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勒法山之战是一场典范的战斗·第三
作者：罗纳德·卢因·英
出自————《蒙哥马利的军事生涯》
出自————《战争通史》
每一次重大战役都是独特的。我们必须深刻了解实际情况。
—— 引自温斯顿·丘吉尔著《马尔巴勒公爵》
蒙哥马利接管第8集团军的指挥后，就开始处理他认为必须立即予以注意的四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在集团军内树立他的形象并恢复全军人员对集团军本身 及其高级军官的信任；第二项任务是审查指挥机构并砍掉那些他认为普遍存在的“朽木”；第三项任务是建立一个与他的性格和作战理论相适应的指挥系统；最后一项任务是对付隆美尔。蒙哥马利和奥金莱克一样认为，问题不在于隆美尔是否将进攻，而在于他将在何时向何处发动进攻。这场被公认为迫在眉睫的战斗将是他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必须打赢，决定性地打赢。
有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说，在大规模进攻欧陆开始日，蒙哥马利曾和海军上将拉姆齐一起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诺曼底去了解战斗发展情况。但当他们离船上岸的时候，两人都掉到海里去了。拉姆齐不会游泳。他们是被人们用吊钩给钩上岸的。拉姆齐对蒙哥马利说：“看在基督的面上，请不要告诉海军人员我不会游泳。”蒙哥马利回答说：“好！只要你也不告诉陆军人员我不能在水上行走。”正像大多数真假难辨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包含着一点真理。蒙哥马利过去和现在都强烈地认为，如果要让士兵们使出最大力量，就必须使他们绝对信任指挥他们投入战斗的人。蒙哥马利的这种信念可以追溯到1914年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排长率领着30名沃里克郡团的老兵随英国远征军开赴法国，第一次体会到被自己领导下的士兵估量是个什么滋味。他意识到，这些士兵想知道的是，领导他们的军官可不可以信赖，而不是会不会宠爱他们。士兵们是要去作战，他们的生命就可能掌握在这个人的手里。他能有效地照管他们的生命吗?
自那时以来，蒙哥马利一直持有这样的信念：一个指挥官的成败决定于他的能力，即最终为他的部属所公认的能力。但在1942年，蒙哥马利知道，他的沙漠集团军人员的素质，完全不同于他在1914年率领赴法的常备兵和后备兵。现在他统率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官兵中大多数人都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能够独立思考。他们想看看这位从英格兰来的陌生新指挥官是个什么样的人，本事如何。他必须到官兵中间去，让他们认识认识，听听他的讲话（他当然懂得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一次明显的胜利）。本着这一信条和这些考虑，他在就职后的最初几天就尽一切可能视察了许多部队。
但是在他本人下部队以前，他的精神早已传到部队去了。8月13日下午六点半钟，蒙哥马利从他的第一次重要的沙漠巡视（这次巡视给他提供了一个参谋长，使他提前接管了第8集团军，并有可能对两个军即第13和第30军的军长作出评价）回来后，就在他的指挥篷外，在傍晚的一片凉意之中，向第8集团军全体参谋人员作了一次讲话。蒙哥马利事后这样写道：“我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说我希望同大家见面谈谈。正如他们所知道的那样，我已经发布了一些命令，并且将继续发布命令。‘决不后退’的命令意味着作战方针的根本改变。他们必须明白我的方针是什么，因为他们将处理具体的参谋工作。如果要就地作战，那么防御阵地必须有纵深。所有的运输工具必须撤回后方。弹药、水、口粮等必须贮藏在前方地域。为使‘决不后退’的命令有实现的可能，第8集团军需要更多的部队。在后方，尼罗河三角洲有大批部队守卫，但埃及城市的保卫必须通过这里的阿莱曼战斗来实现……”像这样重要的讲话和命令很快就在前线传开了。也许传闻所起的作用就像他本人亲自到场一样大。让人传播那种最有利于本人事业的传闻，不就是领导者的一种领导艺术吗?
