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刻尔克到开罗·第二

作者：罗纳德·卢因·英

出自————《蒙哥马利的军事生涯》

出自————《战争通史》

　　“这不仅仅是考验那些按世俗标准被看作完全可靠的人的时刻，也是考验有魄力、有远见的人的时刻。”

—— 引自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10月19日演说

　　“你已满足了他的心愿；你也没有拒绝他的口头要求。”

—— 引自《圣经诗篇》

　　 蒙哥马利在1914年8月投入作战之前，    在总动员后的第三天，他根据《标准作战规定》到营军械库把他的剑一本正经地磨快了。现在他必须使用一种比剑的力量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武器。然而，即使像第3师这样精锐的部队也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潜力，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相应的装备所致。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在下院令人惊讶地、虚假地声明说：“我们军队的装备比得上其他任何一支类似的军队，即使不算更好的话。”对于陆军大臣的声明，蒙哥马利和他的同事们是用1914-1918年战争的伟大军人威廉·罗伯逊爵士元帅喜欢说的这样一句话来回答的：“据我所知，并非如此。”远征军的军官们都了解实际情况。对蒙哥马利这个牢记过去军事失败史的典型职业军人来说，局势是严重的。

　　 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道：“在1939年9月，英国陆军可以说完全不适宜在欧洲大陆进行一场第一流的战争……野战军的通讯系统不完善，没有后勤支援，没有设立高级指挥机构。所有这些都是在总动员时临时凑合起来的。运输能力很差，临动员时靠向民间企业征用车辆才得以完成……我师的反坦克装备有发射两磅炮弹的炮。步兵的反坦克武器是0.8英寸口径的步枪。还有一些安装在小推车上的发射一磅炮弹的小炮，是急急忙忙从法国买来的，其中有一部分分发到各步兵营。除了这些以外，我师炮兵有一定数量发射二十五磅炮弹的大炮，是打算用来发射实心炮弹打坦克的……在法国某地有一个直属总司令部指挥的陆军坦克旅。但我本人在整个冬天或那年5月的作战中从未见过该旅的坦克参战。而我们是发明坦克的国家，是1916年首先在战斗中使用坦克的国家。”

　　 英国履行了它作出的关于在总动员后第33天在法国集结两个军的诺言。早在那年9月27日，就有152031名陆军人员和9392名空军人员连同2.4万辆车辆、3.6万吨弹药、2.5万吨油料以及其他各种供应物资运过了海峡，在运输过程中没有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当英国远征军展开时，第3师部署在第2军所辖的战线上（第2军当时由艾伦·布鲁克指挥，韦维尔已调到中东司令部）。另一个军即第1军由约翰·迪尔爵士指挥。英军总的集结地区是在里尔以东。

　　 他们在这个地区挖壕固守。在1939-1940年冬季严寒的几个月里，他们的任务实际上是训练和自卫。反坦克障碍、掩体、战壕和铁丝网，全都必须修建。虽然军队里和国会里有许多人 [ 注：1940年2月16日，陆军部长在同艾伦·布鲁克谈话时，“发表了这样一个看法，认为德军不大可能在今年在西线发动进攻”。 ] （也许是大多数人）大声反对希特勒可能即将发动进攻的观点，但对英国军人来说，由于必须对付希特勒的坦克部队，他们至少应该假设希特勒可能发动进攻。1940年10月，各种情报资料表明，某种事件正在酝酿中。10月29日，布鲁克和迪尔试图提醒他们的总司令、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戈特勋爵注意局势的严重性，但未获成功。就在那一天，希特勒曾指示他的陆军总司令说，入侵低地国家 [ 注：低地国家，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译者 ] 的“黄色战役”将在11月12日开始。但由于那年冬天天气恶劣，希特勒不得不一再推迟进攻日期。到翌年1月10日，希特勒终于下达了1月17日发动进攻的命令。只是由于盟军事前在比利时偶然俘获了一架迫降的德国飞机，机上载有有关“黄色战役”的全部材料，才迫使希特勒把入侵行动暂时搁置起来。不管乐观派们怎样认为希特勒不可能很快发动进攻，蒙哥马利和他的将军同事们还是处在必须对付德军猛攻的十分现实的危险中。当时，英国远征军的防御工事还很简陋，部队兵力也少。到该年5月德军的打击真正来临时，英军实力才增加了一倍。

　　 然而，对于有洞察力的人来说，对于“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英国远征军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战备情况引起了一种令人恐惧的不安全感。艾伦·布鲁克11月28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守住我们花了那么多心思和精力部署起来的战线。我们怎能不被拖到比利时去呢？”情况的确如此。仅仅一个多星期以前，在11月17日，巴黎的“最高作战委员会”还断定说：“重要的是，应将德军阻止在东面尽可能远的地方。在德军一旦入侵比利时时，必须作出一切努力来守住默兹—安特卫普一线。”为了挽救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以及默兹防线，英军放弃了一切防御工事，慌慌张张地向东猛冲了大约60英里到达迪尔河一线。迪尔河从安特卫普流向正南，而在那慕尔通过一条只有几英里长的山峡与默兹河连接起来。这就是次年5月降临到英国远征军头上的灾难，这就是历史。

　　 但是在蒙哥马利的词汇中是没有悲观这个词的。他很清楚自己的职责：必须在可供使用的极短时间内使第3师处于高效能状态。蒙哥马利是个杰出的部队训练者。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对他的士兵进行了严格的训练——这项投资在战斗开始以后必将给他和部队带来很大好处。的确，蒙哥马利作为一个师长，从第3师抵达法国起到从敦刻尔克撤退止这整个时期内，一直表现得很出色。尽管人们对他后来担任更高职务时所表现的才能将会长期进行争论，但只有抱偏见的人才会对他当时训练第3师的方式以及在占压倒优势的敌军面前带领该师作战提出指责。

　　 关于蒙哥马利在这段“莫明其妙的战争”时期的情况，艾伦·穆尔黑德是这样描述的：“他第一次能够在战场上将他本人的指挥理论付诸实践。他把一切具体工作都交给参谋人员去做，而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前线和士兵们及指挥官们在一起。他抓住每一个显示自己的机会，去会晤士兵们，使他们感到他是他们的领导者。当高级指挥官来视察这个师时，没有师的参谋人员陪着他们，而是由蒙哥马利亲自带着他们到各处巡视。他对他所指挥的各个单位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以致于谁也不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来难倒他。”但是，如果说蒙哥马利对自己和自己的士兵具有信心的话，他对盟军却不那么有信心。当时的习惯做法是，英国的旅要轮流到萨尔前线与法军一起服役。在那里，面对齐格菲防线的德军阵地，至少还有一点点积极的战争气氛。蒙哥马利在1月份视察了驻在该地的他属下的一个旅，顺便看了看那里的法军。他对他所看到的法军情况感到十分担心，回来后向军长作了汇报。但是布鲁克已在蒙哥马利之前到那里视察过了，他不需要任何人来说服。

