发了一份回电：
“H装甲军即作好战斗准备。已要求希特勒把该军从后备队抽调出来。”
希特勒曾规定，未经他批准，不得动用这支仅有的后备军。因此我一听到俄国炮轰的消息并认定局势将会象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发展时，我就请求抽调这个军，即使事态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发展，防患于未然，总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然而，希特勒那时不在东普鲁士，他乘自己的特种指挥列车到慕尼黑或贝希特斯加登去了，陪同他的有包括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在内的参谋人员。我用电话把俄国进攻的消息告诉了他，并且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把H装甲军从最高统帅部后备队中抽出来，拨给B集团军群。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他还想拖一拖暂不作决定，等到前线有进一步的报告时再说。象往常一样，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相信到那时再调就太迟了。我认为能够把这个装甲军抽调出来，是我个人的胜利，B集团军群也很高兴。
俄国人对罗马尼亚阵地的轰击十分猛烈。然后红军在气温降到摄氏零下20度的情况下，利用暴风雪为掩护，发动了进攻。大批的坦克向罗马尼亚人的阵地挺进，步兵则爬在坦克上面或紧跟在后面。俄国人在数量上到处都占有巨大的优势。罗马尼亚阵地几乎立即就变成了一片惊慌和混乱。
B集团军群收到了一大批常常相互矛盾的报告，这都转送到陆军总司令部。这些报告叙述了罗马尼亚人惊慌溃退以及俄国坦克深入我后方的情况。另外一些报告则描述了英勇的抵抗和击毁许多红军坦克的情况。最后，情况弄清楚了。俄国人在两个点上突破了罗马尼亚人的阵地。在突破口之间的地区，以及在左翼，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国支撑部队继续抗击占压倒优势的敌军。B集团军群摸清情况后，马上就派H装甲军反击实施突破的俄国部队。
我随时用电话向希特勒报告前线的发展情况。我一再向他指出，执行主要解决办法，也就是从斯大林格勒撤退的时机现在已经来到，即使现在不执行，至少要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以便在最近的将来执行这个计划。这惹得希特勒生了气。他象往常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他说我们应该等一等，看看H装甲军投入战斗后对战斗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我告诉他，我们至多只能指望这个军使俄国的渗入缓慢下来，但阻止不了敌人的前进。他根本不考虑我这种估计，说是过于悲观。
与此同时，情况继续恶化。俄国人扩大了他们的两个突破口。他们的坦克更深地插入我们的后方。连准备进攻的H装甲军本身也遭到跑在前头的俄国坦克的攻击。此外，它还受到了大批逃窜的罗马尼亚人和恶劣的气候的牵制。反击成功的希望很快变得越来越渺茫，原来阵地中有些地段坚守下来，但现在处境也很危险。危机加剧了。
在B集团军群和陆军总司令部看来，情况必然会变得更糟。我们知道H装甲军不可能使局势稳定下来，而且一定会毫无希望地卷入大混乱中。如果H装甲军丢了，我们就失去了唯一的一支后备队。在陆军最高司令部看来，前景极为暗淡。
我竭力把这一情况向希特勒说清楚。我再一次建议撤出第六集团军，我说这是避免一场大灾难的唯一可行办法。第六集团军必须调转方向，加强后卫，巩固新后方，然后进攻突入罗马尼亚阵地的俄国人。这样就可在更靠西边的地方建立一条牢固的防线。这样做不仅可解除对第六集团军的威胁，而且可以把已经突破的俄国军队置于困境。这样做，我们至少可指望获得局部的成功。
如果不这样做，一场灾难是肯定不可避免的。第六集团军将被分割包围，俄国人将在B集团军群防守的阵地上打出一个大缺口。我们无法调集新的生力军接应第六集团军，或堵住B集团军群阵地上的缺口。多拖延一天，要改变局面和避免这场灾难的困难就愈多。
希特勒拒绝了这个广泛而大胆的解决办法，任凭我在电话上百般要求，任凭我一再说明局势会怎样发展而且一定会这样发展，他仍然无动于衷。但是他却命令他的指挥车掉转方向，从巴伐利亚回到东普鲁士的大本营。
希特勒和约德尔的计划
希特勒的指挥车还没有到达腊斯登堡，约德尔就打电话给我。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到那时为止，我跟他打交道不多。他的参谋人员负责的战区在南部和西部，东线是由陆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参谋长负责。至少当着我的面，约德尔是不向希特勒提出有关东线的建议的。他只管交给他的事，也就是说，他只管其他战区(通称为O.K.W，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区)的事，只管整个战争的指挥和军事政策方面的事。
然而，现在看来好像是：在指挥车上，而且是在陆军总参谋长不在场的情况下，约德尔和凯特尔陆军元帅却认为就东线战事向希特勒提建议是合适的。也许希特勒向他们征求过意见。反正他们提出了建议，究竟是什么样的建议，没过多久就清楚了。
约德尔将军在电话中说，陆军总司令部应该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从驻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抽调一个装甲师作为后备队部署到受威胁的B集团军群阵地的后方。这就是他们在希特勒的指挥车上设想出来的应付危机的解决办法。此外，把这一个装甲师调到吃紧地区要很长时间，而且谁也不知道这个装甲师最后到达目的地时，局势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感到惊讶，因此要求亲自跟希特勒讲活。我再次请求准许我命令第六集团军撤退。他语气是冷冰冰的。他说：“我们已找到了另一种应急办法，这一点约德尔会告诉你的。明天我们再商量。”事情就到此为止。后来我正式接到通知说，希特勒希望在第二天中午见我，谈战场的形势。我回答说，那太晚了。然后我被告知，见希特勒的时间不能再提早，因为他在长途旅行之后会感到疲劳的。应该指出的是，此事是在整个前线战火纷飞，每个钟头都要牺牲成百名战士的情况下发生的！
我根本不听这些指示，在午夜希特勒的专车预定到达的时间，我就在他的大本营等候他了。我坚持要他立刻见我，因为现在时间至关重要，几小时的拖延也会使必须马上决定的军事行动归于失败。起先，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都由于我午夜来到，而不是等到次日中午才来，感到恼怒。然而终于让我见了他。这次会晤对斯大林格勒地区战事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也典型地说明了希特勒处理问题的方法，因此我要讲得详细些。
他伸着手向我迎来，而且面带笑容，故意露出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神情。他跟我握了手，并说道：
“我感谢你。一切能做的事你都做了。要是我在前线，我也无力做更多的事。”后来由于我注意使自己的表情保持沉重，在他的语调中也就掺进了一点同情的味道。他接着说：“你不要烦恼。碰到不幸的事情时，我们要坚定。要记住腓特烈大帝。”
毫无疑问他想鼓励我，也许他希望如果他能在我身上激起他所谈到的坚定性，那末我就会放弃要求撤退第六集团军的“失败主义”论调。他也可能是希望我赞赏他本人在不幸面前所表现的坚定性。看来希特勒完全不能理解，在极端危急的时刻，像他这样演戏不仅毫无裨益，而且只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谈话一开始，我就讲了斯大林格勒西北的情况，我既谈了从前线最新报告中了解到的当前情况，也谈了在不久的将来预料一定会发生的情况。我提出了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希斯陆军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冯·佐登施特恩将军的报告和估计。他们两人都与我有同样的看法。发言结束时我说，如果事情按目前方向继续发展下去，第六集团军势必遭到包围。要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因为一旦第六集团军遭到包围，那末既不可能为其解围，也不可能继续向它提供补给。
谈到这里，希特勒打断了我的话。他发起脾气来，并且提出了他和约德尔一起研究的办法，就是从高加索抽调一个装甲师。我料到了这一着，因此当即详细地陈述了运输条件，以及所述装甲师估计到达目的地的日期和该师可望投入战斗的最早日期。该师投入战斗起码是两星期以后的事。谁也不知道到那时情况会怎么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坐等两个星期并且几乎毫无作为，那末情况会严重恶化。两个星期以后，孤零零一个师，而且是一个不满员的师就毫无用处了，也根本无法影响事态的发展。此外，能否把这个师作为一个整体用于进攻也是值得怀疑的。鉴于当前情况，这个师的部队可能一下车就必须零星投入战斗。我认为，我的发言，特别是我对该师到达目的地日期的详细估算，确实对希特勒产生了一些影响。
但是他还是不同意放弃他的解决办法。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我们从高加索抽调两个师。”我回答说，这不会好到哪里去。当前是危急关头，两个师也许会有点作用。但是把这两个师从高加索及时调来是不可能的。铁路交通情况如此之糟，只有第一个师下车之后腾出路线，才能运第二个师。到那个时候，两个师不一定比一个师更有能力挽回局势，因为那时第六集团军肯定已被包围了。
希特勒又发了脾气并开始打断我的话，但我还是接着说下去：
“因此只可能有一种解决办法。您必须立刻命令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向后转，向西进击。这将使第六集团军免受包围，还可大量杀伤已实现突破的俄国军队，而且还使我们可以利用第六集团军在更靠西边的地方建立一条新防线。”
