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者：S．L．A．马歇尔·美国
出自————《命运攸关的决定》
出自————《战争通史》
本书旨在分析希特勒为攫取世界霸权所采用的战略和主要战术。在向美国读者推荐这本新书的作者——七位德国将领时，无需介绍他们，也无需证明他们对这些引起争议的问题有发言权。
他们的名字和十一年来所享有的声誉正是他们自己权威性的最好证明。
因此，我们只需评论一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所具有的独特的价值。世界上再没有第二部象《命运攸关的决定》这样的军事书籍。本书对军事指挥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力图通过当时参与作出决定而又首先承受其后果的人们的争论来说明真相。如果本书仅仅是又一部军事回忆录，那就只会提出一种新的牵强附会的理由为战败辩解。可是，这本书是一些知情人对当代最冒险的侵略的失败所作的评论。
德国高级指挥官在历史研究方面比起他们同时代的美国高级指挥官要努力得多。这七位军人作家也远比其他德国人更有历史修养。美国陆军远未充分意识到，正是他们自己推动和促成了本书的写作。
《命运攸关的决定》一书是我部工作人员1946－1948年期间在德国人中间进行特别研究后自然编成的。这使我们美国人能够对旁人的错误有更确切的了解并从中受益。第一篇文章对最高统帅部的失败进行了研究，博多·齐默尔曼进行了基本分析，冯·龙德施泰特、冯·布特拉尔和斯派达尔作了评论。我方由小詹姆斯·F．斯科金上尉领导这项工作。这样，就把工作协调起来了。否则，就几乎不可能实现合作，写出这本书。
战争结束时，我的主要任务是着手整理德国对我方作战的档案。我专心致志地进行这项工作有两个理由：德国军人是我们的俘虏，而且我们还掌握了他们的大批档案，所以如果我们不予以整理公布，人们就不可能了解敌人的情况；同时，我们方面的工作已由我的副手休·M·柯尔上校很好地抓起来，他们完全能够写好我们自己部队的战史。
要完成这项工作只有一个办法，而且这种办法并无先例，这就是敌人的指挥和参谋人员显然必须由我们来监护。虽然从法律上说，他们是阶下囚，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自惭形秽，可我们还必须尽一切可能振作他们的精神，使他们愿意在这项共同工作中像同事一样和我们并肩工作。
凡是在军事这一行里想做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所招致的反对总是多于支持。这件事也是如此。当这个建议首次在总参谋部的会议上提出时，招来的是一阵嘲笑，因而此事曾一度不得不被搁置下来。只有两位高级军官，即约翰·C·H·李中将和哈罗德·R·布尔少将看到了这种想法的基本意义，而恰好他们又处于关键性的地位。要是没有他们的支持，很多史料就要失传了。
尽管如此，下级具体办事人员的顽固反对阻挠了这一计划的执行。为了摆脱这一状况，我们不得不采取强制的办法。第一批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德国将领，即同美军第八军在阿登作战的德军第四十七装甲军的那批将领，简直是从奥伯鲁塞尔营地绑架出来的。我们先把他们借出来，说要同他们谈一天，随后就突然把他们转移到我们自己在法国圣日尔曼昂莱的埃纳蒙城堡的总部。我们是这样考虑的：等到战区司令部获悉我们的行动时，我们已经建立了工作程序，并且已经有了文件资料，证明这样做是对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由于有了这个开端，盟军最高司令部终于发出了战役研究的新命令，这项命令使所有在西方手中的德军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这项工作。随着工作的展开，我们愈来愈感到必须把德军将领同他们的参谋人员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同他们形成一个整体一道工作。这倒不是因为所有的将军逢到要解释自己指挥的战役时，都是说谎成性，而是因为所有的人，尤其是中年人，记忆力都靠不住。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人类记忆力中最大的缺陷，就像出了毛病的烟火那样，你永远不能断定它会冲着哪个方向爆炸。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指挥军队时，记忆力就像蓝图那样确切，可是当他们担任参谋或其他新职务时，似乎就失去了这种本领。常常有人对一些事情在三十天内记忆十分清楚，过了几个月就记不清了。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似乎最初对什么都记不太清楚，但却能永远保持这些模糊的印象。我见过许多由于战斗的紧张造成记忆不确切的事例，所以后来对于回忆性的文章，我是不大相信的。
