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位评价过高的将军吗？”·第十四

作者：罗纳德·卢因·英

出自————《蒙哥马利的军事生涯》

出自————《战争通史》

　　“蒙哥马利受过良好的教育，严格的训练，有经验，有能力，能胜任，但他并不伟大……我认为，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评价过高的将军。”

—— 马丁·布卢门林著：《装甲兵》

　　“人们发现他的缺点完全来自那种不可抗拒的自我中心本性，这种本    性使他全然不了解别人的感觉    。”

—— 摘自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一则谈论丘吉尔的日记

　　“为什么只要我一提到蒙哥马利的名字，往往就会出现冰冷的沉默呢    ？”

—— 英国陆军大臣P.J.格里格致哈罗德·尼科尔森的信，引自《尼科尔森日记》

　　“在您的指挥下，除了前进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别的行动命令。”

—— 迈尔斯·格雷厄姆给蒙哥马利的信

　　 卡尔·马克思在谈到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时曾说，这个人之所以能爬上显要地位，是因为环境有利，道路平坦。但对蒙哥马利来说，决非如此。地球的长期的地震活动能够把普通的碳变成金刚石，现代战争也具有这样的作用，能够把普通将军变成出类拔萃的统帅。总体战争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它为优秀指挥官提供使其成熟起来所需的时间，以及使其完善军事艺术所需的空间。1939-1945年的战争就是这种战争。到战争结束时，几乎没有一个参战国没有培养出自己的卓越的将领。实际上，有些还成熟得很早。因此，在蒙哥马利的时代，并不缺少有才干的将领，而是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军事统帅。但蒙哥马利却比他们更突出更优秀。我们应当把蒙哥马利与他的同代人放在一起来评价。在同代知名的人中有：英国的韦维尔、亚历山大和斯利姆；德国的曼斯坦、莫德尔、曼特菲尔、古德里安、隆美尔；美国的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和巴顿。此外，还有一大批与他同代的知名的俄国人，其中至少有朱可夫和科涅夫。日本的优秀将领也不止一个。在同我交谈过的英国人中，有些人有充分理由对蒙哥马利对待他们态度感到不满，但在谈话结束时，他们总要说：“无论如何，你得确信他是威灵顿以来我国最优秀的将领。”这就提出了本书最后一章需要予以探讨的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中成为同辈人中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当时条件下所能作出的一个主观评价吗？或者说，这个评价能经得起长时间的严格检验吗？

　　 有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时机一到，他就会作为一个完全合格的军人，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蒙哥马利有作战经验，好学上进，深思熟虑，具有教育年青人的教学技能，头脑也很清醒。他一辈子致力于使陆军能够成为一种武器，而不是摆摆样子。正因为如此，蒙哥马利出任第8集团军司令时，就已是个完完全全的专家了。在返英之前，他从阿莱曼到桑格罗河，一直在同德军战斗，经验更加丰富。这件事本身在英国史上就很新颖。约翰·特莱恩写黑格传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受过教育的军人，”在某种意义上，他这样做自然是对的。1914年，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与黑格相比，因为黑格具有布尔战争的实战经验，在技术上又是个内行，在重建英国陆军的工作中他还是霍尔丹的左右手。但是，黑格所受到的教育根本不能与蒙哥马利相比。蒙哥马利业务熟练，举止文雅，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磨炼与考验，在两次大战之间，他在军官训练方面是个优秀教官。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他善于思考，直言不讳，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这个司令官正像迈尔斯·格雷厄姆爵士所指出的那样，在他的领导下，部队除了奉命前进之外，从未接到别的行动命令（个别情况例外）。蒙哥马利出征诺曼底时，我认为他已是一个本领最全面的将领了，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这样的将领去作战。德军参谋系统曾经培养出一批严厉、内行而又自信的高级将领。蒙哥马利正是能与这些德国将领相比的少数几个英国人中的一个。从这一意义上讲，对他的评价肯定不是过高。虽然布莱德雷或巴顿，就像美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某些将军一样，也具有某种卓越的指挥才干，但没有一个美国将军能在军事技术和作战思想等方面与蒙哥马利相比。

