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行动和鱼雷危机·第七
作者：卡尔·邓尼茨 ·德国
出自————《十年与二十天》
出自————《战争通史》
1940年3月初，德国在海上的潜艇数量下降到了最低点。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2月份投入的潜艇比较多。但到3月中旬，又有8艘潜艇准备驶往大西洋，6艘小型潜艇准备驶往北海。
我打算让大西洋的潜艇采用集群编队方式协同攻击敌护航运输队，让北海的小型潜艇攻击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通向英国的海上交通线。为此，我准备将潜艇配置在挪威近海交通线各出发港的航道附近。为了达成上述两个企图(即大西洋作战计划和在北海进行经济战)，已经签署了给参战潜艇的作战命令。
1940年3月4日，潜艇部队领导接到了海战指挥部有关这项计划的命令：
“暂时停止其它潜艇出航，已经出航的潜艇也不准在挪威濒陆海区活动。
“所有海上部队必须加速做好战斗准备。不必作特别准备。” [ 注：海战指挥部作战处1940年第226号绝密文件。 ]
第二天，我在柏林从海战指挥部了解到了上述命令的作战企图：通过登陆部队闪电式的双管齐下的登陆行动来占领挪威和丹麦。在挪威登陆的地点选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埃格尔松、克里斯蒂安松和奥斯陆。派去占领前四个港口的部队完全由海军负责输送，派去占领后两个港口的部队由海军和运输船输送。另外，还准备用飞机把部队运送到斯塔万格、克里斯蒂安松和奥斯陆。
各种明显的迹象证明敌人也在策划对挪威采取军事行动。这就促使德国决定先下手为强。
在我方的行动尚未开始之前，我们就估计到了敌人可能会采取的措施。敌人对我们的登陆行动必然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他们的行动目标可能是攻击被我们占领的诸港口，也可能建立他们的基地。此外，无论如何也应估计到，敌人将会设法切断挪威与德国之间的交通线。
我们必须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总的计划采取具体的措施。所有准备工作限于3月10日之前就绪。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由于波罗的海的冰冻，有可能使作战行动推迟。
针对敌人可能采取的措施，潜艇部队在这次作战中的主要任务是，在我海上部队突入预定的登陆港之后，从海上对其实施掩护。
为执行上述任务，在我方登陆部队一进入挪威的有关峡湾后，潜艇部队只要数量允许，就应立即尽可能成纵深梯次队形紧跟其后。登陆作战的重心必须放在纳尔维克。因该港位置孤立，并具有向德国输送铁矿石的经济作用，敌人很可能首先对这里发动攻击。
潜艇部队的另一项任务是同敌人的反登陆行动作斗争。但是，由于登陆场较多，采用潜艇直接掩护各峡湾的方法可能行不通。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危险：在错误的地点使用太强的兵力，而在正确的地点却使用太弱的兵力。因此，对遂行上述任务来说，最好的方法是将潜艇群作为机动预备队事先配置在受威胁地区附近的公海上。在判明敌方登陆作战的主要方向之后，就可使用这些潜艇群对敌发动袭击和实施海上封锁。
这些潜艇部队应完成的第三项任务是，打击企图切断挪威和德国之间海上交通线的敌海上兵力。
如果敌人在开进过程中就受到打击，那我方就能一举达到上述三个目的。因此，正确的办法是，将潜艇配置在尽可能靠近敌方基地的敌舰船开进航线上。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有大量的潜艇。而前线现有的潜艇数量对于完成上述任务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下令，暂时停止在波罗的海的潜艇训练，把6艘小型教练潜艇调到前线参战。正在试航的U-64号和U-65号新型潜艇也奉命停止试航，并尽快做好参战准备。
这样，我们把所有可以动用的潜艇都用上了。预计可参加挪威作战行动的潜艇有：12艘远洋潜艇、13艘小型潜艇和6艘教练潜艇。
根据上述考虑及各类潜艇的作战特点(取决于活动半径和艇长的作战经验)，我确定了以下的任务和兵力部署：
1、掩护登陆场：
纳尔维克，4艘潜艇，成纵深梯次配置。
特隆赫姆，2艘潜艇。
卑尔根，5艘潜艇，用于封锁通向内水道的航路。两条主要的进港航道各由2艘潜艇担负警戒，第五艘直接配置在港口前方。
斯塔万格，2艘潜艇，1艘直接配置在港口航道上，另1艘配置在外水道附近，以便同时掩护埃格尔松港 [ 译者注：又译豪格松 ] 。
2、组成两个机动预备群作为攻击群使用，以对付敌人的反登陆行动。北面那个预备群由6艘中型潜艇组成，配置在设得兰群岛东北面海域；南面那个预备群由3艘小型潜艇组成，配置在奥克尼群岛以东海域。
3、在彭特兰湾的东、西两侧海域配置一支由4艘小型潜艇组成的潜艇群，估计那里将有敌海上兵力活动。
4、在斯塔万格前方海域配置由2艘小型潜艇组成的预备群，在林纳斯内斯角以西海域配置由3艘小型潜艇组成的预备群，以对付企图切断我海上交通线的敌海上兵力。教练潜艇由于活动半径较小，也编入这些潜艇群中使用。
潜艇部队的配置情况如图2所示。
