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与干扰·第十三
作者：艾琳·克莱顿 ·英国
出自————《敌人在倾听》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四二年，迹象(其中有些出于敌埃尼格马密码电报)表明，敌人正在南欧和北非某些要地附近安装雷达设施。为了判明这些雷达的型号及其搜索范围，我们进行了初步调查。
六月我们派出了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C．O．V．“斯克鲁弗赖”·威利斯空军上尉率领的第109飞行中队分遣队去中东，他们奉命与第257联队共同工作。由于轴心国已控制了地中海大部沿海地区，海军迫切需要尽可能多地获得地中海沿岸敌人雷达情况，哪些雷达可能对我护航运输船队和潜艇造成威胁，特别需要了解与岸炮有关的雷达站情况。为完成这项任务，他们调来一位皇家海军通信专家P．T．W．贝克上尉，作为特别通信部队调查机的特别观察员。
十一月底，贝克上尉确信敌部署在班加西和德尔纳港担任守卫任务的岸炮是雷达控制的，探照灯可能也是。在调查飞行中，他说服飞行员，来回穿越目标区，引诱敌人向我机开火。根据所测得的敌雷达频率信号强度以及敌炮兵和探照灯跟踪我机的情况，贝克计算出敌人的雷达可在多远的距离上测出不同高度的目标。贝克在昔兰尼加的黎波利塔尼亚和东地中海进行了多次飞行，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吉普”。在班加西上空的一次飞行中，他第一次非正式地投放了名为“窗”的干扰箔条。这是以投放金属箔条来使敌雷达屏上出现假反射雨阵。这种箔条的长度是经过计算的，由于它的干扰，敌军雷达人员很难标定来犯目标。“吉普”参与过这种干扰的早期试验，他要求亚历山大维修厂根据他的规格来切割金属箔条。威灵顿式调查机装载着这些干扰物飞到班加西附近投放。看来敌人没有什么反应，但英国空军部参谋知道了此项活动，他们向中东发了紧急命令，禁止继续投放“窗”，怕敌人采取对策。
最高当局对是否可用此种方式干扰敌军雷达的问题争论了好几个月。用此方式干扰英国雷达的实验是成功的，空军参谋部完全清楚，“窗”的制造十分简单，德国人也可轻而易举地生产类似干扰物进行报复，使我们的雷达失效。德国人也曾想过这个方法——他们把干扰物称作“Dueppel”，但他们也没有使用这种干扰条，以免以其之物还治其人之身，自己的早期预警系统也落得同样下场。林德曼教授当时是首相的科学顾问，后来成为彻韦尔勋爵，他和战斗机司令部的肖尔托·道格拉斯空军中将强烈反对使用这种干扰。虽然一九四三年三月在对科隆进行著名的1000轰炸机袭击行动时曾有人建议使用薄箔条，但直至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对汉堡大举袭击之前，英军在实际战斗中未曾使用过“窗”。
菲利浦·贝克在飞行调查报告中很少提到他和机组人员所担当的风险。他在一份典型的报告中写到：“我们飞近班加西时，敌雷达信号变得很强，飞机刚进入一千英尺的投弹高度时(调查机通常都载有炸弹)，敌探照灯马上就照了上来。据飞行员说，看起来敌人的探照灯好象事先未曾搜索似的，探照灯的锥形光束紧紧咬住飞机，不管我们做什么激烈的躲避动作，包括大变向和大速度俯冲，探照灯一直照着飞机，直到我们飞出其探照距离，第一批高射炮弹十分猛烈，爆炸高度相当准确，我们几次听到爆炸声，有一发近在咫尺(轰炸仓门下约五十英尺处)，气浪把机身都抬了起来。飞机没有中弹，但飞行员报告说，飞机俯冲时，敌人的高射炮弹也随着机身下移，炮弹的爆炸中心总是略为超过机头……”
到年底时，了解敌人雷达的每一个细节即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空军部已要求陆军部指示在沙漠战斗的部队尽可能弄到一部敌人的雷达，最好是未受损坏的，以便进行技术检测。通信兵主任“彼德罗”·曼恩空军准将派出了一些特别搜索小组寻找这种装备。
