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与沙漠·第十二
作者：艾琳·克莱顿 ·英国
出自————《敌人在倾听》
出自————《战争通史》
我回到开罗后，得知罗利和斯科特－法尼在勒旺岛，他正在视察驻该岛阿基尔的新建野战分队。在开罗我已积压了大量工作，我还要进一步访问亚历山大，加强这两头的联系。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德尔塔的护航运输船队，给沙漠和马耳他岛的前线部队输送补给。
尽管马耳他岛部队正英勇地阻止德军向其非洲兵团输送增援部队和补给，隆美尔部队仍逐步增强了实力，估计不久，他们会再次进军开罗。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驻在马吐巴地区和德尔塔，他们持续不断地袭击德尔纳和班加西，轰炸轴心国的昔兰尼加机场和希腊北部地中海沿岸和克里特岛，以减少他们对我们护航运输船队的威胁。但是由于失去了昔兰尼加前进机场，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战斗机越来越难以保护我们的海运。
Me．109F型战斗机又增强了德国空军的实力。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和小鹰式战斗机很难与Me．109F型战斗机匹敌。敌人有了先进的飞机作掩护，我们的对空防御又不足，他们就可对我前进机场狂轰滥炸并对散布在地面的飞机进行扫射。他们还对托布鲁克、西迪巴拉尼和马特鲁港进行了空袭，企图阻止我们从海路向第8集团军提供补给。同时，他们驻克里特岛和希腊的飞机对苏伊士运河区和德尔塔的机场不时地进行袭击。
二月十五日新加坡的沦落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困难。英国政府开始优先考虑远东，甚至命令从中东调出一些中东自己也很需要的飞机去保卫印度和缅甸。在俄国战线，德国人又在不断前进，并在黑海大量布雷。塞瓦斯托波耳已十分危急。现在我们发现在中东对东部战线无线通信的侦听效果比在英国好很多。我们的任务不断增加，特别是增加了对埃尼格马通信的监听任务。
苏伊士公路站德国科的资料整编工作由休、沃尔特斯和塞西尔·古尔德空军上尉领导。Y部队的主官是H．H．劳里空军少校，但他的主要兴趣是意大利空军，他对意大利空军已注视了好几个月。罗利认为，苏里对德国人进入非洲战场一事，相当生气，因为他不甘心让侦听意军的任务退居第二位。后来他被调回国，领导吉肯沙兹司令部，这是埃尼格马通信的主要侦听站。
为帮助我们处理越来越多的德国通信资料，空军部派来了几名德语情报官。他们之中有小队长维洛尼卡·莫尔和罗斯马里·霍斯特曼，他早期都在霍金奇和金斯顿与我一起从事过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罗斯马里后来成为我们战区内监视德军运输机活动的权威人士，由于他对德机活动的了解，以后数月中敌人就有好几架担任掩护在务的Ju．52型飞机被我截击和击毁。罗斯马里和霍斯曼特后来都受到了上级的电报表扬。
此时我们已派了一个野战分队到巴勒斯坦，我们的无线电接收范围由此向北延伸。德国人显然可能对土耳其发动攻势，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于是我们制订了一些为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的紧急计划。为了防止德国人对土进攻，罗利赶到塞浦路斯，讨论在塞浦路斯岛什么地方设Y部队的问题。我们也考虑派一个分队去伊拉克，这个部队应于当年晚些时候设在哈巴尼亚附近的马卡勃，目的是监听更北的俄国战线。我们对敌人通信的侦听范围应尽量扩大，但又不要漏掉任何有用的情报，这一点很重要。