接着蒙哥马利对他所谓的“朽木”进行了处理。他迅速地、公正地撤换了一些人，补充了一些人。蒙哥马利信奉艾森豪威尔在将美国第2军移交给巴顿时所阐明的下述原则：“如果你已经对某个人完成任务的能力有所怀疑，那就一刻也不能让他留在负责的岗位上……处理这类事情比起其他事情来往往需要更大的勇气，但是我希望你在这方面保持头脑完全冷静。”蒙哥马利是有这种勇气的，他的头脑也是十分冷静的。科贝特和多尔曼-史密斯被撤职了，接着又撤换了另外一些人。（多尔曼-史密斯后来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但他常做一些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得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名声。）拉姆斯登被撤了职。不久，第7装甲师的伦顿也被撤职，原因是他和集团军司令官第一次会晤时就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在即将发起进攻时，唯一需要决定的问题是，由谁率领装甲部队向隆美尔进攻。蒙哥马利告诉他，“我们的坦克将不发起进攻，而是让隆美尔自己撞上来”，这时，伦顿犯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他竟坚持己见而和蒙哥马利争辩起来……于是，在哈勒法山战役后，他就被约翰·哈丁接替了。蒙哥马利物色了剑桥大学年青的教师E·T·威廉斯，准备让他当未来的情报处长。这个人挑选得很得当，后来威廉斯一直是蒙哥马利的主要情报官，直到战争在德国结束为止。蒙哥马利还撤换了另一个指挥官，此人对蒙哥马利说，他的部队由他的副手负责训练；但后来他的副手又向蒙哥马利报告说，负责训练的是他的指挥官。于是，这位指挥官就被撤职了！炮兵指挥官也被解了职。蒙哥马利对我说，为了支援对阿莱曼的猛攻，他希望能够像使用“一个由800门炮组成的炮连”那样使用整个炮兵部队，能够根据需要大规模地转换炮击目标。他认为那个炮兵指挥官不能理解这种集中火力的办法，而是固执地想把炮兵分散在各处使用，像过去在沙漠作战时那样。
蒙哥马利采取措施清除了被他诊断为“朽木”的那些人，并以晋升或从英国调进的手段引进了一些年富力强的人。他从英国调奥利夫·利斯来接管北面的第30军，调霍罗克斯来接管南面的第13军，调柯克曼准将任炮兵指挥官（他认为柯克曼是英国陆军中最优秀的炮兵军官）。他本来还打算把迈尔斯·登普西调来指挥计划成立的新装甲军，但亚历山大劝导他说，一下子调来三个新军长未免太过分了，这样他才放弃更好的选择而让拉姆斯登这个曾经指挥过第一装甲师的沙漠战老手来当新装甲军军长。但这一切绝不是毫无目的的清洗。历史记录表明，总的说来，蒙哥马利是一个精于选拔部属的人。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何一个集团军的参谋机构恐怕都不能同蒙哥马利的媲美。蒙哥马利与他的前任不同之处在于，当情况需要时，他能够做到极端无情。在他到达沙漠后的第三天，他去看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相识伯纳德·弗赖伯格（新西兰第2师师长）。他们两人单独在沙漠上散了一会儿步。蒙哥马利向弗赖伯格概述了他的方针。弗赖伯格讥讽地说道：“和你在这里散步的可是一个‘厚道人’呀。”但厚道并不是蒙哥马利的行为准则。
蒙哥马利的自我宣扬和一些人的被解职对第8集团军产生了普遍的、有益的影响。由于这种自我宣扬，蒙哥马利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经常受到批评；他撤了一些人的职，有时也受到人们的批评。但是，这是第8集团军必须服的一剂药，这样做，从效果来看是正确的。当时，我是一个新到第8集团军的人，我立即就感觉到了一种难以确切表达的气氛变化。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是由一个不习惯于吹捧将军的外号叫“波普斯基”的人提出来的，此人就是优异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弗拉基米尔·佩尼亚科夫中校，他曾经建立了自己的“秘密部队”，长期在敌人战线后方活动。“波普斯基”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在侦察部队里我遇见了麦克马斯特斯，他以前在利比亚阿拉伯军队中是我属下的连军士长，而现在则是轻骑兵团的团军士长，是一个已当了十五年兵的头脑顽固的常备兵。他自然认为他的那伙军士长们就代表着英国军队，他当然会蔑视所有的军官。”麦克马斯特斯曾生动地描述了蒙哥马利有一次视察他的团的情况：“他先找军官谈话，然后又找军士谈话。他什么都向我们讲，他的战斗计划是怎样的，他要这个团做些什么，他要我做些什么。我们一定会做到的，阁下。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波普斯基”评论道：“我认为，一个有勇气把一些准将从集团军的参谋机构里解职的将军，一个知道怎样在军士长的心中激发起热烈的献身精神的将军，是不难打败隆美尔的，或者说，是不难赢得胜利的。”