同时，我们的调查飞机也在地中海广泛地搜索敌人的雷达站，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到一九四二年新年时，他们在克里特岛至少判明了三个德军雷达站。与此同时，海军方面也报告收到了可能来自苏达湾附近的雷达信号。有两次当我们听到这种信号时，我们都有一艘潜艇在敌舰附近活动。这种调查进行了不久之后，“吉普”就确认，在地中海中部和东部，共有八个“沃兹伯格”和十三个“爱神”雷达站。
但到目前为止，菲利浦·贝克是我们在调查飞行中作为特别观察员的唯一的技术军官。罗利·斯科特－法尼和我对他的安全都十分担心。我们不能再让“吉普”到敌占区上空去冒险了，他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觉得他最好还是从事对这些飞行结果进行分析的工作。我们敦促空军部加速训练合适人员，把他替换下来，因为那时皇家空军没有其他适于这种飞行任务的电子对抗军官。第80联队正为制订训练计划而为难，除了我们的问题外，当时还十分缺少适于空中侦听用的甚高频接收机。
菲利浦·贝克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技术军官，他的安全使我们忧心重重，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七日夜间发生了一次事件，我们甚为惊恐。当时菲利浦驾驶的威灵顿式机在罗德岛附近不得不强行降落，受到了灾难性的损失。与他一起的是正在受训的澳大利亚飞行员罗伯特·特里金萨上士，这是他作为特别操作员进行第一次战斗飞行。在飞机坠毁之前贝克和特里金萨头脑清醒，他们把机上的所有附属科学设备都扔到海里，而驾驶员默文·诺尔斯上士则故意将飞机冲入深海防止以后被敌人打捞。
关于这次事件，最好还是引用菲利浦·贝克后来写的报告，他曾建议给特里金萨授勋，他写道：“特里金萨的一个肩膀在飞机坠落时完全脱了臼。沉入冰凉的水下后，我们发现充气救生艇未能放下来，降落时领航员虽已极力拉开脱环，拇指都几乎拉脱了，但看来还是卡住了，特里金萨全身都穿着飞行服，后来估计约游了一个半钟头才到了岸边。他的一支手臂非常疼痛，几乎已毫无用处。
“到达海滩时，岸上的意大利士兵正在向海里盲目地射击，他们把机组人员抓了起来。他们不管俘虏的身体情况如何，硬是两人夹一人地把飞行员拖到哨所。然后把衣服扒了，每人发了一条毯子和一点涅克白兰地酒。后来意大利人用卡车把俘虏带到约三英里外的罗迪当地炮兵司令部。由于长时间的劳累，我们的飞行员这时在途中反觉舒适。卡车是硬车胎的旧车，飞行员光着身子裹着毯子，警卫命令他们靠在一个角落，要么坐在肮脏的地上，要么坐在他们的湿衣服堆上。警卫利用这机会提醒他们必须遵守规矩。
“后来伤员被带到当地的一所医院，他们得到了良好和必要的治疗。在到达炮兵营房之前，我根本未发现特里金萨负了伤。虽然伤得这样是非常痛苦的，但他丝毫未流露出一点痛苦的样子。”贝克叙述了每个人怎样被分配到各自的房间之后，继续写道道：“特里金萨的房间在我的对面，房间左右都有门相通，所以他可以通过钥匙眼与其它房间里的人低语。而他们又可与前面房间通话。虽然看守人的职责之一是禁止我们相互交谈，但他们可等看守人走到走廊的另一头时悄悄说话，或者必要时特里金萨用牙膏筒有铅的一头作笔把话写在手纸上，通过钥匙眼传递，然后再扔过走廊传给有关的人。我自己的房间没有与隔壁相通的门，但好在我可以与对面房间的特里金萨打手势，靠这种办法可提醒大家记住的保密要点。后来在意大利巴里临时集中营，特里金萨问我是否可能与中东通信。我给了他一个合适的地址并建议用于传递消息的格式书写。由于他的努力，中东最终接到他的明信片……。他是唯一能把信送到的人。
我们最终收到了特里金萨的密语信，我们开罗空军司令部情报部的人这才放心，我们知道不仅全部机组人员都还活着，而且敌人肯定无法打捞到那些特别机载设备，意大利人也没有发现这架飞机的真正使命。
据后来透露的消息，意大利人曾非常怀疑为什么机组中有一名海军军官，起初认为他一定是从事某些破坏、特务、帮助组织逃跑或其它不良意图的活动，特别是由于贝克携带的是一支贝雷塔左轮手枪。但他和他的机组人员都设法使意大利人相信了这位海军军官只不过是与空军朋友一起非法地溜回埃及，他回去后肯定会受军事法庭的处置。最后他成了双方在土耳其交换的第一批战俘。他当了一年俘虏，于四月一日又回到我的办公室。