希特勒完全丧失了对自己的控制。他用拳头砰的一声敲了一下桌子，叫嚷说：
“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撤回来！”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对这次关键性的谈话，我、总参谋部、B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曾抱有多大的希望啊，而结果是一无所得。但以往的经验说明，我作为总参谋长不能绝望，而必须继续不懈地想各种办法来恳求，因为即使已经很晚了，也许还有可能促使希特勒回心转意。可是情况的确是这样：即使他真的改变主意，也可能太晚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每一小时形势都在恶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第二天早上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发现坏消息在等着我。
前景暗淡
前线情况，正如我们预见的那样，在过去几小时内更加恶化了，而且恶化得比我们所担心的还要快。即将来临的灾难严重程度已经十分明显，在我的参谋部、B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的参谋部里，焦急的情绪在滋长。但是无论在哪一个司令部里，没有一个人能改变局势的发展方向。只有希特勒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拒绝采取行动，这说明他在盛怒之下已没有一点理智了。
如我所述，现在还有可能说服他改变主意，他还有可能听取总参谋长和前线高级指挥官的意见，而不听那些爱拍马屁、只讲他爱听的话的顾问们的意见。为了在前线拚死作战的士兵们的利益，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尽力促使希特勒理智些。我固执地继续这么做了。
11月20日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在这里他们打击的还是罗马尼亚军队，无疑他们故意选择了罗马尼亚军队的防区作为打击目标。也像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那样，他们实现了突破。这样，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就有受到两面包围的危险。只要再过几个小时敌人的钳子就要在我军后方咬合。不论是集团军群司令或是集团军的司令都无法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命令他们的后方梯队和后勤部队尽快组成战斗部队并作好战斗准备。很难指望这样组成的部队会比已被俄国人打垮的作战部队更有成效地抗击俄国精锐的攻击师。这种力量薄弱的临时小分队，装备不全，没有经过适当的训练，现在都被用来对付装备有大量装甲车和火炮的红军精锐部队。尽管他们英勇战斗，宁死不屈，但这些由后方梯队组成的部队无法堵住突破口。他们能够、而且也许确实已经延缓了俄军的前进，可是他们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使第六集团军免遭包围。
H装甲军的反攻同样不令人鼓舞。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人员显然十分信任这个军。在地图上看来，这个拥有一百多辆坦克的军是很像个样子的。然而外表是靠不住的。完全了解真相的希特勒是不应受表面现象的欺骗，但是他又以汇报有“失败主义”色彩这种惯常的借口为理由，再次拒不正视有关这个军的真实情况。这个军由两个师组成：罗马尼亚第一装甲师和德国第二十二装甲师。罗马尼亚第一装甲师从来没有真正打过仗，而且全是用缴获的坦克装备起来的。德国第二十二装甲师不满员，许多车辆在开往前线时已损坏。这个军作战时气候条件极其恶劣，到处是冰天雪地，雪下个不停。而且在二十四小时内只有几小时是白天。H装甲军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被要求阻挡住从我们防线中不断扩大的缺口源源涌进的大批俄国坦克。在那些了解真实情况的人看来，H装甲军在参加战斗之前就注定要失败。
正如我们所料的，坏天气和敌人使H装甲军的反攻被推迟了。最后它投入了战斗，很快就获得了一些成就：在若干地方，俄国人被阻挡住了，他们还遭到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坦克。但这并没有使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更没有把局势恢复到希特勒所预期的那种程度。这样艰巨的任务是两个力量薄弱的师力所不及的。要有好几个装备精良并由老兵组成的强有力的师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当希特勒得知H装甲军反攻失败后，他简直是怒不可遏。他冲着负责军内纪律制裁的凯特尔陆军元帅嚷道：“马上把军长调回来，撕掉他的肩章，把他关到监狱里。这完全是他的过失。”
这种气氛笼罩着希特勒的会议桌。希特勒的性格就是这样，因此当我再一次清求他批准撤回第六集团军时，他又一次大发雷霆，加以拒绝，这就不足为怪了。他也不理睬B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指挥部送来的报告。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完全了解自己责任重大，因此在他们的报告中提醒希特勒注意局势的严重性。这些报告概述了在这一战区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也要求撤出第六集团军。希特勒越是发火，就变得越加固执。
几个小时之后，我猜想希特勒的怒气已消，于是就请求和他单独谈谈。他同意了。我希望在这次谈话中能获得两个积极的成果。我想，如果我能把实际情况向希特勒作一个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根据实际情况对今后的发展提出几条结论，在谈话时不受他的随从人员小声议论的干扰，那末我也许能说服他改变主意。第二，我想对他说明，他对H装甲军军长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应该悄悄地放弃这些指责。
希特勒接见我时十分镇静，聚精会神地听了我的发言。我可以而且确实认为这次谈话是极其成功的。我概略地谈了谈形势和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希特勒没有打断我的话。我讲完后，他答应要仔细地冷静地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接着我把话题转到H装甲军军长的问题上。我说：
“尽管军法惩处不是总参谋长管的事，但是关于H装甲军军长的事，我还是想讲几句话。”希特勒的脸马上沉了下来，但是我接着说：“我之所以要这么做，是由于这也是一个作战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东线作战的指挥。作为总参谋长，我认为对犯了错误并招致不良后果的将军应该追究责任。但是在要求他对过去的行为作出解释之前，首先必须查清楚他的确犯了错误。关于H装甲军军长，情况并非如此。对他的指责纯属推测。”接着我建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事实。希特勒可任命他熟悉的和信得过的将军担任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希特勒在回答前考虑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好吧，就这么办。”
不幸的是，我的两个成就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我下一次见到希特勒时，他说：“我已经仔细地研究了形势。我的结论依然未变。第六集团军不撤。”究竟这个决定是他自己作出的，还是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怂恿他作出的，我不得而知。总之，此后他没有再向我这个陆军总参谋长征求过意见。
在H装甲军军长的问题上，希特勒背弃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这是他和凯特尔长时间商议的结果。他坚持原先在愤怒和沮丧的情绪支配下作出的决定。谁也不许再在希特勒面前提到H装甲军这位将军的名字。他在监狱里关了几个月后，降级为二等兵。调查委员会没有成立，因为如果进行调查，只会暴露谁应对H装甲军反攻的失败真正负责。12月初向高级将领分发了一份由希特勒署名的通令，其中列举了据称是这位倒霉的军长犯下的过失。
俄军合围
前线的情况每小时都在恶化。这场大规模冬季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时，俄国发动钳形攻势的两支军队即将会师，随之而来的是第六集团军被包围。第六集团军的司令部的位置恰巧是在两支俄军可能会合的地点。第六集团军司令请求希特勒准许他把司令部向西移动，但没有得到答复。
陆军总司令部草拟的每日战报，希特勒通常都要亲自修改。第一天的战报只是简单地说：“敌人强大的步兵在装甲车支援下发动进攻。”第三天战报说：“在斯大林格勒西南和大顿河湾地区，苏联人不顾一切地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斗，并借此突破了我军防线。”
11月22日晚，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用无线电向陆军总司令部报告，该集团军现在已被包围。希特勒也同样用无线电作了回答。他命令第六集团军构筑环形防御工事，集团军司令及其参谋人员则迁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的包围圈就这样形成了。在活跃的战线上的其他地方，俄国人在不停顿地继续前进。