　　 在公众关系上，蒙哥马利有时处理不当，这就使这样一种看法散布开来：蒙哥马利是一个从1914——1918年战争的战场上来的顽固保守分子。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公平地说，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了几个集团军，这些集团军在作战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来的独创性和交战双方任何一支部队表现出来的一样多。乍看起来，他在领导指挥军队方面，就像一个自封的上帝，独断专行。实际上，他的头脑十分敏锐，能够容纳那些别人认为是异端的人和思想。在作战指挥方面，蒙哥马利的思想很开明，尽管他往往要进行严格控制。但蒙哥马利的这种灵活性和开明却很容易被人忽视。其中一例就是，他很快就了解霍巴特的第79装甲师的能力，并立即加以利用与发挥。在这里，失算的是美国人而不是蒙哥马利。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有创造性的西蒙兹及其所指挥的加拿大部队才能创造出在法莱斯隘口战斗中使用的新颖的作战方法。（这些作战方法后来在赖希斯瓦尔德森林战斗中又以其他方式加以使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强渡莱茵河这样的大战役行动，很容易引起争议，但他所采取的分段管理大量技术兵器的方法却无可争议，这种管理方法体现着许多独创的见解。从阿莱曼战役之前执行诈敌计划的那些日子起，蒙哥马利手下的官兵就已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必须肯定，这是一位不会给你带来危害的将军，在他的保护下，有才能的不落陈套的人都有施展才能的机会。蒙哥马利对阿纳姆战斗的判断可能失当，但整个战役中这一最大胆的战斗却是在他的领导下发动的。蒙哥马利也知道自己在冒险。（当登普西带着“市场-花园”行动的详细计划来看他时，他说：“怎么，你是要我把伞兵投遍整个欧洲吗？”）。这件事并无任何新鲜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优秀的英国指挥官都冒过险。1940-1941年韦维尔同意大利人作战时，以及斯利姆在缅甸作战时，都冒过险。要打赢一场战斗而实力不足时，就得冒险。这里只想肯定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蒙哥马利行事和指挥作战谨慎小心，但他的思想并不凝固僵化，也不受外界影响的束缚。他既不执拗和气量狭窄，也不缩手缩脚。在1918年最后胜利的几个月里，要是蒙哥马利同莫纳什 [ 注：莫纳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西线最优秀的将军。——译者 ] 一起服役的话，我想他们的意见肯定是一致的。

　　 蒙哥马利的一大才能就是能从大处着眼。第一流的作战将领与真正的统帅的区别也正在这里。说得更明确一点，那就是，蒙哥马利能够办到的事，弗赖伯格则不一定能够办到。弗赖伯格是丘吉尔的一个“不怕战火的军人”，他能使自己和他的新西兰部下赴汤蹈火，死而不辞，但他缺乏纵观战争全局的智慧，而蒙哥马利则具备这种智慧。盟军中究竟有多少指挥官能像蒙哥马利那样视野开阔呢？自然，在对某个人和某种军事实际情况的判断方面，蒙哥马利偶尔也会犯很大的错误，但是，他想的是大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想大事的人的确少见。有的人往往能打赢一次战斗，但是打不赢一场战役。

　　 蒙哥马利还能不带偏见地看待人。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是：蒙哥马利对年青而有抱负的军官很感兴趣，并且给予很大的支持。不可否认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蒙哥马利付出很多的精力来抓陆军的训练，他以各种方法来物色、选拔与鼓励官兵上进，“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战争爆发以后，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他还是个督察官，熟悉各师的专长。他知道第51高地师适于执行这一任务，新西兰师适于执行那一任务，而第50师则适于执行另一任务。他对官兵的评估也像对部队的评估一样锐敏。前面我已指出，他使自己周围有个非常合格的参谋部，并且慎重地选拔麾下的将领。他把一些表现极好的人提拔到军、师领导岗位上来，其中有登普西、奥康纳、霍巴特、霍罗克斯、盖尔、罗伯茨、伦尼、莱因等。他在选任高级指挥人员时，既慎重，又敢于批评。他不仅从集团军司令的角度而且从人的角度来考察鉴别人员。在选拔年青军官方面，他习惯于让年青军官先当自己的联络军官（这是战场上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以树立他们的权威。蒙哥马利发出命令，让这些人到前线去与营长、旅长和师长交谈，当他们从前线回来时要向他报告前线上实际发生了什么事。通过这种方法他建立了一个无形的而又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网。在丘吉尔《回忆录》里，对蒙哥马利的这种情报网有一段精彩的叙述：温斯顿·丘吉尔描写他怎样在现场观看强渡莱茵河，以及当天晚上，蒙哥马利的通信鸽怎样带着信息飞回来给他提供一幅有关前线情况的真实图画。很多人是蒙哥马利一手栽培的。其中一位是蒙哥马利的母校——圣保罗学校的校长。其他人大部分在工业部门担任要职。同他最接近的是第11骠骑兵团的青年军官约翰·波斯顿。蒙哥马利任第8集团军司令时，这个军官是他的副官，与他接触较多，后来他让这位军官改任危险的联络军官。据第11骠骑兵团的朋友们告诉我，这位军官经常孤身到前沿阵地（坐装甲车时有时要尽量靠近前沿），为上司搜集情报。德国最后崩溃前不久，这位军官战死在疆场。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到波斯顿时，提到了人们怎样看待他，也谈了他的为人。蒙哥马利正像威灵顿一样，看准一个人，就知人善任。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在总体战争中，军队里的人员形形色色，蒙哥马利能在形形色色的人中选拔最合适的人来在各级担任职务。而在北非沙漠作战失利的他的前任韦维尔和奥金莱克则不具有这种能力，他们是在吃过苦头后，才知道应当怎样选拔人才的。