调查机的特别任务之一是实施空中无线电干扰。陆军曾要求试用叫做“推挤”的机载干扰设备，对敌坦克的甚高频无线电进行干扰。这种干扰机可干扰某一波段上所有的无线电信号，在英国我们曾对缴获的坦克无线电台进行过干扰试验。“十字军”战役中，战斗在卡普索堡至西迪·奥马尔地区进行时，飞行员接受了一项没人羡慕的任务，即在战区上空巡逻数小时，而且常常是大白天，干扰下面沙漠中作战的坦克之间的一切通信。这个行动计划是由英国皇家空军无线电干扰军官W．B．S．“廷姆”·辛普森空军少校和他的副手杰弗里·马森空军中尉与空军中校R．P．G．登曼一起制订的，这种干扰活动由战区的地面部队指导与控制。为此，指挥调查机中队的D．H．S．“彼得”·拉舍中校指挥一辆属第2坦克兵团的马蒙－哈里顿装甲车及其乘员，加入第7装甲师师部，在前线指挥威灵顿式飞机进行干扰。但由于发动机的毛病，这装甲车到达第25训练联队(驻奥克斯福德中心)就停了。车上两个乘员以及杰弗里·马森和D．西摩上士不得不就在原地调度干扰飞机的活动。
无战斗机护航的威灵顿飞机是轴心国战斗机的不动目标 [ 译者注：指瞄准时只需取极小前置量的目标，并非实际不动 ] ，因战斗机的机动性能远远超过了它们，加之天空经常晴朗无云，又非常不利于飞机隐蔽。他们的无线电干扰发射实际上有助于敌测向仪找到我机确切的位置。飞行员在前线长时间飞行，紧张地搜索地平线上可能来袭的飞机是件不大恰当的任务，特别他们知道包括登曼中校在内的一些同志在过去类似的飞行中已被击落或受伤。威利斯空军上尉的事例典型地说明了我们飞行员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威利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发出干扰信号不久后便遭到敌战斗机的攻击。他的机组乘员打下了一架战斗机，但无线电报务员受了伤，他的飞机也受到破坏。尽管如此，这架飞机第二天又照常升空，并又一次受到攻击。这一次至少有九架敌人战斗机对它围攻，它的飞机受到严重损坏，通信电台被击毁、液压油箱被击穿，全靠飞行员设法用碎布堵住油箱的穿孔才使飞机免于坠毁。
后来通过对被俘装甲车乘员的审讯才发现这种干扰方式是不成功的，并且肯定飞行员担这么大的风险是不值得的，“推挤”作战就此告终。直到阿拉曼攻势使用了改进的干扰设备之前，我们再未采取过这种手段。
一九四二年底，轴心国部队加速扩建雷达设施，中东司令部为满足三军部队对情报的需要，迫切需要更多的调查机，于是决定以第109中队分遣队为核心，加上我们雷达校正机人员组建一个新的第162中队，由“彼得”拉舍指挥。他们最初驻在沙卢法，不久转移到运河区的比勒贝斯，必要时可在沙漠机场或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或马耳他岛加油，以扩大深入敌空域的航程。
这是对轴心国战区全部雷达进行不间断侦察的开始，侦察区包括沿海一带及其附近主要岛屿上的设施。这个中队在飞行时，空中侦听员密切注意有无新雷达站和雷达装置转移的迹象，有时我可从敌人的埃尼格马密码通信中得知敌人在某地正架设一个新的“爱神’或“沃兹伯格”雷达，然后我们便注意发现可能表明这雷达站开始使用的信号。同样，如我们发现某一雷达站不再发信号时，就判定我们最近的轰炸奏效。作战室可利用该地区敌雷达搜索空缺的机会计划在此地或更远地区进行轰炸。
我们从英国雷达站得知，敌人总是利用我们雷达探测范围中的固定弱点，避免过早被我发现。对于德国人的雷达我们也是同样：当飞机接近目标时，飞行高度几乎都很低，即使远程“爱神”雷达站也无法做出有作战价值的预警。要在远距离测出飞机的确切位置，首先取决于各种人和技术上的因素。我们都知道，大型地物地貌附近实际上是雷达搜索盲区，因为这些地物地貌的反射波比经过它们附近的飞机的反射波强得多，因此轰炸机利用山地作为掩蔽进入目标区可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被敌雷达站过早发现。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调查机上安装了更先进的监听设备和测向仪。这些被人们称为“吉普”的先驱者们在标定雷达站位置方面变得更有经验了。只要掌握了大概位置，照相侦察机就对该地区进行普查，确定雷达设施的确切位置。有时则倒过来，照相侦察发现了第162中队未发现的雷达站，然后第162中队派飞机调查这雷达站的雷达型号和效能。