　　 下面这件事很能说明这一昏暗时期的气氛：蒙哥马利（他曾公开承认自己经受得起折磨）一生所遇到的唯一真正困境是由他写给属下军官的一封信引起的，他在信中明确地指导他们应当如何处理士兵中存在的性病问题。当时性病在士兵中流行，而且患病的人日益增多。但这封信落到了总司令部的陆军高级牧师手中，于是他们就大吵大嚷起来。副官长通知第2军军长说，总司令要求把这封冒失的信撤回。但布鲁克立场很坚定，他为蒙哥马利解了围。布鲁克这样写道：“我始终要感谢上帝，让我能在蒙哥马利军旅生涯的这一危险时刻挽救了他。”这次争吵虽然现在看来显得很愚蠢，但它却表明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部当时是如何不理智，它竟想把这位后来领导着英军从埃及胜利地打到德国的将军解职并遣送回国，仅仅是因为他试图保护他的师免受梅毒的传染。

　　 实际上，这也是布鲁克（虽然他早就认识蒙哥马利了）开始把蒙哥马利看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前程的高级军官的时期。布鲁克对自己指挥的军感到很自豪，总是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评价所属各部队。用布鲁克自己的话来说，他看到蒙哥马利从当师长之日起就一天天在进步，而蒙哥马利所指导的一些演习则使他大开眼界。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最后的真正的战斗考验了。

　　 5月10日凌晨3时，德军入侵荷兰和比利时，考验的时刻到来了。正如布鲁克早就预见的那样，英国远征军立即向东疾速前进。第2军以蒙哥马利的师为先头部队，以第4师和第50师殿后，前进到了迪尔河一线。第3师的前进运动进行得像时钟一样准确，当他们于10日夜间到达规定地区时，发现比利时第10师仍然据守着分派给他们扼守的防线。布鲁克第二天来到了第3师，并且立即在“最高一级”采取行动（也就是与比利时国王协商），以便能够从新调整战线。但是当他晚些时候来看望蒙哥马利时，他发现后者已经把事情安排妥当了。布鲁克这样写道：“这一插曲突出地表现了蒙蒂的才能。必须做出某些安排，因为德军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到来，而他确实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记得当时我对他这样说道：‘可怜的比利时指挥官，竟然一点也不知道他怀里抱着一条毒蛇。’”

　　 每天都传来了坏消息：鹿特丹遭到轰炸；荷兰要求停战；德军装甲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过默兹河上的桥梁；比利时军队撤到了阿尔贝运河；英军右侧的法国集团军垮了。然而，第3师却只能注视和等待。这是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时期，但蒙哥马利至少是镇定的。实际上，在这时期他养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白天在外巡视前线，大约在进茶的时间回到师指挥部会见他的参谋班子并发布命令，然后进餐、就寝。他严格指示下属：除非情况危急，在他睡觉时不许打扰他。R·W·汤普森曾经创造了一个警句，在这里引用一下是十分恰当的。汤普森写道 [ 注：见R·W·汤普森著《蒙哥马利传奇》第75页，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出版。 ] ：“蒙哥马利具有一种在自己周围创造沙漠中的宁静绿洲的诀窍。”许多人都能够证明蒙哥马利具有这种超凡的能力。例如，在蒙哥马利担任东南军区司令时期，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杰出研究员戈伦韦·里斯被派到蒙哥马利的参谋部工作。里斯很自然地怀着一种惶恐的心情看待他与蒙哥马利的第一次会见。但是，后来里斯却这样回忆道：“他的神态是如此安详，过一会儿后，我的惊惶和恐惧便开始消失了。人们会觉得，这种安详神态在一个军人身上是很不调和的。”在高级指挥官中，我记得迈尔斯·登普西爵士曾告诉我说，在他在诺曼底指挥第2集团军时期，每当他碰到困难去求教蒙哥马利时，总是受到极大的鼓舞。他说，这位带有令人愉快的笑容和自信神态的元帅具有一套能将困难化为乌有的本领。蒙哥马利夜间睡觉不让别人打扰的习惯以及其他一些日常生活习惯只不过是深深扎根于他的性格中的某种特征的若干方面而已。他是很自信的。

　　 有一次在5月14日或15日夜间，一位参谋军官由于不知道蒙哥马利睡觉时不许别人打扰，把蒙哥马利从睡梦中叫醒了，并向他报告说，德军已进入卢万。性格一贯的蒙哥马利回答说：“走开，别打扰我。叫驻卢万的旅长把他们赶回去。”他就是这样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在5月14日和15日两天，第3师第一次尝到了杀人流血的味道。德军进行了炮轰、冲击，渡过迪尔河进入卢万，但由于英军的猛烈反击，德军被击退了。在这次反击战中近卫掷弹兵团和皇家北爱尔兰步兵团表现得最为突出。第3师巍然不动，它只是在最后由于南面翼侧暴露时才不得不撤退。布赖恩·霍罗克斯爵士当时是米德尔塞克斯营（师属机枪营）的中校营长。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利用师情报图的情报来标注自己的简略情况图。这样，当他巡视属下各排时，就能把情况图拿给士兵们看，使他们经常了解形势。他每次去师司令部的时候，都看到主形势图上标示的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安。然而，第3师却像一块屹立在汹涌急流中的磐石一样。

　　 霍罗克斯在这次战役中的经历是很奇特的。在敌人入侵之日，即5月10日上午7时，他还在坎伯利参谋学院。当晚他到达法国，而在13日他就接管机枪营了。在机枪营里他完成了份内的许多杂七杂八的任务。在战役的最后阶段，他被任命为旅长。这位热情的中校在晋升为旅长之前只当了17天营长。最后他成为一位热情的中将。霍罗克斯准确地抓住了使得蒙哥马利（在这次战役以前，他从未见过蒙哥马利）成为如此出类拔萃的一位军人的那些品质。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中，霍罗克斯是这样回忆的：

　　“师属机枪营营长是将军的一个听差，得干各种工作。我执行过侦察任务，当过翼侧护卫官和殿后护卫官，并且常常率领全营离开师的部队提前进入下一个阵地，在大部队到达之前构筑防御工事。

　　“执行这些任务的命令是蒙蒂亲自给我下达的。因此，在这一考验时期，我处在一种独特的地位，能够观察他如何进行工作，那真是一种绝妙的表演。记得有一次我们坐在一间挤得满满的屋里听他下达任务，屋里点着几支蜡烛，只有一张破旧不堪的地图。在撤退的最后阶段，已经完全停止给营一级供应地图了，有一段时间，我不得不依赖一张沾满蝇屎的铁路部门地图，那张地图是我从一个小火车站的墙上取下来的。

　　“蒙蒂就要下达命令了。我非常纳闷，不知道怎样才能掌握已经分配给我营的复杂任务。但我的忧虑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只用很少几句话就把整个计划给我们讲清楚了。”

