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军事行动：总体计划·第九

作者：罗纳德·卢因·英

出自————《蒙哥马利的军事生涯》

出自————《战争通史》

　　“嗯，这就是计划。它是行不通的，但你还得把它好好地搞出来!”

—— 引自帝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爵士）1943年春与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中将）的谈话

　　“目前还不可能立即入侵。”

—— 引自1944年6月冯·龙德施泰特陆军元帅的“形势报告”

　　 在1944年6月6日进攻欧陆开始日那天（“霸王”军事行动），需要1200艘作战舰只、4000艘各型登陆艇和约1600艘商船来保护、运送和供应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国部队。在登陆作战开始以前，在大不列颠三岛上集结了如此多的人员和物资，以致于艾森豪威尔这样写道：“人们当时开玩笑地声称，只是因为大不列颠上空不断地飘动着大量的拦阻气球，英伦三岛才没有沉入海里。”许多国家的300多万军队拥进了联合王国，其中约175万是英军，150万是美国陆军及其航空队。还有令人吃惊的1.3万架作战飞机，这还不包括用于训练和补充的数千架飞机，以及3500架滑翔机。这一大规模集结的阵势乃是广泛的、空前的努力的最终结果。那么，对于“霸王”军事行动的实力的根源，我们应当追溯多远才能找到呢？我们肯定应当追溯到大规模运送美军横渡大西洋的“波莱罗”计划，应当追溯到使“波莱罗”计划得以实现的1943年在大西洋上的作战的胜利。英、美空军对包括日益增强的飞弹力量在内的德国空军的各个方面的沉重打击，也对“霸王”军事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作出了巨大贡献。盟军在意大利北进的奋勇作战（从而将更多的德军部队吸引到意大利及其周围的地中海沿岸国家），也起了重要的牵制作用。还有发明家、破坏者、欺骗者和抵抗者也以其他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霸王”军事行动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要在这庞大的连续活动的体系中看出哪一个人有什么特殊贡献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蒙哥马利而言，由于两个原因我们却可以不费力地、肯定地说，他对“霸王”军事行动计划作出了特殊贡献。

　　 第一个原因与他的品格有关。在1944年的头五个月里，蒙哥马利那种天赋的善于抓住问题实质的才能以及明晰扼要地阐述其推理和意图的才能具有极大价值，不仅可为他所领导的各集团军识别任务并让它们理解它们的职责，而且对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家也有极大帮助。因为蒙哥马利所想的、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肯定的和明确易懂的，就像他过去在参谋学院讲课时一样，人们对他所讲的话的含义没有任何怀疑。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因为那个时期的许多讨论和辩论，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人之间的讨论和辩论都被一种犹豫不决和捉摸不定的阴影笼罩着。

　　 第二个原因是，蒙哥马利本人就是“霸王”行动的中心人物。在计划人员作出一切预测、计算和修改之后，总会到来这样一个时刻，这就是：“二等兵斯诺德格拉斯必须径直开赴前线了。”（这是韦维尔勋爵曾用过的一句不朽的著名的军队谚语）在进攻开始日的进攻发起时刻，成千上万名战士必须径直向着他们的战线行进、航行或飞行。几个月的辛苦准备，在军需品上花费的大量金钱，一切的牺牲和研究，都是为了这一关键时刻，为了在进攻开始日取得胜利。按照艾森豪威尔3月10日发布的一项命令，蒙哥马利“要负责制订计划和指挥参加这次战役的一切地面部队。直到盟军最高统帅给美国第1集团军群司令官划定责任区域为止……。”这实际上意味着在8月1日以前，即巴顿接管在诺曼底的美国第3集团军，布莱德雷接管美国第12集团军群以前，蒙哥马利将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对地面战斗全盘负责，而地面战斗是最重要的战斗。因此，在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意义上，有关“霸王”军事行动的一切言论或行动，都影响着蒙哥马利及其所指挥的部队。总之，在进攻欧陆开始日的总体计划的批准和执行期间，蒙哥马利是“霸王”军事行动的主要负责人。

　　 上面已经提到，蒙哥马利在新年前夕曾在马拉喀什他的卧室里审阅过“霸王”军事行动计划，并且断然地、正确地拒绝了这个计划。但这个计划已经经过了多次严格审查。在1943年8月中旬的魁北克会议之前，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就通过了这个计划。在魁北克会议上，经过多次讨论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作了这样的记录：“我们已经批准了摩根将军的‘霸王战役’的纲要计划，并授权他继续制定详细计划和进行全面准备。”丘吉尔也同意了这个计划，虽然他的军人气质使他正确地宣称：“应当尽一切努力为首次突击至少增加25%的力量。”他又说，除建议的那些登陆地点外，还应当在瑟堡半岛东部科唐坦海滩登陆。当时在考虑之中的、未能使丘吉尔、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信服的建议是这样的：对西欧的这次决定性进攻应当采取“突击巴约附近的诺曼底海滩”的形式，并且最初只用三个师进行突击。就我所能追溯的历史情况而言，当时谁也没有指出下述建议的不恰当性（这一建议已得到了最高军事权威机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承认），即“欧洲堡垒”的防线可以用一支规模小于第一次突击西西里海滩和萨莱诺海滩的部队来突破。为什么会制订出这样一个贫乏的计划呢？为什么这个计划要叫做摩根将军的纲要计划呢？

　　 这个计划的起因可以往前追溯许多年，而其来源则是多方面的。例如，我们可以在蒙哥马利的第9旅1938年在斯拉普顿桑兹（1944年许多部队曾在这里进行过诺曼底登陆训练）进行的业余性登陆演习中看到这个计划的雏形。我们还可以在一份著名备忘录的字里行间感觉到这一计划的精神。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我们绝不能让那种把法国人毁了的消极防御的心理习惯来毁坏我们的一切主动精神。让德国人把大量部队保持在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的海岸极其重要，我们应当立即着手工作来组织袭击那些其民众对我们友好的国家的海岸上的敌人部队……”

1940年6月5日

　　 然而，在这个计划的历史中，决定性的转折却是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发生的，在那次会议上英美两国的领导人决定：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的准备工作应当积极进行，为此应从这两个盟国的军队中抽调人员来组织一个参谋部，并由一位英国人充当参谋长，一位美国人充当副参谋长。在未任命最高统帅以前（这将延缓一段时间），这位主要军官的名称是“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4月1日，弗雷德里克·E·摩根将军受命担任此项职务，而一位对英军有深刻理解的美国军官雷·W·巴克准将则充当他的副手。摩根很快就把他的使用不便的称号简化为COSSAC（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而他那个迅速扩大的机构通常也就以这个代号知名。摩根这样写道：“这个机构的办公室只是诺福克大厦的一间空房间，这个房间就是我第一次与艾森豪威尔会晤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种预兆。办公室的设备只有我们在那个房间里找到的几张桌子和椅子。我们还有幸发现了几张纸和某人掉在地板上的一支铅笔。”但随着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开始发出指示，他的办公机构扩大了。这份指示经过讨论后变成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1943年5月25日的指示。该指示规定“霸王”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在欧洲大陆上夺取一个立足点，并从这里进一步实施进攻性作战。”还有一个补充指示规定在进攻发起日先用五个师实施登陆，接着两个师迅速跟上，另外还用两个空降师空降。还规定再用20个师进行增援。但是根据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参谋班子的计算，当时分派给“霸王”军事行动的船舶只能保障三个步兵师实施首次突击，而且还要降低装备标准。这就是首相在马拉喀什拿给蒙哥马利看的那个“霸王”军事行动计划所体现的实力。当然，这不是由于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任何过错而造成的。

