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内战·第一
作者：罗纳德·卢因·英
出自————《蒙哥马利的军事生涯》
出自————《战争通史》
“……从他的社会活动中，可以最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和个性，他的兴趣是如此专注于政治活动和政府，他的私生活是如此简单朴素，他只有在工作中才最令人信服地、最完全地把自己显示出来……如果说为了有助于说明他的行为需要密切注意他的境遇的话，那么，为了不替他辩解，也同样需要密切注意他的境遇。”
—— 引自约翰·埃尔曼《小比特传》
“现代舆论日益重视青年时期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的确，约翰·丘吉尔的一生都带有他的青年时期的烙印：那种在彬彬有礼的举止下的顽固的沉默寡言，那种在极其富有的情况下也绝不放松的极端的节俭，那种对一切形式的浪费和不节约的憎恨……。”温斯顿·丘吉尔在描述他的祖先马尔巴勒公爵时是深刻理解他所谈论的事物的，他的这段描述很可能已经为我们分析他的同代人、英国最受人推崇的将军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的生涯勾画出了一个轮廓。有一个奇怪的但不一定有意义的事实是，在曾经获得了最高荣誉的几位英国统帅中，竟有三个最出类拔萃的统帅——马尔巴勒、威灵顿和蒙哥马利在幼年时代都是不幸的，或者至少是不安定的。这一事实之所以不一定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也不可能充分了解历史上一切伟大统帅幼年生活的确切情况，以便把他们的军事技能与他们幼年时期的不幸遭遇联系起来观察。但是，有一点我们却是知道的。马尔巴勒的幼年是难堪的；威灵顿的父亲莫宁顿勋爵在他12岁时便死了，他是由冷酷的母亲教养大的。这位母亲对儿子的最后评价是：“他只是一个当炮灰的材料，其他什么也不是。”有关蒙哥马利的材料更多一些，更准确一些，因为他自己曾用异常天真的坦率态度回顾了他的教养，可以说他已向世人提供了一份心理学病历。蒙哥马利是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这种理解可能很深刻，也可能很肤浅，但肯定都是他自己意识到的东西。凡是在他的后半生曾经和他交谈过的人都记得，他习惯于回顾童年，回顾家庭关系和他的不幸遭遇，并且念念不忘为他自己提出的“是什么东西使我仍然活着”的问题寻求答案。
蒙哥马利的问题是他的母亲造成的。她名叫莫德，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个名叫法勒的教长的女儿。法勒所写的《埃里克》（或名《一点一点地》）曾是一本畅销书，但今天已没有人读了；他写的《耶稣传》也曾一度获得成功。莫德在16岁时便嫁给了她父亲手下的一个副牧师，34岁的亨利·蒙哥马利，他们于1881年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婚礼。这位未来的陆军元帅诞生于1887年11月17日，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1889年蒙哥马利一家离开伦敦到地球上的一个边远地区——塔斯马尼亚。在那里，亨利·蒙哥马利变成了范迪门地（塔斯马尼亚的旧称）的主教。
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的第二段中引用了丘吉尔论述马尔巴勒公爵的如下几句话：“某些人的早年生活处境艰难，厄运带来的痛苦，蔑视和嘲笑的刺激，形成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天赋的智慧，而没有这些品质，就很难完成伟大的事业。”接着，他继续写道：“的确，我可以说，我的童年是不幸的。”他把这种不幸完全归咎于他的母亲；至于他的父亲则是他所崇拜的一个文雅的圣贤。不过，他也宽宏大量地承认，他的母亲不得不用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看来，在这个大家庭里，真正缺乏的是爱。在这样一种境况下，如果确实有爱，或者潜伏着，或者暂时没有表现出来，那也许不会引起多大问题；但从蒙哥马利本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感到爱的缺乏，感到一种永恒的折磨……。他的耳际老是响着一句话：“去看看伯纳德在干什么，叫他停下来。”在他的头脑中，这种被剥夺了权利的感觉是尖利的、真实的、不能忘怀的，一直存在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还有这样一种感觉：敢不敢去做违禁的事而不被发觉；如果不敢，那就必须接受惩罚。
过多地渲染这类伤脑筋的小事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蒙哥马利作为军事指挥官所表现出来的许多特点都来源于他童年时期的遭遇。他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还在童年的时候，他就不仅养成了一种自力更生的习惯，而且有一种“耍花招”的强烈愿望。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分析，那就会发现在他的性格中有这样一种欠缺感，这种欠缺感是由于他早年挨过饿而产生的，在他结婚以后已经幸福地得到了弥补。然而，在战争中，这种欠缺感还会出现，他习惯于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年青有为的联络军官（即形成一个“家庭”）来弥补心灵上的欠缺感。在他的性格中多少还带有几分受虐狂的情绪：当他的不端行为被发现时，他总是顺从地接受惩罚。在艾伦·布鲁克1939-1940年冬天在法国写的一则日记中记载有蒙哥马利陷入困境并受到批评的事：“我那一天对他所说的一席话，他的反应良好。他感谢我指出了他的错误，并说他很容易做蠢事，希望我今后经常以类似的方式帮助他。我还能再要求他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更广泛地探索蒙哥马利与艾伦·布鲁克之间的关系。从他们的通信联系中可以看出，在艾伦·布鲁克在法国担任蒙哥马利所在的那个军的军长期间以及后来布鲁克担任英帝国参谋总长期间，蒙哥马利都把布鲁克看成自己的可靠的保护人，足以代替他在1932年失去的父亲。
另一位著名指挥官（也是一个爱尔兰人）也受过母亲的折磨，这就是T·E·劳伦斯。劳伦斯在致肖伯纳妻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害怕她知道有关我的感情、信念、或生活方式的任何东西。如果她知道的话，这些东西就会被破坏，被侵犯，就不再是我的了。”劳伦斯把他与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之为“长期内战”。他说了两句带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话：“为了爱而向你的孩子们大声抱怨是不对的。孩子们由于受到年岁和功能这两堵墙壁的阻挡，不能爱他们的双亲。”劳伦斯和蒙哥马利毕生都在仔细分析童年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两个人都在有生之年获得了荣誉，并且都为此而扬扬得意……他们总是在孤光灯下后退。这是为什么呢？
约翰·E·麦克教授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 [ 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969年2月号。约翰·E·麦克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副教授。 ] 上撰写的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中分析T·E·劳伦斯时发表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见解：“他后来写道，当他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他就梦想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他童年时期的读物也多半是些描写中世纪英雄人物的传奇文学。劳伦斯的英雄主义斗争，他对阿拉伯事业的重视，他将一场被围困的斗争转变成为一场光荣的胜利，——这一切在心理学上都可以看成为一种移位，一种恢复失落的自尊心的企图……”，也就是对他童年时代遭到的羞辱进行补偿。
