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今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政治发展是怎样评价的？·第三十七

作者：卡尔·邓尼茨·德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

出自————《战争通史》

　　 谁要是作为德国人经历过最近七十年的话，他就要不断地反复探讨这个问题：德国怎么会遭到这场灾难的，根源在哪里？接着他要问：人们难道不能从这个根源中为未来吸取一些教训吗？

　　 只有对历史进行精细的研究，弄清楚历史的真实情况，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客观答案。这种研究必须以当事者那时所知道的情况为基础而不能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为基础。这种研究必须着眼于当时现实的特定环境，而不能把过去的情况混同于今天几乎完全不同的情况来加以评论。

　　 我不是历史学家，因此，我只能以我个人的见解和我个人的经验来对第三十七个问题作部分的解答。

　　 由于美国参战，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根本上失败了。美国越过大西洋到欧洲大陆来发展它的强大势力，这是一种危险，而我们低估了这一危险。而这却决定了法国战场上对我们不利的形势。

　　 此外，同英国这个海上强国交战，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然而，我们没有在政策上采取一切措施来加以避免，其原因正如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在于我们的大陆思想。1914年战争开始时，德国皇帝和大部分德国人的行动使我们相信，这场战争要不了几个月。我们除了相信我们能够迅速而胜利地进行陆战以外，还相信，在海战方面迅速打败英国舰队将会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巨大成果，从而胜利地结束对英国的作战。但是，我们没有看清楚，只要德国舰队驻扎在北海，不去对英国的生命线——大西洋海上要道——发动进攻，那末，英国人就没有必要从战略上被迫进行一场海战。可是，铁比茨舰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舰只的活动半径太小，航行持续时间太短。——这样，德国舰队在对英作战的战略上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把舰队驻扎在北海，对英国来说并不是主要危险。

　　 在战争期间，为了在英国的通商航道上进行决定性的进攻而制造的德国潜艇，在1917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后来的失败，那是由于英国实行了护航制，而德国方面则由于当时缺乏无线电指挥技术而不能把潜艇集中起来同英国护航舰队交战。

　　 到了1918年，对德国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已经十分明显，这时候，人们就期望，也许能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宣布的“十四点建议”中对待敌友双方都做到公正无私的那种理想的基础上，与战胜国达成公正的和平，签订一项和平协定，这项协定能够真正带来和平并同宿敌取得和解。

　　 但情况并非如此。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是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因此，德国必须无条件地支付赔款。德国的东部、西部和北部的领土都被割去。德国在国外的全部私人财产都被没收。德国军队缩减到十万人，禁止设置总参谋部，不得建立德国空军和建造潜艇。

　　 很清楚，德国各阶层人民都认为凡尔赛和约的条件是不公平的。只是在敌方的压力下，德国政府才被迫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不然的话，就要对德国继续实施饥饿封锁并进行全面的军事占领。这一和约的签订是不合理的，它成了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内政负担。所有具有民族感的德国人都希望从凡尔赛和约苛刻的条款中解放出来，拒绝单独承担战争罪责。凡尔赛和约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把战争罪责强加给德国人民的，事先并没有进行公正的调查，而有关战争爆发的全部文件都可以提供出来作为调查之用，从而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这样，凡尔赛和约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甚至对战胜国来说也没有带来好处。到了1931年底，德国失业人数增加到五百多万。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右翼的国社党和左翼的共产党在德国人民中间得到普遍的拥护，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使国社党人从原先的十二席上升到一百零七席。他们提出的关于实现德国人民的团结并把德国人民从凡尔赛和约下解放出来的纲领使他们赢得了很多选票，这些选票过去一直是投老牌资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人在9月选举中由原先的五十四席上升为七十七席，面对这些数字，承担共和国的内部安定和国家安全重责的德国国防军既是高兴、又是忧虑地注视着这一发展。这两个政党正在不可遏制地日趋强大。毫无疑问，德国国防军宁愿让民族的国社党取得统治地位也不愿让国际的共产党占上风。