报务员除了侦听已知地面雷达频率信号外，还总是注意有无其它“噪音”。譬如一九四二年初，我们虽知道防御西欧的德军夜航战斗机部队中，有部分飞机安装了类似我方的空中机载截击雷达，他们叫做“机载雷达”，其无线电呼号为“埃米尔，埃米尔”。但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他们在地中海战区也使用了这种雷达。我们从Y部队截获的通信中得知。这些部队部署在南部，但他们并不一定有这些新式装备。如果装备这种机载雷达的夜航战斗机真的在地中海战区活动，我们轰炸机面临的危险就大大增加。甚至当我还在马耳他岛时，我已确知载有地面控制截击雷达的飞机已到了西西里岛机场活动，现在要靠第162中队监听与这种机载雷达有关的信号。
敌人使用波束导航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为预防起见，我们在中东早已部署了波束干扰器，一场大规模的无休止的无线电对抗战已经开始：双方对自己的装备都在不断地改进，同时也在不断地想方设法挫败对方。我们对敌雷达调查的协调任务落在司令部空军情报部四局中我们的办公室。但实际搜索计划是与通信兵主任参谋部里的“廷姆”辛普森和杰弗·马森这两位无线电干扰专家协商制订的，他们曾参与过对德军坦克通信的干扰工作。作战研究科根据第162中队空中监听日志，不断地编制新图，标出敌雷达在各个高度的探测范围。
在比勒贝斯第162中队工作期间是我最快活的时刻，他们让我跟他们到德尔塔附近进行近距离的空中试验，带我飞到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沙漠，有时还允许我操纵一下“温佩”(英国皇家空军熟知的威灵顿式机的俚语)的操纵杆。我十分钦佩这中队的勇敢精神和工作的自觉性。我经常设法为他们争取更多、更新的装备，但是由于他们工作的保密性，他们在维修、保养和分配新装备时总是轰炸机部队中不幸的“灰姑娘” [ 译者注：西方童话中一个被继母和姐妹所虐待的姑娘 ] 。可是如果没有第162中队的努力，要想计划空袭或在战区内护航就会困难得多。在个中队之所以能用陈旧的威灵顿式飞机(以我们的话叫做“废品机”)完成艰难的任务是由于飞行员的辛勤努力，也同样归功于地勤人员的献身精神。
有一次，海军计划从亚历山大发出一支护航运输船队，援助重围之中的马耳他岛，途中要闯过东地中海轴心国空、海军部队的夹击，他们特别需要了解德国人称之为“海浪节奏”的沿海侦察设施的最新情况，于是第162中队接受了一次以马耳他岛为前进基地的特别调查任务。有一位飞行员回到开罗时高兴地告诉我说：“我们飞得很低，我不得不用风挡玻璃上的雨刷器扫溅上来的浪花。”
为取得作战室所需的情况，我们的飞行员公不惜冒最大的危险，有些人难免再也回不釆了。有的在海上被击落，尸体最后被冲到岸边；有的当了俘虏，还有人则再无音息。飞行员一旦不能按计划飞回基地，就可能是被敌人击毁，但更经常的是发动机发生故障，在飞行员安全返回之前，我们一直要为此担忧。他们成了我的特殊朋友，我深切感到对他们所负的责任。
第162中队在导航和搜索方面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上级有时分配给他们一些非常特别的任务。一九四二年五月初发生了一次事故：南非陆军航空兵的三架“布来汉姆”式飞机在一名空军少校带领下，在库夫拉绿洲附近进行侦察训练演习中失踪了，地点在德尔塔以南沙漠深处。训练的目的是让飞行员了解沙漠飞行导航的问题，因为沙漠中有无数的沙丘，很难辨认出哪个是地图上为数稀少的地标，加上沙暴就更容易把人搞糊涂。这个飞行小队完全迷失了方向，不得不降落在沙漠中。孟买式飞机中队搜索了近一个星期都无效。当地“远程沙漠大队”的部队又进行延伸搜索，也未能发现失踪飞机的线索。