当然，蒙哥马利的情况与劳伦斯的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对蒙哥马利来说，就不存在他是一个私生子这种模糊感觉。但是，把他们两人加以比较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这两位卓有成就的军人的母亲，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都试图在儿子的性格形成时期控制他们。我们还不清楚促使他们追求权力和成就的那些下意识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看来，对自己母亲的不安全感是动力之一，而对蒙哥马利来说，这是他深刻意识到的一种动力。这点是不可忽略的。
从这个痛苦的熔炉中的确炼出了一种性格，其特征之一就是决断能力。当蒙哥马利在《通向领导的道路》一书中描写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时，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行动原则下定义：“他无情地清洗那些无能的将军，而提拔年轻的军官。他认为才能比资历更可能赢得胜利。他保证他的士兵的士气和忠诚不因装备低劣、饥饿或薪金不足而受到影响。”蒙哥马利在童年时期就养成独立的观念，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他性格坚强，坚持认为：“大多数军事问题都只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
实际上，蒙哥马利能把复杂问题加以简化，这是他的高级艺术。我曾经和许多高级军官（他们并非全是蒙哥马利的崇拜者）谈过话，他的战友们反复强调的是：蒙哥马利具有一种特殊才能，他能把深奥的军事问题归结为通俗易懂的基本要点。对一个经常被认为是不善于表达自己和质朴无华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本领。如果说简化意味着把混乱的东西变为清晰而全面的真理的话，那么这种简化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本领。蒙哥马利是善于简化的，他童年时期的遭遇无疑有助于使他获得这种技能，使他获得自信……而自信则是约翰逊博士所说的“伟人事业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蒙哥马利的出身也给作为军人的他带来了另一种极其珍贵的素质：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实际上，蒙哥马利家族是在1066年从诺曼底的法莱斯迁到英国来的（1945年，蒙哥马利在法莱斯隘口的战斗中消灭德国人是很恰当的；而在圣福瓦-德蒙哥马利这个法国村庄里，他的对手隆美尔于1944年7月17日因遭到一架英国战斗机袭击而受伤）。17世纪时，蒙哥马利家族在北爱尔兰安家立业。1773年，在伦敦德里经商发财的塞缪尔·蒙哥马利在福伊尔潟湖畔购置了一千英亩土地，并在那里盖了一所叫做“新公园”的住宅。蒙哥马利的生命就起源于这里。当然，他的祖父罗伯特曾到印度追求过功名利禄，在“叛乱”期间当过印度一个省的副总督，并由于工作出色而被封为爵士。蒙哥马利的父亲——未来的塔斯马尼亚大主教就是在印度的坎普尔诞生的。这位大主教的某次谈论很适用于他的儿子。有一次，他这样说道：“可以说，我是在非常艰苦的折磨人的环境里长大的。但总的说来，这种艰苦生活却给了我很大好处。”
然而，蒙哥马利的祖先是爱尔兰人。这就向我们提醒了爱尔兰人民对英军历史所作的令人惊奇的、十分突出的贡献。这不仅是几个著名团队（如康诺特巡逻骑兵团、因尼斯基林团、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北爱尔兰步兵团等）的问题，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家族与爱尔兰有关系的高级军官在英帝国的正规军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这些人可以列成很长的名单，这里只要提一下亚历山大、弗伦奇、高夫、艾伦比这样几个名字就够了（更不用说威灵顿了）。在这一系列人物中，蒙哥马利是最可尊敬的一位继承人。
根苗既如上述，为了弄清楚蒙哥马利的精神气质，还必须了解这根苗是怎样移植的。
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一个闭塞的无法无天的小市镇），有一位名叫詹姆斯·巴特勒·希科克的绅士被任命为警察局长。据说，他获得这项任命是因为他在被委任之前曾杀死了43人，然后，在任职期间又杀死了57人。1876年，希科克在一次扑克牌赌博后，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了。在蒙哥马利的伟大同代人艾森豪威尔逝世时，阿拉斯泰尔·库克在广播中说：“希科克死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得克萨斯州的丹尼森诞生之前14年。当艾森豪威尔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的一家迁移到了阿比林。”库克提出了一个富有深意的论点：艾森豪威尔是在美国西部特别形成的极端凶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后来成了“一位宽宏大量、性情开朗的军人，一位统率欧美两大洲各色各样人员的廉洁奉公的领导人”。然而，不应当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国这两位主要指挥官中，只有艾森豪威尔童年时期曾在边疆生活过。蒙哥马利的童年是在塔斯马尼亚度过的，而塔斯马尼亚的偏僻和生活艰苦并不亚于堪萨斯的阿比林。塔斯马尼亚这地方是便利的和适宜居住的，但是对那些罪犯和被放逐的人的印象至今肯定还鲜明地保留在蒙哥马利的头脑中。他的母亲曾经把他归入了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的行列。因此，在塔斯马尼亚，她对蒙哥马利管束得更严了。
1897年蒙哥马利的父亲被召回伦敦参加兰贝斯 [ 注：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伦敦的宫殿。——译者 ] 会议。1901年他再次奉召，不过这一次是要他最后返回伦敦，担任福音传播会的主管人。往返旅行对一个少年是非常有好处的，蒙哥马利从这一经历中获得了两种品质，这两种品质终生都保留在他身上。一种品质是天真无邪。那些曾经领教过蒙哥马利所主张的一个指挥官必须带有几分无赖气的理论的人，可能会对蒙哥马利具有天真无邪品质的说法感到惊奇，其实这不足为奇。一个指挥官必须有点无赖气是因为他必须作出决定，而且有时是悲惨的决定。至于这个9岁的小男孩，从刊载在蒙哥马利《回忆录》上的照片来看，他既不是无赖，也不是堕落者，而是一个天真的孩子。当蒙哥马利转学到圣保罗学校（1944年蒙哥马利就在这所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里制定了进攻诺曼底的计划）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圣徒父亲和别扭的母亲的儿子。当时，他身上除了有天真的品质和讨人喜欢的性格外，还有另外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气质。蒙哥马利在圣保罗学校时期是冷酷无情的和不原谅人的，这预兆着他的未来。同学们是很实在的，能够说出真实情况，他们对待蒙哥马利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把他叫做猴子。圣保罗校刊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要猎取这头动物是很危险的。它会疯狂地直向你冲来，从不犹豫……因此，大家还是不要猎取这只猴子为好。”
蒙哥马利就是这样勉强读完了圣保罗学校。又带着同样的精神气质进入桑赫斯特军事学院。他有点儿好吹牛皮，他作为一个学员表现得还算可以，但成绩并不优异，有好几次还由于十足的愚蠢行为而险些被学院开除。接着，他面临着到哪个团队服役的问题。蒙哥马利家没有财产，时髦的团队（在1914年以前，要加人时髦团队必须有私人财产）他是不能参加的。他原来希望加入驻印度的军队。但当桑赫斯特学院公布考试结果时，他名列第36位。这个名次太低了，不能保证在驻印度的团队中得到一个位置。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感到非常失望。”没有其它办法，他只好选择皇家沃里克郡团。这是一个正统的团，生活开支不大。他被该团接纳了，而他的加入也的确给该团带来了荣誉，这点已得到了该团的承认。现在他是这个团的名誉上校。1908年12月，他到该团驻印度西北边境白沙瓦的第1营服役。