有关潜艇作战的所有必要的规定都写在代号为“哈特穆特”的作战命令中，以密封的形式发给各艇长，规定他们要到作战海域才能奉命拆封。在潜艇部队内，除了我以外，只有与我关系最密切的负责作战事务的参谋部知道这次行动计划。至于这次行动要达到的目的，没有一个艇长知道。但所有的潜艇都为此作好了战斗准备，并异乎寻常地在本土港待命。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密。
至于能否圆满完成上述任务的问题，我认为有些情况可能对潜艇不利。潜艇在进入峡湾抵达敌方的濒陆海区之后，绝大部分时间只能潜在水下活动。北方短暂的夜晚只有几个小时的夜暗可以掩护潜艇充电。导航困难。水深较浅，将限制潜艇的安全。水面平静，会使潜艇容易被敌人发现。狭窄的海域会使潜艇的战术机动性大受限制。
但是，除上述不利条件之外，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敌方舰船也同样受到峡湾狭窄水道的限制，它们必然要从潜艇近旁通过。只有在能见度很差的情况下，它们才能不被我潜艇发现。特别是在我方多艘潜艇成纵深梯次配置的情况下，将会有较多的机会攻击敌舰船。除教练潜艇和刚从试航中调来的潜艇外，其他潜艇的艇长和艇员均富有战斗经验，有的还在以往的战斗中立下显赫战功。如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海军上尉和U-48号潜艇艇长赫伯特·舒尔策海军上尉，也奉命参加这次挪威行动，他们都曾荣获过骑士铁十字勋章。
因此，我对潜艇完成上述任务信心百倍。后来事态的发展经过如下 [ 注：参见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3月和4月的战争日志。 ] ：由于担心英军在挪威登陆，海战指挥部于3月11日下令，立即按预定计划在纳尔维克港和特隆赫姆港前方海域配置潜艇。3月14日从截获的无线电报中发现在北海有大量的英国潜艇活动。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前方海域、日德兰半岛以西海域和泰尔斯海灵岛附近海域发现有14处驻有英国潜艇。我预计我方的作战行动不会在3月20月之前开始实施，因此我派遣了8艘小型潜艇先暂时对付这些英国潜艇，当时未取得任何战果。直到4月10日U-4号潜艇(艇长欣施海军中尉)才在斯塔万格港前方海域击沉英国“蓟”号潜艇。
1940年3月20日，德国驻奥斯陆的海军武官报告，在埃格尔松附近发现60艘英舰。因此，我将所有出海的潜艇全部调往挪威近海。但事实证明海军武官的情报是错误的。U-21号潜艇在搜索英舰时，由于导航错误在曼达耳港东南的挪威海岸搁浅，被挪威当局拘留。在此之前，德国潜艇还从未因导航错误而搁浅过。这种现象在尔后的整个战争期间也没有再发生过。此事偏偏发生在已下令在实施登陆之前必须避免在挪威近海发生意外事件之时，真是不幸。幸好没有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
4月2日海战指挥部通知潜艇部队领导，4月9日为预定的作战行动开始日。于是，其余的奉命参加这次作战的潜艇此时也都纷纷起航。4月6日，所有潜艇均奉命启封代号为“哈特穆特”的密令。我估计4月9日晨所有潜艇都将抵达指定的阵位。
4月9日早晨，水面部队报告，已按预定计划占领各登陆港。于是我下令，凡是尚未进入指定阵位的潜艇必须进入各峡湾的阵位。
早在4月8日，根据对敌人无线电通信情况的分析，就已得出结论：敌人在海上必定有较多的兵力。4月9日拂晓，在韦斯特峡湾以西海面，掩护德国驱逐舰向纳尔维克开进的德国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与英国的一艘战列舰发生接触。
9时20分，U-56号潜艇报告：在斯塔兰纳西南海域发现2艘向南航行的战列舰。通过我方飞机侦察，证实了潜艇的这一报告。根据这一情况，潜艇群的部署作了变动，以应付发现的敌舰。18时15分，U-49号潜艇发现向北航行的敌舰编队。21时，U-51号潜艇报告：在韦斯特峡湾发现敌5艘驱逐舰向西南航行。4月10日1时59分，U-49号潜艇在斯塔兰纳以西海面又发现2艘巡洋舰。4月10日，第4驱逐舰支队长向潜艇部队指挥部门报告，拂晓时，敌驱逐舰利用下雪天能见度差的条件突入了纳尔维克附近的奥福滕峡湾。在尔后的交战中，双方均有损失。由此可见，部署在韦斯特峡湾的潜艇也没能阻止英舰的突入。
根据敌人在纳尔维克港附近海域的行动，根据在特隆赫姆以西海域发现敌人的报告，可以推断，英国人很可能将其主要作战方向选在这两个地方，因此，我建议另外再增派4艘潜艇到纳尔维克，2艘到特隆赫姆。我的这一建议与海战指挥部下达的命令不谋而合。于是，第5潜艇群便奉命行动。
由于原计划中用于支援纳尔维克的一些补给舰船没有到达，海战指挥部命令尚在本土港待命的U-26、U-29、U-43号潜艇必须立即作好向纳尔维克港输送物资的准备工作。这些潜艇各装载40-50吨的步兵武器和高炮弹药以及其它陆军补给品向纳尔维克港进发。但是，由于纳尔维克的制海权在盟军手中，这些潜艇不得不中途折向特隆赫姆港，并在那里卸载。后来又有3艘潜艇各装载130吨的航空炸弹和航空汽油，驶向特隆赫姆。为了运送汽油，潜艇的燃料柜专门进行了改装。但这种使用法对潜艇来说不是没有危险的，因此后来便不再这样使用了。有一次，当潜艇正在潜航之际，汽油挥发的气体弥漫舱室，几乎使潜艇濒临灭顶之灾。使用潜艇向挪威输送补给品总计8个航次。