　　 至于蒙哥马利作为一个部队训练者的才能，我们勿需再说什么，因为那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无论是在参谋学院任教，还是1939-1940年在法国战事消沉时期担任师长（当时他的师负责防守英军战线受德军进攻威胁最大的一个地段），还是后来担任更高更重要的职务时，蒙哥马利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卓越才能，他能鼓舞自己所领导的官兵对战争实际产生兴趣（当时和现在都有一些人认为蒙哥马利把自己表现得像个现代“先知”）。他不仅给部属灌输战斗精神，而且灌输事业心，使他们愿意掌握所需的各种技能。优秀的将领不仅能使那些对战争厌烦的士兵愿意去打仗，而且还能鼓舞他们把仗打好。这是蒙哥马利掌握和精通的一门艺术。就凭这一点，他就应当在英国军事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堪与约翰·穆尔爵士并列而无愧色。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蒙哥马利的另一个令人十分难以理解的特点。一方面，他肯定是一个像格里格所说的那样会使人们出现“冰冷的沉默”的人；另一方面，英国可能没有一个高级将领具备像他那样杰出的才干，能把自己指挥下的官兵和他们所代表的整个国家都吸引到自己周围。蒙哥马利是人民的将领而不是俱乐部会员的将领。 [ 注：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一些有时回家探亲的第8集团军的人员对他们的家属的影响。这些人员对一些厌战和持怀疑态度的老百姓宣传说，他们是在这样一个人手下服务，在他所领导的部队里，每个普通士兵都会有机遇，有奔头。对于这种影响，我们很难加以估价。但这种影响肯定发生过，而且肯定已经传遍全国。在盟军进攻欧陆之前，蒙哥马利为了提高民心士气。曾经开展了一场宣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这种影响肯定给他帮了大忙。 ] 对于蒙哥马利这样一个孤独寂寞、执拗、性格内向而又失去妻子的老兵来说，这是非凡的、很难达到的成就。那末，当1944年蒙哥马利出征法国时，他是怎样赢得英国人民和军队的爱戴呢？

　　 答案是，他注意关心与了解部队和人民，这是非常明显的。当他向搬运军事设施的码头工人或铁路员工发表演说时，正像他向英、美军担任进攻任务的师讲话时一样，人们从他的讲话中品尝到了真理的味道。人们明白，蒙哥马利这个人经得起考验，是个可靠的人。他在人们缺乏信心时鼓舞起大家的信心。在军队指挥方面尤其如此。他善于同官兵保持联系，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这支优秀部队的成员之一。

　　 上述做法，是一个野战司令官赖以成功的窍门之一。蒙哥马利能让第8集团军围着他的手指转，虽然在西北欧作战时他与该集团军官兵之间的亲密关系比在非洲沙漠作战时淡薄了一些，但他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一旦有事，他的参谋人员和部属都会聚精会神地在一旁紧张待命，就像拿破仑的元帅们在那至高无上的王权象征——沃尔斯利环一旁待命一样，很少有疏忽怠慢的现象。蒙哥马利的参谋部是个卓越称职的参谋部，它像吸附于人体的水蛭那样紧跟着蒙哥马利，而他所属的部队则能追随他到天涯海角。那些嘲笑蒙哥马利像暴发户似的一举成名的军事俱乐部的人员，一点也不懂蒙哥马利的这种才能的真实含义。我记得第8集团军里有一个我领导过的不出名的炮兵部队，部队官兵们同蒙哥马利很合得来。蒙哥马利曾告诉我们说，只要坚持长途跋涉，在某一天就能到达的黎波里，可是，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官兵们对此非常生气，因为他们确信蒙哥马利的预测是对的，是他们自己耽误了时间。取得士兵的信任是打赢战争的一种手段。