1914年当这个团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部分开赴法国后，蒙哥马利给这个团带来了第一个荣誉。那年10月，他的营参加进攻德军某阵地。作为一个青年军官，蒙哥马利身先士卒向一个叫做梅泰朗的小村冲击。在进攻中他发现前面站着一个持枪的德国人。他这样描写道：“千钧一发，必须当机立断。我纵身向那个德国人猛扑过去，用我全身的力气猛踢他的下腹部，正好踢中他的要害。我读过许多关于战争中贵在出敌不意的材料。那个德国人无疑感到十分突然，他一定以为这是一种新打法。他痛得跌倒在地，成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战俘。”蒙哥马利在圣保罗学校时期的同学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他受了重伤，人们以为他会死去，为他挖好了坟墓。不用说，后来他恢复了健康，而且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这对一个基层军官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蒙哥马利赢得这枚勋章是由于那一天他指挥了伊珀尔的第一场战斗。当时他带领他的排，上刺刀冲锋，夺取了梅泰朗村。早在8月25日，即离开英国两天后，他的卓越品质就表现出来了。沃里克郡团在勒卡托投入了战斗，遭到严重损失。在退却过程中，蒙哥马利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返回去帮助抬回了一个受伤的连长。因此，毫不奇怪当他返回英国住院时，发现自己已被提升为上尉；后来，当他在1915年1月出院时，发现自己已被任命为旅参谋长（其间仅仅相隔一个月）。那时他才27岁。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用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谦虚口气谈论这个问题：“在医院里我有时间进行思考，最后我得出结论，‘笔比剑更有力’这句古训多半是正确的。出院后，我进了参谋部。”这种谦虚之所以容易使人误解，是因为他在《回忆录》的下一页这样写道：“我全面研究了除了我受伤回英国那段时间以外的西线的整个战争。”……可是在这段时间，他帮助训练了新建的一个志愿兵师。
实际上，1916年他就作为第35师的旅参谋长回到法国前线了。后来，他沿着等级制的阶梯稳步上升：1917年担任第33师的二级参谋；同年晚些时候担任第9军的二级参谋；1918年担任第47伦敦师的一级参谋。到停战的时候，伯·劳·蒙哥马利已是中校、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当时他年仅30岁。
停战后，他随莱茵集团军开赴科隆。盖伊·查普曼曾讲述过一个有关这个时期的蒙哥马利的意味深长的故事。 [ 注：G·P·查普曼教授是英帝国勋章获得者、国会议员，是《空虚的光荣》和《热情的浪费》两书的作者。前一本书是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优秀的论文集；后一本描述作者在西线的经历，是为数不多的最优秀的这类作品之一。 ] 查普曼从1915年起就作为燧发枪营的一个军官在西线服役，他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丰富的军人。他的营当时驻扎在科隆附近，情况很糟。十分无能的营长刚刚离职，老兵们梦想着复员，而年青的新兵则毫无作战经验。查普曼当时是副营长，他告诉我说：“有一天，一个名叫蒙哥马利的莽撞家伙来就任我们营的营长。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是，他曾经受过伤，是从参谋部来的。但是，他立即就把这个营控制住了。他用操练和体育运动使这个营振作起来。他为士兵们提供条件，使他们对运动会、竞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感兴趣。他像是一个热心的童子军领队。”蒙哥马利亲自负责全部训练工作，搞得很有成效。“可是，”查普曼悲哀地说道，“整整有两个月我不得不在晚餐的时候坐在这个家伙的旁边，不能和他随便说话，因为他只谈军队的事。”
然而，接替他的人很快就到来了。1920年1月，蒙哥马利到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去了。他没有获得提名参加战后第一期训练班（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后台靠山的年青军官），而且看来第二期的提名他也错过了。不过蒙哥马利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他既已决定把职业军人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而到参谋学院学习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就亲自去找驻德国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威廉·罗伯逊爵士交涉，并且成功地说服了罗伯逊帮他获得到参谋学院学习的名额。
虽然蒙哥马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事并不怎么重要，但这次战争却对他起了很大影响。这个时期是他没有经验的青少年时期，也是他进行探索的时期。有许多军官和他一样年青，一样勇敢，甚至一样能干。但是，一般的好军官，即“仅在作战时才是军人”的那些军官，与坚定地献身于自己职业的重要指挥官是不同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能够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省和分析，抛弃过时的东西，提出新的建设性的意见。蒙哥马利的大多数同学在1919年都太过于高兴了，他们很快就把过去几年的战争忘掉；而在和平时期的正规军中仍然占据着高位的高级军官大多数更是高兴非凡，他们不去思考已发生的事，而热衷于恢复什么“真正的武勇”。于是，在1918年最后胜利的几个月里曾由黑格洋洋得意地指挥着的那支极其灵活的军队突然变得墨守成规了。
蒙哥马利却不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十分清楚地了解，他在1939-1945年间付诸实践的那种军事理论，是不是根据他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的观察以及事后对经验教训的思考制定出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种理论的基础和主要前提在他去参谋学院学习时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以后几乎就没有修改过。那些对蒙哥马利在非洲和欧洲的作战指挥持批评态度的人，轻率地把他说成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保守将军。这些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按其对当时军事机构的态度而言，蒙哥马利在1919年就已经是一个反叛者、一个激进分子、一个不安于位的人、一个主意很多的人了。艾伦·穆尔黑德在他写的蒙哥马利传中描写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学习期间的态度时，对这一点有很好的论述。穆尔黑德这样写道：“对他以及一些曾经到过法国的有作战经验的年青人来说，参谋学院的课程‘全是胡闹’，是完全过时的不现实的东西。特别是蒙哥马利，学校当局把他看成一个好争吵和好辩论的人，‘有点布尔什维克的味道’。看来他认为自己比教官或其他人都知道得多。训练班为期一年。蒙哥马利和他的同学们是在互相揶揄、嘲笑和争论中度过的，最后他们都及格了。”在未来的岁月里，蒙哥马利将是这样品格的人：非正统的，固执的，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强的，有时则是刚愎自用的，但永远也不守旧和默认现状。
蒙哥马利本来很容易变成一个愤世嫉俗者。的确，他对他参加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说过一些、而且还可能再说一些深深抱怨的话。直到1969年6月，他在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还这样说：“我要说，黑格是完全漠视人的生命的。”我猜想，有两个因素保护了他：坚定不移的宗教信念和对自己职业的完全献身精神。有那么多的事需要做，有那么多的事需要改革，因此他的思想的主流是积极的。也许是因为他在参谋部工作了几年，才使他没有感染上团队军人的那种神经病。无论如何，他的精神总算保持了平静和平衡，这在下一次战争中将证明是无法估价的财富。