4月12日，U-38号潜艇报告，在韦斯特峡湾西北发现一艘驱逐舰和两艘货船向东北方向驶去。由普通商船组成的运输队是不会在该海区航行的，因此，我估计这支运输队可能与敌某个登陆行动有关。敌人这次行动的目标很可能在纳尔维克以北的一个峡湾。同一天我又收到一份被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一艘英国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从斯卡帕湾向瓦格斯峡湾(纳尔维克以北)航行。该电报证实了敌人企图在纳尔维克以北实施一次登陆的推断，其目的是从那里开始对纳尔维克实施进攻。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瓦格斯海域配置潜艇，并从向东北方向航行的第5潜艇群中抽调U-47、U-48和U-49号3艘潜艇前往瓦格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潜艇必须赶在敌运输船之前及时赶到瓦格斯。
从4月12日的这份电报还可以看出，敌人似乎还打算在纳姆索斯(纳姆斯峡湾-福尔达峡湾)和翁达尔斯内斯(罗姆达尔峡湾)进行登陆。因此，海战指挥部下令，除了向瓦格斯派遣3艘潜艇外，还应向上述两地再各派1艘潜艇。后来又向纳姆斯峡湾增派了2艘小型潜艇。
4月13日下午，得到这样一个情报：一支由1艘战列舰和9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艇编队已进入纳尔维克前方的奥福滕峡湾。该情报来自我国驻纳尔维克的海军情报军官，而不是来自潜艇。这说明潜艇当时不仅未能阻止敌舰的突入，甚至连它们的影子也未发现。海战指挥部感到纳尔维克附近的局势相当严重，于是下令将现有的大、中型潜艇派往韦斯特峡湾。我在回电中建议：所有在特隆赫姆海域(包括在纳姆斯和罗姆达尔峡湾)的潜艇都留在原地，因为它们赶到韦斯特峡湾可能为时太晚，而留在特隆赫姆海域却可及时截击敌登陆部队。4月14日，当英军开始在纳姆索斯和翁达尔斯内斯登陆时，海战指挥部认为我的建议是正确的。
4月16日，我又把U-65号潜艇派往瓦格斯峡湾，因为我仍然认为那里是英军进攻的重点。同一天我们从破译的无线电密码中得知，一支敌护航运输队已从罗弗敦群岛以西海域向北航行，据判断可能是驶往瓦格斯峡湾。看来敌军在该峡湾附近登陆的可能性已越来越明朗化，当然对究竟在哪一具体地点登陆还不得而知。我个人认为在拜格登峡湾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命令U-47号潜艇前往占领这一阵位。但海战指挥部认为拉旺恩和格拉唐恩是敌最可能登陆的地点。因此，我打算在U-65号潜艇到达瓦格斯峡湾之后，派遣U-47号潜艇前往上述两地侦察。(见图3)
4月16日4时10分，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上尉报告，在拜格登峡湾发现英国运输船，并向这一长列相互连接的停泊中的运输船发射了8枚鱼雷，但毫无战果。
从挪威之战开始以来，潜艇作战几乎毫无所获。这促使我在4月11日要求驻纳尔维克的潜艇群通过无线电报告情况。当时我感到有必要弄清毫无所获的原因。当时对潜艇在该地区发无线电报尚无顾虑。若敌人发现这里有潜艇，可以对他们起到威慑作用。我们对此颇感兴趣。在后来的几天内潜艇按上述要求不断发来电报，看来情况很不妙。
4月11日收到的电报：
“4月10日晚对英国2艘驱逐舰实施鱼雷攻击，爆炸后效果不明。U-25号潜艇。”
“12时30分对英国重巡洋舰‘肯布兰’ [ 注：英国重型巡洋舰，10000吨。 ] 号齐射3枚鱼雷，未命中目标，有1枚鱼雷到航程终点才爆炸。21时15分对英国巡洋舰‘约克’ [ 注：英国重型巡洋舰，8250吨。 ] 号齐射3枚鱼雷，提前爆炸。鱼雷定深7米，地点在第4区。U-48号潜艇”。
4月12日收到的电报：
“4月10日22时50分对敌舰发射2枚鱼雷，没有命中目标。一枚在安全航程 [ 注：在艇前方300米处。 ] 的终点爆炸，另一枚在30秒钟后在敌驱逐舰前方100米处爆炸。U-51号潜艇。”
4月15日收到的电报：
“4月14日在韦斯特峡湾对英国战列舰‘厌战’ [ 注：英国的战列舰。 ] 号和2艘驱逐舰发射鱼雷，没有爆炸。U-48号潜艇。”
“对敌运输舰齐射2枚鱼雷，毫无战果。U-65号潜艇。”
4月16日收到的电报：
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海军上尉)报告：
“4月15日下午发现敌驱逐舰在进行警戒和搜索。从驱逐舰不规则的航线来看，许多海区布有水雷。
“晚上，3艘特大型运输舰(每艘30000吨)和另外3艘大型运输舰在2艘巡洋舰的掩护下，停泊在拜格登以南海域，运输舰的部队换乘渔船向拉旺恩-格拉唐恩方向航行。运输舰和巡洋舰停泊在拜格登峡湾的狭窄水域内，因此彼此之间离得很近。
“22时，潜艇在水下实施首次攻击，方法是对巡洋舰、特大型运输舰、运输舰、絮弗伦型巡洋舰各发射1枚鱼雷，然后再进行装填，实施第2次攻击。
“22时42分，发射了4枚鱼雷。最近发射距离为750米，最远发射距离为1500米。鱼雷定深4米和5米。敌舰船坚如磐石，鱼雷攻击无成效，敌未察觉我行动，然后再装填。
“午夜后在水面重新发动攻击。发射诸元相当准确。艇长和第一值更官对所有校正工作都进行了极仔细的检查。发射4枚鱼雷。鱼雷定深与第一次攻击时相同。没有战果。1枚鱼雷偏离航道触礁爆炸。我艇在撤退时搁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重新摆脱了敌人的警戒力量。但遭到深水炸弹的攻击。因机器受损而被迫撤退。U-47号潜艇。”