　　 最后，当潮水般后撤的部队已经从第2军旁边过去很远时，第3师才不得不撤退。5月17日，第3师到达布鲁塞尔西面，但该城运河上的桥梁已被炸毁。18日，布鲁克的姊妹军即第1军出现了行动缓慢的迹象，这主要是由于该军年龄较大的军长疲倦和慌乱而造成的。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布鲁克接管了他的一个师即第1师，师长是哈罗德·亚历山大少将。就这样，后来指挥英军在非洲取得胜利的三员大将（英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和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那时就在一种从任何角度来说都已经无望的形势下结合在一起了 [ 注：布鲁克坦白地承认，正是由于他在“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对这两位将军的赏识，才导致了后来任命他们在非洲担任那样重要的职务。参阅阿瑟·布赖恩特著《潮流转变了》一书中的有趣注释，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第107-108页。 ] 。实际上，5月19日在总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就已经讨论过敦刻尔克环形防御的优点了。通过敦刻尔克港可以撤退英军的人员以及一部分补给品和装备。这次讨论为时并不过早，因为在那天晚上德军第2装甲师已进抵阿布维尔，第1装甲师已进抵亚眠，而其它德军部队则向东北面的蒙特勒伊和埃塔普勒疾速推进。英吉利海峡的海岸已为敌人所控制，英国远征军实际上已被包围了。英国报刊曾大肆宣传英国坦克部队于5月21日在阿拉斯对德军翼侧实施反冲击（之所以大肆宣传主要是因为这几乎是英国人可以宣传的唯一的一次反冲击）。但这次反冲击力量太弱而且被瓦解了，因而没有取得任何直接效果，虽然从长远观点来看，它对希特勒及其指挥官们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心理影响。

　　 无怪乎布鲁克5月23日在他的日记中强调指出，“只有出现奇迹才能挽救英国远征军”。

　　 第2军在它用了一整个冬天修建起来的防线上建立了阵地，看来它就要在几天之内放弃它通过几个月的艰苦劳动所创造的一切了。但蒙哥马利仍和以前一样活跃。由于他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直到他的师撤退到海滩时，他都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十分关心士兵的生活，而且采取最实际的方式，即关心他们的伙食。他的师拥有随军牛群，因而有“活的配给牛肉”。他建立了屠宰房和面包房。他劫掠了一列被抛弃的弹药车。实际上，他是在实践一条关于理想的步兵素质的定义，那条定义是韦维尔1932年在参谋学院讲授“陆军的战争训练”时阐明的。在这些素质中包括有善于偷猎和偷窃的技能。当然，这些技能同杀人本领相比，是次要的。

　　 如果英国远征军要摆脱追击，那就必须不断地采取完整的环形防御把自己保护起来。但环形护御建成以后却面临着两大威胁：一个威胁来自从西面逼近的德军装甲部队；另一个威胁来自从东面向比利时军队猛冲过来的冯·博克的德军集团军群。第一个威胁被希特勒本人解除了，因为他命令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停止前进。第二个威胁则使布鲁克和他的军受到了很大压力。

　　 5月27日夜到28日黎明前，严重的事件发生了，比利时军队全部垮台，利奥波德国王已在午夜向德军投降。对于扼守着鲁贝-阿吕安-伊佩里-科明运河一线的布鲁克的军来说，这意味着在他的左翼侧与法国的重机械化师之间被辟开了一个缺口。而在博克的德军重兵集团与一片混乱的英军环形防御之间，这条战线却是唯一有防御工事的战线。如果这条战线被突破，其灾难性后果将远比隆美尔攻占图卜鲁格及该港设备要严重得多。但这条战线终于守住了。这天，富兰克林将军指挥的第5师虽然受到了巨大压力，但战线仍安然无恙。最使布鲁克焦虑的是翼侧的缺口，因此他命令蒙哥马利把当时在鲁贝处于危险境地的第3师脱出身来，前去堵住这个缺口。

　　 这是一个使人气馁的命令，它迫使蒙哥马利进行了一次强行军。这次强行军就其军事技术而言，可以和后来蒙哥马利所取得的任何一项重大成就相媲美。因为他奉命执行的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战争中最困难的战术机动，即绕过进攻正面实施翼侧行军。在一夜之间，他必须把第3师从鲁贝当面的阵地上撤出来，搭上运输工具，向北转移（在黑暗中运动，而且道路狭窄）大约25英里。然后，在拂晓前挖好战壕，准备迎击预计德军将要进行的旨在冲过约瑟河、切断通往敦刻尔克的道路的大规模强攻。此外，这次转移必须在第5师岌岌可危的战线后方仅几千码的地带进行。这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布鲁克都在不安地注视着蒙哥马利的进展情况。但是他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布鲁克后来这样评论道：“由于训练有素，第3师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调动方法。”在和平时期，蒙哥马利的做法可能引起英军某些军官的猜疑甚至鄙视，还可能引起另一些军官的耻笑，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在1941年能够如此有把握地、无懈可击地完成这种机动的少将在英军中可说是凤毛麟角。布鲁克在他的《书信文件集》中评论他当时写的一则日记时这样写道：“看到蒙蒂已经在阵地上，我真是如释重负。”那则日记是这样写的：“我发现他已经像往常一样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从这时起，每天的作战行动就是击退德军的进攻，向敦刻尔克和海滩逐渐退却。由于不断地用海军舰只和其他“小船”进行撤退，尽管有德国空军的干扰，英国远征军的规模还是逐渐减小了。而随着部队规模的减小，大多数高级军官就被断然地命令返回英国。虽然这样做违反他们的意志，但这却是明智的，因为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对于布鲁克这样一个热情而容易激动的将军来说，要丢下他所珍爱的军不管，是很痛苦的。然而命令已经下来了，于是他就在5月30日夜里乘船回国。在离去之前，他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布鲁克这样写道：“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蒙蒂来接替我……”，尽管蒙蒂在他属下的三个少将中是年资最浅的一个。而蒙哥马利第3师的职位则由肯尼思·安德森准将接替。由于奇怪的巧合，后来当蒙哥马利在西非指挥第8集团军时，安德森则指挥第1集团军。霍罗克斯接替了安德森。在接替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动人的场面。霍罗克斯这样写道：“……我被召唤到第3师司令部。当我到达的时候，我看到沙丘上站着两个人。我认出他们是我的军长布鲁克将军和我的师长蒙哥马利将军。前者情绪很激动。他的上背佝偻着，好像在哭。蒙蒂轻轻地拍着他的背。接着他们握手道别，布鲁克将军慢慢地走向自己的轿车，驱车走了。”有人猜想，布鲁克之所以后来在担任英帝国参谋总长的岁月里总是十分坚定地支持蒙哥马利，是由于当年沙丘上的这一幕在起作用。这种猜想并非毫无根据。