幸好，我们当时已征募了相当多的巴勒斯坦空军外语人员，足以组成一个侦听分队，侦听西沙漠德军和意军的通信。这支分队在通信军官拉姆空军上尉领导下，配属给阿姆德战斗机前线引导台。在那里侦听到的通信大多属袭击我们舰船和前线机场的德国部队，意大利人当时看来主要集中力量保护向意大利本土输送补给的护航运输船队。
正像马耳他岛分队一样，这支分队的人员对处理敌人无线电话通信没有什么经验，虽然拉姆在金斯顿从事过几个月同样的工作。四月初，中东司令部情报付参谋长C．E．J．贝恩斯中校访问沙漠空军时，他们就问他能不能把我借调给他们，正如我不久前在马耳他岛工作一样，帮助他们解决这类无线电技术侦察中的一些问题。空军妇女辅助队领导，立即强烈反对，她们不同意把妇女辅助队的人送到未经它们事先视察过的地方去。但是总司令这时坚信我对他们会有帮助，他亲自过问此事，排除了反对意见，然后做出安排，让我尽快飞抵沙漠。
我离开开罗的时间由于沙暴而推迟了几天，我带了从肯·乔尔斯借来的帐篷，搭乘一架孟买式飞机到达马顿·巴古希的西沙漠空军后方司令部，从那里又乘布莱恩汉姆式轰炸机在多石的沙漠上空低飞了数英里后，终于到达了甘布特。野战分队长在那里迎候，然后我们一同乘卡车沿着颠簸不堪、尘土飞扬的公路去阿德姆。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乘车，给我留下的印象可谓终生难忘。道路两旁到处都是烧毁的德国、意大利、英国的坦克和车辆残骸以及扔得乱七八槽的汽油桶。沙漠中四处可见石堆，石堆前竖着粗糙的十字架，标志着那些令人伤感的孤坟，这是死者为他的祖国贡献了生命的唯一证物。我环视这荒无人烟的空旷沙漠，心想这一切是多么徒劳呵，然而，如果人类非要打仗不可，那就最好在这里打，以免毁坏城市和村庄。但我至今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认为老百姓是“天真无辜的”而牺牲了的将士却并不“无辜”，难道这些将士就希望杀人或被人杀死在这只有苍蝇才会孳生繁殖的荒野地里吗？
我失神地想着，几乎未注意我们已到了十字路口，右边通向托布鲁克，前面是通往敌占区的路，沿左行就到“季节河”或干河床，战斗机前线引导台和第4野战分队就在那里。戴红帽子的宪兵示意我们停下，告诫我们别离开主道，因为主道附近有不少未爆炸的地雷。突然他看见我坐在司机旁边。
“上帝，一个女人！”他惊奇地说，并且好像见了鬼似地向后退了一步。
分配给我的帐篷在驻地边远角上靠近野战分队的地方，这是座半地下的帐篷，既是为了隐蔽和凉快，也是傻乎乎地希望能借此减少风沙，而风沙却把帐篷里每件东西都厚厚地盖上一层尘土。分队长带我看了驻地边远处的食堂帐篷。这里的公共厕所是用帆布严密围起来的，他告诉我，如果我要用公共厕所时，最好大声歌唱，以防外人撞进来。他说，一天的用水和饮水只有一瓶。拉里说，像我这样的姑娘比男人们幸运些，因为我不像男人们每天早晨都会遇到一个难题：究竟用这珍贵的水刮胡子好，还是留着喝杯早茶。
到全是男人的食堂就餐，我仍有点胆怯，但我还是鼓足了勇气游荡到主帐篷，一进去马上就有人问我要想喝点什么。“一杯加水的松子酒和莱姆果汁。”我回答说。他们就给了我一罐很不卫生、罐底还沉淀着泥的流汁。由于我的飞行员朋友们警告过我：“他们可能要耻笑你，”因此我还是把它喝了，这饮料好像是掺了漂白剂和酒的盐水。
“啊哈！”我想：“让他们瞧吧，这回该我嘲讽他们了。”我一声不吭，把这罐水一鼓脑儿地全喝了进去。