由于计划不当而造成伤亡惨重以及由于不必要的伤亡和高级指挥官不亲临前线而造成士气低落，这是1914-1918年战争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个方面。他下定决心绝不再使英国士兵遭受另一次帕森达勒 [ 注：据《美国百科全书》载，帕森达勒即伊珀尔，是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的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军队为了保卫该市，蒙受30万人的惨重伤亡。1915年，德军又在该市首次使用毒气。——译者 ] 的痛苦。在未做好精确计算和周密准备（蒙哥马利认为，应包括情报准备），不能确保胜利的情况下，绝不应当发起战斗。 [ 注：有意思的是，当他在《战争史》（柯林斯出版公司1968年版）中描述1914-1918年战争时，曾这样评论道：“我倒认为，约翰·莫纳什爵士是欧洲西线最优秀的将军”，因为这个澳大利亚人不仅以其具有创见而闻名，而且还以其能够非常精确地预先制订未来战役的详尽计划而著称。 ] 凡在非洲和欧洲在他统帅下作过战的军人都认为：蒙哥马利善于驾驭部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士兵们都下意识地感到，他们绝不会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多次发生过的那样，被派去进行无望的、准备得很差的冲锋。他们从来也没有感到他们只不过是供屠杀的羔羊。在蒙哥马利的军队中，从来也没有人像过去法国军队在走向凡尔登这个死亡陷阱时那样发出“咩咩”的哀鸣。只有一次例外，这就是1944年4月在突尼斯的昂菲达维尔，蒙哥马利十分不必要地把刚从3200英里外的伊拉克开来的第56师立即派去攻打一个构筑在山中的德军阵地（该处德军刚刚击退了老练的新西兰部队的进攻），结果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惨重损失。这次战斗是如此背离蒙哥马利的一般原则，以致于历史学家们至今仍迷惑不解，不能加以解释。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蒙哥马利直接指挥的军队日渐减少，英联邦提供的归他调遣的步兵数量也不断减少。早在阿莱曼战役的时候，蒙哥马利的作战战术就受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诺曼底登陆以后，情况更加严重。我所在的那个师，即第59斯塔福德郡师，当时就被解散来增援其它步兵师，而许多野战炮和高射炮炮手则变成了步兵。因此，节俭地使用步兵力量——任何指挥官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对蒙哥马利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必须谨慎对待的问题，而蒙哥马利正是一个谨慎的人。然而，仅仅说他谨慎是片面的，因为这忽略了他在佛兰德的泥沼中获得的一种纯粹的感情——同情心。他曾这样说过：“那可怕的伤亡使我震惊。”
蒙哥马利认为，缜密的计划只能来源于不断的、全神贯注的和自我克制的检查，不仅要检查战争的原则，而且要检查战争的实践。他这样写道：“在1914-1918年战争结束时，我就清楚认识到，军事这一行是一门需要毕生研究的学问。”伴随着献身精神的只能是简朴的生活，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是一种苦行僧的人生观。当希特勒居住在拉斯滕堡的作战司令部里时，他常常躲在一间混凝土的阴暗内室里，静坐在腓特烈大帝的画像下。他可能是在全神贯注地阅读腓特烈大帝的信件，并提醒自己这位英雄怎样从敌人的联合进攻中拯救了普鲁士。但是，希特勒从他的沉思冥想中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军事才能不会在沙盘模型演习中显示出来，归根结底，它只有在坚持下去的能力中，在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决心中显示出来。那才是任何胜利的决定因素。” [ 注：见沃尔特·沃利蒙《1939-1945年希特勒大本营内幕》，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64年版。 ] 蒙哥马利完全不重视这些夸夸其谈的说教，他的优点在于，他一方面不断训练自己“从大处着想”，同时也从不忽视沙盘模型演习。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所指挥的战役总是连最小的细节都预先构想好了。实际上，蒙哥马利比起希特勒来，是腓特烈大帝更为忠实的信徒。蒙哥马利像腓特烈大帝那样，也把中年时光用于坚持不懈的探索、阅读、思考和锻炼，以求精通他的职业，直到细微末节的各个方面，并使个人的能力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同时，他也是为了提高别人的能力。令人惊奇的是，正是这种强烈的欲望把他这样一个性格孤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如此卓越的教师。由于他是一位有战争经验的教师，所以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课。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蒙哥马利在教师这个岗位上至少工作了六年。1926年他回到参谋学院当了三年教官（在这时期，艾伦·布鲁克是他的同事之一，而奥利弗·利斯和约翰·哈丁——这两人后来都在他的领导下升到了很高的军衔——则是他的学生）。1934年，他又被任命为奎达参谋学院的首席教官。我曾经同这一时期与他共过事的许多军官交谈过，无论是地位与他相当的人还是地位低于他的人，无不热烈称赞（尽管有其他保留意见）蒙哥马利在传授知识和激发学习热情方面的技能。 [ 注：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就和在整个世界上一样，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不管战争的条件怎样变化和发展，他教我们的原则和他的理论基础却始终保持不变。……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36年的某一天，他说了一句使我们永志不忘的话：一旦德国认为它已经重新武装好了，并且弄清楚我们还没有作好准备，战争就要爆发。”达德利·沃德爵士将军《奎达参谋学院的第一个五十年》（巴基斯坦奎达1942年版）。 ] 我认为，如果说1939年时英军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远比1914年时多的话，那么蒙哥马利肯定是培养这些军官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艾萨姆准将对蒙哥马利的教学方法体会很深。他说：“蒙哥马利能够极其清晰地说明复杂的情况，并且能够不用一页草稿就总结出一次长时间的演习。他讲话时两眼注视着听众。他具有抓住问题实质的惊人本领，以及异常明确地指出解决问题方法的本领。要误解他的意思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他的意思会令人不愉快。在争论中他是难对付的、无情的；他能够像雪貂一样敏捷地识破你的有毛病的推理或半真半假的陈述。”凡是听过蒙哥马利在战争时期所作的著名演讲的人（在肯特的一家电影院中，或是在的黎波里的一家剧院中……没有人吸烟，没有人咳嗽……）都会承认他的陈述的精确性。你可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可是，你确实领会了他的意思。