　　 摩根及其参谋班子完全明白他们的计划是建立在兵力兵器都不充足的基础上，人员、船舰和空降用的飞机都不充足，为在开阔的海滩上登陆的部队提供给养的技术和设备也不足。“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但你还得把它好好地搞出来。”——这不是夺取胜利所应当采取的方法。摩根明白在上述一切计算中，最严重的缺陷是还没有任命最高统帅和缺少一个具有现代作战经验的地面战斗指挥官。摩根当时不得不与从1943年7月起就指挥英国第21集团军群的佩吉特将军打交道，该集团军群由英国的第2集团军和加拿大的第1集团军组成，是准备用来进攻欧洲的力量。佩吉特在训练即将横渡海峡进击法国的英军部队的工作中干得很出色，这是各方面的人士都承认的。但是他不具有蒙哥马利那样的现代作战经验。

　　 诚然，蒙哥马利在马拉喀什之所以能够立即看出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计划的主要缺点，正是由于他新近在西西里和意大利获得了实战经验。1944年新年那天，他把匆匆写成的关于这个计划的一个备忘录递交给了还没有起床的丘吉尔。这个备忘的第二节非常重要，在这里有必要引用全文：

　　2.最初登陆的正面太窄，局限于过分狭窄的地带。

　　此后将有更多的师不断向同一些滩头拥来。到进攻欧陆开始日后的第24天，在同一些滩头上登陆的兵力将达24个师之多。到那时，要管好这些登陆滩头将非常困难。混乱状况不会得到改善，而将日益恶化。

　　我的初步印象是：这个计划行不通。

　　 丘吉尔曾这样说道：他总认为拟议的作战计划有些问题，但因三军参谋长赞同，他也没有办法。现在一位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为他作了分析，提供了他所需要的情况，他很是感激。

　　 “要有一位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这是问题的要害。参谋长们放过了的东西（美国人无疑是由于急于想开始横渡英吉利海峡；而英国人也许仍然牵挂着地中海战场，只想把北面的第二战场作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予以保留），却被一个即将指挥这场战役的思想高度集中的人一下子抓住了 [ 注：原文为按约翰逊的原则抓住了。约翰逊有这样一句名言：“先生，我敢说如果一个人在两星期内就要被绞死，那么他会令人惊奇地集中精力去思考。”——译者 ] 。

　　 艾森豪威尔尽管对这个计划有保留意见，但要他抓住问题的实质是不可能的，要他说出哪些东西是错误的，哪些东西是正确的和必须做的也是不可能的。下面我们将看到，蒙哥马利一回到伦敦就立即迅速敏捷地调查分析这个计划。从这时起，最高统帅的全权代表的存在，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人、一个必要时会吹胡子瞪眼睛的人的存在，就给进攻欧陆的复杂准备工作增加了一种新的推动力。

　　 比“用多少兵力登陆”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在何处登陆”的问题。关于这个战略根本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只能是一系列次要问题的答案的总和，而每个次要问题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哪些港口可以夺取来保障物资供应？什么地方可以肯定得到至关重要的战斗机的掩护？所建议的登陆滩头是否足够坚固，坡度是否适当？涨潮落潮的时间是否适当？如果你登上了滩头，你能够脱离开吗？海滩有没有出口？海滩后面是什么样的地带？海滩是否适于部队展开，以便扩大滩头堡并为增援部队腾出地方？有没有泛滥？如果有，在什么地方？前沿机场能够迅速建立起来吗？敌人部署在什么地方？敌人在当地立即可投入使用的兵力有多少？有多大的增援能力？通过轰炸和破坏活动可以把敌人与战斗地域的交通截断吗？

　　 蒙哥马利抵达伦敦后不久，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就向他和德·甘冈汇报了进攻欧陆开始日的最新计划。这次汇报清楚表明摩根及其参谋班子对上述所有问题都进行了大量研究。这可以用艾森豪威尔在《远征欧陆》一书中对摩根的评价来证明：“在我到任前的几个月里，他完成了大量的详细计划工作，积累了大量资料，为大规模进攻欧陆聚集了大量物资。”实际上，摩根自1943年初担任这个职务后，就注意了解英军各大小单位自1940年撤离法国以来所作的各种研究。例如，联合作战司令部曾进行了创造性的生气勃勃的研究活动。在1942年对迪耶普进行袭击之前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因为迪耶普这个港口不是凭空选定的。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研究的发展情况，正如唐纳德·麦克拉克伦在谈论海军情报的书《第39号房间》里所记载的：“在海军情报处的历史中有一件引人注目的巧合的事，这就是，他们在1940年6月选择来作他们的第一个原始海滩报告的那片法国海岸，就是后来他们为了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而加以研究和极其详尽地描述的海岸。草草几张附有说明的贴在对折的褐色纸上的照片，后来竟变成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述详尽、印刷精美的著作，印了好几千册。”

　　 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所继承的一切遗产中，最有价值的一份遗产可能就是一项连续研究的成果了。这项研究是在摩根受命之前由一个叫做“联合作战指挥官小组”的机构连续进行了几个月才完成的。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佩吉特以及空军总司令、海军上将伯特伦·拉姆齐爵士、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以及其他一些较次要的人物。在这些人的领导下，一个负责计划的参谋机构“总结了所搜集到的关于从荷兰到比斯开湾的全部滨海地区特点的详尽情报”。这项研究考虑了可能影响一支突击队及其对抗力量的每一个可以想象得到的因素。虽然摩根第一次向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军官们讲话时曾说“‘计划参谋部’这个词已经获得了一种极不好的含义——它只能生产官方文件”，但是“联合作战指挥官小组”所传下来的最后文件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份定名为“西北欧大规模战役的突击区域的选择”的文件驳斥了多点进攻的概念，在对地形进行了仔细考查后，确定诺曼底西部的塞纳湾为最好的主要突击目标。盟军最高司令部就是围绕着这一主要突击目标考虑问题的，交给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的那个计划就是建议用三个步兵师在空降兵的伴随下向塞纳湾的海岸突击的。