　　 蒙哥马利在受洗礼的时候，仙女还赋予他别的天资，这就是他沉着稳重，头脑清晰，能置身于战斗之外来考虑问题，这在阿莱曼战役时尤其明显，在诺曼底时也是如此。他从不糊里糊涂，总是善于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几个要点，凡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对此都有深刻印象。迈尔斯·登普西爵士死前不久曾对我说过，他在诺曼底指挥英军第2集团军时养成一个习惯，只要情况发生明显变化，他就去找蒙哥马利。蒙哥马利从来不受干扰，能对复杂的情况作出判断，你听了他的判断后，头脑就会冷静下来，登普西来时心神不宁，走时心里感到踏实。理查德·奥康纳爵士也给我谈过这一点。（那些喜欢挑剔蒙哥马利的人也许注意到，这两个人是英军中最著名的军官，他们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精通军事，战斗出色，要蒙蔽他们是不容易的。）实际上，蒙哥马利跟威灵顿一样能够临危不惧，遇事不慌。斯利姆、韦维尔、亚历山大、奥金莱克等将领也有这种天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很多指挥官禀性轻佻，缺乏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当然，蒙哥马利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还得助于自己养成的一种生活习惯，这种生活习惯曾触怒过许多人，但却有助于他遇事保持镇定。蒙哥马利在战斗中习惯于早就寝，除非情况紧急或有非常重要的理由，一般不容许别人叫醒他。他的这种习惯曾引起不少人非议，但却使他能安静地考虑问题，总的说是得大于失。虽然蒙哥马利和黑格在情况紧急时都能沉着冷静，但蒙哥马利却在两个重要方面胜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军远征军总司令黑格。一是蒙哥马利能激励自己的直接部属，二是蒙哥马利能把任务给部属交待得一清二楚。正因为如此，在蒙哥马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罕见的品质的巧妙结合：一方面是能够冷静沉思的内向性格；另一方面则是能够联系和鼓舞人们的强烈的外向性格。

　　 既然如此，那么蒙哥马利又为什么会使人出现“冰冷的沉默”呢？因为在他受洗礼时，另一位仙女又赋予他一种有害的性格。这样，一方面他有很多好的品格，另一方面他又有些痴戇或失误，他的一生充满矛盾与对立，好坏并存。有人把他善于简单明了地评估形势说成是“思想简单”；也有人把他在战场上和在国内同部队保持生动活泼的关系，说成是“庸俗的自我表现”，还有人把他提出的关于现代战争的精明概念说成是“江湖庸医”之道。在回顾蒙哥马利的一生时，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蒙哥马利是一个命里注定自寻毁灭的人，因为一个经常被人误解的人，他好象有死的愿望。正因如此，他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不公正的评论和误解，这对任何将领来说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创伤。就像蒙哥马利一样，艾森豪威尔也长期遭受流言的诽谤。然而，几乎没有一个像蒙哥马利那样著名的将领遭受过如此野蛮的攻击，或者他的动机和行为被如此粗暴如此恶意地曲解。例如，人们可能对艾森豪威尔的统帅才能不以为然，但是不会厌恶他、憎恨他。那么，为什么在对待蒙哥马利时，有时人们的反感情绪如此强烈呢？

　　 如果我们用正确的观点来评价蒙哥马利，那就应当说，他这个人有些事做得完全正确，有些事则做得十分错误。这一评价既适用于他的军事决断，也适用于他的行为。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有不少可以批评的地方。但遗憾的是，在这两个方面，无论过去和现在，他都被人们用严厉、轻蔑和粗野的言词进行诬蔑。更不幸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尽管这种批评非难的根据非常不足，但往往慷慨激昂，貌似公正。而蒙哥马利对自己的事情当然清楚，所以对这些批评有时表现得满不在乎（而且往往又很傲慢自信），使人产生误解，因而不可避免地引起批评者的反击。

　　 批评蒙哥马利军事能力的人，往往仅限于厌恶他的个性，因而也难以得出公正的看法。那么，客观地讲，蒙哥马利的统帅能力究竟有哪些缺点呢？有一个缺点十分明显：在俄国、北非和西北欧三大战场上，除了几次大规模包围战和精心布置的突击外，大部分战斗显然都是机动作战。坦克是战场上攻守最有力的棋子。在这种引人注目的背景下，蒙哥马利的战绩在某些人看来当然就比较差了。同隆美尔的大胆突击，巴顿的有力推进，以及德、俄军队在东部战线进行的大规模装甲机动战相比，蒙哥马利的形象显然相形见绌。他的确不是一位使用装甲兵的大师，在阿莱曼会战中，以及以后在诺曼底的古德伍德作战行动中，他对坦克的使用虽然可以进行辩解，但肯定是有问题的。在这两大精心布置的战役中，蒙哥马利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蒙哥马利在这两大战役胜利后的挺进中，未能强有力地指挥他的部队向前机动。坎尼之战中，汉尼拔决心向罗马进军，而不去扩张战果。当时一个善于思考的骑兵指挥官马哈巴尔对他说：“上帝的确没有把一切才能都赋予同一个人。汉尼拔，你懂得如何征战，但不懂得怎样去利用自己的胜利。”蒙哥马利身边的人多次也有同样的想法，而艾森豪威尔身边的人则公开讲出了这种想法！的确，在对蒙哥马利进行公正评价时，我们应看到：即使考虑了马雷斯（突尼斯境内）防线上左翼部队的行动，装甲警卫师对布鲁塞尔的突击，第2装甲师对安特卫普的突击，以及巴顿根据蒙哥马利制订的基本计划顺利地从布列塔尼向塞纳河进军等战例，我们也不能认为机动作战是蒙哥马利之所长。如果进行一次战争演习，让蒙哥马利在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战役即库尔斯克战役中扮演作战一方的指挥官，那就能无情地揭露出蒙哥马利统帅能力的这个缺点。