此外，蒙哥马利不只是在教室里才教诲人和追求尽善尽美。实际上，他的这两种精神基本上说明了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的另外一个奇特的侧面：他对青年军官总是十分仁慈，既关心教育那些准备寻求知识的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英军中有一种蔑视好学上进的人的倾向），又关心提拔那些显示出有出息、有潜力的人。他的这种特性很快就表现出来。在他1926年去坎伯利参谋学院任教之前，他曾担任过两项使他得以发挥这种非凡才能的职务。一次是1923年他到约克郡第49西部骑兵师工作。在那里他不仅主办了每周战术演讲（由他主讲），而且还在晚上辅导年青军官学习。这些有上进心的青年之一就是弗朗西斯·德·甘冈。后来，德·甘冈成为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参加了蒙哥马利所指挥的历次重要战役。他们两人的合作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合作之一。在《作战胜利》这本书中，德·甘冈生动地叙述了蒙哥马利在这一时期的有远见的但自我克制的行为，叙述了那些幸运的年轻下级军官偶然碰到这样一位师长时的惊奇和感激之情。德·甘冈这样评述道：“在这时期他只能有很少的睡觉时间。”另一次是蒙哥马利在离开了11年以后以连长的身份回到了他原来所在的那个团——沃里克郡团。那场面是很紧张的，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蒙哥马利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战士和军人知识分子，在某些人看来，他离开军人食堂时间太久了，可能不受人们欢迎。而盖伊·查普曼在回忆蒙哥马利在科隆服役的那些日子时，并没有说明他是一个脾气随和的善交际的人，可以使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当我问到一个著名的高级军官（当时他是该团的成员）他对蒙哥马利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时，他告诉我说，他印象最深的是蒙哥马利对年青军官仁慈而乐意帮助……这印象他一直保留了许多年。事实是，蒙哥马利通常对于他的上级（艾伦·布鲁克除外）要么是轻视，要么是冷淡；但他认为年青人是未来的希望，为了使他们在他所梦想的“新型军队”中占有一个位置，应当对他们进行适当的训练。
蒙哥马利关于士气的观点，同他的其它观点一样是很明确的，并且同样可以认为它来源于他在索姆 [ 注：法国地名。——译者 ] 和帕森达勒的经历。使他厌恶的是当年他所经历的那种绝灭个性的作法。他认为，当时最高统帅部把一师部队看作是被驱赶着在金属屏障后面向前冲的一堆人肉。这样，人就不当一回事了。蒙哥马利曾在步兵中当过参谋军官。他说：“我的战争经验使我相信，参谋机构必须为部队服务。”但用诗人威尔福雷德·欧文的话来说，步兵越来越被看作是这样一种人：
士兵，挤满突破口，
他们要战斗更长时间，
遭受伤亡，
蒙哥马利被一再发出的命令（半个世纪后，他在《战争史》中引用了这种命令）所困扰，这种命令日复一日地要求不管遭受多大损失都要继续进攻。
蒙哥马利的态度与此完全对立。他在195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军队与钢铁不同，它是一种最敏感的工具，很容易损坏。这个工具的基本成分是人。要把部队带好，就必须懂得人的本性。人们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力量，情感力量应当通过积极的、建设性的方式予以发挥，这种方式应使人感到温暖，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如果对于人的因素保持冷漠无情的态度，就将一事无成。”这段话实质上不过是重申了他早在40年前就已经掌握了的基本真理。在任何单位中，不管是一个排，还是一个集团军群，都必须使每一个士兵感到他起到一个人的作用，而他的上司也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加以关心；必须使每一个士兵都清楚懂得他应当做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当蒙哥马利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他就掌握了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写成文字虽有点像陈腐的老生常谈，但许多资深的和资浅的军官都不懂得它们。随着年岁的增长，蒙哥马利发展了应用这些原则的技术。因此，当他接管第8集团军后，他就把它改造成为所有盟国军队中最明达、最自信和最朝气蓬勃的一支部队。他发展了一种似乎是把每一个士兵都看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诀窍。从他的自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特有的许多信条和方法都是建立在对拿破仑的研究上。在这个科西嘉人（指拿破仑）进行了著名的1796年和1797年意大利战役后，德赛将军这样评论道：“他使每一个团相信本团是全军最好的团。”蒙哥马利把拿破仑的这种艺术逐渐地加以完善，——之所以说逐渐地，是因为不经过努力，这种艺术肯定是不掌握的。必须仔细地、认真地加以发展才能达到利德尔·哈特曾说过的马尔巴勒所具有的那种“在激发人们的干劲时博得人们爱戴的才能。”
蒙哥马利极端蔑视高级司令部人员不与前线士兵接触的现象。虽然他实际参加战斗的生活在1914年就结束了，但他所从事的参谋工作的性质，却使他对战壕的泥潭比对总司令部的漂亮大厦更为接近。在这方面，他是很坦率的。他这样写道：“当时，将军们和士兵们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我从未见到过英军总司令，不论是弗伦奇还是黑格，而集团军司令也仅见过两次。当时，高级参谋人员都不同团部军官和部队接触。”蒙哥马利认为，仅从提高士气这个角度来考虑，这种现象也是很有害的。因此，当他后来成为集团军司令的时候，他的习惯做法是尽可能让部队官兵多看见他，而且前线部队也常常能够见到配戴红带的他手下的将军们。说实在的，不论是在第8集团军的时候，还是在欧洲的时候，在他的部队中都没有出现过“信任鸿沟”，而在1914-1918年战争中这种鸿沟却十分令人痛心地存在于前线与后方司令部之间。当然，官兵关系的密切肯定不应当完全归功于蒙哥马利，它是一种广泛现象。但是蒙哥马利通过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的说教以及他本身在战争时期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这种趋势。他这样做，是继续忠于他青年时期的见解。
除了当教官的时期以及为陆军部编写一本新的《步兵训练教范》的一段短暂时间外，蒙哥马利从1918年起到1939年止都与部队保持着直接接触，他的经验是如此的丰富多样，当战争再次爆发的时候，像他那样自己的职能具有如此渊博而透彻的知识的正规军军官可说是凤毛麟角。更重要的是，他的某些经验的确是很实用的。例如，蒙哥马利从参谋学院毕业后，又以旅参谋长的身份被派到驻科克的第17步兵旅工作。当时是南爱尔兰新芬党叛乱的最黑暗时期，正如艾伦·穆尔黑德所说的，“屠杀战役”在市镇的偏僻潮湿的街道上进行着。科克旅至少有九个营，蒙哥马利的责任很艰巨。但他是北方的新教徒，至少没有忠诚方面的压力，所以他就以一种基本上不偏不倚的态度处理了那些令人讨厌的治安和镇压问题。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军事任务。在蒙哥马利的军旅生涯中，这个插曲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为蒙哥马利在1938年负责对半个暴乱的巴勒斯坦实施军事管制提供了无法估价的现实背景情况。
蒙哥马利的行为准则是简单而有力的。就像他的所有原则一样，他的行为准则也是只有在加以应用时才有意义。它是拿破仑关于他需要幸运将军的宣言的翻版。拿破仑的那个宣言的含意是：一个交上好运的将军，如果不能利用他的好运，将是一个无用的将军。而蒙哥马利的行为准则则是：“在生活的某些时刻，每个人都会碰到机会。有些人未能意识到这种机会的全部意义因而错过了时机；另一些人则机警热情，用双手紧紧抓住它，并充分加以利用。这些人雄心勃勃，那也是每一个称职的人应有的品质。”蒙哥马利是有雄心的，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所担负的各种职务，给他提供了考验他的雄心的许多机会。其中一些机会我们已经在上面着重提到了，而他对所有其它机会也都十分恰当地加以利用。蒙哥马利无疑是机警的、热情的。
例如，在爱尔兰的任务完成以后，他到驻普利茅斯的第3师短期任职。（事情很凑巧，他后来指挥了该师的一个旅，而在1939年又率领着整个师开赴法国。）他的旅长是一个完全符合他的心意的人。他的名字叫霍朗德。他们具有共同的信仰和观念。在霍朗德的领导下，蒙哥马利学到了谦恭的重要教训。他对谦恭下了如下的定义：“要求士兵遵守的纪律必须变成军官的忠诚。”霍朗德很赏识蒙哥马利的才能，放手让他去干。艾伦·穆尔黑德这样评论道：“虽然计划是将军制订和支持的，但作为将军的副职的旅参谋长蒙哥马利却实际上控制着一切。发布命令的是蒙哥马利，经常在司令部里打电话的是蒙哥马利，为新的训练方案和计划而忙得不可开交的也是蒙哥马利。”这是他到参谋学院当教官以前的一次极好的实践准备。“在他看来，这是他首次为下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开始试验一种新的训练军队的理论。”