于是我们坐下来吃晚饭，一杯杯的茶在桌上传递着，这茶也有盐水味，可是每个人看来都喝得很愉快。有位飞行员漫不经心地对我说：“这里的茶是污浊的，但你会习惯的。也许我们太靠近托布鲁克，水相当咸。我们在不远几英里的地方倒是发现过一口淡水井，可井里有几个德国佬的死尸，医生宣布井水不能饮用，真遗憾！这简直糟透了。”这时我发现他们并不是在嘲弄我，心里也就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晨，万里晴空，德国空军甚为活跃。我为野战分队和在防空壕的战斗机调度室做了很多工作。无线电接收除天电干扰外，总的情况是良好的。巴勒斯坦外语人员对敌军通信作了很多记录，大部分是夹杂一些代号的明语。其中不少与德国空军在西欧用的完全一样，使我大有回到英国之感。
我很快证实了在高频通信中有一个包括战斗机、战斗轰炸机、俯冲轰炸机、侦察机、观察所和前沿炮兵部队的综合通信网。因沙漠里坐标物很少，位置往往以编号的方格坐标标定。过了不久，我断定敌人将该地区共划为九十六个坐标方格，参数采用数字加数字或数字加字母的形式。后来，我们还发现他们每两周换一次坐标代号。
通信中很多是地面引导观察哨对飞机的指示，包括来犯敌机的高度、航线和数量。当敌机向基地报告其飞机损坏情况、要求强行着陆或报告胜利时，我们可听到他们飞机之间的通信。我们也监听俯冲轰炸机、战斗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的通话以及编队长下达攻击命令的信号。这对第211大队的前沿战斗机引导台和西部沙漠空军司令部都很有用，因为这可以补充雷达站和被称为前沿观察哨的无线电分队提供的情况。
当我第二天醒来时，发现风沙更加凶猛，敌我双方都无飞行希望。气温骤升到华氏一百度以上。最后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自己去食堂吃早饭，我自信知道食堂的确切方向，于是我走出帐篷，在满天沙石旋风中摸索前进，这天气非常像伦敦的那种黄色浓雾。我一下子就走到了一条狭长的壕沟。“缺乏方向概念。”我自言自语，“你显然应向右一点走。”我又向前走了一段路，希望能见到一些标志。但我又想这多笨啊！最好还是回自己的帐篷去，等风沙停了再来。于是我决定往回走，我觉得我是在按原路返回，可是走了一阵子之后终于明白了，我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根本听不到驻地的一点儿动静。
过去有人告诫我说，如果一个人在沙暴中迷失了方向，唯一可行的事就是坐下，尽可能隐蔽好，以减少体内水分的流失，一直坐到底。我按此，尽可能低地蜷下身子。沙子在我周围飞舞咆哮，砂砾灌进了我的鼻孔、耳朵和嘴。我感到非常孤独。这样挨过了几个小时，而风沙好像是无终无止似的，我变得相当惶恐。后来沙暴暂短地缓和了一些，我便四下张望，才发现了驻地，我已在季节河很远的那一边。原来我刚才的方向大错特错。我赶紧趁沙暴暂缓之机回我的帐篷。我一边走一边骂自己是个大笨蛋。那天我只把这件傻事告诉了一个人，并要他发誓保密。“对鬼都不许说。”我要求，“你知道他们会说……，不知死活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
气象预报第二天不宜飞行，最早也得等到晚上，看来沙暴总在晚上停。因此，前沿引导台司令A．D．“姜”·默里空军中校建议我们大家到托布鲁克去游泳。我们沿着布雷区之间一条坎坷不平的路向被炸毁的港口驰行。地雷区都以骷髅和十字交叉的两根骨头作为标记。但由于气温太高，我们的卡车行驶不久后就抛了锚。一个南非人的一棵枯死了的胡桃树救了我们，他还给了我们一杯茶，由我们六个人分喝。后来在托布鲁克游泳，大家尽情地洗净了身上的灰沙。
