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柏林的德国·第十三
作者：罗纳德·卢因·英
出自————《蒙哥马利的军事生涯》
出自————《战争通史》
“谁控制着德国北部，谁就能控制整个德国。”
—— 布鲁门特里特将军
“军人的政治判断是最愚蠢的判断。”
—— 劳埃德·乔治
对蒙哥马利及其第21集团军群来说，3月23-24日强渡莱茵河就像场面很大的歌剧“众神的黄昏”中的一幕。
这是他们（从更长远的观点、更广阔的范围看，是整个英军）最后一次将堆积如山的武器装备和成千上万的士兵投入一个以英军占优势的有限战场的作战。横渡莱茵河是蒙哥马利作为一个统帅的光辉杰作，同时也是那些在他领导下忠诚战斗的部队的壮举。我不知道是出于偶然的机遇，还是出于有意的安排，3月23日夜间渡过莱茵河的两处主要突击都是由第51苏格兰高地师（自阿莱曼战役以来该师的HD旗徽一直使他们的征程熠熠生辉）和第15苏格兰师进行的。第15苏格兰师自诺曼底以来的历程表明，初出茅庐者可以很快锻炼成为行家里手。
然而，我想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因为，对往事的追忆能将许多事情看得更为清楚。横渡莱茵河时我所在的团（当时已是一个超级重炮团）都是美式装备。当一大批飞机载运空降兵准时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时，我们向它们欢呼。当时我们并未意识到这是英国最后一次实际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当第51苏格兰高地师穿过我们的炮位踏上突击之路时，我碰上一位潇洒英武的连长，我在第59师中向诺曼底进军时曾和他在一起。那时我并未像现在这样省悟到他与苏格兰高地师在一起的原因。原来，那时第59斯塔福德郡师已经解散，用来补充奇缺的步兵。战争行将结束，这是最后一场代号为“大表演”的战役行动。
渡过莱茵河不久，事情就十分明显了。从那时起直至战争结束，英军在欧洲代表了一种日渐变弱的军事力量，不管丘吉尔如何热情奔放，巧舌如簧，从政治上说，这种军事实力在雅尔塔会议上只能屈居第三了。当我们跨过莱茵河上的活动便桥向胜利前进的时候，我们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但事实就是如此。看一眼纳粹德国最后垮台阶段的地图就可以形象地了解这一点。东面，布满整条战线的粗大箭头表明俄国人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西面，朝各个方向伸展的箭头表明美军不可抗拒的突进。在北面的某块地方，可以看到蒙哥马利所部的进军足迹：进入汉堡，突击不来梅，在荷兰艰难挺进，接近易北河，但无论从作战规模上看还是从重要意义上看，英军都不再能同美国人和俄国人相比。在评价蒙哥马利所实施的最后一次战役时，这些不容争辩的事实必须牢记在心。
那么，蒙哥马利为什么要如此小心谨慎地渡河呢？当时，一些幸灾乐祸的美国将军们常常提出这个问题，后来人们也曾冷静地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样提问题是极其错误的。蒙哥马利是在极其负责地执行最高统帅的计划。艾森豪威尔后来确实大大改变了他关于最后打败德国的设想，但是历史记录是确凿无疑的：在横渡莱茵河以前几个月，当蒙哥马利开始制定渡河初步计划时，他就打心里相信他的上司是要把渡河作为最终打败德国人的开始。3月8日，艾森豪威尔确认，第21集团军群必须在24日渡河。
以谨慎小心著称的蒙哥马利，此时亦是如此，原因有二：第一，如果要渡河，他决心做到确有把握地过去，还要大大向前推进。当然，美军第1集团军于3月7日靠运气在雷马根夺取了一座桥，这是事实。但是，任何人事先都不知道这件事会在何地、何日、何时发生，美军第1集团军司令或艾森豪威尔对此更是茫然不知。而且，夺取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切在握。“攻占的大桥在德国空军、大炮、漂浮水雷和带炸药包的水鬼的袭击下终于倒塌了，但到3月24日，八座新建的大桥已投入使用。”夺取雷马根大桥固然是一个激动人心、值得称道的壮举，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在计划一次大的作战行动时应把这种碰运气的事当作一种可以预见的因素来考虑。当巴顿的第3集团军于3月22日在南面的奥彭海姆跨过莱茵河时，他喜不自禁，要求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消息，这也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德国人在莱茵河东岸组织不善的脆弱防御，艾森豪威尔的“辽阔战线”战略也有随时出现成功突破的可能性。
