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科尼亚”号事件·第十四
作者：卡尔·邓尼茨 ·德国
出自————《十年与二十天》
出自————《战争通史》
1942年8月16日至19日，我4艘IXc型大型潜艇和1艘潜水油船在久经考验的艇长们的率领下从比斯开湾各港驶往开普敦海域，准备在那里进行一场计划已久的战斗。
它们是U-68号潜艇(艇长默滕海军少校)、U-504号潜艇(艇长波斯克海军少校)、U-172号潜艇(艇长埃默曼海军上尉)、U-156号潜艇(艇长哈尔滕斯泰因海军上尉)和U-459号潜水油船(船长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海军少校)。它们一起向南挺进。到南纬5度的位置它们就可以发动攻击了，但为了保持这次开普敦海域首次攻击的突然性，它们继续向南朝最有攻击价值的目标航行。9月12日，U-156号潜艇正好在开普敦海域击沉了英国19695吨位的“拉科尼亚”号客船。这艘船被英国海军部作为军事运输船使用。根据英国的舰艇手册，该船配有14门火炮。后来根据“拉科尼亚”号枪炮官的交代获知，该船共配备8门火炮，其中2门15厘米火炮用于对舰射击，另外还配有若干门高炮、深水炸弹和探测仪。
当这艘船下沉时，U-156号潜艇艇长听到船上有意大利人的呼救声，后来在营救那些落水者时，发现船上有意大利战俘。后来据英国资料披露，该船上有436名英国乘员、268名正在休假的英国人(其中有80名妇女和小孩)、1800名意大利战俘和160名作为看守人员使用的来自俄国的波兰战俘。
9月13日零点12分通过无线电报我获悉了有关击沉这艘商船的情况，“哈尔滕斯泰因击沉英国‘拉科尼亚’号，位置7721方格区，航向310度。可惜船上有1500名意大利战俘。迄今为止，捞上来90人，157立方米，19枚鱼雷，信风3级，请指示。”
根据这份无线电报，我作出了一项违背各交战国关于海上战争救援原则的决定。按照1907年10月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德国海军对待遇难船只的原则是，在不危及本舰和不影响军事任务执行的情况下对遇难船只应给予帮助。但履行这一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的前提是，必须等到战斗结束之后。在战斗期间，或者估计仍有战斗行动的话，救援工作必须停止。
舰艇的指挥官应独立地根据情况作出判断，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本舰的安全是否允许履行救援义务。
其它国家的海军所执行的也是同一个原则。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作为证人在纽伦堡法庭解释道：“按照一般的原则，如果救援会给潜艇带来不必要的额外危险，或者阻碍潜艇执行其它任务的话，美国潜艇是不救敌方幸存者的。” [ 注：《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110页。 ]
德国潜艇在这场战争的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是按照日内瓦条约的这个原则抢救落水者的。
但是，到战争的第三年，即1942年，大西洋的战争形势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出现战斗行动即将要结束的迹象。至少潜艇艇长们再也无法可靠地确定哪些海域比较安全，因为在大西洋几乎到处都有可能突然出现敌人的飞机。这对潜艇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潜艇下潜大约需要1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快速的飞机已能到达潜艇上空，如果这架飞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即在潜艇的最大观察距离之外)事先还未被潜艇发现的话。潜艇只有在航行状态时，并且只有在指挥塔上人员很少的情况下，才能迅速下潜。因此，当潜艇为了救援落水者而须停止航行时，潜艇乘员就会拥挤到潜艇甲板上，这样潜艇就无法紧急下潜，随时都可能遭到空中的袭击。
1942年下半年，各海区敌空中侦察兵力的不断加强使我越来越感到忧虑。我在1942年8月21日(即“拉科尼亚”号事件之前)的战争日志中，记述了这种不断增长的危险，并作出如下结论：
“作战的困难在增大，照此发展下去，必然会蒙受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损失，从而使潜艇战的战果和获胜的希望大大减少。”