不过作为一位战场指挥官来说，对主要事实茫然无知，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只能暴露个人的或者制度上的缺陷。在我同德国将领们一起工作期间，我发现他们很可能对于班、排和巡逻队的战斗情况比我们的将领知道得多，但对于大一些的兵团作战情况，却不能够说得同样清楚。他们对自己部队的了解与我们认为正确的一环扣一环的指挥责任制是不相符合的。
哈索·冯·曼陀菲尔在本书最后一章对阿登战役和他本人对第五装甲集团军指挥的回顾就是一个例子。曼陀菲尔正确地看到巴斯托尼是美军抵抗的关键地点。但是，他的情报不准确，他对部队在该地如何作战的想象多属臆测。他没有意识到攻占巴斯托尼是他的任务，也没有认识到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手下一个师长在关键时刻吓破了胆，退却了下来。他把诺维和这些地方都说成是“由重兵把守”着，实际上守卫部队的人数比小队哨兵还少。尽管他错了，但当时他对那场战役就是这样看。他在认识上的错误同他对战役指挥失误是成正比的。他的错误看法，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当时实际存在的情况，因为这些错误说明了当时发生的事情，否则这些事就无法理解了。
军事史想必总是使人产生某种程度的误解，因为它囿于这种不同常理的情况，即不管指挥官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哪怕是完全错误的，也是当时导致胜利或失败的实际原因之一。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确信德国人企图攻打列日，因此在阿登战役期间，当美军第二师在埃尔森博恩岭上巩固了阵地，当敌人未能攻占蒙绍时，他受到了鼓舞。他对巴斯托尼并不太重视。但是由于他在危急时期有保障，德军没去攻列日，也许对他关系不大。
通过同德军指挥官们的密切联系，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外界多少有点过高估计了德军总参谋部系统对人的锻炼作用。人们通常把这个机构想像为一个炼人的熔炉，能将人改造成一个耐用的思想机器，摆脱了恐惧、优柔寡断等致命的弱点。但是，这些将军毕竟是人，人类最好的参谋训练也不能使人变得坚强不屈，经得起任何考验。
同德国人一起工作和同美军指挥和参谋人员一起工作并无多大差别。德国人与我们充分合作，比我们自己人更愿意暴露导致失败的个人责任。我特别想到撰写本书阿拉曼战役的弗里茨·拜尔莱因。他对于自己的错误和所有其他人的错误说得极为坦率。当他谈到自己判断上的错误时，他似乎对自己犯的大错误感到可笑。
不过当他描写他如何目睹里特·冯·托马在特勒曼普斯拉对着英军炮火一直走去时，却并不觉得可笑了，因为托马对战争已感到厌倦，对希特勒的倒行逆施感到不可忍受了。德国将军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尽管拜尔莱因更有理由知道他们有时是会这样做的。在巴斯托尼郊外，他遇到了情况最糟的一天，那天他的情绪十分低落，在地洞深处向上级报告说，他的一师人已陷于绝境，这种失常的心理状态迫使希特勒改变了阿登战役的计划。
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京特·冯·克卢格失踪两天之谜——此事导致了他的自杀——是否也是因为这样简单的原因呢？西线总司令(克卢格)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仍然是这次战争中最有趣的谜疑之一。博多·齐默尔曼在叙述德军诺曼底防御战时，谈了一些关于克卢格的事，而且是抱着非常同情的态度写的。传说克卢格和隆美尔都参与了七月的炸弹阴谋事件，人们以此来说明他们两人为什么自杀。齐默尔曼说，他们与阴谋事件无关，我相信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人们肯定知道的全部情况是，德军在法国溃败的紧急关头，克卢格失踪了两天，当他再度露面时，他已被免职，不久就吞服了氰化钾。齐默尔曼说，他去“法莱兹口袋”安排向巴顿将军投降事宜，还说反对克卢格的理由是最高统帅部截收了一封克卢格致巴顿的无线电报。这一传说曾长期为德国人所相信。
1945年夏，当德国的将领们见到我时，他们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关于克卢格的问题。这件事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克卢格想到什么地方去投降？他是同谁谈判的？他为什么失败了？”
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直到战争结束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将领发出有关投降的电报。后来，只是为了核实一下，我们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随后又向第三集团军总参谋部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还是回答不知道。克卢格从来没有和我们接触过。这件事是虚构的。