然而，蒙哥马利还得估量第二个问题。除了他那时时萦回于脑际的从北面直捣柏林的想法之外，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需要考虑。英国的目标是确立其在德国北部的存在，解放荷兰、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在俄国人向西渗透之前占领波罗的海沿岸重要的港口。所以，蒙哥马利同布莱德雷手下的将军们不一样，他不仅要确保成功地渡过莱茵河，而且得保证部队跟得上、站得住，这样才能把英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即其部队）放到棋盘上正确的位置。这种跟进并非易事。英国人在向前推进200英里之后到达易北河畔时，已建造了200座桥梁。越过这么多河川的进军，需要大量的物资储备。蒙哥马利不仅要保证渡过河，而且要向他认为是军事上（他的上司认为是政治上的）极端重要的地区挺进。蒙哥马利如果像霍奇斯和巴顿一样轻率行动，那他就是缺乏负责精神了。他不能这样，他必须作一些预先安排。
不用说，蒙哥马利是竭尽全力去完成任务的。这次战斗由英国第2集团军的两个军和美国第9集团军的一个军遂行。如果说，德国人在阿登攻势之前的欺骗伎俩还比较出色的话，那么与蒙哥马利这次行动的伪装相比就有点小巫见大巫了。他们做到了在伪装的掩护下，大量的人员、装备运到暴露的沿河一线而不被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阿莱曼所用的办法的重演：让敌人知道进攻点，但看不见进攻者。下述统计数字表明蒙哥马利当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11.8万吨各种各样的供应物资必须秘密屯集；发起进攻前的第一周中，662辆坦克、4000辆坦克运输车和3.2万辆其他车辆必须大部分在夜间进入阵地；皇家海军的36艘登陆艇也要通过欧洲大陆的公路运来。美国集团军屯集了不少于13.8万吨弹药。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在阿纳姆发生过的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在直接支援方面的错误，需要就3月24日上午从英格兰飞来的英国第6空降师和从巴黎地区飞来的美国第17空降师的空降作出复杂的安排。3月23日夜间，当3500门大炮向莱茵河对岸轰击以掩护蒙哥马利精心筹划的突击时，上述一切部已顺利完成，其他许多辅助工作也进行得十分协调。当然，如果没有空中优势这一决定性因素，这种协调肯定会遭到破坏。只有引起敌人的注意，才更容易欺骗敌人。
首相当然出席了这最后一场“大表演”战役行动并且生动地描绘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对于他来说，这也是一个圆满的收场。从1940年起他就为之奋斗的一切现在在他的眼前实现了。丘吉尔对他所常说的他的将军们总是毫不留情的，他常与他们争吵作对，但蒙哥马利幸存下来了，而且现在能在这里请他的首相登上一条船，将他送到一个他一直在合法地梦想着其毁灭的国度。当我想到温斯顿·丘吉尔横渡莱茵河时，我记起了W·H·奥登的诗句：
对失败者，历史可能发出悲痛的叹息，却不能有所帮助或赦免！
我也想到了那个不屈不挠的人物，在那胜利的时刻，他心里一定是甜滋滋的。
蒙哥马利，这位精心布置战斗的大师，取得了像数学家们在解一道数学难题时所取得的那种圆满结果。大量的人力、物力带来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损失极小。物资并没有浪费。兵力得到了合理使用。到3月27日，他的几个集团军已越过了莱茵河，建立了宽35英里、纵深20英里的桥头堡。英国第2集团军伤亡3968人，美军伤亡2813人。但是，已建立的立足点异常稳固，俘敌1.6万多人。就像在诺曼底一样，蒙哥马利取得了他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须取得的胜利，没有出什么差错。现在英军已顺利地越过了莱茵河，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美国人也以压倒优势的力量过了河；在东面，俄国人正在迫近柏林的大门。
蒙哥马利对自己成功的反应是合情合理的，这种反应没有超出他所理解的盟军当时的计划范围，即尽快尽远地向东挺进，第一步到达易北河，第二步，向柏林推进。为此，3月27日，蒙哥马利给他的集团军司令们发出如下指示：左面英国第2集团军以宽大正面向前运动，其北翼直指汉堡；美国第9集团军在右面向前推进，目标是马格德堡，然后准备与美国第12集团军群配合，摧毁鲁尔。与此同时，加拿大第1集团军将扫荡荷兰的残存被占领区，并沿海岸线向易北河冲击。各部队行动不得迟缓，装甲部队和机动部队要全速前进。这是一个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方案。3月27日6时10分，他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今天我向各集团军司令发出了东进作战的命令，现即将开始行动。”电报在陈述了作战计划细节之后，最后写道：“我的指挥所将移往威塞尔-明斯特-温登布吕克-黑尔福德-汉诺威，然后沿着公路到达柏林，我希望如此。”