4月18日收到的电报：
“在冰岛和设得兰之间海域发射2枚鱼雷，均提前爆炸。U-37号潜艇。”
4月19日收到的电报：
“发现‘厌战’号战列舰和2艘担负掩护任务的驱逐舰。从900米处发射2枚鱼雷，无效。1枚鱼雷在航程终点爆炸，致使敌驱逐舰围追我艇。U-47号潜艇。”
“在瓦格斯峡湾出口处对英国巡洋舰‘绿宝石’ [ 注：英国的轻型巡洋舰，7550吨。 ] 号发射鱼雷，22秒后引信提前引爆。U-65号潜艇。”
在各艇回港后，艇长们对上述情况又作了口头补充。总的结果是：潜艇对“厌战”号战列舰共进行4次攻击，对巡洋舰进行了14次攻击，对驱逐舰进行了10次攻击，对运输舰进行了10次攻击，但只击沉一艘运输舰。
虽然在前几个月中我们对鱼雷的问题极为忧虑，但这次挪威作战行动中的事故突然增多，确实令人感到意外。在4月11日由U-25、U-48和U-51号潜艇发射的12枚磁性引信鱼雷中，有6-8枚未到达目标就自行爆炸，也就是说有50%-66%失灵。4月15日U-47号潜艇对锚泊的运输舰发射的触发鱼雷则是100%的失灵。
突然有这么多的鱼雷失灵，其中必有原因。从4月11日收到第一批无线电报后，我就想采用一切办法尽快查明原因并加以改进。在挪威行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解决鱼雷危机问题上了。
4月11日潜艇发射的是磁性引信鱼雷。磁性引信鱼雷在挪威北部海域之所以不适用必定有其特殊原因。早在1939年11月，我就曾告诉鱼雷监察部门，我怀疑磁性引信在该海区的效用。当时我得到的答复很明确：在北部“0”号 [ 注：由于地磁的纵向分力向北极逐渐减弱，海洋按其纬度和相应的磁场强度被分成几个区域。 ] 地区还没有发现会使磁性引信提前起爆的物质；虽然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有丰富的矿藏，但估计不会对挪威地区产生磁影响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4月11日战争日志。 ] 。4月11日，当我把那天鱼雷引信过早引爆的情况告诉鱼雷监察部门时，得到的乃是同样的答复。他们劝我们按以往的操作方法去办，在进行扇面齐射时，无论是采用触发引信还是磁性引信，必须间隔8秒钟时间。这样，引信万一过早引爆，扇面中其它的鱼雷就不受影响。鱼雷监察部门还指出，如果因磁性引信不好而改用触发引信的话，那么一旦定深误差超过1.5米左右，鱼雷就可能从目标下面穿过而不能击中吃水浅的驱逐舰。 [ 注：为便于理解这种情况，必须指出，即使在天气很好的情况下，鱼雷的定深也不能小于水下3米，否则鱼雷会冒出水面。 ]
于是，我决定给潜艇下达下述命令：
“1、准备在0号区域和更北面的区域发射3枚调到A [ 注：调到A位的鱼雷采用触发引信发射，用M-Z调节的鱼雷采用磁性引信发射。 ] 位的鱼雷和1枚磁性鱼雷。
2、鱼雷攻击商船时只采用A位。其定深比目标吃水小2米。
3、对驱逐舰必须发射2枚鱼雷，先发射调到A位定深为3米的鱼雷，然后再发射磁性鱼雷，其定深比目标吃水多1米，发射的间隔时间尽可能保持8秒。”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4月11日战争日志。 ]
在对舰攻击方面，我们寄希望于触发引信。因此，为了确保对目标的命中率，我们有意识地放弃使用磁性引信鱼雷。
4月16日，U-47号潜艇的无线电报使我们的希望化为泡影。原因是触发引信鱼雷对那些抛锚停泊着的吃水深的运输舰船同样无效。这些舰船互相连接，静止不动，击不中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看来，不是鱼雷的发射深度比技术部门估计的深得多，就是撞针有问题，因此我们的鱼雷无论是磁性引信的还是触发引信的，在北方海区均不起作用。
为了立即进行补救，我以个人名义打电话给海军总司令，邀请鱼雷监察长第二天到威廉港来进行商谈。商谈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有一批潜艇装备的新式鱼雷(四叶螺旋桨)，其引信可能有问题。这种鱼雷未经充分试验就装上了潜艇。
2、经过与海洋观测所磋商后，他们认为在挪威峡湾内鱼雷的磁性引信会受到磁场干扰。
3、鱼雷监察长对采用触发引信有很大的疑虑，因为他再也不相信触发引信鱼雷定深的准确性了。
商谈的结果，我和鱼雷监察长一致同意向各潜艇下达下列有关调整鱼雷定深的新命令：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4月17日战争日志。 ]
a)G-7e型鱼雷在航行时深度可能要比定深低2米以上。
b)因此，今后除了狭窄的峡湾，在“0”号区域的潜艇不再使用调到A位的鱼雷，而使用磁性鱼雷，因为磁性鱼雷在狭窄的峡湾之内提前引爆危险性较大。
c)在使用磁性鱼雷时，不定时实施齐射，而按射击指挥表进行多次发射，或者按命令每间隔8秒钟成扇面发射一次。
d)在采用磁性鱼雷时，定深与目标吃水相同，对付驱逐舰定深4米，对付潜艇定深3-4米。
e)在使用触发引信鱼雷时，一般定深4米，天气良好时定深3米。