　　 虽然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已向蒙哥马利详细地介绍了这个计划，但蒙哥马利仍对此计划十分不满。他对目标的选择没有异议，但是在决定采纳这个计划之前，他下令进一步研究在布列塔尼以及科唐坦半岛两侧登陆的可能性。研究结果表明，塞纳湾更为可取，从那以后，塞纳湾就最后确定下来了。塞纳湾被称为“海王星”区域，因为“海王星”是进攻欧陆开始日的实际突击代号。在专门论述进攻欧陆开始日时，我将继续使用“海王星”这个词而不使用“霸王”这个词，因为“霸王”的含义更广泛一些。（顺便说一下，阿瑟·布赖恩特爵士在评论艾伦·布鲁克的范围广泛的两栖战略时，曾把后者叫做“海王星”将军，根据种种情况来判断，这个名称更适用于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认为，这个计划的根本缺点是进攻正面窄，突击力量弱，指挥安排不妥。因此，他建议扩大进攻欧陆开始日的进攻正面，以便能够从科唐坦半岛底部维尔河口以北区域延伸至奥恩河东侧。这需要由两个集团军并肩进攻，即第21集团军群在左面以三个师进攻，而美国的第1集团军则在右面以两个师进攻。原计划建议所有登陆部队均由一个军司令部或特遣部队司令部控制。经蒙哥马利修改的计划（包括在奥恩河另一边空降英国的第6空降师，在右面更远的地方空降美国的第82和101空降师）则提供了一个更强有力的、更简单的指挥结构。力量增强是显而易见的，而指挥结构更加简单则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军队都有自己的进攻和扩张战果的区域，因此供应物资和增援部队能够不混乱地进入各自的区域。该计划规定，为方便起见，美军应全部在右面登陆，因为美军部队都集结在联合王国的西部，而且直接从美国运来的人员和物资要在瑟堡（估计能在进攻初期夺取）卸载。此外，新计划的进攻方案能保证各个军控制自己的滩头区域，因而能使后续部队和增援部队的流动较为容易。最后，新的进攻方案还意味着，在蒙哥马利与各集团军司令官以及军和师之间有了正常的指挥系统。用蒙哥马利的话来说，就是“海王星”军事行动变得“干净利落”了。当然，这些新主意并不全是蒙哥马利一个人出的。例如，布莱德雷同样渴望在他的翼侧拥有空降部队，而摩根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要是他掌握的兵力兵器允许的话，他也会扩大进攻正面的。由于蒙哥马利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支持并且自己又担任着权力有保证的职务，他自然处于能提出坚决要求的强有力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蒙哥马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按照军事逻辑制定他的计划，然后又假设额外需要的兵力兵器能够想办法得到。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但由于海军上将拉姆齐和空军上将利-马洛里同意这个修正的计划，这个假设得以实现了。这两个人分别在海军问题和空军问题上向艾森豪威尔负责，但在他们所管辖的领域内兵力和兵器却严重不足。要额外提供几个陆军师来扩大进攻正面或加强增援力量并没有多大严重问题，要提供舰只和飞机则十分困难。

　　 按照“海王星”军事行动的计划，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后24小时内要投下三个空降师，这意味着还需要增加200架运载部队的飞机，而且这些飞机必须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前两个月就在英格兰准备好。此外，为了给额外增加的运输船队和扩大了的作战区域提供空中掩护，还额外需要八个战斗机中队，但这些要求都满足了，比满足海军上将拉姆齐的要求容易得多。

　　 艾森豪威尔到伦敦正式就任最高统帅后，他的三个部属于1944年1月21日把“修正的纲要计划”呈送给他，并获得了他的批准。接着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认可了艾森豪威尔的批准。于是“海王星”军事行动和“霸王”军事行动就开始显得现实化了。有了最高统帅及其司令部（称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简写为SHAEF。在艾森豪威尔的坚持下，该司令部设于伦敦郊外的布西公园。本来应当是设在靠近斯坦莫尔的空军总司令部的布西疗养地的，但美国工兵部队把地址搞错了）；有了陆、海、空_三军总司令，并且全已任命和行使职权；有了切实可行的计划，于是一切便开始显出很干练、很有希望的样子。只是舰船严重短缺，这是拉姆齐的一个头痛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1月21日的会议上以及在1月23日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建议时，至少采取了两个步骤来表明他是在行使最高职权了。首先，他承担责任，否决了空军总司令利-马洛里提出的关于放弃在科唐坦半岛底部的泛滥地区西面空投空降部队的主张。利-马洛里声称，德军在这个地区部署有十分强大的高射炮部队。因此必须预计空降部队的飞机和人员的损失会高达75%。蒙哥马利不仅不同意利-马洛里的预测，而且重申了他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到了布莱德雷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投下空降部队，英军才能毫不迟延地夺取至关重要的瑟堡港。艾森豪威尔支持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而反对利-马洛里，这样，下面我们将看到，在“海王星”军事行动结束以前，他又给自己找了一个麻烦。鉴于执行新计划所必需的船舶严重短缺，他的另外一个决定性行动是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建议，将“海王星”军事行动推迟一个月，并将“铁砧”行动降为仅起恫吓作用的军事行动。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提一下“铁砧”军事行动，是因为从珍珠港事件到对日作战胜利日这一时期中，该行动是分散英美两国战争领导人的注意力的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 [ 注：研究这些争论的人将会发现，1944年4月28日“伊斯梅将军致首相的备忘录”十分有趣。该备忘录叙述1944年1～4月间“霸王”军事行动和“铁砧”军事行动的讨论情况，作为附录7刊载于约翰·埃尔曼的《大战略》第十卷中。 ] 。虽然争论的事情大部分与蒙哥马利的经历没有直接联系，但在“海王星”这个特定问题上，“铁砧”行动的影响却是极其巨大的。“铁砧”军事行动是用两个师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军事行动的代号，是用来密切配合北面的“霸王”军事行动的。人们提出了许多强有力的论点（比如夺取马赛作为在美国集结的许多师进入欧洲的港口）来支持这一军事行动，但这些论点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即美国人特别是马歇尔不喜欢卷入在意大利的作战。这个问题的要害是，“铁砧”需要登陆艇，如果该行动与“海王星”军事行动同时进行，那就不可能把登陆艇从地中海转移到英吉利海峡，因而就不可能部分地弥补当时计划人员所面临的登陆艇的巨大缺额。由于蒙哥马利扩大了进攻正面，海军上将拉姆齐还需要约150艘扫雷艇、240艘战舰和1000艘登陆艇。在1943年12月的开罗会议上就已经确定（当然，这一确定是与尚未修改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计划有关）：在“霸王”军事行动中，英国应提供所需的全部军舰，而在所需的3323艘登陆艇中，美国只需提供1024艘，或者说，只需提供美国1943年底登陆艇实力的5%。英国的造船厂长期以来一直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再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实际上，为了履行对“霸王”军事行动所承担的义务，建造1艘航空母舰、4艘驱逐舰和14艘快速舰的工作已经往后推迟三个月以便能够建造额外的75艘坦克登陆艇。但这场激烈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它被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搞得乱七八糟，这个技术问题就是英国的计划人员和美国的计划人员对于登陆艇的装载潜力有不同的看法）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1944年2月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把“霸王”军事行动进攻开始日从5月1日推迟到5月31日，从而多赢得了一个月生产登陆艇的时间。2月25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又一致同意，为了帮助“霸王”军事行动，可以推迟“铁砧”行动。但是直到3月24日才最后作出决定：“铁砧”军事行动应延缓到“霸王”军事行动完全成功，可以把登陆艇送回地中海时为止。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直到“海王星”军事行动开始前两个星期还没有最后解决的长期争论是完全没有必要进行的。（在这几个月中，蒙哥马利由于被一种崇高的有感染力的信念所鼓舞，也许没有受到这一争论的很大影响。他具有一种认为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强烈信念。但是，由于事情捉摸不定，犹豫不决，以及进攻正面的改变却使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的参谋人员疲劳到了极点，因为他们每天都要为两栖作战成败所系的大量的细致计算操心。蒙哥马利曾公开宣布说，他的许多参谋人员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筋疲力尽了。）然而，这种紧张状态是由一场完全没有必要进行的争论引起的，因为登陆所需要的登陆艇盟国并不缺少。美国海军总司令、著名的海军上将金在他的《1941年——1945年战争中的美国海军》一书中这样写道：在1944年5月他拥有可供使用的登陆艇31123艘，但他只勉强地给“霸王”军事行动提供了2493艘。即使我们承认太平洋战争的性质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一数字仍然是一个盟国在这种不可取代的作战设备方面所作出的十分不成比例的贡献。这个盟国在理论上（虽然在实践上并不总是如此）一贯坚持说，联盟的最优先的任务是消灭纳粹德国。要是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在1943年春天，或者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任命前后就已经得到了任命，像这种作战上的困难问题可能早已揭露出来，并且早已为之奋斗，从而有充裕的时间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因为登陆艇并不是海军的唯一问题。为了提供拉姆齐所需要的额外的240艘军舰，海军部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比如减少对大西洋运输船队的护航，扣下开往远东的军舰，从地中海召回一些舰只，等等。直到4月15日，美国海军上将金才被迫交出3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22艘驱逐舰，从而救了英国海军的燃眉之急。提供额外需要的商船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这不是由英美两个盟国共同努力提供，主要负担落到了英国人身上，许多船不得不从通常运煤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海岸船队中抽调。