当丘吉尔收到这封电报的副本时，对于最后几个词的含义当然感到十分振奋。丘吉尔对俄国人粗暴践踏雅尔塔协议的举动深表关切，他终日在盘算，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打下一些坚实的基础，借以处理军事胜利的政治后果。他对俄国人抱有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可说是日渐增强。对于丘吉尔来说，头等大事该是盟军首先攻入德国首都。然而，一个意外的障碍随即出现了。虽然蒙哥马利给各集团军的指示正确地贯彻了当时仍然明显地是官方的意图，但事实上，他操之过急了。因为只有最高统帅才能指示部队按照他的命令向柏林发起最后进军，而艾森豪威尔现在（在英国人看来，是灾难性的）却改变了西线战事最后阶段的整个作战方针。在这新的作战方针中，柏林已不再是一个目标，而且，艾森豪威尔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他有相当充足的理由来作出这种计划。
首先，艾森豪威尔是在一个政治真空中行使职权。当时的形势正如切斯特·威尔莫特所扼要说明的那样，“3月底以前，雅尔塔协议中用以检验行动的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已被俄国人所违反或置之不顾”。在3月份的后两周内，由于斯大林毫无根据地指控美国人和英国人在与德国人进行可能导致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上投降的预备性谈判，试图从俄国人背后插一刀，所以罗斯福一直忙于同斯大林进行频繁的书信来往。此时丘吉尔就俄国人的问题打电报给美国总统说：“如果让他们认为我们怕他们，或者会被吓得屈服，那么，对于未来同他们的关系我真感到失望，其他方面更是如此。”但是，艾森豪威尔对“大同盟”如此迅速地致命地走向崩溃这件事却毫无所知。他从罗斯福或马歇尔那里没有接到任何政治性指示。按照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艾森豪威尔只是战场上的司令官，他的任务是通过军事手段取得军事上的对敌胜利。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他就是按这一准则看待自己的职责的。如果他的军事决断受到出于政治原因的（是否正确，尚是疑问）批判，那么，不是他而是他的上司要对此负责。
其次，不要忘记，当初制定从北面进行主要冲击的战略计划时，俄国人距柏林尚远。但是，他们的早春攻势以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向西推进。现在的形势是，西方盟军还在距德国首都200英里以外的地方，而朱可夫已出现在奥得河上，离德国的心脏不到40英里，与此同时，俄国其他强大的兵团正在他的两翼齐头并进。俄国人向柏林的推进后来是停下来了，但是从军事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当时比英军、美军所处的地位优越，只要愿意，他们随时可以夺取柏林。除此之外，由于东、西方盟国的战线逐渐向一点会聚，因而可能发生意外冲突，导致不幸事件，这种危险也时时缠扰着艾森豪威尔。
再次，艾森豪威尔的判断被一件捕风捉影的事引入了歧途。这就是著名的所谓“民族堡垒”的神话。从许多渠道收集来的证据似乎表明，当时德国人打算在贝希特斯加登周围的山地要塞中进行最后的拼死抵抗。3月11日，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敌情摘要》说得非常清楚：“德国防御政策的主要动向看来主要是为了守卫阿尔卑斯山地区。”否则，如何解释德军统帅部在柏林处于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反而把第6装甲集团军这唯一的重要后备力量从阿登地区调往多瑙河地区呢？为什么“相当数量的党卫军和精锐部队”有计划地撤往奥地利呢？为什么“纳粹政权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和人物”已经在“堡垒”地区安顿下来了呢？还有许多不祥的说法，如说什么德国人还有更秘密的武器，有许多能容下军火工厂的大山洞，还准备成立一支由受过游击战专门训练的青年人组成的地下军，等等。虽然，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就像《英国官史》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通过对我们手头现有的德国当时的材料进行分析，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的‘民族堡垒’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作战人员的想象。”但在当时，艾森豪威尔觉得有必要考虑这种可能性也是很自然的。而且，在艾森豪威尔收到蒙哥马利3月27日电报的同一天，他在兰斯的办公室收到了马歇尔的一封信。这封信也要求艾森豪威尔注意“防止（敌人）形成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区，南方的崇山峻岭地区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地区之一”。因此，马歇尔征求艾森豪威尔关于“把美军迅速推向纽伦堡-林茨或卡尔斯鲁厄-慕尼黑一线”的意见。这封来自他所尊敬的上级的信必然对他的思想变化起了某种催化作用。不管怎样，艾森豪威尔在3月28日的下午和晚上，发出了三封至关重要的电报。