第二天我花了一些时间在甘布特空军司令部与第211大队通信主官乔治·巴德科克空军少校讨论通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他当了第211大队情报官之后的好几个月里，他对我帮助极大。沙漠空军行政官“汤米”·埃尔姆赫斯特空军准将(以后升为空军中将汤姆斯)和第211大队司令盖伊·卡特空军上校渴望能得到Y部队的一切情报。我们在一起就如何将所获消息尽快送到战斗机引导台以便与其它情报资料综合使用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
几天以后在阿德姆发生了一次事故，这次事故之后，人们、特别是野战分队的人才从心眼里接纳我在沙漠工作。事情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常和伙伴们外出野营，那时别人教我们每天早晨将我们的毯子晾在帐篷牵绳上。有一天早晨我正把我的毯子抖开，我听到尖叫声。一名野战分队的空军战士、叫做“金格尔”的小伙子在垃圾场烧垃圾，他无知地在垃圾上倒了一些汽油。汽油一点着，瞬眼间他就陷身于火焰。我母亲还是学生的时候，她曾在科学实验室的一次事故中被烧伤过，我们都懂得一旦发生这类事，我们应抓住手边的任何东西设法把火盖灭。我本能地拿着毯子冲了出去，用毯子把这可怜的小伙子包了起来，灭了火。令人伤心的是当他乘医疗船回埃及时，船被击沉，他也溺毙了。
我在阿德姆和甘布特之间继续工作了几天。只要战斗有空隙，弗雷德·罗齐尔空军中校(现在是弗雷德里克空军上将)和战斗机联队长克莱夫·迈耶空军中校总是带我去见见分散在各机场的空军中队的官兵，指挥西部沙漠的空军军官“马里”·科宁汉姆空军少将曾英明地下令，中队所有成员，无论什么军阶都要在食堂集体就餐。他认为他们如果能同战斗共生死，也就应同娱乐共休息。我访问了一个利用Ju．52型残机的机翼作酒吧间的澳大利亚分队，我发现所有的人都留蓄着大胡子，但过一会儿午餐时再见到他们，很多人把大胡子刮掉了，真有意思。他们在我去之前已好几个星期不像人样，这不能不触动一个女子的怜悯之心。
我计划回开罗的那天早晨，醒来发现全身几乎盖了一层沙。我附近的一个帐篷中住着盖伊·卡特，在甘布特时他曾把他的篷车慷慨地让给了我。当他从帐篷里钻出来时，那模样酷似一个印第安人。这里的沙真是无孔不入。我乘车去机场，希望天气晴朗能起飞。在车内等飞机时，司机告诉我头一天晚上空军的一些士兵们在食堂谈论我应不应该到沙漠来。
“你们的结论是什么？”我问。
“夫人”他回答，“原则上，我们认为这不是女人来的地方。虽然我们知道你是个军官，但我想你在这里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会有点自惭形秽。”既然这天已无机会起飞，我就叫克莱夫·迈耶在那天晚上带我到空军食堂去。
风向变了，风向转为逆风，沙暴也停息了，实实在在地下了一场暴雨。我可从前沿地域启程回来了。我搭乘一架李萨特尔式侦察机回马顿·巴古希，坐在面朝后的枪炮手位置上。当我们在哈勒法亚与西迪·巴拉尼之间的途中由于沙云的影响而低飞时，突然发现一架敌机明显地以曲折航线向我们飞来。我们飞机的上士驾驶员也推大油门开始躲避飞行。他强作镇静地问我：“你会打机枪吗？”在此之前我曾表示出对机枪相当感兴趣，但这会儿我还是满心高兴地听他匆匆地向我解释了一遍应当如何使这家伙。遗憾的是，那架飞机转了方向，朝海的方向飞走了，我没用上机枪。使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参与了对付西迪·巴拉尼的突袭活动。