　　 蒙哥马利以军长身份参加了戈特那天下午在敦刻尔克海滩前线总司令部举行的会议。在会议上，戈特向他的部属宣读了政府发来的关于最后阶段撤退的指示电报，其要点是，戈特（在他本人撤退以前）必须指定一名军长来监督最后阶段的撤退。据蒙哥马利回忆，被选定的是第1军军长M·G·H·巴克中将（第一军将是最后撤走的军）。然而，会议结束后，蒙哥马利单独找戈特谈话，对他的上司在这样一个极其重大问题上的判断力表示怀疑。蒙哥马利是一个刚上任的新军长和资历很浅的少将，这样做对他来说是十分不寻常的。他说，巴克不适合担任这种最后指挥职务，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必须是一个镇静的和头脑清醒的人。而第1军第1师师长亚历山大正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人。蒙哥马利这样写道：“我深知戈特其人，所以说得直截了当，并坚持说，这才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措施。” [ 注：有趣的是，戈特在1937年11月同利德尔·哈特的一次谈话中曾说，蒙哥马利“只擅长于小战术”！ ]

　　 戈特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作为野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官，他有许多严重的缺点。然而，戈特为人善良、正直而意志坚定，一旦看清了应走的道路，他就会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但他只能够看清眼前的事。在5月的大撤退中，他只看清了那么一点，这就是：“法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对祖国应尽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多地将英国远征军的人员撤回国。因此，当蒙哥马利提出建议时，戈特并没有装腔作势，没有说蒙哥马利傲慢无理，没有坚持自己的尊严，而是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蒙哥马利使他相信，亚历山大是可以接受他的神圣委托的最可靠的人。这样巴克就被送回英国，而亚历山大则被留下来作为这支日渐减少的部队的最高负责人。毫无疑问，许多英国士兵得以保全性命，或至少免于在德国战俘营里受许多年的罪，应当归功于蒙哥马利的这一明智的无礼行为。

　　 第2军于5月31日夜间撤走。蒙哥马利本人于6月1日清晨在多佛尔上岸。亚历山大冷静地将剩余部队撤退完毕后，于两天后返抵英国。在亚历山大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离开敦刻尔克时的情景。那是一篇优秀的、富有特色的、用词谨慎的散文：“在最后一晚，我与海军上将比尔·坦南特一起乘坐一只海军小艇巡视海滩，查看是否还有什么人没有撤走。当我查明全体殿后部队已安全离开后，我登上了停在防波堤处的一艘驱逐舰。这时，这艘驱逐舰突然遭到了德军机枪的射击。”

　　 然而，那时在英国，人们还不清楚某种不可挽回的事已经发生了。当布鲁克于6月2日去陆军部晋见英帝国参谋总长（当时是约翰·迪尔爵士）并问后者需要他做什么时，给他的指示是：“回法国去，组织一支新的英国远征军。”布鲁克写道：“当我回顾这次战争的时候，这肯定是我所经历的最黑暗的时刻。”布鲁克根据自己亲身的观察和体验得知，法军已经完蛋了，这样做会把他匆匆组成的任何部队拖进深渊。但命令已经下达了。给了他两个苏格兰本土师，即第51高地师（当时仍在法国，由于和法军一起在南部行动，所以避免了敦刻尔克的灾祸）和第52低地师，以及唯一的装甲师的残余部队、加拿大第1师和其他零散部队。布鲁克要求得到第3师，迪尔对此表示反对。但布鲁克坚决要求，于是最后达成协议：待第3师重新装备后，即重渡海峡返回法国。实际情况是，当时英国的车辆和其他必要物资刚够重新装备一个师。第3师在敦刻尔克遭受打击后，帝国参谋总长还让它在一支匆匆组成的残败队伍中打头阵，这是它的莫大荣誉。

　　 在陆军部进行的这次谈话与蒙哥马利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谈话的结果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如果他在场的话，他也会这样谈的。在他的请求下，他获准不担任军长而恢复他的原职——“钢铁”师师长。现在他又有再次作战的机会了。此后，第3师在萨默塞特进行整编，补充了所损失的装备，到6月中旬就作好开拔的准备。但这时他们已无处可去，因为法国在6月17日投降了。

　　 这样一来，一切轻重缓急顺序都改变了。英国孤立了，德军对英国的入侵看来已迫在眉睫。因此，蒙哥马利的师被立即转移到一个最容易遭到入侵的地区——布赖顿周围的滨海地区，并在那里开始构筑十分必要的防御工事。但是，蒙哥马利对分配给第3师的任务是不满意的。他的师是英国唯一的装备齐全的师，一个擅长于打运动战的师（这一点，已在敌人面前精彩地表演过了），而现在却让他来执行一种静止的任务：监督士兵们在海滨花园里挖沟掘壕和在布赖顿码头上站岗放哨。根据当时的反入侵计划，他的师在离海岸稍远一些的内陆地带，紧张地挖掘着所谓的“阻遏线”和反坦克壕。（谁来防守这些工事呢？）可以这样说，在法国沦陷后，支配着英国整个防御计划的总原则是线式防御原则。

　　 蒙哥马利认为这是胡闹。他要求把他的师向内陆后撤一段距离，并要求提供车辆，以便能够作为一支机动的预备队实施迅速的反突击，来堵住和消灭可能登陆成功的任何敌军部队，从而阻止其建立保障后续师源源登陆的桥头堡。（有趣的是，这正是隆美尔1944年制订西欧防御计划时所打算采用的方法。）要使这种作战方法取得成功必须进行演习。第3师必须拥有必要的装备。当丘吉尔首相于7月2日到第3师视察时，第3师获得装备的机会到来了，蒙哥马利立即抓住这一机会。蒙哥马利虽曾在1919年的“胜利阅兵”中一度与丘吉尔离得很近，但实际上并没有和丘吉尔见过面。他成功地安排了丘吉尔的这次视察，于当晚被邀请到在布赖顿与首相及其随员共进晚餐。进餐时，蒙哥马利陈述了他的防御理论。丘吉尔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一直在到处寻找有进取精神的人与他共事，蒙哥马利的话很对他的胃口。蒙哥马利谈话的主题是：“为什么我的师不能机动？英国有成千上万辆公共汽车，给我一些吧……”丘吉尔被感动了，于是第3师得到了它的车辆。这无疑要归功于首相次日口授的一份备忘录（带有丘吉尔式的讽刺口吻）。

　　（本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

　　我看到第3师沿着30英里的海岸线展开，而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样在海岸后方集结作为机动预备队以对付大规模入侵的敌先头部队。对此，我深感不安。更使我惊讶的是，这个师的步兵缺乏必要的车辆将他们运往作战地点，否则它一定是一个完全机动的师。对任何机动部队来说，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有随时作好准备在附近待命的运输车辆。对沿着海岸展开的第3师来说，尤为必要。

　　我听说朴次茅斯方向的部队也有同样的怨言，他们也没有随时待命的运输车辆。考虑到英国有大量的公共汽车和运货卡车，而且从英国远征军中又回来了大量的驾驶员，应有可能立即纠正这一缺点。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天一定要告知第3师师长，让他全部接管（他会高兴这样做的）甚至现在还载着游客往返行驶在布赖顿海滨公路上的大量公共汽车。