第一封电报是一封异乎寻常的电报，是致斯大林个人的。电报发往盟国驻莫斯科军事使团，要求使团将电报转交给斯大林，并得到一个正式回答。因为，“为了尽快取得胜利，对我来说，了解俄国人的计划是十分必要的。”在此以前，艾森豪威尔同斯大林从未有过直接联系，而在这第一次联系时，他竟毫无戒备地向这位元帅泄露了自己的下一步打算，即包围鲁尔，然后在爱尔福特-莱比锡-德累斯顿地区与俄国人会师，如果可能的话，再往南一点在雷根斯堡-林茨附近（“从而防止德国人在德国南部的‘堡垒’中进一步顽抗”）会师。为了防止出现任何混乱，他要求协调盟军与俄国人的行动，因而要求了解情况。第二封电报发给马歇尔，报告自己的行动与决心，第三封电报发给蒙哥马利。但没有给伦敦去电报。
给蒙哥马利的指示是这样开头的：“我原则上同意你在鲁尔以东与布莱德雷会师的计划。……一旦你部和布莱德雷部在卡塞尔-帕德博恩地区会师，第9集团军将回归布莱德雷指挥。”在这封电报和后来的一封电报中，艾森豪威尔都详细地阐述了他已通报给斯大林和马歇尔的新的作战意图，在第二封电报中他还说：“你会注意到，在我的意图中我没有提到柏林。对于我来说，那块地方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我对此从来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只是消灭敌人武装力量，摧毁其抵抗能力。”为了给蒙哥马利一点甜头，电报结尾时说：“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要大张旗鼓地尽一切所能毫不拖延地跨过易北河，推进到波罗的海岸边的吕贝克，封锁丹麦半岛。”换句话说，正像美国人常说的那样，蒙哥马利和英国人已被坚决地、毫不含糊地排除在最后一场决战之外了。
蒙哥马利被弄得目瞪口呆。因为过去艾森豪威尔在讲到作战意图时经常提到柏林，蒙哥马利也一直对此深信不疑，并且他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现在，面对艾森豪威尔的这样一个指示，他毫无办法，只得庄重地回电说：“从FWD18272号指示中我注意到，您打算改变目前的指挥结构。如果您感到确有必要，我求您在我们到达易北河之前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目下正在开始进行的伟大作战毫无益处。”（正是这封电报使艾森豪威尔把他的意图作了第二次更详细的叙述）。与此同时，蒙哥马利向伦敦报告说，第9集团军将要从他的麾下调走，还归布莱德雷指挥，布莱德雷将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冲击，参加最后的决战。蒙哥马利说：“我认为，我们将要犯一个极大的错误。”
这个消息传到白厅只能是火上加油，因为丘吉尔手中已有一份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电报的副本。该电报副本是通过第二种渠道即“参考资料”渠道送到白厅的。现在丘吉尔又收到了本来也应由最高统帅直接发来的新情况。一切都乱套了！艾伦·布鲁克用最尖刻的语言记述了英国人对这件事的反应：“首先，艾森豪威尔无权直接和斯大林对话，他的通信应通过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其次，他发了一个晦涩难懂的电报；最后，电报的含义看来偏离了盟国已经达成的一切协议的精神。”在蒙哥马利看来，在随后发生的伦敦、华盛顿和兰斯之间的三角争吵中存在的一个主要事实是，艾森豪威尔的策略并未发生什么变化。3月3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可了这件事，说：“德国的战斗正处于这样一种时刻，战场司令官最能断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最快摧毁德军及其抵抗能力。”但是，这种争吵所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这使艾森豪威尔感到迷惘、痛苦，因为他深信，即使是与斯大林通信，他也完全是在自己职权范围内行事。