看来，俄国最高司令部是根据下述考虑来制订其作战计划的。据以往的经验，现在被围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外的德国军队和其他部队，都会奉命死守阵地，决不退让。但他们也死守不了多长时间，随后就会自然落入俄国人的手中。因此俄国进攻的下一个目的，决不会是消灭被包围的德军，而是阻挡外来的援兵。要确保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把德国战线尽量往西推，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受包围的德军和德国主力军之间的距离尽量拉大。
这个计划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是正确的，现在俄国人就着手把这个计划付诸实施。B集团军群遭到了猛烈无情的攻击，并被迫不得不愈来愈向西撤。为了扩大他们的胜利，俄国人在12月下半月攻击了意大利人，1月攻击了匈牙利人，最后攻击了在匈牙利人左面的德国第二集团军。他们步步进逼，往西越插越深。这一切恰恰都是我开始就任陆军总参谋长之际同希特勒长谈时所预言过的。
斯大林格勒“堡垒”
俄国发动钳形攻势的两股部队会师后，希特勒发布的头几个命令中，有一个命令说：“兹命令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为斯大林格勒堡垒部队。”
就这样大笔一挥，被包围变成了堡垒，至少在希特勒看来是这样。这一妙计也许是欺骗了一部分单纯的德国人民。但军事参谋人员、兵士、大概连敌人也都知道希特勒的“堡垒”到底是什么玩艺儿。
这就是希特勒开展心理战的典型方法。他以为使用“堡垒”这个字眼就可以一举数得。这会使敌人受骗，以为斯大林格勒已成了一个坚固设防的地区，有足以阻止进攻的防御工事。对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则可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在堡垒之中，顶得住长期的围攻而不会遭受重大伤亡，这样就可鼓舞士气，促使他们坚守下去。老百姓则被关于英勇地守卫堡垒，后又英勇地得到解救的历史回忆录搞糊涂。全世界也都会遗忘事情的真相，即：由于最高一级计划不得当，德军无谓受到包围。斯大林格勒堡垒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堡垒。
希特勒对他这个发明感到很高兴。当他同我谈到他这一发明时，笑容满面，显得十分高兴。他以为我会热情赞扬他。但是我说：
“古时的堡垒要经过长期的准备。碉堡建成后，在堡垒里要贮藏大量的武器和食物。斯大林格勒既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贮备物资。此外，构筑堡垒的目的是为了以相对少量的兵力拖住敌人大量的兵力。对第六集团军来说，情况恰恰相反。”
但是即使在这样无关紧要的名称问题上，希特勒也容不得批评。我的评论只使他感到恼火，他仍然死抱住他的发明不放。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德军官兵对于赐给他们的这种徒具虚名的称号理所当然地感到恼火。除此以外，他这个发明一点作用都没有。
首先，包围圈约有二十五英里宽(即东西轴线之长)，约十七英里深(即南北轴线之长)，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几乎一棵树也看不到。包围圈内有几个村庄和斯大林格勒城的大部分，因为这个城市的某些部分仍控制在俄国人手中。包围圈的东界是伏尔加河右岸。由于俄国人自北部和南部进行突破，形成了很大部分的新战线，这些部分完全没有构筑工事。因此必须在风雪交加，气温在冰点以下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构筑工事，更麻烦的是没有修工事的材料。不论是官还是兵，体力上都过度劳累。环形筑垒阵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修建起来的。
被包围的有德军二十个师的大部分和两个罗马尼亚师的部队。被包围的还有一些总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如工程兵、炮兵、突击炮兵营、工兵、托特组织工程处 [ 译者注：托特1933年6月30日被任命为德意志公路建筑总监，1933年11月30日归希特勒直接指挥，任务是建设军事性的公路，后发展成为军事组织的一部分，称托特组织。 ] 、五个军的司令部参谋人员和保罗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空军则有一个高射炮军的部分部队和地勤人员。弹药和粮食的贮存量很少。被包围的部队尤其缺乏大量的机械化部队所需的燃料。很明显，已有的贮备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要确定被包围部队的确切人数是不可能的，已知的数字从二十一万六千人到三十多万人不等。出现差异的原因是，最高数字是第六集团军及其直属部队在俄军发动进攻前领口粮的人数。而当包围圈形成时，第六集团军有些小部队未被包围，而隶属于其他集团军的一些部队却被包围了。在头几个星期内情况极其混乱，以致无法提供准确的数字。不管怎么样，被包围的部队和他们的司令们有比清点人数和提交实力报告更为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被包围的部队和外界联系的唯一办法是靠飞机和无线电。起初，在包围圈里有三、四个机场。被包围后不久就建立了专用无线电话联系。起初无线电话还相当通畅，保罗斯将军可以和集团军群司令通话。
第六集团军是否应该突围？
第六集团军遭到包围后不久，集团军司令和集团军群司令都试图推动希特勒批准第六集团军突围，西进与德军主力会合。迄今他一直拒绝批准第六集团军撤退，而撤退计划是根据军事上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估计作出的。现在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所以魏希斯、保罗斯和他的军长们都以为希特勒会正视事实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他们没有等希特勒的答复，就发出了初步命令，以便一旦批准就立即突围。
但是批准令一直没有来。我每一天都尽全力说服希特勒允许第六集团军突围。差不多天天晚上他都同我讨论这个问题，常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谈话有时是实事求是和心平气和的，有时则是冷嘲热讽，嗓门也高了。他对我叫嚷时，我也对他叫嚷，这是当他情绪不好时，促使他听别人说话的唯一办法。
有一次我认为我成功了。希特勒似乎同意签署命令批准突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于是发出了初步指示。但是把命令呈送希特勒签字时，他却再三拖延不愿签字。最后，他告诉我说，他改变了主意。一切都白费了，又得重新开始没完没了的讨论、辩论和争吵。负责的高级军官精神上紧张到什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神经绷得很紧，都快要断了。为了说明那时的气氛是什么样子，我要描写一下我和希特勒的两次特别重要的谈话。在一些地方，我可以引用当时的原话。
第一次谈活是在俄军合围后不久。我再度请求与希特勒这个独裁者单独长谈一次，他同意了。他是在晚上接见我的，我们差不多一直谈到早晨。一开始我就借助地图向希特勒说明了实际情况，而且叙述了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当时他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局势不会象我所想象的那样发展，而且由于从高加索调来的装甲师发起攻击以及使用新的虎式重型坦克，局势将根本改变。
这是一种新理论，而且是颇为典型的一种理论。第一批虎式坦克刚出厂。希特勒爱把任何一种新式武器都看作奇迹创造者。他认为把第一批这种重型坦克编成一营投入战斗，这个营就能打破俄军的包围。他的计划使他万分激动，他简直为之陶醉了。他也许真的相信，使用这么一个营，一夜功夫就能使整个战局改观。
希特勒眼睛闪耀着光芒，嗓门也提高了，他想用自己的热情来激励我。他似乎希望我赞成他这个计划。我说：
“虎式坦克的样品性能良好，我们可指望这种坦克起很大作用，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坦克是否适应俄国冬天的寒冷条件，而且它们还没有受过战争的考验。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新武器在第一次用于实战时都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缺陷，而要消除这些缺陷，总是要费很多功夫，因此我们不能设想，虎式坦克从一开始就会百分之百地完美无缺。此外，数量上也还不够。孤零零的一个营可以冲破俄军防线和第六集团军建立联系，但是它决不可能打开一条通道。而且，我们要记住，当新坦克投入战斗时，我军主力离开斯大林格勒守军会比今天远得多，即使能够马上用新坦克发动进攻，也由于要通过的距离更大，这一行动会更加困难，效果如何，也更值得怀疑。”
关于虎式坦克我就讲了这么多。我接着谈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在发言结束时，讲了下面一段话：
“由于拟议中的援救第六集团军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的可能，就必须命令该集团军边战边撤。这道命令必须立刻下达，因为最后时刻已经来到。”
我发言时，希特勒明显地越来越怒不可遏。他常常想打断我的话，但是我没有让他打断，因为我知道这是最后一个机会，我必须把话讲完。最后，我的话说完时，他咆哮道：
“第六集团军不能撤。该集团军是堡垒守备部队，堡垒守备部队的任务就是要经得起围困。如果必要，他们要坚守整个冬天。到春季再发动攻势把他们救出来。”
这是十足的空想。我说：
“斯大林格勒不是堡垒，而且没有办法对第六集团军进行补给。”
希特勒的火气比先前更大了，嗓门也比什么时候都大，他叫嚷说：
“戈林元帅说过，他可以通过空运把补给物资运给第六集团军。”
当时我也叫嚷说：
“那是废话！”
希特勒说：
“我决不离开伏尔加！”
我大声说：
“我的元首！把第六集团军抛弃在斯大林格勒，这是犯罪行为。这意味着二十五万人死亡或当俘虏。想把他们救出来是不可能的。损失一个大集团军就等于打断了我们东线的脊梁骨。”