　　 蒙哥马利的战术思想肯定是正确的，这可以从战争后期一个接一个的强击登陆中得到证明。但是，官方的看法就要改变了。7月10日，当时在丘吉尔政府中担任陆军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召见了布鲁克，并告诉他说：艾恩赛德将被解职，解职时将被授予爵位并晋升为陆军元帅；布鲁克将接替艾恩赛德任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四天以后，布鲁克巡视了从苏塞克斯延伸至沃什湾的东部军区。他首先指出，军区范围过大是不合理的，是一个人的力量所控制不了的，尤其严重的是，辖区的中部被泰晤士河割裂开来。他很快把这个缺点纠正过来，将东部军区划分为两个军区。其中的东南军区后来成了蒙哥马利的辖区。布鲁克也使用蒙哥马利几天前在布赖顿对丘吉尔说过的语言强调指出：“在我看来，我们的防御应当更加机动、更具进攻性。我主张沿海滩设置一条力量薄弱的防线，以最大限度地牵制和阻滞敌人登陆；而在后方则部署高度机动的、能够立即投入进攻战斗的部队，以便在敌人登陆部队尚未站稳脚跟之前对其实施集中的打击。”

　　 由此可见，这一防御理论是布鲁克和蒙哥马利两人独立地构思出来的，它是蒙哥马利在“英格兰”时期的军事哲学的基础。这个时期最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即从1940年6月起到1942年8月他离开英格兰开赴埃及止。1940年7月，蒙哥马利又被任命为军长，接管了第5军（辖区大致为汉普郡和多塞特郡）。1941年4月他被调往第12军（该军防守着面临严重威胁的肯特海岸）。1941年12月，他接管了布鲁克所建立的东南军区，辖区包括肯特郡、萨里郡和苏塞克斯郡，敌人可能入侵的地点大都在这个地区内。这几乎是一个作战军区了。但在这两年当中，可以这样说，唯一的变化是归蒙哥马利指挥的部队数目以及人们流传的有关他的轶事的多少，而他本人则在军旅生涯的这一时期获得了某种统一。这种统一表现在蒙哥马利把他训练军队以及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观点固定了下来，并且把它一贯地应用于他所指挥的规模不等的部队。他这样写道：“因此，我在西部的多塞特郡开始采用的有关作战和训练的观点和原则，逐渐向英格兰南部传播了，一直传播到泰晤士河口。”蒙哥马利可能没有怎么注意利德尔·哈特的著名观点：坦克战是一股“不断扩展的洪流”；但他却明确地认为，他本人的军事观点是一股不断扩展的洪流。

　　 蒙哥马利总是自己害自己。“那条结扎得很紧的钢丝鞭”（肖伯纳把蒙哥马利称作“钢丝鞭”）包含有许多根有缺陷的钢丝。蒙哥马利对他所赞许的人热情、体贴，但对他所讨厌和鄙视的人，则冷若冰霜。在某些场合，他的这种行为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致于过去和现在都使得许多对他怀有好意的人减少了对他的钦佩。他对待奥金莱克的态度就是一个令人难堪的例子。在整个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蒙哥马利对待“奥克”的态度都是不可原谅的。关于蒙哥马利在非洲接管第8集团军的情况我们将在下章中叙述。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纠纷最迟在1940年就开始了。当蒙哥马利接管第5军时，前任军长就是奥金莱克，而奥金莱克接管南部军区，成了蒙哥马利的直接上司。奥金莱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强调指出，他完全不喜欢蒙哥马利。“我常去听他训话：“不准咳嗽，不准吸烟，早餐前跑步。这一切听起来很鼓舞人心，但我却觉得有点不妥当。我怀疑早餐前跑步是否能培养出打胜仗的人。”对于奥金莱克，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记得我们在任何问题上有过一致意见。”但是，事情比这还要复杂得多。

　　 8月15日，奥金莱克给蒙哥马利写了一封又长又严厉的信。奥金莱克在信中指出，蒙哥马利严重地逾越了权限，因为他到陆军部当面找副官长商谈从他的军里调一些有英国远征军经历的人员到其它部队的问题。奥金莱克说：“我十分清楚，陆军中各级军官通常是可以上访陆军部的，但是这次你会见副官长谈的是与我的司令部直接有关的问题，结果他们已发出了一些调动命令。我认为，这不是处理这一问题或其他这类问题的正当方式……。”奥金莱克还断然指出，他不同意蒙哥马利发布备忘录的做法，“这样，你向你的部属表明，你已经越过军区司令部去直接同陆军部打交道”。然而，蒙哥马利并不感到羞愧，他又与副官长办公室直接交涉，试图从南部军区的部队里调某些军官到他的军里去。因此，10月19日奥金莱克不得不又给蒙哥马利写了一封信：“我要你明白，不管你认为这种做法多么正确，它可能使有关部队和单位的指挥官十分烦恼。特别是，在他们看来，你选中的人并不是他们心目中最适合任职的人。”这一次，奥金莱克还给副官长发去了一份外交词令的控诉书。

　　 这位偷猎者兼偷食者在从事不法活动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了。蒙哥马利是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军人，不会不明白他所干的事是不适当的。但是，每一次他都屈服于自己的“耍花招”的老毛病，这种老毛病过去曾经损害过他，将来也会再损害他。他的不端行为是如此显眼，如此容易被察觉，以致人们会认为，他是故意公开地藐视奥金莱克的职权。

　　 蒙哥马利把第5军训练成为一支能在各种气象条件下作战的部队。他曾这样说道：“无论雨、雪、冰、泥，无论好天气还是坏天气，白天还是黑夜，我军都必须比德军善战。”他用万无一失的原则来检验他的部队。任何一级军官，不管是团队的，还是参谋机构的，只要不能经受紧张的生活，都得免职。军官的妻子必须离开可能遭到入侵的海岸地区。（但军官们对这一指示有许多阳奉阴违的作法：比如有一位蒙哥马利的参谋军官告诉他的女房东说，为了应付长官的规定，周末要来和他过夜的妻子应当称呼“史密斯小姐”，碰巧，她的真名就是史密斯！）现在，蒙哥马利可以把他和布鲁克所主张的关于海岸防御的观点付诸实践了。由轻装屏护部队扼守海滩，反突击集群则配置在内陆。反突击集群是机动的，不担负扼守常规“阻遏线”的任务，当时，每个军人必须随时处于戒备状态。

　　 在这个问题上，蒙哥马利曾出过一次丑。迈克尔·卡尔弗特（此人后来在温盖特的部队任纵队指挥官时曾获得优异服务勋章）和彼得·弗莱明（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1940年担负着一旦德国人入侵英国成功时对肯特和苏塞克斯地区进行骚扰的任务。（详细情况见彼得·弗莱明著《1940年的入侵》，鲁珀特·哈特、戴维斯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之一是检查一下该危险地区驻军的治安状况。他们奉命去检查迈克尔·卡尔弗特在其所著《疯狂斗争》一书中称之为“一个名叫蒙哥马利的年青有为的将军”的司令部的治安情况。他们都知道蒙哥马利的名声，认为这是个难对付的人。因此，他们决定采用双重吓唬手段。他们在当地的酒馆里大肆谈论他们打算如何用硝酸甘油炸药炸掉摆在蒙哥马利司令部前面平台上的那些花盆。这消息传到了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司令部保卫人员合理地认为，这是为另一种攻击路线打掩护。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这两个人悄悄地溜过了监视哨，将炸药包放在花盆里（炸药包上系有定时引信），并将一个饵雷系到一个正在熟睡的监视军官的腿上。然后，他们顺利地离开了。翌晨，他们去向蒙哥马利报到，蒙哥马利得意洋洋地迎接他们，就在这时定时引信响了，窗外发生了一系列爆炸。蒙哥马利站起来向他们敬酒。