　　 虽然这样批评蒙哥马利是正确的，但有一个危险，那就是，说过头了会把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真相隐藏起来。因为我们要问，作为在北非和西北欧的英军的总司令，蒙哥马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他的主要任务是以一个较小国家日益减少的人力来夺得确有把握的胜利。1914年前，口齿不清的福煦在给一批年青军官讲解师进攻时的队列动作时，沉默了很久，然后才讲了一句话。他说：“鹦鹉，是一种灵敏的动物。”说完后，又沉默不语。他说到了点上。鹦鹉爬上笼子，总是以一只爪子抓住笼子，另一只爪子再跟着上，一步一步地上。这基本上也就是蒙哥马利从阿莱曼转战到波罗的海所采用的作战方法。从一方面说，由于坚持按部就班，做到确有把握才开始行动，他丧失了许多利用形势的机会； [ 注：蒙哥马利在纪念威灵顿200周年诞辰的讲话中谈到这位英国名将时说：“由于他不能从已获得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未知的东西，有时就丢失了一部分胜利果实。”这正是蒙哥马利的自我描述。 ]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他在进攻准备中，习惯于谨慎小心，至少他从未打输过一次重要战役。此外当他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时，他必定有所收获。而这肯定不是那些批评他的美国人所能做到的。把在西北欧进行的两次战役比较一下很有教育意义。这两次战役同1914-1918年在西线打的那些战役非常相似。一次是代号为“真实行动”的赖希斯瓦尔德森林战役，这次战役持续了一个月，蒙哥马利所率领的英军和加拿大诸师共伤亡15,500人，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达成了预定的目标，肃清了莱茵河西岸之敌。而在许特根森林地战役（欧内斯特·海明威把这次战役称之为“树林爆炸的柏森达勒”）中，霍奇斯把美军第1集团军各师一个一个地投入正面进攻，骇人听闻地伤亡了2.4万人，牺牲惨重而毫无所得。美国人和俄国人承担得起这种生命的“挥霍浪费”，但对蒙哥马利（以及对英国）来说，只要作出牺牲，就应得到收益。

　　 蒙哥马利不赞成让士兵无谓地牺牲，他的这种态度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同士兵的情谊，同时也是鉴于英国兵员不足这一严峻事实。他坚持每战必须取胜的思想是现实的，也是可贵的。指挥阿莱曼战役和诺曼底战役的蒙哥马利必须具有这种思想，因为他作为这两大战役的司令官，就像1914-1918年战争中的杰利科一样，手中掌握着国家的命运。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区别大事和小事。必须承认，蒙哥马利在一些小的战役中态度“顽固”，酷爱美国人所称的“过分摆设”，并且千方百计地想建立可靠的后方勤务基地。尽管如此，对一个能在埃及和法国那些生死攸关的日子里善于应付紧张局势而夺取胜利的人来说，做这些小事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大的。