希特勒脸色苍白，但是一句话也不说。他冷冰冰地瞧了我一眼，然后按他办公桌上的铃，当他的党卫军勤务军官来到后，他说：
“把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叫来。”
他们到来之前，我们没有再说一句话。他们差不多是一叫就到，无疑是在隔壁房间里等着。如果真是这样，他们透过地图室的薄墙一定听到了我们愤怒的争吵。他们不会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争吵。
凯特尔和约德尔都郑重其事地行了军礼。希特勒仍然站着，表情严峻。他脸色仍很苍白，但至少在外表上显得镇静。他说：
“我必须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但是，我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应不应该撤出斯大林格勒？你们有什么看法？”
然后就开始了所谓的作战会议，这种形式的会议是希特勒从来没有采用过的。凯特尔立正站着，眼光明亮，他说：
“我的元首！不要离开伏尔加！”
约德尔则是文静而客观地讲话。他字斟句酌地说：
“我的元首！现在您要做出的决定的确是一个严重的决定。如果我们从伏尔加河撤退，那就等于放弃我们在夏季攻势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得到的大部分成果。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撤退第六集团军，该集团军的处境会越来越严重。拟议中的解救该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在我们看到这些作战行动的结果之前，我的意见是坚守伏尔加河。”
当时希特勒对我说：“你的意见呢？”他显然希望这两位将军的话会使我改变主意。虽然决定是希特勒作出的，但他总是急切地希望得到专门顾问们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同意。我也极其正式地立正说道：
“我的元首！我的意见没有变。让第六集团军留在原地将是犯罪行为。我们既不能解救该集团军，也无法使他们得到补给。如果这样做，无非是牺牲这个集团军就是了，而且是无谓的牺牲。”
希特勒表面上保持了镇静和自制，尽管他心中怒气冲冲。他对我说：
“将军，你注意到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这两位军官也同意我的意见，而他们都是你的上级。因此我坚持我已做出的决定。”
他生硬地点了点头，就把我们打发走了。
我打算详细讲一讲的第二次谈话是在第二天晚上进行的。
尽管希特勒一口拒绝了我的意见，但是我不准备放弃挽救第六集团军的努力。经验告诉我，现在我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希特勒的决定看来是最后的，不可改变的，它是从战略考虑出发的。因此，想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和他谈战略方面的问题是毫无用处的，他干脆就不听你讲。但在后勤问题上就不是这样。我的想法是以战略作为论点不能说服他，那么后勤方面的理由也许能使他信服。如果我能详尽地向他说明第六集团军的补给情况，并且用坚实可靠的事实和数字向他证明，不可能通过空运使第六集团军继续不断地得到补给物资，那么我也许可以说服他同意我的想法。希特勒总是易于受统计数字的影响。
我的作战部，有关的技术参谋人员和陆军后勤部都认为斯大林格勒守不住，而且也不可能通过空运使斯大林格勒守军得到补给。我命令把这些结论所依据的资料，按物资分类划成统计表和其他的表格。我现在已记不起有关参谋军官提出的准确数字。但是我还记得需要的补给物资的总数：除了在包围圈内已有的储备物资以外，每天要空运六百公吨物资才能满足第六集团军的需要。第六集团军赖以生存的绝对必要的最低限度是三百吨，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遭受严重的匮乏，而且还要采用诸如杀军马吃这样一些权宜办法。此外，最低限量的物资必须每天都得如数运入，不管天气情况等外界因素如何，而在这个季节，气候情况是不可能好的。这就意味着，要向第六集团军提供最低限量的物资，同时丝毫不能减少，在气候条件允许飞机起降的那些日子，每天必须至少空运五百吨补给物资。
这些事实都清楚地列入我的参谋军官准备的数字表格中。这些表格准备好后，我就再次请求和希特勒单独谈话。他又挑了一个深夜和我谈。由于前一天我和他争吵过，我去见他时，气氛是冷淡的。然而我摆在他面前的数字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允许我对统计数字的全部意义作了必要的解释。结束时我说了如下一段活：
“在仔细研究了事实之后，不可回避的结论是：不可能通过空运使第六集团军获得补给物资。”
希特勒的态度变得冷冰冰的。他说：
“帝国元帅戈林向我保证说这是可能的。”
我再次说明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希特勒说：
“奸吧，他会亲自同你讲的。”
他把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找来，并问道：
“戈林，您能通过空运使第六集团军不断得到补给物资吗？”
戈林举起右臂，郑重而自信地说：
“我的元首！我向你保证，德国空军能使第六集团军不断得到补给物资。”
希特勒得意洋洋地瞧了我一眼，但我只是说：
“德国空军肯定办不到。”
帝国元帅沉着脸说道：
“你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我朝着希特勒问道：
“我的元首！我能向帝国元帅提个问题吗？”
“可以。”
我说：“帝国元帅先生，您知道每天需要空运多少吨东西吗？”
这个问题显然使戈林感到难堪，于是他皱着眉头说：
“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参谋军官知道。”
于是我说：
“把第六集团军现有的储存物资算在内，假设只提供绝对必要的最低限额的物资，同时还假设采取了一切可能的紧急措施，第六集团军每天需要三百吨的物资。去年冬天我在前线已亲自了解到，并非每天都适宜飞行，因此这就意味着如果要保证使他们平均每日都能得到这不能再减少的最低限额的物资，每个飞行日必须向第六集团军运送五百吨左右的东西。”
戈林回答说：
“我能办到。”
这时我可发了火，我说：
“我的元首！这是撒谎。”
突然一阵沉默，气氛十分紧张。戈林的脸都气白了。希特勒困惑而有些惊异地瞧瞧我，又瞧瞧他，最后他对我说：
“帝国元帅已向我作了汇报，我只能相信他的报告。因此我坚持我原来的决定。”
当时我说：
“我想再提一个请求。”
希特勒说：
“什么事？”
我说：
“我能不能每天向您提交一份报告，列举前二十四小时内向第六集团军空运补给物资的确切吨数？”
戈林不同意，他说这不干我的事，但是希特勒否决了他的意见，于是我获准每天向他提交一份报告。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切也是徒劳无益的。我的唯一收获是搞坏了和帝国元帅戈林的关系。我在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德国空军里的许多参谋军官和指挥员从一开始就是同意我的意见的。他们当中有一些人甚至还书面写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说服不了他们的总司令。他对他们写的报告只是置之不理，但也采取了措施使这些报告不送到希特勒的办公桌上。
在等待曼施泰因发动进攻的时候
我为挽救第六集团军所做的一切努力就这样失败了，但我仍未放弃希望。今后还有两件事也许会使希特勒改变主意，这就是：为救援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而发动的进攻遭到失败；空军也不能为被围部队提供足够的补给。通过这次进攻可望获得的最好结果不过是使我主力部队多少向第六集团军靠近一点，从而增加第六集团军突围成功的可能性。当这样的时刻来到时，也就是当这次进攻未达到与第六集团军会合这一主要目标时，但愿希特勒最终会醒悟过来。至于空运补给问题，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日报表打消戈林等人在他头脑中所灌输的一切幻想。
但是，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或许能使希特勒改变主意并放弃斯大林格勒的形势。而时间对第六集团军是不利的，在十至十五天内，第六集团军的处境可能严重恶化。具体说突围所需要的物资，特别是燃料储备，将迅速减少，同时B集团军群的主要战线正不断被推向西，因此，第六集团军的突围距离也日益拉长。这就是两个主要问题。
那时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竭尽全力增强第六集团军的实力——不如说是减慢其削弱的速度——以使解围攻势能在最为有利的情况下尽快发动。
无论如何，我们总算说服了希特勒同意重新调整东线南段的指挥系统，在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之间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群，即顿河集团军群。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被任命为该集团军群司令。这一新部署的好处就是减轻了B集团军群所承担的某些任务。在此之前，该集团军群负责守卫着前线极为宽阔的地区。现在，顿河集团军群可以集中全力准备即将开始的救援斯大林格勒德军的战斗，而不会为其他问题分散精力。11月27日，下述部队归属顿河集团军群：第六集团军，担任解围进攻任务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以及被迫西撤的第三和第四罗马尼亚集团军，他们目前守卫着主要战线上面对斯大林格勒的那一地段。
希特勒向顿河集团军群下达的命令鲜明地反映了他向我表达过的观点：斯大林格勒一定要守住，通过发动一次进攻与那里的德国军队重新建立联系。曼施泰因很快就认识到，他接受的命令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他在一份措词明确的报告中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第六集团军应该向西突围，这一行动可与解围攻势同时进行，此后，应当在更靠西边的地方建立一条新的战线。