　　 在蒙哥马利调到东南军区后，他还是坚持这些做法。当时在肯特郡指挥第44师（国内武装力量）的霍罗克斯说，蒙哥马利到来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在不列颠的这个乡村角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一样”。军区的每一个军官，不论年龄大小和军衔高低，每星期都必须进行两次长跑。有些军官说长跑会使他们死掉，蒙哥马利就对他们说，死了也好。拉尔夫·阿诺德（当艾恩赛德任帝国参谋总长时，他是艾恩赛德的随从参谋）当时在驻赖盖特的东南军区司令部里担任情报官。他回忆说，年龄在45岁以下的所有参谋军官每周都必须背着枪支弹药列队正式行军，并且必须全副武装越野长跑十英里。但是，这些有身份的人是有人照料的。在行军队伍后面，总是跟着坐在指挥车里的少将的行政管理人员、军医主任、两个乘坐摩托车的宪兵和一辆救护车。这样，身体不支的人就能够得到照顾 [ 注：按照英国陆军条会，身体不支（除酒醉、性病和自伤等外）不算一种过错。但有许多相应的办法来“惩治”这种“罪行”。 ] ，而受伤者则能得到救护。在这一切表面看来像是发疯的举动中，当然包含着一种指导思想，我当时也恰好在第44师的一个野战团里当军官，这个团的火炮都配置在掩体里，准备对海滩进行射击。尽管经常举行演习，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懒散的。因此，虽然我们厌恶这种强加的锻炼，但锻炼却能扫除我们思想上的污垢。实际上，在蒙哥马利思想深处已经认识到了一条重要真理，这就是：从某些方面来说，本国是训练军队保卫祖国的最不适宜的地方。

　　 在蒙哥马利任东南军区司令期间，与他有关的争论最大的事件也许就是对迪耶普的袭击了。他成了众多的人憎恨的对象。有许多加拿大人认为这场灾难是他造成的。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所作的简要而不准确的叙述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对事实的公正调查表明，蒙哥马利对迪耶普事件应负一定责任，但是，如果要控告他失职的话，那么还有其他许多人首先应当受到审判。

　　 在1942年的最初几个月里，联合作战参谋部的参谋长们（由蒙巴顿勋爵领导）、美国人以及英国首相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定名为“围捕”和“大锤”的两项大胆的作战计划是否可行，或者可否实施其中一项。“围捕”是大规模进攻欧洲大陆的代号；而“大锤”则是在俄国人陷入极端困难境地时，或在德国人显出垮台迹象时，对法国进行小规模突击的应急计划。到4月的时候，“大锤”计划被认为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实行，但“围捕”则仍作为1943年4月的远景计划予以保留。到7月的时候，“大锤”计划被取消了，“围捕”计划也在逐渐消逝，注意力转向了英美军队将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在西北非进行的登陆，这一登陆行动的代号是“火炬”。

　　 不了解这个背景，就很难用正确的观点来分析迪耶普袭击。迪耶普袭击是由于“对不可能的事感到绝望”而进行的。在“大锤”计划和“围捕”计划的讨论过程中，参加讨论的人一致认为，要顺利地返回欧洲，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预先夺取一个良港，并且必须在敌人能够摧毁其设施以前全部占领这个良港。由于主要计划不是被取消就是被逐渐忘却，在1942年，大家越来越感到必须对横渡英吉利海峡作一次尝试，以便从实践中发现夺取一个港口究竟需要做些什么。对许多可供选择的港口进行的周密研究表明，迪耶普是最好的袭击目标：与其它港口不同，迪耶普位于战斗机的航程之内，并有一些合适的“军事目标”：一个雷达站、一个机场、各种炮兵连，还有港湾和船舶。

　　 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定了一个包括若干可供选择方案的计划草案，经过考虑，选定了最后一个方案，由参谋长联席委员会于5月13日予以批准。到这时，才决定指派参与袭击部队的指挥官。这次袭击将由加拿大部队进行，而加拿大部队归东南军区统辖，因此蒙哥马利自然就被指派来代表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了。

　　 蒙哥马利是在这个时刻才上场的，他的部分责任也应当从这个时刻开始追究。6月5日，参与袭击的部队的指挥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是否应按计划预先用重型轰炸机轰炸迪耶普的防御设施。皇家空军少将利-马洛里和加拿大的罗伯茨少将反对这个建议，于是预先轰炸被放弃了。（对迪耶普袭击的事后分析表明，这是一个错误。因此，在制订大规模进攻欧陆开始日的作战计划时，吸取了这个教训。）但是，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取消从空中预先轰炸敌防御设施”一事时，断然地说他不会同意取消。然而，著名的军人作家伯纳德·弗格森爵士准将在他撰写的有关“联合作战”史的著作《水的迷宫》一书（该书以大量有关文件为根据）中却评论说：“蒙哥马利根本没有不同意这种改变。他是作出这个决定的会议主持人，而且会议记录上也没有关于他表示不同意的记录。”看来，这一次蒙哥马利又犯了那种他经常犯的实用主义的记错的毛病了。

　　 此外，专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法国历史家雅克·莫德尔在他写的关于迪耶普袭击的书中指出：蒙哥马利向加拿大第1集团军司令麦克诺顿将军和加拿大第1军军长克里勒将军进行交涉，并征得他俩同意由罗伯茨少将所指挥的加拿大第2师实施对迪耶普的袭击，其理由是，由英、加联合部队进行袭击难于统一指挥。莫德尔还指出，7月1日，即第一次袭击夭折之前，蒙哥马利曾报告说，在他看来，“这次作战颇有成功的希望，如果天气良好，能见度达到一般水平，而且皇家海军能运载部队在规定的时刻和正确的地点登陆的话。”