　　 从上面几页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些辩论和争吵怎样直接影响了蒙哥马利及其任务，怎样直接影响了“海王星”登陆行动的成功，怎样直接影响了登陆行动在诺曼底发展为一个可据以对德国发动全面陆上进攻的牢固的占领区。蒙哥马利这样写道：“已经有了一个一致同意的计划（也许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以后，我把细节问题交给德·甘冈和他的参谋班子去做，而把我的主要精力用来确保我们要使用的武器是适于作战的武器。”这样，他又再次应用他那经过考验的方法了：集中精力考虑主要方针，然后让参谋班子去制订细节计划。这样，他就有时间从事其他工作。1944年春天，蒙哥马利动身去做以往英国远征军的任何一位指挥官都没有做过的事：他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筋疲力尽的旅行，这些旅行使他能够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不仅向他所领导的并掌握其命运的大部分军人解释他的方针，也向大量平民、特别是在工厂中加班加点工作的工人解释他的方针。这是一次周密筹划的活动。蒙哥马利使大家同意他的计划之后认为：“下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使每个人对高级指挥官产生信心。”为此，他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这样蒙哥马利就加强了军队对自己的信心，巩固了人民对军队的信任。在1944年，除蒙哥马利外，没有一个活着的英国人（丘吉尔除外）能够采取这样引人注目的行动。布鲁克肯定不能，斯利姆肯定不能，佩吉特肯定不能，蒙巴顿尽管很有手腕，也肯定不能。诚然，采取这样的行动需要有声望，但也需要一种能够弥合高级将领与普通人之间的鸿沟的纯朴的性格，而且还需要热爱自己的职业。毫无疑问，蒙哥马利对自己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是很感动的，就像一个真正的演员一样，他的观众使他十分兴奋。

　　 这种自我介绍的确使他十分自鸣得意，增大了他生来就有的虚荣心。他的虚荣心原来发展很慢，但随着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自大起来了，他的虚荣心也跟着膨胀了。例如，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描写他的朴素的惊异心情的话，那段话是叙述他在班加西停留期间如何对开罗进行一次短暂访问。当他在圣乔治大教堂读日课时，他“引起了一阵轰动”。他这样评述道：“发现自己出了名，这真是一段奇妙的经历。如果我否认说，这不过是个玩笑，岂不荒谬可笑！”在西西里战役之前，他曾对伦敦进行了短期访问。在访问期间，当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圣保罗教堂的感恩礼拜时（理由是他到伦敦访问是保密的），他的反应则是：他知道人们已经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人了。他这样写道：“然而，使我又惊又喜的是，我所到之处总有大群人跟着。这件事使我体会到，假如我在许多人中受到欢迎，那么我在某些圈子里就不一定太受欢迎。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事情似乎是这样，阿莱曼战役的胜利把蒙哥马利过去被抑制着的讨好观众的愿望以及激发观众（或观众的大多数）的真正才能解放出来了。在那时以前，他的这种愿望和才能只是部分地表现在他的精彩的讲课中以及他的一些非正统的训练计划中。然而，他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前几个月里所作的这种“竞选式”旅行，虽然有其作用，却在一些人士当中引起了忧虑。在军人俱乐部里，有人在交头接耳地议论这件事。就连丘吉尔也不得不在1月19日，向伊斯梅发出这样一个备忘录：“现在似乎该就发表演说这件事向将军们和其他高级指挥官重新发一个通知了……近来，演说和会见似乎搞得太多了。”在议会里，有些政客开始怀疑一个潜在的竞争者正在忙着为自己未来的事业构筑讲坛。现在回顾起来，上述怀疑似乎是荒唐可笑的，虽然在当时它可能有一点根据。很明显，如果蒙哥马利真希望进入政界的话，那么他在1945年以后的经历表明，他这样做将是灾难性的。（欣韦尔勋爵是一位机灵的观察家，他在1947——1950年担任陆军大臣时，蒙哥马利当帝国参谋总长。有一次他这样评论那个时期的蒙哥马利：“……作为一个指挥作战的将军，他是很卓越的。作为一个人，他直率、诚实。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却十分幼稚。”美国的情况与英国不同。美国人由于头脑中有着对军人-政治家的民族记忆，有充分的理由来考虑“麦克阿瑟当总统”的种种可能性。（他们终于选择了艾森豪威尔。）但是在情况完全不同的英国，像这样担心蒙哥马利是毫无根据的。总之，就像在阿莱曼战役之前一样，这些不懂得如何鼓舞现代的、复杂的、民主的社会的国防军的人，由于对蒙哥马利在欧陆开始日前的所作所为缺乏鉴别力，把蒙哥马利给曲解了。

　　 蒙哥马利的方法很简单。他乘坐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曾经使用过的“轻剑号”专列，不拘形式地访问了将要参加“霸王”军事行动的每一个部队，并且计划到5月中旬的时候能够和100万以上的官兵讲话，检阅这些官兵，同时自己也受这些官兵的检阅。他不仅要检阅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而且还要检阅美国人、流亡者、自由法国人、波兰人以及比利时人。通常他每次检阅万把人，缓步从他们旁边走过，使得每个人都能见到他。然后，他站在吉普车头上，叫他们站到他的周围，轻声地告诉他们将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干。不管俱乐部里的绅士们可能气急败坏地说些什么，他的听众对这种做法的反应是十分良好的。比德尔·史密斯6月22日主动寄给他的一封颂扬信很好地概述了这种良好反应。这封颂扬信是《关于战斗中的美国部队的态度和思想状况的报告》的摘抄，有关段落如下：

　　对于最高指挥官的信心空前高涨。登船待发的大批战士异口同声地把蒙哥马利将军当作英雄来崇拜。他们一致认为，除了友好、真挚的感情和朴实的作风吸引着全体官兵外，最使他们感动的是（据我所知，这近乎传奇），将军“看望了部队的每个战士，告诉我们说，他比谁都急于早日结束战争，让大家回家团聚”。这留下了热情而难忘的印象。

　　 他的高级军官却得到了与此大不相同的感受。早在1月13日蒙哥马利就把他属下的几个集团军的将军们（英国第2集团军的登普西；美国第1集团军的布莱德雷；加拿大第1集团军的克里勒；美国第3集团军的巴顿，但他的部队不属于第一攻击波）召到设在圣保罗学校的司令部开会。在会上，他向他们“吹了吹风”，——这是蒙哥马利使用的另一个特殊词汇，意思是向他们介绍他的作战原则以及他指挥作战的方法。这次会议可以和纳尔逊在致汉密尔顿夫人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他在特拉法尔加战役前训示手下舰长们的一次会议相比。“当我向他们解释‘纳尔逊应付难局的策略’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受到电击似的……它很新颖，它很独特，它很简单！它一定能成功。”