当我们抵达后方空军司令部时，我遇到了一群令人尴尬的记者和新闻摄影记者，包括塞西尔·比顿。前不久希腊国王飞往前线之前刚接受了他们的采访。我们完全预料到，当他们见到一位姑娘从一架显然是由前线归来的李萨德尔式飞机上走下来时会多么感兴趣。他们十分惊奇地想知道我在前线从事什么工作。我当然无意奉告。当我在等下午回开罗的飞机时，我搪塞了他们一大堆不连贯、琐碎的问题。我告诉他们，穿裙子上飞机很不方便以及在飞机上用“普赖马斯”火油炉烧热熨斗熨裙折等。虽然公共事务长官和我明确告诉他们别提及见过我，《每日邮报》和英国联合新闻社的《麦克米兰》还是向英国发回题为《在沙漠前线的艾琳与裙子》和《第一位皇家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去利比亚工作受到德国战斗机的袭击》的文章。妇女辅助队联队长得知这些文章后，她严厉地训斥了我，不公平地拒绝我的申辩，不相信这是记者失信。特德知道我受到谴责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告我不必理睬“那漂亮的女人”，他毫不隐晦地表示他不能容忍她。
我回到开罗后，医生诊断我得了赤痢，怪不得我的胃老是与我过不去，我不得不住几天医院。这里真令人烦恼，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但很幸运，尽管护士抗议，罗利还是同意在他北上贝鲁特期间(贝鲁特现已建一支野战分队)让我在医院里做一些工作。俄国战线天气较好，德国人的春季攻势正在向前推进。特别是由于我们的苏联盟友几乎不了解在他们自己战区发生的事态，我们从这边战线听到的片言只语都很重要。海军正打算从海上向第8集团军输送供应。他们也正在计划向马耳他岛派一支护航运输船队，马耳他岛目前极度缺少食品供应。我们一举一动都在德国侦察机的监视之下，而苏伊士公路也在密切监听他们的侦察情况。看来他们一旦发现目标，几小时之后必然派飞机来进行攻击。由于我们Y部队密切监听着他们的活动，我们可向部队建议轰炸哪些目标为宜，例如敌人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希腊、克里特岛以及多德卡尼斯群岛等敌攻击机起飞的基地。在沙漠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隆美尔正准备发起新攻势。如果他夺取了我们的前进机场，我们保护护航运输船队的形势将更加严峻。
我在前线感到一种大风暴来临前奇异的宁静。Y部队获悉(又得到侦察机报告的证实)：轴心国正在集结部队，包括在昔兰尼加集结了相当多的增援飞机。为应付这一局势，沙漠空军正在不断地发起攻击，特别是对敌机场的袭击。我回到开罗约两周后，隆美尔终于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这荒凉、多石的辽阔沙漠再次成了激战战场。敌人的斯图卡斯和战斗轰炸机向我坦克、炮兵阵地俯冲投弹，Me．109F型战斗机和意大利的马奇式战斗机在我车运队上空横冲直撞，我们的驻地也受到敌机扫射。我们为野战分队的安全尤为担忧。他们报告说，炮弹地震似地爆炸使地面的一切都遭到破坏。在前线双方坦克对阵冲击，在黄沙中压出千万条坦克车迹，战场上尘土飞扬，双方的兵力和装备损失惊人，托布鲁克以西的英军阵地在六月中旬几乎丢失殆尽。沙漠空军力保其前进机场，现尚剩阿德姆仍在坚守。