在8月13日那次从亚历山大港外的十字路口往西的旅行中，蒙哥马利找到了他的新指挥系统中的关键人物。他敏锐地打量了德·甘冈后，便决定让后者做他的参谋长。他迅速地实施了这一决定。那天傍晚，在他的帐篷外召开的会议上，他向参谋机构的其他人员宣布，德·甘冈发布的任何命令都必须像集团军司令直接发布的命令一样予以接受，并且毫不迟疑地服从 [ 注：然而，蒙哥马利为高级行政参谋军官和各勤务主任保留了向集团军司令直接请示的传统权利。 ] 。蒙哥马利把很大的权力交给了德·甘冈。第二天早晨，当一个军官把蒙哥马利唤醒，交给他一份情况报告时，他再次明确了德·甘冈的职权。那个军官之所以来叫醒蒙哥马利是因为奥金莱克总是早晨醒来就阅读当天的“情况报告”。蒙哥马利告诉那个军官说，他不是奥金莱克，如果有什么事出了毛病，参谋长会向他报告的。蒙哥马利的直觉再次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这两个在性格的许多方面都截然不同的人之间的合作，直到战争结束都很密切。下面我们将看到，蒙哥马利有时由于做了蠢事、判断错误或感觉迟钝而陷入了圈套，德·甘冈曾不止一次地把他救了出来。
德·甘冈的任命是蒙哥马利不断寻求简单明了的办事方法的结果。蒙哥马利相信每个问题都有其实质，如果你能看透问题的实质，解决起来就不会有困难。他总是谋求用锋利得像激光束那样的智力来彻底查清问题的实质。一旦发现了问题的实质，他就能用干净利落、十分简单的言词向自己和向别人说明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讲话和文告从表面上看像是一些陈词滥调的部分原因。在这些讲话和文告中，他总结了他的智力探索的结果，但是他很少表达探索过程中的痛苦。他总是传达已经确定的东西。一旦他找到了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便抛掉一切怀疑。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勇气十足地、毫不气馁地指挥一次会战直至结束的部分原因。由于心中有数而满怀信心，他就能够在阿莱曼战役中把激烈的较量坚持下去。他知道他必须在那里打败隆美尔，而如果他能打赢这一仗，那么，其余战斗（他心中想着在地中海另一端的“火炬”登陆作战）“就不在话下了”。类似的坚定信念使他能够在诺曼底坚持他的“霸王计划”，而不理会那些愤世嫉俗者、半信半疑者或持批评态度的人。
蒙哥马利有这样一条格言：要是头脑纠缠在一大堆琐碎事务里，那就不可能有简单明晰的思想的。1940年他在法国对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的观察，是他观察一位指挥作战的集团军司令官的唯一经验。关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陆军元帅戈特子爵，艾伦·布鲁克曾在他的日记中令人绝望地这样写道：“遗憾的是，他的头脑全都用来考虑琐碎事情了。他在树林中逛来逛去，忙着剥树皮，你怎样也无法让他走出树林，看一看整个森林。”蒙哥马利主要感兴趣的是整个森林，因此他就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参谋长，尽管陆军部不同意设立这一职位。蒙哥马利曾这样说过：“我怎么能够协调沙漠战役的全部参谋工作呢?其他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干的，结果是他们看不清主要的问题……。”这样，一个非常沉重的担子就压到了德·甘冈肩上，把他的身体不止一次地拖垮了。但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
这样做也使蒙哥马利有可能进行另一项革新。根据这种革新，蒙哥马利在战场上依靠一个小型的“作战司令部”进行指挥。这个“作战司令部”设在离“主司令部”相当远的前沿地域，它是德·甘冈的活动场所，所有详细的计划和行政管理工作都在这里进行。在作战司令部里，蒙哥马利只保持极少量的参谋、通信、机要人员和联络官。他的原则是，他的作战司令部在编制等级上与下一级部队的司令部同级。这样，作为集团军司令，他的作战司令部就与他属下的军司令部同级；作为集团军群司令，他的作战司令部就与他属下的集团军司令部同级。这种做法不仅使蒙哥马利能够摆脱忙碌得像蜂房一样的主司令部，而且还使他能与实际指挥战斗的将军们保持密切的接触。每当蒙哥马利向一个部属，比如一个军长发布命令时，他总是要给更下一级司令部打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是打给师司令部），以检查他的命令的执行情况。蒙哥马利并不是一个像隆美尔那样的在前线进行指挥的司令官， [ 注：这不是说他逃避前线。有大量证据证明，必要时，比如在运动战中进行侦察时，他是会去前沿地区的。他曾经遭遇过许多次死里逃生的情况，但他都能保持镇静。 ] 但是他对属下的将军、准将以及上校们的能力和战绩都了若指掌，这是无可争议的。他曾这样说过：“务必懂得，人是各不相同的。英国达勒姆和纽卡斯尔的矿工、英格兰中部地区的人、伦敦佬、英国西部地区的农民、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他们都各不相同。有些人善于夜战，另一些人则喜欢白昼作战。有的擅长机动作战，另一些人则适宜在隐蔽地拼刺刀。因此，各个师都不相同。”