这样，曼施泰因用另外一种方式重述了我本人和B集团军群司令曾经表达过的意见。但希特勒仍然固执己见，并且不让曼施泰因拥有对第六集团军的作战指挥权。另一方面，希特勒为了缓和关系，答应给曼施泰因派遣更多的部队，以支持解围攻势。这批部队，一部分从高加索抽调，另一部分将从西部战区调来，这些部队，尽管最终会对曼施泰因有用处，但是他们肯定赶不上目前正在准备发动的攻势。
曼施泰因的计划虽然遭到挫折，但他还是尽力执行命令。撇开与此无关的某些细节不谈，可以说，顿河集团军群的参谋人员是尽了最大努力使这次进攻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尽快发动。曼施泰因希望进攻能在12月8日到10日之间开始。
同时，向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物资的工作也在进行中。我向希特勒提交的每日报告列举的空运物资吨数是：一百一十吨、一百二十吨，有时是一百四十吨。只有极个别的时候超过一百四十吨，通常是少于而且往往是大大少于一百一十吨。连每日最低限额的物资都空运不进去，更不用说帝国元帅戈林保证的五百吨了。正如事先预料到的那样，有好多天什么东西也没有运去，第六集团军的基本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这不能怪机组人员或他们的顶头上司，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而是戈林承担的任务远远超过了德国空军的能力。
在同希特勒的每日会晤中，戈林保证要改善空运状况。他声称空运工作刚刚开始，几天之内一切都会顺利运转起来的，他肯定能实现他的保证。希特勒听信而且还向别人重述了这些托词：“帝国元帅已向我作了保证。帝国元帅正着手更好地组织空运。帝国元帅正调集更多的飞机。”
实际上形势却越来越糟，德军主要战线被迫日益向西后撤，这意味着，向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物资的飞机场也不得不一再更换，航程越来越远，而且飞机必须飞越一条日益加宽的敌占地带。我们被击落的飞机越来越多。这一情况当然不会使最高统帅部感到吃惊，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在制定空运计划时就应该考虑到的事。我本人就指出过，这种情况肯定会很早发生。
营救斯大林格勒守军的解围攻势终于准备就绪了。所有的人，尤其是第六集团军的部队，都在急切地等待着这场攻势的开始。从高加索调来的部队差不多都已进入阵地，从德国调来的援军有的已经抵达目的地。总指挥官是第四装甲集团军司令霍特将军。归他指挥的有三个多少算是满员的装甲师，一支实力薄弱的步兵部队担任侧翼掩护，以及一些包括虎式坦克营在内的总司令部直属部队。这样一支部队，力量太单薄，难以完成赋予它的任务，特别是因为它的部署不可能达到必要的纵深程度。
发动进攻的条件远不是理想的。进攻出发点选在科捷尔尼科沃附近，距斯大林格勒约有六十英里。俄国人不会不知道这个地点是前线最易受到攻击的地方——的确是唯一真正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他们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霍特必然会遇到顽强的抵抗。另一方面，第四装甲集团军的官兵也都知道这次攻势对于营救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具有多么重大的决定性意义，他们当然会尽其所能争取胜利，而决不会惧怕任何牺牲。
营救第六集团军的进攻
这次进攻于12月12日开始。我们都焦急地等待着第一批战报。起初，一切都很顺利，第四装甲集团军不停顿地前进。到12月18日，霍特的部队距斯大林格勒这个所谓的堡垒的南沿只有四十英里多一点。19日到达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米什柯瓦河，20日渡过了这条河。到21日，距斯大林格勒只剩下三十英里左右了。
但是，就在那里，攻势陷于停顿，丧失了势头。只有克服巨大的困难后才能使这支兵力不足、疲惫不堪的部队获得补给物资，单凭勇气和决心是不可能弥补这些弱点的，何况俄国人还在第四装甲集团军前进的路线上集结了大量部队。尽管最高统帅部不断地发出命令，不断地激励部队，部队仍然无力继续前进。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投入新的生力军，然而又无处可调新的生力军。
我焦急地等待着希特勒的反应。在进攻开始之前，每当催促他批准第六集团军突围时，他的回答总是一句话：再等等，看第四装甲集团军进攻结果如何。进攻发起后最初几天，取得了一些初步胜利，那时他得意洋洋，声称这证明他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时候，他肯定不会容许第六集团军突围。顺便提一句，即便在取得明显胜利的这些日子里，我和所有的战地指挥官都仍然认为，突围是拯救第六集团军免遭最后覆灭的唯一可行办法。
然而，这些暂时的胜利竟使希特勒完全恢复了信心。现在他不只谈论挺进斯大林格勒，而且还谈论坚守整个伏尔加河防线了。他似乎认为有可能把前线恢复到俄国人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前那种情况。他对一切客观估计形势的意见充耳不闻。他看不到，如果没有大量的增援部队和牢靠的后勤保证，这样一次目标庞大而实力虚弱的攻势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甚至不肯下令采取一些万一进攻失利而必须采取的基本预防措施。
当进攻在距斯大林格勒三十英里处陷于停顿时，专家们都很快认识到，这次进攻就算到此为止了，然而希特勒却不以为然，他要我们等等看。他说，德军肯定还会继续前进的。实际上德军没有再前进一步。12月23日终于不得不中止进攻。
这时要挽救第六集团军也许还有可能，但再晚就不行了。
最后一个机会
冯·曼施泰因陆军元帅和我再次极力劝说希特勒。如果第六集团军早就获得突围的命令，他们肯定已经突围出来了，因为处于绝境的士兵们是不怕铤而走险的。这样，最终的灾难就能够避免了。但是，只有希特勒能发出突围令，而我们又无法说服他签署这个命令。
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同他谈几个钟头，企图使他明白过来。这些谈话的情况与我前面已经描述过的那些谈话情况实质上是一样的，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再费笔墨来详细描述我们之间的口角、争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相互之间的怨恨。但是，我想提两件事，因为这在我看来是颇为典型的。
一次，我以为我已经说服希特勒同意我的想法了。因为他曾说过：
“那么，好吧，请给保罗斯草拟一份电报，问问他，如果命令他突围，他能突出多远。”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怕希特勒又改变主意，因此就当着他的面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报并交他签字。他看了一遍电报稿，然后拿起铅笔，添上如下几个字：条件是你继续守住伏尔加防线。这几个字显然完全改变了原建议的突围作战的目的和性质。碰到这种情况，有时我感到自己简直被逼得要发疯了。无论如何，电报是发出去了，保罗斯很快就发来复电。我记不清他所说的确切数字，但我相信他说他能突出二十或二十五英里——总之比他的部队和霍特的先头部队之间的距离要小。第二天，在一次有许多军官出席的会议上，希特勒说：
“我已经给保罗斯发去了无线电报，问他，如果奉命突围他能突出多远。他回答说，他的部队只能前进二十或二十五英里。因此命令突围就毫无意义了。”
我反驳道：
“但是，元首，您加上了他必须继续守住伏尔加河这个条件。”
希特勒气得脸色发白，没有吭声。
次日晚上，我要求单独会见希特勒。我求他准许突围。我指出，这实在是我们拯救保罗斯部队二十万人的最后一个机会了。希特勒问道：
“你可以保证他们连人带武器一起脱险吗？”
我答道：
“谁也不能保证这一点，但是我敢说，如果不立即下令突围，他们将全军覆没，武器也会丧失殆尽。”
希特勒不肯让步。我徒然向他讲述了所谓堡垒内部的情况：士兵们饥饿沮丧，他们对最高统帅部失去了信心，伤员得不到适当治疗而奄奄一息，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冻死。他对这类论点跟对我过去提出的论点一样，无动于衷。
既然我的话无法打动他，我希望让他亲眼看看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情况。我建议陪他乘飞机到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去一趟，这样他至少可以了解一下前线的情况。他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我又建议从斯大林格勒挑选一批军官，让他们乘飞机到这里，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向他详细介绍那里的情况。这个建议也为他所拒绝。很清楚，他根本不想真正了解包围圈内发生的事情。于是，我自己作主向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发去一封电报，要休伯将军乘飞机出来。休伯是一位深受希特勒尊重的将军，因此至少有这样的可能：希特勒也许会听休伯的话。
在希特勒接见之前，我见了休伯。他问我是否可以向最高统帅说实话。看来，他对当时流传的不能向希特勒报告实情的谣言已有所闻。我向他打保票说，情况不是这样。当然谁要是向希特勒说了实话，谁就行触怒他并因而失宠的危险，有些人不敢冒这样的风险。这时我告诉休伯说，他不仅可以向希特勒说实话，而且他有义务这样做。