这些命令是根据鱼雷监察部门的推测而下达的。它们认为磁性引信在公海北部的“0”号区域是适用的，只是在峡湾中由于受海岸影响才无法使用。给潜艇下达的这些新命令实在有些繁琐，我之所以下达这些命令也是完全出于无奈。这充分说明我们和鱼雷技术部门面对鱼雷失灵一事简直是一筹莫展。这些大量的、受到各种限制的、不断补充的有关鱼雷使用、引信方式和定深等方面的命令，对于潜艇艇长和潜艇鱼雷兵来说，确实是沉重的负担。每次更换引信都离不开耗费时间的装卸工作。
然而在第2天，就证实这些命令的出发点也是错误的。4月18日，U-37号潜艇报告，在冰岛和设得兰之间的公海上(即在“0”号区域)发射的2枚鱼雷都提前爆炸。此外，鱼雷监察长打电话通知我，说在最近一次试射中已发现G-7e型鱼雷在航行中的深度比预定的低2.7米，要完全改用触发引信已经不可能，因为吃水深小于5米或6米的目标均不能使用鱼雷攻击(后来结果证明，在某些情况下，鱼雷在航行中的深度还要低得多)。
这实际上等于当时的潜艇没有装备武器。
在接到U-47号潜艇关于在瓦格斯峡湾鱼雷对运输舰攻击无效的报告，以及4月19日鱼雷监察长关于在本土试射中再次发现鱼雷定深过低的报告后，我就将潜艇从瓦格斯峡湾、韦斯特峡湾、纳姆斯峡湾和罗姆斯达尔峡湾调回。这些潜艇在那里缺少攻击敌驱逐舰的武器。触发引信鱼雷从驱逐舰底下穿过，磁性鱼雷提前爆炸。因此，潜艇在这些海区如何作战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这样，潜艇在挪威沿岸海区(战斗的炽热点)的作战行动便宣告结束。连那些在南部海区活动的潜艇在4月17日也接到了海战指挥部有关撤退的命令。
4月20日，U-47号潜艇在韦斯特峡湾的西南部遇到一支向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尽管它当时处于较有利的攻击阵位，但艇长普里恩放弃了攻击机会，因为他对鱼雷的攻击效果已失去了信心。在此之前，他曾对英“厌战”号发起攻击，但由于鱼雷失灵(到航程终点时才爆炸)，导致敌舰用深水炸弹对潜艇跟踪追击。 [ 注：U-47号潜艇于1940年4月19日的简要汇报。 ] 他率艇返回后向我报告说：“他再也不想使用这类似木头般的武器了。”
所有潜艇艇员都有这种看法。当时人们对鱼雷的信任感已一落千丈。这些在过去几个月的战斗中曾浴血奋战的艇员们现在非常沮丧。
挪威行动结束后，我派人十分认真地调查了潜艇惨遭失败的各种情况，并命令各潜艇也进行类似的检查。当然这种检查得首先从我本人和潜艇指挥部门开始。潜艇指挥部门的任务是，在对潜艇进行部署或变更部署时，应使潜艇能在关键的位置上发动攻击。这项任务对指挥部门来讲并不困难，因为敌人的企图并不难识别。从潜艇对敌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运输舰的无数次攻击来看，说明潜艇所处的阵位是正确的。
但就处于峡湾中的潜艇本身而言，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狭窄的海区，短暂的黑夜，平静的海面，以及敌方沿岸附近的强大的防御兵力，给潜艇执行任务带来了重重困难。U-47号潜艇从瓦格斯峡湾发来电报说：“敌人的防御非常强大并有充分的准备，如同英国重要基地的防御状况。”据估计，那里对掩护装载英国部队的运输舰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潜艇仍发动了36次攻击。在对这些攻击 [ 注：有关数据见本书第92页(本章)。 ] 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后发现，如果不是鱼雷失灵，肯定会命中目标：对战列舰攻击4次可命中1次；对巡洋舰攻击12次可命中7次；对驱逐舰攻击10次可命中7次；对运输舰攻击6次可命中5次。
攻击有无效果对挪威行动的进程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十分清楚的。U-47号潜艇及时地赶到了瓦格斯峡湾，当时英国运输舰正要开始抛锚卸载部队。如果普里恩对运输舰发射的8枚鱼雷不失灵的话，那么英国在纳尔维克的行动将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在挪威行动中，我方损失4艘潜艇。
在这些作战行动之后，对是否继续使用这种缺陷较多的鱼雷我一直犹豫不决。我的作战处长戈特海军少校坚决认为，在鱼雷没有彻底改进之前，对重新派遣潜艇参战我们将不承担责任。但是我觉得，我“在鱼雷还没有对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时，不能轻易地停止使用潜艇”。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5月15日战争日志。 ]
部队士气低沉。现在我决不能让部队的士气低沉下去，他们必须重新振作起来。哪怕只要有那么一线微弱的成功希望，我也要将潜艇战继续进行下去。新上任的鱼雷监察长库梅茨海军少将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使我产生了这样的希望：不久之后，鱼雷将会有一种经过改进的触发引信。我希望届时也能很快掌握鱼雷的定深。