隆美尔还没有被打败。但是在分析隆美尔对哈勒法山的进攻以及蒙哥马利所采取的成功对策之前，有必要把这件事暂放一下，回过头来处理一个曾经长时间引起剧烈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奥金莱克向蒙哥马利移交第8集团军时，他和他的参谋人员头脑中所考虑的未来计划的性质是什么。
谁也不确切知道8月12日早晨奥金莱克把蒙哥马利带进了地图室，锁上门并下达了不许任何人打扰他们的命令以后，他究竟对蒙哥马利说了些什么。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这件事时说，奥金莱克的作战计划主要是维持第8集团军的“生存”，并且似乎是企图在隆美尔加紧进攻时向尼罗河三角洲退却。他没有进一步详述。但是，在其他场合，蒙哥马利又断然声称，他没有从奥金莱克那里接收任何具体计划。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的第一版中指责说，当时奥金莱克首先考虑的是向尼罗河撤退。但这种指责遭到奥金莱克及其副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的强烈反对，以致于蒙哥马利不得不加以修改。在他们的争论中，感情激动多于发表见解。这里，我只能按自己的看法把这一争论归结一下。
争论所涉及的主要文件是一份题为《对西非沙漠的形势估计》的长篇备忘录，它是多尔曼-史密斯1942年7月27日14点45分在阿莱曼为奥金莱克草拟的。整个备忘录作为附录一刊印在约翰·康内尔的《奥金莱克传》一书中。与本问题直接有关的段落是备忘录第18节——“战术方法与未来的编制”：“B.第8集团军可能不得不对付敌人的一次机动出击，敌将由其坚固战线的南翼侧向盖塔拉洼地-塔卡高地一线出击。因此，我们必须组织和训练一支以第7装甲师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机动翼侧部队……C.最终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开始进攻，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突破阿莱曼周围的敌人阵地。新到达的步兵师和装甲师必须为这种进攻和追击进行训练。”多尔曼-史密斯还估计在8月间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成功地发动进攻。到9月中旬，可能用两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来增援第8集团军。他这样写道：“这可能给我们提供一种优势，足以保证我们对那时可能已经构筑得很坚固的敌人防线进行正面攻击。”
毫无疑问，奥金莱克已经批准了这一具有积极意图的文件；奥金莱克的性格以及他在7月指挥部队把隆美尔打得停顿下来的那次战役也都是进取性的。蒙哥马利确实没有从奥金莱克那里接收过任何计划。德·甘冈在他的《战争中的将军们》一书中回顾这场争论时曾经明确地写道：“当他第一次遇见蒙哥马利并且谈到人们正在议论的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时，蒙哥马利回答说，“最好把这些东西都烧掉。”德·甘冈还补充说：“据我所知，他从未审查过当时存在的任何计划或估计。”
在我看来，答案是很清楚的。蒙哥马利暗示奥金莱克是个胆小鬼，这肯定是不公正的；他从不称赞奥金莱克在7月的防御作战，也是不公正的；而他拒绝给予奥金莱克的部队以“非洲之星”勋章则是一个严重错误。这是最令人痛恨的事。至于其他方面，这场争论似乎是一场名词术语性质的争论，是围绕着“计划”一词的含义是什么而进行的。简言之，我深信奥金莱克打算（正如亚历山大后来在他的《调遣》一书中所承认的那样）在哈勒法山把隆美尔打得鼻青脸肿，然后在阿莱曼打败他。我同样深信，当蒙哥马利接管第8集团军的时候，并没有通常可称为“计划”的那种详细作战方案。最后，我还深信，要是由奥金莱克来指挥哈勒法山战役和阿莱曼战役的话，尽管他有许多优点，也不可能打得像蒙哥马利那样好。我在下文叙述完8月30日夜间在阿莱曼战线最南端的地雷场上开始的战斗以后，将再折回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战斗呢?根据完全合情理的推测，对于处在当时境地的隆美尔来说，明智的方针应当是实施“兴登堡路线”式的撤退，即向西撤退许多英里到某个适当的防御阵地上，这样就能缩短过长的危险的交通线，更加靠近自己的基地。隆美尔有充分的合理论据。隆美尔希望避免他所谓的“机械化的静态战”，因为他懂得在这种作战中，“英国士兵的优点，比如英国士兵的顽强，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还看到，英国战线的北段和中段已经迅速地形成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箱形阵地，箱形阵地的南翼侧有宽广的地雷场，——这正好是一种发扬英国士兵韧性的部署。一次有计划的撤退将使英军这些精心构筑的工事完全失去作用。再者，隆美尔在人员和物资方面十分短缺：他的各个师总共缺员1.6万人，他的运输工具有85%是缺少备件的缴获车辆；他的战斗装备的数量比编制规定的少210辆坦克和175辆装甲运兵车；他的弹药十分缺乏；他的士兵的口粮质量极差。此外，马耳他已重新投入使用，使盟国能从空中和海上对意大利护航船队进行袭击，从而显著地提高了击沉率；而德国的许多空军中队则从地中海战线转移到苏联战线去了。隆美尔的燃料储备已经很少，而补充又没有把握。在这一点上，向基地撤退对隆美尔也是有利的。