在参谋学院当了几年教官后，蒙哥马利又回到了驻扎在环境宜人的沃金的原来的团。机会又一次出现在他面前，他又一次立即加以利用。1930年，他被任命为负责重新编写陆军步兵训练教范委员会的秘书。“到这个组里去，然后掌握它”，这是蒙哥马利当时所采取的原则。作为该委员会的秘书，他扩大了他的职能，要求按他的想法来编写教范。这不仅遭到了该委员会的激烈反对，也遭到了陆军部的激烈反对。但蒙哥马利却说道：“我不能接受他们对我的步兵作战理论所作的许多修改。我们逐章研讨了这本教范。接着我建议解散这个委员会，由我独自来完成这本教范。我的建议被接受了。我写出最后一稿时，把以前那个委员会所作的修改全都删了。该教范出版后深得好评 [ 注：且不说这本教范是否优秀，它表明了编者的一个重要的、长期存在的弱点。无论是在编写教范期间，还是在编写之前和之后，蒙哥马利对扩张战果这原则都不很强调。这种看法上的局限性严重地影响了他在阿莱曼战役之后以及在西北欧时对追出作战的指挥。如果读者想了解有关这一重要论点的详细讨论情况，请参阅利德尔·哈特《回忆录》第一卷第55、56页。 ] ，作者更是这样看的。”蒙哥马利根据他多年当正规军官的经验，懂得了他的内兄、坦克战的卓越先驱者霍巴特将军所阐明的一条教训：“在陆军中，获得成功的秘诀在于进行充分的反抗。”
他终于有了一位内兄，这使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惊讶。当蒙哥马利在约克郡第49师任职，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条信条：“结婚对军官不是一件好事。你不可能既当好军人，又当好丈夫。”实际上，如果你承认了蒙哥马利对军事职业所公开采取的那种献身态度，那你对这条信条就不会感到惊奇了。一个耶稣会会士必须是个独身者。（许多郁郁不乐的军官应当还记得，在敦克尔刻撤退以后的那些日子里，蒙哥马利曾命令军人们的妻子从英格兰东南部受威胁的沿海地区疏散。）然而，这个曾经践踏过许多陆军传统的人，后来却以他特有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信条。他结婚了。
要叙述他生活中的这一侧面是很困难的，但却是必要的。蒙哥马利是一个性格非常隐蔽的人，尽管他对自己曾作过那么多的公开表白。在他的性格的发展中，阿莱曼战役的影响究竟比他个人婚姻的影响大多少呢？要是他的妻子能够和他共同生活更长时间，他最后会变成一个怎样不同的人呢。对这些他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蒙哥马利自己是这样回答的：“比我的军旅生涯更为重要的事，是我那短暂的婚后十年生活。”我们所能肯定的是，他和一个在加利波利战役中阵亡军官的寡妇（已有两个儿子）相识两年以后，在1927年和她结婚了，她的名字叫贝蒂·卡弗。贝蒂后来也死了，是在1937年10月被虫咬伤中毒而死的。在他俩一起度过的十年中，贝蒂使蒙哥马利在许多方面变得仁慈博爱起来，并且逐渐清除了他在儿童时期所形成的那些性格上的缺点。可惜，她死得太早了。这一突然的令人心碎的遭遇使蒙哥马利的生活长期成为一片空虚。那些对蒙哥马利的指挥官生涯持批评态度的人，应当宽容地考虑到丧偶的不幸在蒙哥马利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多大的永恒伤痕。元帅们也是有人情味的。蒙哥马利自己对他妻子的病和死亡所作的叙述是如此生动和感人，以致令人不忍卒读。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读者最好是查阅他的《回忆录》，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概述他当时如何伤心。
然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蒙哥马利在他婚姻中就和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一样，表现出了一种将互不相容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非凡才能。很难想象，蒙哥马利这个加尔文派教徒怎么能够在非洲以后在其他地方与喜欢吃喝玩乐的弗雷迪·德·甘冈配合得很好。同样难想象的是，像约翰·波斯顿那样讲究礼仪的青年怎么能够那样忠心耿耿地为蒙哥马利服务，先是当他的副官，后来又当他的联络官，直到在战斗中牺牲为止。更加难以想象的是，蒙哥马利和妻子竟会生活得那样和谐。她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在切尔西区 [ 注：伦敦的一个区。——译者 ] 有亲属的人，她反对她丈夫所崇拜的甚至所理解的大多数东西。但是，一切迹象表明，他们非常愉快地保留着各自的不同意见，虽然有分歧，但还是很满足。蒙哥马利管理家务，而他的妻子则料理自己的生活。她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情地容忍他的怪癖（其中一些无疑是很独特的），使他的性情变得温和起来。例如，30年代当蒙哥马利在巴勒斯坦指挥一个营，理查德·奥康纳爵士在埃及也指挥一个营的时候，奥康纳曾到蒙哥马利家住过一段时间。奥康纳回忆说：“那时他的妻子还活着，我对他们家每天早餐后举行的那套仪式很感兴趣。他家庭的全体工作人员排好队站着，听他给每一个人下达有关食物等每一件事的命令，但他的妻子不参加！”这是不折不扣的蒙蒂 [ 注：蒙哥马利的爱称。——译者 ] ！在他们整个幸福生活的十年中，他都保护着他的妻子，不让她去做家务琐事，因为他了解她的能力和品质。他们家里有一个专门负责膳食和清扫的“机构”，而且他又善于利用它，为什么还要麻烦她呢？因此，对蒙哥马利来说，贝蒂的死是一个真正的“心灵的黑夜”，使他的精神和智力都几乎完全垮了，比两次大战中的任何一次战役或争论给他的打击都大。他这样写道：“我回到朴次茅斯的住宅，这儿原来要作为我们的家。我独自呆在那儿许多天，谁也不见。我全垮了……我好像堕入一片黑暗之中，心灰意懒。”但是，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又开始从新生活。”应当指出，蒙哥马利以前曾在自己十分敬佩的人艾伦·布鲁克身上看到一个坚忍刚毅的榜样。布鲁克也经受过类似的、甚至更加可怕的折磨。1926年，在蒙哥马利与他第一次见面后不久，艾伦·布鲁克和他的第一个妻子遭受了一次骇人听闻的车祸。两人被送入医院时已不省人事。后来，当艾伦·布鲁克苏醒过来时，发现他妻子已死在他旁边的床上。他的妻子留下了两个孩子，但他还是从灰心失望中振作起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军队中的一个关键人物。
贝蒂至少曾分享过她丈夫的“黄金时代”的幸福和满足。1927-1937年间的情况表明，蒙哥马利越来越有可能担任高级指挥职务——他的必然的归宿。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度过了几年激动人心的岁月，接着，他编写的《训练教范》获得了非凡的成功。此后，蒙哥马利在1930年踏上了可能通向峰顶的晋升阶梯的第一级（对许多军官来说，这一级实际上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作为中校被任命为沃里克郡团的一个营的营长，驻守在局势还算平静的巴勒斯坦。当时，那里还没有发生暴动，这个营负责该地区的全部警备任务。
艾伦·穆尔黑德在他写的蒙哥马利传中，曾大肆渲染了“圣地”对一个敬畏上帝的军官的影响。他这样写道：“人们有时看到这位上校带着圣经和导游手册在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的名胜古迹中漫步，就像他的前辈——驻防喀土穆的戈登一样。”穆尔黑德认为这是由于父亲在宗教上对儿子的影响日益加强的缘故。诚然，那位年迈的主教（他在世的时间不长了）在给他儿子的信中确有许多响亮的规劝的话，诸如“要信仰上帝……无论你干什么，在你的生活中都要把上帝放在首位”等等。但是在广泛研究作为指挥官的蒙哥马利时，有一点必须指出，这就是在他一生中，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甚至在他妻子死了以后），他都把对基督教的纯朴的、绝对的信仰作为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保持下来。他的这种纯朴态度有时很难描述。在他向部队发布的文告中，上帝这个词出现的次数就像罗伯特·布朗宁的诗句最后几行中出现上帝一词一样频繁。因此，人们听到后说了些下流话是不足为奇的。他越是重复地说：“全能的上帝在战斗中与我们同在”，人们就越会想格拉德斯通日记中的这些话：“我感到当我谈论任何宗教问题时，实质上我总是想颂扬自己。”人们还会想起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计算一下那些相信上帝总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将军的数目，那么你将得到一个像天文数字一样巨大的数字。但这一切都是题外话。丘吉尔说得很对，他说蒙哥马利是一个“克伦威尔式的人物”。实际上，蒙哥马利只不过是这位摄政者（即克伦威尔）的平易的穿着赤褐色短上衣的普通将军之一，他“是那种敬畏上帝的人，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忏悔的人”。当蒙哥马利谈论上帝的时候，他是很坦白的，是心口如一的。如果说在他的军队里有许多人怀疑宗教，那么，在他的军队里也有许多宗教信徒。