最后他们问英方第162中队是否有办法。拉舍空军中校和D．G．“邦迪”沃伦空军中校欣然接受了任务。失踪飞机去向的唯一线索是一个星期前在四百英里以外马特鲁港的无线电员收到过一个微弱的信号，可能是失事飞机发出的，但这信号也只能提供一个大概的方位。沃伦按此方位作方形搜索，四天之后终于找到了这些失踪的飞机，并在沙漠中着陆救出了幸存者。除了一名下士外，其余全部牺牲，还有一人开枪自杀了。达名下士经受了严重考验，是他向我们报告了情况。沃伦由于在搜救工作中表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受到通报表扬。
所有飞行人员都害怕在沙漠中迫降，那里一片荒芜，毫无标记可寻。沙漠中高温酷热，又无遮挡，飞行员除了一些急救食品和水外，便一无所有。第162中队曾有一架飞机在班加西以南数英里处迫降，当时前线还在数百英里以外的东方，飞行员们决定向南步行，希望能遇到远程沙漠大队从绿洲来的巡逻机。他们果然碰到好运遇救了，但是驾驶员后来告诉我他严重脱水，在被救以后近一个星期都不想小便。
一九四二年六月，部队越来越需要了解敌人雷达的部署情况哪怕是远离战场的雷达站。为此，第162中队扩大了很多。海军想了解在撒丁岛有无可发现我从其西面去马耳他岛的护航运输船队的雷达站，护航队在何处可能被敌人发现？潘特莱里亚岛上的雷达设施监视着这段危险的狭窄海域，它们是什么型号、性能如何？第205大队需要掌握敌雷达网的弱点，以便安排轰炸机袭击巴尔干和昔兰尼加等地的目标。特别作战室急于了解敌沿海什么地方最适于登陆，马耳他知道岛上几乎没有什么飞行活动，西西里岛雷达站也不再监视他们，但在对诸如塔兰托港的攻击时，从东部尔后再转向北方的航线是否就是最佳方案？那不勒斯港有无雷达站，如果有又是什么型号？第8集团军和沙漠空军需要知道沙漠地区敌雷达站的确切位置；第276联队也要求我们帮助监视敌中频信标台。情况搜集要求似乎是一张永无结尾的清单，他们想要得到的都是高度机密的情况，非得下大气力不可。
菲利浦·贝克失踪后很久，上级才派给我们一名通信技术军官接替贝克。他是艾伦·马莱空军中尉，同其前任一样，他要在敌领空进行无数次飞行，记录和分析雷达信号，并训练那些即将成为第162中队的威灵顿式飞机的特别操作手。艾伦是个乐天派、工作十分刻苦，在中队很快就出了名。他的杰出工作得到公认，后来被授予优秀飞行十字勋章。
阿拉曼攻势之后不久，该中队又开始从事空中干扰工作。这次要用改进的“推挤”干扰器干扰敌坦克的无线电通信。这次比以前更成功，但仍不幸地牺牲了不少飞行员。西部沙漠空军司令充分赞扬了中队可贵的工作，包括他们的轰炸活动。轰炸虽是他们的附带任务，但对整个战役却有不小帮助。让他们参加空袭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他们不仅可借此伪装成普通轰炸机迷惑敌人，也有助于鼓舞参战的空、地勤人员的士气，当他们直接命中托布鲁克港的一艘船和附近的油库时，比勒贝勒营地内就发出一片欢腾。
为集中打击敌从欧洲大陆通过地中海向沙漠地区隆美尔部队的供应船只，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识别敌人在地中海中部的雷达网。为加强这项工作，我们再向马耳他岛派出一个威灵顿式机分遣队，对撒丁岛－塔兰托－的黎波里地区进行调查，包括调查整个西西里岛地区，调查机常常在五百英尺的高度上飞行。在调查飞行时，有时我们也派出外语人员，例如R．弗雷斯科－科布上士和艾德勒上士等，他们是第276联队派来的，旨在监听敌夜航战斗机无线电话通信。
一九四二年秋，隆美尔在阿拉曼一仗败北，第8集团军和西部沙漠空军开始追击隆美尔部队之后，敌人雷达站不断转移，这就需对他们密切注视，找出他们的薄弱环节。十一月盟军在北非发动了“火炬”登陆战役，敌人对西地中海的雷达探测范围迅速扩大。当时多数敌人轰炸机来自于遥远的罗马和那不勒斯机场。我们的轰炸机就以这些地区为目标，第162中队再次从马耳他起飞，调查西起罗马、东至巴里的意大利沿岸雷达站情况。