从1942年9月2日至8日的战争日志中也可看出，潜艇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它们必须估计到随时都会发生战斗行动。在短短的几天内，7艘潜艇被飞机发现，分别遭到袭击，或被炸沉。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结束战斗已无可能，但艇长们在自行处理这些情况时还得考虑救援问题。
因此，在U-156号潜艇击沉“拉科尼亚”号后，艇长根据惯例对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是否可履行救援义务等问题作出决定。他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判断之后，就进行救援工作，并把这一切通过无线电报向我作了汇报。
在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和经历，我难以相信，在空中危险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实施救援的潜艇会不发生战斗。因此，我考虑，是否应该阻止他执行救援义务，这样做在军事上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按照我的看法潜艇所面临的危险实在太大，或者是否应批准他这一行动，但必须对他提供支援。最后我决定，即使有其它的军事行动，我也要支援他，以救起811名英国人中的800名，1800名意大利人中的450名。我取消了驶往开普敦海区的那几艘潜艇的行动，把它们迅速派遣到“拉科尼亚”号的击沉点，以协助救援落水者。
另外，我还把在弗里敦海区作战的U-506号潜艇(艇长维尔德曼海军上尉)和U-507号潜艇(艇长沙赫特海军少校)派往击沉点，并要求在波尔多的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把在同一海区作战的意大利“卡佩利尼”号潜艇也派去执行救援任务，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同意了我的要求。要接收全部的幸存者是不可能的，因而我考虑让潜艇把他们送到法属象牙海岸，在那里让他们上岸。但海战指挥部通知我，将请法国维希政府让接收这些幸存者的法国军舰从达喀尔港起航。
与往常一样，海战指挥部也收到我的电报，领袖大本营也从中了解了有关情况。海军总司令批准了我的决定，但他让人转告我，潜艇在进行救援时不能受到伤害。
希特勒让人通知我，开普敦海域潜艇的战斗行动不能受到妨碍，潜艇在救援时决不许陷入危险的困境。
但是我仍然坚持我所作出的决定。
一开始只有U-156号潜艇在击沉点。头一个晚上该艇救起193名幸存者，其中有英国人也有意大利人。该艇在9月13日清晨又捞救起200名落水者，将他们安置在尚没有坐满的救生艇上。
“拉科尼亚”号在9月12日22点22分被鱼雷击中后通过600米波长的船用电报用英文发出了SSS明码 [ 注：含义同“非保密”。 ] 电文，报告其船位及被鱼雷击中的情况。22点26分该船在下沉时用25米波长的电报发出了一个密码报告，并又一次用明码电报作补充，报告它已被鱼雷击中。9月13日凌晨6点甚至连德国的U-156号潜艇也用25米波长的明码发出了下列电文：
“任何愿意援助‘拉科尼亚’号幸存者的舰船我将不对其进行攻击，假如我艇没有受到舰船和飞机袭击的话；我艇已捞救了193人，南纬4度52分，西经11度26分，德国潜艇。”
6点10分该电文在600米的波长上采用国际信号又重发了一遍。毫无疑问，当这些无线电报发出后，英国当局肯定会知道“拉科尼亚”号被鱼雷击中和德国潜艇进行救援的情况。哈尔滕斯泰因报告他艇上有193名被救者，这不免增加了我对救援潜艇安全的担忧。
因此，在9月13日零点27分我用无线电发出命令：
“哈尔滕斯泰因留在击沉点附近，随时作好下潜准备。其它分散的潜艇接纳幸存者的最大数量必须能保证潜艇随时下潜。”
9月14日7点40分我又再次命令：
“所有潜艇，包括哈尔滕斯泰因在内，接纳被救者的数量必须使潜艇下潜时行动能完全自如。”
在此期间，维希政府曾答应，把法国作战舰艇派往沉船点。这样，我就可以遵照希特勒的命令重新腾出潜艇(除U-156号潜艇外)，以用于开普敦海域作战。这些潜艇在9月14日7点40分接到命令：“只要艇上没有被救者，立即继续向南航行。”但来自弗里敦海区的U-506号和U-507号2艘潜艇仍被派去与U-156号潜艇一起执行救援任务。它们在9月14日、15日到达沉船点后立即投入了救生工作，一起把救生艇和木筏拖到集合点，以便移交给法国舰船。
这时U-156号艇上已有260(！)名幸存者，后来约有一半移交给U-506号艇，艇上还剩55名意大利人和55名英国人，其中有5名是妇女。U-507号艇也装满了幸存者。