　　 因此，可以这样说，蒙哥马利直接地或间接地对代号为“拉特”行动的第一次袭击计划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当这次袭击由于气象条件恶劣而被取消后，他立即写信给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佩吉特将军，建议“永远”取消袭击迪耶普的计划。因为他认为，由于多次延期以及参与其事的部队太多，秘密已无可挽回地泄露出去了。他说：“如果要对欧洲大陆进行袭击的话，无论如何应让他们选择迪耶普以外的其他目标。”8月10日，蒙哥马利就离开英国到埃及去了。而在8月19日，夺取迪耶普的血战终于发生了。对上述证据，以尽可能公正的态度进行权衡之后，我认为，在迪耶普事件上蒙哥马利不应当承担大部分罪责；我相信，蒙哥马利本人也不会认为他应当承担大部分罪责。要是他的建议被采纳的话，迪耶普袭击根本就不会发生。甚至对于他所默许的从第一个计划中取消使用重型轰炸机一事，人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争论。人们会说，难道不可以进行一次卡恩 [ 注：法国地名。——译者 ] 式袭击或一次卡西诺 [ 注：意大利地名。——译者 ] 式袭击？人们会说，如果轰炸机把街道都炸得堵塞起来，那么让坦克登陆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蒙哥马利在8月19日晚上听到迪耶普袭击的消息时，他正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里以司令官的身份款待丘吉尔。蒙哥马利从驻在赖盖特的第12军调到驻在沙漠上的显赫的第8集团军经历了几个复杂的过程，但这几个过程却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的。就像哲学家们常说的那样，近因是布鲁克在7月初作出的下述决定：他必须到开罗去，并以英帝国参谋总长的身份亲自调查直布罗陀、马耳他和波斯-伊拉克地区的情况，最后与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就印缅边界的防御问题进行秘密磋商。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但关于第8集团军，布鲁克则这样指出：“很明显，在那里有些事从根本上搞错了，但不容易判明这些事究竟是什么，以及错到什么程度……危机已经来临，我必须去看看错误究竟在哪里。为此，我要单独去。”但事情却不是这样。7月15日，布鲁克抓住一个有利时机，说服丘吉尔允许他进行这次旅行。然而，7月30日，即在他动身前一天，他和参谋长联席委员会却突然接到通知说，首相也决定要去。就这样，代号为“手镯”的丘吉尔调查组的人员于8月初在开罗集中了，他们是来决定第8集团军的命运的。丘吉尔是绕道来的，于8月3日到达。布鲁克因为是走更直接的路线，所以比丘吉尔早到。

　　 正像阿瑟·布赖恩特爵士说的那样，整个事件的最后原因是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在这个自新加坡和缅甸惨败以来唯一在积极作战的战区里，英军已经损失了大量装甲部队，并且已经被迫后撤了400英里，结果尼罗河三角洲和苏伊士运河都处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因此，作为首相和自封的国防部长的丘吉尔，出于国家的和个人的原因，需要一次胜利，一次尽可能快的胜利，一次戏剧性的胜利，一次不言而喻的决定性的胜利。但奥金莱克在7月份的“第一次阿莱曼战役”中打败隆美尔的胜利却不被认为是这样的胜利。国会也好，国民也好，特别是首相，都没有理解这次胜利的深远意义。尽管丘吉尔后来对奥金莱克说了许多好话，但人们还是怀疑他是否理解这次胜利的意义。

　　 8月3日晚丘吉尔召见布鲁克，并与之会谈至次日凌晨1点30分。会谈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奥金莱克不能再同时担任中东总司令和第8集团军司令这样两个职务了。第8集团军司令这个职务是奥金莱克6月25日下午从里奇手中接过来的。布鲁克当然同意这个建议，但关键问题是，谁来指挥第8集团军呢？丘吉尔建议由戈特来指挥，当时戈特这个沙漠战老手正在指挥着第13军。布鲁克争辩说戈特衰老了，丘吉尔则回击说，那就让布鲁克干好了。布鲁克回忆说：“这就引起了我的极大希望。”第二天一早，布鲁克就去做奥金莱克的工作了，而在当天下午奥金莱克就同意派蒙哥马利去第8集团军任司令了。布鲁克并不认为奥金莱克和蒙哥马利这两个人能够很好地共事，但他是如此需要蒙哥马利，以致于他已经在考虑必要时把奥金莱克调走一事了。

　　 第二天，这个故事的舞台是在沙漠上。首相、布鲁克以及随员们于早晨5时45分从开罗出发，途中他们与许多下级指挥官见了面，最后才来到第8集团军司令部。丘吉尔尖刻地说道：“我们在一个满是苍蝇和军事要人的大笼子里用早餐。”这个大笼子当然就是“战斗司令部”了。丘吉尔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过这种司令部了，因此他对这种不舒服的环境感到十分恼怒。丘吉尔这次访问肯定不会给奥金莱克的事业带来什么好处。看来，奥金莱克节俭得过分了。

　　 早餐后，丘吉尔在“作战指挥”篷里与奥金莱克及其得力助手多尔曼-史密斯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争吵。丘吉尔像往常一样要求“进攻，进攻”。军人们提出了许多推迟进攻的理由，丘吉尔感到很沮丧，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并命令戈特（他与戈特是初次见面）开车把他送往他的飞机停放的地方。在驱车途中，戈特意味深长地说他很疲倦，想回英国去休个长假。当天下午，布鲁克来到了第13军指挥部和戈特进一步交谈，发现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戈特说，他的智谋差不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需要补充新的人员。

　　 第二天，8月6日，对前线负责人作了变动。正当布鲁克穿衣的时候，“几乎是光着身子”的丘吉尔突然闯进了他的卧室，并告诉他说，他的主意已经拿定了。在早餐后的一次谈话中，丘吉尔表示，他打算把中东司令部分成两部分，即分成波斯／伊拉克司令部和近东司令部，前者由奥金莱克负责，后者由布鲁克负责，而蒙哥马利则指挥第8集团军。布鲁克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拒绝了这个建议。布鲁克虽然十分喜欢作战司令部的工作，但他认为自己在驾驭首相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如果继续担负目前的艰巨任务，就能够为英国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就在这一天当中，情况又改变了（可能是由于史末资 [ 注：史末资（1870-1950），南非政治家，英军元帅。——译者 ] 对丘吉尔的影响）。布鲁克被召到了英国大使馆，在那里，和史末资坐在一起的丘吉尔拿出一份准备发给艾德礼的电报给布鲁克看。艾德礼当时是副首相，在丘吉尔不在伦敦期间，担任战时内阁主席。该电报除了建议将中东司令部划为两部分外，还建议亚历山大出任中东司令部总司令，戈特任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负责“火炬”行动（即进攻西北非的战役）。布鲁克同意这个方案，虽然他对戈特仍有疑虑。他这样写道：“我可能很软弱。但不管怎样，在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后还不到24小时，命运之神又插手了。”

　　 战时内阁举行会议，同意了各项任命，但对划分两个新的司令部的建议提出了若干疑问，丘吉尔对这些疑问作了答复，然后于8月7日下午离开开罗去视察刚刚抵达的第51高地师。但是，命运之神又进行干预了。当戈特乘坐的速度缓慢的运输机沿阿拉伯堡／赫利奥波利斯航线（这条航线被认为百分之百的安全，因此当丘吉尔使用这条航线的时候，也没有给他提供护航）飞行的时候，一架从高空被追赶下来的德国战斗机遇上了它，把它击落了，戈特因而丧命，丘吉尔和布鲁克当天晚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们两人就和史末资一起商议和争论，最后决定由蒙哥马利接替戈特。布鲁克还和奥金莱克（他还不知道自己已被解职）通了电话，奥金莱克同意这个决定。于是发出了下述电报：