当休伯将军进去会见希特勒时，这个独裁者象往常那样，一开始就企图把来访者争取过去。他说他知道“堡垒”内条件极为困难，而且空运还不完全有效。然而，他继续说道，他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不久将会有显著的改善。希特勒讲了一阵，他企图以此打掉休伯可能提出的任何论点。最后轮到休伯讲话，他实事求是地、清楚地同时也是沉重地描述了斯大林格勒的形势。如果说他是在为斯大林格勒的德军乞求生路，那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希特勒依然无动于衷。当休伯发现他那生动的叙述对这个独裁者毫无作用时，他的话越来越激烈。休伯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最后他说道：
“空运补给物资已经失败，总得有人对此负责。我的元首，为什么您不处死一个空军将领？迄今为止只有陆军将领因犯错误而被枪毙，早就该用同样的办法对待空军了。”
这些话对希特勒来说是太重了。(我后来听到他对戈林说：“他问我为什么不处死一个空军将领。我还不得不忍受这种事。”)他说：“关于堡垒的情况和它面临的困难，我是十分清楚的。说真的，谁也不会比我自己的参谋长更有力地为斯大林格勒守军说话了”。就这样结束了谈话。
就这样，休伯晋见希特勒除了又一次听他重复老一套空头保证之外，一无所获。唯一的结果是成立了一个以米尔奇陆军元帅为首的特别空军参谋团，协调和指挥对斯大林格勒的空运工作，但收效甚微。这不仅是由于这些新措施采取得太晚，而且是因为在冬天，靠空运来保证整个集团军所需要的给养，对德国空军来说完全是力不胜任的，这一点许多空军军官也曾预言过。
12月底的形势
1942年就这样快要过去了。武装部队公报提到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发动猛烈攻势。然而事实上，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顿河集团军群顶不住俄国军队的压力，其防线被迫后撤。第四装甲集团军守不住它12月21日占领的阵地，它的先头部队与第六集团军前哨阵地之间的距离又增加到六十英里以上。而俄国人又把他们的冬季攻势扩大到遥远的西北部地区。他们进攻并击溃了位于罗马尼亚军队和匈牙利军队之间一段防区的意大利军队。目前，匈牙利军队也危如累卵。这些新的变化加重了更靠南面的主要战线的危急处境。
尽管俄国军队尚未对“堡垒”发动任何直接的大规模进攻，但是“堡垒”内部的情况也在恶化。空运补给远不够用，物资匮乏不久便愈来愈严重。部队的口粮一再削减，已不足以维持生命，但明显的是就这点口粮不久还得再次削减。被围部队的官兵由于上级的鼓励一直希望并且相信救兵即将来到，因此第四装甲集团军进攻失利使他们的士气大为低落。包围圈内的情况至少对一个不曾身临其境的人来说是无法描述的。亲身经历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幸存者，他们向外界讲了包围圈内的情况。
我注意使希特勒了解全部情况，不放过一件事，不漏掉任何细节。他对日益发展的悲剧似乎仍然无动于衷。表面看，他依然坚持原来的意见，坚持说他关于守住斯大林格勒的决定在当时情况下是正确的。这次，他为自己辩解的论点是：第六集团军守住斯大林格勒也就拖住了大量的俄国军队，这就可防止敌人在其他地方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们就能建立一条稳定的新防线。我对这些论点的回答是：
“如果俄国人指挥战斗正确——我们必须假设他们会做到这一点——他们只会留下少量的师包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在近期内他们根本不会进攻堡垒，而会用大量部队继续向西推进。这样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就只好听天由命，他们甚至连一仗也打不上。他们将象熟透了的果子一样，径直落到敌人手里”。
这些预言后来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希特勒甚至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进攻遭到失败之后，仍决意继续为被包围的部队打气。他在给被围部队的新年贺电中说：“我向你们保证，将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你们”。这份电报由希特勒亲自起草，由他的副官长交我转发第六集团军。我拒绝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发出一份显然没有说真话的电报。副官长说，希特勒明确指示要发出这份电报，并说他将不得不向希特勒报告我拒绝转发。但是我也不让步。最后，这个电报通过其他渠道发到了斯大林格勒。顺便说一句，事后希特勒一直没有追究或提到这件事。
大约从12月中开始，酝酿着另一场与斯大林格勒类似的灾难。由于这场灾难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密切相关，因此，我想简单提一提。它关系到高加索德军的生死存亡。在东线最南端的这个地区，我们的夏季攻势早就完全停止了，局部进攻虽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最后德军司令部终于被迫在该地区各地都转为守势。俄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西面和南面发动冬季攻势取得胜利后，现在已开始威胁到整个高加索防线。12月初，我就提醒希特勒注意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危险，但是他不愿从正在发展的形势中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俄国军队在12月份继续向斯大林格勒以西推进，尤其是第四装甲集团军进攻的失利以及最后被击退，都大大加剧了驻守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险。
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明白，如果俄国军队继续前进，他们不久便会抵达罗斯托夫地区，一旦他们占领了罗斯托夫，整个A集团军群将面临被包围的危险。因此必须采取预防措施。我同A集团军群司令部商定，由他们制定了一份关于最终撤出该集团军群下属的第十七集团军和第一装甲集团军的详细方案。这项工作是瞒着希特勒进行的，如果让他知道了，我很可能会掉脑袋。我的目的是：一俟撤退命令下达，就可立即执行。那时，尽管存在着许多未定因素，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这就是：即使希特勒会下令撤退A集团军群的话，也只是在最后一刻才会这么做。到那时就得分秒必争，如果由于制定方案而稍微有所延误，就可能断送高加索集团军群。
营救斯大林格勒德军的努力失败后，我立即进行第二个尝试：要希特勒下令撤出高加索。当时，以及此后几天里我多次提到这一紧迫的问题，可他连听都不愿听。最后到12月底，他好象让步了。一次，当我同他单独在一起时，我向他报告了南方的形势，最后我说：
“如果你现在不下令撤出高加索，我们不久就会面临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这话似乎打动了希特勒，我以为他开始有些松动了。我知道我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实际上我也这么做了，并促使他勉强表示了同意。“好吧”，他终于说道，“就这么办，你去发布命令吧！”我马上离开房间，但并未走多远，就在希特勒自己的接待室里，我用电话下达了撤退令，另外还附加了一条规定：立即将此命令传达到各部队，马上开始撤退。我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有意识的，不久便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我驱车返回自己的司令部，路上用去的时间还不到半小时，但是一到达就发现一个参谋在等着我。他说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要我立即给希特勒回电话。我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拿起听筒，要求接通希特勒，只听他说道：
“关于从高加索撤军一事，暂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明天咱们再商议一下。”
这当然意味着要开始没完没了的拖延，又要拖到任何措施都来不及采取。事已如此，我就说：
“我的元首，来不及了。我已在您的司令部把命令发出去了。现在已经传到了前线部队，撤退已经开始。如果收回命令，将会引起严重混乱。我请求您一定要避免这样做。”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
“那好吧，就这样算了。”
我就这样使第一装甲集团军和第十七集团军幸免重蹈第六集团军的覆辙。事后证明，实际上这正是能够顺利撤出高加索的最后时机。至少在这件事情上，我总算没有白费力气。
俄国人要求斯大林格勒德军投降
如果有人问我保罗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之覆灭始于何时，我会说是1943年1月8日。这天，俄国人派遣使者进入“堡垒”，正式要求德军投降。当然从另一观点看，当第六集团军一被包围而不许突围时，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任何能对事实作出判断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希特勒除外，因为他的固执已使他什么也看不清楚。另一方面，德国人民对真实情况则一无所知，因为从那时起直到第六集团军覆灭时为止，最高统帅部对该集团军注定灭亡的结局一直加以封锁。关于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谈到。