我们和空军的无数英勇事迹中，野战分队中巴勒斯坦空军士兵坚韧不屈地坚持监听敌空军的通信的事迹尤为突出。身为希特勒铁蹄下逃生的犹太人，他们十分清楚一旦被俘，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他们的本能本会使他们早早逃掉，但他们一直坚守在无线电监听机旁，直到五月二十六日德国人的坦克离他们只有几英里时他们才撤退。直至英军战线再度巩固之前，他们由于缺少睡眠，整天处于半睡眠状态，然而他们却坚持了监听工作。现在他们将撒到后方机场为战斗机引导台提供重要情况。从这时起直至欧战结束，野战分队从无间断过对敌无线电话的监听。
当我们的加扎拉防线坚守不住时，我们把监听德国人无线电报的前线分队——第1野战分队——撤出了西迪·巴拉尼。他们在马顿·巴古希曾试图再展开工作，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撤到亚历山大附近的德赫拉。这时，整个中东局势已令人十分焦虑，英军已制订了尽可能撤出驻德尔塔人员的紧急计划。开罗的居民中已产生明显的不安情绪。亲轴心国的人士正在计划为隆美尔胜利进城开庆祝会，犹太人和东方人非常丧气和害怕。
在这片混乱之中，罗利·斯科特－法尼不得不赶回英国到空军部去商议，让我留下作为Y部队的参谋军官守城数月。无论在勒旺岛或在沙漠，我都习惯了在他走后接替他的工作，但现在每天都发生了越来越棘手的问题。我在苏伊士公路和通信部门中那些忠实的同事帮助我对付眼前的局势，但六月底有一件事给我增加了相当大的忧虑。作为撤退计划的一部，我向叙利亚派出一支Y部队特遣队，他们不幸进入克利特疟疾重传染区，许多人都病倒了，部队的工作几乎停顿，而这正是我们需要他们截获每一份敌通信的时候。
同时，在“灰枕头”，一旦我们不得以从开罗撤走，除一些重要文件外，所有的东西都打算销毁。一天，陆军和空军司令部大院开始焚烧大堆废物，浓烟布满天空、阵阵热旋风卷起未烧尽的秘密文件碎片飞过屋顶又飘落在开罗的大街小巷，这一天后来被称之为“星期三焚烧日”。托布鲁克·苏卢姆或西迪·巴拉尼伦陷之后，每天都传来了我们的朋友、未婚妻或丈夫失踪或在前线恶战中牺牲的噩耗。但我没有时间悲伤，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
我们住的公寓成了疲倦不堪的飞行员的招待所，因为他们在沙漠或马耳他的战斗中总要设法得到一点暂短的休息。他们到达开罗或亚历山大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痛痛快快地泡个热水澡、刮胡子和理个发。当他们感到自己有了人样之后，就出现在旅馆和格齐拉体育俱乐部。但我们发现他们很多人只想在某人的家里安闲地坐坐、清点一下他们的东西，我们妇女辅助队成了他们的“万能大婶”，为他们在家的妻子或母亲买礼品，或为他们的中队购物，但最经常的事却只是“听”，听他们谈自己的希望和忧虑。素不相识的人会到你办公室自我介绍他是你朋友的朋友，到此地度几天假、美餐几顿。他会邀你抽时间与他一起出去吃晚饭。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太忙无法接受邀请时，就要打电话请一位女友应邀。而且我们总有一些舞会之类的活动请他们参加。回忆当时的情形，这也许是我们最有意义的贡献。我记得当时有个小伙子叫“斯温”，他看起来比我弟弟还年轻。但他是一位勇敢而称职的空军小队长。他最大的乐趣是到我房间来，我端一个铺着茶巾的茶盘，上面放一瓷杯茶请他喝，这样使他感到又文明了。他只是个孩子，后来在西西里岛战斗中牺牲了。当我收到他年迈的双亲的来信时，我不禁流了泪。他们感谢我，感谢什么呢？我只是与他相处了一会儿！我想这对他是很珍贵的。