对于英国人对他的行动和指示的批评指责，他愤怒地向马歇尔发牢骚说：“我认为，这些都是我和我的顾问们每日每时研究的问题，激励我们的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早日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毫无疑问，这场蒙哥马利不是主角的争论使他与盟军最高统帅部和最高统帅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然而，对于艾森豪威尔本人和盟国来说，他的行动产生了一个预想不到的、非常严重的后果。斯大林一收到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就马上认为这是一个谎言。他推断，这只不过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隐瞒他们决心独自夺取柏林这一图谋的一个圈套。他立即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召回莫斯科开会，并在会上命令他们连夜拿出尽早占领柏林的计划。
斯大林立即作出反应这一事实简单而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人（具体地说就是艾森豪威尔）或英国人（具体地说就是蒙哥马利）关于柏林问题的想法是否正确。说到这里，人们必然要产生怀疑，因为蒙哥马利、艾伦·布鲁克以及一般英国人一向对艾森豪威尔的决断不屑一顾。也就是说，此刻人们必然要问，蒙哥马利在最高层能否将事情考虑周到。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当人们说蒙哥马利是我国自威灵顿以来最杰出的将军时，还得加上一句：他并不具有像威灵顿那样在维也纳会议上与塔列兰周旋的能力。博学的荷兰历史教授盖尔曾经指出：“谁都知道，说明一个错误比犯一个错误所花的时间要多得多。”但他用不着花多少时间就可以看出，蒙哥马利在考虑柏林问题时，坠入了机敏的劳埃德·乔治所明确说明的那个陷阱：“军人的政治判断是最愚蠢的判断。”
首先，蒙哥马利的军事思想极其自然地受其个人野心的影响，这一点几乎无可怀疑。他转战了许多地方才到达这里——柏林，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战利品，由他和他的部队来夺取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正如在罗马城下的马克·克拉克那样，蒙哥马利的注意力却转向了一个虚幻的目标。他跟丘吉尔一样，也受到首都意义重大那种罗曼蒂克谬论的影响。然而，严格说来，渡过塞纳河要比占领巴黎重要得多，突破古斯塔夫防线要比占领罗马重要得多。
其次，对于英国人来说，重要目标在其他地方：汉堡、不来梅、埃姆登等港口；久经苦难的荷兰、丹麦、挪威。要夺取柏林和扫清这广大地区的敌人，则需要美军的大力支援（实际上，当艾森豪威尔批评蒙哥马利在战役的最后阶段动作甚慢时，蒙哥马利曾激烈地反驳说，这是由于从第21集团军群中抽走了美国第9集团军的缘故）。但在1945年春天，让大量的美军去给蒙哥马利的桂冠上增添光彩，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在激烈争论这个问题的前几个月中更是如此。布莱德雷、巴顿、马歇尔和美国公众的想法与此大相径庭，而且理由充足。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考虑，这种考虑可以用“日食”一词来概括。“日食”是盟国关于胜利后瓜分德国的计划的代号。这个计划由来已久，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对此特别注意。早在1943年9月，由代表英国的威廉·斯特朗爵士、美国驻伦敦大使怀南特和苏联驻联合王国大使古谢夫组成的“欧洲顾问委员会”就确定了这个计划的大概内容，最后提出一项建议：战败的德国应分成三部分，分别由英国、美国和俄国占领。当然，在讨论过程中还提到了许多细节问题，这里就没有必要一一叙述了。总之，这就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并得到批准的基本计划，只是有一项重要修改，即也划给法国一块地盘。重要的一点是，该计划还提出了得到各方同意的处理柏林问题的建议。就像整个德国一样，柏林也将被瓜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个同盟国占领。但是柏林城本身将在俄国人控制和支配的区域之内。
蒙哥马利及其上司当然知道这项计划和协议。实际上，希特勒和有权看到落入德国人之手的一幅“日食”地图的少数几个人也知道这些事。约德尔司令部译制的该计划副本已在科尼利厄斯·瑞安所著《最后一战》（科林斯公司，1966年版）一书中刊印出来。该计划由德·甘冈签署，注明日期为1945年1月。