监视整个地中海的任务过于庞大，上级故从英国本土的第192中队调来一支分遣队，负责地中海西部，第162中队只负责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一九四三年春，彼得·拉舍把第162中队交给乔治·斯科特中校指挥，中队基地也前移至昔兰尼加机场。
我们设法寻找轴心国雷达探测的空白和弱点，以便计划我空军进攻出航线。与此同时，德意空军也在地中海各地巡逻，报告盟国地面部队和海军进攻的准备情况。德国人没有波束导航，他们就更加依靠其它形式的无线电导航手段，他们迅速扩大无线电信标台和无线电测向台网。敌机飞行员通过选定的信标台获得方位确定航线。他们利用两个以上的信标台标定自己的确切位置。飞行员在完成任务之后又可通过某一选定的信标台飞回基地。因此我们应尽量地使敌信标台的作用减到最低限度，就像在西部战线的那样，对它们施放干扰或“模拟干扰”。菲利浦·琼斯上校曾在第80联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无线干扰经验，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在一些战略要地部署了干扰部队。
最初使我们头痛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各个信标台、确定其位置和频率。除此之外，这些信标站和测向台还不断改变呼号和频率。他们甚至有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以不定间隔九次改变呼号和频率，一个月之内使用的频率多达三十五种以上，如果你亲身经历了一九四二年底那段时间，你就可理解要跟踪它们的变化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但德国人的军事思想是十分讲究有条不紊、按一定方式行事的，我们的密码员利用了这一特点，再次识破了他们那些轮换的频率和墨守成规的呼号。
敌人每个月采用一套新的呼号和频率，但我们经过几天紧张的测向工作之后就可编出他们的轮换表。一旦有了此表，我们只需几分钟就能知道他们用的哪一项呼号和频率，并可预知某台下一次将使用的呼号和频率。对某一信标站的识别有助于我们破译该站拍发的无线电报，并且也有利于我们掌握敌军部队的调动情况，因为他们的飞机在返降通信时仍在使用部队识别标记。更有用的是德国人给某些信标站取了别名，如称帕基诺的信标台为“奥斯卡”，我们听到这别名后马上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并可知道他们是否在命令敌机按“古斯塔夫”信标台返航，如果此信标台返航就意味着飞机将在撒丁岛的卡利阿里降落。
一九四二年初，我们发现在意大利的黎波里塔尼亚、罗德斯和阿尔巴尼亚一带广阔地区，共有二十六个无线电信标站。被我截获的埃尼格马密码电报透露，敌人在地中海及其附近地区架设信标台的工作正在加速进行，他们甚至不惜削弱西部战线信标台能力。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希特勒当时是多么重视赢得非洲战役的重要性。但是在我们无线电干扰专家设法破坏敌多种导航设备的同时，德国科学家也在研究一种类似我们的干扰手段，第276联队和第162中队像在英国的同事一样，不断搜索敌人的干扰发射台。这些发射台不仅能干扰英国皇家空军的无线电发射，同样也可干扰陆、海军的无线电通信。
有时出现一些假警报，常常引起我们的担心。在这种令人麻烦的信号被识别之前，我们不得不进行密切的搜索。有时我们确定这个信号不是来自地中海地区，而是西部战线无线电信号的“跳越”波被我们接收，我们就很快解除警报。但每一个不平常的“声音”都要经过仔细调查，因为这声音也许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新的或更有效的雷达站，或是一种崭新的设备。当然这要靠侦听员们自觉地监听，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整夜整夜地守在机器旁，搜索着从中波至厘米波的每一个波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