在挪威行动后的几个星期中，我经常在前线各潜艇支队中来往，有时也到波罗的海训练场去。我与我所了解的并信任我的艇员们交谈。于是，士气低沉的危机得到了克服，潜艇部队重振旗鼓，又投入了战斗。全体德国潜艇艇员毫不动摇的意志表明，危机是可以征服的。不久事实证明，我作出的让潜艇重返战场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上谈到的是我任潜艇部队司令时有关挪威行动的情况。当时我虽没有参与整个计划的制定工作，但今天我想就其战略上的必要性谈点我的看法。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来判断，我认为进行这次作战行动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英国人企图占领挪威的迹象非常明显。 [ 注：伯姆退役海军上将在《英德之间的挪威》一书中根据同盟国的材料对同盟国占领挪威的企图作了详细阐述。 ] 但究竟什么时候占领令人难以判断。由于这种占领将威胁到我海洋战略地位和德国的战争经济，因此必须对此采取预防措施。
有人想先让英国人进入挪威，然后再将他们赶出去。这种想法有许多不可靠性，因此不能据此形成作战方案。毫无疑问，如果英方占领了挪威，德国从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输入矿石的通道必将丢失，英国人就会对波罗的海构成威胁，从而大大增加我们穿越北海西部海区进入大西洋的困难。
占领法国北部很可能会使我们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很快得到重大改善，但在制定挪威行动计划时，对这一点人们尚未理解。那时总参谋部还认为，对法战争将是一场在马奇诺防线进行的长期而艰难的战争。
1939-1940年冬海军总司令指出了英军占领挪威的危险性，并要求对此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在挪威行动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鱼雷失灵事件，雷德尔海军元帅于4月20日下令成立一个鱼雷委员会，以查明鱼雷失灵的原因。鱼雷委员会认为，除了已知的引信失灵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与撞针初速太慢和装药起爆失效有关， [ 注：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5月15日战争日志。 ] 当命中角小于50度时触发引信就失去作用。鱼雷战斗部引信的设计命中角为21度，加上射击技术方面的因素、船体水下部分的弯曲和舰船的规避机动，因此实际命中角经常要小于50度。
海军总司令公布的鱼雷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如下： [ 注：海军总司令1940年7月23日第M261号机密文件。 ]
1、根据挪威行动期间使用G-7a和G-7e型鱼雷的经验教训，我已下令对鱼雷的缺陷和失灵的原因进行调查。
2、调查结果认为，鱼雷本身的弱点和发射前准备工作上的缺陷是鱼雷失灵的关键因素：
a)G-7a和G-7e鱼雷的深度控制和定深都不符合对前线实用武器提出的要求。
b)磁性引信的撞针在技术方面没有达到完全适用的水平，触发引信也没达到人们对它提出的要求。
c)基尔海军船厂的鱼雷专业部门及技术试验研究所的试射单位发现了鱼雷发射准备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并对此进行了特别认真的检查。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海军总司令下令进行审理，由军事法院对鱼雷试验研究所的负责人作出判决。 [ 注：海军总司令1942年2月9日第83a号机密文件。见附件4原文摘录。 ]
虽然鱼雷委员会的调查和军事法院对鱼雷失灵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解释，但挪威行动期间潜艇发射鱼雷毫无成效的最终原因直到1942年2月才弄清。
1942年1月30日，U-94号潜艇从大西洋发来电报说，在一次未经允许而对艇上一枚鱼雷进行的检查中，发现定深器内的压力过大。根据U-94号潜艇的报告，鱼雷监察长对准备运往前线而还在本土的鱼雷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发现大部分鱼雷定深器不密封。主要是转向拉杆通向定深器的部分不密封。定深器必须完全密封才能正常工作。因为定深器必须利用水压使鱼雷设定深度达到零点。达到零点的前提条件是定深器内要有一个正常的大气压力。如果定深器承受的压力过大，零点就会随着压力增大而降低，这样一来鱼雷就会失去控制而向更深处航行。由于潜艇在水下航行时要经常向艇内排入压缩空气，这样潜艇艇内的压力必然过大，这是由于潜艇的水下航行所决定的。因此，潜艇潜航时间越长，艇内压力则越大。因此，除上面已谈到的磁性引信在0号区域不宜使用和触发引信的缺点之外，还对挪威行动期间鱼雷经常意外失灵的问题作出了最后一种解释：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潜艇每天在水下潜航达20小时之久，这样艇内就产生了过高的压力，从而使不密封的定深器将鱼雷的深度定得过深。普里恩在攻击英方锚泊中的运输舰时所发射的全部鱼雷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失灵的。定得过深的鱼雷从运输舰下面通过，然后通常是在其航程终点处沉到海底。只有普里恩发射的8枚鱼雷是因陀螺失灵而偏离了峡湾的纵向航道，使鱼雷在悬崖附近的深水中爆炸的。