1月初，俄国军队开始进攻“堡垒”的环形防线。大概俄国最高司令部认为已将顿河集团军群赶到了足够远的地方，现在可以消灭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而不必担心其他德军参战了。为什么俄国人决定在那时发动进攻而不是坐等包围圈内德军自行垮台以免遭受伤亡呢？那只有俄国将领们才知道。大概他们有三个考虑，其一，如果不控制斯大林格勒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他们以后的军事行动就会受到严重妨碍；其二，他们或许已经看出，我们主动撤出高加索，他们已无法再切断或包围A集团军群；其三，他们的情报部门想必已告诉他们，包围圈内的给养已近枯竭，末日已经临近。最后一点看样子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解释。总之，俄国最高司令部判定现在是消灭第六集团军的时候了，但在开始全面进攻之前，他们试图要第六集团军投降，以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
1月8日，他们的使者进入“堡垒”，送去一份由俄国顿河前线总司令签署的给保罗斯将军的劝降书。这是一份冗长的文件。在这份公文里，俄国总司令谈到了受包围的第六集团军的绝望处境，并保证被围士兵如果投降，他们的生命安全将得到保障，战争结束后他们将能返回德国或他们自己的国家。文件末尾用威胁的口气说，如不投降，就消灭他们。如果劝降建议遭到拒绝，第六集团军司令就要对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文件限定于1943年1月9日10时前作出答复。
保罗斯立即与希特勒进行联系，并请求准其自由采取行动的权利，但这个要求当场遭到粗暴拒绝。希特勒当时心理状态如何很难断定，但是我想按照自己的看法来描述一下。
这时，他象往常一样极端诡诈。表面上他显得很自信，而且很有把握使斯大林格勒战役获得对我有利的结局。然而他的真实思想却从不外露。只有那些对他非常了解，常常同他在一起并注意观察他的各种情绪变化的人，才能猜测他的真实感情是什么，因为他很少由于说话不慎而暴露自己内心感情。他在致斯大林格勒守军的新年贺电中还保证要把他们从敌人手中营救出来。他一再对其他德国部队和德国人民说，斯大林格勒守军坚韧不拔的精神对保护其他战线的德军不受损失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现在仍然是这样，他还说，他们的英勇抵抗必将赢得胜利。他甚至在同我或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冯·曼施泰因陆军元帅谈话时也坚持这种观点。然而，他大概向在军事问题上和他关系最密切的亲信约德尔将军承认过，他不再相信能够营救第六集团军了。
因为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审判中曾说过：
“我对证人保罗斯将军深表同情，他无法知道，当冬季暴风雪开始袭击斯大林格勒的时候，希特勒就认为保罗斯的军队已不复存在了。”
这些出于宣传目的而大肆宣扬的死守斯大林格勒的论点也许不是希特勒的思想实质。在更大程度上他成了他自己这样一种固执信念的俘虏，即：德国士兵打到哪里，就要在哪里生根立足。
“我决不离开伏尔加！”他一再宣称：“同俄国人打仗决不能投降”。此外，从一开始他的行动就是同集团军群高级指挥官以及我本人的意见针锋相对的，现在他决不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这肯定就是他目前采取这种态度的真正思想基础。然而他很聪明，不会向普通士兵或德国人民暴露这一点，同时他还利用宣传手段使人们搞不清楚问题的真相。
希特勒大概向所有的人，乃至和他最接近的人，都隐瞒了他的真实感情。他感到懊悔吗？他是否认识到他一手造成的灾难有多大？对那些由于他武断专横而断送了性命或做了俄国俘虏的几十万战士，他有怜悯之心吗？他体会得到自我责备的痛苦吗？我想，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定都是否定的。他没有为别人分担痛苦的那种想象力。尽管他令人作呕地反复说，他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亲自在战壕里打过仗，因而他很同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身处前方的士兵们，但是，他对士兵们并无怜悯心。他还多次提到他所度过的“不眠之夜”。这些话典型地表明了他那哗众取宠的不良动机。
这就说明他现在为什么蛮横地拒绝了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和我本人提出的请他准予保罗斯将军自由采取行动的要求。我们反复提出要求，而他唯一的回答只是一个粗暴而不妥协的“不”字。由于我们了解他那极其傲慢的个性，因此，我们尽量提得缓和一些。我们并不要求他本人下令或批准投降，那对他是无法忍受的。我们对他的全部要求只是请他允许保罗斯见机行事。这样保罗斯就能够自己作主下令投降。就是这么一点妥协，我们也未能从这个独裁者那里得到。这样，眼看着俄国人规定的期限到了，他们关于接受投降、避免进一步流血的建议遭到了拒绝，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俄国军队发动进攻
1月10日凌晨，俄国军队在开始对“堡垒”发起大攻势之前，先进行了密集的炮火轰击。两小时后，俄国的步兵开始向“堡垒”的北部、西部和南部侧翼发动进攻。缺少弹药的守军很久以来就担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疯狂的厮杀持续了整整一天。我们的士兵英勇还击，击毁了大量俄国坦克，使俄国的进攻部队遭到重大伤亡。
我军的伤亡也很严重。开战的第一天晚上，第六集团军用无线电报告说，俄国人已突破了北部、西部和南部防线，他们无力堵住这些突破口。大段大段的防线经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批准，甚至未经批准都被迫放弃了，包围圈在不断地缩小。这种状况以后又持续了几天，德军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而部队蒙受的痛苦越来越大。
到1月16日，包围圈在最长的地方约有十五英里，最宽的地方约有九英里。这就是说，现在它的长度和宽度大约只有俄国军队开始进攻前的一半。最为严重的损失是丢掉了皮托姆尼克机场，从前，“堡垒”的补给品就是经过这个机场运进来的。
现在连希特勒的那种所谓乐观主义也消失了，根据他的指示，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第一次谈到日益发展的严重形势。1月10日的公报仅提到作战巡逻队的局部战斗。1月16日的公报描述了抗击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之敌的防御战的情况。但是，希特勒仍然拒绝给保罗斯以自由采取行动的权力，为了这点权力，顿河集团军群司令曾再三要求，我本人在同这位独裁者谈话时也曾多次提出。他的回答总是单调地重复他那得意的论点：“第六集团军继续坚持一天，就是对东线其他部队的巨大支援，第六集团军正牵制着强大的俄国军队，并且使他们蒙受着重大伤亡。”
但是，在斯大林格勒，悲剧已近尾声。对于在那里打仗的普通士兵来说，每过一天，就等于多受一天的折磨：饥饿、贫困、生活必需品匮乏、困苦、严寒、精神上的孤独、悲观失望、担心冻死或饿死，以及担心伤痛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医治。由于每个人的气质不同，他们有的人大胆无畏，有的人悲观失望，有的人只是漠然处之。但是，每一个士兵不论有什么样的感情，他除了不休息不间断地战斗下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他知道，他所生活的可怕环境只会越来越糟——如果他还能活下去的话。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噩梦。
对于中、下级军官来说，他们的条件无异于士兵。他们还有额外的负担，这就是：他们要对手下的士兵的生命负责，但又爱莫能助。他们也知道，在部队忍饥挨饿、缺乏弹药的情况下，要执行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可能的，如此等等，而结局是早已预料到的。
从表面上看，高级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人员的条件有时要好得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更大。他们对绝望的处境不能抱任何幻想。他们根据自己不同的级别和气质，迟早会认识到希特勒向他们下达的那些命令是愚蠢的，向他们作出的承诺是骗人的。对于在他们指挥下的官兵来说，等待着他们的只有死亡，这就象一加一等于二那样肯定。他们每接到一个命令，就会引起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究竟执行还是不执行呢？那些他们门己也认为是错误的命令，他们却不得不照章传达。另外，在下级面前，他们还不得不装出勇敢和有信心的样子。
对作战部队的补给几乎完全停止了。士兵缺少粮食、弹药、燃料和各种装备，一旦损失了什么东西，那就再也不会有了，因为再也不可能得到补充。物质的匮乏日益严重。许多炮兵部队打完了最后一颗炮弹，然后就毁掉大炮。卡车司机用尽了油箱里最后一滴汽油，就放火烧毁卡车。部队整个单位、整个单位地消亡了。第六集团军被熊熊的大火所吞噬，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烬。
伤员没有隐蔽所，没有床铺、口粮、药物，甚至连绷带都没有。医生们也无能为力，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医治伤员。这种状况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而且越来越糟糕。现在还余下最后一个问题：还能打多久？
在1月16日到1月24日期间，被包围的德军被分割成两部分，相互只能靠无线电联系。最后一个备用机场丢掉了。1月23日或24日，最后一架飞机离开包围圈向西飞去。从那时起，第六集团军残部就完全同外界隔绝了。这对被围困的部队意味着什么，是不难想象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绝望的气氛笼罩着部队。对被分割成两部分的德军曾空投过一些物资，但是数量很少，而且还有许多落到了敌人的阵地上。那些落在为德国军队占据的狭小阵地上的物资，有时被埋在厚厚的积雪中，无法找到。
