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作者：蒂佩尔斯基希 ·德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德国）》

出自————《战争通史》

　　 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六年了，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没有结束。它已由“热战”变成了“冷战”，而“热战”也还不时发生。胜利者当初曾为和平而拼搏，并许下了实现和平的诺言。但现在人们却必须寻找新的术语来表述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状况，仅这一事实就可    证明，这些胜利者给世界带来的和平是多么渺茫。这当然主要应归罪于苏联。但能不能说西方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们因此就没有任何罪过呢？难道当初难以预料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早在1939年就已明确表示自己怎样理解人民的民主和解放的那个国家，西方的主要国务活动家除在军事上与其结盟外，还力图在政治上与其同心协力地改造世界，他们这样做，至少不是显得轻信吗？只有难以解释的缺乏远见。才会造成目前这种局势，使全世界现在和以后相当长时间内都要受到损害。

　　 灾难的根源。在早已流逝的那些年代就已产生了。在研究这些根源时，甚至不必做出特别的努力，就能一直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战争，是以欧洲几个古老大国发生政治矛盾的传统方式爆发的。从德奥一方来说，这次战争基本上是防御性和保守的，仅仅因为政治上的笨拙，才给人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印象。至于发生矛盾的原因，从英国一方来说，是因为它奉行在欧洲保持力量均势的传统政策，而由于德国的兴起，这种均势受到了破坏；从法国一方来说，是因为它几个世纪来一直在争当欧洲霸主，而且怀着为1870－1871年复仇的毫不掩饰的野心。俄国则力图通过消灭德国来摧毁多瑙河君主国 [ 译者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奥匈帝国。 ] ，从而保证俄国人在东南欧称霸。1916年底，德国取得最初几次胜利后，已形成力量均势。看来，这种均势使得任何一方都没有在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景。德国政府曾正确指明这点，德皇在1916年12月提出缔结停战协定的建议时，也对此进行了合乎逻辑的表述。当时战争一直只是欧洲人的冲突，在各国掌权的也还是那些能够制止破坏和腐化倾向的势力。战争不仅使各参战国日益贫穷和丧失元气，而且解放了具有无法估量的爆炸性革命威力的那些势力。假如立即停止这种战争，那么每一个参战国和整个欧洲社会都毫无疑义地算是打了胜仗。

　　 西方国家决定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把战争一直进行到彻底打败德国和消灭多瑙河君主国，这就使欧洲失去了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德国的和平建议因对比利时问题含糊其词而失去了作用，从而使西方国家较易于做出这一决定。但是，比号召用武力彻底解决争端更加危险的是，西方主要国务活动家们把原先只具有政治性质的这一冲突扩大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他们这样做就走上了下坡路。并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今天。蛊惑性地煽动各国人民互相残杀，成了对敌人实行杀戮和征服政策的动力，并且常常成为这样做的借口。而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敌人身上，则使政治和经济目标都有了合适的根据。进行内部政治瓦解，成了既损人又害己的斗争手段。使用这种手段的国家自认为自己还足够强大，内部还足够团结，能够在敌人阵营中使用它而无损于自己。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军最高统帅部曾走过这条路，当时它让列宁由瑞士经德国领土回到俄国。西方国家为了达到从内部瓦解德国和多瑙河君主国的目的，几乎肆无忌惮地使用一切手段。它们不竭尽全力共同寻求进化道路（英国当初首先走上了这条道路，使本土和整个大英帝国在几百年中诸事顺遂），而只为了打赢战争，为了把自己漫无节制增长的支出推给被打败的敌人负担，竟让革命之火烧到敌国，还不公正地指责后者违反道德。它们从这里寻求合乎道德的根据，以迫使敌国接受和平条件，并用正当惩罚的遮羞布勉强掩饰这种和平的真正目的。