　　 人们向蒙哥马利提出的一个更加严厉的指责是这样的：虽然蒙哥马利的绝对自信使他能够很有把握地计划和实施战役，并在困难危险的时刻使他能够保持高昂的情绪，但这种自信有其另一方面的问题。毫无疑问，蒙哥马利在选定正确作战方针方面的信念不时受到他那根深蒂固的出名欲望的微妙的、甚至直接的影响。一个军事计划如果是为了试图满足司令官的私欲的话，那就会掺杂一些不相干的因素，不大可能成为良好的计划。昂菲达维尔战斗计划就是这样一个计划。在那里，蒙哥马利最初的想法是，突然翻越山岭，直下狭窄的滨海平原（霍罗克斯则把滨海平原看作是第8集团军的葬身之地）。人们必然会感觉到，他之所以坚持要把第1集团军挤到突尼斯去，是出于一种浮夸的想法，这种想法导致他判断失误。在西北欧，从塞纳河开始，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类似情况，有时更甚。不管蒙哥马利在为从德国北部实施集中突击作辩解时显得多么正确（而这方面是有问题的），他的举止看起来像个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人。他一直坚持主张（甚至在他自己说不再坚持之后仍然继续这样主张）实施集中突击和设置单一的地面作战指挥官（指的是他自己）。甚至事实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艾森豪威尔在这一问题上坚定不移时，他还在坚持己见。蒙哥马利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他把艾森豪威尔这样一位宽厚容忍的主帅逼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以致终于在1944年12月底不幸的一天，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草拟了一封给华盛顿的电报，这封电报如果发出去就会毁了蒙哥马利。怄气导致蒙哥马利判断失误。至于他的“集中突击”和“设置单一的地面作战指挥官”的主张，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如帝国参谋总长和三军参谋长们都站在蒙哥马利一边。在这里，蒙哥马利错就错在逼人接受他的意见，达到无法回旋的地步。我认为，蒙哥马利的冲动，其根源在于思想上有一种埋藏很深的挫折感、被剥夺感和自我缩小感。自从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战役以后担任最高司令官并行使其权力以来，蒙哥马利就一直受到这种情绪的困扰。只有蒙哥马利本人才真正了解怎样才能为自己的战略方案创造必要的条件。为此，他需要恢复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前后所享有的支配地位，而这一支配地位现在却被一个他对其能力不时流露出轻蔑态度的人所占据。这里肯定有某种下意识的举动，但更可能的是工作中的问题。德·甘冈当时曾急匆匆地赶到艾森豪威尔司令部，阻止后者拍发那封致命的电报。返回蒙哥马利司令部后，他写了一则记事，那则记事是这样描写蒙哥马利的：“那是蒙哥马利罕见的真正烦恼不安的一次，我觉得他确实完全没有料到这次突然事件，对我讲的情况很难理解……我为我的上司感到很难过，他看来完全不知所措。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此泄气，就好像完全笼罩在孤独的气氛里。”研究了这一情况，就更可以看出这可能是工作中的问题。

　　 真实的情况是，在某些方面蒙哥马利像是生活在蚕茧里，他招惹了很多恩怨，而自己却浑然不觉。而当怨恨一齐向他袭来时，他甚至不能相信。虽然蒙哥马利很机敏，观察力很强，警惕性也很高，但他的脑子却令人奇怪地不能理解某些问题。蒙哥马利有时干出蠢事，但他像博顿那样，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态。著名的北非“飞行堡垒”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甚至在艾森豪威尔明显生气时，蒙哥马利还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不能把这件事当作开玩笑来看待。发生这类情况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却是真实的。在阿登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也是不幸的一例。有人因为听到德国广播电台对蒙哥马利讲话的歪曲报导而情绪激愤，对此尽可以置之不理，但如研究一下蒙哥马利的讲话原文就可以看到，他确实大大伤害了刚刚取得光辉战绩的敏感的盟国战友的自尊心。最成问题的是，当蒙哥马利停止吹嘘时，他究竟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讲话所引起的令人震惊的后果。

　　 蒙哥马利这种我行我素的作风给自己造成两方面的伤害：首先，虽然他善于把自己的意图和目的传给下属诸集团军的全体官兵，但是往往不注意向同级和上级通报。蒙哥马利这位擅长简化问题的大师， [ 注：自然，简化问题的能力给蒙哥马利带来很大的好处。他总是准确地给部队下达任务，而且通过简短而明了的电文使部属理解领会自己要执行的任务。克拉克勋爵在其题为《教化》的电视讲话中说：“穆罕默德这位伊斯兰教祖讲授了一条最简单明了、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教义。这一教义给了教徒们一种战无不胜的团结精神，并且一度成为罗马军团的指导思想。在短短的奇迹般的50年间，它在古罗马世界中到处流传。“战无不胜的团结精神”也是第8集团军精神的最好表述。 ] 能把军事问题简化为几个要点，拟订出互有联系的计划，这是他的本领。他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权位很高的人，都应该像他那样能够轻快地找出问题的明确答案。因此艾森豪威尔及其参谋人员，甚至帝国参谋总长和三军参谋长们，不时会误解蒙哥马利的意图，特别是当他们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未发生时，当然会感到不安。在阿莱曼战役前，蒙哥马利对军队重新进行编组时，曾引起很多人担心，这就是突出的一例。当时有消息说，有几个师正在从前线撤退。这样的消息会引起惊慌和情绪沮丧，但蒙哥马利从来不以为意。诺曼底“古德伍德”战役后出现的那种极端混乱局面和不安情绪本来是可以大大减轻或缓和的，如果蒙哥马利费点心机让上级确切了解他的想法，而不发生任何误解的话。这种“蒙昧主义”正是蒙哥马利的一个弱点。