但是，蒙哥马利却正确地判断隆美尔一定会进攻，因为不管支持撤退的理由多么充足，撤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希特勒就足以阻止撤退：是希特勒拒绝了隆美尔关于从阿莱曼撤退的建议；是希特勒在突尼斯的最后阶段，直到轴心国投降那天为止，都不允许救援他的久经锻炼的部队。此外，在8月份，德军的大战略计划看来仍然是可行的；在德军实施的大钳形运动中，苏联方向的大量德军将经过小亚细亚南下，与向前进攻的非洲军团结合起来，向盛产石油的地区和印度洋突进。在整个8月份，德军向俄罗斯南部发动的强大攻势在继续进行：迈科普8月9日陷落；皮亚季哥尔斯克8月10日陷落；莫兹多克8月25日陷落；诺沃罗西斯克9月6日陷落。对隆美尔来说，在德军向高加索的大规模攻势仍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就把这一巨大钳形攻势的另一端后撤，等于是令人不快地承认失败。
此外，那时隆美尔不仅疲劳不堪，而且有病。他的医务顾问曾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隆美尔患有胃溃疡和鼻病，血液循环也不好。隆美尔不宜再担任指挥职务了，他确已建议让古德里安来替换他，但遭到拒绝。实际上，在哈勒法山战役之前和战役期间，隆美尔的身心都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而他的对手蒙哥马利则是精神饱满、富于进取精神和自信。当时蒙哥马利的行动原则是：“我现在需要的是，按我的主张而不是按以前那些沙漠指挥官的主张来进行这次战役。”隆美尔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绝望和沮丧的心情进行他的最后一次冲击的。
蒙哥马利在防御方案中所应用的原则包含有若干重要的革新。第7装甲师的伦顿曾经建议把坦克“放出去”进攻，结果被蒙哥马利草率地解了职，这件事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蒙哥马利走得更远。他向第30军军长霍罗克斯下达了严格的命令，不允许该军的坦克从事近战，因为他已经在考虑（他的原则是，应当总是想着下一个战役）阿莱曼战役了，他要用第7装甲师来补充新成立的装甲军。就这样，蒙哥马利给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设计了一个英国军队从未设想过的陷阱，使隆美尔的进攻落得了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结果。蒙哥马利以新西兰师箱形阵地的封闭的南翼侧为基础（见图2），在箱形阵地与哈勒法山之间的缺口内部署了第22装甲旅，该旅坦克都在隐蔽阵地上掘壕固守。他把新到达的第44师的两个旅配置在哈勒法山脊，该师是蒙哥马利向亚历山大提出紧急请求，才从尼罗河三角洲匆匆调来的。第23装甲旅作为预备队配置在第22装甲旅后面。因此，这个陷阱的北缘是坚固的。第8装甲旅配置在哈勒法山脊以南一个靠后的阵地上，而第7装甲师的机动分队则担负小规模战斗任务，以保卫地雷场和向南的开放翼侧。
不管隆美尔采取什么样的进攻方法，这样的部署都能将他堵住。如果他朝正东方向进攻，那他将被第8装甲旅堵住，而第22装甲旅和两个师的炮兵将从其左侧猛击。如果他突破地雷场后向左侧出击，那他将面对配置在隐蔽阵地上的第22装甲旅，而在他的右面则是严阵以待的第8装甲旅。总之，不管隆美尔朝那个方向运动，都将被困住。当隆美尔被困时，英国沙漠空军的飞机将以密集队形对其轮番攻击，投下隆美尔所说的“地毯式炸弹”。
关于空军和装甲部队就谈这些。此外，炮兵肯定将以空前集中的方式使用——这将是阿莱曼战役的一次预演。据德·甘冈说，多尔曼-史密斯一直对“缺少真正集中的炮兵火力”一事进行批评。蒙哥马利不仅认识到需要集中炮兵火力，而且身体力行。（丘吉尔1941年10月7日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这样说道：“在这次战争中，第一个恢复炮兵在战场上首要地位的司令官将获得荣誉，炮兵的这种首要地位过去一直为重型坦克所取代。）蒙哥马利在哈勒法山确实又交上好运了。（由于戈特的突然牺牲，命运之神让蒙哥马利就任了集团军司令。在这个时期，人员和弹药源源运来，而他的对手则困窘、生病和萎靡不振。）此时在英格兰仔细地、连续地进行的用无线电同时指挥大量火炮射击的试验已经开始产生效果。（在这种技术的应用方面，英国直到战争结束都领先于德国。）然而，话又要说回来，过去拿破仑一方面希望得到运气好的将军，同时也要求将军们善于运用自己的好运气！