　　 凡尔赛和约播下了恶劣的种子。未来德国独裁者的所有论据，都是从这里产生的。为了用自己的蛊惑宣传迷惑失望的德国人民，他需要这些论据。

　　 西方国家只是在希特勒施加政治压力后，才承认德国有维护民族尊严的权利，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和二十年代，它们却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承认它拥有这样的权利。这种事实是悲剧性的。现在已经晚了，蛊惑宣传已走上胜利之路，而且不单在德国是这样。它吸引了各国人民，得到了国务活动家们的强有力支持。德军在法国取得胜利后，蛊惑宣传自然在德国人民中间大放异彩。德国人民已被不可战胜的狂言和统治者在他们身上巧妙培植的种族优越感所毒害，戴上了对“元首”的天才无限信任的枷锁。大部分人直到自己痛苦的末日来临也未能挣脱这一枷锁。另外，在法国取得的胜利，至少无形中给人们留下了历史已经不再变幻无常的印象，而德国几个世纪来由于地处欧洲中心，一直是这种变幻无常的牺牲品，并经常成为欧洲政客手中的皮球和大国角逐的场所。要摆脱这种桎梏，就要毒化人们的意识，十分巧妙地选择狂妄的“千年帝国”法则。

　　 患夸大狂的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实行的不道德领导，以及西方有那样两个国务活动家掌权这一现实，都对尔后战事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方两个活动家认为，除长期使用武力外，只有通过蛊惑宣传才能对付希特勒的“蛊惑宣传”和日本人的“爆炸性力量”。罗斯福未必来得及明白，丘吉尔则在他已不再起决定性作用时才过迟地懂得，苏联是这样一个伙伴，它在军事上是西方国家不可缺少的，但同时又威胁着它们的政治目标。当德国人征服苏联的企图最后破灭、日本人不得不转攻为守、意大利则与自己过去的盟友分道扬镳时，也就是在1943年秋季，这一威胁变得更加严重了。但是，在此之前，十字军远征所固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经常受到希特勒种族主义狂想的激发），以及即使面临共产国际解散也没有裹足不前的苏联所奉行的灵活政策，还有新大陆与欧洲的疏远，所有这些都已把美国总统推上了他再也不能或是不想离开的道路。1918年，威尔逊未能使世界做好实现民主制度的准备，以便通过这一途径获得永久和平。当时美国人曾感到失望。现在美国总统打算和斯大林联合达到这一目的。罗斯福的悲剧性过错在于，他没有及时摈弃这种反常的联盟。相反，他走上了要求“无条件投降”的邪路，按照他的看法，这是所有参加对德和对日作战的国家不折不扣地达到同样目的的唯一手段。这样，他就成了稳定的世界新秩序的掘墓人。最后，蛊惑宣传还促使那些相信自己绝对正确、而又不懂得狂热性正妨碍他们看清事件真相的人们去建立这样一个法庭，他们在这个法庭上不但充当对自己的起诉进行裁判的法官，而且在追捕真正罪犯的同时，还让全体人民接受神意裁判。他们由于不可一世。所以和他们有权消灭的那些势力一样遭到了惨败。他们不愿懂得，人民本身是无辜的，但可能因自己的或别人的过错而崇拜假上帝，从而被推上邪路。推翻这些假上帝，解救被他们引入歧途的人民，这才是西方国务活动家们应该给自己提出的真正任务。

　　 一百五十年前，强大的同盟使欧洲脱离了20年中把它一次又一次推进战争深渊的独裁者的统治。当时曾出现一些明智的国务活动家，他们没有要求法国人民为自己走上邪路负责。他们因为在最主要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很知轻重。并给世界带来了一百年的和平——这是用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馈赠给人类的和平。当然，这种和平不会没有人类用双手做出的一切事情所固有的缺点。但是，现在冲击着国务活动家和各国人民的那种蛊惑宣传，当时尚未对政治产生无所不包的影响。人类只有摆脱二十世纪的这一大患，才能再次得到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