9月16日中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U-156号艇艇长在战争日志中作了如下记述：
“11点25分，在另外2艘潜艇到达之前不久，从70度航向出现了一架有美国标记的四引擎飞机。为表示友好，我在舰桥上朝飞机来的方向出示了2米×2米的红十字旗。飞机突然飞到我们上空，在附近盘旋了较长时间。我艇用莫尔斯信号发出‘从哪里来？’以及附近是否有商船的信号，但没有得到回答。该机向西南方向飞去，半小时后又返回……
“12点32分空中又出现了相同型号的飞机。飞机从艇首80米的高度越过，约3秒钟后投掷了2枚炸弹。当我们解开艇后的系有4条小艇的拖缆时，飞机又扔下1颗炸弹，落在小艇中间。1条小艇被炸翻。飞机在附近盘旋，不久又从2000-3000米的高度扔下第四颗炸弹。炸弹投完后离去。2颗炸弹有1颗在几秒钟后落在潜艇中部。指挥塔像黑色的水钟一样消失了。中心舱和艇首舱报告进水。准备救生衣。命令所有英国人离艇。尔后电池舱里的意大利人也离艇。(我们没有潜水救生员救他们)……
“13点11分，用4个不同的波长发出战时紧急电报，每份电报发3次。重新驶向救生艇，所有的人都离开该艇。撤销进水报告，无裂缝……
“13点45分下潜。潜艇失去平衡，航向270度……
“16点尽一切努力排除故障。
“结果：对空潜望镜不能动，对海潜望镜无法旋转，7个电池舱的电池液流出，其余的也靠不住。柴油机冷却水凸缘破裂。回声和音响探测装置失灵。技术人员在精心而周密地工作。”
哈尔滕斯泰因在9月16日用无线电报告了这次事故的情况：
“哈尔滕斯泰因报告：在拖曳4条装满落水者的小艇时，尽管美国‘解放者’号轰炸机已清楚地看到舰桥上4平方米的红十字旗，但仍5次采用低空飞行对我艇实施轰炸。我艇的两种潜望镜不能使用。救援行动停止，全部落水人员离开潜艇，向西航行。进行抢修。哈尔滕斯泰因。”
当我接到哈尔斯泰因的报告后，立即发出下列命令：
“9月17日0点19分。不要让潜艇的安全受到影响。大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停止救援行动。指望敌人宽容和怜悯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这次敌人对U-156号潜艇的攻击，军事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一开始我就应该下令停止全部救援行动。这次对U-156号潜艇的轰炸充分证明，潜艇的处境是多么危险，而且这些潜艇还装满了幸存者。
在我的参谋部里人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也有人发表了这种合理的观点，即今后我们可以不履行救援的义务。但我却下不了停止救援的决心，因为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最后我用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了这次讨论：“现在，我不能把这些人往水里推，我得继续干下去。”
当然，那时我非常明白，如果潜艇因遭敌人的再次袭击而受损或被击沉，我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但对下面这种情况我是毫不怀疑的：
根据“拉科尼亚”号发出的SSS电报和U-156号潜艇用英文发出的明码电报，敌人对“拉科尼亚”号的击沉和幸存者的困境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持续4天的救援工作中，敌方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救援落水者(其中约有1000名英国人和波兰人)，相反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攻击潜艇。
鉴于英方在这次救援中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我决定自挑重担让潜艇继续执行救援任务时，我把接收落水者的范围理所当然限制在盟友意大利人方面，因为从现在起把落水者救到艇上对潜艇的危险特别大。
于是我在9月17日1点51分发出命令：
“U-506和U-507注意：潜艇必须随时做好紧急下潜的准备，要保证水下有良好的活动状态。艇上的被救者可适当地分到各救生艇上。艇上只留意大利人。驶往会合点，把艇上的人员交给法国人，对敌人的飞机、潜艇和活动情况要格外小心。”
我担心U-506和U-507号潜艇的艇长也会像U-156号潜艇的艇长哈尔滕斯泰因一样，轻信红十字旗的作用，于是我在9月17日又发出下列命令：