　　 这次会议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为了进行“霸王”军事行动，需要对师的结构进行一些调整。这件事虽然过去曾向陆军部报告过，但该部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蒙哥马利同意他的将军们的意见；下令立即进行调整。但是有几个陆军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把蒙哥马利这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不合常规的行动报告了他们的主子。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至少是个具有像蒙哥马利那样坚强而独立的性格的人。当他听到蒙哥马利采取这种行动时，感到十分生气，而生气的格里格是很可怕的。然而，两个人在一起共进了午餐，蒙哥马利向格里格解释说，要办的事情很多，而时间又非常紧迫，请他原谅他操之过急，于是两人开始建立了终生的友谊。这个插曲的重要意义在于，就“组织机构”而言，蒙哥马利已经达到了他在军事上一贯谋求的目标：他已建立了一个牢固的基地。布鲁克作为帝国参谋总长是他的支持者；首相对他十分友好；现在他又与陆军大臣交上了朋友。他的这个圈子是很美满的，甚至英王也开始喜欢他了。英王最初由于蒙哥马利在沙漠上出动大群人来欢迎他以及蒙哥马利不注意装束而弄得很不愉快，但后来也把蒙哥马利的这些做法看成为一个“大厨师”的怪癖而加以接受了。

　　 蒙哥马利试图通过检阅来鼓舞士气的部队有三种类型。第21集团军群——英国的日益衰落的人力所能提供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它属下的部队经历了战争爆发以来的一切陆上战斗。其中包括：第7装甲师，该师有许多官兵是老兵，他们自韦维尔在1940年和1941年的非洲战役中消灭意大利军队以来，甚至在这之前就开始服役了；富有作战经验的第50和51高地师，它们在沙漠上以及在西西里和意大利都作过战（当然在上述三个师中都有许多新兵）；第3师，像第50高地师一样，经历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洗礼；1940年曾留在法国作战的一个高地师，但它的伤亡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当它在阿莱曼战役中重新投入战斗时，实际上已是一个重新改编的部队了；第43和第15苏格兰师或第11装甲师，多年以来它们一直在英格兰待命和接受训练，但它们在诺曼底登陆以及随后的战斗中证明其战斗力和战斗热情并不逊于受过更多战斗锻炼的兄弟部队。蒙哥马利曾采取措施把一定数量的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调往作战经验较少的部队来传播作战经验，这是一项棘手的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蒙哥马利还把一些由于年龄或其它原因而不适合作战的军官解了职。（当然，这种解职并不都做得很恰当。在我那个团里就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军官被解职了。当我们的师在阿罗芒什登陆的时候，他参加了欢迎我们这个后续师的游行队伍。自进攻欧陆开始日以来，这个军官一直在一个滩头勤务队服役。）然而，应当用正确的观点来看待这种解职。到1944年8月底，已经被解职的有一个集团军指挥官、21个军长中的3个军长和83个师长中的36个师长。

　　 除了鼓舞军队外，还要鼓舞人民。蒙哥马利坚信，要使他的战士的战斗意志不因大后方人民的淡漠无情或怀疑态度而遭到削弱，要使今后战争的供应物资和弹药不因工业人员倦怠而受到限制，就必须对精疲力竭的、对战争感到厌倦的公民进行鼓舞。（这里应当指出，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参谋班子在考虑宣传和士气问题时，曾建议“尽早任命一些多才多艺的人物在驻英格兰的英军中担任职务，这样他们可以把人民当中所十分缺乏的活力通过军队传给人民”。蒙哥马利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折不扣地贯彻了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的这一要求。）因此，在军需部的赞助下，蒙哥马利访问了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加班加点生产“霸王”军事行动所急需装备的工厂。他的讲话的主题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在前线作战的士兵，还是国内生产线上的工人，我们都属于一支伟大的军队。工人们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一样重要。我们的共同任务是把工人与士兵连成一个整体。”在25年以后的今天，这样的讲话听起来就像学校的发奖仪式上的讲话一样陈腐，但我们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评价它，并把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在发生“弹药危机”时不能有效地给人民鼓劲进行对比。

　　 蒙哥马利在国内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把他引到了许多奇怪的讲坛，——至少对一个军人来说是奇怪的讲坛。例如，1944年2月22日，他在尤斯顿车站向铁路工人的代表发表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说，因为铁路工人的合作极其重要。他这样写道：“当我讲完以后，铁路工会干事们表示保证给予全力支持。”3月3日，他到了伦敦港口，向大约1.6万名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和驳船工人讲话。接着是参加全国储蓄委员会主持的“向军人致敬运动”，这次运动于3月24日在曼森大厦举行的午宴上达到了高潮，宴会上的主要演讲人是格里格和蒙哥马利。蒙哥马利这样写道：

　　“我决定在讲话中号召全国人民鼓励军队为伟大事业而战。”

　　 “霸王”军事行动的宣传教育工作在4月7日和8日在蒙哥马利司令部举行的为期两天的演习中达到了高潮，盟国各集团军的将领们都参加了这次演习。最后作战计划于5月15日在圣保罗学校由艾森豪威尔呈递。几年以后，布鲁克对艾森豪威尔进行了这样的责难：“（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和一个很好的协调者，但不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官。我曾经观看过许多次战役计划的呈递，特别是蒙蒂所主持的呈递。艾克可能是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能够召唤不同的演员来扮演不同的角色，但他不是一个能够控制和指挥所有演员演戏的导演。几天以前蒙蒂的表演就与艾克的表演完全不同。”这不是公正的评论。正如一个戏剧批评家指责某演员把一个不适合他扮演的角色演糟了是无礼的一样，掌握适合于一个集团军司令官任务的各个细节并不是艾森豪威尔的职责。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艾森豪威尔来考虑，他的主要职责是运用远见卓识和品格，来在他所辖部队的各种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保持有效的团结。顺便说一下，蒙哥马利对艾森豪威尔却有较好的评价。他说：“在整个这一天，艾森豪威尔都表现得极好。他很少说话，但他所说的话都是高水平的，而且非常得体。”但是，英国人对于蒙哥马利的“演习”指导却没有任何怀疑。布鲁克的反应是：“精彩极了。”一致的意见是，这位总司令向他的高级部属表明，他完全掌握了“霸王”军事行动。

　　 蒙哥马利解释道，从陆军的观点来说，“海王星”区域分成五个独立的部分或登陆点，每个登陆点都用一个代号来加以区分，并分配给一个不同的部队。在“海王星”军事行动完成以后，第二个主要步骤是进一步采取进攻行动以便把这几个部分联成一片，形成一个滩头堡。按从西向东的顺序，这几个登陆区域是：“犹他”区，分配给美第4步兵师（瑟堡半岛，维尔河口以北）；“奥马哈”区，分配给美第1步兵师（从“犹他”区右翼至贝桑港）；“戈尔德”区，分配给英第50步兵师（从“奥马哈”区右翼至普罗旺斯河）；“朱诺”区，分配给加拿大第3师（从“戈尔德”区右翼至梅尔河上的圣欧班）；“斯沃德”区，分配给英第3步兵师（从“朱诺”区至奥恩河）。已集中了两支海军特遣部队，一支用来保障美军的登陆，一支用来保障英军的登陆。按照分配的任务，每一个步兵师在进攻发起时刻都将得到各自的“海军突击部队”的支援。空中支援将采取大规模的和多样的形式，这里我只能用下面的话来加以概括：在这一天，按照周密的统一计划出动的重型、中型和轻型轰炸机、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部队运输机和运输机、海岸司令部飞机、侦察机以及海空救援飞机的数目，英军达到5510架，美军达到6080架，总计11590架。这就是蒙哥马利能够向他麾下的将军们提供的进攻欧陆开始日的概略图景。但是怎样扩张登陆后的战果呢？将军们可能要问，登陆后我们将往哪里打呢？蒙哥马利的回答既明确、又谨慎。