在这次战役开始前几天，集团军官兵都有一种特别镇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在霍华德·基彭伯格爵士的回忆录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霍华德·基彭伯格是新西兰官方编史家、当时的新西兰第5旅旅长。他是一位严厉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但他在希腊、克里特以及在沙漠作战初期当营长的经历，却使他变成了一个多疑和谨小慎微的人。基彭伯格这样写道：“他向我们详尽地说明了整个战役计划。我非常喜欢这一计划。我觉得它比以往任何一次战役的计划都高明。更令人高兴的是，我有了一种主意已定、镇静自若的感觉，这种感觉无疑是从集团军司令部那里感染来的。这是第一个典型的蒙哥马利式战役，一切准备活动都是在不慌不忙、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完成的。当德军进攻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霍罗克斯甚至举行了两次演习。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作为一个准备初次参战的年青军官，觉得把一切战斗行动都预先练一遍是多么的古怪、多么的不协调。但是霍罗克斯属下的一位旅长却告诉霍罗克斯说，当他需要知道在战役过程中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情况时，他就查找演习记录！
但是隆美尔却不镇静。拜尔莱因将军回忆说，隆美尔曾对他的医务顾问说过这样的话：“教授，我昨天作出的进攻决定，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其结果要么是我们在俄国的德军能够抵达格罗兹尼，而我们在非洲能够抵达苏伊士运河，要么是……。”苏伊士运河的确是隆美尔的最终目标。现在还保留着隆美尔当时亲自画的一张地图，该图表明德军第21装甲师将进攻亚历山大港，第15装甲师和第90轻装甲师将冲向开罗；然后，第15装甲师将占领苏伊士运河，而意大利第20军则将夺取尼罗河谷。鉴于隆美尔缺乏燃料，这个计划是与他的能力不相称的。这无疑是他的病所造成的，他的病态在这个战役计划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个计划要求非洲军团突破地雷场，然后连夜在七小时内通过未经勘查的土地，推进约30英里。隆美尔这样说道：“然后，战斗要迅速发展下去。这场决定性战役无论如何不能变成阵地战。”
事情正如预料的那样发生了。简直可以这样说，在哈勒法山战役的最初几小时内，隆美尔就打输了。实际上，英国沙漠空军在8月30日黄昏时就出动了，用“威灵顿”式飞机轰炸了隆美尔的装甲车停车场。当非洲军团在地雷场奋力开辟通道的时候，他们发现地雷场比预计的要宽得多、复杂得多。第一个通道直到8月31日凌晨4点30分才开辟出来。8点钟时，隆美尔接到报告说，进展仍然十分缓慢。第21装甲师的冯·俾斯麦将军被一颗地雷炸死，而非洲军团指挥官涅林也因受伤而不能指挥。拜尔莱因接管了涅林的指挥，并和隆美尔一起决定继续进攻。
这样，他们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而干了一件对蒙哥马利十分有利的事。他们本来应当立即掉头折回，但他们不这样做，却企图在夜间迅速地向东猛冲。其结果是，德军坦克纵队在地雷场进展缓慢，而英军第8集团军和沙漠空军则已完全做好准备，第8集团军的坦克已经开到战斗位置待命（第22装甲旅甚至在德国坦克纵队的正前方设置了引导哨），炮兵也已作好战斗准备。由于坦克在松软的洼地上行进非常浪费汽油，隆美尔采取了一个折衷方针，命令他的装甲部队向北作预定的左包抄运动，这样德军坦克就朝着英军第22装甲旅的隐蔽着的坦克开过来了。
“隐蔽着的”这个词实际上用得很不恰当。这些坦克是美国的“格兰特”式坦克，它们的75毫米炮安装在车身下部，在射击时坦克指挥官必须把坦克从隐蔽壕里开出来，这样实际上就暴露了整个坦克。这种技术缺陷在战斗中给英军带来了唯一的“紧张时刻”，英军的紧张情绪生动地再现在第22装甲旅旅长罗伯茨准将所写的一篇评述中。利德尔·哈特在他写的《坦克》一书中曾经引用了这篇评述：
现在我能够通过望远镜看见敌人了。他们顺着那排直通我们阵地的电线杆上来。敌人领头的坦克开了几炮，目标可能是我们的轻装甲连队。所以我命令轻装甲连队后撤，并且要撤得离我们远一些，以免把我们的阵地给暴露了。
它们开上来了，排成令人难忘的阵势……注视它们是很吓人的，就像注视一条蜷缩起来准备咬人的蛇一样。我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有几辆领头的坦克是马克-4型坦克，这种坦克过去通常装有短炮管的75毫米炮，只用来实施近距离支援和发射杀伤爆破弹，在前线通常是不使用的。但是这些马克-4型坦克却装有炮管很长的炮，一种很不寻常的炮。这肯定就是“情报人员”一直在谈论的长炮管的75毫米加强炮。