　　 大家都记得，那时国社党的各种倾向开始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这首先表现在阿道夫·希特勒本人身上。他在德国人民大众面前只显示了他的好的一面。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有“魔鬼的性格”，这种人的性格除了好的一面以外，同时伴有特别凶残的一面。这种魔鬼的性格使他在掩盖这种凶残的品性时无须乔装，这种双重性使他在心理上有可能在一种品性占上风时就完全排除另一种品性。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战争结束时，甚至连希特勒周围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完全了解他的原因。

　　 就这样，1933年希特勒上台了，从这时起直到1939年，他的政治成就是非常巨大的：消除了失业现象，经济走向高涨。希特勒的外交成就也是异乎寻常和众所周知的。这些成就当然得到了德国人民大众的欢迎。在欧洲，德国在合并奥地利、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其势力扩大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德国政府只有在对外政策上进行克制才是正确的。因为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德国在欧洲的壮大毫无疑问是竭力反对的。

　　 但是希特勒完全沉湎于大陆思想，低估了英国的敌对态度。这样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违背了德国大多数人民的愿望，也可能违背了希特勒的本意。

　　 这次战争我们又失败了。这就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历史研究，查明一切原因并反复地加以思考。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难以断定，由此而得出的关于战争失败原因的总的历史判断，是否绝对适用于一切方面。何况，即使有了已经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也不能证明，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话，那末它的结果是否会这样或那样而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我相信，如果希特勒对这场海战——大西洋战役——的意义能及时地正确地理解的话，那末，战争肯定会出现另一种局面。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这位陆军人员于1962年7月11日在英国上院的一次演说中所说的那样：“历史的重大教训是，对方实行陆战战略是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的。第二次大战从根本上看，是一场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斗争。”

　　 当然，德国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大陆思想并不是两次大战失败的唯一原因。毫无疑问，更深刻的原因需要从我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寻找。

　　 德意志各民族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一直没有真正实现民族的和政治的统一。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德国边界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正是由于德意志各民族分居于不同的特定的边界地区，因此，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就各不相同。例如，普鲁士对俄国的政治态度不同于巴伐利亚对俄国的政治态度，巴伐利亚和德国西部对法国的政治态度也不同于普鲁士对法国的政治态度。

　　 英国是一个岛国，它的边界受不到威胁。同样，法国就其地理形势来看，也能非常容易地把全体人民统一起来并制定一个全民族的统一的政策，而这种状况，几百年以来，直到德国在1871年实现(而且也只是在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去的情况下实现)统一以前，都是这样的。

　　 德国在统一方面的缺陷妨碍了全体德国人民铸成政治上的统一的性格，即铸成有政治涵养的性格，而不是那种无节制的感情冲动的性格。

　　 这种历史状况使得德国在政治上至今还有许多错误。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然不仅是德国，其他国家在政治上也犯过错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预见到未来，在政治领域内也不例外，所以，每个国家总是会重复地犯政治上的错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家们尽可能地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决不能凭空想或感情冲动来估量当时的局势，作出政治上的决定。

　　 概括起来说：

　　 正如我们今天事后所知，我们在1914年与英国交战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只有一支能在北海作战的舰队，根本没有做好对英国这个海上强国作战的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

　　 签订凡尔赛和约是一个错误。它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经济衰退，特别是给德国造成了内政、外交方面的恶果。归根结蒂，它也是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错误。对此，德国的政治领导人其实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加以避免的。德国在欧洲的实力迅速增长，从政治上和历史上来说，必然引起英国的敌视，但英国对德宣战和英国长期不和解地把战争打下去，这对英国本身和整个自由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错误：英国从此失去了它的世界霸权地位，欧洲则失去了它在全世界的领导作用。