敌人几乎兵临城下，开罗由于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实行了灯火管制和宵禁。气温已上升至华氏一百一十五度。我在给我母亲的信里写道，由于超量的工作和令人窒息的炎热，我实在精疲力尽了。我还提醒她现在战斗的胜负确难预料，如果一时得不到我的音信请不要牵挂。
七月初，西部沙漠空军部发来申请，要我飞往阿拉伯堡(埃及)，解决由于分队撤出和改组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沙漠交战即将开始，空中作战司令部认为我还是留在亚历山大为好，一架李萨特尔式飞机每天来接我。该飞机的驾驶员通常都是前几次接我去沙漠的那位。有一次我去沙漠时，他发现在我们上空出现一批Me．109型敌机，对我们十分不利。他紧急降落到一前进机场。我在基地附近一个十分孤立的地方见到一个军官，我问怎么去找我的分队。他有点专横地建议我去食堂问问。我不知道军医已命令拆除了那里公共厕所的帆布屏帐，说这些帆布有助于滋生苍蝇。于是此事成了空军人员取笑我的又一事件。这时我又得一诨名“铁链车轮”这是英国空军对刚入伍的女兵的称呼。
当我抵达第211大队肘，我发现该大队的人已承认野战分队是极其重要和不可分割的作战情报来源。这里的情况不同于英国，在英国，战斗机司令部主要关心的是防御问题。西沙漠空军却与地面战斗的进展密切相关，空战成功与否要以他们保障地面部队前进或后撤时所起的作用来衡量。空军的职责是报告地面行动：观察敌、友地面部队的规模、类型、行动方向、疏散或集结，当然还包括对空中之敌的实力和其有效性做出估计。这些情报很多来自Y部队——埃尼格马通信和低密级通信。由于一系列的进攻性作战行动意味着陆、空部队之间需要保持最为密切的协同，特别是当前沿战斗机大队对地面的扫射和轰炸任务增加时，陆军与空军的Y部队就需保持不断的联络。
当我们无线电话侦听分队配属给西沙漠战线之初，大队情报科与作战室分处两地，但现在作战与情报部门已经一体化，空军部要求一名训练有素的Y部队军官(诸如在马耳他工作过的杨德尔空军中尉)在前线作战室全时值班。这时的作战室设在广场中心，上面搭着帆布棚子，里面放置一个标图台，广场周围布置了一些工作车。Y部队军官的职责是使引导员了解与当前作战密切相关的无线电截获情况，并对照其它来源的资料，对敌人的空中活动做出估计。这样，作战室在任何时候都可全面掌握敌空军实力、编组和作战方式。
由于情况和驻地不断地变化，关于敌人的一切情报很快就会过时，野战分队要想跟上形势的变化就需顶住很大的压力。一九四二年冬季攻势开始，第211大队的两部蛙跃式交替前进，各部均需一名Y部队军官和一个野战分队，因为机动作战流动性大，Y部队工作的好坏基本上取决于能否将情报及时送到调度员手里。保持地面有线通信非常困难，加之无线电通信中所需的译电时间势必影响到情报传递的时效性，野战分队本身因此必须部署在战斗机引导台附近，这点十分重要。敌人在阿拉曼战线的撤退一旦受阻，他们的作战行动常常会从沙漠空军的控制区内蔓延到负责德尔塔防御的第252联队的防区，我们就应把截获的敌无线电话通信整理成文，随时向第252联队提供，而过去一段时间内他们仅仅收到有关敌无线电报通信的资料。
那时引导我沙漠战斗机截击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两个雷达站同时同一目标，而这正是无线电话野战分队可助一臂之力的地方。野战分队靠监听敌人的无线电话，可在敌战线纵深七、八十英里处第一架斯图卡式机起飞时就预报敌人的进攻性行动。这就是说前沿雷达一旦发现敌护卫战斗机在集结点上盘旋时，马上就可标定其位置。最重要的行动是要在尽可能远的前方截击敌机以挫败他们对前线部队或海军护航船队的轰炸，这就必须使我们的战斗机及时升空，在敌机航线上伏击敌机。