潜艇部队从挪威行动中撤回来后，我派人对鱼雷失灵情况的报告进行详细调查。调查中把因发射距离较远而失败的(虽然也存在鱼雷失灵问题)都作为未命中目标来处理。尽管对发射情况作了这样的限制，但仍有33%肯定属于鱼雷失灵问题。在军事法院进行调查时，鱼雷监察部门的专家也对发射情况作了同样的限制，结果是鱼雷失灵率为32.4%。但我认为所有这些计算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在他们调查鱼雷失灵的原因时还没有发现定深器不密封和由此而产生的难以控制鱼雷定深过大等问题。因此，在挪威行动中发射的大量鱼雷未命中目标都被解释为无法控制的缘故，而没有计入鱼雷失灵之列。
在后来的战争阶段，鱼雷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1940年6月，我们规定只许用触发引信，因为磁性引信在所有海区都不可靠。从鱼雷的爆炸效力来看，我们又回到了1918年的情景。但是，还要再补充一点，由于尚未弄清鱼雷定深出现误差和由此而造成的、连对锚泊中的舰船都不能命中的原因，潜艇艇长倾向于尽量把鱼雷的定深定得浅一些。但由于不是每一枚鱼雷都出现定深过大的问题，这就使有些鱼雷的命中点往往过高，因此爆炸效力依然在继续降低。
因此，在1942年12月德国采用新型的磁性定时引信(Pi-2型)之前，鱼雷的杀伤效果一直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次大战期间前线部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使用一枚鱼雷就能炸断一艘战列舰的“脊梁骨”，并使其沉没。技术部门认为这是有把握的，但因定时引信失灵而未能如愿以偿。
为了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触发引信鱼雷攻击的效果，对潜艇部队于1942年1月-6月发射的816枚命中雷进行了分析。其中有40%的舰船是被1枚鱼雷击沉的，38%的舰船是被2枚及2枚以上的鱼雷击沉的，22%的舰船中了1枚至4枚鱼雷后逃遁。在许多情况下，如1940年在大西洋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和1942年在西大西洋的作战中，潜艇都没有利用有利的时机来袭击商船，因为潜艇把鱼雷用在它们认为可以给对方以致命一击的关键性地方了。1942年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结果表明，在形势对潜艇战有利的那几年中，由于鱼雷定时引信性能上的缺陷，大量敌舰船未能被击沉。
鉴于自战争开始以来不断出现鱼雷失灵问题，海军总司令下令更换鱼雷监察部门的领导，1939年12月21日任命海军少将库梅茨为鱼雷监察长。他不带任何偏见地调查前线报告的鱼雷失灵事件。他不掩盖鱼雷存在的问题。他不遗余力地了解鱼雷失灵的原因。他在这方面的首要功绩是，通过认真的试验，找出导致鱼雷失灵的多方面的因素，并加以排除。
触发引信的缺点终于克服了。自1942年年底以来，定深器得到改进后鱼雷的定深完全可靠。从1942年12月起，前线潜艇部队得到了第一批新型定时引信的鱼雷样品。新的引信同时还具有触发引信的性能。与此同时，还向部队提供了一种新型鱼雷，这种鱼雷在跑完预定的航程后还能返回，并能迂回航行。这种鱼雷提高了攻击护航运输队的命中率。1943年9月音响鱼雷开始交付使用，该鱼雷能根据舰船螺旋桨的噪声自动导向目标。于是鱼雷武器在技术上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尽管战后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尚无别国海军在技术上超过这个水平。
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国鱼雷失灵的问题时，有人指出，美国海军的鱼雷也有类似的缺陷，也缺乏试验经费，和平时期也缺乏实弹试验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种解释没有讲清问题的实质。只有对自己的缺点和现状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学到东西。
触发引信能否起作用，在和平时期也可以通过使用学用鱼雷头进行试射来确定，而不需要进行实弹射击。磁性引信也同样如此。
但是鱼雷试验部门在和平时期由于相信磁性引信的作用，对触发引信只进行过两次使用学用鱼雷头的试射，而且没有一次被认为是成功的。这是不可原谅的。
对磁性引信来说，起关键作用的是鱼雷与舰艇磁场之间的距离。鱼雷的定深必须设定准确。然而鱼雷的研制部门对定深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注：战时磁性引信的作用多么不可靠，可从下述说明中看出：在使用磁性引信时，鱼雷的航行深度必须控制在鱼雷能紧靠敌方舰船底部通过；就是说，定深必须准确地符合所设定的深度。由于地球纵向磁力的作用而在舰艇周围形成的磁场，会使引信中的磁针发生偏转，从而使鱼雷直接在敌舰底部爆炸。地球纵向磁力向两极逐渐减弱。因此，磁针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作调整，否则的话，鱼雷就会在刚靠近敌舰磁场而未到达敌舰时爆炸，或者根本就不爆炸。另外，在鱼雷遇到风浪而剧烈震动时，也会引起磁针偏转而爆炸。但如果磁针很不灵敏，又会因为磁场力太小而不爆炸。特别是当鱼雷定深过大时更是如此。由于鱼雷的定深并非完全可靠，因此，无论灵敏度调得如何，总是隐藏着这样一种危险：或者提前爆炸，或者完全失灵。 ]