　　 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我们“无条件投降”以及后来1945年德国的彻底崩溃，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次德国的彻底覆灭就等于清除了反布尔什维主义最坚固的堡垒并因而在欧洲造成了一个真空地带，这一真空地带一直延伸到德国中部，那里遍布着苏俄和它的卫星国的势力，就在今天也还是这样。当年政治上缺乏远见，特别是战胜国的美国人在政治上缺乏远见，迫使他们直到现在还得在战争“打赢”以后把他们的军队驻防在残存的西德，以保卫他们在1945年错误地认为已经实现了的和平。

　　 这里我引用美国将军魏德迈对此所写的一段话：

　　 “我们对和平没有提出美国的条件。我们用军事手段来体现政治并为其自身的目的服务。我们忽略了，德国无条件投降和德国政权的覆亡必然会在中欧造成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共产主义的势力和思想正好会来填补这一真空，如果美国人不用公正和民主的观念去坚定地加以遏制的话，而这种观念正是需要我们用巨大的军事力量和精神力量给予支持的。

　　 “……从易北河到鸭绿江，共产主义的巨大威胁使美国面临着危险，这种危险比我们合众国成立以来所遇到的任何一种危险都要大得多，严重得多。整个事件对我们的嘲讽就是：这个苏维埃帝国的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亲手造成的。

　　 “……在我们这一代，美国曾经两次把它的无可匹敌的力量投入了战争，使它的欧洲盟国取得胜利。我们两次帮助别人打赢战争，然而我们不得不确认，我们的胜利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却带来了邪恶，而这种邪恶比起我们去征讨的那种邪恶还要来得坏。

　　 “到了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才开始认识到战后要取得实力上的均势，他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才开始强调：当前十分迫切的政治任务就是我们自己的军队要赶在俄国人前头抵达柏林。但在这个时刻却是美国总参谋部说了算。美国的领导人罗斯福和杜鲁门命令他们的军队粉碎德国武装力量，信守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而无视斯大林已在波兰违反了这些协议的事实。时机已失，一切都太晚了。”

　　 今天我们德国对第三帝国背着德国公众所犯下的罪行深感惭愧，但要每个德国人为此承担罪责，这是不合任何法律观点的。

　　 那种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在道德上要比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坏些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如果那些在战时和战后干了许多夺去大量人类生命的非法行为的民族具有这种观点，那就更是错误的。

　　 我们不应忘记，在1945年以及战争结束后，有一千一百七十三万德国人从他们东部的家乡被公开驱逐出来，其中有二百四十八万四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失去了生命。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类似德国的灭绝犹太人那样，由一个犯罪集团滥用国家暴力，背着德国人民，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它是由驱逐德国人的那部分人亲手干出来的。对此，丘吉尔1945年8月16日在下院中说：

　　 “……这个时期，我特别研究了关于把德国人从新波兰撤走和驱逐出去的情况报告。战前有八、九百万人生活在这个地区。波兰政府说，这些人中还有一百五十万人生活在新的边界以内而未被赶走。其余几百万不得不在英美管制区内避难，这样，我们这个地区的粮食供应就紧张了。没有一则消息报道这个巨大的数字。这些难民的去向如何？他们的命运如何？类似的情况将会在大批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和其他德国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出去时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只有为数甚少而措词谨慎的报告才透露一些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这毕竟封锁不住铁幕后面所演出的惊人的悲剧正在把当前的欧洲分裂成两半。”

　　 我们德国人不禁由此联想起在英美空袭德国城市住宅区时所牺牲的数十万平民。暂且不论这种空袭在道德方面的问题，即使从军事方面来看，连今天的英国军事历史学家也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同时，我们还要缅怀在长崎、广岛死于原子弹下的牺牲者。

　　 我认为，为了今后政治上的发展，相互之间做到不咎既往，少看过去，多看将来，这不仅对于德国，而且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介入战争纠纷的人民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在我看来，那里出现的许多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一切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的人民目标一致地为谋求一个自由、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