　　 蒙哥马利5月15日第二次呈递联合作战计划时所讲的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他说：“隆美尔已于2月间就任荷兰与卢瓦尔之间海岸地区的指挥官。现在很清楚，他的意图是不让我们实现任何突破，要把‘霸王’军事行动击败于海滩上。隆美尔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坚定的指挥官，自他接任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将竭尽全力使我们‘再尝一次敦刻尔克滋味’，这就是，不打算在他选定的地区打一场坦克战，而是利用德军前沿地区的坦克来完全避免坦克战……我们必须打到岸上，然后抢在敌人能够调来足够的预备队把我们赶走以前在那里建立一个牢固的滩头占领区……我们必须迅速夺取地盘，向内陆进击……一旦我们能控制住格朗维尔-维尔-阿让唐-法莱斯-卡昂一线敌人的主要翼侧，并把包围住的地区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那么我们就能掌握我们所需要的滩头占领区，并可向外扩展。”

　　 这就是“霸王”军事行动的主要意图，加上拉姆齐和利-马洛里所谈到的海、空军将提供的支援以及各集团军指挥官和其他指挥官的讲话，应该说，“霸王”军事行动的目标是明确而肯定的了。特别是我们还可以把上面所引用的话与蒙哥马利向他的部属作的有关战略方针的两个声明（一个明确，一个不明确）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但这两个声明后来被极大地误解了或歪曲了，结果新闻界，更严重的是盟军最高司令部和白厅，都对蒙哥马利的领导才能表示怀疑。实际上，在今天看来，蒙哥马利关于他的战略和意图所作的声明是十分清楚的，只有怀有恶意的人或愚蠢的人才会误解它们的含义。也就是说，正如下一章将要显示的，蒙哥马利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后对作战的指挥与他在进攻开始日前发布的声明几乎完全符合。

　　 第一个战略声明关系到整个诺曼底战役的基本战略原则，这个原则是如此确实而简明，以致于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不可理解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又是不适当的。蒙哥马利把卡昂城及其邻近区域作为盟军整个战线必须围绕着它旋转的枢轴。德军一定会拼死命保卫卡昂，或者在该城被夺取后努力收复它，因为卡昂是诺曼底地区的主要交通中心。如果第21集团军群能够在卡昂周围吸引住和消耗掉大部分德国装甲部队，那就能使盟军战线的其余部分越来越向东弯曲延伸，直到最后加拿大第1集团军突进到鲁昂北面的塞纳河边，英国第2集团军突进到鲁昂与巴黎之间，而美军则突进到巴黎以南。可以看出，这一战略原则将使英军卷入一场进展缓慢的“激烈战斗”，只能攻占很少地盘；而美军一旦击溃敌人的相对说来较小的最初抵抗后，就有机会实现引人注目的突破，它的装甲部队可以向东猛冲。切斯特·威尔莫特简单明了地这样说道：这一战略原则美国人应当是能理解的，因为用他们的“南北战争”时期的术语来形容，这一战略原则使英军担负起格兰特的艰难作战任务，即“战斗前进的任务”，而美军则担负谢尔曼的比较迷人的骑兵奔驰的任务 [ 注：格兰特和谢尔曼均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北军著名将领。——译者 ] 。巴顿这位即将带领美国第3集团军疾驰作战的司令肯定早在1月13日蒙哥马利召集各集团军司令官介绍情况的会上就理解蒙哥马利的意图了。因为据德·甘冈回忆说，当巴顿知道他在战役开始阶段不能挥师前进的时候，他显出垂头丧气的样子；但当他“听到他的任务将是攻入布列塔尼半岛并利用美国第1集团军的突破来扩张战果后，他高兴起来了，并告诉我说他将怎样收拾这些‘婊子养的狗崽子’”。

　　 第二个引起混乱和误解的原因是所谓的“阶段线图”。阶段线图是蒙哥马利的参谋人员早在4月间就制订的一种图表 [ 注：参阅L·F·埃利斯著《西线的胜利》一书第一卷357页和359页上的略图1.2.3。详图见蒙哥马利著《从诺曼底到波罗的海》一书中的地图2。 ] 。这种图表能提供醒目的如何扩展滩头堡的概略预测。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地形图上画出的一条条曲线，分别表示在进攻发起后第17天、第20天、第25天、第35天和第60天的预计进攻点，以及各集团军在进攻发起后第90天在塞纳河上的最后位置。阶段线图的缺点在于，它们主要是一种业务工具，如果使用不当，是会产生不良后果的。它们有两大用途。每一个指挥官在计划一场战役时，对于进攻发展过程中他可能到达何处至少必须有一个大致概念（在考虑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后）。因此阶段线图作为一种用图形来表示希望的工具，对一个估计到一切可能的意外情况的指挥官是有用处的。但是对那些不了解计划以外可能发生的事（这些事指挥官每天都在考虑）的人来说，阶段线图显然会引起误解。（也许应在所有地图上打上商业通信中使用的“错漏不在此限”的符号）实际上，阶段线图是对可能性的一种合理的估计，而不是保证书。因此，对负责困难的后勤预测的人来说，阶段线图是非常有用的。码尺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不管多么易损，总比没有码尺要好。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在“霸王”军事行动中，那些并非外行而是地位很高的专业人员竟把阶段线图上的有条件预测作为确实的诺言来看待。蒙哥马利的看法是：“虽然我心里想着在发起进攻后90天内我必须到达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但我认为对整个进程中的中间估计是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的。”

　　 蒙哥马利在5月中旬的一次讲话中曾指出，隆美尔的防御策略既能为盟军制造许多不便和麻烦，又能作出对盟军有利的事。蒙哥马利对隆美尔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会作出何种反应的判断已证明是正确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对隆美尔的1944年总方针的判断也是正确的：“不打算在他自己选择的阵地上打坦克战，而是把他的坦克部署在前沿来完全避免坦克战。”蒙哥马利认为，他的情报处长威廉斯准将对隆美尔的意图的下述判断异常重要：“如果隆美尔不能在海滩上‘给我们送行’，那他将设法把我们‘隔离’在海滩上。”这就是德军指挥部在诺曼底所采用的战术。当隆美尔在7月中旬由于受伤而不能指挥作战时，要改变这种战术已经为时太晚了。作为一种抵抗方法，这种战术对蒙哥马利的进攻十分有利。德军本来是可以采取其他种战术的，但在非洲遭到了几次失败的隆美尔对丧失空中优势的坦克机动战已完全绝望了。他认为驻西欧德国空军的弱点根本无法克服。因此，他作为负责防御荷兰地区的德军司令官，认为部署在奥斯坦德和勒阿弗尔之间的第15集团军以及部署在勒阿弗尔与卢瓦尔河之间的第7集团军采用他的“在海滩后部署坦克”的战术能够取得成功。他反对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和西线坦克集群司令盖尔·冯·施韦彭伯格所共同持有的观点。这两人都想采取把大量坦克保持在后方，一俟判明敌人的主要突击点后即狠狠地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正统战术。