鱼雷的深度储压器既要完全密封又要通过一根舵轴，在技术上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此外，触发引信的撞针不是按照自然的方向击发引信，而是先通过杠杆机构旋转180度。因此，撞针必须向前撞击才能起爆。如果鱼雷用锐角击中目标，杠杆就容易卡住，鱼雷就不会爆炸。从技术上看撞针要旋转180度也是很笨拙的。由此看来这些技术上的缺点本来是能够克服的。这两种不科学的结构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采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没有采用这种结构。那时德国的鱼雷是很不错的。
我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资金还是很充足的。在研制炮兵武器，如射击指挥装置、稳定装置和远程控制装置方面所耗费的巨资可以说明这一点。
现在来谈谈造成鱼雷研制和试验工作落后局面的真正原因。原因之一是，作为海军业务单位的鱼雷试验部门自己研制鱼雷，从设计、制造到试验都一揽子包下来，甚至连前线应使用何种鱼雷也由它来决定。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错误的。国防军应向私营工业部门提出战时需要何种武器的要求，而不应自己制造武器。然后，国防军对在工业竞争中制造出来的精良武器要在尽可能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经试验证明其性能良好之后，再决定购买。即便是因为在鱼雷研制过程中需要在公海上试验而不能将这项工作交给私营工业部门，国防军也绝不可以将研制、试验，连同决定前线需要何种鱼雷等工作一手包办下来。
和平时期我国鱼雷试验次数少的另一个心理上的原因，是鱼雷试验部门居功自傲，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和平时期鱼雷发射中发生的一些现象，鱼雷技术部门早应该给予认真的对待。在和平时期前线怀疑鱼雷能否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呼声也一直未断，但鱼雷专家却始终坚持认为鱼雷没有毛病。
有一种观点认为，主管某种武器的技术研制和试验工作的军官应具备杰出的技术才能，受过特殊的技术训练，是一名“军事技术人员”。我认为这没有必要。这种军官必须根据实战经验来考虑应继续发展哪些武器，必须从军事上和战术角度出发准确地了解前线需要什么样的武器，以及对武器有什么样的要求。对他来说，航海和战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才干要比专业技术知识或特殊技术训练重要得多。与这种军官一起工作的技术设计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然后再对这种训练进行必要的补充。把具有专业技术才能和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军官调到技术部门的军事岗位上工作甚至会带来弊病。因为既懂军事又懂技术的人毕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上的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这主要指武器的发展、舰艇的类型及其装备而言。从事技术研制和设计工作的海军军官必须具备像英国人所说的那种“远洋素质”。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种技术专家们的思想处于明显支配地位的局面。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鱼雷技术有了进步：1918年鱼雷航行时会产生轻微的浪花，后来则根本没有浪花。此外，由于技术的发展，1918年初问世的无水泡电动鱼雷也开始在前线使用。但其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在战争初期却并不见效。
由于潜艇的鱼雷失灵，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但在经济战中而且在同作战舰艇的战斗(如1939年9月14日对“皇家方舟”号和1939年11月30日对“纳尔逊”号的攻击)中失去了取得重大战果的机会。潜艇实施攻击时因鱼雷提前爆炸而被发现，并被击毁(如U-39号和U-27号潜艇)。因鱼雷失灵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对此事给以详细的毫无保留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