第4野战分队的人员现在已熟悉了这种通信，同时也熟悉了掌管敌机中队的每个引导员。美国第9航空队的戴维斯·H．莱克少校在他的报告《西部沙漠的引导截击》中提及他们时说：“他们几乎可以听到敌人在想什么。”我们的战斗机部队仅凭借侦听到的德、意无线电话情况，就多次组织部队紧急升空迎敌。第211大队最先承认，在阿拉曼进攻前宁静阶段时所取得的许多胜利都应归功于野战分队的部队。
那时，德意的主要引导台部署在达巴和富卡地区。他们按固定昼日频率播发无线电通信，其中大多按德国昼夜战斗机正常电码本上的码字和密语，位置采用坐标方格网或地名基准点标示。负责整个调度网的调度员是“肯戈3”(肯戈1和肯戈2为其下属分队)，呼号为“基比兹”的分队负责提出对英美空军的观察报告。根据战俘供认的情况和缴获的文件，我们可很快判明敌各部队的呼号，所以我们听到“埃尔布”飞机出动，就知道是第27战斗机联队第1大队，“萨德”就是第27战斗机联队第2大队的呼号，第3大队的呼号则为“多恼”和“蔡西希”，我们知道第3大队是战斗轰炸机。斯图卡式飞机用的呼号为“韦斯普”和“伊萨尔”。陆军协调分队的活动用“德拉根纳”的呼号。呼号后的数字表明这些飞机属于哪个中队，而且我们的巴勒斯坦侦听员就像金斯顿的皇家空军妇女辅助队员一样，也能从通话中辨别许多德国飞行员的声音。
意大利的大部高频无线电通话是第3、4战斗机强击机团“马奇”202型机的密语。有一段时间意大利空军胜于德国空军，他们采用方格参数，但这也容易把他们自己搞糊涂。于是他们后来又回到原来所用的罗盘方位，给某一点以数字代号。“阿基拉”引导台向飞机发指示、询问和警告该地区出现其他敌机等情况，而飞行员的通话则是要求地面站发布命令或报告战斗情况、伤亡情况等细节。所听到的地面站中还有下属引导台“帕浴”，它引导在沿海地区和护航船队上空巡逻的飞机，这种通信中有很多有价值的情况。意大利空军指挥员，不像德国空军，他们常以飞行员的名字来呼叫，因为那时只有一架编队长机或另一架马奇200型机和CR42型机才装备了无线电发射台。我们可听到他们的引导台命令该编队飞机飞到机场上空以及摇晃机翼作信号，表示已收到命令。但这种情况不久就变了，所有意大利飞机都配备了发射台。
就在阿拉曼攻势前夕，我虽知道意大利空军在广泛活动，他们通常作为战斗机联合扫荡或作为斯图卡式机的掩护，但他们升空之后就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我们几乎就听不到他们的通话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尚无答案，我们确实收听到他们地面无线电长时间的调谐。我们虽未侦听到他们的任何实战通话，但知道他们在飞行。我们推想，这些飞行员在起飞前一定已接受了命令，以后则采取“跟随领队长机”的方式，目视德国人飞机的指示。只在紧急时才打破无线电静默，他们在通话中很少提到具体的德国飞机，而只是以“朋友”或“队长”相称。
侦听德、意无线电话只是我们很小一部分工作。我们侦听的大部分通信是敌地面部队之间的通信，或与敌侦察机、轰炸机和运输机有关的无线密码电报。为了处理侦听到的无线电报，特别是使用埃尼格马密码的频道空前增多，我们的编制也随意不断扩大。除苏伊士公路司令部外，我们共有六个野战分队，大家一致赞成我们的侦听分队应扩大为联队一级。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第276联队诞生了。为处理日益增多的工作量，中队长C．F．戴维斯从直布罗陀调任为联队情报主官，新任联队长M．K．斯蒂芬森空军中校也上任了，还有许多无线电员和情报人员陆续抵达。联队的外围站很快就从西部的马耳他岛延伸到东部伊拉克的哈巴尼亚地区，我们侦听的范围极大地增加了。