　　首相致副首相 7/8，1942

　　帝国参谋总长果断地举荐蒙哥马利任第8集团军司令。史末资和我认为这个职位必须立即补上。请尽快用专机将他送来。他何时能到达，盼告。

　　 战时内阁认可的回电于次日凌晨到达。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由伊恩·雅各布上校带一封丘吉尔的亲笔信给奥金莱克，告诉他，他所担任的两个司令职务已被解除了。

　　 毫无疑问，命运之神比参加这次关键性会议的丘吉尔对英国人民更为仁慈。包括戈特本人的话在内的一切证据都表明，戈特是担任这个职务的错误人选。莫兰勋爵有这样一个论点：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勇气储备，这种储备在战斗中是会逐渐消耗掉的，直到什么勇气也没有剩下为止。根据这样的论点，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每个人也有一个类似的生命力储备。戈特从战前起直到1942年8月都在沙漠上指挥军队，是一只真正的“沙漠之鼠”，深为广大官兵所爱戴。“惩罚者”戈特是人们念咒时使用的富有魅力的名字。然而，他的生命力储备已经耗尽了。这一点，雅各布早就在那次在开罗附近听他讲话时意识到了。布鲁克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看来情况可能是这样：在那些迫切要求他就任的人中，至少有一些人是由于热爱和回忆他的过去而这样做的，而不是由于对他最近的战绩和未来的潜力有所了解，因为他最近对他的军的指挥是不高明的。有许多迹象表明，他的确丧失了判断力。例如：最近他解除了英军中最勇敢的人之一，即第10师师长“皮特”·里斯的职务，其理由是里斯有懦怯的表现。（正如陆军元帅斯利姆将会证实的那样，里斯作为一个师长在缅甸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夺取曼德勒的人不可能是懦怯的。）总之，丘吉尔被人错误地引导了。但可悲的是，改正他的错误的代价竟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军人的生命。

　　 蒙哥马利自然不知道后台老板们的这一切活动。8月初，他乘坐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的专列到苏格兰去观看一次重要的演习。陆军部打电话来找他，通知他说：“即将参加“火炬”战役的第1集团军的司令亚历山大要调往中东司令部，该职务将由蒙哥马利接替，并要蒙哥马利立即南下以便开始制订计划。然而，第二天早晨，当蒙哥马利还在刮脸的时候，陆军部又来电话说：“改由蒙哥马利接管第8集团军。于是，他于8月10日离开英格兰，12日早晨到达开罗。

　　 蒙哥马利被任命为第1集团军司令后还不到24小时就被调到第8集团军，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最走运的一件事。凭借第8集团军，他能够在首相以及全世界新闻记者的警惕注视下，赢得了一次戏剧性的胜利，打败了一个著名的敌人。在阿莱曼战役之后，蒙哥马利这颗明星光辉灿烂了。然而，借用隆美尔的一句话来说，在“火炬”战役中，蒙哥马利却没有赢得什么荣誉。因为不管蒙哥马利可能做些什么，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火炬”战役的初期阶段，英国部队的数量要比美国部队少得多，人们注意的中心人物是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他麾下的各集团军司令官；同时，德军力量的增强排除了英美军队在冬天降临之前迅速取胜的可能性。换言之，在“火炬”行动这样一个战役中，由于种种原因，是不可能在几天之内赢得闻名世界的胜利的。当然，蒙哥马利指挥这次战役，可能比他的继任者肯尼思·安德森更为“干净利落”，尽管这里面还有一个能否与美军顺利联络的问题。但这些都是学究式的空谈，而事实才是无可否认的：在1942年下半年，西非沙漠是这位想赢得名声的人的舞台。

　　 蒙哥马利在抵达开罗的当天上午就去拜访了奥金莱克。（他们的谈话过程将在下一章叙述）在那一天，他还找到了一个随从副官约翰·波斯顿，波斯顿曾跟随过戈特，是从第11轻骑兵师来的一个年青军官。蒙哥马利这样写道：“再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的了。我们一同走过了从阿莱曼到易北河的道路，转战了十个国家。我很器重他。他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德国牺牲了。”第二天上午，蒙哥马利又作出了另一项重要任命。他的老朋友弗雷迪。德·甘冈当时是第8集团军的准将参谋长。蒙哥马利早在驱车前往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途中，在亚历山大港外的一个十字路口遇见了德·甘冈，开罗大道从那里向左转弯，开始沿着海岸延伸。在他们两人继续驱车前行的时候，蒙哥马利一面回忆着他过去对作为一名年青军官的弗雷迪的高度评价，一面悄悄地打量着现在坐在他面前的弗雷迪。德·甘冈也在打量蒙哥马利。有些人推测，蒙哥马利错误地认为奥金莱克想进一步撤退的看法是由他同德·甘冈的这次谈话所造成的。但我怀疑这种说法。因为如果蒙哥马利想对别人进行曲解的话，他尽可以利用别的许多材料。但不管怎样，在这次旅行中，蒙哥马利已经把德·甘冈当作自己的人了。

　　 第8集团军的临时代理司令是拉姆斯登少将。过去在巴勒斯坦时，拉姆斯登曾在蒙哥马利领导下当过营长。蒙哥马利在盘问拉姆斯登时，发现“战线上的一切都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气氛”。当他发现第8集团军司令部与沙漠空军司令部相隔太远时，感到十分震惊。此外，虽然他不是一个生活奢侈的人，但他却有这么一条原则：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应当有合情合理的生活享受，哪怕只是为了工作效率的缘故。他和丘吉尔一样对这里到处脏乱感到厌恶。因此，他解除了拉姆斯登的职务，让他仍去当他的军长，而且没有和开罗中东总司令部磋商，就在那天（8月13日）的14时，即在受权之日的前两天，就任第8集团军司令。他曾这样说道：“这是违背命令，但并没有遭到批驳。”这种行为在英军历史上肯定是没有先例的。前线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难道有必要这样做吗？隆美尔只能搞些局部行动，实际上已无力发动大规模进攻。就算是蒙哥马利急于想让第8集团军活跃起来，开始按照他的方针来为决心击败隆美尔进行准备，在他的这种篡权行为中似乎仍然存在着一些毫无理由的唐突的东西。这里用得上英国人的那个不踢倒下去的人的古训。鉴于奥金莱克还是有一定的战绩，他受到的待遇未免太粗暴了。要是蒙哥马利稍有恻隐之心的话，他至少应当让奥金莱克以一种体面的适当方式离任。但蒙哥马利不具备这种品质，他未能让一个被击倒的英勇的对手高高兴兴地离开他的岗位。甚至那些最重视蒙哥马利的军事才能的人也不会宽恕他在八月的那一天对待奥金莱克的行为。那本来应当是欢乐的一日，可蒙哥马利的行为把它给玷污了。

　　 然而，那样做是为了胜利啊。蒙哥马利尽管对同行有嫉妒心，尽管做了许多蠢事，尽管他本人也遭到了许多不幸，但他经过努力终于赢得了一个职业军人所可能得到的最好的职务。指挥一个正在与敌人作战的集团军。那天晚上，他这样写道：“我怕我入睡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不服从的微笑，因为我正向一个别人认为是由他指挥的集团军发布命令。”蒙哥马利的心愿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