人们在研究有关蒙哥马利的著作（关于他本人的或他的战役的著作）时，如果有敏锐的观察力，将会注意到，这位元帅尽管在某些问题上有时坦率得令人吃惊，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则几乎是煞费苦心地保持缄默。这种对于他认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东西所采取的遮遮掩掩的态度是一种孩子气的态度，因为事实总是要暴露出来的。
例如，他在《回忆录》中曾一笔带过了1931至1934这三年的情况。在这期间，他的营是亚历山大港的警备部队，并且在附近的沙漠里进行了训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时期却是影响他的前程的一个关键时期。他为什么要对此保持沉默呢？
我想，其原因在于（特别是在执行警备任务的初期），蒙哥马利把他的营管理得就好像亚历山大港是一个罪恶城市一样。诚然，在30年代初期，这座古老的海滨城市无论对军官或士兵都具有种种诱惑力。蒙哥马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又过分以为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便对他的部队实行了极其严格的控制，但手段却很不老练，过分认真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出现了许多说他不受士兵欢迎的谣言，部队违纪人员太多，受惩罚的人也太多（这是一个部队搞得不好的明确迹象）。这位“热情的童子军队长”做得太过火了。幸好，埃及驻军总司令约翰·伯内特-斯图尔特爵士不仅是当时的一位卓越的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很明智的人，而蒙哥马利的旅长“蒂姆”·派尔（他在战争时期指挥英国的防空部队时显示了极高的才能）也是一个器量宽宏的人。他们一同冷静地（虽然有时也说几句话）容忍了蒙哥马利的那些非正统的做法，不适当的做法以及大大小小的意外事故。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不像蒙哥马利那样的人身上，他肯定是要被解职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哥马利的许多轶事，不管是恶意的还是真实的，现在都还在流传着。蒙哥马利无疑认为，要是把这一切都忘掉，那就更好一些。遗憾的是，在他一生中，他伤害过太多的人的感情了，要都忘掉是不可能的。
然而，“轶事”只是说明了消极方面，这一时期也有值得称赞的积极方面。在埃及的这几年是蒙哥马利学习成长的部分过程。由于做得太过火了，他才好不容易地发现：一般说来，妥协得益，傲慢受损。虽然他还不到30岁，但已经坚信并告诫别人说：每一个士兵都是重要的，在实际工作中指挥官非常容易失去士兵的信任。
他的士兵们终于接受了他的主张。对一个士兵的真正考验不在于他能否很好地站岗放哨或不逛窑子，而在于他在战场上怎样行动。伯内特-斯图尔特和派尔经常举行演习来检验他们的部队和指挥官。在这些演习中人们注意到，沃里克郡营的战士一般都表现得极其出色，而蒙哥马利这个在营房中如此难以应付的人似乎也改变了他的性格，尽管战斗是假的。相反，布尔什维克化的部队在演习中表现并不出色。结果，当然一切都称心如意。1934年当这个沃里克郡营被调往印度时，派尔向上级这样报告说：“蒙哥马利的能力肯定超出了他的军衔，他应当在陆军里获得更高的军衔。只有当他偶尔会犯的专横毛病变得太严重时，他才达不到这个目的……他具有丰富而独创的思想，并且能用无与伦比的方式把它们表现出来。他真正为士兵所喜爱的，他关心他们，把他们看成他的孩子一样。”（着重符号是作者加的）在这一时期，蒙哥马利还有其他收获。这位未来的阿莱曼战役的胜利者在这里第一次体验沙漠战的战术要求，特别是夜战的战术要求。利德尔·哈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蒙蒂起初怀疑夜战的可能性，特别是大规模夜战的可能性，并且倾向于认为夜战会导致危险的、也许是灾难性的混乱局面。他这个观点是我1920年在编写战后的《步兵训练教范》期间与他商讨问题时发表的，十年以后当他编写新版教范时，又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但是派尔强烈地相信“夜觉”能够发展，并且采用许多装置来使他的部队在空旷沙漠的黑夜中感觉舒适。他命令犹豫不决的蒙哥马利“继续干下去”。在德·甘冈（当时也在埃及服役）的帮助下，蒙哥马利热烈地“继续干下去”……（在德·甘冈写的《作战胜利》一书中对此有生动的叙述）……并且在演习中通过夜间进攻胜利地粉碎了演习对手。蒙哥马利一向是经得起成功的考验的，他把夜战作为他的军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采用夜战，并且一般都很有成效，以致夜战已成为他的标记。当时，英国和德国的军人都懂得“蒙哥马利月夜”是什么意思。
因此，当1934年春天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移防浦那时，以及几个月后他被调往奎达参谋学院时（担任首席教官，上校军衔），他已经具有丰富的关于士兵和演习的现代经验，足以支持他热情洋溢地宣讲作战理论了。这时，巧合的事又发生了：德·甘冈意外地在这里出现了，蒙哥马利帮助他在参谋学院谋到了一个职位（这对他们的未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蒙哥马利用他自己特有的口气说道：“对那些不走正道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位的人，我是不愿意帮助他们的。这只会把一个人毁了。”
“在生活的某些时刻，每个人都会碰到机会。”1937年夏天蒙哥马利被提升为驻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旅长，这无疑是他的一次机会。第9旅属于第3师，而第3师则属于南部军区。当时南部军区司令是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在30年代，有一小批高级军官力求对陆军训练方法、装备性质、高级军官的素质以及政治工作保障进行彻底改革，韦维尔就是这些人中突出的一个。他们谋求建立一支能够打一场现代战争的陆军部队，——顺便说一下，一旦发生这样一场战争，南部军区所属部队将被编成第2军参加派往海外的英国远征军。因此，1937年，蒙哥马利就已经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在一个关键人物的领导下担任一个重要职务了。
然而，他的一切希望忽然破灭了。在他以往的婚姻生活中，他的妻子总是“随军”的，他俩从来没有享受过自己的家庭生活。现在他们分到了自己的住宅——朴次茅斯的一座结实的半月堡式建筑物，并热情地开始共同享受布置家具和装饰房间的新奇乐趣。可是，贝蒂不久就死了，留下蒙哥马利和他年幼的儿子住在那座鬼魂萦绕的宅邸里。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蒙哥马利才恢复了平静，神智才正常起来。他天生的那股倔强劲和活力又逐渐显露出来，1938年，第9旅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在他在亚历山大驻防的那些多风波的日子里以及随后的时期，蒙哥马利曾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这样写道：“我经受过许多挫折，这无疑对我是有益的。这些挫折使人经常警惕自己不要摆脱约束，不要太专横。”他对他的旅进行了严格训练，并且亲自监督了大部分训练，但士兵们并没有什么怨言。他的士兵很快就在几次演习中证明他们非常能干。不过，在欧洲即将发生一场大战的前夕，这些演习是微不足道的。韦维尔曾经这样说道：“在这时期没有举行过任何像样的演习，因此我在战场指挥艺术方面没有得到过任何锻炼。”这是一个随时都可能率领一个军参加战斗的人的痛苦反省。不过，在1938年7月还是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演习，一次入侵演习。在这次演习中，巡洋舰“南安普敦”号和一些驱逐舰所运送的部队换乘上小船在达特默思附近登陆。