　　 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隆美尔的防御计划的其他方面。自从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接管“欧洲堡垒”西北海岸的防御以来，他就用罕见的精力和才智来改善被愤世嫉俗的冯·龙德施泰特称之为“宣传之墙”的无效能状况。在内陆布设地雷的速度提高了三倍，在盟军进攻欧陆开始日前共布设了约500～600万颗地雷。对可能的空降区域的空中侦察照片表明，浑名为“隆美尔桩砦”地区的面积惊人地增大了。所谓“隆美尔桩砦”就是由楔入地面的、彼此相隔很近的许多大木桩构成的森林，这些大木桩能够把滑翔机的底部刮破。然而，最使人烦恼的则是，有迹象表明敌人在海滩上的活动已经加强。

　　 从2月份起，情况就变得很清楚，敌人在每一个可能登陆的海滩上修建了各种形状、各种大小的障碍物。研究表明，这些障碍物分成以下几类：“菱形拒马”，用七英尺长的钢梁捆绑在一起，形成一组尖状物，可将登陆艇刺穿；一吨重的角锥形桩砦；带有一触即炸的地雷和爆破筒的桩子等。障碍物从高潮线开始设置，逐渐向海里延伸，到6月时，已经快设置到半潮线了。这样一来，登陆艇的艇长在登陆的最后几秒钟内可能碰上的问题大大增加了。但这些问题与蒙哥马利及其海军顾问们面临的那个根本问题相比，就不算什么问题了。即使登陆艇已经进入海滩，几千人的登陆行动直至安全上岸的过程中所碰上的事也会使许多年的准备、计划和生产劳动付诸东流。因为，如果登陆不成功，那就不可能有后续部队。如果没有后续部队，那就没有增援。没有“海王星”军事行动，也就没有“霸王”军事行动。如果选择高潮线登陆，可以肯定，将有一大部分登陆艇被凿穿洞；如果选择低潮线登陆，同样可以肯定，在步兵通过德国炮火射击的开阔海滩时将发生一次新的盖利博卢惨剧 [ 注：盖利博卢，土耳其欧洲部分狭长半岛，长约80公里，伸入爱琴海，形成达达尼尔海峡西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海军为控制和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伊斯坦布尔，于1915年2～3月炮击该半岛，但人员、舰只蒙受重大损失。协约国军队又于同年4月25日登陆，企图占领该半岛，仍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后不得不于1916年1月9日撤出滩头阵地。这是一次失败的战役，故称盖利博卢惨剧。（见1982年版《美国百科全书》第12卷第252页）——译者 ] 。蒙哥马利权衡了所有的因素（其中包括海军根据在地中海支援登陆的经验所提出的强烈要求：应争取一个尽可能早的昼间光线时间以便能够观察火力）后，决定在高潮到来前的3时到4时之间，即在“微照”以后约40分钟时开始攻击。（“微照”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是指太阳低于地平线12度时的光线。）此外，蒙哥马利决定在第二批部队登陆时使用浮水坦克以便在步兵最无保护时为他们提供密切火力支援（这一决定后来证明是很英明的，因为使用或不使用水陆两栖坦克，结果大不一样）。

　　 上述关键问题已找到了满意的解决办法。但要解决敌人在海滩上的紧张活动所提出的更为重大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搜集情报很困难。德国人是否已把诺曼底最后定为他们有一切理由预计盟军将要进攻的最可能区域？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回答。其中一个最有可能成为事实的回答是建立在解释当时守卫加来海峡的隆美尔第15集团军的调动情况的基础上。这个集团军的各个师向西的任何重要调动对蒙哥马利及其情报人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英国人懂得，德国人就像他们一样肯定也会认为，对任何一个制订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计划的人来说，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从诺曼底进攻，另一种从表面看来更加有吸引力的选择则是从加来海峡进攻，因为从这里进攻具有海上航程短、登陆艇能迅速周转、得到战斗机掩护的机会多等优点。海岸上的大量防御工事、第15集团军的驻扎以及其他种种迹象都表明，德国人一直把加来海峡作为盟军最可能进攻的地点。但是现在呢？有理由怀疑德军已从加来海峡往西大规模调动了。假设希特勒已最后认定诺曼底是受到最大威胁的区域，他肯定要加强它的防御力量。虽然“宣传之墙”已经大大加强了，但驻扎在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从来没有被看作是精锐部队，而最靠近诺曼底的德军精锐增援部队则是第15集团军。

     　 这些数字的重要意义是，在1944年初的时候，第7集团军的坦克的数目是752辆；到4月底是1403辆；而到进攻欧陆开始日前后，则几乎肯定更多。

　　 如果蒙哥马利不仅仅根据情报报告，而且亲自观察德军对他所采取的两大欺骗措施作出何种反应，以此判断德军的心理状态，那他就更没有理由感到担心了。那两大诈敌措施是为了在盟军登陆以前和以后把敌第15集团军牵制在塞纳河以东而采取的。在欧洲盟军的总战略中有一个总的诈敌计划，而在这个总的诈敌计划中又有一个叫做“保镖”的计划是专门为“霸王”军事行动而设计的。它包括一个称为“坚韧”的行动，其目的是让德国人深信盟军的主要进攻将发生在7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即在实际的进攻开始日后六周多），而在主要进攻之前盟军还将从苏格兰入侵挪威（希特勒一直对盟军可能入侵挪威感到紧张不安）。与此同时，还散布了这样的想法：对诺曼底的任何攻击仅仅是一种佯攻。

　　 这一异常巧妙的诈敌计划是在英格兰东南部制造一个假象，使敌人相信那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集团军及辅助的空军部队。这一计划的执行借助于以往各种设施的残余和供登陆艇用的“硬海滩”等物，这些东西是上一年为了类似的目的而在这个区域修建的。当然在这个地区通常都驻有一些部队，但它们的数量却由于巧妙地使用秘密通信线路和利用新闻和外交手段而大大增加了（在敌人的想象中）。模拟了令人信服的司令部、兵营以及进攻用的装置；同时还把这个区域的无线电通信增加到人们可能预期的强度。蒙哥马利的前线指挥所在4月底迁移到了朴次茅斯，但是为了使“坚韧”行动显得逼真，将无线电信号通过陆上线路从朴次茅斯传送至肯特，再从那里播出。这一行动是如此有效，以致于隆美尔5月21日这样说道：“盟军的主要突击力量在英格兰南部和东南部集结，此事已再次为蒙哥马利的司令部位于伦敦以南所证实。”被欺骗的德国人认为英军的主要“战斗序列”在英格兰东南部（顺便说一下，英格兰东南部乃是德国空军能够进行快速脱离侦察的唯一地区），这件事以及下面的三个报告都是这一诈骗计划取得成功的铁证。6月4日，德军西线海军集群司令克朗克海军上将这样写道：他怀疑敌人是否已集结了具有必要实力的进攻舰队；6月5日，B集团军群记录道：敌人对敦刻尔克／迪耶普地区的集中空袭仍然表明，加来海峡是受威胁的海岸；而在同一天冯·龙德施泰特则在每周报告中写道：“斯凯尔特与诺曼底之间的主要正面仍然是敌人最可能进攻的地点。”