1月24日，俄国停战使者又来了。他们希望——他们或许真的认为——德军这时会投降。保罗斯将军决定再次请求希特勒准许投降。当天他就用无线电请示了希特勒。他直率地说明为什么现在不可能守住阵地了。他说，统一的指挥已无法进行，因为防线已支离破碎，到处都有崩溃的迹象，部队弹尽粮绝，伤员既无绷带又无药品。最后他说，再抵抗下去已无意义，因为他指挥的军队最后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他请求希特勒允许立即投降，这样做，至少剩下的人还可幸免一死。
冯·曼施泰因陆军元帅和我都支持这一请求，他用的是书面形式，而我则是口头表示支持。说实在的，这只是重述了过去两个星期来我们一直坚持的要求。
希特勒仍然顽固地反对。无论是集团军群司令或我都丝毫不能打动他。保罗斯在报告中直截了当地叙述的那些事实对他不起任何作用。他对伤亡人数、粮食和弹药的供应状况根本无动于衷，甚至连斯大林格勒一带越来越残暴的恐怖场面的目击者动人心弦的描述，他也极为冷淡。什么也不能说服他或者使他改变主意。他只是反复地说：第六集团军每坚持一天，对东线其他部队好处极大。
他对保罗斯将军的要求立即作了回答。他不准投降并命令第六集团军继续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发子弹。所以保罗斯拒绝了俄国人的第二次停火建议。
没过多久，希特勒给第六集团军发了第二封电报，电报中大量使用了“英勇防守”、“拯救西方世界”等一类动听的词句，如此而已。而在包围圈外面，生活和战争照样在进行着。
末日
在包围圈的北部和西部俄国人扩大了冬季攻势的战线。位于意大利人左侧的匈牙利军队遭到攻击并打了败仗。再往北，德国第二集团军遭到同样的命运。在南面，局势仍然吃紧，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及时从高加索撤出我们的部队。从高加索撤军虽然是在最后时刻才进行的，但仍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命令撤退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撤退出来的那些师可派往其他地方去执行任务。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不单为东线战事担忧，在非洲，英国人已占领了的黎波里，隆美尔的军队也危在旦夕。
就在这时，帝国元帅戈林却多次发表演讲，奢谈在伏尔加河畔进行的英勇战斗。他好象没有认识到，除希特勒之外，他是要对斯大林格勒悲剧负责的主要人物。他似乎已忘记了他所作的要通过空运使第六集团军获得补给物资的庄严保证。现在他却着手以他一贯的奢侈豪华方式来庆祝自己的生日。他这样做时，我和我的参谋人员已把我们的口粮标准降低到保罗斯部队所得到的口粮水平。我这样作只是为了略表同志情谊。
生活在气氛紧张和日益恐惧中的德国人民，也开始意识到东线正酝酿着一场大灾难。最高统帅部的公报措词谨慎地使德国人民对坏消息的到来作好思想准备。官方宣传机构企图用描写第六集团军英勇战斗的事迹来掩盖这场灾难的规模和性质。
在包围圈内，末日迅速而无情地临近了。有一个师长为了挽救他手下的少数人，拒不听从上级的命令，擅自向俄国人投降。一支罗马尼亚部队带着全部武器和装备集体投奔敌军。无法再忍受这种紧张形势的高级指挥官不是自杀，就是站在前线向前来的俄国人射击，直到敌人的子弹结束了他们的苦难为止。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请求上级批准他们偷越俄军的防线去找德军主力部队。许多人出发踏上了充满危险的道路。3月，一个孤零零的中士经过千辛万苦，历时数周，终于到达德军阵地。由于他饱经苦难，没活多久就死了。在包围圈内，许多人饿死、冻死。
被分割成两部分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其中一部分又被分割成两半，因此，被包围的德军实际上分成为三块：南部是保罗斯将军亲自指挥的部队；北部是第十一军所属部队；中部是第五十一装甲军所属部队。这当然使防御作战比以前更加困难，却对俄军进攻有利，从而加快了我军末日的到来。这一切保罗斯将军在1月28日都作了汇报。他还补充说，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预计德军将于2月1日最后崩溃。
冯·曼施泰因陆军元帅和我再次要求让保罗斯将军有见机行事的权力。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希特勒还是断然拒绝了我们的意见。相反，他用无线电给第六集团军发了一封长电报，电报中充满了“英勇的战斗”、“将不可磨灭地载入史册”等动听的词藻。希特勒向挨冻受饿、濒临死亡的军人颁发了一大批勋章和晋级的命令。他希望借此激励士兵们继续战斗。保罗斯将军被提升为陆军元帅。这就是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后时刻所作的全部贡献。
对德国人民也作了一些暗示，即末日即将来临。最高统帅部在1月27日的公报中提到了“第六集团军那些仍能战斗的部队。”即使对军事一无所知的老百姓也能体会到这样的提法是什么意思。官方宣传机构根据上级指示，仍然只强调这场败仗的英勇事迹。
帝国元帅戈林带了头。他用无线电向第六集团军发了专电。可是，该集团军的士兵们很清楚是他坑害了他们，因此更加憎恨他。他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谈到“日耳曼民族史中最伟大、最英勇的战斗”，并且还将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德国士兵比作在塞莫皮莱 [ 译者注：希腊东部的一个山隘。公元前480年波斯军在此处全歼斯巴达军。 ] 战到最后一人的希腊英雄。他难道没想到，这样比喻不是把第六集团军的官兵当作死人吗？包围圈内的许多官兵听完了他的话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正是这个曾庄严保证能通过空运使第六集团军不断得到补给物资的德国空军司令。
斯大林格勒最后几天的发展情况就象保罗斯陆军元帅在1月28日报告中所预料的那样。1月31日，这位陆军元帅给陆军最高统帅部发了一封无线电报说，预计德军将在二十四小时内最后崩溃。同日，中部包围圈内的德军投降了，活着的官兵都当了俘虏。2月2日凌晨，北部包围圈内的德军投降了。大约在那天中午，南部包围圈内的德军也投降了。包围圈内务部都用无线电宣告了末日的来临。每封电报的最后几个字都是：“德意志万岁！”
结束语
尽管第六集团军的官兵接到的命令是愚蠢的，甚至尽管有许多人，虽然不是大多数人，完全知道这些命令是多么愚蠢，但是他们仍然始终忠于职守，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进行的战斗确实是残酷的。饥饿使他们变得虚弱，严寒把他们冻得半死，他们看不到希望，几乎得不到弹药或补给物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给俄国指挥官和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并使敌人遭受严重伤亡。从1月10日到2月2日，也就是在三个多星期中，他们顶住了不但在兵力上占强大优势而且在武器和装备上也拥有同样强大优势的敌军。单凭这一项功绩就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是人们还记得他们作战的物资条件、心理状况和气候条件，那末就会倍加高度地评价他们的成就。语言远不能形容这些部队如何忠于职守的情景。在未来的岁月里，当今天的这种作战双方的敌对情绪消失之后，人们会记起那些事实的。历史将会歌颂那些只考虑自己的职责并坚持到最后一刻的士兵们。
这是一场根本就不应该打的战争；那个不顾高级军事顾问的劝告下令发动战争的人已遭到全世界的谴责。这都是事实，但不应影响我们对这些官兵的看法。现在让我们看看希特勒对这场灾难有什么反应吧！
当他知道一切都完了的时候，他对保罗斯这位新任命的宁当俘虏、不愿阵亡的陆军元帅大发雷霆。他说他没有料到他会这么干；否则，他决不会提升保罗斯。这是他唯一的反应，或者至少是对他周围军官表露出来的唯一反应。
他既没对自己以前的固执表现有懊悔之意，也没对已发生的事情感到有自我责备的必要。他仍然坚持他规定为官方宣传方针的那些论点：为了建立一条新防线，第六集团军作出牺牲是必要的。恶劣的天气，是他无法控制的条件，阻碍了空军对第六集团军运送补给物资。他是位记忆力很强的人，但他却实用主义地忘掉了我本人根据头一年冬天在前线亲身获得的经验向他提出的警告：很可能出现坏天气。希特勒从没承认过他自己有什么责任，也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听他讲话，他永远是、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正确的。如果他的计划流产，则总是由于他无法控制和估计不到的因素造成的，要不就是由于负责执行他的命令的人无能，或者由于其他更坏的情况。
斯大林格勒的流血牺牲，成千上万名士兵遭受的艰难困苦，这些士兵不知名的家属所经历的不幸，对他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他好像摆脱了这一切并很快地又积极地在筹划未来的军事行动。他说，“我们要重新建立第六集团军。”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尽管可以命名新的部队为“第六集团军”，但第六集团军当然是永远不可能再生的，它已在斯大林格勒覆灭了。随着第六集团军的覆灭，希特勒这个最高统帅在德国陆军中迄今一直享有的信誉也丧失了一大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希特勒以他本人的固执葬送了军队对他的信任。
11月份，我曾告诉希特勒，如果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二十五万名士兵，那就等于打断了我们在整个东线的脊梁骨。我的话说对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这次大战的转折点。
鉴于已发生的这场悲剧，这真是一种令人寒心的安慰。连续好几个月，我不断努力想促使希特勒明白事理并拟订正确的决策。但是我失败了。于是，我对自己总参谋长的地位作出了一些结论。我去见希特勒，要求免职。他勃然大怒，并粗暴地说，“作为一个将军，没有离职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