“不要出示红十字旗。1，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2，出示红十字旗决不会使英国人产生任何宽容和同情心。”
事实很快证明，继续进行救援工作在军事上是失策的。9月17日12点22分U-506号潜艇在携载142名落水者(其中有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下遭到一架重型飞机的袭击。潜艇没有被击沉，这要感谢细心的瞭望员。当潜艇下潜到60米时3枚炸弹爆炸了。
在9月17日的救援过程中，英方对接收幸存者没提供任何援助。而法国的“阿纳米特”号和“光荣”号军舰却到达了约定的会合点，接收了潜艇上的幸存者。
据意大利人讲，当鱼雷击中“拉科尼亚”号后，船上的英国人把通向俘虏住舱的舱门锁了起来并用武力阻止意大利人到潜艇上去。 [ 注：U-156号和U-507号潜艇战争日志。 ] 结果被救的意大利人数量很少。
在把幸存者交给前来救援的法国军舰之后，在这次持续了数天、充满危险的整个救援行动结束之后，我深深地懂得了，下次决不可再让潜艇和艇员们去冒这种救援的风险了。
在海战中必须每时每刻估计到会有敌人的飞机出现，我们的行动必须适可而止。
1942年9月2-12日，也就是在击沉“拉科尼亚”号之前，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里记载了大量有关发现飞机、飞机袭击潜艇以及各海区潜艇因遭飞机袭击而损失的情况。我曾反复向艇长们指出，对来自空中的危险可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艇长们经常低估敌机袭击的危险性，特别是瞬间所出现的袭击。当一艘潜艇没有发现飞机时，艇长就认为潜艇十分安全；而一旦发现飞机，他们就会感到潜艇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因为潜艇上的瞭望兵从舰桥上到下面的舱室需要1分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飞机至少可飞行6000米的航程。因此，如果潜艇要想来得及下潜逃走的话，就必须最迟在飞机离潜艇还有6000米的距离时发现敌机。
但是，潜艇仅仅消失在水面以下是不够的，还必须达到能足够防止炸弹攻击的深度。
实际上这意味着潜艇必须在最大的观察距离上发现飞机。因此，潜艇在水面航行时必须时刻保持最高级的紧急下潜准备状态。其中也包括尽量采用高速航行，因潜艇的航速越快，下潜的时间就越短。另外，只有舰桥上的瞭望兵可以在指挥塔上，以便下潜时能尽快地从上面下来。
这些先决条件只有在良好的气象情况下，即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很好的时候，才能具备。但潜艇在进行救援时，所有这些条件都是无法达到的。因为在救援时潜艇处于停泊状态，为了捞救落水者，艇员们都在上甲板上。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紧急下潜的准备根本无从谈起。潜艇只好无可奈何地暴露在每一次空袭之下。
在敌人飞机越来越神出鬼没的情况下，潜艇进行救援行动就等于自杀。我多次下达的只要潜艇没有危险尽管去救援的指示已不再适用，“拉科尼亚”号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9月17日19点3分我又收到U-507号潜艇在中午受到一架飞机轰炸后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9月17日19点30分把意大利人交给‘阿纳米特’号。‘拉科尼亚’号的航海长和其它的英国军官留在艇上。7艘救生艇安置了约330名英国人和波兰人，其中妇女15人，儿童16人。所有幸存者都有热饭、热菜和饮料，人人都有衣服穿，而且可以自愿结合进行交谈。另4艘救生艇在方格FE9619的位置。在这两个地方把幸存者送上‘光荣’号军舰，‘光荣’号立即起航继续寻找……”
这份电报证明了受过海员传统教育的德国海军军官具有处处助人为乐的精神。但是我们没有责任再履行这样的义务。如上所述，对我们的潜艇和艇员来说，这种义务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拉科尼亚”号被击沉后，为了救援落水者，我把我自己的潜艇都派出去了。而相反的是，敌人为了消灭正在进行救援工作的德国潜艇，而置英国幸存者的生命于不顾。 [ 注：现在，驻巴黎北约总部的美国罗伯特·C·理查森将军在沉默了21年之后已经对此作了解释，见1963年8月4日的《星期日快报》：“我曾下令炸死‘拉科尼亚’号的幸存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中还有英国人。但纵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会同样对待的。