　　 其次，蒙哥马利的性格是内向性的，这种性格严重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固然，对于他所中意的少数人，他能与他们保持亲密愉快而又能相互体谅的同伴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他善于同广大士兵和民众建立良好关系。然而，他也有个令人厌恶的脾气，如果他断定某人不好，那就会走极端。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会变得残酷无情。没有人能宽恕蒙哥马利1942年8月对拉姆斯登的处理。当蒙哥马利与美国人并肩战斗的时候，这种在他的感情和性格上不时出现的毛病，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

　　 如果让亚历山大来指挥第8集团军，他在同美军第1集团军打交道时，就有可能在英美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了解，以便为以后的并肩作战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想。实际情况是，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的可能性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蒙哥马利态度傲慢，对人不够尊重，过分赞扬自己的军队，而在西西里岛对待美军又态度不好，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他同美军之间的隔阂。布莱德雷和巴顿从来也没有忘记这种隔阂，因此在西北欧他们就巧妙地进行报复。这是一种愚蠢透顶的行为。前面我已经说过，蒙哥马利的一大才能是能从大处着眼，但他在与美国战友交往的过程中，气量往往又很狭窄。1943年春，战争远未结束，前面还有很多战斗要打，而且，美军明显地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伙伴。只要稍加思考就可看出，要想保持英国合理的利益，就要善于加强英美联盟。可是，蒙哥马利对此持消极怠工的态度。其结果是：尽管蒙哥马利在诺曼底曾异常老练地指挥过美军，尽管布莱德雷已完全肯定了这一点，但还是没有什么东西能防止蒙哥马利与美军领导人之间的感情上的旧伤复发。到盟军抵达德国本土时，这种隔阂更加扩大了，甚至过去曾经耐心地搭过许多友谊之桥的艾森豪威尔也被逼到了一种不能控制自己愤怒的境地。

　　 丘吉尔把蒙哥马利称之为克伦威尔式 [ 注：克伦威尔（1599-1658年），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兼军人。——译者 ] 的人物，这种人物肯定不会没有缺点。但我们在进行最后分析时，必须肯定那些同我交谈过的将军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蒙哥马利是威灵顿以来英国最好的指挥官。有谁能比得上他呢？在19世纪，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黑格能比得上他吗？肯定无人能同他相比。尽管黑格在1918年的形象颇为高大，但他的统帅才能缺点甚多，无法与蒙哥马利相比。在蒙哥马利的同代人中，堪与他并列的，只有韦维尔、亚历山大和斯利姆。

　　 韦维尔曾完成了蒙哥马利从来没有做到的事。他率部征服了一片辽阔的地域。1939-1941年间，他负责该地区的防务。这次筹划周密的作战行动是任何同时代的将军都无法完成的，蒙哥马利肯定也不能完成。蒙哥马利领导下的奥康纳虽然在贝达福姆取得了辉煌胜利，但也不能与韦维尔相比。韦维尔担任美、英、荷、澳四国最高司令官时，尽管当时战局毫无希望，他还是表现得远比蒙哥马利出色。这些都是事实。但应该看到，打这种仗正是韦维尔的专长。说得坦率一点，韦维尔擅长打“殖民”战争，不管战争规模多大都行。然而值得怀疑的是，韦维尔是否具有必要的能力和见识，来掌握和处理总体战所带来的那些重大的技术上的矛盾。总之，韦维尔不见得适合于指挥进攻欧陆的作战。（虽然韦维尔是少数有远见的军官之一，这些人在三十年代曾试图使一支落后的军队实现现代化，但我认为他还是不适合指挥进攻欧陆的作战。）尽管韦维尔在担任最高司令官时表现得很出色，但他是否具备战地指挥官的才能却很难说。在1941年春夏北非沙漠作战中，他表现出仓皇失措和信心不足。我认为把韦维尔列为英军著名统帅之一，很难站得住脚。

　　 亚历山大也是如此，我想他自己也会首先赞成这种看法。这个人勇气十足，举止温雅，沉着冷静，能体贴人，为人坦率。他最宜扮演那种在突尼斯收拾残局的角色。在意大利，他率部进行了长期的包围战，尽管兵力不断缩减，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他成功地进行了“王冠”战役（在意大利的卡西诺进行了突破，最后攻克罗马），他在波河流域进行了意大利战场上最后一次大包围战，他组织这些战役是有严谨、想象力强、机敏等特点。但是，要知道，他的参谋长约翰·哈丁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亚历山大无疑是个杰出的人物，但是，我并不认为他能够像蒙哥马利那样全面，那样富于想象、预见性强，能够拟定进攻计划，组织几个集团军在诺曼底进行那样规模的登陆战役。我还认为，亚历山大虽有远见，也令人敬佩，但他不可能在阿莱曼战场上打败隆美尔。正因如此，给亚历山大戴上胜利的桂冠，也就够了。