现在它们全都向左转弯了，面对着我们，开始慢慢地推进。看来，敌人的坦克大部分都集中在C·L·Y当面和步兵旅的反坦克炮当面。（这时，在这段防御正面集中了87辆德国坦克。）我用无线电预先通知了各部队，在敌人的坦克进入一千码距离以前不允许射击；不要多久它们就会进入这个距离了。几秒钟后，C·L·Y的坦克开火了，于是战斗打响了。
你一旦处于战斗当中，你就很难判断时间，似乎只过了几分钟，C·L·Y的所有“格兰特”式坦克几乎都开火了。德军新式75毫米炮的坦克给我们造成了很大伤亡。敌人的坦克停止前进了，它们也遭到了伤亡。但情况仍然严重。我们的防御阵地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我立即命令苏格兰龙骑兵第二团，要他们尽快离开他们的防御阵地来堵住这个缺口。这时，敌人的坦克又开始慢慢前进，已经开到了离步兵旅的反坦克炮很近的地方。当德军坦克进入几百码距离以内时，反坦克炮还保持沉默，接着突然开火，敌人遭到重大伤亡。但由于寡不敌众，一些反坦克炮被敌人碾烂了。
我请求炮兵紧急支援，炮兵立刻就向敌坦克开炮。由于炮兵的威力，加上敌已遭受伤亡，进攻被挡住了。但是苏格兰龙骑兵第2团现在在哪里呢?“快上来，龙骑兵，”我通过无线电喊道。“把你们的鞭子挥起来。”但一时没有看到他们越过山脊奔驰而来的任何迹象，而到天黑至少还有半小时。
这时一部分敌人已经开始向我们的左翼侧迂回，英军第5皇家坦克团已投入了战斗……。
敌人又在中央开始慢慢前进。炮兵是我军用以阻止敌人前进的唯一兵器，于是所有大炮就对准敌人轰击，敌人又被挡住了。接着，龙骑兵第2团越过北面的山顶开来了。虽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离开战场多久，但我却觉得这段时间很长似的。当他们在战场上出现冲下小山时，我通过无线电把当前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们对那个需要堵住的缺口很清楚，径直冲向那里去了。
实际上，形势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严重。那天早晨当霍罗克斯弄清整个非洲军团都已投入战斗时，就要求蒙哥马利准许他把他属下的后备队第23旅调出来使用。这个要求被批准了，于是这个装备着瓦伦丁坦克的旅就开上来防守第22装甲旅后面的反斜面，从而建立了良好的纵深防御。隆美尔迫于燃料短缺（原来允诺在9月3日以前给他提供的5000吨燃料中，有2600吨船在运途中被击沉，另有1500吨还留在意大利），在那天傍晚就放弃使用坦克了。这样，非洲军团就整整一夜在皇家空军的照明弹和炸弹以及第13军炮兵的轰击下停止了活动。翌晨，蒙哥马利查明隆美尔已不可能向东推进，就开始集中他的装甲部队。但这几乎已没有必要了。白天敌人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攻击，但远不如31日那样猛烈。6时40分，敌第15装甲师对哈勒法山脊进行了短时间冲击。7时5分和8时30分，又分别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局部攻击。在此期间，敌人还和英军第8装甲旅进行了一次剧烈交战。这场战斗是在第8装甲旅试图向西运动与第22和第23装甲旅集结时发生的。霍罗克斯牢记着蒙哥马利的指示，在损失了几辆坦克后就把第8装甲旅撤回了。
这天下午，蒙哥马利在预计胜利确有把握后，采取了两个预备行动。他下令制订计划以便开始“进行夺取主动权的反击”，并命令第10军司令部作好准备“以指挥一支追击部队……动用所有预备队推进到代巴。”后一个命令是用来迷惑人的，可能是一种安全保障措施，因为无论在战役之前、战役当中或战役之后，蒙哥马利都没有泄露过任何追击意图。第一个命令即“反击”命令规定新西兰师在9月3日夜间朝南进攻，同样是用来迷惑人的，这一点当我们在下面叙述进攻在中途停止时就会明白的。
隆美尔这时只剩下够用一天的油料了，因此在9月2日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撤退，并在3日加快了撤退速度。蒙哥马利拒绝了一切“要求坦克发起攻击”的请求（这使得他下达给第10军司令部的命令显得非常奇怪），并且实际上禁止霍罗克斯继续追击敌人和占领希迈马特高地。他说，要让隆美尔保留下那里的观察哨，以便德军能够看到英军准备下一个大战役时将要采取的各种欺骗措施。到9月7日，非洲军团已在英军原来的地雷场及其后方站稳了脚跟，于是蒙哥马利下令停止这次战役。
隆美尔的撤退丝毫也没有受到蒙哥马利在9月3日夜间发动的反击的影响。根据隆美尔的《书信文件集》来判断，他似乎并不知道蒙哥马利进行过这么一次“反击”。隆美尔这样写道：“其他英军部队，特别是新西兰部队对我们翼侧的所有进攻，都太无力了，没有达成任何突破，并且很快就被击退了。”这些进攻确实是无力的，这表明了蒙哥马利指挥上的弱点。蒙哥马利具有卓越的发动战役的才能，但值得指出的是，他发动的战役常常是“虎头蛇尾”地结束，——阿莱曼、哈迈、阿卡里特、法莱斯和阿纳姆等战役都是如此。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尽管蒙哥马利具有极其坚强的意志力，但某种抑制力量却阻止他用黑格在1918年8月告部队官兵书的精神去收获他初步胜利的果实。黑格的那个告部队官兵书是这样的：“一个月前这样冒险是犯罪行为，而现在则是尽职。”