无论如何我得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是战争，潜艇非消灭不可。”这位美国将军对他在战争中曾下令轰炸正在实施救援工作的潜艇一事至今仍供认不讳，他的上述表白清楚地说明上当时德国方面已没有义务再派潜艇去进行救援工作。 ] 因此，现在我必须下一个命令，以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无论空中危险情况是否允许进行救援工作，都由艇长自行决定是否实施救援行动。也就是说，在这项命令中规定，不允许再把估计的或实际的空中情况作为是否可进行救援的前提。我必须向他们说明，这些船上的船员作为参战人员是应被消灭的，而潜艇却要在继续战斗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救援这些船上的人员，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是违背各国所遵循的原则的。
同盟国的商船装备有火炮和深水炸弹，船员经过反潜训练，他们和船上的海军士兵共同进行反潜作战。另外，敌人还把商船编入了军事体制。由此可见，同盟国商船上的船员有目的地采取军事行动是肯定无疑的。
出于上述原因，9月17日潜艇艇长们接到了下述禁令，该禁令中所说的“消灭敌商船和船员”是指消灭敌商船及其船员：
“停止救援被击沉敌船所属人员的一切行动。这些行动包括：营救落水者，把他们安置在救生艇上，扶正倾翻的救生艇；提供食品和淡水，等等。因为救援行动是不符合消灭敌方商船和船员这一战争最起码要求的。”
在纽伦堡的诉讼中，英国的检察机关把我这个禁止救援的命令指控为凶杀令，说这是一项要求艇长杀害遇难者的命令。对于这种观点，甚至连有4个战胜国参加的国际军事法庭也无法表示同意。因此，我本人和潜艇部队都没有因进行海上战争而在纽伦堡受到判决。
在数千次的战斗行动中德国潜艇仅出现了唯一的一次意外情况。在这次事件中，一位艇长对遇难者采取了行动。U-852号潜艇艇长埃克海军上尉在击沉一艘商船以后准备用火炮排除漂浮在水面的商船残骸，否则这些残骸被空中侦察机发现后会导致潜艇的暴露。出于对自己潜艇安全的担心，这位艇长的行动太过火了，他在向这些商船残骸射击时，没有考虑到遇难者的生命。
就在这次战斗行动中，U-852号潜艇因遭敌机轰炸而沉没。在橡皮艇中的艇员(其中有的已经受伤)受到了一架飞机机枪的扫射。
埃克海军上尉及其参加这次行动的军官被英国某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1945年11月30日被枪决。
战争结束后，我在纽伦堡才听说埃克向遇难者射击及其潜艇沉没的情况。我对这位艇长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军人不可以偏离作战的道德原则。然而在纽伦堡法庭对我审问时，我在否定这种做法的同时又作了以下补充：“我还想说明一下，当时的处境使埃克海军上尉很难作出决定。他要对他的潜艇和艇员负责，在战争中这个责任是相当重大的，如果他当时估计到潜艇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消灭这个原因的话，那么这个估计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据我所知，在同一海区同一时间有4艘潜艇遭到轰炸，如果他是由于上述原因作出这种决定的话，那么德国的军事法庭无疑会考虑到这种情况的。但我认为，战后人们对事情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缺乏那位不幸的艇长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
其它3艘参加“拉科尼亚”号救援工作的潜艇连同他们的艇员在尔后的作战中均遭敌机轰炸而沉没。由此可得出结论，空中的威胁确实很大，为了排除我方潜艇在这方面面临的危险，下达禁止救援的命令是完全有必要的。
英国的起诉和敌人的宣传使这样一个观点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这个观点是：我发布了一项有关“拉科尼亚”号的凶杀令。但是由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中都没有同意这一观点。在纽伦堡提出的审判中，德国潜艇部队及其领导人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因潜艇战而判刑。直至今日，仍然在尽量地对国际社会隐瞒这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