我感到奇怪的是，在那些评价蒙哥马利（实际上是丘吉尔）当时思想的出版物中，“日食”计划很少出现。然而，事实是，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就批准了“日食”计划，这个计划的一切内容对后来必须由英美集团作出的军事、政治决定必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首相和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所认为的那种第一个进入柏林的短期的政治上的好处怎么能和下述明确无误的事实相比：根据无法否认的、俄国人必然要向全世界公开宣扬的协议，西方进入柏林的大批部队必须很快地不体面地撤出去。
是艾森豪威尔天真幼稚吗？还是蒙哥马利被柏林的鬼火迷住了呢？我们事后才认识到，俄国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进入该城，他们手中握有确保长期占领的契约保障；他们有意志、也有力量在德国人垮台和其后的时间里，在被摧毁了的德国及其首都的俄国所得的那一部分土地上建立并保持冷酷无情的统治；在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英、美复员的部队将比俄国人愿意遣散的部队多得多，兵力优势在俄国人一边。十分有意思的是，在对西北欧战役进行总估价的《西线的胜利》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实际上是无保留地站在艾森豪威尔一边，而不是站在蒙哥马利一边。
渡过莱茵河之后，蒙哥马利迅速猛烈地向东挺进，但不如美军的挺进那样引人注目。在美军的军史中必然永远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当布莱德雷的第12集团军群进击到鲁尔附近并以两路大军夹击帕德博恩时，所俘虏的德军数目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次战役所俘虏的敌人都多。斯大林格勒战役也好，突尼斯战役也好，在统计数字上都不能与之相比。德军一名陆军元帅莫德尔自杀，另外30名将级军官和32万德军当了俘虏。
第21集团军群向易北河挺进并非易事。在易北河上暂停后，从易北河渡口到波罗的海的最后冲击（第6空降师比俄国人早到维斯马不过几个小时，这样就使丹麦、荷兰和德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免遭俄国人的渗透。）也是一项困难重重的事情。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但是各师的官兵却尝到了德国的少年和军士、军官训练营手中的“装甲拳头”（德国人的一种相当于火箭筒的兵器）的滋味，这些德国人被纠合在一起沿着盟军的进军路线设置障碍点。在这些最后的日子里，登普西在他的第2集团军前线部署了大约1000辆坦克，其中至少125辆被德国人击毁或重创，而大约500多辆受损严重，不能再用。许多优秀的军人战死。对这最后几周中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军人的调查，与对1918年8月初以后英军的进军情况的调查一样，是非常有教益的。那是这样一种时刻：胜利似乎近在眼前，但死亡的阴影仍在道路的下一个转弯处徘徊。蒙哥马利使其部队自始至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疲惫不堪。最后这些日子表明蒙哥马利是多么深刻地了解他部下的精神状态，他说服部下相信希特勒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未到达目标就不要准备去死。
关键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就在1945年5月4日下午6时30分，在吕讷堡荒野上的一个帐篷中，蒙哥马利在题为《在荷兰、德国西北部（包括所有岛屿）和在丹麦的所有德国武装力量投降书》的文件上签了字。帐篷中摆设简单，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张铺着军毯的活动桌上放着一瓶墨水和一支在商店中花两个便士就可买到的普通军用钢笔。”在五个德国签字者中，海军总司令冯·弗里德伯格海军上将事后不久就服毒自杀，另一个金泽尔将军，也开枪自杀。事情就此了结。
五十年岁月，日换星移，
和平之光掩盖了战事的回忆；
满怀豪情回溯峥嵘的往事，
喜欢冒险的小伙子会阵阵叹息。
夏日清晨、隆冬寒夜，
战火在他们胸中燃起；
唱一曲战士之歌吧，
这歌声豪放、刚强、活泼、粗野。
在那愤怒的进行曲声中，
尽是无知的悔恨与不羁的狂喜；
他们会羡慕我们令人眩目的经历，
只缘此刻杀戮已在地球上绝迹！
但是，在这亲身经历胜利的日子里，蒙哥马利心中深深知道，上一次大战时的英国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加上下面几句是完全正确的：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
抬起饱经风霜的脸面，
谆谆告诫他的子孙：
“战争是魔鬼，是瘟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