在《从阿莱曼到桑格罗河》一书中，蒙哥马利是这样描述他此次反击的目的的：“我决定减少北面第30军作战地段的人员以便留出预备队，并命令第13军堵住敌人进攻部队曾经通过的我们在地雷场上开辟的通道。战斗应当从新西兰师的地段向南发展，并且应当有条不紊地、从容地分阶段进行。”好一个有条不紊地、从容地分阶段进行！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正在撤退的凶恶的非洲军团，确实古怪。非洲军团在9月2日就开始撤退了，3日情况已完全明朗。这是对非洲军团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最好时机，否则将一无所获。然而，这件事却办得很不认真。两个新西兰师，其中包括完全没有作战经验的第44师的132旅和两个坦克连（分别属第46皇家坦克团和第50皇家坦克团），在夜间开进了穆纳西卜洼地。这一“开始关闭隆美尔部队的后门”的作战行动搞得一团糟，是由一支很特别的混合部队担负攻击任务的。
有作战经验的新西兰人，特别是毛利人，在夜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第二天早晨，他们不得不向后撤退，因为第50皇家坦克团的那个坦克连迷失了方向，连长碰上了地雷，全连遭到了严重伤亡，损失了11辆坦克。第132旅的伤亡也很大。尽管有经验的新西兰人多次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他们还是把非装甲车辆前出得过早过远，以致卡车被敌人击中起火，从而为敌人炮兵照明了攻击目标。加之在硬土面上很难掘壕隐蔽，结果发生了一场大混乱。那天夜里，第132旅伤亡了700人，这个数字在第8集团军整个战役伤亡总数1700余人中占了很大比例。（在这次战役中，德军损失了约2900人和49辆坦克及装甲车辆；英军损失了67辆坦克。其中13辆“格兰特”式坦克尚可修复。但英军在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
人们有时争论说，在哈勒法山战役的后期，蒙哥马利失去了一个消灭非洲军团的大好机会。然而应当指出，当时存在着若干起抵销作用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心理因素。蒙哥马利在他的第一个战役中需要一个干净利落的胜利。这种心理再加上他天生的小心谨慎，促使他避免冒险。他不愿意让他的装甲部队乱七八糟地像过去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撞上隆美尔著名的防坦克屏护队。他的主要理由是：他认为他的集团军的训练状况还不够好。第132旅所遭受的惨败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还应当记住，多尔曼-史密斯在他7月间写的备忘录中曾这样评论说：“在第8集团军中没有一个部队受过进攻作战的充分训练。本集团军十分需要补充若干训练有素的部队，或者获得一个安定时期进行训练。”而奥金莱克本人则在7月底用电报向伦敦报告说：“他预计他的集团军在9月中旬以前不能进行进攻作战，需要进行相当大的改编和新的训练。蒙哥马利决心在阿莱曼粉碎轴心国的部队，但他准备等到确有把握时才动手，而不愿意仓促行事。
分析一下蒙哥马利对这次战役的指挥，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他能够在奥金莱克（或戈特）可能遭到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他在战役期间对坦克的严格控制以及在战役前对坦克的部署都是很正确的，摆脱了英军沙漠作战的传统。由于他认识到（这种认识是从1940年在法国的惨痛教训中获得的）制空权的必要性，遂产生了沙漠空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的良好合作。在哈勒法山战役中，空军的作战是很出色的。蒙哥马利大量使用火炮作为对陷于困境的敌人实施猛烈轰炸的一种补充手段，这种作法也很新颖。总之，即使我们承认确定哈勒法山地区作为防御阵地应归功于奥金莱克，事实仍然是：蒙哥马利是用敏锐的、富有创见的头脑来指挥实际战斗的，而第8集团军过去也从未带着如此冷静的必胜的信心打过仗。
在特德和科宁厄姆的协助下，蒙哥马利在哈勒法山确实教训了隆美尔一顿，这一教训隆美尔一直铭记到死，并且对他在1944年对诺曼底防御的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隆美尔《书信文件集》中的记载，这一教训是：“谁要是被迫同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敌人作战，即使他拥有最新式武器，也将像原始人同现代欧洲军队对阵一样，处境十分艰难而绝无胜利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