韦维尔的传记作者约翰·康内尔这样写道：“这次演习之所以能够举行，应归功于驻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指挥官伯纳德·蒙哥马利的干劲和创造力以及驻朴次茅斯的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科克和奥雷里的积极帮助。然而，演习却是一团糟 [ 注：然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预言性的事件。“军际训练和发展中心”（它将制订许多重要的顺利实施三军联合作战的方法）刚刚成立。该机构精干的参谋部的第一任务就是参加这次演习。因此，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次演习是向着进攻欧陆开始日迈出的第一步。因此，不仅蒙哥马利参加这次演习是适当的，而且将来监督诺曼底登陆计划草案制订工作的弗烈德里克·摩根爵士出席这次演习也是适当的。摩根强调指出，在这次演习中，第9旅的参谋人员用掉了三万张大页书写张。 ] 。韦维尔认为这次演习对英军完全忽视登陆战作出了可悲的评价。他这样评论道：“虽然有一艘所谓的登陆艇，但它是以前建造的试验性登陆艇，而且是为这次演习而从破铜烂铁堆里找出来的。我想它在这次演习中沉没了。至于其它情况，部队是乘坐敞开的划艇登陆的。就像以往200多年来登陆的部队那样。”但是，蒙哥马利是个很勇敢的人。当韦维尔登陆时，蒙哥马利热情地迎接了他，并向他说明演习是如何进行的。韦维尔说了声“知道了”，就向自己的车子走去。接着这辆车向一个粪堆开去。韦维尔后来在某一重大场合曾这样说道：“蒙哥马利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是我所见到的最能干的军官之一，但是由于某种原因，高级军官们并不喜欢他。”
像著名的朴次茅斯克拉伦斯足球场（陆军占用的政府财产）诉讼案那样的事件当然是无助于提高蒙哥马利的声望的。他为了给本旅的“福利基金”筹款，曾自作主张把这块土地以1500镑的代价出租给“银行休假展销会”使用。这个消息传出后，白厅大吵大嚷起来。正如蒙哥马利自己所说的，这肯定是他所经历过的“最危险的时刻”之一。但蒙哥马利并没有被这一事件搞垮，在这年的晚些时候他的旅就被选派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执行秘密的毒气试验任务了。韦维尔以前虽曾发过牢骚，但现在则这样报告说：“蒙哥马利准将是我们所拥有的头脑最清楚的军官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军队训练者。他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今年在毒气试验中所作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水平。”这些话出自一个从不轻率用词的人之口，自然是一种赞扬。因此，毫不奇怪，那年10月蒙哥马利被提升为少将并奉命去担负他从未干过的最艰巨任务——接管巴勒斯坦北部的军事指挥，并将当地许多分散的部队组建成第8师。还有一件巧合的事：即将对巴勒斯坦南部进行管制的那个师由理查德·奥康纳指挥。
蒙哥马利在1931年驻防巴勒斯坦时，用一个营足以警卫整个地区，但后来那里的形势危险地恶化了。当地实行了一种移民定额制度，每年允许在英国所规定的限额之内的一批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这件事激怒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担心大批异教徒会渗入他们所认为的他们的故土上。希特勒更使这种紧张气氛达到了白热的程度。而随着纳粹分子公开迫害犹太人，则出现了犹太人非法进入（巴勒斯坦）的现象。一些投机商人利用欧洲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大发横财，把一艘艘满载着（以一定价格）从死亡或集中营逃出来的难民船只开到了这个“希望之乡”。这些难民虽然必须躲开英国的海军巡逻队，却受到了犹太人接待委员会的欢迎。当蒙哥马利在1938-1939年冬天负责管制这个地区的时候，某种类似战争的事态正在发展中。旅行必须有军队的护送；主要的公共设施经常遭到破坏；实行了宵禁，但经常有人违犯；秘密武装团体和非法移民很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情况比蒙哥马利帮助平定“爱尔兰叛乱”时要糟得多，因为这一次英国人没有什么朋友。
蒙哥马利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来处理问题，他的方法有点像后来他在阿登战役期间所采用的手腕（见本书第十二章）。他首先对这个地区进行“整理”。他所负责的区域原来由一个旅警卫，而现在他驻海法的司令部一共辖有三个旅。他把整个区域分成几个地段，每个地段指定一名指挥官负责。他还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情报系统，并与警察加强合作。通过这些办法以及其它措施，他开始感到“平衡”了。现在该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英军在夜间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包围了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地区；迅速没收了所有储存的武器；逮捕了一切嫌疑分子；公正地但毫不容情地惩罚了做坏事的人。几个月后，蒙哥马利就控制住了这个地区。到1939年春天，最危险的局势就过去了。
对蒙哥马利来说，幸运的事和倒霉的事交替出现，似乎已成为他的生活规律。第3师师长（奇怪极了，此人的名字也叫伯纳德将军）已被任命为百慕大总督，于是出现了选择谁来继任师长的问题。蒙哥马利在巴勒斯坦接到通知说，他已被选中在适当的时候接管这一职务，这使他十分高兴。他清楚地知道，战争就要来临。第3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牌“钢铁师”，是他十分熟悉的一个师。这个师肯定要在英军中打头阵，能够指挥这个师，是再快意不过的事了。然而，蒙哥马利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被选中的。这事当然与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有关。从韦维尔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赏识蒙哥马利在当旅长那段时间所显示的军事才能。韦维尔这样说道：“在选拔委员会上，当问到我想用谁来接替第3师的伯纳德时，我立即回答说由‘蒙蒂’来接替。其他司令官听后宽慰地舒了一口气，立即默认了。以前，蒙蒂的名字曾经在选拔委员会上提出过好几次。每个人都同意他应当晋升，但是每一个有少将空额的司令官又都提出种种好听的理由说，要找一个比蒙蒂更合适的人。我从不怀疑他的能力，而且我也喜欢他，我不害怕他的独立的思想和作风，这些我能控制。”
蒙哥马利预定在8月接管第3师，但他在5月突然患了重病。在他的肺部发现了一个阴影，而且治疗不见效。这并不是他1914年负伤的后遗症，他被怀疑得了肺结核。巴勒斯坦的医疗设备很差，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人们担心他可能要死。当飞机把他送到苏伊士运河时，他已虚弱得几乎不能走动，于是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上。看来他已没有活的希望了。然而，蒙哥马利又第二次奇迹般地康复了。他一直有这样一种奇怪的、下意识的感觉：只要他能够返回英国，他就能康复。他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他在塞得港被用担架抬上船，而当船抵达蒂尔伯里时就能走下船了。他很快就得到了一张康复证明书。他休了一段时间病假后，就去问陆军部什么时候可以接管他的指挥职务。但他得到一个含糊的回答。当时，即将进行动员，而“在动员期间，过去的任命一概无效”。看来他只能和另外一些将军待命等候差使了。然而，像过去为争取获到参谋学院学习的名额的那种顽强劲又在蒙哥马利身上表现出来了。一连十天他死死缠住陆军部（该部无疑正全神贯注于其它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证明他是陆军部所需要的人。于是，在8月28日那天，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伯·劳·蒙哥马利少将接任了第3师师长，正好赶上监督该师为9月3日开始的战争进行全面动员。但是，蒙哥马利还来不及检阅部队，部队就向法国开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