　　 航空部队的活动越发加强了这种欺骗作用。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在直接或间接地全力支援“霸王”军事行动的战斗活动中，在4月1日至6月5日期间一共损失了1.2万名官兵和2000架飞机。他们除了打击战略目标外，还打击靠近“海王星”区域的桥梁、铁路、雷达站、机场和海岸炮兵阵地。“海王星”军事行动从空军的活动中得到了无可估量的好处。因为，作为欺骗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空军是按一定程式活动的：每打击“海王星”区域的一个目标，必须打击加来海峡的两个目标。在选择打击的铁路目标中，大部分都在“海王星”区域之外。蒙哥马利应当特别感激那些如此细致地执行这种欺骗任务的航空部队，因为毫无疑问，许多人员和飞机是在执行“重复任务”的过程中损失的，是在打击那些并非重要的目标时损失的。要不是为了欺骗敌人，本来不一定需要那样做。

　　 在许多最后一分钟出现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应当在这里提一下。第一个问题是由首相引起的。由于首相始终不理解一支现代化军队与他过去所熟悉的军队之间的差别，他不断地埋怨战斗部队与行政后勤“尾巴”的比例问题。这个问题是他在5月17日的计划呈递仪式上发现的。当时，他给布鲁克三刻钟时间解释这个问题，但他仍然感到不满，并且在他的《回忆录》中流露了这种不满情绪。他写道：“例如，他们告诉我说，为了管理档案，需要让两千名军官和秘书横渡海峡，并且在登陆后第20天，平均每4.77人就需要一辆车。”蒙哥马利听说首相要向他的参谋人员调查这个问题，因此，他于5月19日邀请首相到朴次茅斯来与他的参谋人员共进晚餐。当丘吉尔到来的时候，蒙哥马利先把首相请到书房里，并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说，他不让他去盘问他的参谋人员。丘吉尔当时很激动，他知道自己输了。但他很快就恢复了愉快心情和仁慈，并和蒙哥马利一齐走出了房间，从列队静候的一群参谋军官的旁边走了过去。然后，他回过头来，眼里闪烁着光芒，简单地说道：“人家不让我和你们诸位先生进行任何讨论。”那天晚上，丘吉尔在蒙哥马利的纪念册上这样写道：

　　最伟大的冒险事业行将开始。我谨在这最伟大业绩的纪录中，表述我的信心如下：

　　一切必将成功。陆军的组织与装备将无愧于军人们的英勇和他们的首脑的天才。

温斯顿·S·丘吉尔

　　 对蒙哥马利来说，更严重的问题是利-马洛里在5月底又重新反对在西部空降。在尽早夺取重要的瑟堡港的作战计划中，在西部空降是个关键因素。在5月25日以前，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利-马洛里一致同意作出一项安排，为了消除利-马洛里的反对，第一夜的主要空投由第82和101空降师的伞兵实施，接着在第二天拂晓时机降100架滑翔机，黄昏时再机降200架滑翔机。5月25日，有消息说德军的一个师开到了分配给第82空降师的地域，因此布莱德雷强烈要求第82空降师应当在更东面一些的地方，即靠近第101空降师的地域空降，以便联合起来支援“犹他”区的登陆，否则“犹他”区登陆将不得不放弃。利-马洛里仍然反对空降，虽然蒙哥马利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负责“霸王”军事行动中空军作战的特德都支持布莱德雷，但利-马洛里还是亲自找艾森豪威尔交涉，并断然地说：如果进行空降，那将牺牲掉50%的伞兵以及70%的滑翔机降人员。但艾森豪威尔的决断是：整体比部分重要，“海王星”军事行动迫在眉睫，没有时间作重大改变了。于是，他下令按计划进行空降，从而给自己造成了比决定发动“海王星”军事行动更大的精神压力。在空降成功之后，利-马洛里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十分谦恭地承认了错误。但是在5月30日以前，一切都没有肯定下来，最后决定还有待作出。

　　 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必要条件，比如恰当的涨潮时间和恰当的月光，都只能在6月5～7日三天中实现。在这三天中，蒙哥马利认为，6月5日最好，6日中等，7日勉强可以接受，尽管7日的好处是，在第一批登陆艇登陆以前能有两小时昼间光线，如果过了6月7日，可以实施登陆的时间就要等到两周以后。

　　 看一下记事表就知道为什么推迟行动时间将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进攻欧陆开始日早在5月8日就由艾森豪威尔暂时确定了，而且这一决定直到6月初都没有撤销。因此，进攻开始日计划中的一些预备性行动已经开始进行了，5月31日，供“桑葚”人工港使用的仓库船已从苏格兰的一些港口开始它们的最后一段航行。6月2日，皇家“纳尔逊”号军舰离开斯卡帕往南航行，一支“炮击舰队”驶离克莱德，为“斯沃德”登陆点和“朱诺”登陆点标示位置的两艘袖珍潜艇已开始横渡英吉利海峡去占据它们的位置。在这一天，指挥官们与艾森豪威尔会晤了两次，以讨论日益恶化的天气情况。然而，预计的进攻欧陆开始日还是没有改变。6月3日又有两支“炮击舰队”和“罗德基”号军舰驶离克莱德，另一支“炮击舰队”驶离贝尔法斯特，而在那天晚些时候，突击登陆护航船队已从达特茅斯、索尔科姆和布里克瑟姆启航了。要让已经出海的这么多的舰船返航是困难的和令人厌恶的。然而，到傍晚的时候，气象前景变得如此恶劣，以致于推迟总攻日期看来已不可避免。但是艾森豪威尔要等到次日即6月4日凌晨开完会后才作出决定。由于6月5日的气象预报仍然令人泄气，艾森豪威尔打电报向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报告说，他已经把进攻欧陆开始日推迟到6月6日。特德说，推迟的主要理由是，只有使用势不可挡的空中力量才能保证进攻开始日的登陆获得成功，如果空军因气象条件恶劣而不能出动，进攻开始日就必须推迟。

　　 6月4日傍晚风暴变得更加猛烈了，这证明推迟行动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因此6月5日凌晨4时艾森豪威尔又再次召集各指挥官开会以便就次日是否行动作出最后决定。大多数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已经不止一次地描述过这次命运攸关的会议的情况了。他们描述气象主任海军上校斯塔格怎样在外面下着大雨、刮着大风的时候闯进了会议室向大家报告说，最坏的天气看来就要过去，今后几天会有较好的天气。接着艾森豪威尔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两手背在后面，头向前倾，陷入沉思。蒙哥马利显出十分不耐烦的样子，好像是说答案再明显没有了。但是答案要由艾森豪威尔作出。这是他必须作的最重大的决定，并非因为这个决定关系到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如果那样的话，那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决定），而是因为这个决定关系到自由国家和被占领国家的亿万人的生活，关系到他所代表的一切人的幸福。而在1944年6月5日凌晨，他却必须单独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他停止了踱步，说：“好，朋友们，咱们下吧。”然后，他走出了房间。由于责任重大，他心情十分激动。这种激动心情从他那天白天写在一张纸上的一项紧急通告中可以明显看出。通告的内容如下：“我们在瑟堡-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尚未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立足点，我已下令这些部队撤退。我是根据可供使用的最佳情报作出在此时此地攻击的决定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部队已本着勇敢和献身精神作出了一切努力。如果这次尝试有什么缺点或过失的话，那应当由我一个人来负责。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