也许克卢格在他失踪的那个周末，“在一个旅店的门口，与一个普通士兵、一个孩子或是一个姑娘”消愁解闷，正像伯克 [ 译者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英国政治家和雄辩家。 ] 所说的，这或许会改变命运的面貌，甚至几乎会改变自然的面貌。但是，齐默尔曼现在提供的全部情况表明，截收无线电报是希特勒一伙制造的骗局。目的是为干掉这个当年才华横溢而如今犹豫动摇的军人编造口实。
本书对纳粹德国各次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不过对希特勒的恶劣影响谈得很多。对于那些匆匆翻阅的读者们来说，的确很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以为希特勒的统帅和将军们都是一贯正确的兵法大师，这些人最后之所以一败涂地，仅仅是由于希特勒对他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进行了愚蠢的干预。但是，请他们再读一遍，在读第二遍时请稍慢一点！
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的意见不管好坏总是占上风，这仅仅是因为有足够数量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参谋人员支持他的判断和决定。希特勒的那些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并不是在他的军事首脑们联合反对的情况下决定的；他们之中很多人到最后一刻还在附和他的意见。即使那些有时敢于怀疑希特勒的直觉估计的人，只要还有一线成功的希望，都是和他一起干到底的。在本书中，再没有比库特·蔡茨勒更为令人寒心的人物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他担任总参谋长。他撰写了这一战役的情况，由于他当时不在现场，他的介绍只概括了最高统帅部内部的争论情况。蔡茨勒是反对派，他憎恨希特勒对在斯大林格勒的二十五万士兵的做法。可是，他多年来习惯于遵守军人的信条，所以他没有表示“我将不参与这种罪恶勾当”，而是让步了，走上了歧途，保住了总参谋长的职位。
他很可能心里这样想，采取将导致被免职的立场，是无济于事的。然而，某些人看来，这样做未必恰当。
任何一本书的基本价值主要取决于读者想从书里得到什么。本书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本书首次深刻地揭露了纳粹军事指挥机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神秘关系，这似乎远比一步步分析最终导致希特勒主义覆灭的命运攸关的决定要吸引人。由于野心太大是希特勒机构的内在缺陷，因此，它的最终灭亡是必然的。早在1940年6月，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在攻城火炮、摩托化运输、铁路补给线的车辆、指挥的统一以及重视别国人民的战斗意志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此到时候他们要对自己干的蠢事付出充分的代价，这仅仅是个时间和地点问题。
不列颠、阿拉曼、斯大林格勒、莫斯科、诺曼底和阿登等战役都是德军遭受重大失败的战役。他们之所以失败，与其说是由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抵抗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由于一切侵略者不可避免的毛病——战线太长所致。在饭桌上贪多嚼不烂只不过会引起打嗝而已，可是在战场上，这将直接招来灾祸。每当我们自己的班、排和团想以很少的人去防守很大的地盘时，都有过这种教训。
如果总是贪图拉长战线的好处，在战术上只能算个小毛病，但在战略上则是不可原谅的。我早先曾经指出过，现在为了强调，我再重复一下，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治制度，如一心想扩张，丝毫不顾别人死活，那么它手伸得太长的毛病就是一个不治之症。因此，我应当指出，我的德国朋友们看到了结果，但却颠倒了因果关系。这也有好处，因为这只能迫使学者们重新进行研究。关于侵略有一点看法是可以使人聊以自慰的，即侵略必将产生导致自身灭亡的毒剂。只要善良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侵略，这种看法就总是正确的。
欧洲战区史主编 S．L．A．马歇尔
于密执安州底特律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