　　 至于谈到斯利姆，可以说他在合适的职位上是一位合适的人物。他领导着第14集团军走向胜利，显得比蒙哥马利强得多。其部分原因是，斯利姆所接受的训练和他的性格脾气，非常适合于他所担任的职务。他克服了后勤上的困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在战略上非常机敏；他善于掌握多民族的部队；他所在的地区地形复杂，敌人又非常顽强，他却能坚持达成自己的目标。然而，要是换个他所不熟悉的地方，把他调到欧洲主要战场来指挥作战，那他能否取得如此光辉的胜利，是值得怀疑的。对此，我们只能推测而已。假如蒙哥马利的军事生涯在北非就结束了，根据第14集团军的战功，我肯定会把斯利姆的地位置于蒙哥马利之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夺回缅甸，固然是件值得赞扬的大事；而解放欧洲，则对最高军事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斯利姆的弱点在于经验不足，也缺乏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实践。但这并不是一位伟人或一位杰出军人本身的过失，而是命运的安排。斯利姆没有机会来学会指挥数百门火炮，也没有机会指挥数千辆坦克。虽然他在缅甸战场上也曾组织过陆空协同，但是他从未掌握过像西欧战场上那样多的各种类型的飞机。他无疑是一位善于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理想人物，能同史迪威、布莱德雷等人合作。但是，斯利姆也像韦维尔一样没有能力指挥1944年6月6日发动的那场战役（即诺曼底登陆战役）。当然，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英国统帅艺术的一种检验。蒙哥马利经受并通过了这场检验，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我思想上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成为威灵顿真正的继承人。

　　 曼弗雷德·隆美尔有一次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坚持认为，在制订计划时要考虑到一种必然性，即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将来一定会发生。在隆美尔思想上，对可能出现的偶发事件留有很大余地。而蒙哥马利则相反，他总是针对情况，周密判断，对每一种可能性和每一种方案都要预先进行周密慎重的分析，在制订出最终计划时，对意外情况和偶发事件通常都能考虑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在作战准备上也讲求谨慎细致，并且曾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可是后来慢慢地走了下坡路。而蒙哥马利恢复了英军的这种作风，这正是他的卓越成就之一。只要把“十字军”战役计划与阿莱曼战役计划作一比较，就可看出两者质量上的显著差别。前者粗糙，像个业余爱好者的作品；后者纯熟，完全是个行家的计划。举例来说，难道蒙哥马利会像在“十字军”战役中那样把装甲兵派往敌方一直留在敌后吗？

　　 周密的计划本身就包含着精确的预测，它是蒙哥马利进行战争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均衡”论。这种军事理论强调，绝不能被打得措手不及，绝不能没有预备队就实施攻击，绝不能因补给不足而影响部队战斗和机动的自由。这些要诀往往能迫使敌人失去平衡，而使己方保持常态。蒙哥马利长期大力宣扬自己的这一理论，以致引起许多人的嘲笑。然而，他的许多部属从将军到营长，都感到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大家有着一种愉快的安全感。在他指挥的几个集团军里，官兵们很少往后看，而是满怀信心地面向前线。只有伟大的司令官才能掌握全面的战争理论，这种理论付诸实践时经常都能取得明显的成功，因此他领导下的官兵总是能分享他的信心和安全感。这是蒙哥马利的一大成就。

　　 人们常常强调说，蒙哥马利是在英军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显著地增多的时候就任战地指挥官的，因为那时美国武器装备已开始大量投入战场。当然，这是事实。但是，相对而言，早期的一些英国指挥官在北非沙漠作战时，人员武器的补充供应也非常充分啊，而他们却挥霍浪费。蒙哥马利的特点在于，他懂得怎样使用现有的人员和装备。我认为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第一位既有智慧又懂技术的将领，他知道如何驾驭1942年秋以后在西方世界日益迅速发展的物资消耗战。蒙哥马利善于组织与掌握种类繁多的大量武器装备的才能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作战中，在最后一次胜利突击中，在强渡莱茵河时，完善地表现出来。他是技术时代复杂环境中能够运筹自如的一位现代将领。

　　 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军队中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像蒙哥马利那样精通军事，战功卓著。尽管他有不少弱点和不足，人们完全有理由承认，他不愧为威灵顿的继承人，而不再吹毛求疵地指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