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今天对于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动和功绩有什么总的看法？您是怎样被任命为德国海军总司令的？·第三十六

作者：卡尔·邓尼茨·德国

出自————《战争通史》

　　 1942年12月，我们的重巡洋舰在挪威北面对一支为俄国运送军需物资到摩尔曼斯克去的英国护航舰队发动袭击，没有取得成功。我们巡洋舰这次出击不利，促使希特勒下令立即让海军大型舰只退役并加以拆毁。海军元帅雷德尔表示反对并提出辞职。这一行动使希特勒感到意外，但他还是接受了雷德尔的辞呈。希特勒委托雷德尔物色一个继任人。没有多久，1943年1月14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希特勒递交了如下报告：

　　 “我的元首：遵照您的命令，关于选择我的继任人，我建议如下：我认为海军元帅卡尔斯和海军上将邓尼茨最为合适，后者在战争中屡立战功，我曾三次予以优先提拔，晋级很快。海军元帅卡尔斯(五十八岁)在军官团中由于一些人先后解职而居于首位。根据他的人格和他在指挥作战以及其他方面(船舰型号，组织)的丰富经验，我认为他特别合适。由于军官虽立有战功，但不能越级提拔，所以任命卡尔斯，看来不会有什么困难。邓尼茨也同样合适，任命他，有利之处甚为明显，即特别突出潜艇战对于战争的决定意义；不利之处则在于，任命邓尼茨上将为海军总司令后，他就不能象现在这样全力以赴地直接指挥潜艇战了。这一不利之处也许可以采取组织措施得到弥补。我的元首，谨请您据此做出决定。”

　　在1939至1942年间，我是潜艇指挥官，按当时的军事组织系统是隶属于德国舰队司令之下的。因此，在人事管理以及有关的规章纪律方面都受制于上级，但在作战时，我是独立的并且直接对海军总司令负责。

　　在上述这段时期内，舰队司令官有伯姆上将、施尼温德上将、吕特晏斯上将(后来阵亡于“俾斯麦号”舰上)，他们作为我的军事上级，都对我作过鉴定。在这些鉴定中写道：一个“拟可授予最高领导职位的旗舰司令”，一个“可于日后担任舰队司令或海军总司令的军官”，“根据我的看法，这是一个可提拔到最高领导职位的合适的人物”。

　　为什么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要提这些事情呢？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1、自1942年年底以来，我作为潜艇司令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之间在公事和私人关系方面发生了分歧。分歧的原因是，在我看来十分迫切的建造潜艇问题在装备方面没有得到优先重视，这样就使得我长期以来忧心忡忡。我担心，尽管德国潜艇在数量很少的情况下取得了战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顽固的防御力量和英国、美国所增添的商船终将打败德国的潜艇战。由于在总战略方面我和雷德尔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致使在海军作战中并没有把重点坚定地放在我认为是正确的潜艇吨位战上面。例如，把潜艇调遣到收效不大的地方去，从而使击沉的数字从1941至1942年总吨位约为一百万吨的高度降下来，如我在回答第十五个问题时所说的那样。

　　雷德尔和我之间的分歧当然在海军中保不了密，不言而喻，上面提到的几位舰队司令对此是知道的。

　　尽管这位海军总司令和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上面提到的几位舰队司令在关于我的鉴定中还是坚持了他们自己的看法，认为我当海军总司令是合适的。同时，尽管雷德尔和我有分歧，但他本人在给希特勒的信中还是推荐我当海军总司令。在我看来，这充分证明了海军高级军官具有尊重客观的正直的作风，他们都是非常客观地看问题，而不是从私人分歧来决定他们行动的，这种分歧对他们的行动可说是毫无影响，最好的证明就是雷德尔本人。他在辞呈中对我做出了十分客观的结论而没有考虑到多年来他和我在公事和私人关系方面所发生的分歧。

　　 2、为什么我要引用雷德尔的信和三个舰队司令对我的三种评语的第二个原因是，我力图使本书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方面有助于说明历史的真相。有一些人片面而轻率地声称，希特勒任命我为雷德尔的继任人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与海军元帅雷德尔的愿望和想法背道而驰。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所以，我引证了1943年1月14日雷德尔海军元帅的信，这封信现在存放在弗赖堡的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里。

　　这样，在1943年1月30日，我当上了海军总司令。我要满怀信心地强调，雷德尔交给我的那部分国防军在思想感情、同志关系和遵守纪律方面都是团结一致的。根据1917和1918年兵变的经验以及1920年卡普叛乱的经验，德国海军对于内部协调一致，无疑特别重视，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到这场艰苦战争的最后一天，德国海军的战斗力始终没有被摧毁。结果是：1939年9月大战突然爆发后，德国海军在对付英国这个海上强国时，虽然作战力量很弱，但却无疑取得了比预期大得多的战绩。就这样，为数不多的、比起英国来居于劣势的大型兵舰在雷德尔的英勇而尽职的指挥下投入了战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沉了敌舰三十三万四千吨。同样，以敌军吨位作为战斗目标的辅助巡洋舰击毁了敌人舰艇八十五万七千吨。

　　 1943年春天，战争已进行了三年半，德国潜艇数字还未达到1939年计划的四分之三，这一计划对英国在大西洋上的生命线进行适合时机的决定性的打击，我认为是必要的。就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德国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沉了盟国商船二千八百八十二艘，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五十万吨左右，约占盟国在战争中损失的二千二百万吨总吨位的百分之六十五。这个数字足以显示德国潜艇武器的巨大威力，并且证明，德国要是能够及时地把重点放在潜艇装备的建造方面，大西洋的战局将会别开生面。

　　这里还要提一下，海军大型军舰和鱼雷艇在占领挪威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德国海军在战争最后阶段往返频繁的运输任务中也经受了考验，它率领一批商船穿越波罗的海，把二百多万士兵、伤员、难民、妇女和儿童，从东方运到西方。德国海军竭尽全部力量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战争末期为支援陆战而成立的若干海军师，尽管缺少陆战经验，却英勇地经受了考验。

　　我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称颂和肯定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同时，历史将会证明，德国海军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它的总体战略任务：如果我们至迟在战争爆发初期加速建造潜艇，使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以较大数量的潜艇投入战斗，如果我们在作战方面把一切措施都完全服从于意义超过一切的潜艇吨位战，那末，这场海战，这场以攻击英国生命线为目标的大西洋战役将会出现另一个局面。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第4卷第110页有一段简短明了、十分确切的话：

　　 “潜艇战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灾害。德国人本应把全部力量放在这上面，好好地干一下的。”如果我们能照丘吉尔的话，也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去做，该有多好。

　　毫无疑问，心理方面的因素对这种错误也起了作用：一些只习惯于水面作战的海军军官对潜艇战抱有怀疑态度。德国潜艇能在大西洋卓有成效地进行吨位战这一铁的事实，证明他们迄今为止的对海军战略的看法过时了，然而要使他们抛弃这种看法却是困难的。这种矛盾难免发生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它表明，有名望的人物对于政治军事事件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正是这样的人物在改变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